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历史的另一张面孔
——从白桦一本文革诗集看“七二零事件”
胡发云
题记：今天，从白桦当年的这些诗句，我还是可以读到一种东西——那就是，在政治正确之上，还有永恒的人性。
1：半个世纪的那册小诗
近来，常有人谈起当年的一部诗集——《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让我惊异于半世纪前那本薄薄的、印数只有两三千的小册子，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还有这么多人记得。
文革五十周年前夕，朱学勤来汉讲学，主题是“七二零事件”，鉴于我是本地人，大体了解那个事件的基本过程和发生背景，便邀我同台对谈。开讲之前，我们交换了一些各自的资讯和看法，我说，文革结束之后，官方对这一事件的叙说与结论，是政治的，不是历史的。我说，据我所知，文革爆发后，第一阶段中受到整肃与打压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包括胡风集团成员、右派分子、白专分子直至喜爱文艺的工人、职员、大中小学教师，以及大多数武汉市的原住民，都是站在省市委、军区以及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的对立面的。我谈到一些人，其中提到诗人白桦和他在“七二零事件”前后，反对暴力镇压而写下的一批诗歌。这些诗歌在“七二零事件”刚刚结束之际结集出版，诗集名为《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朱学勤说，他七十年代初也读到过这本诗集，当年，这本诗集从湖北辗转流传到河南，一个郑州大学的女大学生受迫害躲到兰考，悄悄带着一本《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朱学勤当年仅十七岁，在兰考乡间的油灯下诵读那些滚烫的诗句，内心如受电击。将近五十年过去了，他还不能忘怀其中的叠句，曾对台下的学生脱口吟诵——“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那时的战友就像今天的你们……”。
在其后一段时间中，又有几个外地友人——包括远在海外的诗人高伐林，跟我谈起这本诗集。
据我所知，这是文革中，由群众组织自行出版的唯一一本个人诗集，也是唯一一本直接书写文革的诗集。作者当时还是一名摘帽右派兼反革命黑帮分子。
我给白桦打了电话，告知他许多友人对此事的关注和各种评价，想问问他是否已经写过这关于这本诗集的文字，我发现白桦先生突然很虚弱了，听、说都很困难，后来，他的话愈加含混不清，不忍打扰，再三祝福之后挂了电话。心里充满怅惘与伤感。一个才思敏捷，言谈优雅的人，也有被岁月销蚀的一刻。我又查看了数年前他送给我的四卷本《白桦文集》，没有文字提及此事。
第二天，我给他发了邮件，邮件中有这样一段话：“最近我到西安讲座，一位朋友也说起您当年的那本诗集，和您在文革中的境遇。我没想到，当年那本薄薄的诗集，时隔近半个世纪，还有这么多人记得。由于多年来当局对文革的单方面表述，许多文革的真相没能得以澄清或正确解读，而后人又会以当局的尺度与语言来解读当年的那些波谲云诡的历史，对历史的真相造成扭曲与误读。我本想对那个过程做一些说明，但是总觉得还没有得到您的认可，这样有些唐突与不妥。但是不做说明，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又在悄悄流转。您身体欠安，本不该这样的情形下来说这个复杂的话题。但又希望您能知道这个情况。特来信告知，想听听您的意见。如您愿意就当年的情况做一些说明，我想是对历史的一种担当与责任，如您因为身体原因，我可以就我所知道的将这个过程写下了，交您过目订正补充。”
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复。直到近日，再次跟白桦先生通话，问及此事，他说，他已经一两年没有打开过电脑了。
我想，无论如何，趁白桦先生健在，我该把这段历史写下来了。
2：那个波谲云诡的乱世
想读懂白桦的那本诗集，先说一下那段历史。
1967年，文革的第二年，是整个文革史中最动荡、最惨烈、也最戏剧化的一年。
1965年11月底，姚文元发表《評海瑞罢官》，经过半年多的舆论发酵，1966年6月1日，毛泽东亲自批准聂元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场以“文化”命名的社会运动正式揭开帷幕，到1967年初夏的一年之中，这场运动宛如一部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大戏，不断呈现着各种出人意料的大戏码。一开始，人们都认为这只是建国以来所有政治运动的一次延续——如“思想改造运动”、批电影《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开始的第一阶段，也就是1966年6月1日到1966年10月，文革的模式果然也就是人们所料想的那样，只是规模更加浩大，来势更加凶猛，手段更加残暴。一大批党内外的知识分子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文艺黑线人物”，“反革命黑帮”……文化、艺术、科技、宣传、教育领域的头面人物，几乎被各级政府悉数抛出，成为运动初期的斗争对象，到了1966年夏天，以红二代青少年为先锋的正统革命力量，又对传统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敌特叛国民党残渣余孽资本家和一切在旧政权中工作过的人员发起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对那些早已失去了反抗能力更无反抗意志的人们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羞辱与镇压，与此同时，还把矛头对准他们的后代，把一大批“新社会生，红旗下长”的青少年打成“黑五类”、“狗崽子”、“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在这个“红色恐怖之夏”，难以数计的人们被折磨致死或被迫自杀，更多的人经受了不可平复的精神与肉体伤害。
1966年5月，党内文化人邓拓、吴晗、廖沫沙被命名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店‘三家村’”之后，全国兴起了一股大抓“三家村”狂潮，上至中央机关，下至乡村小学，怎么也要凑齐三个人，演一出“捣毁‘三家村’黑店”的大戏。当时身在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的白桦，作曲家高如星，剧作家S，刚好凑齐了一个“三家村”，成为审查批斗对象。这一由刘少奇主持工作的阶段，后来被毛泽东命名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
1966年10月3日，风云突变，《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明确指出：“广大的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是现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争的集中表现……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与此同时，一贯提倡阶级路线的最高当局，开始大力抨击反动腐朽的封建主义血统论，让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少年感到了革命之门正在向他们敞开。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顶帽子，就这样戴在了前一阶段各级政权负责人头上，他们的子弟和历年来的拥戴者变成了“保爹保妈派”和“保皇派”，政治的和道义的光环瞬间消失。
以这篇社论为标志，原来那种以各级官僚集团为主导、以传统阶级斗争理念与方式展开的文革第一阶段结束，文革战车兀然变轨，驶入以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主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方向，这种突变，用林彪那句有些拗口的话来说，就是“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这是中共建政以来从未有过的惊天大逆转。
这一根导火索，不光翻转了前一阶段运动中的正反角色，也引爆了中共执政十七年来积压下来的各类矛盾，由此开始了一次猛烈的社会大撕裂、大冲撞、大搏杀。
一种共和国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力量——各种各样的造反派组织横空出世。他们带着各自的背景、经历、观念与利益诉求呼啸而出，择山而踞，一时间全国城乡飘扬起成千上万五花八门的造反大旗。
用官方多年的政治色谱来看，这支队伍的成分复杂，动机不纯——红色、粉色、灰色甚至还有一定比例的黑色——各色人等纷纷出笼，他们总体来说属于社会序列的中下层，以普通平民及中小知识分子为主，很多甚至是十七年中的异类。从“亲不亲，阶级分”突变为“亲不亲，路线分”的时刻，这些被压制多年的人群，获得了参与社会运动的可能性——这里说的所谓“路线”，其实可以简化为“观点”，所以应该说“亲不亲，观点分”更准确。这使很大一部分被正统阶级划分标准置于不利地位的人，得到了一次重生的机会。
一些运动前期拥护各级政府的群众，基于对伟大领袖的崇拜与信任，基于对一种崭新革命理论的认同，也逐渐投入到这支造反大军中来。于是，维系了多年的社会层级就这样土崩瓦解了。从1966年10月开始，矛头向上、以走资派为敌的文革第二阶段运动，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
到了1967年1月，新年伊始，正如人民日报那篇著名的元旦社论所预言：“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
以得到毛泽东赞扬的上海文汇报夺权为发端，全国性夺权运动迅猛展开，并很快获得了游戏般的胜利。满城都刷着“一切权利归农会”的标语，各类文艺演出中唱着这首歌——造反者双手叉腰，站在写着这行字的大横幅下，一派豪迈又欢乐的景象。走资派认罪了，保守派溃散了，各级政府机关厂矿企业的大权也夺过来了，文革发展到至此，似乎已经接近尾声，许多人想起了《列宁在十月》中那一句台词——布尔什维克冲进冬宫，对临时政府的部长们说：“你们的使命结束了，从现在起，直到永远——”
