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松：《血红的土地》前言及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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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松：中共土改运动调查——《血红的土地》前言（节选）






在“新中国”，有一个被强大国家机器彻底妖魔化了的形象——地主。长期以来，地主已成了贪婪、残暴、奸诈、懒惰、剥削、压迫、甚至“毒蛇”、“豺狼”的同义词。在中共划定的阶级敌人“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中，地主名列榜首，是为“首犯”。


电影《白毛女》中，地主黄世仁是毒辣、凶残的化身；


小说《高玉宝》中，地主周扒皮是贪婪、奸诈的象征；


泥塑《收租院》中，地主刘文彩是暴虐、淫逸的代表；


歌剧《红色娘子军》中，地主南霸天是恶霸、抢劫的标记；


还有那煽起仇恨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还有那数不清的“忆苦思甜”；


还有那数不清的“阶级教育”；


还有那数不清的“血泪控诉”；


还有……


我，和我们这一代生长在“新中国”的人，大口大口吸着“党妈妈”提供的这种狼奶，终于被培养成亿万嗜血而又疯狂的“毛主席的红卫兵、红小兵”。


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用自己的头脑去想过地主究竟是怎么一个群体，更没有想过去了解一下土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任由历史的真相、殷红的鲜血、民族的不幸掩埋在统治者层层叠叠的谎言、标语、口号和文学家、艺术家们编造的各类作品中。


我是怎么想到去做这部采访录的呢？


我的祖辈是当年川东万县农村的贫苦农民，父母是投奔共产党的革命干部，我本人是饱受“妖魔化”狼奶喂养的“红小兵”，推敲起来，仿佛没有要为地富们“鸣冤叫屈”的“阶级根源”。


我只能说，这是上帝的安排。


是上帝，把一种“不分阶级”的同情心和“路见不平想要吼”的男儿血性安放在我心中。


在“文革”期间，大约是1969年，刚复课不久的我们被组织到附近的一个生产队接受“阶级教育”——参加批斗地主富农大会。


先是唱那煽情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接着是声情并茂地宣讲地主的罪恶，然后是义愤填膺的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待人们的情绪充分调动起来之后，主持人一声断喝：“把地富分子押上台来！”


六、七个衣着破烂的中老年人被推上台来。他们立足未稳，一群人冲上去就是一阵暴打！歌曲、口号所煽起的仇恨立马找到了一个宣泄口。


几个地富被打得东倒西歪、血流满面。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暴打地主，我并不清楚那几个人是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虽然共产党的宣传也让我心中充满了仇恨。


但是，坐在前排的我却清清楚楚看到了他们脸上和眼眸中的痛苦——一种极其无助和凄凉的痛苦。


他们头破血流但却不敢叫喊，一个个只是低声呻吟。


那种痛苦的神情和目光深深触动了我，我突然产生深深的同情。年仅13岁的我还不能明辨是非，但是，我总觉得我从那痛苦的神情中看到了一种无辜。


几年后，1974年，我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到四川省邻水县。我们刚到，生产队长就给我们介绍队里的阶级成分情况，他重点提到了队里的一个廖姓地主，并要我们提高警惕并同他保持距离。我于是注意观察，发现廖地主真是队里最底层的人：卑微、屈辱、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而且，从不敢高声说话，连他的女儿，都畏畏缩缩，像个小老鼠。


看到他们那个样子，不知为什么，我又产生那种同情。


一天，我路过他住的那个破草棚房，站在门口向里望去。一个女人，一个穿得很破烂的瘦弱女人，正在灶台前烧火。半晌，她才发现有人在看她。她抬起头来，看见是我，眼中露出有些惊慌和羞怯的神色。


我冲着她笑了一下。


我永远记得她的反应——她慌慌张张站起来，既手足无措又仿佛受宠若惊！


她的那种卑微让我心里突然觉得很难受——一个生活在最低层的人——廖地主的老婆。


地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向生产队的老会计问起廖地主的事。老会计说，他完全是冤枉，最初他的成分是贫农，还同大家一块分了“胜利果实”。可是，土改复查时（后来我专门调查过土改的这个阶段），为了分他家的财产，就说他小时曾经抱给一个地主当过干儿子，因此，就把他划成了地主。


