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红：说吧，记忆——悼念恩师佛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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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吧,记忆:悼念恩师佛克马
作  者 : 张晓红
刊  名 :  中国比较文学
出版日期 : 2011
期  号 :  第4期
页  码 : 135-139
ISSN : 1006-6101
关键词 : 佛克马；中国比较文学；后现代主义；记忆；乌托邦；学术生涯；阿姆斯特丹；荷兰；文化相对主义；学术研究
参考文献格式 : 张晓红.说吧,记忆:悼念恩师佛克马[J].中国比较文学,2011,(第4期).
摘 要 : 2011年8月25日,不期收到师母简短的邮件,得知佛克马教授于8月23日因病在荷兰阿姆斯托芬的家中溘然长逝,享年80岁。1998年,由于机缘巧合,我在王宁教授主办的全球化国际会议上结识了佛克马教授,十余载的忘年交由此发端。2000年,我从丹麦国际交流学院(DIS)转至荷兰莱顿大学,在柯雷、佛克马和斯希珀3位教授的联合指导下做博士论文。佛老大半生活跃于国际比较文学界,广交天下学人,但正式拜过师门的弟。。。。。





2011年8月25日，不期收到师母简短的邮件，得知佛克马教授于8月23日因病在荷兰阿姆斯托芬的家中溘然长逝，享年八十岁。1998年，由于机缘巧合，我在王宁教授主办的全球化国际会议上结识了佛克马教授，十余载的忘年交由此发端。2000年，我从丹麦国际交流学院（DIS）转至荷兰莱顿大学，在柯雷、佛克马和斯希珀三位教授的联合指导下从事博士论文研究。佛老大半生活跃于国际比较文学界，广交天下学人，但正式拜过师门的弟子却不过八九人，能成为先生的关门弟子于我何等荣幸。先生博学多才，敏锐机智，风趣幽默，善良宽厚，生性淡定。虽身患绝症，对真知的追求不改，对文学的热爱不变，从未在病魔的威慑下放弃思考和写作。临终前两三个月，他逐字逐句地完成了《完美的世界：中西乌托邦小说》（Perfect Worlds: Utopian Fic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2011）清样的校对工作。端详恩师的遗照，禁不住潸然泪下，心痛如焚。
     佛克马的一生平凡不平淡，中庸不平庸。他经历过两次重大的人生转折：一是放弃外交官的丰厚待遇而步入“安贫乐道”的学术生涯；二是经历一场长达八年的婚姻危机，与德裔荷兰人蚁布思再婚后志同道合、琴瑟和鸣，是国际比较文学界著名的伉俪。一篇短文的容量，无法绘制先生完整而丰满的形象，只能诉诸记忆，试着勾勒先生交叉重叠的三帧侧影，追溯他呈螺旋式上升的人生轨迹和学术追求，以慰逝者之灵、生者之痛。
怀有“中国情结”的外交官
从1959年到1968年，佛克马是荷兰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曾任东亚处处长一职，1966年4月以使馆秘书的身份被派驻荷兰驻北京代办处。由于一中国工程师随中国钢铁业代表团访问荷兰期间叛逃并死在荷兰一家医院里，两国政府交恶，宣布对方的临时代办为“不受欢迎的人”。这起蹊跷的外交纠纷，把先生推上了临时代办的位置，行使使馆首长的职权，因而获得了目睹朱德、周恩来、陈毅、陈永贵等中央领导人真容的机会。一次闲聊之际，先生回忆道，在人民大会堂大厅另一端，红卫兵小将又是鼓掌又是吆喝，邻座的川军将领蹙着眉头发问：“那个女人是谁？”先生顺着指头望去，原来是身穿绿军装的江青在挨桌敬酒。先生曲折的视线扫视周围，瞥见外交部部长陈毅在用牙签剔牙。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两年时间里，先生养成了搜集中国报纸、仿古字画、毛主席语录和像章的习惯。一次，他漫步在古老素朴的王府井步行街上，见到路边有个红卫兵在卖红卫兵报，卖报人疑他为外国间谍，冲着他喊“不卖”。
      1968年，佛克马辞去荷兰外交部的工作，接受了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比较文学副教授一职，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研究当中。回国后，他开始撰写《来自北京的报告：一位西方外交官对文化大革命的观察》（Report from Peking: Observations of a Western Diplomat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书中包含作者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观察、理解、评述、分析，富含第一手资料，其中穿插着带有强烈个人性质的传奇经历和思想火花。1971年，该书英文版问世，为当时的欧洲人隔空远眺“神秘莫测”的共产主义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口，十分畅销。1980年，时过境迁，中国国门再度敞开，佛克马以学者身份重访中国，陆续到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知名学府进行学术访问，回国后整理出版了《中国日记》（Chinese dagboek, 1981）。在立场、主题、材料、方法和体例上，两书虽然体现了一种承前启后的历史连续性，但由于作者的身份和兴趣发生了变化，后者更多地聚焦于后文革时代的中国文化生活和学界动态，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从作者的视野中淡去，充其量起到陪衬和烘托作用。
