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铁健：历史家的品格（纪念黎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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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家的品格

作者：陈铁健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0年05月20日



　　历史的脚步匆匆走过，离开黎澍师逝世的1988年，不知不觉已过去了十年。

　　1988年，龙年。这个被人们称之为或企盼为大吉大利的龙腾之年，似乎有意同人们寄予的厚望作对……
这年冬天，在我所崇敬的李宗一、陈旭麓两位著名历史家溘然长逝后，接着，黎澍师，这位当代学人的楷模、新时期历史家的开拓者，经过一州的昏迷之后也与世长辞。苍苍者天，茫茫者地，从此天地间失去一位杰出的历史家、理论家和思想家。黎澍师是以文化人气质投身于变革现实政治文化科学事业的英雄斗士。唯其如此，他才与众不同，出类拔萃。

　　“我深信历史的辩证法一定是整人者人亦整之。我等着看后面的好戏。后来果然就看到了这种好戏的连台演出。”


　　第一次见到黎澍，在1962年。他那黛黑的面庞，微胖的身躯，一口带着浓重湘音的“蓝青官话”，边思索边叙谈，谈笑自若，语调舒缓，给人以沉稳深刻的凝重感；走起路来，腰挺得直，双目平视，头颅微仰，一副凛然的文化人傲骨。所有这些，都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黎夫子”，也是那次从被人口中听到的对他的尊敬和称谓。那年夏初，李新、蔡尚思、孙思白、陈旭麓、彭明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四卷本出齐，作者、编者和一些史学家在北京西单绒线胡同四川饭店小聚。十几位客人中，我大都不熟悉。论年纪，我是全桌人中的最小；在座的先生，全是我久仰大名的学者，如何干之、胡华以及前面提到的几位主编。席间，李新师大概看出我的局促不安，便把我介绍给同席的客人。第一位便是黎澍。我起身行礼，他微笑着点头，格外亲切。我的惶恐顿消，饶有兴味地听他们洋洋洒洒的谈话。在这之前，我只是读过黎澍的论著，那充满历史洞察力和严密逻辑思维的文字，使我虽未见其人却已仰慕久矣。这次见面，使我有一种直感：这位面孔严肃的夫子，对青年一定是位心肠极热的良师益友。

　　那时，他是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兼《历史研究》杂志主编。除开编刊物，他用很大精力指导青年，提携后学。他手订了研究实习员进修计划、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书目，发给每一位青年研究人员。最令人振奋的是，他提出青年史学工作者要“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并且从理论、方法、古文、外语、写作方面提出严格的具体的要求。当年他直接指导的研究生和研究实习员，如王学庄、蒋大椿、喻松青、从翰香等，都已成为独当一面的知名学者，成绩卓然，蜚声学界。

　　我在1962年秋季考取李新师的研究生，埋头书斋，诸事不问。黎澍制订的学习计划和必读书目，我结合研究生的课程，认真地执行。我与李义彬住在东山八角亭，这是民国初年黎元洪总统议论军国大事的处所。山下是考古所，山上是何干之、彭明的工作室，与近代史所办公中心隔了一层假山，一道园门，颇为清静。平时黎澍不常到所，即使来也难得一见。开会时，他很少向全所人员发表讲话。但他主编的《历史研究》，我是每期必读的。编辑部的丁守和、俞旦初以及张允侯，是八角亭的常客，他们有时会带来有关黎澍和编辑部的信息。

　　转眼到了1964年。在动员参加“四清”和学习有关文件的紧张气氛中，不时看到黎澍到所参加各种会议的身影。10月24日，旧历霜降这天，全所人员乘火车离京赴甘肃张掖乌江堡公社参加“四清”运动。黎澍在靠近公社的一个大队担任工作组长。我随蔡美彪在贾家寨大队任工作组秘书，经常到公社取文件，经过黎澍住地，偶尔能见到他。我们从离京的那天起，每人穿一套旧得泛白的棉军服。黎澍体胖，穿上军装，显得圆圆鼓鼓，样子很滑稽。不久，他因营养太差，不适应当地气候，身体实在吃不消，1965年春节前便调到县里主编编写地方史志，住在张掖地区招待所的一间小屋里。我节后进城检查身体时，顺便去看他。他身体略有恢复。说到张掖地区三年困难期间死亡数十万人，他感到异常痛心：“如今老百姓忆苦，不忆解放前，而忆前三年，这件事无论如何都是不该发生的。”他是历史学家，他的心总是贴近现实生活，贴近人民大众。我告诉他：张掖和河西走廊地区还有不少当年西路军伤残被俘者遗留下来。他说，如有机会，应该作些调查才好。张掖“四清”结束，带队者原想把年轻人留在那里劳动锻炼。只是由于黎澍、李新、姜克夫诸公的反对，才使得因营养不良而身患浮肿的我们返京休息半月，转到条件较好的山东黄县劳动。

　　1965年末，从劳动地回到北京，作为那个荒诞年代起点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已经开场。号称“文化大革命序幕”的这场批判，从史学界开刀，绝非偶然，乃是策划已久的阴谋。现在查明，就是姚文元文章出笼后，已跻身“文革”中枢部位的关锋、戚本禹，还有尹达、林杰等人，曾多次在一定的圈子里透露他们的、也是他们主子的对于史学界的形势观。他们说：“历史界像一潭死水，平静是个假象，实际上里边有暗流，是乱糟一团的。”他们说的“暗流”何在，又如何“乱糟”呢？第一，说史学界存在一个“帝王将相派”，一个“保皇党”，因此，“批判历史学界人物的错误，首先要分清他是帝王将相派，还是群众派”。第二，说史学界的“保皇党”“门户之见很深”，“宗派主义厉害”。证据是“范文澜、翦伯赞、吴晗、黎澍同郭沫若有矛盾”，科学院给郭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颁奖他们也“不服气”。第三，说“保皇党”反对“无产阶级史学革命”，具体表现是：反对农民战争，吹捧帝王将相；反对马列主义，鼓吹历史主义；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让步政策；反对革命性，史料就是一切。第四，说“保皇党”的成员，有的是“旧史学家”，如范文澜；有的“是个大政客”，如翦伯赞；有的“是个调和派”，如吕振羽；有的“与吴晗观点相近”，如黎澍；有的对吴晗“想在背后讨个好”，如金灿然；有的“政治上糊涂”，如侯外庐；有的“是个起哄人物”，如郑天挺。因此，“历史学界要来个大风暴，否则就触不动这些人。看来，学术界也是面临着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新形势。”从这种形势出发，这帮“史学革命家”决定要借助批判吴晗《海瑞罢官》，实行如下的“革命”策略和“反攻”步骤。戚本禹说：“反面文章还应继续发，发一两个月也不算多。如果发得少，反攻得早，他们缩回去了。”关锋说：“怎样把反面意见引出来？报纸是否登个读者来信，说：这个问题还不大清楚，姚文元的道理还讲得不大清楚，这是个理论问题，希望不同的意见都发表出来。这样，你们（报社）也不会被动，然后让‘放’一下。”“黎澍这些人可以找一找。他们与吴晗观点靠近。对他们说，不一定漏底，争取他们写；他们不写，请他们推荐作者。”关锋还说，批判翦伯赞，同时带出蔡美彪，蔡是范文澜的“代言人”。等到把他们“引”、“带”出来，就“要打歼灭战，不能围而不攻”。

　　于是，由黎澍主编的《历史研究》和以范老为所长的近代史研究所，就成为“史学革命家”们既定的攻击目标。为可保全国维护近代史所和《历史研究》，范老、黎澍、李新诸公真是绞尽脑汁，力求摆脱困境。我被临时派去协助黎澍，准备写几篇批判吴晗的文章，以示《历史研究》不自外于“革命”大潮。所内收藏的吴晗与胡适通信十几封，被拿来当作靶子，横批竖批起来。杂志焦急地等待发稿，而批吴的行情日日看涨，最后竟上到“反革命”的纲上。那一阵，我简直是疲于奔命，每一两天就要改写一道，送给黎澍阅改。这就是后来发表在《历史研究》1966年第3期，也是导致《历史研究》停刊的那一篇《评注胡适吴晗通信》。闻风而动的“左派”登门索取胡吴通信，被不知底蕴的图书室人员挡驾，悻悻而返。他们遂借机发难，把早已准备停当的炮弹，一古脑儿发射出来。

　　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用了整整三个版面，发表他们炮制的社论、再评注、通讯，集中攻击《历史研究》主编黎澍，兼及近代史所。罪名是垄断吴晗档案资料，假批判真包庇《历史研究》自黎澍接办以后，已经堕落成“资产阶级的史学堡垒”。其用词之尖刻，诛伐之严厉，完全是对付敌人的一套。那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清晨6时即开始播放这些声讨致罪的檄文。刚刚上班，黎澍即打来电话，让何重仁和我随他一起到新华印刷厂，面告厂方停印即将开印的第4期《历史研究》。路上黎澍不动声色地轻轻地对我们说：“这是对着我来的，不关你们的事。也好，可以免去批判别人之劳，坐等别人批判了。”在几乎是当时中央的全部喉舌挟棍带棒的沉重一击之际，黎澍竟如此从容镇静，是我始料不及的。实则，他经历过长期的地下办报、办刊和其它斗争的磨炼，早已形成了无所畏惧的品格。