廖地主是冤枉的，那么，其他地主呢？


老会计经历了土改的全部过程，在同他建立了良好关系后，他讲给我大量的真实故事和土改血泪，他是第一个给我还原土改历史真相的人，那种血腥、残暴、下流、荒诞……我在农村呆了近三年，在同农民们相处好了之后，他们给我讲了心里话，让我很震惊的是：他们情愿过当年给地主干活的生活而不愿意当人民公社的社员。他们还说，当年地主对他们很不错，吃得也好。这同我受的教育刚好相反，而我感觉到，他们说的是实话。


我觉得，我受骗了，受了中共教育的欺骗。


我由此开始思索，并隐隐产生了要揭示土改和地主真相的念头。


可惜，后来考大学、评职称、谋生计，一直未将此念头付诸实施，错失了调查采访的最佳时机。


第一次产生采写地主的冲动是1997年又一次失业之后。然而，真正付诸实施是2003年3月。


那一天，我在云阳县彭氏庄园偶然听说，土改时，一个地主老婆被四个民兵凌辱后用铁条捅下身，导致她子宫破裂而死。当时我一下子情绪极其波动，感到非常痛苦，而以前埋藏心底的念头徒然变作按纳不住的冲动。


记得当天晚上，云阳突然倾盆大雨！


我曾在《长寿湖》的后记中写道：“遗忘，让被扼杀的生命又遭受一次不幸——一种比肉体生命消亡更深刻的不幸。”然而，面对地主的苦难，岂只是生命的虐杀和虐杀之后的遗忘？！地富们在付出了财产和生命之后，还要背负着“罪该万死”的骂名，被贴上“遗臭万年”的标记，这才是更深刻的不幸，最大的不幸。


人世间的大不公，莫过于此！


于是，我决定不顾一切进行采访。（说“不顾一切”因为当时我还处在“取保候审”的“服刑期”）


然而，一进入，便发现这是比采写长寿湖右派更为艰难的工作。


首先是缺乏线索。


虽然我知道地富们是一个庞大的受难群体，虽然我清楚就在我所在的重庆地区，一定有不少受难者和亲历者。可是，如何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呢？


我不愿此事又被当局扼杀在摇篮中（如两年前调查重庆“红卫兵”墓）。况且，像我这种已有“前科”的人，稍有不慎，便会前功尽弃。这只能是一项偷偷摸摸的地下活动。偷偷摸摸虽然有利于安全，但却不利于寻找线索。因此，采访的进展缓慢而又艰难。


其次是年代久远。


土改是中共当政后的第二年（1950年12月）就开展的运动。几十年后，当年经历最完整、最丰厚、也最悲惨的当事人——老地主们，眼下已寥若晨星。即便费尽心力找到一个，也不是当年（1949年前）真正出租土地的地主。想来，要指望地主们穿过几十年腥风血雨，仍然生龙活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现实的奢望。这也说明，这项调查采访工作做得太迟了！对此，我既感到遗憾，更感到内疚。


第三是恐惧。


2002年我因采写长寿湖右派，被中共国家安全局抓捕、关押，深深领受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功力。采访地主，这种“领受”有过之而无不及。找到一个线索原本不容易，但当事人的恐惧常常使采访的“含金量”大减，甚至还无功而返。地主如此，地主子女如此，不少参与者也如此。恐惧，已内化为个体内在的自动控制程序，一提到那段历史，无论是在穷乡僻壤，还是在都市密室，程序自动启用防“泄密”功能，让陌生的访问者无机可乘。（地富和其后代们不仅财富被抢夺了，肉体被摧残了，精神也被打垮和征服了。另一方面，也看出中共党国功力的“伟大”——把财产抢了，人杀了之后还要让对方子子孙孙长期生活在恐惧中！正是由于恐惧的原因，使得本书的不少采访，都只能以摆“龙门阵”（闲聊）、拉家常的方式获取信息。


