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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2 04: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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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高考【下】
第二次高考，及前前后后
一
落榜后的彷徨
刚得到不录取通知那几天，脑子里一片乱麻，我在家里窜来窜去，手足无措，像个无头苍蝇，不知干什么好，不是学生了，该干什么？
外语中断不学了？自学行不行？有用没用？我把原来订过的苏联《少先真理报》翻出来，胡乱找了几篇文章，埋头搞了几天，翻成中文，至于目标是什么，自己也不太清楚。翻出来的几篇文章，自己看都没劲，不到一星期，劲头就没有了。
时间很快过去，都九月了，过去早该去上学了，现在却呆在家里没事干,心里“空捞捞”的，去找同样“不予录取”的朱豫筑，商量下来，先去找点临时工来干干再说。
高考发榜之前，我和朱豫筑在省府北街和省人民医院的基建工地上去抬过砖，那里的一个小包工头觉得我们干活实在，曾经要我们去他那里当“中工”，虽然不是什么正式单位，但那小包工头搞这一行时间久了，路子熟，我们觉得跟着他可以混一段时间。
“中工”干的是重体力活，主要是抬砖。砖块码成方柱形，六块一层，六层或八层，两百多斤，粗棕绳捆好，两人用杠子抬。从汽车卸下来的地方抬到工作面去，很需要体力，如果抬到二楼、三楼去，一般人干不下来。“中工”虽然得到的报酬不及干技术活的“技工”，但比给“技工”当下手的“小工”要多。
“中工”抬砖或者其他重物，都要喊号子，在省府北街干“中工”时，几个比我们年纪稍大一点的老“中工”喊的号子还好听，我也学会了：
喂喂哩好来——
喂哟喂，喂哟喂，喂哟喂哟喂哟喂哟，喂哟喂
……
找到那个小包工头说好，等他把新工地的事联系妥了，就去他那里当“中工”。当然，一辈子干“中工”还是不太甘心，一时之计，总不能老闲在家里，至于以后怎么办，不知道，走一步算一步。
去小学代课
没想到一天早上，易秉珍老师叫留校的张雯来家里叫我，要我马上就去她那里。本来老早就想去看望她的，但高考没有录取，无颜见恩师，鼓不起勇气去，现在竟然是易老师要我去她那里。
我赶到五中，见到易老师，她把苏联朋友寄给我一本书交给我，书寄到学校时，我已经毕业离开，她为我代收了，那是一本精装的苏联中学文学课本，封面印着俄罗斯民间传说“三勇士”的油画。
易老师还有更重要的事找我，原来，贵阳市初中开设俄语课了，急缺俄语老师，要在这届高中毕业生中找一批，她推荐了我，五中已经把名单送到贵阳市教育局，易老师要我赶快去。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才十七岁，又是落榜生，能去教中学？看易老师那样热情，我勉强答应去一趟。
来到小十字白沙巷的教育局，进大门上二楼，一个房间里面已经有十多个人在那里了，看来都是各个学校推荐来的，有的在填表，有的在办公桌前接受询问。
一看要填表，心里又凉了，再看坐在办公桌后的那个人，一脸严肃，手里拿着人家交上去的表，眼睛只看表不看人，像在盘问什么，我更没了自信。易老师了解我、看重我，这个陌生人会这样吗？我怕看脸色，怕看到轻蔑的眼神，怕被回绝伤自尊心，始终没有上前去领表，在房间的角落里站了十多分钟，悄悄转身走了，没人发现我进来，也没人注意我离开。
过了两天，五中又来通知，学校可以给我们没有考上大学的介绍工作。
那天我们班去了十多个人，老师把需要人员的单位告诉大家，由自己选择，有蔬菜公司、缝纫社、搬运联社、云岩区和南明区文教科，等等。
朱豫筑选择了搬运联社，他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有四个弟妹，老师介绍说那里工资一去就是36元，还可以加计件工资，尤其是粮食定量高，42斤，我们已经不再是学生，作为“无业居民”，粮食定量由31斤减为24斤，这几乎多出一倍的42斤定量极有诱惑力。