　　黎澍和《历史研究》成为众矢之的。近代史所面临翻车的紧急关头，领导层中那位有心人便暗中策划端出黎澍、范老、李新，以保全他自己。他收集“黑材料”，紧急写信送给陈伯达。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鸡毛信事件”。

　　此后，面对接连不断的批斗，黎澍抱定宗旨，以不变应万变，始终沉着冷静。对于年轻人，他不计较他们的过激情绪。（他用湖南说：“几个毛人跳梁，算得什么！”）但在原则问题上，他决不退让。7月初，黎澍第一次在全所大会上被批斗。我因为是胡适吴晗通信评注的执笔人，当然是陪斗者。就在这次批斗中，有人说黎澍反对毛泽东思想，他愤然反驳：“在近代史所，我一贯提倡系统地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有人在会上叫喊说黎澍“心中有鬼”，黎澍怒目相向，针锋相对：“还不知道谁心里有鬼呢！”攻击者无地自容，顿时语塞，闻者莫不称快。会后，黎澍特地到照相馆拍照留念。在这张近似于雕像的照片上，他亲笔题记：“是日近代史所开过第一次斗争会，归时绕路东四牌楼京影照相馆摄此为念”。于此可以看出他的豪爽和自信，他对这场“文革”丑剧的鄙视和摈弃。

　　写到这里，我想插进一段不愉快的往事。就在这天下午，妻子生下我们的男孩。我在批斗会后跑到隆福医院看她。（半个月前，所内“造反夺权”，她因为是所里的行政秘书，曾挺着大肚子被拉去陪斗。）她问我上午何以不来医院，我说是所里批斗黎澍，容不得我请假。我没说陪斗的事。她要我给儿子起名，我说就叫一个“畏”字吧。她说怪吓人的，不好。我拿出笔来写下龚定庵的两句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小声说，留个吓人时代的纪念吧！人家问起，就说是“大无畏”。她只好默然。这块阴影一直压在她的心头，未能释怀……

　　批斗会后，人们看到黎澍的头仰得更高，目光更锐利，步伐更稳健。他要昂起头，向人们证明他的光明正大，磊落坦荡。他确信历史不会被暂时的疯狂所淹没。他此时的心境，正如他自云：“我深信历史的辩证法一定是整人者人亦整之。我等着看后面的好戏。后来果然就看到了这种好戏的连台演出。”他被勒令执帚扫厕所。厕所被他收拾得比往日洁净。此时，风暴已经席卷全中国。为了了解社会动乱情况，他和李新常常设法躲过众人的视线，利用厕所这块场地，相互交换“情报”。李新后来说起这一段时间，他们被管得很严，但他与黎澍几乎每天都在厕所见面：李新进入厕所，检视每个坑位，倘若无人，黎澍便执帚拦门而立，两人便悄声交谈起来；人来即停，人去又谈。如此这般，他们对所内外动乱百象，常常了如指掌。

　　“一定要秉笔直书，写出一部信史，把‘文革’的种种丑恶公诸于世，使人们警醒。否则，就难免重蹈覆辙。”

　　动乱中度日如年。几年熬过，从河南干校回来，黎澍已获“解放”，逐步开始工作。这个“解放”虽然为时过晚，但这毕竟是严冬将逝的一缕春风。

　　1975年夏，哈尔滨召开近代史讨论会。黎澍、丁名楠和我，原定一起乘飞机赴哈出席会议。临行前，黎澍突患牙痛，血压偏高，不宜飞行。我和丁公只好先行抵哈。主办单位坚请黎澍速来主持会议，我通过长途电话向他报告后，他即带病改乘火车抵哈。他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又指导我在闭幕式上就会议提出的一些问题发表了意见。会后，东道主建议他沿乌苏里江、黑龙江考察中苏边境。他因身体不好，在参观大庆油田后，仅仅到牡丹江、宁安、镜泊湖参观了渤海国遗址和湖区风景，便匆匆赶赴长春，与吉林省的历史学家佟冬教授等会晤。其间，他在牡丹江附近农村，曾被邀参观某师范学院。那正是“白卷英雄”张铁生走红的当口，师范学院从城市移到乡村也成为时髦。那位院长喋喋不休地向黎澍大谈在农村办大学的好处，并一再请黎澍表态。黎澍只是“洗耳恭听”，不置可否。事后，他对我说：“师范学院何必一定要迁往农村，脱离方便办学的城市呢？中国的教育如此办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当年的忧虑是有充分根据的。

　　1975年夏秋之际，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迟群主管的《历史研究》重新交还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由原主编黎澍接管。他从近代史所借调丁守和、丁伟志、严四光、陈文桂和我到编辑部工作。我因无意做编辑而拖延了一段，去时已是初冬时节。不久，“反右倾翻案风”刮起来，《历史研究》在十分复杂而微妙的严峻形势中艰难行进。有时不免采取合法斗争手段，力争发表一点儿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在紧张的气氛中，编辑部内部也不平静。我因为在一次会议上说对批邓反右“不感兴趣”，便被记上黑账。只因受到黎澍、丁伟志的保护，才得幸免于难。

　　“四人帮”被扣的消息刚刚传来，编辑部即紧急行动，全力以赴，开始揭批“四人帮”及其发言人梁效、罗思鼎。黎澍集注全力，领导大家组织稿件，撰写文章。我和诸葛计被派往上海调查罗思鼎和《学习与批判》杂志的情况。行前，黎澍一再叮嘱，务要了解上海写作班子的全面情况，以便写出有分量的文章。从上海归来，又调查梁效的情况。微妙先后写出了《把四人帮杂志＜学习与批判＞押上审判台》、《一桩异乎寻常的反党事件》、《评四人帮发言人梁效》、《二评四人帮发言人梁效》等文，大抵都是由我撰写初稿，经丁伟志修改或由他提出意见，我再撰写二稿，最后请黎澍审阅定稿。我拟定的标题往往不甚贴切，黎澍看过，大笔一挥，就是一个扣得很紧又十分醒目的标题。他对我说：“文章写得好，而无画龙睛的题目，说明作者写作水平特别是概括能力还有待提高。不要急，写多了，就会运用自如。”每逢文章发表，引起或贬或褒的反响，在编辑部里，大家总要审慎地讨论一番。无庸讳言，今天回过头去审视这些文章，难免会发现种种偏颇，甚至还有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左”的痕迹；这也算是一个教训吧！

　　1978年春节前，我和章鸣九根据黎澍的安排，同教育部的吉伟青、姚介厚、黄展鹏等一起，由我执笔撰写评述“四人帮”的“儒法斗争”阴谋的长文。文章在《历史研究》、《教育研究》和《人民日报》同时刊出，黎澍很高兴。夏天，他让我同他和丁伟志一起，到天津参加筹备历史学规划会议的座谈会。7月间，他几次同我谈及当代史，希望有人跟他一道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8月中旬，胡乔木在北京西郊召集黎澍、李新、廖盖隆商谈，让他们分别负责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共产党史》和《毛泽东生平思想》，并力争在短时间内出来。在这前后，我被借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写组，先后调集的还有郑惠、郑新如、席宣和徐世华，由郑惠负责召集，主管日常工作。作为主持人，黎澍反复强调要写一部可以影响现实、传诸后世的信史；他对“文革”十年史尤为重视。

　　基于对十年“文革”的憎恶，我深深地理解黎澍热衷于编著“文革”十年史的苦心。他似乎看出我的兴味作在，于是分配我作“文革”十年史的研究。那一段时间，微妙见面时经常议论的话题，就是“文革”发生的历史根源，“文革”的破坏所造成的现实和未来的恶果。翻检我当时的笔记，有明确记载的谈话就有：1978年8月2日、8日、9日、17日、9月6日、18日、19日，11月6日、11日。当时，思想解放之风吹遍了理论界、学术界。时令虽已是秋末冬初，但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却呈现出一派生机，使人感到学术文化的春天似乎来到了。在这种良好的气氛中，我们信心十足，就好像写出一部如同《第三帝国的兴亡》那样翔实、具体、生动、引人入胜的《“文革”十年史》，已经指日可待了。

　　为了写好共和国史，黎澍多次访晤了老一辈革命家。当他得知彭真在陕西某地，竟高兴不止，急派我和苏双碧准备飞赴陕西访问，了解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有关背景资料（后未能成行）。在这前后，黎澍拜访了当时主持中央具体工作的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胡耀邦说，现在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嫌为时过早：“按照历史的真实写，许多人通不过。”“主席讲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不写三七开，违背老人家的遗愿。《红楼梦》写到林妹妹死，读者接受不了。”胡耀邦的话，不幸而言中。时隔不久，正是因为不许涉及对毛泽东的评价，不许设计对天安门“四五运动”的评价，而使大家感到愿望落空，人心思散，最终导致写书组的解体。我起草的一篇《“文化大革命”论纲》，自度有违禁令，只好束之高阁，去喂蛀虫了。每当翻检旧作，就会记起黎澍那句铿锵有力的话：“一定要秉笔直书，写出一部信史，把‘文革’的种种丑恶公诸于世，使人们警醒。否则，就难免重蹈覆辙。”不知为什么？不，不为什么！仅仅要使历史学成为真科学而非伪科学，我一直把黎澍的这句话，当成历史学家的伟大的科学宣言。他的这句遗言，将永存于研究当代史学者的记忆中，并化作执著的追求和行动。

