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我的学术自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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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1936——），江苏人。1955年毕业于无锡市第一中学。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浙江大学客座教授。曾任日本京都大学、南京大学客座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学”等处访问学者。又曾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百年潮》杂志主编等职。

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中华民国史。著有文学、哲学、历史学各类著作六十馀种。曾参与《中华民国史》《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清代通史》的写作。个人代表作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1-4辑、《寻求历史的谜底》、《帝制的终结》《杨天石近代史文存》（5卷本）《横生斜长集》《当代中华诗词名家精品集·杨天石卷》《当代学人精品·杨天石卷》等。曾多次获得“十大好书奖”“香港书奖”“最受读者关注的历史著作”“年度最佳历史著作”等多种奖励。

北大的“白专”典型，分派培训拖拉机手，转调中学教书

我自幼功课不错。1952年，初中升高中，无锡万名学生统考，7门功课，全市在600分以上者6人，我是其中之一。最高分618分，我的分数是608.5。进入无锡市第一中学后，我的文科、理科均优，被认为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拿过学校的奖状。中学毕业，我选择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校第一次采用五年学制，第一次完全按成绩高低录取。入学后，系里有一批东德和朝鲜等国的留学生，要选派成绩好的学生当辅导员，帮助他们学习，我被选为系里的总负责人，由此推想，我的入学成绩不会很低。头两年考试，学苏联，采取5级分制，我是班里的全优生，各门功课都是5分。当时，自己对未来的期望值很高，立志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国家、民族做一番事业，在图书馆的卡片盒里留下一叠卡片。不过，我的理想很快被批判为“白专”道路，加之我对“反右运动”有看法，不认为北大揪出来的大批右派都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因而不会义愤填膺、张眉瞪目地斗右派。尽管我努力紧跟，努力自我检讨，自我批判，向党交心，积极配合北大团委举办“杨天石个人主义思想展览”，但始终被认为是“白旗”。毕业鉴定有云：“反右斗争中严重右倾，丧失立场”，甚至说我“一贯和党的方针对立”。等等。毕业分配了，自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虽然要人很多，但都没有我的份儿。我被分配到北京八一农业机械学校。那所学校，位于南苑机场西边的五爱屯，是利用解放军捐款，借了小学的几排房子，匆匆忙忙办起来的。名义上是中专，实际上是轮训郊区拖拉机手的短訓班，学习时间最长半年，最短一个月。一年半后，学校奉命下马，我被北京师大一附中选去，做语文教师。

我对自己的分配不满意，也不心服。当时，李希凡和蓝翎二人因为研究《红楼梦》出了成绩，被调到理想岗位，我便想效法他们。到农机学校不久，便决定写作《南社研究》一书，记述清末、民国时期一个最大的文学团体的历史，企图以著作证明自己的科研能力。调到师大一附中后，我仍然一边教书，一边以业余时间写作。除了完成《南社研究》的书稿外，还写成晚清诗人《黄遵宪》的传记。“文革”期间，别的书没有出版希望，我便研究鲁迅，想写《鲁迅传》。那时候，“样板戏”盛行，我以“前头捉了张辉瓒”的故事为题材，想写新歌剧《万木霜天》，反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围剿”的历史，设计了人物、场次，也写出了部分歌词。此外，哲学研究所的吴则虞研究员正在编辑《中国佛教思想文选》，因高血压瘫痪在床，那时，我正研究宋明道学，对王阳明有兴趣。于是便帮吴先生看佛经、抄佛经，以便进一步研究中国哲学史。后来，在师大一附中任教期间，我陆续写出了《王阳明》《泰州学派》《朱熹及其哲学》等几本小书。《王阳明》出版于1972年。《泰州学派》等书出版于1980年以后的几年内。还写过一本《近代史上尊孔和反孔的斗争》，事过境迁，出版社建议改写为《近代思想简史》，就搁下了。

其间，确实有过几个单位要调我。刚到师大一附中报到，外文出版社英文版《中国文学》编辑部就要调我去当编辑。我当然乐意。有一段时期，个人档案已经送到编辑部了，但不久师大一附中又将档案要了回去。1963年，我在《新建设》第9期发表《关于王艮思想的评价》一文，全面和哲学史、思想史大家侯外庐、嵇文甫、吕振羽、杨荣国等学者唱反调。他们认为是唯物主义，我则认为是唯心主义；他们认为富于人民性和异端色彩，我则认为是奴隶道德的鼓吹者。文章发表前，编辑部送请侯外庐先生审阅，侯先生认为文章是讲道理的，同意发表。当时，侯先生是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领导思想史研究室，侯先生竟决定调我到。该室工作。此外据说《诗刊》编辑部需要一位懂旧体诗词格律的编辑，我也曾是候选人。这些调动，有些我知道，有些我不知道，但不知什么时候，我莫名其妙地形成了一个观念，调动是组织上的事，个人不得参与。因此，从来不向师大一附中领导申请调动。我自己不开口，这样，自然也都调不成。然而，我都认为是由于我家庭成分不好，大学时的档案又不好，因此调不成。那是个突出政治的年代，谁愿意收纳我这样被北大“扫地出门”的“垃圾”呢！

我在师大一附中教书，兢兢业业，深受学生欢迎。有段时期，学生对我，几乎到了崇拜地步。这样，我就成了那里的名师。有时，同事们不喊我的名字，开玩笑，喊“杨天才”。尽管如此，我仍然不被看好。1964年前后，城乡开始“四清”远动，纷纷揪挖“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师大一附中并非“四清”单位，党支部未雨绸缪，认为我个人奋斗，走成名成家的道路，将我内定为“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我不贪不占，按中专教师等级，每月工资只有55元，和“资产阶级分子”实在不沾边。“文革”一起，我就被党支部某委员授意，在大字报里说我“交了些杂七杂八的朋友，写了些杂七杂八的文章”，后来，我又成了“北大陆平黑帮精心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被打进“第三劳改队”。“复课闹革命”了，我首批“解放”，但我不愿意教语文，就一度改行教英语，教学生学“Long Live Chairman Mao”。工人宣传队、解放军宣队进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和其他教师相比，我的个人历史，社会关系都比较单纯，于是，被提拔重用，当了“连长”，管理四个班级，也就是四个排的学生。下厂、下乡、拉练、拔麦子、插秧，都干过。

1974年10月，北大毕业后的第14年，我的命运出现转机。

“文革”期间，师大一附中一度被强制改名为“南新华街中学”。1974年10月，我突然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组的一封信，说明他们正在编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其中有一份资料，题为《南社资料》，附有该资料的详细提纲，要求我提出意见。我从1958年起就研究南社，后来编注《近代诗选》，写作《南社研究》，下过几年功夫。我对提纲提了很多意见。过了不多几天，民国史研究组再次来信，约我到所面谈。10月31日我应约前往，接待我的是《南社资料》的编者王晶垚同志，我又提了不少意见。11月4日，王晶垚邀我参加协作。协作是当时民国史研究组的一种对外合作方式，不调动人事关系，不减少在原单位的工作负担，没有劳务报酬，属于“义工”性质。我当时教两个班的语文，每周12课时，还兼班主任，但能够参加近代史的科研工作，还是很乐意的。


近代史研究所藏有清末民初的多种报纸，外间少见。于是，我便常到所里读报，一种种，一天天地读和南社文人有关的报纸，又认识了《南社资料》的另一个编者王学庄。王学庄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知识渊博，读书面很广，写一手很端正、工整的钢笔字，当时就住在研究所东侧的一间又小又矮的平房里。我们年龄相近，他比我小两岁。我们很快就熟悉，并且谈得很投机。1965年，《新建设》第2期发表过我的《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一文，王学庄认为论述南社很深入，决定向我征求对《南社资料》的意见。从他那里，我得知了近代史研究所和民国史研究组的许多情况。

隔代修史是中国历史学的传统。清朝为明朝修史。明朝为元朝修史，元朝为宋朝修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理应为中华民国修史。50年代，董必武、吴玉章等就曾提议编撰《中华民国史》，随后列入五年计划，不过一直没有落实。1972年，周恩来总理和时任“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江青重提此事，当时的国务院出版口就将这一任务下达给近代史研究所。当过吴玉章秘书的李新当时是副所长，立即起草计划，于8月18日向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及国务院联络员刘希尧提出书面报告，其中说：“在当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中国剥削制度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中华民国’的兴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由近代史研究所负责这项任务，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郭沫若、刘希尧以及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均批示同意，立即在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民国史研究组，李新任组长、主编。“文革”期间，近代史研究所有许多造反派，当时呼风唤雨，红極一时，这时却有点被冷落了。李新表示：来者欢迎，去者欢送，来去自由，于是许多年轻的“造反派”纷纷加入民国史研究组。人还不够，李新又计划从外单位招兵买马，人民大学的胡华、戴逸、彭明、王琪四人都是李新企图邀请的协作对象。在最初时期，民国史研究组成了全所人数最多的大组。当时的计划是写一部书：多卷本《中华民国史》，分三编；同时编三种资料：《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人物志》《中华民国专题资料》。《中华民国专题资料》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类，最多的时候设计了六百多个项目。《南社资料》就是其中的一种。

按李新设计的工作程序，资料先行，史著写作在后。于是，首先成立的是《大事记》《人物传》及《专题资料》三个组。我所在的师大一附中位于和平门，离位于东厂胡同的近代史研究所很近。上完课，哪怕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我就骑车到近代史所看书、看报。这样，近代史所上下就都逐渐知道有我这个人了。大概是1977年，中华民国史的编写工作正式启动，王学庄以其学问和语言风格，一向受李新看重，自然成为编写组的头号主力，负责撰写《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的最重要的章节：《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后的革命斗争》。这时，我和王学庄已经是好朋友，彼此都很了解。王学庄很希望我能正式调入近代史所，便和我商量，拟向李新表示，他的任务太重，建议将原来由他执笔的一章分为两章，《中国同盟会成立前的革命斗争》和《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的革命斗争》，他自己写前一章，将后一章分给我，以此加深我和近代史研究所的关系，为调入做准备。对王学庄的打算，我自然赞成。不过，这是要由主编李新才能定夺的事，于是，我们决定相机去向李新汇报。