2017年7月，我因为作土改调查，被我所任教的学校开除，在担心又一次被抓捕的恐惧中，我被迫流亡美国，土改调查采访工作中止。


从2003年3月开始调查，到2017年11月6日我采访最后一名地主后代为止，共采访了100多人，勉强记录了那场惊心动魄运动的一些真相。


本书的主要内容，展示了一些现象、一些场景，一些即将被岁月淹没的个体不幸与历史真相。我希望这部采访录，既为人们展示当年那真实的一幕，也为有关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一部血肉文本和相关资料。现在对土改真相的研究还是禁区中的禁区，但一定要有人来做！否则我们既愧对那场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天翻地覆”，更愧对那无数祭献在土改血腥祭坛上的千万冤魂！


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些年的采访中，我设法把绝大部分被采访者录了像，虽然工具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数码相机（带录相功能），效果欠佳，但总能看到听到当事人的鲜活形象和生动讲述。更有幸的是，几年前我遇到了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学生——懂一些视频制作的丁然同学。在她一年多的艰辛劳作下（甚至冒着被抓捕的风险），九集纪录片《血红的土地》在2017年4月制作完成，从而使人们能感受到比文字更真切、更有冲击力的历史画面。


还要说明的是，此书的序言早在10年前我就写好了，当时是为了以防不测，现在重写，保留了部分当时的文字。


此时，本书中的受访者绝大多数都已经不在人世，他们永远无法看到纪录他们苦难的文字和视频了。而且，即便他们还健在，他们又怎么能看到？十多年过去了，天，不仅依然黑暗，而且更加黑暗。因此，在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上，眼下还没有出版此书和传播视频的可能。


面对那无数消殒在土改血腥祭坛上的冤魂，面对那留下了珍贵讲述但却已然作古的受访者，我目前唯一能做的，是点一排红烛，洒一杯老酒，仰望苍天，祭奠衷肠——


——让那些无声的名字，在民族苦难的记忆里燃烧！


2017年11月18日于重庆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Tuesday, May 1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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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李曼（幸存地主，1929年生）


【大纪元2018年10月01日讯】（编者按：原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谭松，历时14年，访问了100多名亲历土改的地主及其后代，写下50余万字的口述史书稿“血红的土地”。因为曝光了中共的残暴土改历史，去年遭校方解聘。以下为谭松记录的一位土改幸存者的口述历史。）



我是横石村洋沱坝的人，以前我们这儿属于川东奉节县，1952年才划归湖北，四川土改搞得比湖北利害。我的经历丰富呀，我先说我自己，再说我看到和听到的。


我们李氏家族是一个大家族，但我们家已经破产，原因是父亲抽大烟，败了家，搬到高梁村去了，土改时他被评为破产地主。我同爷爷李孟洋住，爷爷也被评为破产地主，我被评成地主。


问：你家没什么田地了怎么要评你地主？


李：满了18岁就要评地主，他们说我解放前在教书，没有劳动，是剥削。我自己耕种那点土地，算不上什么地主，问题出在农会追“浮财”。他们说我家里藏有3000斤黄金，于是我被抓到村上关起来，天天拷打，追逼金银。


我哪儿交得出来，3000斤？3两我都没有看到！他们说：“金子银子！你是个地主，怎么会没得金银？要拿出来！” 交不出来，那就用刑！


一，我本人的遭遇


（一），我土改时所遭受的刑罚


在关押期间，我遭受了几十种不同的刑罚，我讲一些给你听。


1，“飞机下蛋”


“飞机下蛋”酷刑。（民主中国）
“飞机下蛋”就是把人捆在五根板凳中摇晃。手放在下面捆起，脚放在上面捆起，捆好后摇晃板凳，板凳是活动的，把人一摇，扯得人所有骨头要散架。这种刑罚我也受了好多次，它整不死人，只是痛得过火。