夺权运动过程中及完成后，很多造反派组织因为政治理念、斗争策略及权力分配，发生了巨大分歧，互相之间干了起来。
武汉地区形成以“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为主的“钢派”，和以“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为首的“新派”。两派的分歧主要在对待“走资派”“保守派”的态度上，前者要“追穷寇”痛打落水狗，后者要“讲策略”团结大多数。
借此良机，一部分溃散的保守派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重新集结，也打出了造反旗号，参与到夺权中来。
为了排除干扰，保障新生红色政权的顺利建立，最高当局出台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中说：“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右派”，已经不是1957年“向党进攻”的右派，而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说的“左派”，当然是指造反派，但是，在认定谁是左派的问题上，军队往往有着自己的标准。军队的倾向与表态，又造成各个群众组织更大的对立。
接着又出台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为“三支两军”。这一决定的核心是军管，由此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军政府”时期。
军队崇尚权威与秩序的本性，决定了它和毛泽东支左的意图要发生冲突，在它的眼里，那些循规蹈矩从来就站在政府一边的人们当然是左派，他们一直是红色政权最忠诚的支持者，其中大多数出身贫苦，根正苗红。复转军人、基层干部、劳动模范、党团员占的比例很大。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的性质，又决定了军队和地方的血缘关系，大多数政府的官员，都是脱下了军装的军人，许多人还曾是现任部队负责人的上级或战友。
文革由此进入了一个各行其是方向不明九曲十八弯的复杂路径，这个阶段复杂到毛泽东本人也常常四顾茫然无法掌控，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常常会走出一些匪夷所思章法大乱的棋来。
在毛泽东明确指示要支持的造反派组织中，军队天然地选择了温和的“新派”，这样就轻易地将这两大造反派群体分化了。
原“新华工”宣传部负责人张建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支左指挥部成立半个月后的（1967年）2月18日，军区即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严正声明》，对湖北、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公开表明了支持“新派”反对“钢派”的立场。该声明说《长江日报》二月八日发表的《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武汉“钢派”的“2.8声明”）“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与《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所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大方向背道而驰的”，“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的，是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当时我们“新派”正在和“钢派”就“2.8声明”进行大辩论，武汉部队《2.18严正声明》的发表使我们“新派”大受鼓舞，因此热烈欢迎解放军的声明。为了表达我们对军队的支持和感谢，20日下午，我代表红司（新华工）带文艺宣传队《轻骑兵》到独立师作了慰问演出。
由此开始，钢派和军队的关系迅速恶化。三月中旬，军区一举抓捕了数百个钢工总各级头目并发布通告说：“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成立以来，在少数反革命分子操纵下，与湖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互相勾结，干尽了坏事……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若干规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特宣布从即日起，‘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一律解散。”
紧接着，军区开始重新扶植前一阶段已经溃散的保守派组织。渐渐的，曾为得到军区支持而欢欣鼓舞的新派，发现自己也像钢派那样走上了末路。
正在此时，四月二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其中指出：“如果否定革命小将，便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打击革命小将，便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操纵已垮台的保守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他们这样做，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否定前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对于这股逆流，我们必须坚决回击，彻底粉碎！”
四月六日，中央军委发布经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央军委命令》，再次强调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同时强调“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1967年2月，曾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了开枪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两文一出，数月来被打得七零八落的钢派组织纷纷重新竖旗再次集结，向军区发起猛攻，矛头直指当时的司令员陈再道。尝到了唇亡齿寒兔死狐悲滋味的新派，也再次与钢派联合起来，结成同一个战壕的战友。
3：从撕裂到仇杀
武汉老城区最繁华的游乐场所民众乐园（当时改名人民文化园），成了武汉造反派的大本营，一排排窗口伸出了各种名目的战旗，广播喇叭，文艺演出，辩论演讲，传单大字报，各类最高指示最新消息，造反派的重头文章……像节日庙会一样热闹非凡夜以继日。
民众乐园附近都是城区老市民，他们一直是造反派的天然盟友，这些人中，多是从前的小业主、小职员、小商家、手艺人、独立劳动者或会计、教员、洋行职工、餐饮、茶楼、货行从业人员，与那支突然进占并掌管了这个他们世代居住地的北方军人，有着天然的疏离感。这些一盘散沙的市民，大多没有参加什么组织，其中一些人连个单位都没有，他们自称是“不在组织的人”，他们呼啸而来，御风而去，是文革中一支独特的影子部队。他们也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号，叫“钢八司”——钢派的钢，八小时以外闹革命。没有旗帜，没有袖标，没有办公室，也没有头头，但却有着极强的组织力，传播力和战斗力。整个武斗中他们伤亡的人数不少，因为都是散兵游勇没名没姓，被记载下来的不多。
如雨后春笋，民众乐园这样的据点越来越多，遍布武汉三镇。造反派武斗不行，但是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娱乐群众都比对手要高出好多。
但是，这样的狂欢很快就淹没在一片血腥中了。
从1967年5月开始，武斗升级——在这里用“围剿”一词可能更加准确，因为被武斗的一方既无武斗的实力，也无武斗的准备。周密准备的围剿在一个个片区或单位有步骤展开，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指挥专业的百万雄师一路势如破竹。造反派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投降的，逃亡的，死伤的……唯有含泪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6月15日晚，百万雄师占领了离民众乐园不远处的汉口水塔，这座建于清末的建筑，约十层楼高，是当年可以俯瞰大汉口的制高点，兼有供水，消防，火情瞭望三大功能。它临街的一长溜高墙，是文革中大武汉最著名的信息发布地，白桦的许多抗暴诗篇，都是在这里首发，然后迅即传播到四面八方甚至全国各地。
6月17日，策划已久的围剿民众乐园一役正式打响，围剿进行了整整一天，各造反派组织伤亡数百（有记录的死亡人数56人。）这次强攻，首次使用了“六六粉”、硫酸、硝酸和汽油弹。我在长篇小说《迷冬》中曾写到这一情节。一位武大的教授来邮件告诉我，她丈夫当年就被人泼了硫酸。
6月18日，武斗第二天，我和一批同学从武昌赶过去看惨案现场，中山大道最繁华的那一段，已经认不出来，特别是那满街的瓦砾触目惊心，有的地方都不能插脚。路人说，那是周边的民众看不过去，激愤之下上房揭瓦阻击围剿者，许多人揭的都是自家的瓦。