我在北大所学专业名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专门化，自己对唐代诗歌和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诗歌做过研究，但是各种历史学的专业课我都没有学过，对孙中山和中国同盟会的历史也只有粗浅了解。不过，我对自己的业务能力有充分信心，相信能写好有关章节，所担心的是，李新能否信任我这个中学语文教师，将任务交给我。一天晚上，我和王学庄一起去到建国门外李新住所。进了书房，王学庄按原先设想说明来意，没有想到，李新立即表示同意，连“考虑考虑”、“商量商量”的套话、例话都没有，这使我大出意外。

就这样，简捷明快，我这个没有受过历史专业训练的中学语文教师成了国务院交办项目《中华民国史》的编写组成员。

说老实话，我这个人有的方面很笨，笨得出奇。例如，体育运动神经。当年，学校里推行“劳动卫国制”。百米要求15秒之内跑完，我拼死拼命，要17秒才能跑下来。单杠引体向上，开始时一个也做不到。不过，我对考试，写文章，写书，却从来不怵。我在大学参加过写作《中国文学史》，编注过《近代诗选》，离开大学后，在《新建设》这样的高等级刊物上连续发表过哲学和史学文章，对科研工作的一套常规并不陌生。接受任务，工作一段后，我便向当时的民国史研究室副主任朱信泉提出，要到南京、上海收集资料。自然，没有任何困难，我这个师大一附中的教师便拿着近代史研究所的介绍信，带着出差经费，堂而皇之地到南京、上海去了。

我既然实际上已经参加了《中华民国史》编写组，自然，将我调入近代史研究所的问题便提上了日程。这时，我的思想负担倒日渐沉重起来了。

我之所以思想负担日益沉重，一是因为家庭成份为地主，一是因为大学时期被批判，毕业鉴定很糟糕。鉴于多年来我的调动均未成功，我害怕近代史研究所的人事干部一看档案，还是不敢要、不想要。想来想去，越想越怕，越紧张。有时，几乎想大叫大吼几声，家人都担心我发疯。这时，我想到了好友陈漱渝调进鲁迅研究室的故事。陈原是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因为父亲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1949年之前赴台，是台军军官。由于这一原因，他在南开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西城区石驸马大街的女八中教书，工作出色，可以评先进却评不上。女八中的校舍是当年鲁迅教过书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原址，我便建议陈以《鲁迅和女师大学生运动》为题写本书，他把书写成了，出版了。有一年，毛泽东批示成立鲁迅研究室，有关方面要调陈进室。陈担心因父亲的历史受阻，就主动找有关领导说清楚，有关领导不以为意，照原计划调进，很快成为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我决定仿效陈的做法，先向李新说清楚，能调就调，不调我也就从此死心了。

仍然是晚上，我一个人跑到李新家，不巧，李新不在，他的夫人于川接待我。我如实说明情况，于川夫人却笑起来说：你的家庭成分“高”了点，这没有关系嘛！她不说“黑五类”，用了个“高”字。这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关于反右中的表现，她说，这不证明当时你是正确的嘛！于川夫人的一席话打消了我顾虑。于是，我便决定直接找师大一附中的革委会主任董質斌，要求调动。董大概有点同情我，表示可以调出，但必须近代史研究所来人交换，开了三个条件：1、来人的水平不能低于我；2、必须是共产党员；3、必须能当语文教研组组长。我那时有点胆量了，便缓言反驳：1.近代史所如果有人水平不低于我，何必调我？2、我本人并非党员，也没有当过教研组长，何能以此要求来人？说来说去，董坚持“来人交换”这一条件。无可奈何，我找近代史所的人事处长刘明远商量。刘明远笑着说：“人，有的是。我们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正在为研究人员的家属找单位呢！”于是，近代史所前后送了两批，二十几个人的档案，任由师大一附中挑选，不想一个也挑不中。这下子，我绝望了。就在此际，我的邻居告诉我，安徽师大附中的语文教研组长因两地分居调来北京，尚未分配。我一听，连夜找到这位老师，请求她来顶我。不想这位老师是大专毕业，只学了三年，师大一附中仍然不肯接受。经我苦苦哀求，才勉强同意。

师大一附中是双重管理的学校，既归北师大管，又被宣武区教育局管。师大一附中的人事干部对我说，你从宣武区出口保险，因为宣武区不会卡你。如果从师大走，师大可能不放你。果然，在向师大人事处报备时，有关领导听说我调往“哲学社会科学部”，立即表示：“这个人我们自己留下不好吗？”师大一附中的人事干部因为同情我，便谎说：“这个人口才不好，不会讲课。”多年来，我以业余时间勤奋写作，被视为求名求利；“文革”期间，我写作《王阳明》，初版发行30万2千册，报酬却只有30本样书，但我仍写作不懈。这样，“求利”之说自然不辨自破，同事们普遍对我改变了看法。

1978年4月下旬，我终于拿着宣武区组织部门的介绍信，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到，由此跨进了近代史研究所的大门。尽管我长期热爱中国文学和哲学，渴望到一座研究所，终身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但从北大毕业至此时，我在中等学校已经教书18年。


原载《关东学术》2018年第二期，标题为新史学编辑部所拟，感谢杨天石先生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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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天石(1936-)，江苏人。1955年毕业于无锡市第一中学，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职衔有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浙江大学客座教授等。曾任日本京都大学、南京大学客座教授，曾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学”等处访问学者。又曾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百年潮》杂志主编等职。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中华民国史，著有文学、哲学、历史学等各类著作六十余种。曾参与《中华民国史》《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清代通史》的写作。个人代表作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1-4辑、《寻求历史的谜底》、《帝制的终结》、《杨天石近代史文存》(5卷本)、《横生斜长集》、《当代中华诗词名家精品集.杨天石卷》、《当代学人精品.杨天石卷》等。曾多次获得“十大好书奖”“香港书奖”“最受读者关注的历史著作”“年度最佳历史著作”等多种奖励。

杨天石(1936-)，江苏人。1955年毕业于无锡市第一中学，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职衔有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浙江大学客座教授等。曾任日本京都大学、南京大学客座教授，曾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学”等处访问学者。又曾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百年潮》杂志主编等职。

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中华民国史，著有文学、哲学、历史学等各类著作六十余种。曾参与《中华民国史》《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清代通史》的写作。个人代表作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1-4辑、《寻求历史的谜底》、《帝制的终结》、《杨天石近代史文存》(5卷本)、《横生斜长集》、《当代中华诗词名家精品集·杨天石卷》、《当代学人精品·杨天石卷》等。曾多次获得“十大好书奖”“香港书奖”“最受读者关注的历史著作”“年度最佳历史著作”等多种奖励。

一、北大的“白专”典型，分派培训拖拉机手，转调中学教书

我自幼功课不错。1952年，初中升高中，无锡全市学生统考，7门功课，全市在600分以上者6人，我是其中之一。最高分618分，我的分数是608.5。进入无锡市第一中学后，我的文科、理科均优，被认为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拿过学校的奖状。中学毕业，我选择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校第一次采用五年学制，第一次完全按成绩高低录取。入学后，系里有一批东德和朝鲜等国的留学生，要选派成绩好的学生当辅导员，帮助他们学习，我被选为系里的总负责人。头两年考试，学苏联，采取5级分制，我是班里的全优生，各门功课都是5分。当时，自己对未来的期望值很高，立志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国家、民族做一番事业，在图书馆的卡片盒里留下一叠卡片。不过，我的理想很快被批判为“白专”道路，加之我对“反右运动”有看法，不认为北大揪出来的大批右派都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因而不会义愤填膺、张眉瞪目地斗右派。尽管我努力紧跟，努力自我检讨、自我批判，向党交心，积极配合北大团委举办“杨天石个人主义思想展览”，但始终被认为是“白旗”。毕业鉴定有云:“反右斗争中严重右倾，丧失立场”，甚至说我“一贯和党的方针对立”等等。毕业分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虽然要人很多，但都没有我的份儿，我被分配到北京八一农业机械学校。那所学校，位于南苑机场西边的五爱屯，是利用解放军捐款、借了小学的几排房子，匆匆忙忙办起来的。名义上是中专，实际上是轮训郊区拖拉机手的短训班，学习时间最长半年，最短一个月。一年半后，学校奉命下马，我被北京师大一附中选去做语文教师。

我对自己的分配不满意，也不心服。当时，李希凡和蓝翎二人因为研究《红楼梦》出了成绩，被调到理想岗位，我便想效法他们。到农机学校不久，我便决定写作《南社研究》一书，记述清末、民国时期一个最大的文学团体的历史，企图以著作证明自己的科研能力。调到师大一附中后，我仍然一边教书，一边用业余时间写作。除了完成《南社研究》的书稿外，还写成晚清诗人《黄遵宪》的传记。“文革”期间，别的书没有出版希望，我便研究鲁迅，想写《鲁迅传》。那时候，“样板戏”盛行，我以“前头捉了张辉瓒”的故事为题材，想写新歌剧《万木霜天》，反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围剿”的历史，设计了人物、场次，也写出了部分歌词。此外，哲学研究所的吴则虞研究员正在编辑《中国佛教思想文选》，因高血压瘫痪在床，那时我正研究宋明道学，对王阳明有兴趣。于是便帮吴先生看佛经、抄佛经，以便进一步研究中国哲学史。后来，在师大一附中任教期间，我陆续写出了《王阳明》《泰州学派》《朱熹及其哲学》等几本小书。《王阳明》出版于1972年，《泰州学派》等书出版于1980年以后的几年内。还写过一本《近代史上尊孔和反孔的斗争》，事过境迁，出版社建议改写为《近代思想简史》，就搁置了。

其间，确实有过几个单位要调我。刚到师大一附中报到，外文出版社英文版《中国文学》编辑部就要调我去当编辑，我当然乐意。有一段时期，个人档案已经送到编辑部了，但不久师大一附中又将档案要了回去。1963年，我在《新建设》第9期发表《关于王艮思想的评价》一文，全面和哲学史、思想史大家侯外庐、嵇文甫、吕振羽、杨荣国等学者唱反调。他们认为是唯物主义，我则认为是唯心主义;他们认为富于人民性和异端色彩，我则认为是奴隶道德的鼓吹者。文章发表前，编辑部送请侯外庐先生审阅，侯先生认为文章是讲道理的，同意发表。当时，侯先生是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领导思想史研究室，侯先生竟决定调我到该室工作。此外据说《诗刊》编辑部需要一位懂旧体诗词格律的编辑，我也曾是候选人。这些调动，有些我知道，有些我不知道，但不知什么时候，我莫名其妙地形成了一个观念:调动是组织上的事，个人不得参与。因此，从来不向师大一附中领导申请调动。我自己不开口，自然也都调不成。然而，我都认为是由于我家庭成分不好、大学时的档案又不好，因此调不成。那是个突出政治的年代，谁愿意收纳我这样被北大“扫地出门”的“垃圾”呢!

