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旧闻：90后女生寻访文革与65岁老人书写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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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你身边的历史90后女生苇子的“文革”寻访与65岁杨霞丹的个人史写作
信息来源：2011.12.06 南方都市报 王晶 邵聪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杨霞丹，1946年生。2009年，杨霞丹开始个人史写作。图为1965年，杨霞丹(前左一)高中毕业。

苇子，1993年生。开设博客“90后的天空”，撰写历史学习文章，在同学间进行“文革”常识访问。图为寻访重庆红卫兵墓后，苇子在大门前留影。


重庆红卫兵墓园里墓碑。
我们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帝王将相史。小老百姓的渺小，简直连一颗沙子都算不上，就是一粒尘埃。没有人觉得老百姓的亲身经历就是历史。———杨霞丹，个人史写作者


如果我们承认个体至高无上的价值，这样的回忆一定会令人叹为观止……———何三畏，媒体人


2011年夏天，重庆巴蜀中学的高中女生苇子，决定去红卫兵墓看个究竟。历史课本上“冷冰冰”、“根本没有细节”的“文革”记述，让她决定要靠自己的眼睛去一探究竟。


之后，苇子用十来天时间、对七个同学进行了访问，看看同学是否对这段历史有兴趣、有了解。苇子问，如果你身处当时的场景，“你要躲在家里吗？”一个同学回答说：“我可以在家里上网。”同学对“文革”的无知与淡漠让她震惊。但即便她自己，也仍然不能理解历史。


今年1月起，为了让青少年了解历史，《看历史》杂志发起全国中学生征文大赛，意在使青少年明白，历史并非抽象简单的人名与事件，而是与己相关，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延续。


几乎同时，更多的历史亲历者，开始记录下他们的故事。


65岁的杨霞丹写出20多万字回忆录。帝王将相之外，个人终于张口诉说历史。


一个社会的集体回忆，深刻影响着它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去和未来。而历史与历史教育，扮演着历史传承的中介的角色。


苇子发问，为什么不能忘掉，好让生活不那么沉重？


杨霞丹回答，因为那段经历刻骨铭心。


90后苇子


“既然不讲、不考，干吗还要在历史书上印那么多页。”


今年9月，苇子刚度过18岁生日，喜欢边听音乐边画画。对未来，她的打算是报考动画专业，要是有可能的话“成为中国的宫崎骏”。她喜欢历史，爱读《三国演义》，还常常在网上发帖记录历史学习心得———比如连着写了11篇的《90后MM讲西安事变的故事》、《照本宣科说历史：汪精卫夫妇悲催的一生》等。在这些文章里，都不乏她抢眼又青春的照片。这个名为“90后的天空”的博客吸引了大批粉丝。



如果没有高二时的一次经历，苇子不会对“文革”历史产生兴趣。“历史课本上有十来页，老师却讲了10分钟就带过去，还告诉我们考试不会考，”苇子说，“既然不讲、不考，干吗还要在历史书上印那么多页。”


历史老师对“文革”的避言反而使她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为什么不讲？”她说，“不能因为不考就把它忽略掉。书上已经写的东西，我们有权利知道。”除此以外，历史课本本身也不能让她感到满意，“上面都是冷冰冰的人名和事件。”


在网友建议下，她决定去看看红卫兵墓。“我就是有种叛逆心理，不让我知道，我就偏要知道，”苇子这么解释道。


重庆红卫兵墓位于沙坪坝公园西南角，是中国仅存的一座基本完好的红卫兵墓群。据红卫兵墓园研究者、重庆出版社编辑陈晓文统计，这里埋葬着1967至1968年重庆武斗时期至少400名红卫兵（见《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8月号）。死者大部分为20-30岁的年轻人。墓园占地约3000平方米，坐西朝东，据说是为了寄托墓主“永远心向红太阳”之意。


沙坪坝公园是重庆市民锻炼、健身的去处，平日里总有人在唱歌，一幅欢乐景象。苇子之前从没听说过其中还有公墓。但她发现，“只要有心，其实公墓并不难找”。只要在偌大的公园里找到一条小路，向上走几步，就可以看到一扇紧锁的铁门。铁门后，众多高大的墓碑森然耸立。苇子觉得这些墓碑“比我要高出两三倍”。


在后来的博文里，她形容墓园“门庭寥落，似乎还带有恐怖电影《寂静岭》的压抑色彩”。


红卫兵墓平时并不开放，只有在忌日时才允许死者家属去祭拜。“还有一个想来参观墓地的老伯伯和我们一样，也被铁门阻隔在外面。”苇子记述道，“他就干脆站在门外和我们闲聊了起来。”