2，“背砖”


“背砖”酷刑。（民主中国）
先把人面朝下睡在板凳上，手扭到背后把一双大拇指捆在一起，再把两个脚的大拇指用麻绳捆得紧紧的，然后把板凳竖立起来，把捆手和脚的绳子从板凳头上挂下来，捆在板凳脚上。这一挂就受不了，人有那么重呀。这还不说，他还在背心上加砖，一块一块的加。我曾经被加过12块砖！我的妈呀，受不了。这种刑受一次后两三天都吃不下饭。


3，“猴儿扳桩”（有的地方叫“吃咂酒”）


猴儿扳桩就是用麻绳把两个大拇指捆在一根木桩上，木桩上破一条缝，加一个木楔子，再用锤子砸木楔，你受得了？当场把指头整断了的都有。


但是，在所有刑罚中，这个刑罚我没有吃大苦，原因就是那个妇联主任同情我，她把一卷陈腐的麻绳交给行刑的民兵，捆上后，捶了几捶，麻绳就断了，再捆，再锤，又断。他们说我会使法，我会使什么法？是那个妇联主任良心。所以这一关我躲过去了。


4，“称秆”


土改时几十种刑罚我都熬过去了，最后有一种差点让我送了命。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我22岁的生日。


他们把我脱光，手和脚反捆在一根棒棒上，再用一根麻绳把我生殖器捆起。棒棒就当作一把秆的秆杆，生殖器就作为秆镐（秆杆上提秆的铁环）。另外，在脚那一头还挂一块石头，作为称砣。捆我生殖器的麻绳上再接上棕绳，然后吊在树上。我全身加石头的重量就吊在我的生殖器上，那个吊上去得了呀！我肚脐眼上的血哟，直往上喷。






“称秆”酷刑。（民主中国）
问：怎么从肚脐眼上出血？


李：我被吊起后，肚子里面的隔膜全部扯破了，肚子里的血就从肚脐眼上喷出来。


（李曼眼看性命不保）


全靠那个农会主任，他说：“这是个才出林的笋子呀（即：一个年轻人呀），不应该把他搞死了。”


他一手托住我的身子，一刀割断了绳子。把我救下来后，这个主任还把我送到一个80多岁的老医生那儿。老医生说：“嘿，你们注意哟，他肚脐眼上的血不要回进去了，让它尽量流出来。”他说，我肚子里面的隔膜被扯烂了。我不知道流了多少血，我性命保住了，但是，促使生殖器勃起的附睾被扯烂了，从22岁我生日那天起，我就“残废”了，所以现在我是一个“净人”（没有生殖能力的人）。


注：李曼从此独身， 现在，年近九旬的他作为孤寡老人住在利川市社会福利院。


（二），我文革时所遭受的刑罚


抓进村农会的11个人中，只有我一个人活出来，其他人全部整死了。在文革时，又把我抓出来整，他们问我：“你怎么没死呢？” 我说：“我当时想的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这么一句话，差点又让我送了命，他们说：“你留得青山在，你是还想来造反呐？”


一顿暴打！我被打得昏死过去，他们把我丢在地坝，我躺在地上没有知觉了。


这时，他们唆使村里两个傻乎乎的人来整我，他们一个拿一把柏树皮，捆成这么粗的火把，来烧我的眼睛。他们说我土改时没有整死，文革中就要把我打死。我眼睛当时是烧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在地坝上躺了一夜，天要亮时才有两个人把我拖回去。


同院子住的一个姓周的人去请青龙口医院的院长罗远明和大水井的一个眼科医生冉玉清来救我，罗院长看到我眼睛烧到那个程度，肿起多大，就说我的眼睛没有救了。冉玉清说，你先把人救活，我来治眼睛。


结果我人被救活，眼睛也保住了。冉玉清说，那个眼睛有个自动保护，火一烧那个眼珠子就扯到后面去了，外面烧伤，里面还有救。她用了药，把我眼睛包扎起。最后那几天，眼睛痒得很，他们把我手捆起，不准我去抓。对了，他们两个都没收钱，我也没钱。原因是冉玉清曾是我的同班同学，罗院长曾是我的学生。我又一次大难不死。


