悼念叶永烈：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fuqiangqiang

5月15日，著名科普作家、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先生在上海逝世，享年80岁。

生前，他对自己的创作做过一次数字归纳：

前段时间我整理了我的科普作品，叫作《叶永烈科普全集》，有28卷，1400万字；我的纪实文学作品是1500万字；还有行走文学，《叶永烈看世界》21本，现在已经全部出版，500万字。

这个数字似乎还没有包括他晚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上海三部曲》，也有135万字。

我知道他是一个高产作家，但没有想到这么高产。

他的作品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其中也包括我。

我和他素不相识，但似乎也有一点缘分：

他的第一篇科普文章，是在我的家乡湖南邵阳写的（详见后述）。

我在一家通信企业工作，我们企业向社会提供的第一个无线电话产品“小灵通”，得名于叶永烈的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那是1996年，UT斯达康公司得到叶永烈的无偿授权，将他们生产的个人手持式无线电话命名为“小灵通”。

当然，我也是叶永烈多年的粉丝。我的个人藏书有限，昨天随便一清，居然也找到7本他写的书。

此刻，除了谢意，还有敬意。

叶永烈首先是一名优秀的科普作家。

据他自述，他走上科普道路，与一次湖南之行有关。

1958年9月，正值“大炼钢铁”高潮，全国各地很多新建的“钢铁厂”和地质队急需化验人员。周总理亲自建议：派北京大学化学系师生赴各地支援。当时，叶永烈是北大化学系二年级学生，和部分老师、同学被派往湖南省邵阳县“下塘云钢铁厂”，他担任化验员和培训老师，紧张工作了100天。此间，他以“县化验室叶永烈”的名义写了《两种矿物肥料介绍》和《度量衡的换算》两篇科普文章，分别刊登于《邵阳报》和北京的《科学小报》。

1959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书《碳的一家》，引起了《十万个为什么》的编辑曹燕芳的注意。

1960年，他成为科普丛书《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

1961年，他21岁，创作了中篇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预言未来将出现智能手机、智能手表、无人驾驶汽车等高科技产品。这些预言，大多已得到了验证。

1963年，他从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当时实行六年学制），分配到上海某研究所，一度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后调入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

1976年春，他发表了文革后期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石油蛋白》。

1978年8月，他在17年前创作的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得以出版，大受欢迎，前后印了400万册。

1981年，叶永烈担任导演的电影《红绿灯下》获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科教片奖。

1984年后，又出版了《小灵通再游未来》《小灵通三游未来》。

但叶永烈注定不只是一个科普作家，因为他的目光超越了科技领域。

1980年代初，他写了10万字的科幻小说《爱之病》，预言爱滋病将进入中国并带来强烈冲击，被一些人认为是无事生非。

他在《科幻世界》杂志上发表了《巴金的梦》，预言将来一定会实现巴金老人的梦想，建立一个牢记历史的博物馆，当然又犯了忌。

1984年之后，叶永烈从科普作家转型为纪实文学作家。面对《北京晚报》采访，他说明了原因：

一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四十而不惑，更多地考虑国家的命运，时代的召唤，觉得科普作品难以表达我的思想；二是在1983年底我的长篇科幻小说《黑影》，遭到密集性的批判，我决心离开科普界；三是经过考核，我成为上海作家协会首批专业作家，从上海科协调往上海作协，意味着从“科”转“文”。

在纪实文学领域，叶永烈硕果累累：

他的“红色三部曲”，包括《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和《毛泽东和蒋介石》三本书，共120万字。

他连续出版了《江青传》《王洪文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后来，又把这四本书合并为《“四人帮”兴亡》一书，共150万字。

还有《陈云之路》《胡乔木》《陈伯达传》《沉重的1957》《反右派始末》等专著。

还有散见于各种报刊的大量纪实文章，如《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傅雷与傅聪》《九死一生献国策》，等等。

他以一人之力，重新梳理了中共党史，还原了多次政治风云、多个历史人物，破解了众多的历史之谜。

他的纪实文学，大都有很好的销量。似乎可以说，他的纪实文学是关于历史真相的科普。

难得的是，他的“红色三部曲”、《“四人帮”兴亡》《陈伯达传》《胡乔木》等重要著作，都经受了中央权威机构的审核。

这些成绩，不仅远超大多数学者专家，也胜过了很多研究机构。

叶永烈纪实文学的成功不是偶然的。除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环境比较宽松外，至少还有他自身的几个因素：