赵銓也选择了搬运联社，陈雨金个头小，体力弱，选择了蔬菜公司。
到区文教科是当小学代课教师，报酬24元一个月，我没有多犹豫，决定去那里，前几天没有勇气去中学试一试，已经有些后悔，再也不能放弃这个机会。
说到职业选择，从高二以后，我一直很羡慕在食堂工作的人，成天胡思乱想，将来能去从事这个工作多好，肯定可以吃得饱一点。但胡思乱想归胡思乱想，真到这时刻，别说这次学校列出来的没有食堂之类的工作，如果真有我也未必会去，搬运联社定量虽高，蔬菜公司近水楼台也许能多得一点干菜，我都没有考虑，“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意识还在心底，教书，就算是教小学，总归是斯文职业。
我们班愿去当老师的有六、七个，多是女生，男生就我和谢銧，从学校出来，我们几个选择到云岩区教书的就直接去了云岩区文教科，那里离五中不到十分钟路程，在毓秀路云岩区政府大门对面。
接待我们房间不大，低矮简陋，普通民居房改的办公室。等候文教科科长到来时，有点无聊，我浏览起糊墙的旧报纸，发现有一则新闻报道，说某个县——记不得是哪个县了，大丰收，实现了“千斤县”的奋斗目标，我对一旁的谢銧说，这个“千斤县”不假，可能只剩一千斤粮食了。
文教科科长姓游，推着一辆旧自行车从外面赶回来，进门二话不说，从三抽桌里取出用人计划，给我们一一作了介绍。几个知名一点的学校都只有一个名额，一个叫新建南路小学的学校需要两个老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所学校，但我和谢銧决定一起去那里，刚踏入社会,结伴而行当然好。
“连升三级”与走向成年
第二天早上，我和谢銧一起去新建南路小学报到，新建南路小学綦朝芸校长接待我们，当场安排我们的具体工作。
先安排谢銧，谢銧比我大三、四岁，比我成熟得多，原来是我们的班长，歌唱得好，文字功底也不错，作文经常受到老师夸奖，他被安排到四年级教语文。
轮到我，綦校长问我愿意或者能够教哪些课。我事前没有什么准备，不知该教什么，就回答了一句“随便教哪样”。
“能不能教音乐？”可能看我太小，不打算安排我教主科。
“可以。”我马上点头，很是自信。
“能不能教体育？”
“可以。”我也没有迟疑
这样，我被安排上六年级三个班的音乐、体育，课时不够，又加了这三个班的“自然”课，都属于副科。
“自然”课上下来，自己觉得勉强过关，体育课则比较顺利。
体育课没有大纲、教材之类的东西，也没有人给我具体明确的规定，课安排给你了，该怎么上，由你自行决定。
除了篮球场，学校没有其他体育设施，至于体育器材，有几个篮球、排球，几副羽毛球拍，几根跳绳。
第一节体育课，进行基本队列训练，这是小学时老师上体育课的基本手段，我用上了，之后，女生跳绳，男生跟我学习篮球运球投篮基本动作，我足球技术还马马虎虎，篮球不怎么行，教教小学生还过得去。
下课前几分钟，我把男女同学混合编队，分成两组，以篮球场的两端为起点，搞接力赛跑。
没想到这接力赛跑这么成功，学生竟这么投入，“加油”声不断，赛了一遍还不过瘾，还要再比高低，下课时间到了还不罢休。这下可热闹了，其他班学生下课了，操场四周，教学楼走廊上，满是围观的人，好些人成了义务的“啦啦队员”，欢声雷动。
一位中年女老师笑着对我说：
“这学校头好久没像这样热闹了叻！”
这位叫杨显芝的老师，是六年级（二）班的班主任，教数学，第二学期是她把我要去，给她那个班上语文课。
音乐课也没有教材，也是你怎么上都行，至于器材，全校只有一台旧风琴，放在办公室里，也只是个摆设，没见人用过。
最成功的，还是音乐课。
没有具体要求正好，我自由发挥，把我最爱唱的，认为最适合学生唱的，全部拿了出来。
开始还打算教一点音乐常识，后来看学生学唱歌的兴趣大，干脆让他们速成学歌，把歌词抄在黑板上，边教谱边唱词，直接一句一句地教，差不多了就连起来唱，一首歌很快就被学生掌握了，一堂课一首歌还不够意思，他们甚至要求学两首。
我喜欢外国音乐，教的外国歌曲自然比较多，苏联的、东欧的、北欧的、澳大利亚的：
河那边草原呈现白色一片，
好像是白云从天空飘临
你看那周围雪堆像冬天，
这是我们在剪羊毛，剪羊毛。
……
摘下一朵花，美丽可爱的鲜花，
这是多么美丽呀，多么美丽呀!
