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曙明：1966年，暴风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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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旧”的成果在全市展览

谁，仍记得中山五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市一医院院长姚碧澄为病人做“胃镜检查”的工具被展示为反革命的证据



荒唐岁月


叶曙明


1966年5月16日，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并停止和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会议还决定撤销原来文化革命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又称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 5月16日，会议向全国发出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震波立即传到了广东。


5月9日，中南区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在珠江宾馆召开。会议圈定了中南各省准备点名批判的名单，决定在广东公开点名批判四个人：容庚、刘节、秦牧、柯麟。5月24日，“五·一六通知”传达到广东各高等院校和厅局级单位。


各高校学生纷纷冲出课室，对学校的教学方法、课程安排、招生和考试制度，乃至党和国家的政治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大字报铺天盖地淹没校园，某些学校已出现批斗教师的现象。斗争会上，学生对被斗争的教师拳打脚踢，也有学生拍手叫好。有人要斗这个，有人要斗那个，开始分化成两派（甚至几派），终日争吵不休。


8月，一场“破四旧”风暴平地而起。和全国各地一样，从8月中旬开始，广州的古海遗迹、南海神庙、九曜石、大司成牌坊、海瑞牌坊、南朝砖墓、绍武君臣冢、王兴将军墓等文物保护单位，统统被撤销；名胜古迹、寺观庵堂“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文字、绘画，一律进行清除。


8月15日，华南师范学院实验中学的七名学生，跑到北京路广州皮革工业公司供销经理部门口，贴出了号称“全市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在社会上公开张贴），指责他们用10尺长的大皮鞋做商业广告是“资本主义经营的典型方式”。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啸聚街头，张贴标语、传单、大字报，集会演说。8月25日、26日，红卫兵捣毁了大佛寺等14个教堂和寺庙，烧毁了各种神品。全市有40间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堂被扫荡，宗教活动全部停止，神职人员被揪斗、关押和被迫还俗。8月28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自由神像也被砸毁了。


红卫兵热衷于为街道、医院、公园、酒家和工厂、商店换上新名字。广州的路牌，换上“延安路”“红书路”“朝阳路”“曙光路”。全市89条马路，合并为24条，改名换姓，永汉路改为北京路，恩宁路、第十甫、上九路、下九路、大德路，合并为一条秀丽路。接着，全市有2300家商店被改名，换成“东方红”“太阳升”“新文化”一类革命化名字。理发店取消电发、落香水、发油、发蜡等项目，不理怪异发型；服装店不做奇装异服。陶陶居改为东风楼，泮溪酒家改为友谊饭店。中学也纷纷改名，广雅中学改为红旗中学，华师附中改为东方红中学，有人甚至提议把白云山改为红云山。


饭店不再有服务员，顾客一律“自我服务”，自端饭菜。红卫兵还倡议废除收房租、拿定息。广州市的脚踏三轮客车，一度停止载客。养金鱼、雀鸟和猫狗宠物，统统被斥之为“封、资、修”。无数家庭被抄家，名贵的酸枝木家具被砸烂；花鸟鱼虫的国画和线装书被投入火中；金银首饰被当成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证据，拿去公开展览。


8月30日，著名作家欧阳山的家，闯进了一伙红卫兵，把所有稿件、书籍、资料、书信、衣物、家具都抄走了，红卫兵把抄来的毛毯、衣服、帽子、袜子、收音机、电视机、照相机、手表，布料、毛线和几十个衣架，作为革命造反的“成果”，在全市展览。连衣架也被当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四旧物品，可以一窥那个年代的荒唐。 9月，又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批斗欧阳山的六千人大会。


9月3日，北京南下的部分红卫兵，联合广州十几间中学的红卫兵，大闹华侨新村。他们搜查了黄洁（归侨，原广东省副省长）等四户人家，全部没收了华侨资本家曹冠英的财产，装了九大车运走，并声称华侨新村是“小香港”，要大举清扫。


9月4日，是全国各大城市大、中学校红卫兵破四旧总行动日。红卫兵在大街小巷设立哨卡，拦截路人，检查他们的裤子是否太窄，头发是否卷曲，妇女是否涂脂抹粉。凡是被他们认定属于资产阶级的衣服，一律当众用剪刀绞烂，或泼上墨水；抹了发油的头发，或扎了长辫子，也成为攻击目标，红卫兵们一哄而上，把他们的头发剪成一窝乱草，再当众训斥一番，方可放行；皮鞋不能太窄，也不能太尖，窄和尖都是生活糜烂和颓废的标志。