（李曼眼睛虽然救下了，但从此他只有在一、两尺之内才能辩清人和物。）


二，我的亲眼目睹


土改时我耳闻目睹的刑罚和死亡多得很，死的人中大多数都是我们李氏家族的。


（一），李斗寅之死


李斗寅是我祖父一辈的，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曾经担任龙门中心小学校长。他家多少租嘛？五担租，只有五担租子！他被抓来斗打是为了逼要金银和花纱布匹。


他们给他定一个数字在他头上，要他按那个数字交纳。他哪里有嘛。他交不出来，就把他抓去整。


我们关押在一起，给他用的刑叫“裁肢”，这是我亲眼见到的！


他们用一种叫做“脚拿子”（音）的钢夹子来夹他手指，“脚拿子”用脚踩，钢夹子就是用来扭铁、扭钢的那个夹子。他们把李斗寅的手指夹在钢夹子里，只有几分钟，手指先夹扁，骨头都夹断了，最后只剩一张皮了。人皮不容易夹断。他们把第一节夹了又夹第二节，手指夹了两节才夹完。把这只手整残了后，再整另一只手。不光是手，把两只手裁断了后再裁两只脚。你想，夹那个肉和骨头，慢慢绞，一直把它绞断，要好久的时间，要痛好久。


一节一节地裁，裁断，所以，这种刑罚叫“裁肢”。


李斗寅当时没有死，他的消化器官、呼吸器官还是完好的，不容易一下子死。他们把他丢在一个猪圈里，有些农民看到活活把一个人整死还是不忍心，给他点水喝，有的喂他点稀饭，他又活了几天才死的。他死时68岁，比我爷爷大几个月。


（二），李载承之死


李载承是我堂兄，比我大三岁，同我关在一起。那天，土改民兵把他抓出来，脱光他裤子，把他手扭在后面，往上提起，就像刑罚吊“鸭儿凫水”一样。然后他们抓来地主家的10个女人，哪10个呢？他的亲姐姐、亲妹妹，嫂嫂、族里的婶娘、甚至还有族里的奶奶。民兵们在李载承大腿前放一排板凳，把这10个女人抓来趴在板凳上，把裤子脱了，脱个光屁股，头发绑在板凳上。民兵对李载承说，今天这些都是你的人，全是你家里的人，你喜欢不？你看到这一串白屁股你喜欢哪一个？李载承一声不吭，民兵说：“你不说呀？你不说喜欢哪个呀？那不要紧，我们今天来整。”怎么整呢？他们用竹刷子朝他的生殖器抽打。那生殖器怎么经受得起打哟。


问：这是当众进行的吗？


李：是呀！有些怕来看，有良心的人不愿意来看。但是，强迫动员，强迫他们来看。


一阵抽打后，女人们被民兵拖出去各打50板屁股。李载承被打得撒不出来尿了。他父亲李先昭来帮他，用嘴吸，还吸出来了，吸出来的尿中有一半是鲜血。可是，李载承下身损伤了，一直撒不出来尿，他要断气的时候我去喂他几片洋芋（土豆），我喂他嘴里，他已经不吃了。民兵说：“把他拖出去把脚给他砍了！”他被拖出去就在那个火坑石头上，用砸草那个锤子，榔锤，这么大，砰砰几下就把他脚杆砸断了，两只脚都砸断了。


（李载承遇难时25岁，未婚。）


（三），李先昭之死


李先昭是我叔叔，他是怎么被整死的呢？也用了十几种刑罚，我记不到那么多。印象深的一种叫“卵弹琴”另一种叫“灌水葫芦”。


“卵弹琴”就是用麻绳把睾丸捆起，麻绳接在一根棕绳上面，另一头叫人使劲拉直，绷紧之后就拿锤子，像弹匠弹棉花一样，在绳子上一刮，“嘣”的一声，这边拉得紧紧的，那边一弹，受不了，惨叫。人又是捆起的。