老人是当年的红卫兵，碰巧是苇子爷爷的朋友。老人隔壁家的侄子即死于武斗。“死的时候和我们一样大”。苇子说，看着公墓里的墓群，她心生恐惧：“他们抱着一种去玩的心态，没想到真的能把人杀死，眼看着生命消失。”


“教科书上的讲述都不是这样百姓的事。记录的都是江青、四人帮，简单概括了一下历史人物，根本没有细节。我也不清楚这些东西，所以才有兴趣去研究。”苇子说。


从红卫兵墓回去后，苇子访问了七名同学。这个调查苇子用了十来天时间来完成。


“‘文化大革命’在我们90后心中一般都很淡漠，就像传说那么遥远，”苇子记录道，“如果不是好几个人留言让我去红卫兵墓看一看，我还从来没想过要对它做一些了解。”


她设计了七个问题，用来访问同学是否对这段历史有兴趣、有了解，以及如果生在当年会如何做。结果令她震惊。


“我觉得那是每一个中国教书的老师都很忌讳的，我对此已经淡定了。反正我不去看那些东西，这本书以后都会扔掉的（指了指面前的历史课本）。”一名女生这样回答。


“（对那段历史）不感兴趣，关于文化一类的我都不感兴趣。”另一个女孩子说。


苇子很吃惊，问道：“要是处在那个时代，你会怎么做？”


答案不一而足。有人说“随波逐流，因为一个人很孤立也做不了什么”；有人说同样会参加，因为“如果不加入一派，就会被另一派打击”；有人选择什么也不做，但“如果有人欺负我，我就一定要打他”；还有人选择“什么都不做，我又不关心这些事情”。


苇子追问“你要躲在家里吗？”


对方回答“我可以在家里上网。”


苇子没想到同学们对“文革”这样淡漠，也没想到访谈结果会是“大部分都会参加”。也有令人松一口气的地方———大部分同学都否认了个人崇拜。受访的同学中没有一人去过红卫兵墓园。


但就连苇子自己，在探访红卫兵墓后也只能得出“破坏性大、范围广、时间长”这样的模糊印象。而对红卫兵，苇子认为“他们虽然可怜，但为自己的信仰而死，至少算那个时代的英雄”。说到自己会不会参加“文革”时，苇子明显犹豫了：“很难说，人毕竟无法在真空里生活。”


“老师根本不去讲，同学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其他的历史都讲得一清二楚，唯独这件事却让人觉得遮遮掩掩？”苇子对南都记者说，“既然都过去了，老人家年轻时做了什么愚蠢的事情，都会给下一辈提出来，这样才能避免年轻人重蹈覆辙。”



40后杨霞丹


“因为那种饥饿感，饥饿恐惧感刻骨铭心！”


65岁的杨霞丹说，她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写完了《青春记忆之红与黑》。这部书稿有20万字，她在电脑上一字一句敲打出来。


退休前，杨霞丹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川省委员会的宣传部长，历任第一至四届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川省委委员，也是四川省音乐家学会会员。在今年7月写完这本回忆录之前，她最为人知的作品是大量儿歌，还有一篇名为《1959-1961：一个中学生刻骨铭心的饥饿恐惧》的文章。


2009年，媒体人何三畏在家乡四川的“武胜家园”网号召网友集体开始历史写作。他在《看历史》杂志（原名《先锋国家历史》）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万一挑一———为什么现在就开始回忆》的文章，阐述为何鼓励身边的人们写自己的历史。


“中国人普遍有一种心理的吊诡：重视整体而不重视个人。中国只有‘大历史’，帝王将相史，没有个人命运史。它没有关于个体生命的记录，甚至连历代人口增减、战争和瘟疫的后果，也语焉不详。”


“如果我们承认个体至高无上的价值，这样的回忆一定会令人叹为观止……如果我们能以爱的名义，忠实地记录我们的亲人，那不就是上个世纪的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人们的命运史吗？”他写道。


发帖后没多久，何三畏给杨霞丹发来短信：“杨奶奶，您还是写点什么吧。”受何三畏邀请，杨霞丹“磕磕绊绊上架了（四川方言）”。《饥饿》一文详细记述了还是初中生的杨霞丹的亲身经历。写作时，65岁的“羊奶奶”（杨霞丹笔名）数度痛哭流涕。完成后，由何推荐发表在《看历史》2010年的第三期杂志上。


在这篇文章里，她记述了脸上长疤的炊事员：他的饭勺子会“认人”，给熟识的人就“钻到稀饭底层去捞干的”，而给杨霞丹这样不起眼的小女孩，掌管饭勺子的人就在稀饭面上“榨清汤汤”。杨霞丹“敢怨不敢言，心里赌咒发誓：你那脸上的疤疤还要长大！”