　　这期间，我虽已离开《历史研究》编辑部，但与当时主持日常编务的丁伟志、李学昆还时相过从。1978年12月初，李学昆邀我抽空为《历史研究》写点文章。我们谈到瞿秋白；在《多余的话》评价上，他和我有共同看法。分手时他说：“写一篇怎么样？”我接受了。我认为，因《多余的话》而将瞿秋白说成“叛徒”，无论如何站不住脚。这桩冤案的制造者，经不起历史的拷问。重评《多余的话》，正是要对邪恶横行年代酿成的悲剧，进行历史的追寻。不久，我去求教于黎澍。在建国门外灵通观他的家中，我谈了《多余的话》并没有“讨瞿”英雄们强加给它的那些东西，相反，它抒发的是共产党人特别是共产党领袖人物中难得一见的坦率、真诚的心声。黎澍赞同我的看法，他说：“无非是说了真话，不说大话、假话；而说真话往往犯忌。有些人善于遮掩粉饰，连起码的七情六欲都藏得严严实实，装成圣人模样去吓唬别人。”又说：“这样的翻案文章难作：一般读者不易理解，卫道者要打棍子。但是，如果谁也不去作，就只好听任谬种流传。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历史家实在难为；知难为而为之，才是真正的历史家。”他同时说到：一个好的刊物，一定要有勇气提出新问题，发表有自己特色的文章。不然，大家都是一副面孔，还办那么多刊物干什么？！

　　读过《多余的话》，黎澍嘱我与郑惠去上海了解批判《海瑞罢官》的内幕。在沪期间，我们得到王一平、李庸夫、夏其言、温崇实、郑心永的支持，查阅了《文汇报》当年报送中央碰头会的内刊和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有关会议记录。由此知道，批判《海瑞罢官》时，毛泽东支持江青在上海坐镇督师，上海市委根据“最高”旨意具体指挥，名曰“引蛇出洞”。市委书记们误以为这场批判运动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历史重演，把知识分子当作蛇引出洞来，聚而歼之。岂料，伟大的谋略家毛泽东有他自己的部署：造成舆论，掀动“天下大乱”。书记们后来的遭遇，比挨他们整的知识分子们要惨得多。被聚而歼之者，包括党政军各级领导层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中央的“总后台”！谚云：“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此之谓乎？

　　当时，那家报社的驻京记者们，手段高超，无孔不入，想方设法摸清了翦伯赞、吴晗、邓拓、侯外庐、黎澍等一大批学者对姚文元文章的态度。他们找过黎澍三次，前两次均被拒绝，第三次索性破门而入，把黎澍堵在家中，只好谈话。我们自沪返京后，我把记述这次谈话的《记者简报》讲给黎澍听。他坦然一笑，不无鄙夷地说：“新闻记者变成特务，确实可悲。”当然，那些幕后操纵者，更应受到严厉的谴责。
“文革”的历史至今不能进行充分研究，“文革”史著作难得公开发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少人头有见不得人的疮疤。严重的危险在于：旧的不能彻底清算，新的便无法取得完全成功，甚至难保旧的不会卷土重来。君不见，一些曾经威信扫地的货色，不是在某些角落又香起来了么？

　　“对于在中国传播了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应该做正本清源的工作，在思想上要反对专制主义或皇权主义，在理论上要反对教条主义。”

　　转眼步入80年代。我因常住京西青龙桥，不在城内上班，有两年左右时间不常见到黎澍。

　　1982年春，近代史领导班子换届，黎澍被免去副所长职务，调离近代史所。一向淡泊名利的黎澍，对此漠然置之，更加执著于社会科学事业的推进。这年冬，中国现代史学术讨论会在厦门召开，他以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名义主持会议。我和耿云志、陈文桂等随他一起赴会，下榻于厦门大学招待所。第一次到厦门，大家对这里的南国海岛风光十分欣赏。正值观世音菩萨生日道场，厦大隔壁的南普陀寺僧众日夜不停地大做法事，香火烛空，人声鼎沸。晚间，黎澍兴致极好，同大家一起看过善男信女礼佛、和尚法事活动后，应方丈秒湛法师之邀，入住持精舍，与方丈纵谈佛门诸事，直到午夜时分。他对国内改革开放后宗教事业的活跃，感到欣慰。由此预期中国社会其它事业复兴有望，学术振兴有望。

　　随后，1983年8月，首届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在中国，学术界讨论资产阶级问题，给资产阶级以一席地位，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学术活动。会议中讨论的一些问题，诸如洋务、维新、立宪运动及其代表人物的评价，中国近代化进程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启蒙运动中的作用等，都是富有新意又颇为敏感的问题。有些问题的提出和辩论，使持有某种成见的学者感到不安，也有些学者心有余悸，不敢超越在长期封闭状态中形成的旧观念。因此，如何使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使与会者各抒己见，便成为会议能否圆满成功的关键。黎澍是会议的倡议者和支持者之一，他全神贯注，认真领导会议活动。会间，他常常就会议有关问题征询李宗一、耿云志和我的意见，不时问道：“这样办，妥当吗？”“还有什么好主意？”他平时不善于应酬，这时却非常注意与各方面的交往礼节，谦虚、谨慎过于常时。会议开得很成功。可是，谁会想到，半年之后，这些完全属于正常学术讨论的问题，诸如洋务、立宪问题的探索争论，竟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争；而“非”的一方，竟被斥之为“精神污染”、“异化史观”！

　　同年10月底，我随李新、孙思白到上海出席《中国革命史丛书》编委会议。一天饭后，在交通大学校园散步时，听广播说是要“清除精神污染”。回到北京不久，大约在11月底，就听说黎澍因心肌梗塞住院了。他是最开朗、最坦荡的学者，但在什么都成了“污染”的喧嚣中也悒郁不欢，终至发病。他忧虑的不是他自己的研究工作，而是屡经摧残后刚有转机的中国社会科学事业。在当时那“不是运动”的运动中，哪一位社会科学家能平抑胸中的波澜，安心去作科学研究呢？

　　他先是被送到友谊医院进行抢救，脱离危险期后转到305医院疗养。我有时和潘汝暄一起、有时一个人到医院看望他。他住在单间病房。见到我们，他绽开笑脸，分外高兴。他指着天花板说：楼上一层，前些时候是写作批判“异化”文章的秀才们包住的。这时，批评运动已转向对这篇文章的宣传；对“精神污染”的“扩大化”被贤者制止了。运动没有发展成为一些人所希望也为一些人所厌恶的狂风暴雨，就嘎然而止。305医院的病房，似乎也分外静谧温暖。他问起我读过某篇批判“异化”问题的文章没有，我说自己对于理论素来隔膜，读那样艰深的文章实在太累。他说最好读一读，什么文章都要读；你是研究现代史的，不要放过亲身体察和感受历史事件的机会。又说，历史家应该是思想家，否则就成了材料家。现在做理论工作的人很少研究材料，而做材料工作的人又很少注意掌握理论。他们同样写一个题目，写得都片面。做研究工作，要下真功夫，甚至死去活来，翻了筋斗，否则就不叫科学研究。

　　说到另一篇批判所谓“异化史观”的文章，他问我外间有些什么看法。我说只听到人们对于攀附权势的风派文人的一片骂声。“落霞与孤鹜齐飞”，出自王勃《滕王阁诗序》的这一名句，被作者引用来象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黎澍奚落地说：“鹜，就是野鸭子嘛，孤零零的鸭鸭和染血般的晚霞，与百家争鸣是风马牛，不伦不类！”说罢哈哈大笑，笑得那么开怀，那么爽朗。这声振屋宇的开怀大笑，说明笑者在那样阴沉如铅般的政治空气里，是怎样的充满自信啊！

　　这次病痛之后，黎澍的身体大不如前，很少再参加外地举行的学术活动。1986年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广州）、1987年柳亚子诞辰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苏州），他都因身体的缘故辞谢了。但他还尽力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学术活动。记得1987年3月、5月，江苏电视台拍摄的电视片《秋白之死》先后在中央宣传部审查和观摩，他都应邀出席，并带头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完全给予肯定，使之得以顺利通过。一直担心影片难获得通过的该剧导演虞志敏不止一次向我表示，感谢黎澍的支持和鼓励。

　　大约在1987年秋天，他从木樨地家中打电话，要我替他查两条材料。这时他正在与一些史学理论家展开关于历史创造者和阶级斗争史的论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或创造者”这一流行几十年的观点，被视为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史学”最高指导思想。公然对它提出挑战，仅仅这个行动本身，就足以震惊史坛，说明挑战者具有怎样的胆识；何况此前黎澍因为提倡反对专制主义，已经被“挂了号”（他有一次在电话中说：“我已是被挂了号的人物！”）。

