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同：关于“小鲁现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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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鲁（网络图片）


小鲁去世一周年了。他的好友何迪发表了长文来纪念他，自然又引发出一些议论。这些议论在小鲁去世时就已经发生，核心是对小鲁的评价，在二代中与公众中似乎是分裂的。这种分裂的原因，去年没有得到重视和讨论清楚，于是今年再度出现，可称为“小鲁现象”。


关于“小鲁现象”，这两天零七碎八地冒出一些想法，干脆敲出来就教于各位。


不言而喻，小鲁是一个公众人物。一般而言，公众人物的言行对社会有远超常人的影响。公众人物有很多类型，如高官、大企业家、学者、明星等等，公众人物的社会影响力，基本来源于他们掌握的资源，譬如权力、财力、远超常人的学识与见解、精湛的表演能力、杰出的文学创作等等，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公众人物的影响力，依托于他们安身立命的领域。


可是“红二代”却是一个另类。一方面，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二代人物凤毛麟角，其中绝大部分人，都已风吹雨打去，在社会影响力上，完全属于“边缘人群”。另一方面，极少数二代具有显著的社会影响力又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这里，首先要排除担任高官的那少数人，因为他们的所谓影响力，主要来自权位，任何别人在这个位置上，也相差不多。这里想讨论的是，那些既无权位、又非大款，也谈不上有专业领域的二代人物，如小鲁、晓力、秦晓等人，他们的社会影响力来自何方？


我的假说是：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二代人物的社会影响力，取决于他们的行为与意见对当今体制的悖离程度或批判性，悖离程度越高，批判性越强，则此人的社会影响力就会越大。而且，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他的父辈在体制内曾经具有的地位，才会与之发生耦合或放大作用，父辈地位越高，对二代影响力的增强作用就越大。也就是说，父辈的体制地位，增强甚至保障了二代人物的疏离、批评体制的行为或意见表达，这很像一个悖论。反之，如果一个二代人物是现行体制的收益者和捍卫者，是毛的崇拜者，是传承“红色基因”的自诩者，则父辈的体制地位对他们的社会影响只有消减性反作用。


以小鲁为例，他的社会影响力来自于两大行为，一是六四后脱离体制、自谋生路；二是就文革作为而向老师道歉。前者不用多说，脱离体制的行为自然来自于对体制的绝望感、厌恶感和否定性认识；而后者，明显的潜台词是，必须彻底否定文革，个人必须对文革罪错有所忏悔和担当，人人都必须按宪法行事，宪法必须是真实的。所有这些，都是当局所恼火的，无疑会被视为体制异类，同时又因为其父辈的建政地位及“红色背景”不敢对其轻举妄动。德华对某人直言不讳的批评，也没啥事儿，是为显例。换个草民试试会有何结果？


另一方面，脱离体制的二代人物，很难呈现出真实的自我，他们还无法作为体制的彻底的批判者立足。他们的公开表达，还需要用体制概念、体制语言，依据体制曾经做出过的某些历史决议，执政党在建政前的公开主张，或体制能够接受的小小越轨言论等等，尽管当局从来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或早已将历史宣言弃之如敝屣。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二代中的优秀人物本来可能具有的更大更强的社会影响力，甚至会被一部分公众看作是小骂大帮忙。脱离了体制的二代，已被体制列入另册，却仍然被社会公众视为是体制的、权贵的一部分，这是二代人物的宿命之一，很难逃脱。


再者，脱离体制的二代人物，也要挣钱，也要生活。这一点上，他们与草根平民下海后必有的艰难困苦相比，通常会有极大不同。这种不同，主要源于二代所能利用的资源不同。我相信，脱离体制的二代下海之时，尽管可能没有明确的前景，但一般会认为至少不会比在体制内更差，尤其是物质生活方面，而不用看上方眼色，能够自由支配时间和日程，对追求自由的人们来说也极有价值。然而不可讳言的是，二代的资源、人脉、对体制机构关节的熟悉程度，甚至面子的分量，通常与其父辈在体制内地位的高低直接相关。父辈的地位越高，二代所积累的人脉的重要性也就越高，甚至他本人的面子分量也更重。这就使他们在获取体制内资源时具有先天的优势。


小鲁的口述史里有一段记述令人印象深刻。他们为一家公司提供上市服务，这家公司需要一千万美元的额度来购买外汇。鉴于中国对外汇的严厉管控，这是一件极难办到的事。可小鲁直接走进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办公室面谈，轻松以8万美元罚款的代价获批额度，而公司上市后可获得5亿美元的进项。这种轻松取得重大的体制资源的能力，就是中国首富马云也难以望其项背。这也就是安邦等民营资本愿意打他们的旗号，聘用他们“站台”的根本原因，一是容易获得体制内资源；二是相当于购买了无形的体制保险。


二代人物这种平民不可企及的获得体制内资源的便利，对社会公众而言不啻是一种特权，鉴于这种“站台”的效用与收益难以说清，公众对其质疑甚至责骂都是题中之义。


于是我们看到“小鲁现象”可能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条件下的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们因为对体制的脱离与批判性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却主要依托个人所具有的体制性资源和符号获得财富（包括民营资本为其消费买单），这两种效应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二者之间其实是不相容的。


当这二者历史性的存在于一个人身上时，社会对其人的评价就开始分裂了。在一个中下层民众强烈感到被权贵剥夺的时代，就尤其如此。这也是脱离体制的如小鲁一样二代人物的宿命。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他们脱离体制，也是“打断骨头连着筋”，难以彻底分开。


可以想象的是，如果像小鲁这样的顶级二代人物彻底脱离体制，拒绝体制给与的任何利益，并且成为彻底的体制反对派的话，他们将立刻会被体制视为敌对者或颠覆者，他们将受到严厉打压甚至迫害，反过来，他们的影响将比同类的草根人物大出很多倍，将如同俄罗斯十二月党人那样名垂青史，成为世界性、历史性人物。可惜，中国目前还产生不了这样的人物。每思至此，不免为之一叹。


2019.3.10


——转自新世纪（2019-03-160）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57期，2019年3月15日—2019年3月28日


https://www.hrichina.org/cht/node/23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