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海云：“文革”被抄文物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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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简单的文博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让人们重新聚焦“文革”期间查收文物的归属问题。事情的起因是，由周作人撰书、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简称手稿）现身今年的嘉德春季拍卖会预展。5月13日,周作人之孙周吉宜站出来向媒体表示，“这份手稿为周作人先生所有，该手稿在‘文革’抄家时被抄走至今未归还”，并借此要求有关方面停止拍卖、返还手稿。


    无独有偶。几乎在周吉宜起诉嘉德公司的同时，前民国教育总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傅增湘的后人也与北京市文物局对簿公堂。傅增湘去世后留下2万余件古玉、藏书等文物。2010年8月，傅增湘子女致信北京市文物局，要求公开“文革”时查抄及发还财产清单。遭到拒绝后，他们将北京市文物局告上法庭。


    “文革”中被抄家的文物、手稿等未完全归还当事人，当然并非个案，由此导致的案件也并不鲜见。在这些纠纷与案件的背后，是一个至今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文革”期间的文物查抄
    毋庸置疑，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场灾难深重的文化浩劫。尤其在“文革”初期的“破四旧”运动中，文物古迹、图书字画等文化遗产，均成为“革命”对象的重中之重。
    梁漱溟在回忆录中追述了红卫兵当年抄家的情景：“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从1966年8月23日红卫兵在国子监孔庙焚烧戏装开始，仅仅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仅在北京城，就有11万多户居民被抄家，粗略统计抄走古旧图书达235万多册，瓷器、字画、古典家具三项近400万件。在北京西城区，红卫兵将抄来的字画放在一处焚烧，连续八天八夜，烟火不息。这一运动很快遍布到全国范围：在山东，无数儒家文物在“讨孔”运动中被彻底销毁；在山西，红卫兵肆意破坏五台山的佛教典籍和寺庙文物，连僧人的袈裟都不放过；在福建，仅龙岩一县的农村就交出“旧书”、“坏书”18068本、菩萨5712尊……
    万幸的是，不久之后，这种肆无忌惮的文物毁坏行为就被叫停，取而代之的文物处理行为是“查收”、“集中”和“上交”。1967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发[六七]158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其中第五条写道：“各地革命委员会或军管会应该结合对查抄物资的清理，尽快组织力量成立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对‘破四旧’过程中查抄的文物（如铜器、陶瓷、玉器、书画、碑帖、工艺品等）和书籍、文献、资料进行清理，流失、分散的要收集起来，集中保存，要改善保管条件，勿使损坏。一时处理不完的，可先行封存，逐步进行处理。”第六条则要求：“各炼铜厂、造纸厂、供销社废品收购站对于收到的文物图书一律不要销毁，应当经过当地文化部门派人鉴定、拣选后，再行处理。”红卫兵抄家得来的文物被集中到指定地点、收入仓库，避免了被直接销毁的厄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文物保护行动悄然兴起。著名文物鉴定家孙学海先生，是当时抢救被当做“四旧”的瓷器、图书、字画、青铜器等珍贵文物中的一员。当时北京城的四个城区有40多个仓库，存放着红卫兵抄家所得的图书、字画、铜佛、硬木家具等等。孙学海负责分配人力，指挥众人加班加点，从堆成山的废品中挑选出320多吨珍贵的线装书；之后又在全国各地抽调20多名有文物知识的文化人，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从这320多吨线装书中精选出更为珍贵的图书字画，其中包括宋版《十三经》全本、徐悲鸿的《奔马》一轴等珍品。