9月5日晚， 佛山青年粤剧团在广州文化公园文娱剧场演出《红色娘子军》，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和广州八一中学的红卫兵，在中途登台质问观众：“你们搞好了文化革命吗？怎么有时间看戏？”“看戏是小市民习惯，要扫除。”观众瞠目结舌，不知所措。想走，又被喝住：“革命的留下，不革命的滚蛋！”大家都不敢走了，一些小孩吓得哇哇大哭。有妇女求情说家里还有小孩，才准许离开，男观众全部留下开斗争会，勒令全剧团自报成分，“‘红五类’左站，中间阶层靠边站，黑五类滚蛋在一堆”。演南霸天的演员司马剑琴，自报黑五类，编剧本放过毒，立即押到台上斗争。红卫兵还要观众检举揭发，观众哪儿知情？但不揭发就不准走。直闹到深夜两点。清晨，司马剑琴触电自杀，幸被及时救回。


这类悲剧，在那动荡的年月，几乎每天都在广州上演。中山医学院批斗中山医眼科医院院长陈耀真和毛文书，逼得他们几乎要全家自尽。中山大学有名的教授都挨了批斗。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被北京一○一中的红卫兵剃阴阳头，在水泥地上跪了两个钟头，挂牌子批斗，还抄了家，强迫扫马路。


12月，广州举办了革命造反的“成果”展览会，其中有一件奇怪的展品：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姚碧澄，用来给病人检查胃病的胃镜。姚碧澄是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的医学博士，1941年在昆明创办“碧澄医院”，1950年代主持研究治疗胆绞痛、脑血管疾病的方法和技术，在国内具有领先水平，展品的说明这么写：“这是反革命分子姚碧澄对我长征老干部进行阶级报复的工具，姚先后用它对我长征干部张××作所谓‘胃镜检查’，把这把长约80公分的铁管从极度衰弱的病人口中插入胃，给病人造成极大的痛苦，最后把这个长征干部活活折磨死在病床上。”这不是什么黑色幽默，而是一幕真实的悲剧，姚碧澄最后在流花湖投湖自尽。


那真是一段惊心动魄、悲风惨雨的日子。然而，动荡的岁月，这才刚刚开始。


叶曙明


1966年暴风雨来了2013.05.04羊城晚报



1966年暴风雨来了
作 者 : 叶曙明
日 期 :  2013.05.04
来 源 :  羊城晚报
版 次 : 第B03版：晚会·羊城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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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6日，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并停止和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会议还决定撤销原来文化革命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又称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 5月16日，会议向全国发出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震波立即传到了广东。

   

    5月9日，中南区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在珠江宾馆召开。会议圈定了中南各省准备点名批判的名单，决定在广东公开点名批判四个人：容庚、刘节、秦牧、柯麟。5月24日，“五•一六通知”传达到广东各高等院校和厅局级单位。 各高校学生纷纷冲出课室，大造其反。他们对学校的教学方法、课程安排、招生和考试制度，乃至党和国家的政治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大字报铺天盖地，淹没了校园。在某些学校中，已出现批斗教师的现象了。

   

     在狂热的斗争会上，有的学生对斗争对象拳打脚踢。有些学生不以为然，也有学生拍手叫好。有人要斗这个，有人要斗那个，开始分化成两派（甚至几派），终日争吵不休。 8月，一场“破四旧”风暴，平地而起。广州和全国各地一样，从8月中旬开始，受到全面冲击。古海遗迹、南海神庙、九曜石、大司成牌坊、海瑞牌坊、南朝砖墓、绍武君臣冢、王兴将军墓等文物保护单位，统统被撤销；名胜古迹、寺观庵堂“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文字、绘画，一律进行清除。

   

    8月15日，华南师范学院实验中学的七名学生，跑到北京路广州皮革工业公司供销经理部门口，贴出了号称“全市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在社会上公开张贴），指责他们用10尺长的大皮鞋做商业广告是“资本主义的经营典型方式”。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啸聚街头，张贴标语、传单、大字报，集会演说。

   

    8月25日、26日，红卫兵捣毁了大佛寺等14个教堂和寺庙，烧毁了各种神品。全市有40间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堂被扫荡，宗教活动全部停止，神职人员被揪斗、关押和被迫还俗。8月28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自由神像也被砸毁了。

   

    红卫兵热衷于为街道、医院、公园、酒家和工厂、商店换上新名字。广州的路牌，纷纷换上“延安路”“红书路”“朝阳路”“曙光路”。全市89条马路，合并为24条，换上了新名字。永汉路改为北京路，恩宁路、第十甫、上九路、下九路、大德路，合并为一条秀丽路。 这股改名风卷向各行各业。全市有2300家商店被改名，换成“东方红”“太阳升”“新文化”一类革命化名字。理发店取消电发、落香水、发油、发蜡等项目，不理怪异发型；服装店不做奇装异服。陶陶居改为东风楼，泮溪酒家改为友谊饭店。中学也纷纷改名，广雅中学改为红旗中学，华师附中改为东方红中学。有人甚至提议把白云山改为红云山。