文革结束多年后，记者采访当年百万雄师一号头俞文斌后写到：（1967年春夏之际）军区派人找到了武汉机械局原武装部副部长俞文斌，要他组织一只队伍与造反派抗衡。开始俞并未答应，但经不起军区的劝说和利诱，最终还是答应了……“他们就这样逼我走上了这条路……军区派了两个便衣跟随我，名为帮助我协助我，实为逼我走上前台……当时百万雄师得到了武汉市人武部的大力支持。市人武部政委巴方庭对我是积极支持的。我看老红军、老干部都支持我的工作，我就答应当‘红武兵’的一把手了”。百万雄师是一个由武汉军区直接组织指挥的准军事组织，军区除专门指派两名军人“贴身警卫”并协助俞文斌工作外，还指派了联络员负责百万雄师与市人武部、省军区、武汉军区联系。俞文斌说：这两个人“一是联络，将我们的情况上传下达，我们组织与市人武部、省军区、武汉军区联系都是通过他们两人。二是对我进行重点保卫。他们不穿军装，穿便衣，与我同吃同住，24小时形影不离”。（《武汉“七二零”事件四十周年—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
除了偶尔刷一刷大标语，百万雄师基本不搞文斗，干脆利落地用“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全体武斗人员统一着装：藤条帽，蓝工装，一人多高的钢管铁矛。出行一律乘坐大卡车，很少单独或小分队活动。为了提高百万雄师的战斗力，部队派专人指导各基层组织的训练，以办“毛主席著作学习班”的名义抽调百万雄师各分站的骨干分子集中在江汉公园、二.七区委、中山公园、汉阳铁中、汽运四站、汽运六站等地进行军事训练。
在后勤保障及物质供应方面，军区指示市一商局、二商业局大力支持。用俞文斌的话来说：“要什么给什么，大量供应。吃的、喝的、穿的、戴的，我们一要，送都送不赢。当时的武器除武装部保管的枪械外还有大量的长矛、匕首，极个别的人还有日本人的马刀。”……用百万雄师原武汉公安头头汪仕奇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是皮影戏中的玩偶，后面有人提线指挥，当然要按照他们的指示办”。（《武汉“七二零”事件四十周年—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
大本营被定点清除后，围剿者愈战愈勇，一个惨案接一个惨案。当初被军区定为左派的新派，也一日日陷于绝境。那些文革初期受迫害者，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倾向造反派的老干部也一日日恐慌起来。实力最强大的新华工制订了“文攻武守”的政策，校园里一派壮怀激烈的备战景象。
4：何帆带来了三个人
七月的一天，我的发小、在新华工附中念书的何帆来找我。说有件事，敢不敢干？我问什么事？他说，胜利文工团有三个人，搞创作的，因为同情造反派，反对军区和百万雄师，处境很危险，要来新华工避一避，需要人掩护照顾一下。我答应了。
何帆是我的宿舍邻居，也是初中校友，比我高一届，清秀文静，有些腼腆。在校文工团的时候，我们就非常要好，一起读书，写诗，作曲，玩乐器，一起郊游，聊天，看电影……课余时间几乎形影不离。他母亲是一个助产士，是个虔诚的基督徒，1957年划为极右，送去劳改了，他父亲是一个化工工程师，四十年代末，与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药店，1949年后被定为资本家，受他母亲的牵连，发配到远郊一个化工厂。我认识何帆的时候，他几乎总是一个人，一日三餐都在学校食堂吃饭，那时候大饥荒还没有过去，食堂的饭菜又少又难吃，终于吃出肝炎来。有时他吃完食堂后，拿着一只空饭盆敲敲打打就来我家了，我母亲问他，吃了没有？他只憨憨一笑，母亲便留他再吃点。
从小孤独的生活，让他变得敏感又聪慧，很早就显现出文学与音乐方面的才华，但这样的家庭背景，考音院附中，进剧团，都是不可能的。初中毕业，他考入华工附中，又进了校文工团，在那里，他暗恋一个跟他学扬琴的女生，那女生也喜欢他，有过一些隐秘的往来，那是他懂事以来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常常会跟我讲述那些让他陶醉的小细节，给我看偷偷给她写的小诗。文革一开始，他的名字被写在黑板上，那是班上出身“黑五类”同学的名单，他跟那个女生的故事就戛然而止了，这对他的伤害很大，很长时间缓不过气来。1966年10月之后，批判血统论了，他才又看到一点生活的希望。12月初，我大串联回家之后，他来找我，说想组建一个文艺宣传队。他太寂寞，太孤独，太热爱文艺。我同意了，于是就有了一支叫“红鲁艺”的中学生文艺宣传队。文革三十周年时，徐友渔约我写一篇关于文革的回忆录，就有了长散文《红鲁艺》，后来又有了长篇小说《迷冬》，里面就有了一个以白桦等人为原型的人物——宫克以及他的那些抗暴诗歌。
“红鲁艺”的成员，大多出身于这个城市的灰色阶层，知识分子家庭的居多，也有一些旧时军政人员、被打倒的学术权威、艺术家和工商业者的子女。这支宣传队是独立的，因为文革前期受压受迫害，观点上倾向于温和新派，但不参与任何派别活动，像电影《聂耳》中的那个浪迹江湖的歌舞班或一个抱团取暖抵御时代风雨的同仁剧社。
这样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钢新两派对立，我们不得不撤出钢派掌权的湖北艺术学院，新华工听说，来人带我们进驻他们那里，派来指导员，还在宣传队发展了一批“新华工红卫兵”，我和何帆都因家庭问题不能加入，因此也不再担任宣传队负责人。随着武斗升级，演出日渐稀少，宣传队实际上处于休眠状态，很多队员也就返回家中。
此刻，何帆这个文雅内向的人，突然焕发出一种从未有过的热情与勇气。
何帆说，这几个人很重要，不能出问题，尽量待在房里，也不要去食堂吃饭。然后他告诉了我这三个人的身份：诗人白桦，作曲家高如星，剧作家S，运动初期都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残酷迫害，后来站到了造反派一边，特别是白桦，写了不少反抗军区暴力镇压的诗歌，影响很大，现在处境最危险，前不久还被被抓过。
三个人中，白桦、高如星我很熟悉，五十年代就看过白桦编剧的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其中同名主题歌是我童年印象最深的歌曲之一，还有根据他的同名小说《神秘的旅伴》改编的电影，及里面的主题歌《缅桂花开十里香》，都是我少年时代非常痴迷的。当然，白桦的诗我更熟悉。高如星的歌，我当年也知道不少，最熟悉的当然是《九九艳阳天》，此外还有《汾河流水哗啦啦》、《藏胞歌唱解放军》——特别是那首歌唱友谊歌唱生活的抒情歌曲《航标兵之歌》，有点忧郁又有点豪迈，更是我们进入青春期之后非常喜爱的一首歌：“年轻的航标兵用生命的火花，点燃了永不熄灭的霞光……”S这个人没听说过他的名字，提到他的一部电影时，我说也看过的。能接待并掩护这样的三个人，让我特别兴奋。
在华工校园东北角一幢僻静的学生宿舍里，我们找了一间房，一楼，走廊尽头，紧挨侧门，万一有动静，多一条通道，窗后是一片小树林，穿过小树林就是喻家山，翻过山就是农村了。厕所，盥洗间就在隔壁。那时，学生们要就进入大学区各幢大楼准备迎战来犯者，要就回家逍遥去了，整栋宿舍没什么人，屋里有四张木制高低床，他们一人一张，下面睡人，上面放生活用品。我和何帆睡另一张的上下铺。领来五套蚊帐凉席，挂好铺好，便由何帆去接人了。
当时，武汉市造反派控制的地盘几乎丧失殆尽，只剩下武昌东郊的几所高校，其中人数最多、地盘最大、实力最强的新华工，便被称为“解放区”，不断有各路落难英雄前来投奔或避难。一时间校园里各色人等都有，很难说没有对立派混进来探子，不过这些人员都集中在大学部的教学区和宿舍区，华工附中偏安一隅，很清静，何帆在这里生活了三年，人熟地盘熟。
我在寝室里守候良久，听见走道上有声音，出门一看，暗影中何帆领了三个穿便装的男人走过来了，他们各自都带了一个小小的旅行包，看样子是做了长期准备的。进屋后，何帆将白桦、高如星、S一一介绍给我。那时候，在我的眼里，白桦和高如星已是中年人了，S稍显老一些，后来熟了，知道他们几个年龄都只相差一两岁，最大的S也不到四十岁。白桦儒雅，说话慢条斯理，清晰准确，高如星刚毅，有股子男人气，开始话不多，熟了以后啥都敢讲，也很幽默，S比较寡言，所以至今已没有太多印象。
他们都很客气，大约何帆一路上也谈了我们的情况，他们说了一些感谢的话，说要向革命小将学习，我从来没把自己当个小将，听着有些怪怪的，便说我对他们很熟悉，谈了一些我读过、看过或听过的作品。我说我家还有1955、1956年的《诗选》，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年度选本，说了其中白桦的几首短诗。白桦很是吃惊一个中学生，居然会保存着十多年前的那些诗选。我又说起他的长诗《孔雀》和《热芭人的歌》，他说那都是1956年前后写的，包括我说到的两部电影。那年，我18岁，他36岁。
一段红色恐怖中的避难生活，就以这样轻松的方式开始了。我们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到白桦的右派问题，倒是高如星，后来的日子里，自己主动谈起当年的一些情感事件，说得很开心也很放肆。
开始几天，他们一日三餐，都由我和何帆去食堂给他们打来，天气热，洗洗涮涮就在厕所或盥洗间解决，需要什么其他的生活用品就由我们去代买。
有时大家也谈谈运动，时局和外面的各种动态，但大多时候在谈文学，谈音乐，谈往事，谈自己的青春岁月和那些难忘的恋情。白桦说，五十年代中期，他和电影演员王蓓恋爱的时候，一个在昆明，一个在上海，熬不过相思之苦，常常在周末骑了一辆摩托直奔军用机场，找一架飞上海的，连人带车一起上去，到了上海，骑上摩托就直奔与王蓓约会之处。高如星也是一个情种，洒脱且孤傲，一生受女人追逐挚爱，在八一厂的时候，那个演《白毛女》的女演员已经红遍天下，走到哪被宠到哪。一次有个活动，她一进来，一干男女都如潮水一般涌去，唯独他一个人原位不动，低头看自己的书。此举当然令她不悦，事后问人，知道是个作曲的。这样的高冷，反倒激起了她的热情，最后终于弄出动静来了。
高如星出身于晋西北一个干涸贫困的山村，从小放羊，在各种民歌戏曲声中长大，不但会唱，还学会了几样乐器。十四岁那年，跟一个八路军的剧社走了，从此走上了他的艺术之路。一个从未受过正规音乐教育与训练的苦孩子，是如何迅速成长为一个难得的音乐天才，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谜。一直到很多年后，从白桦的一篇文章《朋友高如星》中得到一些了解，知道了他桀骜不驯天马行空的个性是是如何生成的。
白桦在文章中写到：“高如星这个放羊娃的自我发现是1953年，解放军歌舞团访问苏联和东欧各国之时。因为苏联和东欧各国毕竟地处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深厚的音乐传统。黄土高原上的故乡和眼前的莫斯科、布达佩斯、布拉格、华沙、布加勒斯特……形成的强烈对比，使这个放羊娃目瞪口呆之后就欣喜若狂起来。
