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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康国雄传奇人生》
青近军 / 文
康国雄不是个名人，想必知其者不多，虽然他与蒋介石、蒋纬国、陈立夫与周恩来、章士钊等历史人物都有过往来或联系。但他的父亲康心如，却是近代中国金融与民营经济界的一位大腕级前辈，而且是与同盟会、国民党以及共产党都有过重要关系的社会贤达。康家父子，曾既为抗战陪都时的蒋介石赏识，也为“红岩村”之际与后来北京时的周恩来所看重。近日，读了他所口述（由何蜀先生整理）的一本新书《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康国雄传奇人生》，有感若干。
（一）康国雄所述其十二岁时曾受到蒋介石喜爱的往事，确为一鲜见传奇。
从这件事中，至少能看到二点：
（1）当时已高位至国家元首的蒋委员长，且尚在抗战的战时环境中，其出行时，其实并不神秘，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不得了，对其的警卫也并非十分森严。既然连路旁的小孩子都可以呼唤到他、沿途的老百姓也可以自由地远远注视他，那么，与现在的大人物出行相比，蒋出行时的相对轻松氛围，便可见一斑。
（2）康国雄从小便具有不畏环境的极外向性格。否则，即便蒋介石喜欢小孩子，但绝不会主动找康家这个小少爷来亲热的。正是由于康国雄对待每一件具体事情，都能不畏怯而敢去实施，所以，他一个小孩子便与蒋委员长能有了一段传奇交往。
后来的几件事，如在文革中，康国雄敢在那种形势下，居然还将其父的部分钱财转移到了自己的家里，从而避免了其父被红卫兵抄家时的损失；改革开放后已是58岁老人了的他，没有什么钱，甚至也没有落脚处，竟然还敢独闯香江等事，都显现了康国雄的这种从小具有的性格。
从而，也再次表明了人的性格禀赋之先天性。
（二）现在一些人对文革的批判，其实远远还没摸到脉。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将文革中的某些做法、方针、路线，在当作文革特例来批，而却全然不知那些做法、方针、路线，并非文革的特产，而是极左路线的一贯形式，只不过是在文革中表现得更加造极而已。
例如，这个贬低、整肃知识分子的极左方针，其实由来已久，而并不是到文革中才有。
康国雄1950至1979那近三十年的经历，几乎就是一部知识分子不断挨整的历史微型。
作为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在大学生阶段、教师阶段、文革下放阶段等，笼罩在他头上的政治运动乌云，早早便生，且连连不断。不是成为“特嫌”、就是“思想改造对象”，要么还总少不了“专案”待遇。“幸亏”挨整挨得早，所以到1957年反右时便不敢发一言而竟能得以混过去；然而，到文革，他还是躲不脱了，不是被戴上“蒋介石的干儿子”罪名关进牛棚，就是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长年受审。他三十年的人生，便伴有三十年的风雨苦难。
读了他的传记，只有一声深深叹息！
（三）康国雄的一生，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近大半个世纪中状态的一种缩影：聪明、追求自由民主，却又屡屡碰壁，不断总要遭受打击。
这之中，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他个人性格的使然。
人们都说知识分子有知识，有见地，有眼光。
其实，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 知识分子，从其行为上看，却又往往显露了他们的某种幼稚与短视。
康国雄既然从小就对蒋介石有亲切感，其家庭也是大资本家，可是，几年后的十八、九岁的青年人了，为何却又走了一条反蒋反资本主义的道路？既不满国民党，反对国民党，却为何又不参加共产党、而梦想搞什么显然无国情支持的“第三党”？
很多的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都只显现一种机会主义，而少有总观局势的大气。
罗隆基明明说了那番“多与少”和“有与无”的话，可他终究还是不能断然割舍从政生涯，结果导致他在1957年时做了个大“右派”，最后连人都竟消失得无影无踪。
延安期间批斗王实味最厉害者，正是丁玲、艾青等知名大作家；1955年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文学界的大腕们几乎全体上阵，对胡风进行义愤填膺的挞伐；在1957年时能引经据典发表长文进行声讨“右派”而最有力者，也是翦伯瓒、吴晗等这样一些著名学者；而到文革批“三家村”、批孔夫子之类时，除了有姚文元那种“知识棍子”之外，也还有“梁效”、“罗思鼎”等老的少的一大帮有名文人。
所以，曾经的大“右派”、后来的文化部长王蒙，不能不伤心地说：知识分子整起人来，比没有文化的人还厉害，更内行。
这些知识分子的某项代表，几十年中，他们既做过伤害他人的事，同时，他们中许多人后来却也是极左路线的牺牲者。
这里唯一要说的是，从很多资料中可以看出，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参入整治他人时，其实，从理智上、甚至在感情上，一般人都也晓得被害者是无辜的，但是，种种原因，他们还是积极参入了那些伤害人的行为。
所以说，确存在一种知识机会主义。
2005年2月10日
楼主：青近军Lv 7 时间：2005-02-12 01:25:27
更正：
——罗隆基明明说了那番“多与少”和“有与无”的话，可他终究还是不能断然割舍从政生涯，结果导致他在1957年时做了个大“右派”，最后连人都竟消失得无影无踪。
——应为储安平，而不是罗隆基。
是我写错而打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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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欲海漱石生Lv 10 时间：2005-02-12 03:01:28
文革是苏区大清洗、延安整风以及反右的延革。
文革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产物。