路过的老农民看到“小麦亩产万斤实验田”，小声嘀咕：“（亩产）一万斤，连麦杆杆一起过秤嗦？”


在她的笔下，最让人心酸的莫过于其中夹杂的苦难之中的亲情。过年时，杨霞丹的母亲凭票买了一斤肉。她拿着“巴掌大的一小块肉”又喜又愁，煮熟了才一小碗，几个小孩子争抢得不可开交。“我妈妈就想了个办法，”杨霞丹记述道，“用大针穿上粗麻线，把切成薄片的麻雀肉串成串，肥瘦搭配，每串四五片，再拌点米粉，蒸熟了一人一串，”“她简直是个天才的发明家。”


到了1960年暑假，饥饿已经更加严重。麻雀早已在“除四害”运动中消灭殆尽。以至于几个孩子分吃一只麻雀都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杨霞丹记得，麻雀的胸脯肉只有半颗干胡豆大，至于是一口吞下，还是撕成了细丝慢慢品味根本不记得，“反正是香得连舌头都差点吞下去了，以后几十年也没再吃到那样的美味”。


2011年1月15日，何三畏发起的《现在就开始回忆》写作活动获得“国家记忆2010”致敬典礼及历史论坛所颁发的“年度公民写史”奖。有评论说，杨霞丹的《饥饿》一文之所以引起如此之大的反响，是因为它牵动了国人的“饿神经”。


颁奖时，主持人问杨霞丹：“几十年过去了，你为什么要写中学生的饥饿？”


杨霞丹激动得嗓门都颤抖了，她大声回答说：“因为那种饥饿感，饥饿恐惧感刻骨铭心！”


后来，杨霞丹又陆续发表了《看了四次“敲砂罐”》（注：四川土话，即枪毙）等文章。这篇文章详细记述了当时杨霞丹作为一个孩子的直观感受，也记录了观看公开死刑的过程。


这篇文章是少见的“文革”期间死刑的公开见证。刑场上人山人海，突然有人喊了一声：“枪响了！”她当即晕倒。而当她路过刑场时，血腥味和臭味熏得她的婆婆阿姨直往地上吐口水。一个穿黑衣服黑裤子的人像死猪一样侧趴着，后脑勺被打得稀烂。回家的路上，一个老汉可惜自己跑得慢，被别人捡走了捆死人的绳索；另一个则接口：“哪个喊你不跑快点嘛？‘敲砂罐’的棕索索拿去牵猪儿，猪儿格外肯吃，要长得肥冬冬的哟！”


在遇到何三畏前，杨霞丹从未想过要把这些记录下来。因为“回忆实在太痛苦了”。刚动笔时，她多次痛哭到无法执笔。直到习惯于回忆和写作后，才慢慢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回忆录的文字量一再增加，从每篇几千字慢慢增加到一万多字。“毕竟这些东西都是不断冒出来的，是个不断修改和增加的过程”。而就算已经完稿，杨霞丹在阅读时也仍然忍不住多次痛哭。


“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很少提笔写自己的历史？”杨霞丹说，“我的看法是，绝大多数人不能写，能写文章的人毕竟是少数；另一种是不堪回首，想起来就要痛哭流涕。我的一位朋友被打成强奸犯，没有脸面对后人。还能怎么写？”更何况，“我们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帝王将相史。小老百姓的渺小，简直连一颗沙子都算不上，就是一粒尘埃。没有人觉得老百姓的亲身经历就是历史，所以也不愿意写。”


身边不乏有朋友出于好心，劝杨霞丹不要再写：“现在生活好一点，比什么都强；哭天哭地地写下来，成一大堆废纸，有什么意思？”


但由于《饥饿》一文的鼓励，杨霞丹坚定了写作的意志。因为直到今天，饥饿的后遗症仍然“深深烙在心坎上，融进血液里”，曾为“黑五类”子女的经历，也无法磨灭。即便天天可以鸡鸭鱼肉，也不舍得倒掉一点点残汤剩水，“一颗米掉在桌子上，马上就要捡起来放进嘴巴”。


“这种记忆是刻骨铭心的。”她说。


两代人


“历史就在身边，和我们息息相关，


我们每一代人都是历史的延续。“


虽然去了红卫兵公墓，也在同学间做了调查，苇子说她其实仍然理解不了那个时代。


看完杨霞丹《饥饿》一文，她说：“看了老奶奶的文字，突然也感到肚子有点饿。小球藻是什么东西？”（注：“文革”时期一种人造“食品”，一种球形藻类。由于缺少化肥需用人尿培养。“文革”期间作为代食品在全国推广。）