      除了写实的《来自北京的报告》和《中国日记》，佛克马还结合自身的从政经验和学术背景，夹杂对中国的文化想象，用荷兰语创作了中篇小说《马尔科的使命》（中译本载《当代外国文学》2001年第1期）。小说主人公马尔科是荷兰植物学家，受一神秘的国际组织委派携带一只装满书籍的箱子（其中包括奥地利作家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来到湘西武陵源地区，在山涧旁邂逅“洁白如钟冠花”的中国姑娘美丽，流连于花花草草之间，忘情于纯洁的爱情中，马尔科忘记了自己的使命，美丽死在瑞典女间谍的枪下，马尔科经受数月审讯之后被驱逐出境。佛克马用抒情的笔触勾画了中国式乌托邦“天下平”客栈，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那美丽世界的深深眷念，其间寄予自己的文化理想——“文化从来不是同质的，不同文化决非处于彼此的对立面”。异质文化之间平等自由的对话不仅有可能发生，而且十分有益、值得尝试。异质文化发生交流、碰撞和冲突，赋予我们一种相对的文化视野，促使我们做出文化比较和文化选择，并对自身所属的文化系统进行必要的更新。

活到老学到老的汉学家
   1952年，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就读本科期间，佛克马专修荷兰语言文学，其荷兰语言教授建议他选修巴斯克语作为辅修，而他决定学习汉语，从此与中国结下不解的情缘。差不多三年时间，他每周往返于阿姆斯特丹与莱顿之间，在莱顿大学汉学系修读现当代中国文学，接触到鲁迅、老舍、茅盾、胡适、赵树理、杨沫等作家。由于授课教师胡瑟威教授是中国古代历史专家，绝大部分学生把精力放在古汉语作品上，佛克马最终成了惟一一个阅读赵树理作品的学生，例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等。1966-1968年，在北京临时代办处工作的佛克马聘请了一位叫武汉章的汉语老师，武先生出生于满族世家，是个相当有身份的老年绅士。在武先生的帮助下，佛克马继续系统地阅读当代中文小说，包括邹荻帆的《大风歌》和艾芜的《百炼成钢》等“政治正确”的作品。回到乌得勒支大学工作后，佛克马仍然坚持学习和阅读中文作品。有几次，我乘坐佛老的私家车去阿姆斯特丹、乌得勒之等地参加学术活动，见他兴致勃勃地收听《为人民服务》等广播节目录音，有时还会风趣地模仿道，“这次节目播送完了”。那时，我的心中充满着真实的感动。
      1963年，佛克马获得哈克尼斯奖学金（Harkness Fellowship），赴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从事博士论文研究，与美国知名汉学家夏志清（C.T.Hsia）、陈尚惠（S.H.Chen）、许芥昱(Kai-yu Hsu)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研究成果——《1956-1960年中国文学律条和苏联影响》（Literary Doctrine in China and Soviet Influence 1956-1960，1965）是第一部研究“百花齐放”时期及之后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汉学专著，它以扎实丰富的史料和精辟犀利的分析见长，在当时的汉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时隔四十五载，“十七年文学”研究如火如荼，在季进等学者的努力下该书中译本《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终于浮出历史地表，足可见海外汉学的这部代表性成果所具备的现实相关性。上个世纪70、80年代，中国文学翻译在荷兰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佛克马的贡献不可小觑。 1973年，由佛克马和许理和合编的《中国文库》在阿姆斯特丹问世，这套丛书不仅包括翻译作品，同时也包括研究著作，一直出至1984年，他们的译介推动了荷兰汉学的大发展。
突破文化樊篱的比较文学学者
上半叶70年代后期以降，佛克马的研究兴趣发生转移，由汉学转向西方文学理论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并进入其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一系列理论独撰、合写或合编的理论力作相继问世，在国际学界的理论争鸣中发出强大的声音：《20世纪文学理论》(Theories of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77)，《文学史、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Literary History,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1984),《现代主义推测》（Modernist Conjectures, 1987），《走向后现代主义》（Approaching Postmodernism，1986），《后现代主义探究》（Exploring Postmodernism, 1987），《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论题》(Issues in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87)，《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文学实践》(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1997），《知识和专注：文学研究的问题探讨》(Knowledge and Commitment: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to Literary Studies，2000)等。