哪年，哪月，哪个时辰，
亲爱的少女呀，你来猜猜看！
哪年，哪月，哪个时辰，
烦恼苦闷完全消散，快乐又悠闲？
……
那清脆的童声使我陶醉，他们非常喜欢我的音乐课，我也十分喜欢教他们唱歌。
聂耳的歌曲我也教了好几首，把他那“不怕你关山千万重”激情，尽我所能传导给学生。
一次，在六（二）班上音乐课教《毕业歌》，学生教会后，我又在副歌部分指挥他们轮唱，学生们兴致更高：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
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此刻，下课铃响了，大家还在唱，不肯停，教导主任杜瑞煌推开门，告诉大家课间操马上就开始，催促我赶快下课。越是催促，学生们唱得越欢，唱得震天价响，外面高音喇叭里的音乐声完全被压下去了：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
歌声一浪高过一浪，不断地增长，我的激情也被带动起来，指挥的双臂高高扬起，左一下右一下，挥舞得更加有力，好像真要把这“巨浪”推上天去似的，站在门边的杜主任也无奈地笑了。
不知不觉间，学校的老师们与我这个娃娃老师相遇时，主动与我打招呼了，连一向冷峻矜持的綦校长，也开始投给我她那难得一见的微笑。
我和谢銧去之前，新建小学几乎都是女老师，大都在中年以上，还有三个老奶奶，仅有三个男老师，杜主任、搞总务的老陈和代课的刘老师，——后来知道，他们三人都背着“包袱”，杜主任原来是大西门小学的校长，五七年反右，犯了点错误，妻子划为右派，在羊艾农场“劳教”，老陈和刘老师都有“历史”问题，老陈是浙江人，听说50年代初差点去了还是国民党控制的舟山群岛，刘老师则在抗战时参加过“青年军”。
谢銧，体检发现有肺结核病灶，没能参加高考，他一心想病愈后再去考，到新建小学教书，对他来说只是权宜之计，人又比较老沉持重，与学校里的人交往不太主动，我十七岁，还算个“未成年人”，成天乐呵呵的，不知不觉间成了学校里上上下下都还欢迎的人。
第一学期期中考试后，五年级语文老师刘孝宽生病住院，綦校长要我接任，让我上主科了。
也许语文课的上课效果还可以，学期尚未结束六（二）班的班主任杨显芝老师就要我下学期去她那班上语文课，领导同意了，这是新建小学首届毕业班的把关工作。
“随便加什么课都可以，音乐课一节也不能少。”我对綦校长讲了我的条件。
接手六（二）班的语文课不久，我就别出心裁搞“改革”。
六年级面临升学，作文考试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我觉得这是该抓的重点。向班主任杨老师提出一个建议，重新安排座位，至少作文课这样办，前后排的四人为一组，优秀生与中差生搭配，老师出作文题后，这四人不离座，前排的反身回头与后排的开小会讨论，十分钟之内拟好共同提纲，再重新坐好，独立写作，当堂交卷。
杨老师非常支持，马上调整座位。这一招立马见效，这个班的作文水平明显提高，差生提高的幅度更大。
我还搞过一次“实地采访”作文课。
那天，为使时间充裕，事前在杨老师支持下调了课，整个下午由我安排，学生到校后，先宣布作文题“我爱延安路”，简单交代说明后，把他们带出学校，从紫林庵到喷水池，慢慢走，边走边看，绕了一圈，——那时，这段路是贵阳最漂亮的街道，有些看点，回校后先全班讨论，事前组织好几个作文好、表达好的学生发言，再按老方法，小组拟定提纲，然后自行作文。