我在师大一附中教书，兢兢业业，深受学生欢迎。有段时期，学生对我几乎到了崇拜地步，这样我就成了那里的名师。有时，同事们不喊我的名字，开玩笑喊“杨天才”。尽管如此，我仍然不被看好。1964年前后，城乡开始“四清”运动，纷纷揪挖“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师大一附中并非“四清”单位，党支部未雨绸缪，认为我依靠个人奋斗，走成名成家的道路，将我内定为“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我不贪不占，按中专教师等级每月工资只有55元，和“资产阶级分子”实在不沾边。“文革”一起，我就被党支部某委员授意，在大字报里说我“交了些杂七杂八的朋友，写了些杂七杂八的文章”，后来，我又成了“北大陆平黑帮精心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被打进“第三劳改队”。“复课闹革命”了，我首批“解放”，但我不愿意教语文，就一度改行教英语，教学生学“LongLiveChairmanMao”。工人宣传队、解放军宣传队进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和其他教师相比，我的个人历史、社会关系都比较单纯，于是，被提拔重用，当了“连长”，管理四个班级，也就是四个排的学生，下厂、下乡、拉练、拔麦子、插秧都干过。

1974年10月，在北大毕业后的第14年，我的命运出现转机。

二、18年后，我终于跨进近代史研究所的大门

“文革”期间，师大一附中一度被强制改名为“南新华街中学”。1974年10月，我突然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组的一封信，说明他们正在编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其中有一份资料，题为《南社资料》，附有该资料的详细提纲，请求我提出意见。我从1958年起就研究南社，后来编注《近代诗选》，写作《南社研究》，下过几年功夫。我对提纲提了很多意见。过了不多几天，民国史研究组再次来信，约我到所面谈。10月31日我应约前往，接待我的是《南社资料》的编者王晶篧同志，我又提了不少意见。11月4日，王晶篧邀我参加协作。协作是当时民国史研究组的一种对外合作方式，不调动人事关系，不减少在原单位的工作负担，没有劳务报酬，属于“义工”性质。我当时教两个班的语文，每周12课时，还兼班主任，但能够参加近代史的科研工作，还是很乐意的。

近代史研究所藏有清末民初的多种报纸，外间少见。于是，我便常到所里读报，一种种、一天天地读和南社文人有关的报纸，又认识了《南社资料》的另一个编者王学庄。王学庄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知识渊博，读书面很广，写一手很端正、工整的钢笔字，当时就住在研究所东侧的一间又小又矮的平房里。我们年龄相近，他比我小两岁。我们很快就熟悉，并且谈得很投机。1965年，《新建设》第2期发表过我的《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一文，王学庄认为论述南社很深入，决定向我征求对《南社资料》的意见。从他那里，我得知了近代史研究所和民国史研究组的许多情况。

隔代修史是中国历史学的传统。清朝为明朝修史，明朝为元朝修史，元朝为宋朝修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理应为中华民国修史。20世纪50年代，董必武、吴玉章等就曾提议编撰《中华民国史》，随后列入五年计划，不过一直没有落实。1972年，周恩来总理和时任“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江青重提此事，当时的国务院出版口就将这一任务下达给近代史研究所。当过吴玉章秘书的李新当时是副所长，立即起草计划，于8月18日向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及国务院联络员刘希尧提出书面报告，其中说:“在当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中国剥削制度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中华民国’的兴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由近代史研究所负责这项任务，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郭沫若、刘希尧以及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均批示同意，立即在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民国史研究组，李新任组长、主编。“文革”期间，近代史研究所有许多造反派，当时呼风唤雨，红极一时，这时却有点被冷落了。李新表示:来者欢迎，去者欢送，来去自由，于是许多年轻的“造反派”纷纷加入民国史研究组。人还不够，李新又计划从外单位招兵买马，人民大学的胡华、戴逸、彭明、王琪四人都是李新企图邀请的协作对象。在最初时期，民国史研究组成了全所人数最多的大组。当时的计划是写一部书:多卷本《中华民国史》，分三编，同时编三种资料:《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人物志》《中华民国专题资料》。《中华民国专题资料》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类，最多的时候涉及了六百多个项目，《南社资料》就是其中的一种。

按李新设计的工作程序，资料先行，史著写作在后。于是，首先成立的是《大事记》、《人物传》及《专题资料》三个组。我所在的师大一附中位于和平门，离位于东厂胡同的近代史研究所很近。上完课，哪怕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我也骑车到近代史所看书、看报。这样，近代史所上下就都逐渐知道有我这个人了。大概是1977年，中华民国史的编写工作正式启动，王学庄以其学问和语言风格，一向受李新看重，自然成为编写组的头号主力，负责撰写《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的最重要的章节:《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后的革命斗争》。这时，我和王学庄已经是好朋友，彼此都很了解。王学庄很希望我能正式调入近代史所，便和我商量，拟向李新表示，他的任务太重，建议将原来由他执笔的一章分为两章，《中国同盟会成立前的革命斗争》和《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的革命斗争》，他自己写前一章，将后一章分给我，以此加深我和近代史研究所的关系，为调入做准备。对王学庄的打算，我自然赞成。不过，这是要由主编李新才能定夺的事，于是我们决定相机去向李新汇报。

我在北大所学专业名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专门化，自己对唐代诗歌和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诗歌做过研究，但是各种历史学的专业课我都没有学过，对孙中山和中国同盟会的历史也只有粗浅了解。不过，我对自己的业务能力有充分信心，相信能写好有关章节，所担心的是，李新能否信任我这个中学语文教师，将任务交给我。一天晚上，我和王学庄一起去到建国门外李新住所。进了书房，王学庄按原先设想说明来意，没有想到，李新立即表示同意，连“考虑考虑”“商量商量”的套话、例话都没有，这使我大出意外。

就这样，简捷明快，我这个没有受过历史专业训练的中学语文教师成了国务院交办项目《中华民国史》的编写组成员。

说老实话，我这个人有的方面很笨，笨得出奇，例如，体育运动神经。当年，学校里推行“劳动卫国制”。百米要求15秒之内跑完，我拼死拼命，要17秒才能跑下来;单杠引体向上，开始时一个也做不到。不过，我对考试、写文章、写书，却从来不怵。我在大学参加过写作《中国文学史》，编注过《近代诗选》，离开大学后，在《新建设》这样的高等级刊物上连续发表过哲学和史学文章，对科研工作的一套常规并不陌生。接受任务工作一段后，我便向当时的民国史研究室副主任朱信泉提出要到南京、上海收集资料。自然没有任何困难，我这个师大一附中的教师便拿着近代史研究所的介绍信，带着出差经费，堂而皇之地到南京、上海去了。

我既然实际上已经参加了《中华民国史》编写组，所以将我调入近代史研究所的问题便提上了日程。这时，我的思想负担倒日渐沉重起来了。

我之所以思想负担日益沉重，一是因为家庭成分为地主，一是因为大学时期被批判，毕业鉴定很糟糕。鉴于多年来我的调动均未成功，我害怕近代史研究所的人事干部一看档案，还是不敢要、不想要。想来想去，越想越怕，越紧张。有时，几乎想大叫大吼几声，家人都担心我发疯。这时，我想到了好友陈漱渝调进鲁迅研究室的故事。陈原是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因为父亲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1949年之前赴台，是台军军官。由于这一原因，他在南开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西城区石驸马大街的女八中教书，工作很出色，评先进却评不上。女八中的校舍是当年鲁迅教过书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原址，我便建议陈以《鲁迅和女师大学生运动》为题写本书，他把书写成了，出版了。有一年，毛泽东批示成立鲁迅研究室，有关方面要调陈进室。陈担心因父亲的历史受阻，就主动找有关领导说清楚，有关领导不以为意，照原计划调进，很快成为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我决定仿效陈的做法，先向李新说清楚，能调就调，不调我也就从此死心了。

仍然是晚上，我一个人跑到李新家，不巧，李新不在，他的夫人于川接待我。我如实说明情况，于川夫人却笑起来说:你的家庭成分“高”了点，这没有关系嘛!她不说“黑五类”，用了个“高”字。这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关于反右中的表现，她说，这不证明当时你是正确的嘛!于川夫人的一席话打消了我的顾虑。于是，我便决定直接找师大一附中的革委会主任董质斌，要求调动。董大概有点同情我，表示可以调出，但必须由近代史研究所来人交换，开了三个条件:1.来人的水平不能低于我，2.必须是共产党员，3.必须能当语文教研组组长。我那时有点胆量了，便缓言反驳:1.近代史所如果有人水平不低于我，何必调我?2.我本人并非党员，也没有当过教研组长，何能以此要求来人?说来说去，董坚持“来人交换”这一条件。无可奈何，我找近代史所的人事处长刘明远商量。刘明远笑着说:“人，有的是。我们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正在为研究人员的家属找单位呢!”于是，近代史所前后送了两批，二十几个人的档案，任由师大一附中挑选，不想一个也挑不中。这下子，我绝望了。就在此际，我的邻居告诉我，安徽师大附中的语文教研组长因两地分居调来北京，尚未分配。我一听，连夜找到这位老师，请求她来顶我。不想这位老师是大专毕业，只学了三年，师大一附中仍然不肯接受。经我苦苦哀求，才勉强同意。

师大一附中是双重管理的学校，既归北师大管，又归宣武区教育局管。师大一附中的人事干部对我说，你从宣武区出口保险，因为宣武区不会卡你。如果从师大走，师大可能不放你。果然，在向师大人事处报备时，有关领导听说我调往“哲学社会科学部”，立即表示:“这个人我们自己留下不好吗?”师大一附中的人事干部因为同情我，便谎说:“这个人口才不好，不会讲课。”多年来，我以业余时间勤奋写作，被视为求名求利;“文革”期间，我写作《王阳明》，出版发行30万2千册，报酬却只有30本样书，但我仍写作不懈。这样，“求利”之说自然不辩自破，同事们普遍对我改变了看法。