　　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专制社会，农民是人数最多的群体。他们深受剥削压迫，渴望温饱，渴望土地；对地主豪绅有反抗，有搏斗，但更多的是愚昧、自私、忍耐、屈辱，等待好皇帝和救世主。作为皇权主义者，他们往往成为历代皇朝更迭换届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又是专制主义得以延续的必要条件。与绝大多数农民的淳朴温厚、逆来顺受不同，一部分游民无产者，则善于投机，勇于斗狠，翻云覆雨，不择手段。打天下时，他们出头林立，各不相协，甚至火并残杀；得天下后，则争权夺利，失势者阴谋篡权，得势者卸磨杀驴，一言不合即成刀下之鬼，诛杀之烈，史不绝书。对此，黎澍说：“千万不要小看了农民。我在湖南家乡见过一些农民，工于心计，手段不凡，可不简单。”我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它中国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揉入某些消极的东西，诸如农民、游民无产者的思想。所谓“造反有理”、“斗争哲学”，就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也很难说是农民阶级思想，而是游民的哲学。黎澍赞同这个意见，而没有批评我的放言无惮。他指出，对于在中国传播了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应该做正本清源的工作，在思想上要反对专制主义或皇权主义，在理论上要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中，既有斯大林的教条，也有毛泽东的教条，反起来都不那么容易。但是，一定要反，否则，不仅理论不能发展，社会也无法前进。他的语气是那样坚定，那样果断。说到百家争鸣，自由讨论，黎澍颇多感慨。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泽东提出又由毛泽东所节制。他需要争鸣，就发动争鸣，争鸣到纷纷然不合其意，又用反右派、反右倾、反修正主义等大煞其车，直煞到鸦雀无声。毛一提倡反右，下面便有人跟着加码，直使百家为之钳口结舌。说到毛泽东的“书读得越多越蠢”论，黎澍说，其结果就会导向愚民政策，对有知识的人不放心。大家都无知无识，愚昧，才有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繁衍的温床，才有人依附、投靠，甘愿受人摆布，任人宰割。

　　我们的谈天，就这样从历史创造者和阶级斗争史问题的论战，进而及于游民无产者的思想、行为和作用等等。所论者，未必、也不一定都正确。只要敢于正视历史和现实，大胆进行探讨和思索，就会有助于学术的前进。黎澍在这一时期所写的理论文字，与其说是为了回答几个具体问题或作出几个具体结论，不如说他要为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科学确立一种新思维，提供一种新方法，开拓一种新境界。

　　他问起我最近时期的研究工作。他似乎还不知道我的《论西路军》一文所引起的风波。我简要地向他说明情况，他很关注事情的结局。我说，对于来自杨尚昆、邓力群的两个严厉批示，胡绳院长明确告诉我，《论西路军》文章内容没有错误，只是暂时不宜公开发表。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有关指示，他只在党史系统通报过，而没有向社会科学院通报，因此责任不在作者和编者。此事应作冷处理，由他向有关部门作出解释。我说：胡绳理解我们从事现代史研究工作的苦衷。徐向前元帅也非常关注此事的处理。黎澍说：这就好。随后，我向他说明对这类历史问题的处理意见。我认为，事实俱在，过去明明错了，就应该及时纠正；倘千方百计地捂在那里，反而会形成一种潜在的不和谐因素；如果为了掩盖一个错误而不惜再犯十个错误，那就会酿成分裂的因素。保持党内真正团结的基础在于维护真理，而非坚持错误。现实体制改革面临的一些问题，要从历史上得到解释。人们将从你解决历史问题的坚定态度中，得到对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坚强信心和鼓舞力量。中共党史、中国现代革命史若要向前发展，形成科学体系，首要的、唯一的任务就是揭示历史真相，舍此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听完我的话，黎澍说：只要当事者在，他又有权，你就难以揭示真相。但真正的历史家不要怕这怕那，硬是要敢于揭示历史真相。不是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吗？

　　1988年春节前，我带着一份文稿去黎澍家中看他。进门时，丁伟志、李学昆、徐宗勉、田居俭已经在座，几个人围坐一起谈笑风生。大家谈到理论、新闻、出版界，还有历史界的种种。少顷，丁伟志等告辞，黎澍留我到他的小书房交谈。我问起他的身体，他笑答：“肾不好，引起腿部水肿，走路不大方便了。”看他脸庞有些异样的光亮，怕也是水肿所致。我告诉他，我读了《随笔》上刊登的他的《忆田家英》，只短短两三千字，就把人物写活，并且写出了田家英含冤而殁的时代悲剧的本质，我很喜欢；希望他能多写一些这类短小精致又有深意的文章。长篇巨制，劳形费神，目下身体欠佳，最好搁一下，等身体恢复再写。他指着案头摞起的文稿、书信说：“事情总是做不完。身体又不容许长时间工作，只好细水长流，抓紧做。”我们谈到“史学危机”和学风，他说，第一要实事求是，写真实的历史。所谓史学危机，在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主要是读者不满意某些著作文章依然讲假话、空话、废话。第二，历史家要讲史德，不能见风转舵，不要媚时趋势，不做政治的奴仆。政治是变化多端的，人，尤其是学者，能够变来变去吗？那还能称之为学者吗？显然，他鄙弃那种浅薄的、毫无道德操守的政客式的假学者。第三，要给学术研究以自由的空气，不要动辄整人。没有政治民主，何以谈得上学术自由；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术问题，有些就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可以讨论，学术问题更应当争来争去，弄个水落石出。对于政治运动，不要害怕。所谓政治运动，纯属人造环境，是用来吓唬不懂这个把戏的老实人的。一眨眼，戏完了，纸人纸马纷纷落地，啥事没有。所以根本用不着认真对待……。把人情世态、政治斗争看得这样透彻，达到大彻大悟境界，难怪什么样的逆境他也能应付裕如。

　　他边说边注视着我，等我表示完全理解之后，他才停下来，呷一口茶。这时，我忽然体察到这位智者的良知和勇气，他的清醒和敏锐，他的那种几乎无人企及的对人生对历史的深刻体味。

　　他告诉我，上海的《书林》邀他写一篇书评，评我的小书《瞿秋白传》。《书林》原想用他在前年写的那篇短稿，他觉得那一篇单薄了些，不愿就那样去敷衍编者和读者。

　　前年的那篇短评，我依稀记得。一家报社的编辑指出文中有一件事涉及已故的一位伟人，希望作者修改，最好能够避开那件事。他认为事实如此，难以为贤者讳。于是，那短文，便长时间搁置下来。《书林》敢于发表那篇短文，使他由衷地佩服编辑的胆识。作为答报，他慨然应允写稿。他搁下正在撰写的论战文章，带病重新阅读拙著，另写一篇。不久，他对从上海来京催稿的一位编辑说，已经读了几遍瞿传，可以动笔了。这就是发表在《书林》1988年第3期的《评陈铁健著＜瞿秋白传＞》。

　　临走，他拿出一袋材料给我，说：“你喜欢研究当代史学史吗？这几份资料可能对你有用，就由你保存吧！”袋上有他的亲笔题签：《1961年北京饭店举行的历史学界的一次鸿门宴》。袋内的材料是：《巴黎公社史学术讨论会筹备会议》（1961年3月）、《太平天国110周年学术会议预备会议》（1961年5月）、《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预备会议》（1961年7月）。这三份材料是范文澜、吴晗、黎澍在上述会议中发言的摘录，内容都是讲如何反对当时“左派”的史学观点，使历史研究走向科学。几位史学前辈的真知灼见，即使今天看来也无过时之感。

　　几天后，我在电话中告诉他，根据这些材料再加上过去收集的有关戚本禹、关锋等人关于“史学革命”的材料，确实可以写一篇文章，清理一下当年的旧案。他说还有一封重要的信件，让我抽空去取，放在一起保存。可惜，我因为那一段时间里杂事缠身，忙乱不堪，没有去把信取来。这封信就是“文革”初期那封臭名远扬的“鸡毛信”，而那三封材料就是“鸡毛信”的附件。

　　1991年初冬，黎澍逝世三周年忌日，我和喻松青、王学庄、蒋大椿、黄春生等陪徐滨夫人到京西万安公墓为黎澍扫墓。黎墓周围有早逝的老人，也有后死的青年，都是些教师、学生等普通人。漫步于斜阳下的墓碑曲径之间，深为黎澍平民性格和昂然不屈的品质所感染。他生前留下遗言：既然他们（指那些动辄以批人整人为乐事者）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我死后绝不进入等级森严的八宝山。是的，1983年他们批他，他没有屈服；1987年他们又批他，他也没有屈服。1989年后，在他死后，他们还在死乞白赖地批他，相信他在墓中也绝不会屈服。他可能还会横眉冷对：“几个毛人，算得了什么！”他也许会淡然一笑：“人已往矣，你们还神经兮兮？”我想会是后者吧。