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感受比别人要深刻一百倍！他像海绵吸水一样，从异国的音乐、美术、建筑、戏剧……语言和生活习惯中，得到了海洋一样辽阔的启示。一年不到，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可以说，他在一年里得到东西比许多留学生五年得到的还要多。他不仅学会了俄文，也多少懂得一些其它东欧国家的语言。特别是与音乐相关的理论、知识，好像这一切本来就属于他，后来不过遗忘了而已。现在，模糊的都清晰了，浅淡的都鲜明了。
他深深地迷醉于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斯美塔那、鲍罗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肖邦、鲁宾斯坦、萧斯塔科维奇、德沃夏克、艾奈斯库……更何况在当时的苏联和东欧，还可以间接地接触到西欧的经典作曲家的作品。正因为他的眼睛、耳朵和全部思维活动集中在西洋音乐的海洋里，对于当时的苏联和东欧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所知甚少。
高如星回国之后，和一些东欧留学生开始往来。往后的几年，东欧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社会事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只能从党的文件与报纸广播中了解这一切，但是高如星有了独特的信息来源。多年以后，的文革中，他和高如星第二次被监禁。劳改期间，他俩偶尔会有私下接触的机会，高如星给白桦说了一些当年往事：
“……他谈到从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留学生向他透露的东欧普遍的思想波动，和东欧发生过的一些政治事件，同时也委婉地说出自己对中国正在进行中的运动的怀疑。当他谈到发生在东欧的那些难以想象的片段时，嗓音压得很低很低，我甚至吓得索索发抖。对于他过去那些被人们广为传说的感情事件，也一五一十、毫不保留地向我详细地叙说了一遍，甚至还谈到性……”
1967年的夏天，酷热之极，印象中，白天阳光炫目，世界似乎随时都会燃烧起来，夜里湿热沉闷，粘滞的空气让人喘不过气来，还有蚊子。他们三人常常就待在蚊帐里，各自读着书报材料或写东西。高如星有时会小声哼哼一些旋律，一听就知道他在写曲子。便问，老高在干吗呢？作曲啊？高如星说，写首歌，写完了唱给你们听听，提提意见。这首曲子很快就写完了，名字叫《武汉关的钟声》，是一首抒情独唱歌曲，内容大致是歌唱这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在文革中焕发出新的青春。他们三个作为军区文工团首批被打倒的“三家村”成员，基本态度当然是反对省市委和军区对群众实施镇压的（对S我不太了解，权且这么说），所以这首歌应该是献给抗暴民众的。白桦也常在蚊帐里写东西，有时候还会拿出一叠稿子在那儿清理。
5：血腥中，一个诗的季节
1967年春夏开始，武汉进入了一个诗歌的季节。
血腥，死亡，离别，动荡，苦难，抗争，献身的渴望，青春的迷惘，还有愤怒与悲伤……浇灌出一片特殊的文革诗歌之花。这些诗，不论内容，情绪，还是文采与韵律，都和一年之前《鬼见愁》《造反歌》一类豪壮又粗鄙的伪民歌体大不一样了。其中许多篇章诗句，时隔半世纪，许多过来人还能背诵。尤其是有几首落款为“一兵”“解放军一战士”诗，因为作者的特殊身份，更因为诗歌本身的魅力——欧式长句，第一人称，款款柔情，一咏三叹荡气回肠，充满人性色彩的叙说方式，打动了无数人。这些诗歌用一种最原始的方式传播着，抄成大字报贴在街头校园，然后又有无数的转抄转贴，直至出现在数百数千公里之外某个人的日记本上。其中传播最广的是一首名为《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
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
那时的战友就像今天的你们。
我真想搂着你们的肩膀，
像地下时期那样小声而严肃地喊一声：“同志们！”
当年，我们读主席的书是在寒夜的油灯下，
今天，你们却在灿烂的阳光下唱着语录歌前进。
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
那时的战友就像今天的你们。
冰冻的泥土上我们肩靠着肩，
手指上套着手榴弹的丝弦；
我们当年的理想就是你们今天为之战斗的一切，
为了这，我们咬着牙推上枪膛里的子弹。
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
那时的战友就像今天的你们。
我们从北方走向南方，
走向绿茵茵的边疆，
每一步都有战斗，都流了血，
和今天的你们完全一样。
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
那时的战友就像今天的你们。
我绝不隐瞒对你们的偏爱，
就像我从不掩饰对修正主义叛徒的憎恨。
同志们，战友们，弟弟妹妹们！
我们是毛泽东大家庭的骨肉亲人。
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
那时的战友就像今天的你们。
脑袋里从没有恐惧和怯懦，
征途上一直是胜利和前进。
因为我们是天才统帅毛泽东的队伍，
他今天依然指挥着我们和你们。
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
那时的战友就像今天的你们。
如果你们给我一个袖章，
我和你们的步伐一样齐整，
我愿意和你们一起高呼：“打倒……”
“打倒那些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
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
那时的战友就像今天的你们。
“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这是最高统帅的命令，
任何形式的违抗都是犯罪！
我们广大指战员不折不扣地执行！
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
那时的战友就像今天的你们。
一小撮企图把文化大革命引入歧路的死硬派，
就像妄图阻止大江东去的狂人！
他们将被洪流淹没，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会全胜！
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
那时的战友就像今天的你们。
当我站在你们队列中的时候，
我这个老兵，又是新兵，
同志们，战友们，弟弟妹妹们！
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在挥手，号召我们前进！
（1967）5.8
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理解这样一些充满荒谬可笑词句的诗，如何能打动那么多的年轻人，以至半个世纪不能忘怀。要知道，在那个庞然大物的军队及其操纵下的保守派组织，只用铁矛说话的时刻，他们中间有一个穿军装的人，向你表达了一种决然不同的情义——赞美与关爱，以革命的名义，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名义。而且这些话语，说得又是如此温暖如此深情。
镇压最残酷的时候，武汉华农附中的一位叫吴克强的同学写过一首诗——《放开我，妈妈！》：
面对着百匪的大规模屠杀，妈妈怕我到学校去被百匪杀害，拉住我。我说：
放开我，妈妈！
别为孩儿担惊受怕。
我们的战友遍天下，
百匪的长矛、匕首算得了啥？
我不愿做绕梁呢喃的乳燕，
终日徘徊在屋檐下；
我要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学游泳，
去迎接暴风雨的冲刷！
放开我，妈妈！
你可还记得哥哥和爸爸，
为了取得抗日斗争的胜利，
二十年前，爸爸牺牲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下，
人民政权的奠基石呵，
洒满了革命烈士晶莹的血花！
而今天，在两个阶级决战的关键时刻，
哥哥高举工人战斗队的大旗，
却惨死在陈再道之流的长矛、匕首下，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的生命迸射出了光辉的火花！
想一想吧，妈妈，
活着的人应该干些啥？
难道父兄的鲜血能够白流？
难道能够让武老谭把革命造反派任意屠杀？
难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要捍卫？
难道能让资产阶级重新统治我们的国家？
革命者从来不在困难面前低头；
陈再道之流的长矛、匕首和水龙，
又怎能使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惧怕！
我走了，妈妈！
请您转告隔壁的苏蒙蔽和马大哈，
叫他们别再为陈再道卖命，
五元钱的贿赂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叫他们转告"百万雄师"的操纵者，
人类的罪犯绝然逃不脱历史的惩罚！
刽子手的痉挛，
显示出病入豪膏的虚弱，
魔鬼的疯狂，
只是死神到来前的最后挣扎，
光辉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革命造反派永远也杀不绝、压不垮！
再见吧，妈妈！
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催令我整装速发，
阶级斗争的疆场，任我驰骋，
门庭梨院怎能横枪跃马？
等着我们胜利的捷报吧！
让我们欢聚在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下，
不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儿誓做千秋雄鬼永不还家！
这位落款为“一兵”的作者又写了一首应和的诗《孩子，去吧！》：
转抄者按：一位解放军战士带给我们一首激动人心的诗篇，他对我们说：“这是一个人要我带给你们的。”说完他就转身走了。
孩子，去吧！
我是一个糊涂的妈妈，
小小的雀笼怎能锁得住羽翼丰满的小鸟！
低低的羊栏怎能关得住四蹄翻飞的骏马！
胡兰子也有恋女的亲娘，
董存瑞也有疼儿的妈妈，
如果革命的妈妈都像我，
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在死亡线上挣扎。
孩子，去吧！
我是一个糊涂的妈妈，
我总担心你年龄太小，
总把你当成是天真的娃娃!