1978年4月下旬，我终于拿着宣武区组织部门的介绍信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到，由此跨进了近代史研究所的大门。尽管我长期热爱中国文学和哲学，渴望到一座研究所终身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但从北大毕业至此时，我在中等学校已经教书18年。

三、我的学术之路

我初进大学时，热衷于写诗、写小说，后来发现自己没有什么生活底子，便转而想研究美学和文艺理论，又继而发现自己的中外文学史、艺术史底子太薄，一下子研究美学和文艺理论并不相宜，于是便企图从研究中国文学开始。结果，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逐渐感受到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的重要。没有想到的是，命运却让我从事民国史的研究和写作，做了从来不曾想做的近代史和民国史学者。

(一)初涉学术之途———研究中国文学

我确定研究美学和文学理论时，为自己拟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家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美学理想的阶级性与全人类性》等几个题目。为此，大量读了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等法国和俄国作家的作品，也曾跑到哲学系去偷听朱光潜、宗白华先生的美学课。不过，我很快决定先从研究中国文学史起步。

那时候，我正痴迷于唐诗。想研究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期是怎样形成的，于是，一边听课，一边跑琉璃厂、东安市场、隆福寺，在旧书摊上淘书。唐代诗人，如陈子昂、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柳宗元、韩愈、李贺、李商隐、杜牧、皮日休等人的集子都被我淘到了，也真读了。不仅读唐人别集，也读唐以前的，记得明人张溥编辑的《汉魏百三名家集》，厚厚的好多函，我是从头到尾读完的。

1958年，我升入大学三年级。学校里搞教育革命，学生批判老师，拔白旗，树红旗。中文系的名教授除少数被视为“红旗”者外，其他如王力、吴组缃、林庚、王瑶等，无人幸免。我写过一篇批判林庚教授“盛唐气象”的文章，《孕育了陈子昂的是上升发展的时代高潮吗》最初发表在学生自办的油印刊物《革新》上，后来被选到《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不久，我们班的班长提倡自己动手编写《中国文学史》，在学术领域插上“红旗”，对此我十分积极，立即表示支持，联名贴出大字报。此议迅速得到年级大多数同学响应。五十多个学生放弃暑假，用三十五天时间突击写出77万字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立即加班排印。这便是那曾经名盛一时的北大中文系1955级的红色《中国文学史》。现在看起来，这部书粗陋、粗暴，“左”得很，其名声完全是适应政治形势需要哄抬起来的。

我最初参加隋唐五代组，被任命为副组长，负责撰写中晚唐文学。那时，茅盾刚刚在《文艺报》连载《夜读偶记》，将全部文学史归纳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历史。我们如获至宝，立即以之为编写文学史的指导思想。按照这一公式，中晚唐时期的顾况、刘长卿、韦应物、李贺、李商隐、杜牧、陆龟蒙等一批诗人都将被打成“反现实主义”作家，我觉得不合适、讲不通。为此，我利用自己的藏书在房间里办了个小型展览，将公认的白居易等“现实主义”作家的“反现实主义”作品和“反现实主义”作家的“现实主义”作品择要展出。然而，我的同学们略一浏览，便做出“要看本质、看主流”的结论，维持原议，连讨论会都没有开成。我的初稿写出后，近代史料专家阿英同志提出，近代文学部分不可不写南社，于是我被临时调去支援，补写了革命文学团体南社一节。没有想到，这便成了若干年后我进入近代史研究所的因缘。

文学史初稿写完，我奉命将稿子交给同学孙绍振，我自己则被调到丰台桥梁厂和黄修己同学一起编工厂史。我曾根据采访写了一篇反映青年工人成长的报道《在前进的道路上》。因篇幅较长，后来只用了删节短稿，全稿和采访资料被我长期带着，压在褥子底下，想在适当时期改写成电影剧本，不过后来搬来搬去，嫌麻烦就扔了。在此前后，我还曾受海淀区委宣传部门委托，采访一位农业劳动模范。我到水田边，问他亩产，他回答千把斤。我说:“现在报上都在宣传亩产几万斤，甚至十万斤呢!”他答:“那是将几十亩的稻子移栽到一起的呀!”我觉得不带劲，不过还是为他写了采访记。

红色文学史出版后，受到广泛赞扬。1958年9月27日，《光明日报》专门发了社论《出版工作的新方向》。陆平校长在全国文教群英会上发言，大赞我们这个年级，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对古典文学贯彻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初步揭示了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云云。1959年，风向转为“纠偏”，中文系的党总支书记程贤策(“文革”中自杀)在会上提起去年我曾反对将李商隐打为“反现实主义作家”的旧事，不过，这一次我已被调到近代文学组，负责撰写黄遵宪和南社等近代作家。这一版，除了论述较前平实外，篇幅扩展到了四卷，字数达120万字，封面也从红色改为黄色，被称为黄皮本《中国文学史》。1959年11月，全国、全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康生给我们年级写信，说是去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评你们的书“这也不行，那也不好”，现在修订本出版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你们的攻击将“不攻自破”。转眼到了1960年，中苏两党论战，批判修正主义，上面派人到北大调查学术批判摇摆不定的情况，有位后来到中央当了大领导的负责人问我:像李商隐这样给妓女写诗的作家有什么可以肯定的?我当时虽然已经选择李商隐做专题研究对象，对这位作家有了比较深入、全面的了解，但面对责问，只能无言。

在红色文学史出版之后，我们年级奉命“继续革命”。有的同学编《毛泽东文艺思想概论》，有的编《中国小说史》，不过，我选择了“虫鱼之学”，编注《近代诗选》。因此，我便大量阅读鸦片战争以后的诗文别集和近代报刊的文艺栏目，总共看过几百种。做注释，可不像发几句革命议论那样容易。好在那时，师生关系已经有所改善，季镇淮教授直接参加编选组，和我们一起工作。此外，我还常去请教游国恩、吴小如两位先生，在他们指导下，加上自己摸索、钻研，我逐渐学会了使用《佩文韵府》《渊鉴类涵》《骈字类编》等工具书、类书和各种引得，懂得了搞注释的门道。

《近代诗选》初稿规模很大，似乎选了三百多家，自然，以反帝、反封建的作家为主线。该书的责任编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组的舒芜，那时他大概还戴着“帽子”。他对书稿提了许多意见，要我们重视近代“宋诗运动”的作家，如程恩泽、何绍基、莫有芝、郑珍、陈三立、陈衍等。于是，我们缩小规模，只选五十家。改了又改，搞了好多年，一直到我毕业后，在南苑那所农机学校工作时，还在修改。

我被分配到南苑，为拖拉机手补习文化后不久，便和同学刘彦成商量，合作写一本《南社研究》。初稿完成后，出版社认为该书作为“研究”，水平不够，建议改名《南社》，列入《中国文学史知识丛书》。当时中华书局的总编辑是金灿然，特意将我们这两个年轻人召到家里，亲切热情地给予鼓励。他说，关于这个选题，有人觉得不重要，可以不出，但他觉得应该出。他问我们还能做什么，我答以《林则徐诗文选》，不过，由于说不清的原因，这本书始终没有动手。《南社》一书的责任编辑傅璇琮同志要求我再写一本，我选择了《黄遵宪》。为此，我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收集资料，拿着中华书局给我开具的介绍信，跑故宫、跑革命博物馆，远在广东的黄遵宪的堂弟黄遵庚老先生将他收藏的黄遵宪文集手抄本寄给我参考。

20世纪60年代和50年代一样，中国政坛云翻雨覆，文坛也跟着波澜迭起。《南社》一直未能付印。“文革”前夜，排板被拆，而《黄遵宪》的书稿虽然写完，但也只能压在我的抽屉里。这两本书，是“文革”结束后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分别出版的。《黄遵宪》收入陈旭麓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丛书》，他给了比较高的评价，认为是《丛书》中写得比较理想的一本。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旧友朱维铮也来函称赞，大意说是有关史料被整理得井井有条。陈旭麓教授本来要将《南社》也收入他的《中国近代史丛书》的，但中华书局不放，遂仍由该局出版。

我从1958年起研究南社，积累了大量资料，进入近代史研究所后，遍阅清末民初的各种报刊，有几种报纸，可以说是一天天、一页页翻过的。在此基础上，编成《南社史长编》一书。但是，当时出版社要补贴，幸由远在美国旧金山的柳无忌先生资助，该书才于1985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探求天人之道———研究中国哲学

我在研究中国文学的过程中，逐渐觉得只研究文学本身不够，例如，要分析作家思想必须懂得当时的社会，特别是当时的思潮。于是，我便啃哲学和哲学史方面的书籍。诸如《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书，我都是比较认真地读过的;侯外庐等编著的《中国思想通史》我也是比较认真地读过的。记得1960年之后，由于“大跃进”而引起中国经济困难，有钱也买不到果腹之物，我经常处于饥饿状态中，两腿浮肿，走路无力，饿得无法时只能打酱油冲在茶壶里喝。于是，我会一边喝茶壶里的稀释酱油汤，一边读《中国思想通史》。不久，酱油只卖给有户口本的居民，我们是集体户口，连酱油也买不到，只能买高级糖，或偶尔下一次高级餐馆补充点油水。有一天实在饿极了，在公共汽车上竟将刚买的五块钱一斤的高级糖吃光了。那时，我的工资一个月只有55块，扣除寄给父母的20块钱，就所剩无几了。某日，我在东安市场的书店里发现《中国思想通史》的最后一卷，厚厚的两大册，价格自然不菲，我因为喜欢这套书，犹豫之后，毅然将原来用以果腹的钱将书买下，还在书页上写下“购此自励”等字。《中国思想通史》在分析司马迁时，特别强调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我觉得这十个字是研究学术的最高理想，也是研究学术的必要条件，否则鼠目寸光，所见极短、极小，是难以深探学术的堂奥的。这十个字和当时读过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也引发了我对五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局变幻的思考，从那以后，我就从个人迷信中开始解放出来了。