其中，《20世纪文学理论》被翻译成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中文、韩文、印度尼西亚文等多国文字，成为多个欧亚国家的文学理论教材。《文学史、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被译介到波兰和葡萄牙等国。1996年，《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中译本面世后，在中国学界掀起了“经典构成”和“重写文学史”的研究热潮。除了关于经典构成和重构、文学史编撰的理论探讨，佛克马还透析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交往、经验主义研究和文化传播等重要理论问题，提出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现象和文化问题，用动态的眼光审视作为一种文化参与形式的文学生产和接受。王宁在《佛克马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理论思想》（载《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1期）一文中，梳理佛克马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在深入分析其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构筑其学术体系，准确公正地评价了其独特而重要的学术贡献，在此无需赘言。
       佛克马确实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与时俱进，但决不随波逐流。其全部的研究工作从经验出发，以文化相对主义为思想基础，以问题为导向，以科学方法为手段，终生致力于探寻突破文化樊篱的文化通则和各民族文学的审美共性。先生逝世后两天，在阿姆斯特丹发行的《完美的世界：中西乌托邦小说》是一部凝结他思想精华和美学主张的遗作。谈及国际学界（尤其是美国）对他本人的种种冷嘲热讽，如“科学主义的卫道士”、“俄罗斯形式主义的残渣剩羹”、“伪装的欧洲中心主义者”，佛老生前往往一笑置之。他时常提醒我，从事学术研究一定要站稳脚跟、睁开眼睛、敞开心扉，在坚持学术立场的同时学会聆听、善于变通。据我个人所见，与其泛称先生为欧洲中心主义者、科学主义者和俄罗斯形式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一个波普式的批判理性主义者和普特南式的实用主义者。根据波普的看法，科学研究的一切结论都应被视为暂时的真理（而这种真理原则上可能受到批评）而非确定的真理。先生对此高度认同。他也赞同普特南的“概念相对论”（conceptual relativism）哲学立场，屡屡引用普特南在以色列特拉维大学讲学时所用的一句箴言——“怀疑和信念一样需要理据”（Hilary Putnam: Pragmatism: An Open Question, Blackwell, 1995, p. 20）。他坚持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但又时时警惕极端文化相对主义（如：基要主义、原教旨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陷阱。2001年，比利时根特大学授予佛克马教授“萨顿勋章”，先生在致辞中援引美国哲学家努斯鲍姆的话：“文学能把我们从一种生活传送到另一种生活当中，同时又能使我们保持秉性”，并且“叙事性想象为道德互动提供绝对必要的准备”，从而使我们能够洞悉人类共有问题的多样化表现形式（见Martha Naussbaum: Cultivating Humanity: A Classical Defence of Reform in Liberal Edu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110, p.90）。对于佛老来说，人文科学的宗旨就是不仅让人类过上富庶的生活，同时也为个体追求幸福指明道路，其终极目标在于谋求个体幸福和全人类的福祉。从这个意义讲，他可以说是一个怀抱乌托邦理想的实用主义者。





    佛老在世时，用智性之光照亮我蒙尘的心灵，用人性之美为我敞开天堂此岸。而今，他离世而去，眼泪不能冲淡绵绵哀思和怀念，悲伤不能填补内心永远的黑洞，言语不能表达阴阳两隔的无奈，惟愿先生的英魂早日抵达完美的乌托邦，在那里永远安息。Bon voy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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