俺曾写了论文革与延安整风关系的文章《博士论文带疑读——重提王实味与反腐倡廉》。结果天涯不敢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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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欲海漱石生Lv 10 时间：2005-02-12 03:05:15
博士论文带疑读
网管/版主/编辑您好：
大过年的，俺已冒寒瘦身，将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话全删节了。剩下的都是已经公开出版的资料。完全是无公害产品，请过目。
祝您新年快乐。情人安康！
十多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开始编辑一套《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并由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可能现在还在编辑和出版。俺这半文盲也购得好多册，有时俺也会半懂不懂地认真学习一下那些论文。不久前，俺边嗑可能是伪劣食品的名牌瓜子边研读2001年10月出版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作者为李智勇博士（2001年7月获华中师大历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党建读物出版社和《党建研究》杂志总编）。李博士的这册16余万字的论文，分五章全面论述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形态与边区社会在抗战期间的发展情况。俺认为李博士的论文行文精炼，引用史料丰富，但评论历史的观点不免有溢美之词，不过这些都是见仁见智的事，旁人难于求全。真正令俺惊疑的是他在重要史料的取舍上有意缺失，这跟孔夫子删《春秋》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第五章《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叙述延安整风运动时竟不提尽人皆知的丁玲和王实味，连蜻蜓点水般的文字都没有。其实这两人，尤其是王实味正是整风运动的“关健词”。俺认为重新点击这两人对提倡党内民主以及反腐倡廉斗争仍有现实意义。因为延安整风运动整三风（党风学风文风）就包括提倡党员修养和反腐倡廉，别以为在领袖带头搞艰苦奋斗的圣地就没有腐败。“高俸养廉”曾被写入延安时代的“五一施政纲领”，这说明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时刻在侵害革命阵营，所以才说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李博士在论文中引用赵宜俭的《倡廉防腐研究》等资料说：1937年至1938年，边区司法部门就判处公务人员贪污腐化案180起。1943年1月14日，中共西北局一处惩处6名贪污腐化干部并公开登报。1943年1月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军民诉讼暂行条例》、《调整军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暂行办法》，其中有一条就是：军人违法乱纪违反政令、军纪，如嫖、赌、抽鸦片、打骂群众等，均由司法机关处理。地方党政人民不准逮捕或轻侮打骂。俺认为：假如从来不拉肚子，就无需研制防止拉肚子的药物，可见我们的反腐倡廉从延安甚至在长征前已开始了。而王实味的倒霉就跟这事有关。
据黄昌勇先生在《楚汉狂人王实味》一文中介绍，1906年，王实味出生于河南潢川的一个耕读世家，其父曾中过举人，王实味曾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以及北大文学院预科学习过。都因经济问题而辍学。他是在1925年考入北大文学院预科的，与张光人（胡风）算来还是同学。翌年，王经同乡介绍加入共产党。不久又因党支部反对他单方面追求党员女同学李芳，结果王实味脱离了党组织。后来给他惹来大祸的那篇《野百合花》，“前记”部分就是通过纪念为党捐躯的李芳来影射延安的贪图安逸的。可能正是上级干预了他的恋爱，所以后来王实味对上级便有一种逆反心态。王实味脱党后与另一党员同学李莹结婚（李后来退党），王和李在沪宁等地工作过，王曾为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翻译过世界名著，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发表过小说。与鲁迅、徐志摩、张天翼等人有过交往。1937年在开封重新入党，同年10月经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范文澜帮助进入延安。38年5月，延安马列学院成立，院长洛甫（张闻天）将王实味网罗进该院编译室，从事马列经典著作翻译工作。后转入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正因如此，王实味后来的批判性文章多少都会让毛怀疑他与张闻天、王明这些政敌是一丘之貉。
虽然李博士的论文中没有提及王实味，不过俺在李博士附于论文之后的《征引、参考书目举要》中是看到许多肯定会记叙此事的历史档案和中外论文的目录，其中包括2000年5月19日登于《南方周末》的黄昌勇先生所撰写的《〈野百合花〉如何被国民党利用》，但李博士并没有将王“被国民党利用”的史实引入论文。到底是李博士没有引用，还是他的导师或审稿把与其有关的文字给删了呢？外人不得而知。但在不佞看来这无疑是在阉割历史，历史要是可以这样编写的话，就等于是说在叙述反右历史时不用提章罗同盟，在叙述文革时不提吴晗、邓拓和廖沫沙。然而，按俺所认识的历史学皮毛来看，不管是像二十四史那样的旧史学，还是五四以后的新史学，都无疑是要遵循“史孤直笔”的原则的，要“依于仁”，这“仁”的基础就有“诚”，也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历史是人的历史，“何时、何地、何事”都要由“何人”来作主角。梁启超说：“历史所以要常常去研究，历史所以值得去研究，就是要不断地予以新意义和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资鉴。”（《饮冰室合集·专集》第99，第5页）。因此不管以何种角度重述历史，目的都是要提高认识历史的水平，总结经验教训。而在今天，史学研究也应以实事求是为底线，为建构适应现代化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价值体系和结构性规则提供经验。