    当时被专家鉴定为精品的文物，很大一部分都被“上交”给国家。根据北京文物管理处文物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在红卫兵破“四旧”过程中，林彪、江青、叶群、陈伯达等人对于被列入“四旧”的文物字画大肆掠夺。1990年，康生搜刮的文物在故宫举行“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在“文革”期间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
    1971年，“文化大革命”最疯狂、最惨烈的年代已经过去。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批示的中发[1971]12号文件《统战军管组对在京部分统战对象被查抄财物处理意见》。其中第八条规定了在退还查抄财物时的处理办法：金、银外币和金、银制品，兑换给国家银行；文物、图书、字画经文物部门鉴定，国家有保存价值的，可作价收购；有出口价值的珠、钻、玉、翠、首饰等物，根据本人或其家属自愿由外贸部门收购；衣物、家具用品中的“四旧”物品，由信托部门收购改制，不能改制的，可上交有关部门处理。
    及至1973年，中共中央《关于对文革中被查抄物资处理的意见》发布之后，全国范围内文物保护的态度基本达成共识。事实是，在那段时期，中国的文物事业甚至取得了许多卓越的成就，比如长沙马王堆、银雀山竹简、金缕玉衣、浙江河姆渡、西安兵马俑这样的重大考古成果，都发生在那几年。
    无法解决的“历史问题”
    “文革”终于结束，中国人民痛定思痛，开始拨乱反正。其中对“文革”时期被查抄文物的清退工作，也被纳入了“整党范畴”。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各地都在着手解决“文革”查抄文物的问题。在那个时候，官方的宗旨非常明确，就是“物归原主”。比如，北京市政府1984年出台的相关政策就明确规定：“‘文革’期间查抄或自交的财物，凡原物还在的，除国家现行规定的违禁物品外，一律退还被抄人或自交人”；“凡物主明确的，随清随退”；“任何单位和个人从非商业单位购买的文物、字画、善本图书、珠宝翠钻，要一律无条件地退还；高级家具、高级乐器、贵重生活用品等，被抄人知道下落又要求退还的，也必须退出，归还原主”……
    然而，再具体的政策，在落实的过程中都会不尽如人意。几乎每一位遭遇抄家的人，在追讨文物的时候都备受挫折。他们无法知晓当年被查抄的藏品是被销毁了还是被上交了，无法了解被上交的藏品究竟去向何方，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被抄走了多少东西，也无法给出那些藏品确实原属于自己的有力证据。而即使自己能给出藏品物权的证据，也明确藏品的具体下落，追讨过程也很难一帆风顺。
    随着岁月流逝，那些文物的物主纷纷作古，然而故事并未结束；相反，由于经济元素的加入，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是这两年，文物和拍卖市场异常火爆，瓷器、字画、青铜器等传统艺术品的价位打着滚的往上蹿，而这当中的不少珍品，就是“文革”时期被查抄后“下落不明”的文物。
    那些文物原物主的后人，自然不甘心放弃如此丰厚的家族遗产；但文物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往往在纷繁迷乱的历史中难见真机。一位上海文化界人士向记者表示，“文革”抄家后的物品未完全归还，在中国并非个案，相关的文物归属问题，解决起来也很困难，因为这是一个 “历史遗留问题”。在“破四旧”时期，究竟有多少文物被查抄？有多少文物被销毁？多少文物被上交？上交到何处？“文革”后归还的文物又有多少？归还文物在上交文物中所占比例多少？……这些不仅没有官方公布的数据和资料，连专业的学术研究都鲜少涉及。
    大收藏家王世襄，从1973年开始，便踏上了追要被抄文物的漫漫长路，他锲而不舍地向有关部门写信或当面诉求，然而直至他去世，他的文物、图书及手稿尚未完全追回。逝世前，王世襄写下这样的文字：现已届耄耋之年，容我陈述的时间指日可数。为此我不得不收集一切能得到的证据和集体上报的材料写成文字，作最后—次的申诉……即使申诉毫无结果，还是不了了之，却也无妨，本人坚信有良知者和信奉是非真理者在我逝世后为我申诉，还我一个为人民、为国家全心全意、竭诚工作、大公无私、清白无辜的面目。
    （摘自《凤凰周刊》特约撰稿员吴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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