　　黎澍走了。他走过七十六年极有意义的人生道路，别我们而去。在长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和史学研究中，他违抗流俗，独具创见，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爱护青年，提携后进，堪称一代宗师。他在评论拙作时提出的史学家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诚实的道德，勇敢的道德，实事求是的道德，独立思考而不媚时的道德”——他自己身体力行，成为后辈学者的楷模。就这个意义上说，他又不曾离去，而永存于我们心间。

　　耳际忽然飘来一位剧中人吟诵的诗句：“乘风归去也，天外醉流霞。”


　　1989年1月29日深夜写于京东胡家园，1996年1月20日修改，1997年11月16日再改，1998年3月24日改定。


（先刊香港天平书局《黎澍之路》1997年版，后刊《百年潮》1998年第3期，有删节。此据香港版恢复被删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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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潮版：历史家的品格


      历史的脚步匆匆走过，离开黎澍师逝世的1988年，不知不觉已过去了十年。
　　1988，龙年。这个被人们称之为或企盼为大吉大利的龙腾之年，似乎有意同人们寄予的厚望作对……
　　这年冬天，在我所崇敬的李宗一、陈旭麓两位著名历史家遽然长逝后，接着，黎澍师，这位当代学人的楷模、新时期历史学的开拓者，经过一周的昏迷之后也与世长辞。苍苍者天，茫茫者地，从此天地间失去一位杰出的历史家、理论家和思想家。黎澍师是以文人气质投身于变革现实文化科学事业的英勇斗士。唯其如此，他才与众不同，出类拔萃。

　　“我深信历史的辩证法一定是整人者人亦整之。我等着看后面的好戏。后来果然就看到了这种好戏的连合演出。”

　　第一次见到黎澍，在1962年。他那黧黑的面庞，微胖的身躯，一口带着浓重湘音的“蓝青官话”，边思索边叙谈，谈笑自若，语调舒缓，给人以沉稳深刻的凝重感；走起路来，腰挺得直，双目平视，头颅微仰，一副凛然的文人傲骨。所有这些，都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黎夫子”，也是那次从别人口中听到的对他的尊敬的称谓。那年夏初，李新、蔡尚思、孙思白、陈旭麓、彭明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四卷本出齐，作者、编者和一些史学家在北京西单绒线胡同四川饭店小聚。十几位客人中，我大都不熟悉。论年纪，我是全桌人中的最小；在座的先生，全是我久仰大名的学者，如何干之、胡华以及前面提到的几位主编。席间，李新师大概看出我的局促不安，便把我介绍给同席的客人。第一位便是黎澍。我起身行礼，他微笑着点头，格外亲切。我的惶恐顿消，饶有兴味地听他们洋洋洒洒的谈话。在这之前，我只是读过黎澍的论著；那充满历史洞察力和严密逻辑思维的文字，使我虽未见其人却已仰慕久矣。这次见面，使我有一种直感：这位面孔严肃的夫子，对青年一定是位心肠极热的良师益友。
　　那时，他是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兼《历史研究》杂志主编。除开编刊物，他用很大精力指导青年，提携后学。他手订了研究实习员进修计划、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书目，发给每一位青年研究人员。最令人振奋的是，他提出青年史学工作者要“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并且从理论、方法、古文、外语、写作等方面提出严格的具体的要求。当年他直接指导的研究生和研究实习员，如王学庄、蒋大椿、喻松青、从翰香等，都已成为独当一面的知名学者，成绩卓然，蜚声学界。
　　我在1962年秋季考取李新师的研究生，埋头书斋，诸事不问。黎澍制订的学习计划和必读书目，我结合研究生的课程，认真地执行。我与李义彬住在东山八角亭，这是民国初年黎元洪总统议论军国大事的处所。山下是考古所，山上是何干之、彭明的工作室，与近代史所办公中心隔了一重假山，一道园门，颇为清静。平时黎澍不常到所，即使来也难得一见。开会时，他很少向全所人员发表讲话。但他主编的《历史研究》，我是每期必读的。编辑部的丁守和、俞旦初以及张允侯，是八角亭的常客，他们有时会带来有关黎澍和编辑部的信息。
　　转眼到了1964年。在动员参加“四清”和学习有关文件的紧张气氛中，不时看到黎澍到所参加各种会议的身影。10月24日，旧历霜降这天，全所人员乘火车离京赴甘肃张掖乌江堡公社参加“四清”运动。黎澍在靠近公社的一个大队担任工作组长。我随蔡美彪在贾家寨大队任工作组秘书，经常到公社取文件，经过黎澍住地，偶尔能见到他。我们从离京的那天起，每人穿一套旧得泛白的棉军服。黎澍体胖，穿上军装，显得圆圆鼓鼓，样子很滑稽。不久，他因营养太差，不适应当地气候，身体实在吃不消，1965年春节前便调到县里主持编写地方史志，住在张掖地区招待所的一间小屋里。我节后进城检查身体时，顺便去看他。他身体略有恢复。说到张掖地区三年困难期间死亡数十万人，他感到异常痛心：“如今老百姓忆苦，不忆解放前，而忆前三年，这件事无论如何都是不该发生的。”他是历史学家，他的心总是贴近现实生活，贴近人民大众。我告诉他：张掖和河西走廊地区还有不少当年西路军伤残被俘者遗留下来。他说，如有机会，应该作些调查才好。张掖“四清”结束，带队者原想把年轻人留在那里劳动锻炼。只是由于黎澍、李新、姜克夫诸公的反对，才使得因营养不良而身患浮肿的我们返京休息半月，转到条件较好的山东黄县劳动。
　　1965年末，从劳动地回到北京，作为那个荒诞年代起点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已经开场。号称“文化大革命序幕”的这场批判，从史学界开刀，绝非偶然，乃是策划已久的阴谋。现在查明，就在姚文元文章出笼后，已跻身“文革”中枢部位的关锋、戚本禹，还有尹达、林杰等人，曾多次在一定的圈子里透露他们的、也是他们主子的对于史学界的形势观。他们说：“历史界像一潭死水，平静是个假象，实际上里边有暗流，是乱糟一团的。”他们说的“暗流”何在，又如何“乱糟”呢?第一，说史学界存在一个“帝王将相派”，一个“保皇党”，因此，“批判历史学界人物的错误，首先要分清他是帝王将相派，还是群众派”。第二，说史学界的“保皇党”“门户之见很深”，“宗派主义厉害”。证据是“范文澜、翦伯赞、吴晗、黎澍同郭沫若有矛盾”，科学院给郭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颁奖他们也“不服气”。第三，说“保皇党”反对“无产阶级史学革命”，具体表现是：反对农民战争，吹捧帝王将相；反对马列主义，鼓吹历史主义；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让步政策；反对革命性，史料就是一切。第四，说“保皇党”的成员，有的是“旧史学家”，如范文澜；有的“是个大政客”，如翦伯赞；有的“是个调和派”，如吕振羽；有的“与吴晗观点相近”，如黎澍；有的对吴晗“想在背后讨个好”，如金灿然；有的“政治上糊涂”，如侯外庐；有的“是个起哄人物”，如郑天挺。因此，“历史学界一定要来个大风暴，否则就触不动这些人。看来，学术界也是面临着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新形势。”从这种形势观出发，这帮“史学革命家”决定要借助批判吴晗《海瑞罢官》，实行如下的“革命”策略和“反攻”步骤。戚本禹说：“反面文章还应继续发，发一两个月也不算多。如果发得少，反攻得早，他们就缩回去了。”关锋说：“怎样把反面意见引出来?报纸是否登个读者来信，说：这个问题还不大清楚，姚文元的道理还讲得不大清楚，这是个理论问题，希望不同的意见都发表出来。这样，你们(报社)也不会被动，然后让‘放’一下。”“黎澍这些人可以找一找。他们与吴晗观点靠近。对他们说，不一定漏底，争取他们写；他们不写，请他们推荐作者。”关锋还说，批判翦伯赞，同时带出蔡美彪，蔡是范文澜的“代言人”。等到把他们“引”、“带”出来，就“要打歼灭战，不能围而不攻”。
　　于是，由黎澍主编的《历史研究》和以范老为所长的近代史研究所，就成为“史学革命家”们既定的攻击目标。为了保全与维护近代史所和《历史研究》，范老、黎澍、李新诸公真是绞尽脑汁，力求摆脱困境。我被临时派去协助黎澍，准备写几篇批判吴晗的文章，以示《历史研究》不自外于“革命”大潮。所内收藏的吴晗与胡适通信十几封，被拿来当作靶子，横批竖判起来。杂志焦急地等待发稿，而批吴的行情日日看涨，最后竟上到“反革命”的纲上。那一阵，我简直是疲于奔命，每一两天就要改写一道，送给黎澍阅改。这就是后来发表在《历史研究》1966年第3期，也是导致《历史研究》停刊的那一篇《评注胡适吴晗通信》。闻风而至的“左派”登门索取胡吴通信，被不知底蕴的图书室人员挡驾，悻悻而返。他们遂借机发难，把早已准备停当的炮弹，一古脑儿发射出来。
　　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用了整整三个版面，发表他们炮制的社论、再评注、通讯，集中攻击《历史研究》主编黎澍，兼及近代史所。罪名是垄断吴晗档案资料，假批判真包庇；《历史研究》自黎澍接办以后，已经堕落成“资产阶级的史学堡垒”。其用词之尖刻，诛伐之严厉，完全是对付敌人的一套。那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清晨6点即开始播放这些声讨致罪的檄文。刚刚上班，黎澍即打来电话，让丁守和和我随他一起到新华印刷厂，面告厂方停印即将开印的第4期《历史研究》。路上黎澍不动声色地轻轻对我们说：“这是对着我来的，不关你们的事。也好，可以免去批判别人之劳，坐等别人批判了。”在几乎是当时中央的全部喉舌挟棍带棒的沉重一击之际，黎澍竟如此从容镇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实则，他经历过长期的地下办报、办刊和其它斗争的磨炼，早已形成了无所畏惧的品格。
　　此后，面对接连不断的批斗，黎澍抱定宗旨，以不变应万变，始终沉着冷静。对于年轻人，他不计较他们的过激情绪。(他用湖南话说：“几个毛人跳梁，算得什么!”)但在原则问题上，他决不退让。7月初，黎澍第一次在全所大会上被批斗。我因为是胡适吴晗通信评注的执笔人，当然是陪斗者。就在这次批斗中，有人说黎澍反对毛泽东思想，他愤然反驳：“在近代史所，我一贯提倡系统地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有人在会上叫喊说黎澍“心中有鬼”，黎澍怒目相向，针锋相对：“还不知道谁心里有鬼呢!”攻击者无地自容，顿时语塞，闻者莫不称快。会后，黎澍特地到照相馆拍照留念。在这张近似于雕像的照片上，他亲笔题记：“是日近代史所开过第一次斗争会，归时绕路东四牌楼京影照相馆摄此为念”。于此可以看出他的豪爽和自信，他对这场“文革”丑剧的鄙视和摈弃。
　　写到这里，我想插进一段不愉快的往事。就在这天上午，妻子生下我们的男孩。我在会后跑到隆福医院看她。(半个月前，所内“造反夺权”，她因为是所里的行政秘书，曾挺着大肚子被拉去陪斗。)她问我上午何以不来医院，我说是所里批斗黎澍，容不得我请假。我没说陪斗的事。她要我给儿子起名，我说就叫一个“畏”字吧。她说怪吓人的，不好。我拿出笔来写下龚定庵的两句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小声说：留个吓人时代的纪念吧!人家问起，就说是“大无畏”。她只好默然。这块阴影一直压在她的心头，未能释怀……。
　　批斗会后，人们看到黎澍的头仰得更高，目光更锐利，步履更稳健。他要昂起头，向人们证明他的光明正大，磊落坦荡。他确信历史不会被暂时的疯狂所掩没。他此时的心境，正如他自云：“我深信历史的辩证法一定是整人者人亦整之。我等着看后面的好戏。后来果然就看到了这种好戏的连台演出。”他被勒令执帚打扫厕所。厕所被他收拾得比往日洁净。此时，风暴已经席卷全中国。为了了解社会—动乱情况，他和李新常常设法躲过众人的视线，利用厕所这块场地，相互交换“情报”。李新后来说起：有一段时间，他们被管得很严，但他与黎澍几乎每天都在厕所见面：李新进入厕所，检视每个坑位，倘若无人，黎澍便执帚拦门而立，两人便悄声交谈起来；人来即停，人去又谈。如此这般，他们对所内外动乱百象，常常了如指掌。