对饥饿，苇子没什么感觉：“军训的时候饿过五天，那时每天只吃一小碗饭。可没什么感觉嘛，而且这样能减肥。”


杨霞丹的自述中，专门辟出了一章讲述作为“黑五类”子女的遭遇。苇子说，她也见过人与人之间互相孤立的情况。只是那是在小学时，而且“过不了几天，大家就又重归于好”。


“苇子的问题都很可爱，”杨奶奶笑着告诉南都记者，“他们没经历过就不能体会到，但没经历过也是一种幸福。”


一个例证是，在回忆和写作时，杨霞丹自创了一个新词语：饥饿后遗症，大致表现为“不明原因的饥饿感+饥饿恐慌感+饥饿幻觉恐惧症”等等。杨霞丹给这种后遗症定义为“患者即使生理性饥饿感消除，但心灵仍笼罩在饥饿阴影中，由此发生的心理性的饥饿恐慌、恐怖、幻觉，短时期内难以痊愈”。


正像杰克·伦敦在小说《热爱生命》中写下的极地淘金者，当他在冰面上爬行时，获得了水手们的拯救。水手们常常暗暗检查他的床铺。那上面摆着一排排的硬面包，褥子也给硬面包塞得满满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塞满了硬面包。然而他的神志非常清醒。他是在防备可能发生的另一次饥荒。


但对杨奶奶的回答，苇子仍然不能理解。她觉得最重要的是，“老奶奶过得好辛苦啊，如果忘掉不就能活得轻松点了吗？”


对此，苇子坦承自己“不懂历史”。


杨霞丹也承认，自己仍然不能明白自己所亲身经历的历史，但忘记则是不可能的，因为“青春年代刻骨铭心的经历，想忘也忘不了。随着时光流逝反而日益清晰”。她的三儿媳妇今年二十多岁，同样不能理解她的写作努力：“写那些有什么用，谁还记得那些事？”


为了增强两代人间的沟通，也为了让青少年有更广阔的历史眼光，除了征集杨霞丹这样的民间作者外，从今年1月开始筹备，唐建光主编的《看历史》杂志用10个月的时间刚刚完成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中学生写历史征文大赛。为了让学生们更亲近历史，征文要求写身边亲人的故事。


“我是学师范的，毕业之后当老师，”唐建光说，“说实话，离开教育行业，一部分是有感于现在的语文、政治、历史等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教育。我们给学生的是一个标准答案，而不是一个思考和探索的空间。我们这些老师所做的事，就是把标准答案交给学生，然后让他背下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工作，但我们认为，起码这对学生不是一个最好的引导。”


《看历史》的征文活动集合了中国最著名的一些学者做评委，比如赵亚夫、秦晖等。唐建光发现，在他们跑遍全国20多个省的讲座中，“这些学生的思维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十六七岁的小孩要更开阔、更深入”。在最惊人的例子里，一位祖上是北洋军阀的父亲这样回应她的追问：“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好，而且，女孩子对历史太敏感不是什么好事。”女儿回击说：“你们有责任告诉我。”另一个孩子雷宗兴则在调查后，推翻了“大历史”加给祖上郭葆琳的“汉奸”定论。并证明他原来是中国近代化先驱的历史。（见《南方周末》11月24日《谢谢孩子：挽救历史真相的“九零后”》一文）


在历史学者钱钢给一名中学生所写的《我的祖父》的回信中，他写道：“祖父说，他一辈子没有整过人，没有害过人———在我看来，这是全篇最重要的一句。记住，你记述的，正是一个整人害人的年代。不从这底线堕落下去，谈何容易！不要放过这句话———最后，建议你多用个性化的语言，少用，或不用当今报纸上的套话，让祖父原汁原味的故事变形。形容词也要少用。让活生生的历史材料说话。”


苇子也看到了这篇文章，这激发了她对自己家庭历史的好奇心。虽然对杨霞丹的故事没有太多感触，但看过《挽救历史的90后》中同龄人的故事，苇子也对身边亲人开始感兴趣。


这是《看历史》中学生征文中一个普通的例子。唐建光说：“这就是为了让学生明白，历史教科书不是教育的全部。”


而这个回答，恰巧是苇子的疑问。


有网友在苇子一篇记录张学良的博客文章里留言说：“历史课本写什么你就相信什么呀？别只看人教版几本教材，多看看其他书吧。”苇子反问：“我们90后每天都在频繁地接触教科书，不信教材和专家的话，又该信谁的呢？”