这样，我对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有了更多的兴趣。此际我从先父手里读到借来的明代泰州学派传人韩贞的《韩乐吾先生集》，并在《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上发表了相关文章。《韩乐吾先生集》流传很少，一向不为人所知。文章发表后，受到侯外庐先生的注意，也受到侯先生的弟子杨超、李学勤两位先生的注意。杨、李二先生不耻下问，到我当时工作的师大一附中来借书，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这以后，任继愈先生主编《中国哲学史》要写泰州学派的章节，任先生也派人持函到师大一附中向我借书，信写得很客气，借书的要求也写得很委婉。任继愈先生的夫人冯钟芸教授是我北大中文系时期的老师，我的习作《论谢罣及其诗》曾经请益于她。我高高兴兴地回信，说明我和冯先生的师生关系，将书交来人带回。后来，任先生在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中采纳了我的观点，侯先生却始终坚持原来的意见。在编写《中国历代思想家评传》中的《王艮传》时，有人请示他怎样写，他明确表示，原观点不变，这使我很意外。我写文章和侯先生唱反调，他也并不同意我的观点，为什么要调我到他的手下工作呢?后来，为外老写传记的朱学文女士问外老，当年为什么要调杨天石到历史所?外老回答说:“杨天石那时是中学教师，我断定他将来一定会有成就。”

转眼到了“文革”时期，我无事可干，但又不甘寂寞，便研究鲁迅，同时偷偷地帮吴则虞先生编《中国佛教思想文选》。明知当时此类书不可能出版，但权当是一种学习吧!再后来，毛泽东提出，要学点哲学史，批判唯心主义先验论，中华书局因此找人写一本《王阳明》，找来找去，找不到人，许多学者都不肯写，最后找到了我。我欣然接受这一任务。书很快写成，也很快出版，很快就在国内售罄，并且送到日本展览。

《王阳明》的责任编辑是包遵信，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毕业生，在我毕业后入校，和我可以说是先后同学。《王阳明》出版后，他对该书的写法很满意，约我继续写《泰州学派》《朱熹及其哲学》二书。那时候，包遵信已经从中华书局调到新闻出版总署。他用业余时间组织了一个哲学史座谈会，成员不多，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庞朴，北京大学的楼宇烈，人民大学的方立天，中华书局的沈芝盈，似乎还有被奉命安排到一个“小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的孙长江等人。包遵信也邀我参加，我自然从命。他们几位都是哲学史学界的中年精英，堪称一时之选，彼此在一起开过几次会，讨论哲学史研究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具体谈过什么，我统统忘记了。不过在此类场合，我大体是听的时间多，说话很少。包遵信个子矮，长得黑，为人精明能干，我们都称他为“小老包”。后来他在这个座谈会的基础上发起成立《中国哲学》编辑部，以书代刊，由三联书店不定期出版。出版后即声名鹊起，广受学界重视。出版过几本后，“小老包”因为忙，就将原来由他主持的专栏“资料与回忆”转给我，要我负责。这样，我就成了《中国哲学》的编委之一。新增加的编委还有李泽厚。记得“小老包”专门告诉我，外老欢迎你和李泽厚参加编委会。在外老家开会时，“小老包”特别将我介绍给外老，那时，外老面色皙白，清癯瘦弱，穿青布中装，已经瘫痪，坐在轮椅上，不能说活。我拙于言词，除了握手、问候之外，不知道应该讲什么。

我在参与编辑《中国哲学》期间，所做的比较重要的事是主持《钱玄同日记》的编辑、整理工作。钱氏日记起自1906年赴日留学，止于1939年1月在北平逝世前几天，是研究近代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宝贵资料。该日记原来藏于其长子钱秉雄先生处，“文革”期间抄家，钱先生怕抄失，主动联系鲁迅博物馆，由鲁博来人匆匆忙忙搬走一部分日记和和钱的师友书札。还有一部分日记则被红卫兵抄走，文革后返还，有几册却永远找不到了。我为了编辑《中国哲学》找材料，便和钱秉雄先生商量，钱先生慨然应允，藏在鲁博的那一部分，经过老友朱维铮斡旋，由周谷城先生出面，征得鲁博馆长王士菁同意，双方商定，请鲁博资料室的几位成员整理，由我审定。不过，钱玄同学问太大，方面太广，举凡中国古史、古文字、经学、史学、文学、小学以至碑帖、书法，拼音文字，无不涉猎，其日记就是他的读书笔记，加上文字十分潦草，辨识为难，这样，我就不得不追随钱玄同的脚步，涉猎他所研究的学术部门，阅读他所阅读过的图书，解决、处理一切疑难问题。标点、整理和写传记、做论文不同，连一个字，甚至一个符号都不能放过，只有读懂了、读通了，才敢于断句，施加标点。其过程真是苦不堪言。有许多字，我请钱秉雄先生辨认，他也不识。1989年，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辽宁出版社将整理稿要去，准备出版。但是，拿到书稿之后，觉得排版难度太大，赔钱太多，于是毁约、退稿。200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清华大学出版社都要这部稿子。我考虑到钱玄同原是北大教授，就将稿子交给了北大出版社。出版社专门请了一位外来编辑审稿，我自己也反复校改。几年前就看完清样，定稿了。不过出版社还在申请一笔资助，希望少赔钱，书能出得好一点，由于此前已有影印原稿本抢先出版，有关方面不知道整理的艰辛，一直没有得到资助。直到2014年8月，该书才得以出版。我曾经说过，这是我一辈子用力最勤，因而也是做得最傻的一件事。不过，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总有朋友安慰我说这是功德无量的事。钱秉雄先生去世后，我又征得钱先生长公子钱端伟先生及其弟弟的同意，到钱家阅读清末至民国时期许多文化人致钱玄同的大量函件，这部分资料，目前我还抽不出时间来加以研究。

哲学是哲学家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与思考。研究哲学，有两条路子，一条是还原，研究哲学家提出的各种概念、范畴及其体系的现实出发点;一种是上升，研究哲学家提出的概念、范畴及其体系的理论意义与价值。我偏重于前者。例如，宋明道学的基本范畴“理”，我认为，在朱熹那里，是规律和伦理的综合;在王阳明那里，是人的生理本能、生理功能和伦理的综合。由此，我对于理学史上的“心性之争”，也就是“心学”和“理学”的区别，包括“禅学”“心学”的发展轨迹以及它的消极和积极作用等问题有了一点自己的看法。1989年，我在《朱子学刊》创刊号所发《禅宗的“作用是性”说和朱熹对它的批判》一文可以代表我对上述问题的部分思考。该文是我原来想写的《理学笔记》的第一篇，下面想接着写的一篇是《王学的思想解放作用从何而来》，观点有了，不过之后因为忙，就再也没有写下去。清朝的方东树写过一部《汉学商兑》，以清初的汉学家作为批判对象。我从中发现，在汉学家中颇有一些人具有反理学的倾向，这激起了我的兴趣，一度有志于清理晚明至清朝道光年间的思想史，为此，读过一些明代中叶以后的文人别集，但是，也是因为忙，徒有其志而已。

我的《王阳明》《朱熹及其哲学》出版后，一直想有机会重写。2000年，香港中华书局约丁守和教授主编一套《中国思想家宝库》，其中的《朱熹》要我执笔。我虽然忙，但丁教授是近代史研究所中和我关系最密切，也是最关心我的人。他创立中国现代文化学会，我长期担任他的副手，帮他组织过两次国际讨论会，一次主题是“东西方文化关系”，一次是“现代中国文化的走向”，因此，无论是私人关系还是个人研究兴趣，我都不能拒绝。2001年，我到日本京都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有半年空闲时间，便利用这点时间一面写蔡美彪先生《中国通史》第12卷的有关章节，一面写《朱熹》。京都大学藏书丰富，几乎我想找的资料都能找到。

当年12月31日夜，我在该校的国际交流会馆中写完《朱熹》。该书比较全面、客观地阐述了朱熹的生平，他的哲学思想、经学思想、史学思想、文学思想的方方面面以及朱熹对西方世界和东亚的朝鲜、越南的影响，特别留意发掘朱熹思想中的合理因素，篇幅不大，但我自己觉得差可满意。《王阳明》一本，丁先生本来也希望由我写，我因为忙，推辞了。丁先生即将退休，他有意调我到文化史研究室接替他的主任职务，我因为民国史研究室为我的调动出力不小，不忍离开，加之我当时对民国史的兴趣大增，便婉言谢却。最近，我将香港中华版《朱熹》加上我多年所写关于儒学和宋明道学的文章合编为《大思想家朱熹》一书，港版已由开源书局出书，大陆版很快亦将由东方出版社上市。

(三)三迁乃至归宿———研究民国历史

我走上研究民国史的道路，完全出于偶然。我在研究南社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南社作家，在其初期，大多很有创造精神，提倡戏曲革命、诗界革命，写白话文、写新体小说，主张“融欧亚文学于一炉”，然而，到了辛亥革命前夜，正式成立南社时，却大力提倡传统的诗、文、词、骈文，古色古香起来。我研究其中的奥妙，发现是流行一时的国粹主义思潮作祟，于是便写了一篇《论辛亥革命前夜的国粹主义思潮》发表在1964年的《新建设》上。文章发表后十年，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的同志编辑南社资料发现了我的这篇文章，便将他们的初步选目寄给我，我认真提了意见;他们又约我面谈，并且邀请我参加协作。于是，我便一边教书，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在近代史所从事研究。这样，从1974年协作到1977年，完全是一种无偿的义务劳动。其间，因王学庄同志介绍，我又得当时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李新教授同意，参加《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的写作，负责撰写《同盟会成立后的革命斗争》。那时，民国史研究室正值发展时期，迫切需要人才，便提出要调我到所工作。我那时只要能搞科研，进文学、哲学、历史的任何一个研究部门都无所谓。不过，那时调动一个人的工作仍然很困难，左折腾，右折腾，那经过是可以写一部情节曲折的小说的。然而，毕竟是拨乱反正时期了，我终于在1978年4月正式调进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一偿多年来想从事学术研究的宿愿。

我调入近代史研究所后，除继续完成我所承担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的章节外，又参与修订第一编上下两册全书，负责修改、重写《武昌起义》等部分。自1982年起，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主编并主撰该书第二编第五卷《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后改为第六卷)。依靠了几位年轻合作者的共同努力，该书出版后颇蒙国内外学界好评。