　　“一定要秉笔直书，写出一部信史，把‘文革’的种种丑恶公诸于世，使人们警醒。否则，就难免重蹈覆辙。”

　　动乱中度日如年。几年熬过，从河南干校回来，黎澍已获“解放”，逐步开始工作。这个“解放”虽然为时过晚，但这毕竟是严冬将逝的一缕春风。
　　1975年夏，哈尔滨召开近代史讨论会。黎澍、丁名楠和我，原定一起乘飞机赴哈出席会议。临行前，黎澍突患牙痛，血压偏高，不宜飞行。我和丁公只好先行抵哈。主办单位坚请黎澍速来主持会议，我通过长途电话向他报告后，他即带病改乘火车抵哈。他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又指导我在闭幕式上就会议提出的一些问题发表了意见。会后，东道主建议他沿乌苏里江、黑龙江考察中苏边境。他因身体不好，在参观大庆油田后，仅仅到牡丹江、宁安、镜?白湖，参观了渤海国遗址和湖区风景，便匆匆赶赴长春，与吉林省的历史学家佟冬教授等会晤。其间，他在牡丹江附近农村，曾被邀参观某师范学院。那正是“白卷英雄”张铁生走红的当口，师范学院从城市移到乡村也成为时髦。那位院长喋喋不休地向黎澍大谈在农村办大学的好处，并一再请黎澍表态。黎澍只是“洗耳恭听”，不置可否。事后，他对我说：“师范学院何必一定要迁往农村，脱离方便办学的城市呢?中国的教育如此办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当年的忧虑是有充分根据的。
　　1975年夏秋之际，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迟群主管的《历史研究》重新交还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由原主编黎澍接管。他从近代史所借调了丁守和、丁伟志、严四光、陈文桂和我到编辑部工作。我因无意做编辑而拖延了一段，去时已是初冬时节。不久，“反右倾翻案风”刮起来，《历史研究》在十分复杂而微妙的严峻形势中艰难行进。有时不免采取合法斗争手段，力争发表一点儿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在紧张的气氛中，编辑部内部也不平静。我因为在一次会议上说对批邓反右“不感兴趣”，便被记上黑账。只因受到黎澍、丁伟志的保护，才得幸免于难。
　　“四人帮”被扣的消息刚刚传来，编辑部即紧急行动，全力以赴，开始揭批“四人帮”及其发言人梁效、罗思鼎。黎澍集注全力，领导大家组织稿件，撰写文章。我和诸葛计被派往上海调查罗思鼎和《学习与批判》杂志的情况。行前，黎澍一再叮嘱，务要了解上海写作班子的全面情况，以便写出有分量的文章。从上海归来，又调查梁效的情况。我们先后写出了《把四人帮杂志<学习与批判>押上审判台》、《一桩异乎寻常的反党事件》、《评四人帮发言人梁效》、《二评四人帮发言人梁效》等文，大抵都是由我撰写初稿，经丁伟志修改或由他提出意见我再撰写二稿，最后请黎澍审阅定稿。我拟定的标题往往不甚贴切，黎澍看过，大笔一挥，就是一个扣得很紧又十分醒目的标题。他对我说：“文章写得好，而无画龙点睛的题目，说明作者写作水平特别是概括能力还有待提高。不要急，写多了，就会运用自如。”每逢文章发表，引起或贬或褒的反响，在编辑部里，大家总要审慎地讨论一番。无庸讳言，今天回过头去审视这些文章，难免会发现种种偏颇，甚至还有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左”的痕迹；这也算是一个教训吧！
　　1978年春节前，我和章鸣九根据黎澍的安排，同教育部的吉伟青、姚介厚、黄展鹏等一起，由我执笔撰写评述“四人帮”“儒法斗争”阴谋的长文。文章在《历史研究》、《教育研究》和《人民日报》同时刊出，黎澍很高兴。夏天，他让我同他和丁伟志一起，到天津参加筹备历史学规划会议的座谈会。7月间，他几次同我谈及当代史，希望有人跟他一道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8月中旬，胡乔木在北京西郊召集黎澍、李新、廖盖隆商谈，让他们分别负责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共产党史》和《毛泽东生平思想》，并力争在短时间内写出来。在这前后，我被借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写组，先后调来的还有郑惠、郑新如、席宣和徐世华，由郑惠负责召集，主管日常工作。作为主持人，黎澍反复强调要写一部可以影响现实、传诸后世的信史；他对“文革”十年史尤其重视。
　　基于对十年“文革”的恨恶，我深深地理解黎澍热衷于编著“文革”十年史的苦心。他似乎看出我的兴味所在，于是分配我作“文革”十年史的研究。那一段时间，我们见面时经常议论的话题，就是“文革”发生的历史根源，“文革”的破坏所造成的现实和未来的恶果。翻检我当时的札记，有明确记载的谈话就有：1978年8月2日、8日、9日、17日，9月6日、18日、19日，11月6日、11日。当时，思想解放之风吹遍了理论界、学术界。时令虽已是秋末冬初，但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却呈现出一派生机，使人感到学术文化的春天来到了。在这种良好的氛围中，我们信心十足，就好像写出一部如同《第三帝国的兴亡》那样翔实、具体、生动、引人入胜的《“文革”十年史》，已经指日可待了。
　　为了写好共和国史，黎澍多次访晤老一辈革命家。当他得知彭真在陕西某地，竟高兴不止，急派我和苏双碧准备飞赴陕西访问，了解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有关背景资料(后未能成行)。在这前后，黎澍拜访了当时主持中央具体工作的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胡耀邦说，现在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嫌为时过早：“按照历史的真实写，许多人通不过。”“主席讲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不写三七开，违背老人家的遗愿。《红楼梦》写到林妹妹死，读者接受不了。”胡耀邦的话，不幸而言中。时隔不久，正是因为不许涉及对毛泽东的评价，不许涉及对天安门“四五运动”的评价，而使大家感到愿望落空，人心思散，最终导致写书组的解体。我起草的一篇《“文化大革命”论纲》，自度有违禁令，只好束之高阁，去喂蛀虫了。每当翻检旧作，就会记起黎澍那句铿锵有力的话：“一定要秉笔直书，写出一部信史，把‘文革’的种种丑恶公诸于世，使人们警醒。否则，就难免重蹈覆辙。”不知为什么?不，不为什么!仅仅要使历史学成为真科学而非伪科学，我一直把黎澍的这句话，当成历史学家的伟大的科学宣言。他的这句遗言，将永存于研究当代史学者的记忆中，并化作执著的追求和行动。
　　这期间，我虽已离开《历史研究》编辑部，但与当时主持日常编务的丁伟志、李学昆还时相过从。1978年12月初，李学昆邀我抽空为《历史研究》写点文章。我们谈到瞿秋白；在《多余的话》评价上，他和我有共同看法。分手时他说：“写一篇怎么样?”我接受了。我认为，因《多余的话》而将瞿秋白说成“叛徒”，无论如何站不住脚。这桩冤案的制造者，经不起历史的拷问。重评《多余的话》，正是要对邪恶横行年代酿成的悲剧，进行历史的追寻。不久，我去求教于黎澍。在建国门外灵通观他的家中，我谈了《多余的话》并没有“讨瞿”英雄们强加给它的那些东西，相反，它抒发的是共产党人特别是共产党领袖人物中难得一见的坦率、真诚的心声。黎澍赞同我的看法，他说：“无非是说了真话，不说大话、假话；而说真话往往犯忌。有些人善于遮掩粉饰，连起码的七情六欲都藏得严严实实，装成圣人模样去吓唬别人。”又说：“这样的翻案文章难作：一般读者不易理解，卫道者要打棍子。但是，如果谁也不去作，就只好听任谬种流传。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历史家实在难为；知难为而为之，才是真正的历史家。”他同时说到：一个好的刊物，一定要有勇气提出新问题，发表有自己特色的文章。不然，大家都是一副面孔，还办那么多刊物干什么?!
　　谈过《多余的话》，黎澍嘱我与郑惠去上海了解批判《海瑞罢官》的内幕。在沪期间，我们得到王一平、李庸夫、夏其言、温崇实、郑心永的支持，查阅了上海某报当年报送中央碰头会的内刊和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有关会议记录。由此知道，批判《海瑞罢官》时，毛泽东支持江青在上海坐镇督师，上海市委根据“最高”旨意具体指挥，名曰“引蛇出洞”。市委书记们误以为这场批判运动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历史重演，把知识分子当作蛇引出洞来，聚而歼之。岂料，伟大的谋略家毛泽东有他自己的部署：造成舆论，掀动“天下大乱”。书记们后来的遭遇，比挨他们整的知识分子们要惨得多。被聚而歼之者，包括党政军各级领导层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中央的“总后台”!谚云：“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此之谓乎?
　　当时，那家报社的驻京记者们，手段高超，无孔不入，想方设法摸清了翦伯赞、吴晗、邓拓、侯外庐、黎澍等一大批学者对姚文元文章的态度。他们找过黎澍三次，前两次均被拒绝，第三次索性破门而人，把黎澍堵在家中，只好谈话。我们自沪返京后，我把记述这次谈话的《记者简报》讲给黎澍听。他坦然一笑，不无鄙夷地说：“新闻记者变成特务，确实可悲。”当然，那些幕后操纵者，更应受到严厉的谴责。
　　“文革”的历史至今不能进行充分研究，“文革”史著作难得公开发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少人头上有见不得人的疮疤。严重的危险在于：旧的不能彻底清算，新的便无法取得完全成功，甚至难保旧的不会卷土重来。君不见，一些曾经威信扫地的货色，不是在某些角落又香起来了么?