“五一”节到来，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也当上“先进”的杜主任一起，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戴上大红花，领了奖状。
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得到领导的正式表扬。
谢銧戏称我不到一年就“连升三级”，大概是指我从副科老师，到把关任毕业班教主科语文，再到评为先进吧。
此时刚满十八岁，我正式成年了。
严重的“困难”在持续
比起前一两年，1961年冬季到1962年春天，生活更加“困难”了，无时无刻不在的饥饿感怎么也摆脱不了，严重的“困难”仍然在持续，看不到尽头，不知是不是到了谷底。
加上不再是学生，不是正式教师，粮食定量从31斤降为24斤，与无职无业的街道居民相同。
24斤定量等于每天8两米，如果其他副食品供应过得去的话，这定量也不至于天天都觉得没吃饱。那段时间，以前每月半斤肉的供应也停止了，连续两三个月没有肉食供应，蔬菜供应也断断续续的，菜场上来了点蔬菜，居民委员会来通知，凭购物证去买一点，新鲜蔬菜很难见，有的话也是牛皮菜，还有一种大家称为“脚板菜”的干菜，用又厚又粗的芥蓝菜叶子做的，说是用脚板踩干制成的，而且数量也很少，一次能买到几片。
母亲工作很忙，家里两个哥哥都不在家，大哥是地质队员，长年累月在外面跑，基本不回家，二哥在农村，也很少回来，家里几兄弟就我最大了。
食堂的罐罐饭也用到家里，倒不是怕兄弟相争，反正这样吃饭心里觉得安稳点。
一连几天都吃牛皮菜是常事，又没有什么油水，就放点盐煮来吃，——以往的食盐也没有了，市面上只有粗大颗粒的所谓“海盐”，才八九岁的六妹有时哭着不肯吃，一次，我逼着她吃，着急了还打了她一下，说：
“非吃不可，不吃还要打！”
不经意间，我发觉自己的身体也有些异样，只要用指头摁一下额头、“穷”骨头（小腿骨正面），或者手背，那里就会凹下去，形成一个青白色的小“坑”，这小“坑”要过好几分种才渐渐平复，青白色的范围也随之逐渐缩小，慢慢恢复为一般的肤色。我大大咧咧的，没把它当回事，还以此为小把戏，高高兴兴地演示给别人看。
自己的视力出了问题，有几天看什么东西都有些模糊，开始还以为是天气不好，天空总是灰蒙蒙，后来才发现自己成了近视眼，准确地说是“昏视”、“模糊视”，不过，这“昏视”现象一段时间以后又有些好转，甚至基本恢复正常。这突然降临的“昏视”，是不是长期缺乏营养所致，我没有咨询过他人。
从上高三时就开始的咳嗽此时逐渐加剧，每到秋冬，咳嗽总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止不住，记不得吃过什么药，家里也没有什么药，基本上是硬挺，等待自然好转。夜里咳嗽更厉害，经常咳得睡不着，或者咳醒过来，腹部的肌肉都咳得酸痛。
一天，夜里咳了大半夜，早晨醒来，鼻子堵得慌，觉得不太正常，爬起来一照镜子，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整个脸肿平了，惨白带青，平时的大眼睛成了两条缝，鼻梁没有了，鼻孔也小了一圈，我猛然想起了五中教我们立体几何的何老师，当然，我的这模样与他比起来，更加惨不忍睹。
我至今不明白，当时为什么还照旧去学校上班，为什么没想到休息一下，或者去医院看看，我一贯怕麻烦，能挺过去就挺过去，再说，作为代课老师，没有什么“公费医疗”，也舍不得花钱。
那天，我的语文课是第一节，一进教室，发现全班学生都惊愕地看着我，班长忘了叫“起立”，学生们坐着不动，更没有按常规喊“老师好”，——僵持了十来秒钟，毕竟他们是小孩，平时又与我处得很融洽，看着老师变成了这付模样，不明就理，也愣住了，一个男孩还发出一声古怪的干笑，但在全班的静默中也戛然停止了。