你爸爸参军时还不满十三岁，
可爷爷奶奶都没有强留他，
我在日寇的铁蹄下传递情报的时候，
也不过你这样大。
孩子，去吧！
我是一个糊涂的妈妈，
在大决战的前夜，
你的岗位不在明亮的绿窗下；
你们的战斗队在齐步前进，
妈妈注视着你们的背影，
妈妈期待着你们的胜利,
妈妈倾着听你们战斗的歌声。
孩子，去吧！
我是一个糊涂的妈妈，
在林祥谦就义的地方，
是懦夫才害怕屠杀；
带上红彤彤的宝书，
怕什么长矛,钢叉，
百匪就像春天的冰山，
正在强劲的东风中溶化。
孩子，去吧！
我是一个糊涂的妈妈，
当春潮澎湃的时候，
你就是其中一朵明亮的浪花；
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血战中，
我献出心爱的小伢，
我将感到骄傲，孩子！
因为我是一个战士的妈妈。
6：孕育在震惊世界的“七二零事件”中
整个相处中，我们大家都默守一个规矩，不探问关于这次避难的由来与相关人事。所以至今我也不清楚，这次行动是新华工的组织安排，还是某个人的私下策划。他们挑选了附中的何帆，何帆又邀约了我，而我们两个都不是新华工的组织中人。白桦他们三个也从未说过此事的来龙去脉。
数日的相处，我们发现了互相之间的许多相同相通之处，于是许多可能的隔膜——年龄、身份、经历、声名以及恐怖年代常有的戒备或猜忌都很快消散了，或许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不知是怎样的缘起，我们终于和白桦聊起那些署名“一兵”、“解放军一战士”的诗，没想到白桦很直率地说，是他写的。他说，因为安全的原因，那些诗一写完就交给别人了，大都没留底稿，这几天正在凭记忆重新记录下来。说着就把一摞稿纸给我们看。里面有很多都是熟悉的，也有从未读过的。
读完后我提出来，应该把它们印成小册子，永远保存下去。何帆也非常赞同这个想法。白桦显然有些意外，但看他的神情，也是很愿意的。
那正是武汉时局最血腥的时刻，一场围剿接着一场围剿，几乎每天都有血案的消息传来，连一向实力雄厚又能把握分寸的新华工也开始遭难了，7月15日这一天下午，一千多师生进城游行归途中，路过汉口市中心武汉电车公司时，早已埋伏好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手持各种冷兵器从里面冲出来，将七八个小时没吃没喝也没有任何武器的游行者杀死了6人，杀伤数十。
我们没曾想过，这样严酷的时刻，新华工随时都会被攻陷，这些诗歌、甚至我们的行径都会成为罪证，我们被一种正义的热情感动着，鼓舞着。也没有想到胜利会来的如此突然，不久之后武汉军区及百万雄师一夜崩溃。当然，更没有想到，不到一年，白桦再次罹难，开始了长达7年的隔离审查和监督劳改生涯。这些诗歌终于成为他新的罪证，从此销声匿迹不再被提及。
白桦同意后，何帆即去找了新华工相关机构，谈了我们的设想，对方很爽快地答应了，同意提供印刷纸张，其余由我们自行处理。那年月，有了纸，其余就好办了。为写这篇文章，我在网上搜索相关资讯，茫茫网海之中，终于找到了前面提及的新华工宣传部负责人张建华的一段文字：“在主持《毛主席诗词组歌演出团》期间，我还参与了由著名诗人白桦创作的《迎着长矛散发的传单》和由我院舒先绪同学主编的新华工抗暴文艺专辑《火炬颂》两本诗集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他这样说，或许是何帆将诗稿给他看过，或许是他代表组织批了纸张。
整个编辑，排版，校对，都是由我和何帆两人完成的。所以张建华可能并不熟悉，才把诗集名字中的“铁矛”写成了“长矛”。
诗集筹备之时，形势更加凶险。张建华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为了防止百万雄师对我院的进攻，我们试制了土“手榴弹”、炸药、无线遥控地雷（在6月27日的试制过程中，我院还有两人在配制炸药时不幸伤亡，他们是：附属工厂的黄其万师傅，208班的皮向东同学）、用卡车改装了一部“装甲车”，并在我院周边作好了充分的防御布署（在我院的各条道路上均安放了无线遥控的地雷，在东西二个操场安放了地雷引爆的氧气瓶，全部地雷都由南一楼进行无线遥控。如果百万雄师攻打华工，他们一进入我院周边就将遭遇地雷的杀伤）。为了解决通讯方面的问题，我们架设了电台。电台一方面用于监听军区和百万雄师的通讯联络及他们发起进攻的相关情报，另一方面，在危急时刻可以用于向中央和外界求援并通过广播疏散我院人员。”“此前不久，这部电台就监听到军区独立师在一次武斗中对百万雄师下达的一系列作战指令。”
三位避难者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他们自从1966年6月起，就被胜利文工团单独关押，一直到1967年3月才获得自由，接着两派冲突愈烈，武斗频繁，其间还被百万雄师抓捕过一次。我想和他们文革开始以来所经历的一切相比，这种“身体软禁，思想自由”的生活可能要快乐得多。
一天晚上，校广播站通知，露天电影场将放映批判电影《武训传》。这部电影我已看过，我告诉白桦，王蓓在里面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丫头小桃，女主角，赵丹演男主角武训。白桦说他知道这部片子，但一直没有看过。于是执意要看。那时，尽管白桦的诗几乎是尽人皆知，但几乎没人见过他的尊容，加之天黑，估计没有问题。我去弄了两只小马扎，这是学生们人手一只的物件，趁着夜色潜入电影场一片人海。白桦说，他已经有一年多没见到王蓓了。结婚十多年，总是聚少离多。我想，如其说他是来看电影，不如说是来看妻子。整场电影，他沉默着，一动不动。
诗集的事正在进行，震惊世界也载入史册的“七二零”事件爆发。这个事件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想象力。在此之前我们已听说，毛泽东到武汉了，要来解决武汉的问题。他派来的特使谢富治也在早几天来过新华工，代表毛主席党中央肯定了新华工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给人黑暗即将过去，胜利就要来临的时刻，一个军区，一个独立师，一个声名狼藉的群众组织就这样兵变了，而且就在伟大领袖住所一箭之遥的地方，迫使毛泽东仓皇出逃……太不可思议了。
第二天清晨，满城肃杀，关门闭户，道路以目。只有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上千辆卡车在大街上呼啸梭巡……这些，在白桦的诗中都有描述。第二天晚上，新华工得到通知，学校即将遭到进攻，于是下令，除了武装人员，所有人一律撤出校园。我记不太清白桦一行是在什么时候离开新华工的，也不知道他们去向了何处。
新华工的正门通往市区主干道，想必已经被封锁或设下埋伏。司令部命令一律从喻家山后面的小路撤出。我和何帆穿过后面的小树林向山脚走去，小路大路已是密密麻麻的人群，其中大部分是新华工教职员工和他们的家眷，扶老携幼摩肩接踵，在暗夜中鱼贯前行。那天没有月亮，好在有萤火虫照明，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萤火虫，密密麻麻布满了山林与田野，映衬出一溜溜悄无声息的人影。这数以万计的人群最后散失何处，不得而知。
我和何帆时而小路时而湖畔默默走着，想着此生还有这样一次难得的遭际，就像老人们说的日本人打进来时跑反的故事，竟有一种浪漫之感。
回了城，已是天光大亮。一路上遭到几次盘查，找了个说辞，两个文文静静的学生，没有任何组织标识，没太为难就放行了。我们先到何帆的家，一进门，就发现两个闲云野鹤天马行空的人，顿时已和外面的世界了无瓜葛了。这才想起来，当初挑了我们来干这件事是多么高明的决策。两人毫无睡意，谈到那本诗集，看这阵势，怕很难出版了。
关于“七二零事件”的头三天，张建华在当年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让我对这一事件有了更详尽的了解：
7.20天气：晴
暴乱和恐怖的一天
今天在武汉发生了空前的骚乱和恐怖事件。
前天上午，周总理、谢富治副总理、王力同志、于立金同志在军区召集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周总理对武汉问题作了表态（说了六点）。当天晚上十点左右，独立师开始骚乱起来，几百名解放军战士在没有军纪约束的情况下大喊大叫起来，高呼“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百万雄师是真正的革命左派”等口号。
从昨天10点到今天下午五点，几百辆卡车满载着百万雄师和解放军战士在大街上示威，一些解放军战士打着百万雄师的大旗，佩带着百万雄师的袖章，大叫着“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的口号。每辆卡车上都架着机枪，有些战士还把枪交给百万雄师的人，有些解放军战士竟然拿着百万雄师的长矛，他们衣服敞开着，军帽斜戴着，有人说他们和“土匪”一个样。
街上一片白色恐怖。
百万雄师的车又过来了，一辆、两辆……三十辆、四十辆……
独立师的车过来了，战士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车以波浪式方式前进，两边的群众为了躲避而纷纷奔跑躲闪。
百万雄师的车又过来了，喏，一百辆，两百辆，四百辆……
消防车来了，像一群怪兽，刺耳的警报声使恐怖的气氛更加强烈。
大街上的大标语都是百万雄师的，什么“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独立师是支左的模范”等。
独立师的“特急呼吁”出来了，遍街都是。
人们都在议论着：“独立师今天终于撕下了支左的面纱，公然亮相支保了，他们原来不敢喊的口号今天终于喊出来了”，有人惊奇地问：“解放军为什么也会打人了?”，有人则愤懑地说：“陈再道真的该打倒!”