　　“对于在中国传播了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应该做正本清源的工作，在思想上要反对封建主义或皇权主义，在理论上要反对教条主义。”

　　转眼步入了80年代。我因常住京西青龙桥，不在城内上班，有两年左右时间不常见到黎澍。
　　1982年春，近代史所领导班子换届，黎澍被免去副所长职务，调离近代史所。一向淡泊名利的黎澍，对此漠然置之，更加执著于社会科学事业的推进。这年冬，中国现代史学术讨论会在厦门召开，他以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名义主持会议。我和耿云志、陈文桂等随他一起赴会，下榻于厦门大学招待所。第一次到厦门，大家对这里的南国海岛风光十分欣赏。正值观世音菩萨生日道场，厦大隔壁的南普陀寺僧众日夜不停地大做法事，香火烛空，人声鼎沸。晚间，黎澍兴致极好，同大家一起看过善男信女礼佛、和尚法事活动后，应方丈妙湛法师之邀，人住持精舍，与方丈纵谈佛门诸事，直到午夜时分。他对国内改革开放后宗教事业的活跃，感到欣慰。由此预期中国社会其它事业复兴有望，学术振兴有望。
　　随后，1983年8月，首届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在中国，学术界讨论资产阶级问题，给资产阶级以一席地位，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学术活动。会议中讨论的一些问题，诸如洋务、维新、立宪运动及其代表人物的评价，中国近代化进程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启蒙运动中的作用等，都是富有新意又颇为敏感的问题。有些问题的提出和辩论，使持有某种成见的学者感到不安，也有些学者心有余悸，不敢超越在长期封闭状态中形成的旧观念。因此，如何使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使与会者各抒己见，便成为会议能否圆满成功的关键。黎澍是会议的倡议者和主持者之一，他全神贯注，认真领导会议活动。会间，他常常就会议有关问题征询李宗一、耿云志和我的意见，不时问道：“这样办，妥当吗？”“还有什么好主意?”他平时不善于应酬，这时却非常注意与各方面的交往礼节，谦虚、谨慎过于常时。会议开得很成功。可是，谁会想到，半年之后，这些完全属于正常学术讨论的问题，诸如洋务、立宪问题的探索争论，竟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争；而“非”的一方，竟被斥之为“精神污染”、“异化史观”!
　　同年10月底，我随李新、孙思白到上海出席《中国革命史丛书》编委会议。一天饭后，在交通大学校园散步时，听广播说是要“清除精神污染”。回到北京不久，大约在11月底，就听说黎澍因心肌梗塞住院了。他是最开朗、最坦荡的学者，但在什么都成了“污染”的喧嚣中也悒郁不欢，终至发病。他忧虑的不是他自己的研究工作，而是屡经摧残后刚有转机的中国社会科学事业。在当时那“不是运动”的运动中，哪一位社会科学家能平抑胸中的波澜，安心去作科学研究呢?
　　他先是被送到友谊医院进行抢救，脱离危险期后转到305医院疗养。我有时和潘汝暄一起、有时一个人到医院看望他。他住在单间病房。见到我们，他绽开笑脸，分外高兴。这时，对“精神污染”的扩大化被制止了；运动没有发展成为一些人所希望又为一些人所厌恶的狂风暴雨，就嘎然而止。305医院的病房，似乎也分外静谧温暖。他问起我读过某篇批判“异化”问题的文章没有，我说自己对于理论素来隔膜，读那样艰深的文章实在太累。他说最好读一读，什么文章都要读；你是研究现代史的，不要放过亲身体察和感受历史事件的机会。又说，历史家应该是思想家，否则就成了材料家。现在做理论工作的人很少研究材料，而做材料工作的人又很少注意掌握理论。他们同样写一个题目，写得都片面。做研究工作，要下真功夫，甚至死去活来，翻了筋斗，否则就不叫科学研究。
　　这次病痛之后，黎澍的身体大不如前，很少再参加外地举行的学术活动。1986年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广州)、1987年柳亚子诞辰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苏州)，他都因身体的缘故辞谢了。但他还尽力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学术活动。记得1987年3月、5月，江苏电视台拍摄的电视片《秋白之死》先后在中央宣传部审查和观摩，他都应邀出席，并带头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完全给予肯定，使之得以顺利通过。一直担心影片难获通过的该剧导演虞志敏不止一次向我表示，感谢黎澍的支持和鼓励。
　　大约在1987年秋天，他从木樨地家中打电话，要我替他查两条材料。这时他正在与一些史学理论家展开关于历史创造者和阶级斗争史的论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或创造者”这一流行几十年的观点，被视为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史学”最高指导思想。公然对它提出挑战，仅仅这个行动本身，就足以震惊史坛，说明挑战者具有怎样的胆识；何况此前黎澍因为提倡反对封建主义，已经被“挂了号”(他有一次在电话中说：“我已是被挂了号的人物!”)。
　　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是人数最多的群体。他们深受剥削压迫，渴望温饱，渴望土地；对地主豪绅有反抗，有搏斗，但更多的是愚昧、自私、忍耐、屈辱，等待好皇帝和救世主。作为皇权主义者，他们往往成为历代皇朝更迭换届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又是封建专制主义得以延续的必要条件。与绝大多数农民的淳朴温厚、逆来顺受不同，一部分游民无产者，则善于投机，勇于斗狠，翻云覆雨，不择手段。打天下时，他们山头林立，各不相协，甚至火并残杀；得天下后，则争权夺利，失势者阴谋篡权，得势者卸磨杀驴，一言不合即成刀下之鬼，诛杀之烈，史不绝书。对此，黎澍说：“千万不要小看了农民。我在湖南家乡见过一些农民，工于心计，手段不凡，可不简单。”我说，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在它中国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揉入某些消极的东西，诸如农民、游民无产者的思想。所谓“造反有理”、“斗争哲学”，就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也很难说是农民阶级思想，而是游民的哲学。黎澍赞同这个意见，而没有批评我的放言无惮。他指出，对于在中国传播了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应该做正本清源的工作，在思想上要反对封建主义或皇权主义，在理论上要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中，既有斯大林的教条，也有毛泽东的教条，反起来都不那么容易。但是，一定要反，否则，不仅理论不能发展，社会也无法前进。他的语气是那样坚定，那样果断。说到百家争鸣，自由讨论，黎澍颇多感慨。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泽东提出又由毛泽东所节制。他需要争鸣，就发动争鸣，争鸣到纷纷然不合其意，又用反右派、反右倾、反修正主义等大煞其车，直煞到鸦雀无声。毛一提倡反右，下面便有人跟着加码，直使百家为之钳口结舌。说到毛泽东的“书读得越多越蠢”论，黎澍说，其结果就会导向愚民政策，对有知识的人不放心。大家都无知无识，愚昧，才有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繁衍的温床，才有人依附、投靠，甘愿受人摆布，任人宰割。