“历史是丰富的、与自己相关的事实，”唐建光说，“通过对往事的叙事，对真实的历史的进行反思。这些会让他们回到真实的历史现场去思考一些东西，显然比课本中讲述的更有现场感。并且它会转化为年轻一代所接受的教训。让他们（90后）通过对一些长辈的访问，知道历史就在身边，和我们息息相关，我们每一代人都是历史的延续。现在的孩子们都在多元的文化价值观念下成长，他们有这个能力去应对冲击。我看到很多写作，可能还有一点幼稚，但思考的维度已经超出我们所设想的一个高二学生所能有的思想维度了。”


与此同时，苇子的调查又有了新的发现：自己的外曾祖父汪海铨是朱德在国民党军队时的战友，后来做了军阀杨森的副官长。


“他的命运很悲惨。”苇子说。除了继续从书本和网络学习历史，她也正在打算继续搜集资料，写下这个身边的故事。


（注：文中“苇子”原网名为“重庆苇子”）



声音


雷颐：把你的经历写下来


什么是大的？什么是小的？


南都：近年来兴起一股民间写史潮流，尤其以草根性质的口述历史、个人史开始崭露头角。这种民间历史写作与中国传统的历史写作有何区别？


雷颐：我从1998年起就开始反复强调“日常生活”的历史最重要。从前我们的历史都是注重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而真正日常生活里老百姓的历史反倒不重视，记录也不详尽。原本鲜活的“历史”逐渐就变成很空洞的政治史、军事史。


早些年研究胡适时我就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胡适碰到什么人都劝人家“你把你的经历写下来”？我记得，胡适好像专门为一个卖烧饼的老头还写过个传，他也是无意中认识，接着就访谈并写成文字。


人年轻的时候往往注重的是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叙事。后来随着阅历增长，等到90年代，我慢慢理解到个人记述的历史的重要意义。胡适在《上海小志序》中写道：“‘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这两句话真是中国史学的大仇敌。什么是大的？什么是小的？很少人能够正确回答这两个问题。朝代的兴亡，君主的废立，经年的战争，这些‘大事’，但在我们史学家的眼里渐渐变成‘小事’了。《史记》里偶然记着一句‘奴婢与牛马同栏’或者一句女子‘蹑利屣’（注：穿着舞鞋），这种事实在史学家眼里则比楚汉战争重要的多了。”


民间写史，抵抗由权力主宰的历史遗忘


南都：但是在青少年接受的历史教育中、在考试中，仍然以大历史为主体。


雷颐：现在很多年轻人对于上一辈的历史不大关心，对于“文革”的记忆很多年轻人也都不清楚，问题还是出在历史教育上。我在《拒绝遗忘》一文中就提到，集体记忆尤其容易受到主流话语掌控：它可以控制让你记住什么、有意地屏蔽忘记什么，或者强化你记忆中的某部分，淡化甚至干脆让你遗忘某部分。


南都：这样会有什么后果？


雷颐：近年不时读到一些有关“知青”的回忆或叙事，其中不少总使我心头不禁微微一震：这是一桩并非只与极少数人有关，而是涉及千家万户的历史事件。而在这千百万“当事人”现在还都“正当年”的时候，这幅历史图景竟如此迅速地“模糊化”了。民间写史的意义正在于此，你可以从你自己的维度，抵抗由权力主宰的历史遗忘。


“日常”历史有赖于自己动手写作


南都：目前有哪些方面的历史文本亟待由民间进行补充？


雷颐：我曾经提出，在中国，农民没有历史。历史学最基本的学术要求是“无徵不立”。所谓“徵”，主要是历史文献，没有文献，便没有依据。任何事件、人物、生活方式只有形成文献，才能进入“历史”。换句话说，农民必须自己写下来，记入文本，历史才有可能会记载。


而关于农民的历史往往是由他人书写的。比如，现在城乡二元化管理、农民工问题，要上溯至上世纪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但所有的历史书都是从国家的视角，就几句话，只说1953年“统购统销”，为我国“工业化”筹集了大量的资金。这当然没错，但实行这一政策后，给农民、城里人的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却没有记录。实际上，它所带来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包括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等。


南都：不仅农民，就连小城镇、市民，也就是广义上的老百姓，同样是没有历史的。


雷颐：这种平民的“日常”的历史有赖于自己动手写作。我希望每个人，只要有条件都要记日记或者写回忆。在个人写作和回忆面前，所有人和人都是平等的，一个村间老叟与一个帝王之间没有高低。


雷颐，男，学者，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后下乡。曾当兵，复员后转为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


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1985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研究员、历史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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