“灌水葫芦”就是把他吊在雪地坝上。怎么吊呢？倒吊，一吊就是一晚上。人倒吊起后，鼻孔是朝天的。土改民兵用壶装了80度的开水，灌他的鼻孔。我叔叔先喷出来的是开水，后来喷出来的就是血了。


天天整，昼夜不停换班整，我叔叔被折磨了一个多月才死。


在采访时李曼激愤地说：这些千奇百怪的刑罚在土改时公开地四下交流，干部、民兵们互相学习，交流经验。发明一种整人的办法就给予奖励。是他（毛泽东）下的这个令，毛泽东硬是要把地主全部要消灭干净！


（四），李怀清之死


我们家族有一个叫李怀清（音）的人，他一只腿有毛病，走路一拐一拐的，外号叫“三瘸子”。土改民兵把他抓来，用铁丝捆扭在他那只病脚上，倒吊起来后，再捆一砣棉花在脚杆上，先用汽油引燃，然后把煤油桐油淋在上面烧。那脚烧得吱吱吱地响。油往下流，火就从脚一直烧到膝盖。李怀清死时57岁。


对了，李怀清的儿子也全部整死完了，其中有一个叫李柏联。他还有个女儿叫李先X——名字记不全了，只知道她在万县省师范读书，才十六七岁，两天就把她整死了。不仅是轮奸，还用了各种下流残酷的刑罚。


李怀清的哥哥叫李伯清，土改时也整死了，但怎么整死的我没有看到，他死时62岁，他就住在我家后面五里路的地方。现在他的房子已经全部毁完了。李伯清的儿子叫李先藩，被枪毙了。


问：你还知道其他被枪毙的吗？


李：还有李汶州、李沛东、李沛承、郑少鼎（音）、李鸿钧。李鸿钧开的染房，又开了药铺。他是我们李家辈数最大的，但他才30多岁，那硬是把他脑壳打得没得了。


（五），李盖五之死


李盖五是我的堂祖父，比我祖父（李孟洋）小九个月。他是我们李氏家族最后一任族长，解放后他还立了功，在奉节县当了统战部长，土改时也把他抓来整，用钳子把铁丝捆在他头上，还捆上一些烂棉花，然后淋上煤油来烧。整了好几天，他最后是饿死的。


（六），李盛槲妻子之死


李盛槲也是横石村我们李氏家族的人，但他“解放前”（1949年前）已经死了。他的老婆姓刘，是嫁到李家屋的媳妇。土改时她50多岁，把她抓来斗打。民兵问她想睡“软铺”还是睡“硬铺”，她想到自己瘦，就回答说睡软铺。


农村有一种植物叫“火马草”，这种草一碰到皮肤就火烧火燎地痛。于是，他们去去割了几背篼“火马草”来，然后把她脱光，几叉叉子把她叉到“火马草”上去，她痛得在上面打滚，那一滚后全身就胖了，肿起来了。接下来他们把她绑起，手脚都绑起，用火钳夹起“火马草”，一束一束地往她阴道里塞。


当时没整死，但是那个鲜血直流。她有一个过继（抱养）的孙孙，有十七、八岁了，是贫农出身。民兵叫他把她背回去。在背回去的路上，她说“我想喝水哟。”她孙孙用角树叶给她捧了一捧水，她喝了就断气了。


（七），王大湜之死


王大湜是我妈妈王明淑娘家那边的人，在土祥镇梅魁乡。那儿有一个王家大庄（园），那是一个文化集中的大家庭。大庄王家有10弟兄，是两个妈生的。大妈是我们李家的子女，是我们的高祖母，嫁过去的。10弟兄中前五弟兄老大，老二、老三都是举人、老四是拔贡（半个举人），老五是秀才。后面五个，老六、老七、老八、老九我记不到名字了，他们都在土改前去世了。土改时只有老幺还活着，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他叫王大湜，又叫湜老爷、么老爷。土改时也把他抓来整，那也是用了各种刑罚，一整几个月呀。他要死之前是这样折磨的。