　　我们的谈天，就这样从历史创造者和阶级斗争史问题的论战，进而及于游民无产者的思想、行为和作用等等。所论者，未必、也不一定都正确。只要敢于正视历史和现实，大胆进行探讨和思索，就会有助于学术的前进。黎澍在这一时期所写的理论文字，与其说是为了回答几个具体问题或作出几个具体结论，不如说他要为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科学塑造一种新思维，提供一种新方法，开拓一种新境界。
　　他问起我最近时期的研究工作。他似乎还不知道我的《论西路军》一文所引起的风波。我简要地向他说明情况，他很关注事情的结局。我说，对于来自上边的两个严厉的批示，胡绳院长明确告诉我，《论西路军》文章内容没有错误，只是暂时不宜公开发表。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有关指示，他只在党史系统通报过，而没有向社会科学院通报，因此责任不在作者和编者。此事应作冷处理，由他向有关部门作出解释。我说：胡绳理解我们从事现代史研究工作的苦衷。徐向前元帅也非常关注此事的处理。黎澍说：这就好。随后，我向他说明对这类历史问题的处理意见。我认为，事实俱在，过去明明错了，就应该及时纠正；倘若千方百计地捂在那里，反而会形成一种潜在的不和谐因素；如果为了掩盖一个错误而不惜再犯十个错误，那就会酿成分裂的因素。保持党内真正团结的基础在于维护真理，而非坚持错误。现实体制改革面临的一些问题，要从历史上得到解释。人们将从你解决历史问题的坚定态度中，得到对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坚强信心和鼓舞力量。中共党史、中国现代革命史若要向前发展，形成科学体系，首要的、唯一的任务就是揭示历史真相，舍此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听完我的话，黎澍说：只要当事者在，他又有权，你就难以揭示真相。但真正的历史家不要怕这怕那，硬是要敢于揭示历史真相。不是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吗?
　　1988年春节前，我带着一份文稿去黎澍家中看他。进门时，丁伟志、李学昆、徐宗勉、田居俭已经在座，几个人围坐一起谈笑风生。大家谈到理论、新闻、出版界，还有历史界的种种。少顷，丁伟志等告辞，黎澍留我到他的小书房交谈。我问起他的身体，他笑答：“肾不好，引起腿部水肿，走路不大方便了。”看他脸庞有些异样的光亮，怕也是水肿所致。我告诉他，我读了《随笔》上刊登的他的《忆田家英》，只短短两三千字，就把人物写活，并且写出了田家英含冤而殁的时代悲剧的本质，我很喜欢；希望他能多写一些这类短小精致又有深意的文章。长篇巨制，劳形费神，目下身体欠佳，最好搁一下，等身体恢复再写。他指着案头摞起的文稿、书信说：“事情总是做不完。身体又不容许长时间工作，只好细水长流，抓紧做。”我们谈到“史学危机”和学风，他说，第一要实事求是，写真实的历史。所谓史学危机，在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主要是读者不满意某些著作文章依然讲假话、空话、废话。第二，历史家要讲史德，不能见风转舵，不要媚时趋势，不做政治的奴仆。政治是变化多端的，人，尤其是学者，能够变来变去吗?那还能称之为学者吗?显然，他鄙弃那种浅薄的、毫无道德操守的政客式的假学者。第三，要给学术研究以自由的空气，不要动辄整人。没有政治民主，何以谈得上学术自由；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术问题，有些就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可以讨论，学术问题更应当争来争去，弄个水落石出。对于政治运动，不要害怕。所谓政治运动，纯属人造环境，是用来吓唬不懂这个把戏的老实人的。一眨眼，戏完了．，纸人纸马纷纷落地，啥事没有。所以根本用不着认真对待……。把人情世态、政治斗争看得这样透彻，达到大彻大悟境界，难怪什么样的逆境他也能应付裕如。
　　他边说边注视着我，等我表示完全理解之后，他才停下来，呷一口茶。这时，我忽然体察到这位智者的良知和勇气，他的清醒和敏锐，他的那种几乎无人企及的对人生对历史的深刻体味。
　　他告诉我，上海的《书林》邀他写一篇书评，评我的小书《瞿秋白传》。《书林》原想用他在前年写的那篇短稿，他觉得那一篇单薄了些，不愿就那样去敷衍编者和读者。
　　前年的那篇短评，我依稀记得。一家报社的编辑指出文中有一件事涉及已故的一位伟人，希望作者修改，最好能够避开那件事。他认为事实如此，难以为贤者讳。于是，那短文，便长时间搁置下来。《书林》敢于发表那篇短文，使他由衷地佩服编辑的胆识。作为答报，他慨然应允写稿。他搁下正在撰写的论战文章，带病重新阅读拙著，另写一篇。不久，他对从上海来京催稿的一位编辑说，已经读了几遍瞿传，可以动笔了。这就是发表在《书林》1988年第3期的《评陈铁健著<瞿秋白传>》。
　　临走，他拿出一袋材料给我，说：“你喜欢研究当代史学史吗?这几份资料可能对你有用，就由你保存吧!”袋上有他的亲笔题签：《1961年北京饭店举行的历史学界的一次鸿门宴》。袋内的材料是：《巴黎公社史学术讨论会筹备会议》(1961年3月)、《太平天国110周年学术会议预备会议》(1961年5月)、《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预备会议》(1961年7月)。这三份材料是范文澜、吴晗、黎澍在上述会议中发言的摘录，内容都是讲如何反对当时“左派”的史学观点，使历史研究走向科学。几位史学前辈的真知灼见，即使今天看来也无过时之感。
　　几天后，我在电话中告诉他，根据这些材料再加上过去收集的有关戚本禹、关锋等人关于“史学革命”的材料，确实可以写一篇文章，清理一下当年的旧案。他说还有一封重要的信件，让我抽空去取，放在一起保存。可惜，我因为那一段时间里杂事缠身，忙乱不堪，没有去把信取来。
　　1991年初冬，黎澍逝世三周年忌日，我和喻松青、王学庄、蒋大椿、黄春生等陪徐滨夫人到京西万安公墓为黎澍扫墓。黎墓周围有早逝的老人，也有后死的青年，都是些教师、学生等普通人。漫步于斜阳下的墓碑曲径之间，深为黎澍的平民性格和昂然不屈的品质所感染。他生前留下遗言：既然他们(指那些动辄以批人整人为乐事者)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我死后绝不进入等级森严的八宝山。是的。1983年他们批他，他没有屈服；1987年他们又批他，他也没有屈服。1989年后，在他死后，他们还在死乞白赖地批他，相信他在墓中也绝不会屈服。他可能还会横眉冷对：“几个毛人，算得了什么!”他也许会淡然一笑：“人已往矣，你们还神经兮兮?”我想会是后者吧。
　　黎澍走了。他走过七十六年极有意义的人生道路，别我们而去。在长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和史学研究中，他违抗流俗，独具创见，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爱护青年，提携后进，堪称一代宗师。他在评论拙作时提出的史学家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诚实的道德，勇敢的道德，实事求是的道德，独立思考而不媚时的道德”——他自己身体力行，成为后辈学者的楷模。就这个意义上说，他又不曾离去，而永存于我们心间。
　　耳际忽然飘来一位剧中人吟诵的诗句：“乘风归去也，天外醉流霞。”
　　1989年1月29日深夜写于京东胡家园，1996年1“月20日修改，1997年11月16日再改，1998年3月24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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