王实味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关健词”之一。42年2月算起，2月1日，毛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8日又在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整风运动由此正式拉开序幕。王实味事件的意义就在于它能为我们透视延安整风的实质提供了一种角度。整风与王实味之间有一种内在关系，正是延安感觉到王实味的异端思想具有重大杀伤力，或者说，就是以王实味为代表的异端思想剌激了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才被推向了全面展开的高潮。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刚在42年3月13和23日发表，7天以后毛就开始不指名批判王的言论。黄昌勇在《楚汉狂人王实味》中写道：“3月31日，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不指名地提出了对王实味的批评。 在读了《野百合花》后，毛泽东就指出过：‘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 4月初，在一次中央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许多人都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提出批评，毛泽东在最后总结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一样，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就目前材料这是关于王实味托派问题最早提出的一次。 有一天晚上，政治研究室的靳石等人散步到杨家岭与毛泽东相遇，随后毛泽东向他们征询《野百合花》发表后的反映，最后毛泽东说：‘《野百合花》这里边有文章。’ 看来，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王实味将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事实上已经定格。1945年，‘七大’时毛泽东说得更为明白：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42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可见整风这场盛宴是以王实味作头盘主菜的。重述延安整风运动少了王实味和丁玲，那就等于唱《空城计》时不要司马懿或诸葛亮了。正是以王实味为代表的书呆子挑战了上方的话语权威，整风才全面展开。王实味在死了十几年后又与丁玲、胡风等一起被重新批判。1957年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时，周扬就把他们跟王实味拴在一起批。1958年初，有人将在胡风家里找到的延安时代批判《野百合花》和《三八节有感》等文章，整理成一篇大批判文章后拿给毛批示，毛特别批示“再批判”。于是，１９５８年１月２６日出版的《文艺报》第２期就有了轰动一时的“再批判”特辑。结果，王实味穿越时空来与右派们相聚了。可见死王实味还是一块能拍人脑袋的好砖头。方同林先生在《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一书中提及，当年受鲁迅独立精神影响的胡风曾屡次拒绝去延安甚至拒绝去苏联开会。俺猜测，也许胡风认为马列主义可以信仰，但没有独立思想的应声虫千万不能做，马克思叫大家信真理，并没有叫大家盲信党魁。另外胡风也怕“左的可怕”的周扬在延安整他，所以他一直未到延安朝圣。皖南事变后，周恩来见胡风去延安的态度不太坚决，就劝他去香港，他后来到了桂林。也就是在桂林，他收到了路翎的信，路翎说自己刚读了《战争与和平》和《野百合花》。方同林先生在该书第66页写道：“如果他去了延安，结果会怎么样呢？历史不允许假设，但有一种假设认为，50年代的胡风事件可能提前发生10年，王实味的下场或许就是胡风的下场；而鲁迅如果活到‘文革’前后，胡风的下场就难免成为他的下场。”这话虽没有事实根据，但却合乎逻辑，具有独立思想的书呆子在革命的阵营里绝没有好下场，除非他装聋作哑，这是为什么？
……（删去8708个字）
但李博士在同一章里却这样叙述整风运动：“毛主席显然汲取了30年代初用极端方式处理党内矛盾的惨痛教训，在整风运动中尝试用‘和风细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即在组织学习、研究马列经典著作和党内有关重要文件的基础上，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既弄清思想，分清路线是非，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整党、整政、整军、整民、整关（党政军民关系）、整财、整学。整风运动清算过去的错误路线，特别是王明先是‘左’倾继而右倾的错误路线给中共党造成的巨大损失……最终确立了毛主席及其思想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党内的风气、面貌为之一新。台湾一位陈永发先生（著有，<延安的阴影>台中央研究院历史所1990）是全盘否定延安整风运动的，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延安整风做到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达到孙中山、蒋介石终身追求而都未达到的统一党内思想的目标……尽管延安整风也有不少失误或值得研究的问题，如带有30年代肃反扩大化影子的‘审干’和‘抢救运动’，搞‘逼、供、信’，波及相当多的人，有些单位高达50%；学习上的形式主义和新的教条主义；用群众运动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等等——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发生的反右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严重错误，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但是，延安整风确确实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的方式、自我教育的方式、‘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新途径，标志着中共党的成熟。这也是延安整风的重大意义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延安整风怎么估价也不过分。”