   

    饭店不再有服务员，顾客一律实行“自我服务”，自端饭菜。红卫兵还倡议废除收房租、拿定息。广州市的脚踏三轮客车，一度停止载客。养金鱼、雀鸟和猫狗宠物，统统被斥之为“封、资、修”。无数家庭被抄家，名贵的酸枝木家具被砸烂；花鸟鱼虫的国画和线装书被投入火中；金银首饰被当成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证据，拿去公开展览。



    8月30日，著名作家欧阳山的家，闯进了一伙红卫兵，把所有稿件、书籍、资料、书信、衣物、家具都抄走了。红卫兵后来把他们从欧阳山家抄走的毛毯、衣服、帽子、袜子、收音机、电视机、照相机、手表，布料、毛线和几十个衣架，作为革命造反的“成果”，在全市展览。连衣架也被当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四旧物品，可以一窥那个年代的荒唐。 9月，又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批斗欧阳山的六千人大会。

   

    9月3日，北京南下的部分红卫兵，联合广州十几间中学的红卫兵，大闹华侨新村。他们搜查了黄洁（归侨，原广东省副省长）等四户人家，全部没收了华侨资本家曹冠英的财产，装了九大车运走。他们声称，华侨新村是“小香港”，要大举清扫。



    9月4日，是全国各大城市大、中学校红卫兵破四旧总行动日。红卫兵在大街小巷设立哨卡，拦截路人，检查他们的裤子是否太窄，头发是否卷曲，妇女是否涂脂抹粉。凡是被他们认定属于资产阶级的衣服，一律当众用剪刀绞烂，或泼上墨水；抹了发油的头发，或扎了长辫子，也成为攻击目标，红卫兵们一哄而上，把他们的头发剪成一窝乱草，再当众训斥一番，方可放行；皮鞋不能太窄，也不能太尖，窄和尖都是生活糜烂和颓废的标志。



    9月5日晚， 佛山青年粤剧团在广州文化公园文娱剧场演出《红色娘子军》，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和广州八一中学的红卫兵，在中途登台质问观众：“你们搞好了文化革命吗？怎么有时间看戏？”“看戏是小市民习惯，要扫除。”观众瞠目结舌，不知所措。想走，又被喝住：“革命的留下，不革命的滚蛋！”大家都不敢走了。 一些小孩吓得哇哇大哭，妇女求情说家里还有小孩，才准许妇女儿童离开，男的全部留下开斗争会，勒令全剧团自报成份，“‘红五类’左站，中间阶层靠边站，黑五类滚蛋在一堆”。演南霸天的演员司马剑琴，自报黑五类，编剧本放过毒，被押到台上斗争。红卫兵要观众检举揭发，观众都不知情，无从揭发，不揭发就不准走。直闹到深夜两点，群众纷纷求情，说工人早上6点要上班，农民路远要回家，才宣布散会。清晨，司马剑琴触电自杀，幸被及时救回。



    这类悲剧，几乎每天都在广州上演。中山医学院批斗中山医眼科医院院长陈耀真和毛书文，逼得他们几乎全家自尽。中山大学有名的教授都挨了批斗。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被北京一○一中的红卫兵剃阴阳头，在水泥地上跪了两个钟头，挂牌子批斗，还抄了家，强迫扫马路。



    广州在12月举办了一次革命造反的“成果”展览会，其中有一件奇怪的展品：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姚碧澄用来给病人检查胃病的胃镜。姚碧澄是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的医学博士，1941年在昆明创办“碧澄医院”，1950年代主持研究治疗胆绞痛、脑血管疾病的方法和技术，在国内具有领先水平。 胃镜怎么会成为罪证呢？展品的说明这么写：“这是反革命分子姚碧澄对我长征老干部进行阶级报复的工具，姚先后用它对我长征干部张××作所谓‘胃镜检查’，把这把长约80公分的铁管从极度衰弱的病人口中插入胃，给病人造成极大的痛苦，最后把这个长征干部活活折磨死在病床上。”这不是什么黑色幽默，而是一幕真实的悲剧，姚碧澄因此遭到没完没了的批斗，最后在流花湖投湖自尽。



    那真是一段惊心动魄、悲风惨雨的日子。然而，动荡的岁月，这才刚刚开始。



1966年，暴风雨来了 1966年，暴风雨来了





载2013年5月4日《羊城晚报》。

http://blog.tianya.cn/post-791868-50687271-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