街上传说很多。说水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疏散了，武大（武汉大学）疏散了。说什么“江青、陈伯达来汉了，要接见百万雄师”，“周总理来汉了，王力已被开除出中央文革小组”……
呀，开枪了，一枪、两枪，一共开了九枪。一个军人毫不隐讳地掏出手枪，在光天化日下，啪、啪、啪又连开了几枪。……
今天是反革命暴乱的一天，白色恐怖的一天。
7月21日，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继续出动近千辆卡车、消防车、装甲车进行全副武装游行。游行中他们包围“新湖大”、数次冲进“新湖大”校园，并强行抓走了“新湖大”临委会成员张维荣、谢邦柱、彭勋及各兵团主要负责人20余人，抓走“红八月”群众和教工家属、革命群众208人。大字报被撕毁，民兵训练的枪枝弹药被抢走，人事档案材料遭到破坏，宿舍里的东西被洗劫一空。水院、湖艺、武医、新一中、二中、三十四中、韶山中学、汉剧院等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红旗中学则被百万雄师放火烧成废墟。
晚上，武锅“百万雄师3.18”和独立师等数百名人冲进武汉军区第三招待所，围攻、殴打、绑架《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记者，将材料抢劫一空。
7月22日，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疯狂行动仍在继续。和昨天一样，街上一片恐怖气氛。
恐怖游行的车辆猛增至1500辆左右，除郊区的农民外，来自黄石市的五万多农民也参加了游行。
这天，百万雄师在“新一冶业大”、工人新村等大肆逮捕，钢“9.13”和“新一冶”成员，两百多人被抓走，“三十三街坊”的负责人全部被抓。之后又包围了新一冶一中，二十一中等也受到冲击。
从上午九点开始，满载百万雄师武斗人员的车辆一批接一批地向我院方向开来，并在校大门对面的关山百万雄师据点集中。
下午四点，“红司”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综合组介绍了当时形势，认为百万雄师已实现了对我院的包围，很可能在当晚发起像昨天攻击“新湖大”一样的事情。于是，司令部当即决定在校师生员工全部撤离学校，并就撤离方向、地点及相关事宜进行了具体讨论和布置。
晚八点，撤离开始了。同学们按大队（系、部）为单位向学校背后的俞家山进行撤离。
同学们在撤离中虽有些紧张甚至慌乱，但总的情况尚好，撤离进行的比较顺利。可教师和员工们的撤离就显得麻烦了，一些老教授、老工人说什么也不愿走，而小孩则吓得直哭，乱跑乱叫。
此时，百万雄师不断从关山据点向我院南一楼、南三舍、南一舍射击，一阵阵划破夜空的凄厉枪声更增添了撤离现场的惊慌、恐怖的气氛。武卫队的同学们费了好大的劲，一户一户地动员，做工作，直到晚九点左右员工及家属才由武卫队护送到达预定的地点。
我没有在撤离的队伍中，我决定留下来和坚守岗位的院广播台的同学们在一起。
我当时真是思绪万千。全院师生员工上万人为避百万雄师的刀枪而撤离这样的事，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今天真是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这样。
全市造反派就剩下新华工了，而新华工现在也在撤离。
从“七二零”当天起，军队和百万雄师连续三天大规模武装游行示威，让人感觉天下从此就是他们的了。
没想到，这次兵变只持续了三天。23日凌晨，军区负责人被电招进京软禁起来，一支支野战部队从各方赶来，部署在武汉周边，原独立师的管辖权被接管，当天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谢富治、王力胜利返京的消息，人民日报刊登同条消息并配发中央领导与首都群众到机场迎接的图片。2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中央代表团胜利归来。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这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
许多年后，这个事件有了另一种解读。不过，历史常常有好几副面孔。
7：一部用诗写成的“七二零事件”小史
在这样戏剧性结局中，我们再一次见到了白桦和高如星。那是新华工校园里，一片沸腾的的欢庆之海中。让我们意外的是，他们都穿上了挺括英武的绿军装，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他们穿军装的样子。他们在校园里自由地走着，在欢庆的人群中和大家一样脸上洋溢着洒脱与快乐的微笑，再也不怕有谁会认出他们来，再也不需要像鼹鼠一样成天躲藏在那间走道尽头的阴湿房间里了。
我们都来不及问那一段日子他们是怎么过的，就直接谈到诗集了。没想到从风云突变到乾坤翻转的这七八天中，白桦又写下了七首诗，这样就成就了一本更加完整的诗集——从反抗，镇压，再反抗，屠杀，兵变到胜利。原来只准备出一个油印小册子，现在我们决定要出一本正儿八经的诗集，铅印的。
记忆中，新华工为此专门批了200元经费，作为办公、交通和其他应急支出，钢工总的朋友联系了武汉印刷厂义务印刷装订，湖北艺术学院美术专业的一个学生设计了封面。于是这部诗集的出版发行单位就变成了三个：红司（新华工）宣传部，钢工总宣传部，新湖大红八月公社。何帆为诗集写了序言，第一次公开了作者名字，并介绍了白桦文革开始以来的经历。白桦写了后记。这一切都在8月1日之前完成了。这是革命时期的效率。
武汉印刷厂在汉口，新华工在武昌东郊，相隔二十多公里。八月初，正是武汉极端高温时期，我们就这样东西两端来回奔波着。那时很多工厂都已停工，接下任务的排字工时来时不来，到了校对阶段，我们常常只好自己去那一排排字架上找来换下，好在诗集字数不多，自己也能凑合一下。十多天后，诗集诞生，诗集名是何帆起的——《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两个十八九岁的中学生，就这样悄没声地完成了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这本诗集收录了白桦的18首诗，写作时间从1967年5月8日至7月29日。除了前面提到的《我也曾有你们这样的青春》、《孩子，去吧》，其中还有一些这样的篇章或段落：
《“七二零”纪实》
今天，武汉没有白天，
只有漆黑的夜晚；
虽然天空像往日一样蓝，
长江上有轮船。
有风，有光，有云，
但谁也不觉得这是个白天。
革命群众的心收缩着，
愤怒压在心里，像压在枪膛里的子弹。
没有歌声，没有欢乐，没有议论，
一万个疑问埋藏在革命群众的心间……
满街的汽车像冲出森林的狼群，
一片反动的吼叫和狂喊。
暴徒们衔着钢刀，舞动着步枪，
摇着手铐和铁链；
敌人妄想用武力要挟党中央和毛主席，
就像一群螳螂企图去动摇泰山。
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在哪里？
武汉三镇都在探问他们的安全。
……
《用殊死的战斗去迎接黎明》
……
乌云低低的压着武汉三镇，
血洗工厂，学校，屠杀学生，工人，
绑架毛主席派来的代表，
殴打中央首长——我们的亲人，
他们像成群的疯狗，
睁着血红的眼到处咬人！
这就是白色恐怖，
这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
1967年7月21日
《银灰色的战舰
——向东海舰队过境部队的战友们致敬》
……
灰色的战舰，驶进了长江，
停泊在乌云密布的武汉；
逆风吹动着你们的红旗，
恶浪拍打着你们的船舷。
你们排着整齐的战斗队列，
巍然屹立在大江边。
在腥风血雨的夜里，
千万双眼睛随着你们的炮塔旋转。
在关键的时刻你们发言了！
每一个字都像一颗炮弹；
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你们说出了全军广大战友的心愿。
1967年7月22日
《“七·二六”大游行抒情》
满脸汗水参合着眼泪，
喊着，叫着，如痴如醉；
所有的红旗下都是我的战友，
我参加了每一个战斗队。
我跳到许多辆汽车上，
在许多杆红旗下歌唱；
从新华工到“九·一三”
我还曾高高地站在钢二司的车顶上。
我的左臂戴着“红八月”，
右臂上戴着钢工总的袖章。
你们曾读过和转抄过我的一些诗歌，
那时天还没有亮；
那还是恐怖的夜晚，
我还不能走近你们的身旁
像今天这样肩并着肩，
臂膀靠着臂膀。
我们都经历了很多痛苦，
日日夜夜的悲愤、紧张；
但那些算得了什么呢！
一切都在今天得到了补偿。
当我们驰过长江大桥|，