一是善于选择传主。2017年5月23日，叶永烈在湖南理工学院向该院师生传授经验：

我写传记有几个原则：第一，知名度高，透明度差；第二，最好是没人写过；第三，这个人的生死可以折射一段重要的历史，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他本人健在的话，能够接受我的采访。

如果传主去世或者传主无法采访，但是能够采访深知传主的人，也可以写。他不写那种根据资料拼拼凑凑的作品，更不写“复述”式的作品。

二是开创了新的纪实风格。他在《我的纪实文学创作》一文中写道：

我先是看了两类书：

一类是中共党史专家们写的专著。他们的书，论述清晰，史实准确，但是可读性差，近乎教科书。

另一类是小说家写的，如唐人写的《金陵春梦》。他们的书，可读性强，文学色彩浓厚，但是虚构成分颇多。

我决定走“中间道路”，介乎党史专著和历史小说之间，扬长避短，吸取两者的长处，克服两者的短处：既求史实的准确，又讲究作品的可读性。

三是勤于采访，严于考证。

作为理工男出身的作家，他的个性和文风比一般作家严谨得多。

叶永烈坚信：“纪实文学是跑出来的。”“七分跑，三分写。”

有朋友提醒他：写纪实文学，不仅要有“文”，有档案文字资料；也要有“献”，即当事人的口述。

所以，他不仅经常跑档案馆、图书馆，也非常重视采访当事人，开展实地调查。

他曾三次采访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第一个把逮捕“四人帮”等人的细节公布于众；

陈伯达出狱后直至去世，叶永烈是唯一的采访者；

他采访过年逾九旬的党史重要人物罗章龙、郑超麟、王会梧；

采访过全国闻名的“右派分子”陈仁炳、葛佩琦；

采访过文革名人王力、关锋、戚本禹、毛远新等人；

采访过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张闻天的夫人刘英、陈云的夫人于若木、田家英的夫人董边，等等。

不少当事人在接受采访不久，就去世了。所以，叶永烈做的走访工作是对历史资料的抢救。

由于积累了大量文献资料，他的家成为一个“私家博物馆”。

后来，他把这些宝贵的采访录音、文档资料捐献给了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也已完成这些资料的数码化。

为了写作，叶永烈也付出了代价。

文革期间，他被迫封笔8年，饱受煎熬。

终于可以写作后，他就拼了命地写。他对《北京晚报》记者说：

一年到头，我没有周末和星期日，也没有节假日，我也没有退休日，我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特别是放长假的时候，电话很少，而我又从不在长假外出旅游，使我能安安稳稳写作，这样，我的创作时间就多一些。

长期写作，导致视力下降。1991年因为“视网膜脱落”动过手术。术后，他不用眼睛，在一张纸上盲写，交给妻子誊抄。

不久，左眼彻底失明，右眼也有800度的近视。为了继续写作，1992年，他购买了一台286电脑，是第一批利用电脑写作的中国作家之一。

他是上海作协的专业作家，但为了减少各种麻烦，从不报销差旅费用。

纪实文学涉足历史，经常遭遇雷区。虽然叶永烈机敏过人、身段灵活，难免也有受挫、受委屈的时候。

在《出没风波里》一书中，叶永烈引用了北宋范仲淹的一首《江上渔者》作为题记：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世人只喜欢鲈鱼的鲜美，只看到渔舟的潇洒，只有渔夫自己才知道打鱼的艰辛。

当然，叶永烈的传记文学也有一些不足。

“高产量”和“高质量”是一对天生的冤家，几乎不可能和平共处。高产之下，难免也有瑕疵。

在《黑红内幕》一书中，叶永烈说：

我以“两确”作为写作原则，即史实准确，观点正确。

但严格说来，观点只有相对的正确，还要经受时间的检验。和其他作家一样，他不可能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

读叶永烈的纪实文学，有一个突出的感觉：考证严谨翔实，文笔也够生动，但分析深度不足，往往浅尝辄止。

即便如此，叶永烈也很值得尊敬。他凭借一己之力，完成了大量考证、记录工作。特别是对文革史料的挖掘，对历史真相的科普。

毫无疑问，十年“文革”是二十世纪发生的大事件，不仅影响至今，还将长期影响下去。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迄今为止，这个《决议》未被废止。但由于种种原因，文革还有很多未解之谜。有些人（如极左分子）似乎也不希望后人知道真相。

所以，叶永烈的考证、记录工作尤其具有意义。这也是他最值得尊敬的地方。

昨天，正是发布“五一六通知”、拉开文革大幕的纪念日。一晃，已经54周年了。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