我知道，是自己的这副模样把学生们吓住了，想用微笑表示歉意，但突然发觉，我无法表达任何感情，想笑一下，但怎么都笑不出来，脸上的肌肉完全不听指挥，一点也动不了，肿僵了。
我母亲工作的环城西路小学，是贵阳市很有名气的学校，学校领导可能有点关系，那最最困难的几个月，有时能搞一点来几种代食品分给职工，一种叫“小球藻”的，持续供应过一个月，还有“营养饼干”，也分过好几次。
母亲把“小球藻”给了我，“小球藻”要每天清早到市西路蔬菜公司去取，蔬菜公司就在新建小学边上，这样，我的早餐可以增加一点东西。
那一段时间，每天上班前，我赶到蔬菜公司的院子里，把印有日期的纸片递给掌勺的人，他用笔在当天日期上划过，从一口大锅里舀出一勺绿色糊状物，装进我递上去的洋瓷漱口杯里。
这“小球藻”，比我在五中时给老师抬回去的那种稍好看一点，绿茵茵的，像煮成糊状的青苔，究竟是什么东西，是怎么弄出来的，不知道，也没有去打听，这东西绝对说不上好吃，也不能说无法下咽，可惜的是只供应了一个月，不知什么原因没有继续下去。
“营养饼干”，原料估计是麦麸或其他代食品，黑乎乎，不规则的小块，又硬又粗糙，不像是正规食品厂生产的。如果领得“营养饼干”，晚饭后母亲就用旧报纸上包几块，给我带回新建小学作第二天的早点，——我有一段时间晚上住在学校办公室用文件柜隔出来的一个小间里，这样可以把第二天的一两早餐节省下来加在中餐上。不过，母亲绝对不知道，每次我一出家门，还没走出通向延安路的小巷就已经忍不住了，打开纸包把“营养饼干”取出来，开始还自己骗自己，只吃一块，没走到紫林庵，才两三百米的路上，那四、五片“营养饼干”就全部咽下喉咙了，那可是刚吃完晚饭啊！至于第二天早上怎么办，完全顾不得了。
1961年12月，代课工资发下来，二十四块八，多出来8角钱。原来，代课费每月二十四元是按每月30天，每天八角算的，12月有31天，自然是二十四块八了。我问负责总务的老陈，那十月份为什么没多发八角钱，他说，你们九月中旬才来，十月份两个月一起发，四十八块算是照顾，没扣九月那半个月，也没多发那八角钱。
多了这八角钱意外之财，我心里一直在斗争，以前，包括高中时做临工所得的报酬，我一分不少，全数交给母亲，而这次，不知怎么鬼迷心窍，因为听说大西门原来的菜场那里有黑市，有吃的东西卖，总想用这八角钱在那里买点东西吃。
像干什么坏事一样，揣着这八角钱去了大西门菜市场，那里空空荡荡的，没有什么买东西的，也没有什么买东西的人，转了一圈在飞山横街路口上看见一个中年男人蹲在路边，面前的旧报纸上摆放着两个洋芋耙，跟小时候吃过的清明粑差不多大小，问过价钱，刚好要八角，我犹豫了一阵，递上钱，抓起洋芋耙，塞进嘴里一口吞下，味道都没好好尝出来。为这八角钱，那几天我都不敢正眼面对母亲。
这件事是我一生的隐痛，愧对母亲，也愧对弟弟妹妹。
这种事还发生在我学生身上，六（二）班有个名叫王小珍的女生，有一个月，也在教师食堂搭伙，得知我也在那个食堂，托我每早上给她捎带早点。早点是一块小小的发糕。一天早上，自己也不明白，领了发糕去学校，路上吃了自己的那块，竟稀里糊涂地把给她捎带的那块也塞进嘴里一口吞下了去，顿时怎么后悔都来不及了。
第一节课后的课间，王小珍照例来到办公室门前，倚着门框，笑眯眯地叫了声“涂老师”，等待她的发糕，我无地自容，只能用谎话骗她，说今天去迟了，发糕完了，食堂答应明天补。第二天，我把我的那份还给她，自己只能饿了一上午。