在写作《中华民国史》的同时，我还写了几百篇各种各样的文章。其中，有40篇编为《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这是我的第一本历史学方面的论文集。第二年，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出了繁体字版。该书获北京93版优秀学术著作奖及国家教委所属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奖。1998年，我将多年来访问美、日等国，搜寻史料所写成的论文、札记60余篇，编为《海外访史录》，于1998年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我将研究毛思诚所藏蒋介石档案写成的文章26篇编为《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交上述同一出版社出版。这一年，该社还出版了我研究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论文集《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该书收文43篇。此后，我即主持编写五卷本《中国国民党史》。其中，由杨奎松执笔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长达76万字，已于2008年出版。

在历史研究中，我喜欢做专题研究，写专题论文，因为这一形式易于撇开浮言赘语，直奔肯綮，解析疑难，推动学术前进。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我历年所写中国近代史方面的文章，厘分为《晚清史事》《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抗战与战后中国》《哲人与文士》等5卷出版，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则厘分为《孙中山与民初政局》等7卷出版。2015年9月，中国发展出版社略作增订，出版《杨天石评说中国近代史》，仍为7卷。

201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我在湖南岳麓书社和香港三联书店分别出版了《帝制的终结》和《终结帝制》，二书题目小异而副题均为《简明辛亥革命史》。该书曾被《新京报》评为2011年度唯一的一本最佳历史著作。

民国史是我多年来的主业，研究领域集中于辛亥革命史、北伐战争史、抗日战争史、战后中国史、台湾史、国民党史以及胡适的社会关系等几个方面。近年来，则主要集中于蒋介石日记的研究和解读。现分述之。

1.辛亥革命史。

在我编写《中华民国史》第一编时，黎澍同志提出，可以研究一下革命党人的派性。我觉得这是个好题目，便动手收集资料，中国的、日本的、新加坡的，凡一切可以找到的资料都努力搜寻。在此基础上，写成《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一文。我提出，在同盟会成立以后，曾经发生过两次“倒孙(中山)风潮”。第一次反映出日本社会党分裂和日本无政府主义派别对同盟会的影响，第二次反映出同盟会内部的经费和人事纠纷。此后，我又陆续写成《龙华会章程主属考》《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民报的续刊及其争论》《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等文，系统地清理并揭示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同盟会内部矛盾真相。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迅速占有半壁江山，但是，孙中山很快让位于袁世凯，轰轰烈烈的一场革命的成果很快落于旁人之手。为什么?旧说大都照搬领袖人物的政治结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我认为，这是政治分析而不是历史分析，因此，陆续写了《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华俄道胜银行借款案与南京临时政府危机》《孙中山与民国初年的轮船招商局借款》等文，揭示出孙中山本有进军北京、彻底推翻清朝政府的宏愿，但由于财政拮据、借贷无门、内外交困，不得不忍痛议和，从而使革命半途而废。

武昌起义后，原湖北咨议局局长、立宪派首领汤化龙宣布拥护革命，出任军政府总参议，但是，湖北地区多年来流传汤化龙曾暗中联络黎元洪等联名密电清廷，要求清军南下，扑灭革命。由于提出此说的多为当时的革命党人，因此，此说几成铁案，汤化龙也就自此戴上了“反革命”“两面派”的帽子。我经过周密考证，证明此说是一种讹传。日本学者狭间直树教授曾撰文表示，该文“考证确凿，堪称杰作”。

辛亥革命时有三大思潮:三民主义、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我对这三大思潮都作过考察。在对三民主义的研究中，我用力较勤的是民生主义。在《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前途》等文中，我提出:孙中山向往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有强烈的批判思想，但他主张“取那善果”“避那恶果”，表现出这位哲人的睿智和思想中的辩证光辉。他的民生主义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其内容和实质是允许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并存，充分利用外资，发展为人民造福的国有经济，用以限制资本主义的“恶果”。在研究其他两种思潮时，我提出:邓实、章太炎等人的国粹主义虽有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意向，但也有抵制外来进步文化、抱残守缺的严重消极方面。刘师培等人的无政府主义提出过若干颇有光彩的思想，但超越时代、超越中国社会实际，是近代中国极“左”思潮的源头。

多年来，国内学界普遍认为，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我不同意此说，我认为这一革命的实际领导力量是那一时期出现的“新型知识分子”中的“共和知识分子”，并由此论述了维新、共和、共产三代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历史嬗变中的作用，自以为，这一说法较为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2011年，我应邀参加美国哈佛大学举行的辛亥百年论坛，在闭幕式上发表演讲，题目即为《谁领导了辛亥革命》。会上，我还发表了题为《辛亥革命何以胜利迅速，代价很小》的论文，以前所未有的角度和高度充分肯定了这一革命的成就。

孙中山对资本主义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视为推动“人类进化”的两种“经济能力”，主张二者“调和”“互相为用”，共同促进世界文明发展。他大力提倡“开放政策”，主张在确保主权的条件下，引进外国资本、外国人才、外国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利用外国的资本主义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他对马克思学说既高度敬仰，又根据20世纪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对其提出部分批评和质疑，认为在中国只可“师”马克思之“意”，而不可无视中国国情机械地搬用其“法”。对于这些孙中山研究中的前沿问题，我在纪念辛亥百年期间所写的《孙中山与资本主义》《孙中山与马克思主义》二文中分别作了探索性的阐述。

2.北伐战争史。

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是近代史上的一大谜团。我根据蒋介石日记、中山舰事件案卷、蒋介石、汪精卫来往函件等多种未刊资料写成《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提出了与旧说不同的新解。继上文之后，我又发表《中山舰事件之后》一文，论证当时蒋介石的妥协政策，源自苏俄方面。

北伐战争是近代中国史上的一次成功的战争。我在国内外先后发表的论文有《北伐时期左派力量同蒋介石斗争的几个回合》《蒋介石与北伐时期的江西战场》《四一二政变前后武汉政府的对策》《蒋介石与北伐时期的战略策略》《蒋介石与二次北伐》等文，这些文章力图展现北伐期间高层斗争的复杂历史面貌，实事求是地评价蒋介石在这一时期的作用。

北伐战争为时不过两年，但我和合作者用于编写《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这本书的时间却超过十年。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收集各方资料，国内、国外;正面、反面;中央、地方;此派、彼派，在此基础上力求摆脱过去党派斗争的影响，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重新审视一切，从而准确、公正地再现当时的历史。这本书出版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发表评论，认为“这部近60万字的巨著，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比前人又有新的突破。它是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内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主任李云汉教授也发表评论，认为该书“内容充实，体系完整，能脱出旧窠臼而能运用多方面的史料”，“除对蒋中正尚是斧钺交加外，其他叙述都甚平实可信”。

3.抗日战争史。

我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最初集中于蒋介石的对日政策与日蒋谈判。《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的开端》《黄郛与塘沽协定善后交涉》《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三文研究全面抗战前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开端与发展。《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孔祥熙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与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桐工作”辨析———真真假假的日中特务战》等文揭示日蒋间多次秘密谈判的内幕。除了阐述还隐藏在重重历史帷幕中的情节、过程外，我力图揭示在这些虚虚实实、风云诡谲的谈判后面所隐藏的复杂目的。我认为，这些谈判都由日方主动，蒋介石或拒绝，或制止，或主动刹车，并不如人们多年来所理解的反映出蒋介石对抗战的动摇，更多反映的是当时国民政府对日本和对汪精卫的一种斗争策略，蒋介石的抗日还是积极的、坚定的。对蒋在抗战中的作用，早在1943年1月毛泽东就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评之为“有功劳”。胡绳主编、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批准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则称他“为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

苏联长期觊觎新疆，《蒋介石收复新疆主权的努力》一文叙述抗战后期，蒋介石如何利用机会，因势利导，促使原来企图独立，加盟苏联的军阀盛世才内向，又如何反对“东突”分裂势力，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的完整。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很多，《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分析“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思想的提出，《跟德国还是跟英美站在一起》阐述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一次重要抉择。《蒋介石与德国内部推翻希特勒的地下运动》《拒绝合攻印度，阻挠德日会师印度洋》揭示了前所未闻的中德关系的两大秘密。《蒋介石与韩国独立运动》《蒋介石与尼赫鲁》二文叙述蒋介石支援亚洲国家反帝斗争的历史，开辟了中国抗日斗争史的一个新方面。

抗战中，中国和英美等国组成反法西斯阵线，但是彼此之间也有矛盾。《蒋介石与史迪威事件》《史迪威假传罗斯福旨意，策划暗杀蒋介石》二文分析蒋介石和美国将领史迪威之间的复杂关系。《宋美龄与丘吉尔》《蒋介石正告丘吉尔》阐述中英之间的冲突，展现蒋、宋二人与大国强权的抗衡。

在国民党高级官员中，孔祥熙以贪渎著名。《蒋介石亲自查处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债案》叙述孔祥熙的腐败与蒋介石的反腐败而终于大事化小的经过。《“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叙述轰动一时、引起众愤的一则新闻不实，为孔家洗净了几成铁案的污迹。

西安事变关涉国共关系史和抗日战争史。我的《绥远抗战与蒋介石对日政策的转变》一文，叙述在西安事变前蒋介石指挥傅作义进行的抗日行动。《孔祥熙所藏西安事变未刊电报》《孔祥熙西安事变期间未刊日记》是我在美国所发现，为国内史学界增补了大批新资料。《西安事变史实订误》是我对陈立夫等人有关叙述的驳正。

国民党在抗战期间所从事的地下工作尚未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在这方面，我曾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所藏朱家骅档案，写过《吴开先与上海统一委员会的敌后抗日工作》《打入日伪内部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略谈何世桢、陈中孚与陆玄南》，初步展示了该项工作的一个侧面。

近年来，我和美国哈佛大学傅高义、日本庆应大学山田辰雄共同发起“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联络各国学者合作研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在美国波士顿、夏威夷，日本箱根，中国重庆开过4次国际讨论会，主题分别为:战时中国各地区、战略与历次战役、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战时国际关系，分别以中、英、日三国文字出版会议论文集。2015年，我和傅高义共同主编并出版了《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的中文版3卷。