先把他家里的女人捆好，睡在地上，然后把他捆起，嘴就放在女人的生殖器上。女人撒尿时就要他喝，喝尿。最后把他翻过来，他躺在地上，把他的曾孙媳妇绑起放在他面上。他曾孙媳妇正好来了月经，一股一股的，他们强迫他喝。他喝女人的尿和月经，还多活了几天。


湜老爷的后人，不知道有几个，全部整死完了，只剩下一个，跑到黑龙江去了。


对了，就在那个王家大院里，前后整死了几百人，好像是389人，我写的书上记得有。书记录的是我们李家如何发家，土改如何败下去，有20万字。书被我兄弟拿去了，你现在看不到。


（八），母子俩之死


我们这儿，整死的人多，有的一家一家的整死完。就我们洋沱坝，就有一对母子被整死。




母子俩之死。（民主中国）
有个小娃娃，把他妈抓来吊起，吊起后，他们把她才满月的小娃娃抱来，用矛杆子从他肛门戳进去，那矛杆子有这么长，戳进肚子里面！这么小的娃儿，他有什么过错？他们把戳在矛杆子上的奶娃举到他妈胸前，说：“你看哟，你儿子来亲热你了，他想喝口奶。”


他妈也死了，两个都死了。


问：妈叫什么名字？


李：妈姓彭，我一下想不起了。


（九），李先昭全家的遭遇


我叔叔李先昭住在离洋沱坝约30里的梅子园，当时与我们洋沱坝同属一个村——横石村（现在不是了）。土改时他家收多少担租？嘿，收8担租！他家还是有好大一坝田，为什么只收8担呢？因为李先昭也是工商业者，他开得有酒厂，收入不靠田地，所以，农民种他的田最划算，农民交一担租，自己要得十担甚至十几担。土改时主要是逼他家的金银。他全家有九口人，除了刚才讲的李先昭和他大儿子李载承，还有6口人死于土改，他的二儿李宗列也是整死的，但我想不起他的死因了。特别是他的三个女儿，被整得最惨。


（当问到那几个女儿，也是李曼的表姐妹是被怎样折磨的，老人不愿意谈。最后，李曼老人终于开口说了一点。）


那些民兵实际上都是些流氓！共产党就用这种人，土改时让他们当了民兵，当了干部。


他们把他女儿面朝下绑在板凳上，说金子就藏在她阴道里，他们用手去挖她阴道里面的金子。干部也去，民兵也去，一个个跑去轮奸。奸了之后，他们说，这一下正好来打她的屁股嘛，就派两个民兵站在两边抡起板子打她两个大腿，把两个大腿打得稀烂鲜血长流。打了后一看，地上有好大一滩从她阴道里流出来的精液。


李先昭的三个女儿中有两个（李载承的妹妹，李曼记不起名字了）在土改中被折磨死了，那些折磨的手法我就没有看到了，是在屋里整的。有一个才16岁，是个中学生。李载承的姐姐整残了，神经失常了，她那年26岁。她也没活多久，一年多后就死了。


他家九口人只剩下一个，就是李先昭最小的儿子，叫李宗沛，当时只有3岁。是同情他的人给他一口饭吃这样他才活下来。李宗沛现在还在，而且还有后代。当年地主子女找不到老婆，后来他找了一个瞎子女人，那个女人给他生了两女一儿，靠他一个远房表姐的帮助，他们都上了大学，有两个还留学国外，有一个还是个博士。


三，我的爷爷李孟洋


爷爷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同秋瑾等人在一起。他毕业以后回来，到成都熊克武手下做事，当时熊克武是四川省的都督。他干了一段时间，觉得不适应官场，就告病还乡回到洋沱坝。


我爷爷酷爱书画，一辈子收藏书画。他回乡后修了一幢房子，农民叫花屋，有三层共九间，其中四大间全部用来藏书。他的藏书有七个方面的来源，我一时讲不了。我们李家祖传的书籍主要也在他这儿。