这事我一直心存羞愧。2011年，为庆贺我从教五十年，原新建小学六（二）班的一些学生来看望我，其中有王小珍，我向她提起这件事，真心的向她道歉，可她惊讶地说：“没有这事吧？”
再次参加高考
1962年“五一”刚过，就在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后几天，谢銧约我同他一起去参加高考。
谢銧的家庭出身是“城市贫民”，应该属于政策上团结的对象，当年被弄到工业一中，完全是因为他哥哥的问题，他哥哥谢镇1949年以前是中共地下党学生“进步”组织的活动分子，以后在贵阳市团市委任职，“反右”运动成了“右派”，由于他哥哥哥在贵阳市有些名声，谢銧也沾光被送进了工业一中。就政治条件而言，他在我们班上算不错的，又是共青团员、班干，加上他非直系亲属的哥哥已经“摘帽”，按理说，他不该属于“不予录取”之类，但当年体检，发现曾患肺结核而尚未痊愈，失去报名资格。他一直想考大学，“五一”前特意去作了体检，肺部已经没有问题，消除了参加高考的障碍。
我有些犹豫，一是觉得我同谢銧家庭情况不一样，对通过“政审”关没有丝毫信心，二是这一年的工作已经让我有点舍不得离开新建小学了。
谢銧一直用传闻的陈毅“红专”问题讲话鼓励我，说政策有调整，今后不光讲政治，还要看业务。此前，我从我大哥那里也听说过这事，虽然疑虑重重，还是有些动心，毕竟继续求学的愿望在我心底从来没有泯灭过，几番思考后，我答应同谢銧一起再去试一次。
我们一起去找綦校长，要她同意我们参加高考，——这次报考，不是应届生，代课不算正式职业，我们只能以“社会青年”的身份报名。“社会青年”的政审证明，无业在家的，由居住街道出具，代课的，由所在学校出具，这是高考报名必不可少的条件。
綦校长显然不愿意我们离开新建小学。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们说，学校已经打了报告，把你们转为试用教师，代课时间算试用期，下学年开学就可以转正，文教科已经同意，上报区政府了。名额难得，再说，你们在这里干得很好嘛，大家都喜欢你们。”她劝我们继续留下来。
我真觉得有些对不起綦校长，她虽平时话语不多，面相也有些冷峻，但时间长了，渐渐有种感觉，觉得她像个大姐姐一样一直呵护着我。我动摇了，本来参加高考这事一开始我就有些犹豫，决心不是很大。
谢銧可能早就察觉了我的心态，看我有点想说些什么，急忙暗地用鞋尖轻轻地捅了我两下，示意很明显，要我坚持下去。我已经到嘴边，同意留下的话又吞了回去。
綦校长沉默了一会，又说：
“说良心话，我不情愿同意你们去参加高考，还有一个原因，我有点担心因为一些其他原因影响你们的录取，说白了，你们去考，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你们再考虑一下好不好？”
我知道这话主要是说给我听的，但我没有回应，一部分原因是我不能拆谢銧的台，他的态度很坚决。
得以报考后，填自愿表没考虑报考第一类、第二类，一年来根本没看过这方面的数理化方面的书籍资料，决定再次参加高考也是五月以后的事，还是发挥俄语优势，报考第三类，但仍初衷不改，把“英语”专业作为报考首选。
五月中旬以后的一个来月，每天晚上都在我的寝室，学校的办公室里认真准备，“俄语”不成问题，“历史”对我来说也比较轻松，“语文”无法急补，到时临场随机应变就是，时间主要花费在我最讨厌，也最头疼的“政治”上。
谢銧晚上有时来学校和我一起准备功课，不过说来有些不可思议，一心要进大学，一直鼓动我参加高考的他，反而在最后一刻临阵退却了。
