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点播： 康平路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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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只是在文章中留了一笔，就收到了网友的积极“举手”，在此特别感谢我们网友的热情支持。关于“康平路”那篇文章中，被我们删节的部分，其实也是公开的历史，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有些忘记了。






先说说“康平路大院”这个概念。笔者读书的时候，如果有同学说他们家住康平路上，我们就会猜测，他们家肯定有谁是当领导的。那天也有网友留言说：“我们上中同学里有一些“干部子弟”住在这条路上，记得孙恒志、孙小兰兄妹就住在“康平路九楼”，他们的母亲，当时的上海教育局局长孙兰，在文革中因不堪揪斗羞辱，就是从九楼上跳下身亡，十分惨烈…”






在那篇文章里，我们曾提到了“康平路事件”，在那次武斗后，就有了“一月事件”的张春桥夺权，大批干部、群众被诬陷迫害，很多市委干部被迫搬出康平路大院，其中就有当时的副市长、市委常委李干成。






李干成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政建设的奠基人之一，前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儿子陈小津，在《我的“文革”岁月》一书中谈到了文革时期遭受迫害的李干成：






（图：李干成同志在视察工作）






陈老总生前赋诗云：“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在与丑恶势力的激烈对峙中，除了马天水、王少庸等少数变节分子卖身投靠外，以我父亲、曹荻秋为首，包括王一平、梁国斌、杨西光、杨士法、张祺、黄赤波、秦昆、李研吾、李干成、宋季文、石英、宋日昌、张承宗、金仲华、赵祖康等在内的十几位市委书记、常委、市长、副市长，全部遭到了张春桥一伙的残酷迫害，多数人身陷囹圄长达数年。有的领导，如曹荻秋、石英、金仲华等，被迫害致死。但他们始终不惧淫威，傲霜斗雪，宁折不弯，共同谱写了一曲曲撼天动地的正气之歌。






......李干成也是一位铁骨铮铮、令人敬佩的上海老一辈革命家。......李干成调到上海，先后担任市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交通工作部部长，基建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1962年，他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在我父亲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数十年。






“文革”初期，张春桥一伙考虑“三结合”问题，曾经想拉拢李干成与马天水、王少庸一道上他们的贼船，条件是必须揭发陈丕显和曹荻秋“三反言行”。李干成严辞拒绝，随即被打倒，长期关押在少教所。专案组人员抓住李干成1931年被捕问题大做文章，对他进行疯狂批斗和审讯，逼其承认是“叛徒”。李干成的这段历史问题，1941年在华东整风运动中，已作出明确结论，并恢复了他的党籍。而审讯人员仍不放过他，采取了“车轮战”、“蘑菇战”。倔犟的李干成毫不屈服，直到被折磨得中风倒下，神智不清达20多天，报了病危。李干成在少教所关押期间，还患上了肺结核，不得不入院治疗。直到1974年，李干成才得以重见天日......






（80年代，李源潮和苏步青）


当年，和父亲李干成、母亲吕继英一起搬离康平路大院，住到复兴西路的还有他们的子女，其中就包括了四子李源潮。






1950年出生的李源潮，因为时逢朝鲜战争爆发，父母给他取名李援朝，后来才改为李源潮。李源潮3岁时，李干成调往上海，可以说，李源潮也是在康平路大院长大的，读的小学是高安路一小——据当事人回忆，当年有三位副市长的儿子在他们一个班上，赵祖康的儿子，宋季文的儿子以及李干成的儿子。






李干成遭迫害、关押期间，1968年，李源潮到江苏大丰县境内的海丰农场(最早是上海农场的一个分场)，成为上海农场第一批5000多名“老知青”中的一员，待在仿部队建制的海丰农场庆丰二队。他那时还用着“李援朝”这个名字。






上面这张照片，就是李源潮（第二排左一）当年在海丰农场和队友们的合影。当年的上海知青范天庆回忆说：“在那些知青里面，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李源潮。在充满霉味的破烂芦苇房中，他经常一个人坐在蚊帐中看数学书。有时房子里没有电，他就到外面读书。为了不被蚊子叮咬，他还想出办法，端一盆水把脚浸在里面，不怕蚊子叮。”——后来恢复高考，李源潮考进了复旦数学系，你如果有兴趣可以翻翻77级、78级复旦数学系的名册，都是学术界颇有成就的人物。






所以，我们现在这批国家领导人，当年都和“习大大”一样，或者说，和新中国很多同龄人一样，都有着一段很艰难的岁月。






我们还要说一段和“康平路大院”有关的往事，同样也是公开的信息，新华网上都能查到，只是被人慢慢淡忘了，它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这段往事和一个上海人熟知的名词有关——“刮台风”。






面对八十年代初，猖獗而泛滥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高干子弟犯罪，当局忍无可忍，遂决心运用重典，整饬社会风气，这就是“刮台风”的由来。而当年轰动上海，甚至全国的一个案件就是“胡晓阳、陈小蒙轮奸案”。






罪犯胡晓阳、陈晓蒙、葛志文（被害人在口述中提到的“小鸽子”），因强奸、猥亵、轮奸妇女数十名，被判处死刑。胡晓阳是谁？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的第三号人物胡立教的养子，深圳大学《世界建筑导报》记者；陈晓蒙呢？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之子，《民主与法制》杂志记者。






1984年，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干警收到检举材料，并进行调查葛志文，捉出胡晓阳、陈小蒙、陈冰郎（陈其五的次子，被判20年，后在狱中自尽）等人。1985年，卢湾公安分局通过围捕逮捕六名罪犯。此案一经曝光，舆论哗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请示胡耀邦，并得到后者批准。






对于此案，胡耀邦亲自督办，并批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这样说：






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






1986年2月17日，上海市高院作出刑事裁定，维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流氓罪判处胡晓阳、陈晓蒙、葛志文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核准对此三人的死刑。次月，胡晓阳、陈晓蒙等被枪决。






后来，邓公在一次会议上，就胡晓阳案表态：“我看了一些反映，上海判了胡晓阳案以后的反映，说这件事处理得好，敢于处理。”在同一场合，陈云同志也表示：“老子要开明，儿子要管严一点，要依法办事。”。






“中国国内宣布对高级干部子弟判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此时，外电纷纷发文，称对共产党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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