我曾经给那些书籍编目录，仅目录就编了四大本，每本有两指厚。他的藏书中很有些大部头，记得仅《佩文韵府》就有1800本。


字画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条七、八丈长的白绘绫。白绘绫是日本产的丝织品，完全是真丝。那是我祖父留学日本的一个纪念品，上面有几百人的题字，最前面的一首就是秋瑾写的。她的字比其他人的字大。我很喜欢她那个的字，所以背下来了，现在我还背得到一部分：


地球面积为舞台，五色民族各一派，


太素元素作帷幕，精神脑力为器械，


斗智斗慧斗新奇，刁钻狡狯众称快，


或和或战或悲欢，意态分明演百般，


但知日日登场好，那晓天公冷眼看。


……


问：其他题字的是哪些人你晓得吗？


李：晓得，以前我全部背得，现在一下背不到了。


土改的时候，工作组的人（里面只有一个人识字）说这些书画是封建毒素，要彻底粉碎封建毒素，因此，天天派人来背书去烧。


我很心痛，想阻止，结果被抓去斗打，他们冲我吼：“这些旧意识的东西，这些反动的东西你为什么要珍藏起来？！”


所有的书画都烧干净了，前后烧了五、六个月，光纸灰都挑了几百挑，挑去肥田了。


白绘绫没有烧，农民没见过，以为是布。他们把它撕来分了，拿回去缝成裤子，女的穿起来开会我还看到的。


我爷爷死在烧书之后。土改时我家里已经没有什么财产了，爷爷是个读书人，不善经管，修房子又花了些钱。我爸爸李仲达抽大烟，败了家，分家到另一个村去了。他们把我们抓去整主要是追逼金银。


问：追出些金银了吗？


李：哪里有哟？没得呀，只是从挖坟里挖到一小点。但是玉多，都是从坟里挖出来的。我们家族被挖了几百座坟，全部挖完。他们挖苦说，李家坟埋得好哟，请风水先生看哟，结果挖得一个不剩。


土改那年（1951年）雨多，雪也大。我爷爷被关在一个石房子里，又冻又饿，饿了两三天，最后把他丢在一个石头垒的巷子里，他就死在那儿了。那是1951年的冬天，他68岁。


当时我已经被关押在村上的农会里，爷爷在屋里躺了几天后，他们把我放回来埋他。


你想去看？看不到了。他的坟被人挖了。我们这儿认为，母猪病了，要用人骨头烧成灰来喂，小猪要喂得肥，也要人骨头去喂。于是有一个人（他的后人现在还在）就把我爷爷的骨头挖出来去卖钱，治母猪的病。


采访时间：2016年8月11日、8月13日


地   点： 湖北省利川市柏杨坝镇水井乡水井村


（原奉节县横石村洋沱坝）


记  录：谭 松


采访后记
2006 年8月，我到湖北利川采访当年李氏庄园的土改干事向贤早先生时，就听他说，在李氏八大庄园建筑中，洋沱坝的雕饰最为丰富。他还告诉我，李氏家族有个著名学士叫李孟洋，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医学博士，他有很多书，土改时全部被农民烧了。


十年后，我在制作土改纪录片《血红的土地》时，专程到洋沱坝去拍摄外景。


洋沱坝在著名的大水井李氏宗祠下面10多里的地方，比较偏僻，路也很烂。到达一条小河边时，我向桥边一个小屋里的老人问路。没想到，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就是李孟洋的长孙李曼！


老人一直住在利川社会福利院，当天刚好被家乡的一位朋友接回老家小住。他只比我先到达两个小时。


冥冥中一定有神灵的安排，他仿佛是专程回来等我的到来。他等了65年！


他在他孤寡人生的迟暮之日，用清晰的语言，讲述了六十多年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注:李曼老人在我采访他之后9个月（2017年5月）去世。


（转载：民主中国）


责任编辑：林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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