驰过血泪斑斑的汉阳；
我们怎能忘记已经永别了的战友，
那些钢铁的革命闯将。
六渡桥啊六渡桥！
昨天百匪的屠场；
人民文化园啊人民文化园！
今天成了欢乐的海洋。
……
1967年7月23日夜
毋庸讳言，这些语言，盖满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后世读者一定会讶异，白桦会使用这样的语言？
那个时代，所有的人都在同一面旗帜下，尊崇着同一个领袖，说着同一种语言……但是，各自都在表达着不同的意思，这就是古今中外未曾有过的一个时代，一个全然与外面世界隔绝的时代，一个彻底清洗了传统的时代，一个红色语词灌满了人们每一根毛细血管的时代，一个所有的宫廷内幕都被屏蔽的时代，一个历史与领袖都被重新装饰过的时代……有多少人能够逃脱这样的变异呢？我也这样写过，无数的人都这样写过。
今天，从白桦当年的这些诗句，我还是可以读到一种东西——那就是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在政治正确之上，还有永恒的人性。
我们在第一时间将样书送给了白桦。那时，他已经回到汉口租界区胜利文工团的驻地，在一幢西式的小洋楼上，有他和高如星各自一小套很漂亮的房间。从一年前的反革命黑帮，到不久前隐姓埋名的避难者，再到三大组织联合出版个人诗集的抗暴诗人。革命，让半生多难的白桦获得了一种新的社会身份。那一段时间，他成为武汉群众，特别是思想文化界及各造反派组织最受欢迎的人。而这本诗集，让他的声誉到达了顶峰。文化界老前辈，评论家姜弘先生至今还记得，当年徐迟，姚雪垠拿到这本诗集的时候，大感意外，徐迟竖起大拇指说：“了不起，独一份！”
此后数月，是白桦、高如星真正的蜜月期——自由、爱妻、诗歌，赞誉，欢乐的聚会与严肃的讨论……像梦一样，都来到了。
他们住所不远，是武汉市有名的百年老店小桃园鸡汤馆，有时到了吃饭时间，这两个有工资的单身汉，就会请我们去吃上一顿。白桦的妻子王蓓和高如星的妻子王云霞，我们也是那一段时间见到的。王蓓我几乎看过她所有的电影——《武训传》、《马兰花》、《飞刀华》、《大浪淘沙》、《聂耳》……她不是那种一眼就看出漂亮的女演员，但一眼就可以看出她的纯净与质朴，渐渐就看出美了。
王云霞的电影不多，大多也不是重要角色。少年时看过她的《洞箫横吹》和《粮食》，后来知道，1963年，她演了一部叫《红河激浪》的片子，写陕北根据地的，被人将此片与“利用小说反党”的《刘志丹》挂到一起了，王云霞刚好又受命给时任副总理的习仲勋送过剧本，习被关押了，她也被内控了。她和高如星相识相恋的时候，两人都是“内控分子”，所以，她对高如星的执着情爱至死不渝。一段漫长的阻隔和血腥的暴虐之后，这个夏天突然就变得如此美好。但是这一出浪漫迷人的《仲夏夜之梦》，真的是以月来计算的。
8：短短的浪漫，长长的苦难
纵观中国红色革命史，“七二零事件”这样明火执仗规模浩大的“叛乱”前所未有，对于一丝反对的声音都不能容忍的最高领袖来说，无疑是一次十恶不赦的逆天之举。文革一年来，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高官，打谁倒谁，毫无还手之力，低头认罪受尽凌辱也未必能获赦免。所以，许多参与这次事件的人都陷于绝望之中——检讨的，请罪的，逃匿的，倒戈的……数日前的万里雄风化作烟云。
这些参与者其实没有一丝丝想推翻谁的恶念，他们只是因为委屈而愤怒——从战争年代以来，他们就是这个政权最忠实的追随者、奉献者与牺牲者，也是这个党及最高领袖坚贞的爱戴者和崇拜者，他们受不了最高当局抛弃他们，而去宠爱那一批在他们眼里的社会垃圾。他们是亲儿子失宠的痛楚。他们从不反对文革，只希望像从前许许多多的运动，或者像文革初期那样搞文革……但是，只要伟大领袖坚持这样做，他们会服从，会把那些苦楚咽下去，并很快做一个领袖喜爱并信任的人，他们会比那些乌七八糟思想复杂的对手们做得更好。
许多人猜测，这次会有一大批人人头落地，这是一次杀鸡儆猴最好机会，然后，文革平缓落幕。
不久，毛泽东发出最新最高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
很多人觉得这段话，有一种从“大乱走向大治”的意思了。一种新的社会格局基本落定，文化大革命完成了一次新的阶级重组和社会身份排序，这将会解放一批人，遏制一批人，给予一批人，剥夺一批人……而这一切，是那些文革前十七年受损受压受迫害的人非常乐意见到的。
人们已经看到，一个新的世界像一轮红日在远方的地平线上杲杲东升。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文革的进程发生了一连串最具政治智慧的人也看得目瞪口呆的事变：那位“七二零事件”后，返京时受到近乎国家元首待遇的王力，在一个多月之后突然被捕，一同被捕的还有关锋和戚本禹。这三个人可以说是毛泽东发动文革以来最得力也最有才华的干将，他们对毛的热爱与忠诚，一直延续到毛死后数十年，直到他们自己也死了——尽管他们后半辈子几乎都是在监狱中渡过的。紧接着，军中三位为毛的文革立下汗马功劳的老资格将军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也被打倒。毛泽东没有急于处理“七二零事件”的“罪魁祸首”，却对王、关、戚发了脾气，指责他们“毁我长城”，而一年前，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早已明确指出了军队的问题：“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作为这一次“反革命叛乱”的最高负责人陈再道，在“王关戚”、“杨余傅”事件之后，渐渐没有了他的信息。林彪事件之后，他出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中南海的权力游戏》一文中写道：“因1967年‘七二零’事件被打倒的陈再道，‘文革’后期在福州对韩先楚说：老韩哪，咱们这些人，生是毛主席的人，死也是毛主席的鬼呀！说到这里，那泪水都快要下来了。”他的这一腔衷情，领袖又何以不知呢？
作为一介书生，毛泽东靠军队起家，他对军队的倚重、管控与忌惮，是他一生最大的功课。在这样一种血浓于水的亲缘情感与乌托邦理想之间，他选择了前者。他们是领袖权力真正的来源。“七二零事件”之后，毛对他们出人意料的宽宥，甚至不惜以自己的文革亲信作祭祀，大约因源于此。
他决定和军队修好，重建秩序。但此时的文革，已经不被驾驭了，那些被他从旧秩序中释放出来的革命闯将们，经历了大风大浪的锻炼，付出了血的代价，已经不能停下继续革命的脚步——那一切，正是毛教给他们的。
“七二零事件”成为文革一个诡异的拐点。
他老人家来武汉之前（1967年7月13日）对周恩来等人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三天的“七二零事件”让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落空了。
由此开端，文革章法大乱，其后的戏路，更是跌宕起伏。直至九年之后，中国最高职位的三个领导人，在一年中一起去世。这场大戏倏然落幕。
1967年秋冬之际，白桦蜜月余韵未尽时，再次罹难，这一次，又吞噬了他七年最好的时光。
高如星也紧随其后，监禁，批斗，刑讯中被打断肋骨，引发肺部感染，1971年死于肺癌。他们两个旧罪名上又添了新罪名——“反军乱军”，这是一项重罪。对于白桦来说，那本薄薄的小册子，成为他铁板钉钉的罪证。
我曾一直不解，那位S，此后却无大痒。直到数十年后，读到白桦《朋友高如星》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1967——1968年，有一段时间高如星为了我和别人的问题远走北京上访。今天想起来实在是可笑之至，来自全国的上访者，竟然都以为北京有颗金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高如星在北京，和千千万万上访者一起，沿着红色宫墙竟日奔走，哪一扇门会真的为上访者开启呢？从他去北京那一天起，死神就悄悄跟着他了。同行者的阴影走到他的身边，他的同行者S是一个危险的朋友。善良的人们啊！要牢记！虚伪的朋友往往就是死神的帮凶。北京上访回来以后，高如星也就失去了自由。”
1968年夏天，面对各地愈加激烈的冲突，毛泽东对自己曾经大力支持的一派说了一句有逻辑语病的话：“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接下来，清查“五一·六”，“北、决、扬”，“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这一系列在军队主导下的严酷运动，终于让文革的三年动荡回到了传统政治的轨道上。数以亿计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与毛规划的激进文革一起被抛弃。