4.国民党史。

国民党派系复杂，可以说，不研究派系，就不可能全面了解国民党。在这一领域，我的已有成果主要集中于孙黄矛盾、蒋胡斗争、孔宋斗争和蒋李斗争。

孙中山与黄兴的矛盾表现于中华革命党时期。我曾根据日本外务省所藏档案及宫崎滔天家藏资料写成《“真革命党员”抨击黄兴等人的一份传单》《跋钟鼎与孙中山断绝关系书》《何天炯与孙中山》《邓恢宇与宫崎滔天夫妇》等文，揭示了孙、黄在反袁斗争中形成的分歧和发展，补充了前人所不知的若干史实。

在国民党中，胡汉民是元老，蒋介石是后进。《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分析二人之间的矛盾及其发展。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有大量胡汉民晚年往来未刊函电，我于1990年访问美国时读到这部分资料，立即意识到它的巨大史料价值。这部分资料的特点是使用了大量隐语、化名，没有相当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知识很难破译。例如，以“门”“阿门”“门神”“蒋门神”指蒋介石，以“水云”“容甫”指汪精卫，以“不”“不孤”指李宗仁，以“香山后人”指白崇禧，以“马”“马鸣”指萧佛成，以“衣”指邹鲁，以“跛”“跛哥”指陈铭枢等。我在反复琢磨一一破译之后，发现“九一八”事变之后，胡汉民曾广泛联络各方力量，秘密组织“新国民党”，积极谋划以军事行动推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30年代的许多抗日反蒋事件，如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福建人民政府、孙殿英西进等，背后都与胡汉民有关。因此，写成并发表了《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一文。1996年，我访问台湾，在国民党党史会和“国史馆”查阅有关资料，有了进一步的发现，因此，又陆续写成并发表了《30年代初期国民党内的反蒋抗日潮流》《一项南北联合倒蒋计划的夭折》《1935年国民党内部的倒汪迎胡暗潮》等文，比较深入地揭示了这一时期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隐情。

孔祥熙和宋子文是国民党中的两大家族。他们是姻亲，但又是政敌，其互相争斗情况鲜为人知，但又是研究30至40年代国民党政权所必须解决的课题。在《豪门之间的争斗》一文中，我对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所藏宋子文档案中的若干电函作了释读，从而揭示了这两大民国政要之间的深刻矛盾。与此相关，我又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所藏孔祥熙档案和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藏傅斯年档案，分别写成《蒋孔关系探微》和《傅斯年攻倒孔祥熙》二文。前文揭示了蒋孔之间密切关系的奥妙，后文揭示了孔祥熙这一民国政坛上的不倒翁屡受攻击，终致倒台的状况。

关于蒋介石和李宗仁的矛盾，我的研究重点在1949年李宗仁成为“代总统”之后。在《李宗仁的索权逐蒋计划》一文中，我根据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所发现的资料，揭示了当时李曾经有过向蒋索取政权、军权、财权并要求其出国的计划。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共两党既有合作，又有斗争。《邵力子的苏联之行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两党分歧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蒋介石建议国共两党合并》三文清理国共两党的合作史，找寻其由合作到矛盾而终于分裂的原因。《第三国际的解散与蒋介石“闪击”延安计划的撤销》论证抗战中所谓“第三次反共高潮”实际并未成“潮”。《论国民党的社会改良主义》是一篇总论国民党史的宏观长文。该文分析国共两党在思想、理论和政策上的种种分歧，叙述其从社会改良主义向社会保守主义发展，因而成为革命对象的经过。

5.战后中国史。

这是我近一两年研究的重点。《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态考察》揭示蒋介石从不为人所知的内心秘密，曾准备扣留、审判到重庆参加两党协商的毛泽东，但最终决定授勋、礼送。《蒋何以邀毛，毛何以应邀》，以美苏两国档案阐述这两强和重庆谈判的关系。《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为何功败垂成》，揭示蒋介石为维护个人权力而撕毁政协决议的秘密。《蒋介石提议胡适参选总统前后》阐述政协会后关于总统职权的制度变化和蒋介石推荐胡适参选的原因。《蒋介石枪毙孔祥熙亲信及其反贪愿望》《蒋介石、蒋经国的上海“打虎”》，叙述蒋介石虽有反对贪污的愿望，却终于失败的原因。

6.台湾史。

《二二八事件与蒋介石的对策》，分析事件的两重性与事变中的三驾“马车”与三种政治诉求，说明蒋介石的基本对策是“怀柔”。《国民党迁台与蒋介石的反省》叙述国民党迁台经过与蒋介石对失去大陆的反思。《蒋介石在台“复职”与李宗仁在美抗争》，叙述蒋介石“复职”及其与李宗仁的新纠纷。《蒋介石反对用原子弹袭击中国大陆》说明美国曾多次准备对大陆使用原子弹，均遭蒋介石反对。《蒋介石图谋联合苏联，反攻大陆始末》叙述中苏交恶后，苏联曾派人联络在台湾的蒋氏父子以及蒋介石的顾虑。《蒋介石与钓鱼岛的主权争议》叙述20世纪70年代蒋介石为维护中国领土而向美国说“不”的经过。

7.胡适的社会关系。

胡适是民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大家，研究民国史，不可能不涉及胡适。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胡适的社会关系，先后发表过《胡适与国民党的一段纠纷》《胡适与钱玄同》《胡适与杨杏佛》《胡适与陈光甫》《胡适与柳亚子》等文，它们分别从不同方面勾勒出胡适的性格与面貌。

(四)蒋介石日记的研究与解读

蒋介石学习曾国藩，有记日记并利用日记自我反省的习惯。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将早年的日记、书信、文稿等交给自己的老师和秘书毛思诚保管。毛也模仿曾国藩的做法，将其中的日记编为蒋介石《日记类抄》，但从未刊行。1949年以后，毛氏后人将这批资料秘藏在墙壁中。“文革”中，红卫兵发现了这批资料，辗转上交，后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管。我在编写《中华民国史》的过程中，得知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曾对人说，要在他死后，看他的日记，中山舰事件的真相才会大白，自此引起我对蒋介石日记的关注。80年代，我在中国第二历史档馆无意间读到了毛思诚原藏的上述资料，其中《日记类钞》收有蒋介石中山舰事件期间的日记，我便结合该馆收藏的中山舰事件档案等资料，写成《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该文发表后，胡乔木认为“不可多得”，是具有“世界水平”的好文章，并在接见我的时候说:“你的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此文后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优秀科研成果奖。2002年，我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蒙中央统战部华夏英才基金会资助出版，但迅速受到少数“左派”的攻击。有网名“秀龙山人”者，冒充“一批老红军、老八路军、新四军、老解放军战士”之名上书中央，毫无根据、无中生有，指责我的书吹捧蒋介石为“民族英雄”，企图借此攻击邓小平及其改革开放政策。他们又在所谓“工农天地”的网站“主人公论坛”上对我进行长达两三个月的批判，同时在老干部中征集反对我的签名，有关单位已经准备撤销我当时的兼职———《百年潮》杂志主编。在此情况下，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院长奉命审读了我的书，提出了是一本“扎实的学术著作”，“是研究不是吹捧”的看法。中央有关领导同意这一看法，院里指派院秘书长朱锦昌和我谈话，鼓励我继续研究。

2015年，重庆出版社准备再版《蒋氏秘档和蒋介石真相》一书，我为了以2002年被攻击时的原貌示人，决定除改正个别错字外，不做其他更动。其后，出版社送审再次获得有关部门批准、通过，并于同年11月出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蒋介石日记类钞》起于1919年，止于1926年，时间有限。后来我在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文物中发现《困勉记》《省克记》《学记》《爱记》《游记》等未刊著作，均摘自蒋介石日记，但时间下延至1942年，内容较《日记类钞》延伸、扩展很多。我除了自抄外，又花6万台币请台湾学生将其余部分抄完。2006年3月，蒋介石日记在美国胡佛档案馆开放，我受邀前往阅读、研究。该日记逐年分批开放，我于2007、2008、2010年继续前往阅览，终于用十个多月时间读完了现存蒋介石日记全部，共约53年，做了比较详细的摘录。

在阅读日记的同时，我结合多年来在美国、日本以及在台北、香港、南京等地收集的大量资料，对日记进行分析、解读。2008年，这些成果的第一部分以《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为题在大陆和香港分别结集出版，该书迅速受到海内外学界和读书界的广泛注意和好评。深圳的一家报纸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评委一致评之为当年“十大好书”中的第一本，接着沈阳《商报》也将之评为“十大好书”。但是，深圳的评选结果在公布前就奉命做了改动，沈阳的评选虽未撤销却决定不宣传。直到第二年，该书才被中国图书评论家协会及全国31家媒体联合评定为“十大图书”，经有关机构认定，公布并作了宣传。与此同时，该书获“香港书奖”。2010年《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第二集出版，该书在广东省委主办的南方读书节中获“2010年最受观众关注的历史著作奖”。2014年6月，《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三集《还原13个历史真相》出版，很快被《亚洲周刊》评选为当年“十大好书”。2017年10月，第四集由香港三联书店首先出版。

过去在国共两党的生死斗争中，蒋介石被定位为“人民公敌”，人们是喊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投入革命的，但是蒋介石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与中共有过两次合作，领导过北伐和国民政府抗日，退守台湾后虽仍坚持反共，一度实行白色恐怖，但他认真反省，力图革新，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反对台独，坚持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立场，为台湾的经济起飞打下基础。在中国近代史上，他是一个重要的人、复杂的人，又是一个既有大功，又有大过的人。2011年10月，当时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即曾宣布，中国人民要“增强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终结两岸对立，抚平历史创伤”。在这样的形势下，充分掌握资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研究蒋介石的一生，给予其科学的、准确的评价和历史定位，将不仅有助于提高中国近、现代史的科学水平，也将有助于两岸和平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有助于全民族的团结、和谐和国家统一。

我对蒋介石日记解读的成果部分已见上文所述。其他可资参考者一是对蒋介石生平和思想的叙述和分析，如《蒋介石的早年思想》《天理与人欲的交战———宋明道学与蒋介石的修身》《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苏联之行》以及《蒋介石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文。后文说明上海证券交易所为孙中山倡办，蒋介石由于受到金融资本家的压迫，促进了其社会改造思想的萌发。另一是对蒋介石婚姻、家庭生活的叙述与考证。《关于宋美龄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的“绯闻”》论证流行于西方著述的“史实”实际上是“谣传”，《宋美龄的巴西之行与蒋介石的“婚外情”传说》论证流传于战时重庆的有关说法同样并非事实，和当时美国人要蒋介石交出军权密切相关。