从李博士的这段叙述不难看出他的观点前后是有矛盾的，前面说“毛XX显然汲取了30年代初用极端方式处理党内矛盾的惨痛教训，在整风运动中尝试用‘和风细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中间又说：“尽管延安整风也有不少失误或值得研究的问题，如带有30年代肃反扩大化影子的‘审干’和‘抢救运动’，搞‘逼、供、信’，波及相当多的人……”最后又说：“但是，延安整风确确实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的方式、自我教育的方式、‘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新途径，标志着中共党的成熟。”这段叙述文本前后逻辑有矛盾，肯定是李博士在喝多了的情况下才写出如此别扭的段落来。
虽然李博士限于语境和规则在重述历史时有粉饰之嫌，但他的论文还是有许多可取之处，那就是引用了一些既精炼的中外史料。除此之外，他还是多少提及整风中“抢救运动”的扩大化，以及指出整风运动与反右、文革的内在联系。这后一点虽是常识，但对于体制里的学人来说，敢说真话也是难能可贵的。苏共一贯运用的传家宝，与俺们中国“以霸王术杂之”的礼教文化一拍即合。中国为何老是在一治一乱中兜圈子，根源就是人治不死，法治难立！因为以个人崇拜为基础的家长制是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从反右到文革中国的民主生活被彻底破坏正是由历史埋下的祸根。
李博士隐去了一些关健的当事人。这种做法不好，那段历史还不太远，好多亲历者都活着。虽然有框框限制着李博士的语境，但实事求是才是史学的精髓和生命，也是俺们党应有的品格。粉碎四人帮后，俺们党在按实事求是精神恢复历史真实性方面有了重大的进步，但粉饰虚张的封建文化惰性仍阴魂未散。假如史学家们都有粉饰历史的兴趣，那么，中国的史学界不如干脆设立“史学整容外科”，将中国史学和现代医学结合起来，走一条中国史学研究的新路子，这对评职称和加工资肯定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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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eerleaderLv 7 时间：2005-02-12 03:28:24
好哦，凡是蒋公的贴都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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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yahe_2Lv 8 时间：2005-02-12 08: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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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未有乡富翁Lv 9 时间：2005-02-12 14:45:34
延安期间批斗王实味最厉害者，正是丁玲、艾青等知名大作家；1955年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文学界的大腕们几乎全体上阵，对胡风进行义愤填膺的挞伐；在1957年时能引经据典发表长文进行声讨“右派”而最有力者，也是翦伯瓒、吴晗等这样一些著名学者；而到文革批“三家村”、批孔夫子之类时，除了有姚文元那种“知识棍子”之外，也还有“梁效”、“罗思鼎”等老的少的一大帮有名文人。
所以，曾经的大“右派”、后来的文化部长王蒙，不能不伤心地说：知识分子整起人来，比没有文化的人还厉害，更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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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甘任远Lv 8 时间：2005-02-12 16:59:59
康先生算是世交了, 父辈就认识. 楼主的帖子引起很多回忆. 久未致候, 未知康先生近来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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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迈Lv 12 时间：2005-02-12 17:15:41
"现在一些人对文革的批判，其实远远还没摸到脉。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将文革中的某些做法、方针、路线，在当作文革特例来批，而却全然不知那些做法、方针、路线，并非文革的特产，而是极左路线的一贯形式，只不过是在文革中表现得更加造极而已。"
------说的好!
同样,现在一些人对现实的批判,其实也远远还没摸到脉。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将现实中的某些做法、方针、路线，以及某些弊端和不公,当作改革特例来批，而却全然不知那些做法、方针、路线等，并非改革的特产，而是毛路线的一贯形式，只不过是在改革中表现得更加造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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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11 23:4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