白桦、高如星相继落难，我和何帆先后插队。我们把这个秘密带到那地老天荒的地方。我们和白桦在往后的各种运动中都不再提及对方，一段往事被深深埋入历史的尘埃中。
如今，白桦已经86岁高龄，重病缠身但思路清晰。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给他打了电话，告诉他我最近在写这样一篇文章。我说，历史常常会有几副面孔，我想把这一副面孔留给后世。他声音虚弱，但还是给我提供了一些事件的时间或过程。谈到高如星之死。白桦明确说了，是S害死了高如星，他是告密者。
9：何帆的序与白桦的后记，一个诗季的绝唱
何帆在湖北京山县插队多年，后进入县剧团。恢复高考后念了中文系，学成进入省作协，当编辑，当副主编，写诗，写歌，写剧本。1999年，像高如星一样，也死于肺癌，时年51岁。白桦那本《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小书，是他一生编辑生涯的开始。
他的序是这样写的：
无论是诗，无论是歌，
都是炸弹和旗帜。
……
这是一束“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不是一集寻常的诗歌。
她是由一个饱受带枪的刘邓路线摧残的解放军战士，在江城最严峻的日子里。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封锁，用一颗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赤诚之心所写下的激昂战歌。
她，是一枚枚投向陈再道的炸弹，是一面面在黑夜中迎接黎明的红旗，是一张张宣告敌人死亡的通牒！……
这一切，从作者白桦同志的诗歌本身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说明。
在这里，我们还要作一些必要的补充：
震惊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再道之流就以反革命的敏感性，预料到他们“小王朝”的覆灭。因而在军内顽固地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以“打击一大片”的救命术来转移斗争大方向，妄图达到“保护一小撮”、挽回自己垂危命运的目的。他们以“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为罪状，把许多一般创作干部打成了“黑帮”，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如白桦同志就被关押了九个月之久，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直至今年三月，他们才得到外出和阅读中央文件的自由。从此，作者就用他的诗，在关键时刻鲜明地表了态——坚定不移地站在革命左派一边，与陈再道血战到底！……
然而战斗是艰难的，在陈再道爪牙的严密监控之下，在那些少数不许别人革命的“假洋鬼子”和“帮闲”们的围攻中，作者不得不采取地下方式。这些作品大多是利用休息时间，在蚊帐内以代用符号文字写成，然后辗转而出的。（见后记）
这些散发着火药味的“传单”，几乎每一篇都是在沸腾的现实生活激励下，作者噙着热泪急书而就的。因此有了强烈的战斗性和浓烈的生活气息，一首首诗飞快地传遍了扬子江畔……
这些诗的出现，使敌人大为恐慌。他们以反革命的嗅觉，猜测到诗作者可能是白桦同志，于是就加紧了对作者的围攻，“警告”和监视。七月的一天，当作者和另一同志去营救一个在百匪屠刀下将遭杀害的革命干部时，被百匪绑架了。陈再道的爪牙乘机唆使百匪对他们进行殴打和污辱，在匕首和长矛下进行了九小时的非法审讯。审讯的主要内容是：写了些什么“黑诗”？放了些什么“毒”？……然而，百匪在这两个“解放军叛徒”身上终无一获。
敌人的憎恨和惶遽，证实了这些诗歌的鲜明立场和战斗性。
在那些浴血奋战的黑夜中，这些诗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
今天，我们在胜利的黎明，把这些曾经在铁矛下散发的传单收集起来，在红旗下歌唱。让她告诫我们的战友，不要忘记那些刚刚过去的艰苦历程！不要忘记那些倒在革命征途上的青年战友！要夺取最后的胜利，还要继续握紧笔和枪来！……
我们相信，当读者读完这些激情饱满的诗以后，一定会和我们的想法一样，这个被陈再道之流打成“黑帮”的人，是一个真正终于毛主席的解放军战士。
编者1967年8月
这一年，他十九岁，一年之前，他还在为自己的出身和那位他起名为“深雪”的女生离他而去痛不欲生，一年之后，他为白桦的诗集写序。
诗集的封面没有作者署名，但何帆已经在序言中公开了白桦的名字。
白桦为诗集写了一篇简短质朴的后记：
这些诗歌是在武汉最困难的时候、在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严密封锁下写的。当时不能保留手稿，而且没有办法复印，转抄。全是那些不相识的英勇的小将迎着铁矛把这些诗张贴或散发出去的。有些诗稿刚刚递给小将，他就被百匪捕杀了，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诗稿淹没在小将的血泊中。但大部分诗歌都通过他们敏捷的手散发在乌云密布的武汉三镇。
这些诗不是艺术品，是当时急迫间用来打击敌人的武器，必然很粗糙。红司（新华工）和钢工总的战友们认为可以收集起来复印一下，可能是由于这些诗从某些侧面记录了武汉革命造反派艰苦战斗的历程。同时，也是广大指战员忠于毛主席、坚决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佐证。
一个忠于毛主席的解放军战士 （1967年）8.1
1979年，白桦、高如星平反。白桦第三次穿上军装。高如星追悼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专程前往的武汉军区代表宣布高如星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
当局把他们归于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知识分子一类。
一个新时代开始的时候，白桦以火山喷发的激情开始了新的创作——诗、文、影、剧，纵横捭阖一路花开。
正当盛极之时，白桦第三次中箭落马——他的电影《苦恋》惹怒了一批人，从刚刚给他平反的武汉军区直到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全国掀起了铺天盖地的批判高潮，他又多了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份子”的帽子，被迫检讨，电影禁演，封存至今。好在人们刚刚经历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官方报刊电台一边大加挞伐，民众的声援也随之汹涌而至，白桦说“我接到了雪片般的电报，都是支持我、声援我的。后来我一天收的信有几千封。”白桦说，这使他感到文革后与文革是大大不同了。“过去一个人挨批判，所有人都会离你远一点，现在大家公开表示支持。而且署名，包括地址电话，单位班组，毫不含混。”一位内蒙古姑娘写信给他说，倘若这次“在劫难逃”，真诚地邀请他到草原上的蒙古包来，她会给他准备一双筷子。
在批《苦恋》的风头上，白桦在一次笔会上说：“作为一个作家，是被人民抛弃掉呢？还是让权势者抛弃掉？在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我只能站在人民一边。”
我想，纵观一个人的一生命运，总是有某种内在的轨迹可寻，白桦也好，早逝的高如星也好，他们心中有一种东西，那就是对自由的向往——自由地感受，自由地爱恨，自由地表达，自由的地生活。而这些恰恰都是那个时代最危险的东西。
文革结束，当局对那段长达十多年错综复杂的历史，做了一个决议，将万千罪错扔到那个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篓子里。为白桦高如星们的受难，找到了罪魁祸首。当初迫害他们的人，也成了反“林彪四人帮”的英雄。
我知道，《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这本小书，及那个年代的故事，依然还是不可说的。
当一件事成为不可说的时候，那这件事一定还有可说之处。
2016年9月12日修改于武汉 |
|
发表于 2019-1-15 17: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