重庆出版社除再版拙著《蒋氏秘挡与蒋介石真相》外，又于2015年9月重新选文，配置插图，出版“插图增订版”《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1)》，成为拙著的一个新系列。现在，这个系列的第二本也已和读者见面。

有意思的是，我的蒋介石研究在受到大陆少数“左派”人士攻击的同时，还受到台湾和海外极右派的批判。2014年10月，台北博大出版社出版《最后的侮辱》一书，副题虽称《中共学者阅读〈蒋介石日记〉文章点评》，全书十余万字，而实际“点评”的却只有我一人。该书指责我对蒋介石“进行再侮辱与再否定”，“假肯定和大否定”，“公正地丑化蒋介石”，“恶化、妖魔化、流氓化”，“蓄意污蔑”，“永恒污蔑”，“包藏祸心”，是“阴险学术行为”，“真不知人间还有没有‘羞耻’二字了”等等。我很希望近年来热衷批判我的蒋介石研究的几位朋友，把这本书找来读一读，想一想。

(五)民国史之外

我做学问，反对浮光掠影，主张深入沉潜;但我也不主张过于狭窄，所以在以主要精力从事民国史研究之外，我也做一点其他方面的研究。其中，稍可一述的是关于宣南诗社、戊戌政变和政变后的改良派以及关于青年鲁迅的研究。

宣南诗社本是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的一个并不很著名的文学团体，但是由于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将它和禁烟运动、维新思潮联系起来，因此受到学界的重视。我遍阅当时有关人物的诗文集，查清了这一诗社的沿革，发现范说不确、错误颇多，因此，写成《关于宣南诗社》一文，纠正了范说之误。

1985年，我在日本阅读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那时，我正研究辛亥革命，在连续多日读了十几卷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后，本可得胜收兵了，但是我突然觉得应该看看戊戌变法的有关档案。于是，转动卷轴，继续搜寻。忽然，阅读机的屏幕上出现了毕永年的日记———《诡谋直纪》。在这份资料中，毕永年以当事人的身份揭露了康有为曾经有过的一项“武力夺权”密谋———包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我意识到，我有了重大发现，心头一阵惊喜，立即将它复印下来。回国后，我广泛查阅相关资料，经过多方考证，确认了毕永年所述的真实性，于是写成《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一文，发表于1985年9月4日的《光明日报》上。这篇文章，当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作了广播。它迅速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有人誉之为“将迫使戊戌变法史作重大改动”。

证明了戊戌时期康有为确有“捕杀西太后”的密谋之后，紧接着便发生了一个问题:康、梁生前多次矢口否认此事，为什么?我又继续查阅相关资料，终于从梁启超写给康有为的密函中了解到，原来师徒二人在事后订了“攻守同盟”，决定终身保守秘密。这样，这一事件就板上钉钉，铁案如山了。

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是戊戌政变中的重要事件。对此，袁世凯的《戊戌纪略》和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都有记载。多年来，人们相信梁启超，怀疑袁世凯，结果陷入迷宫。许多问题磗格难通，矛盾而不可解。我经过考证，认为袁世凯的《戊戌纪略》虽有掩饰，但所述基本可信，因此，政变史上长期聚讼不休的若干问题已经可以廓清迷雾，还其本相。

除了坚持不懈地找寻相关资料外，还要善思，寻找各种资料之间的联系。我在日本国会图书馆中找到过唐才常写给日人宗方小太郎的一封信，表面上谈的是到湖南“开办学堂报馆事”，但用词很严重，有“此举颇系东南大局”等语。我以为其中必有隐情，于是，进一步查阅宗方小太郎日记，终于查明，原来指的是维新派的一项“举义”计划———在湖南发动，然后引军北上，略取武昌，沿江东下，攻占南京，再移军北上，几乎和太平军的进军路线一模一样。

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还有几封情报人员暗中抄录的梁启超等人信件。信中用了不少隐语，抄录者辨识中文草书的能力又低，满纸讹误，但是我粗读之后即感觉不是寻常信件。于是反复阅读，反复揣摩，终于弄明白，那是1908年光绪皇帝去世之后，改良派秘密动员在北京的满族亲贵诛杀袁世凯的密札。

我对改良派的研究一直断断续续。1996年，我访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读到了那里收藏的康梁未刊信件，其中有一通梁启超函札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经研究那封信反映出辛亥革命时康有为曾企图联合满族亲贵推翻袁世凯内阁，控制中央政权。

政治斗争有时以赤裸裸的形式浮现于世人面前，有时则深藏于铁幕之后，当一个历史学家能钩沉索隐，探幽解密，将深藏于铁幕之后的政治斗争拉到光天化日之下时，我想，那一定是很愉快的。

关于青年鲁迅，我曾将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写过《斯巴达之魂与近代拒俄运动》等札记，解决了鲁迅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除了写书、写论文之外，我有时喜欢写点小文章，就某些历史事件、人物、现象，或议论，或叙事，或考证，颇得纵横挥洒之乐。此类文章约一百余篇，已结集为《横生斜长集》，1998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2017年，我为东方出版社主编《名家读史笔记》丛书，已出邵燕祥、陈丹晨、王学泰三种，现拟改名《名家小文丛书》，继续出版。

(六)我的历史追求

历史反映人类社会已逝的一切，因此忠实地再现历史本相是史学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任务。但是，历史本相并不是一眼可见、一索可得的。它需要历史学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充分掌握一切可能掌握的资料，经过严密的考证与分析，才能比较准确地再现出来。因此，我在国内外访问，所至之处，第一任务都是收集资料，特别是未刊的函电、日记、档案等手稿或未刊稿。当地有什么，我就看什么，从不为自己的研究划地设牢。因此，我的大部分文章都建筑于此类资料之上。经验告诉我:资料浩如烟海，是研究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的困难，但是也是其方便和幸运所在。只要细心访求，锲而不舍，许多谜团、疑案常常可以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

说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再现历史本相，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可以不要思想、没有观点、纯客观地记录一切。相反，历史学需要说明历史、解释历史，寻找规律，做出价值判断。但是首先必须弄清、写清史实，还原历史本相。对历史的解释可以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然而，历史事实却只有一个。我认为，可靠的史实是产生一切历史判断、结论的源泉和基础，也是检验历史著作的真理性和科学性的唯一标准。历史是科学，不是工具。不是让历史去适应某种既定原则，而是既定原则只有在符合历史时才是正确的。历史学家笔下的史实要能经受不同立场、不同时期的读者的挑剔和检验，争取做到:你可以反对我的观点，但推翻不了我揭示的史实。历史学家可以有自己的爱憎，但是要力求忠实于历史，不虚美，不隐恶，做到爱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恶。

民国史充满着政治斗争和党派斗争。当时，没有一个党派不认为自己是真、善、美的化身，不认为政敌是假、恶、丑的典型。今天的历史学家有条件超脱一点，也有条件看到各党、各派、各方留下的资料，因此，看问题既要深入历史之中，又要超脱于历史之上，抛开各种恩怨情仇，跨越个人感情、经验、经历的种种局限，力求全面、公正，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好说好，有丑说丑，既不盲从前人，也不跟风向，不避时忌。既往的观念、认识、结论有的正确，有的则需要根据可靠的史实重新审视，加以修正。民国史上这样的问题很多。当我们只面对史实、面对科学时，民国史的面貌是会有大的变化的。

(七)入选中央文史馆馆员和荣誉学部委员

我于1998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可惜当年10月，我到德国开会，没有能亲自接受朱?基总理颁发的聘书。2002年，我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院学术委员会成立于李铁映担任院长期内，其成员均是有较大学术成就的知名专家、学者，一般都当过所长、副所长或党委书记一类职务，目的是延长这批离开行政职务的老专家的学术生命，充分发挥其余热。我一生和“长”字无缘，连小组长都没有当过。据同事雷颐告诉我，他在院里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言，对学术委员会成员是清一色领导干部的状况提出过意见，这大概就是吸收我参加的原因吧!2005年3月，院学术委员会改名为院学术咨询委员会，我被遴选为该委员会的第一届委员。2006年，院里酝酿成立学部，规定学部委员从在职研究员中遴选，荣誉学部委员从已退休的研究员中遴选。我当时尚是在职人员，按照院务会议通过的《院学术咨询委员会章程》的规定，每届任期三年，在任期间不离休，不退休，因此，我的退休时限应在2008年2月，不过，在2006年7月学部正式成立时，我还是作为已经退休的人员被宣布为荣誉学部委员。像我这种情况的还有原哲学研究所所长陈筠泉、原法学所所长兼政治学所长刘海年。我们提出过意见，有关领导也认为意见有道理，但改变决定很困难，于是，一直在头上戴着“荣誉”的帽子。2012年8月，我时届76岁，和陈、刘二位同时奉命退休。

古人有学书不成则学剑的例子。前些年，回忆自己由文学、哲学而研究历史的过程，有《生日杂感》小诗云:华发飘萧已满颠，童心未改壮心迁。聊拨雾霭观丘壑，漫卷风涛入史篇。我由学文而治史，并不后悔，相反，却感到自己走上了一条更为宽广的道路。

多年来的治学经历使我感到:学术上有不同观点是正常的、普遍的。人类的全部学术史都证明了百家争鸣是寻觅真理、发现真理的正确通道，而一家独霸、排斥异见只能僵化、停滞，扼杀新机。历史学的发展，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其科学水平的提高，真实性水平的提高，只能依赖于对史料、史实的辛勤收集和正确解读，依赖于不同观点之间的平等的、心平气和的争鸣和讨论。日前，东北某刊创刊四十周年，其编辑人员专程到北京访我索诗，有感而为之赋七绝一首:为求春色满天涯，喜见群芳斗彩华。不作鸦声强噪耳，和鸣共奏百音佳。

自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提出以后，似乎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甚至有一段时期，都不大提起了。我觉得，中国学术、文化的繁荣仍然有赖于这一方针。

作者：杨天石，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来源：关东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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