高考那三天，每天中午我都到谢銧家，两人一起去设在贵阳女中的考场。第三天最后一科考外语也是这样，吃过中饭，我又照例到了他家，聊一下上午的考试，准备一起去考场。聊着聊着，我发觉时间都快到了，谢銧还稳坐钓鱼台，不动声色，赶紧催他走，不然来不及了，谁知谢銧不紧不慢地告诉我，他觉得前面几科都没考好，今天下午的外语更没把握，已经决定不去了。
“你怎么不早说，我肯定迟到了。”
我有些生气了，劝了他一两句，不起作用，急忙起身往外跑。天公不作美，下雨了，隐隐有雷声轰鸣，好在雨不算太大，下一阵停一阵，从大西门谢銧家到女中也不远，跑跑停停，虽然迟到了几分钟，还没超过限定时间，守大门的连声催促“快点、快点”，我最后一个跑进了考场。
8月下旬，初中录取工作结束，新建小学第一届毕业生一炮打响，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录取率在云岩区名列前茅，我把关的六（二）班比另外两个班还好，五十多名学生仅有六年级下半期刚从外县转学来的大龄女生李文英没有考取。
新学年即将开始，学校要我给新的六（一）班办理报到登记和收费，看来还要我担当重任。学生报到那天，我突然发觉小学生一年的差距真明显，新的六年级学生比刚刚毕业的那批小很多似的，个头大都差半个头，刚接触他们时我还有些不适应。
我做好在新建小学干下去的准备，一是对新建小学，对小教工作很有感情，二是对高考，参加考考归参加考考，录取与否就不敢去多想。去年作为应届生都没录取，现在以“社会青年”身份报考，实际上算无业人员，身份又降了一等，政治待遇应该更差，录取的希望肯定比去年更渺茫。当然，高考发榜日期一天天临近，心境日渐烦乱，也留存着一丝幻想，盼望奇迹发生。
发放高考通知书的那天。一大早，已经彻夜难眠的我再也按捺不住，跑出家门，站在延安中路与公园北路的街口焦急地守侯，朝喷水池方向望眼欲穿地等待着邮递员。时间不知为什么过得那么慢，一直捱到9点多，终于，远处有绿色的身影出现了，一个女邮递员走过来了，走近了。我忐忑不安地迎过去报上姓名，从她手里接过通知书，一捏，厚厚的，心即刻更剧烈地跳动。我有经验，如果通知书很薄，仅是一张纸条，一句冷冰冰的话：“因未达到录取标准，不予录取。”今天收到的通知书，厚厚的，与去年我接到的那张薄薄的通知不同，应该是录取通知。
迫不及待，手在发颤，我当街打开信封，真的，几乎不敢相信，确实是贵阳师范学院（今贵州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被录取了。录取的虽不是我第一、第二“自愿”的英语、俄语专业，是中文系，但总是录取了，那份通知书、后还有一张淡红色的学院学生会致新同学的欢迎信，从欢迎信热情洋溢的辞句里，我已经感受到了即将到来的学校生活的温馨，仿佛看到了未来同窗学友们的真挚微笑。啊，我终于考上大学了，又成为一名学生了。
我立刻反身向我母亲工作的学校跑去，当时觉得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早尽快告诉母亲，我考上大学了。满含泪水在大街上奔跑，我要告诉母亲，我考取了，我考取了……。多年来，母亲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茹苦含辛，以一个小学教师40多元的微薄收入，抚育我们兄弟姐妹六人，生活极为艰苦却一直鼓励支持我们上进，我也始终没有放弃求学深造的理想。然而天资和学习成绩都不差的我们兄弟姐妹，没有一个能进入大学，我的三个弟妹，后来甚至没有一个能进高中。
我沿着公园北路、飞山街忘情地奔跑，一口气跑到环城西路小学，跑进母亲的办公室，热泪已经禁不住夺眶而出，呜咽着对母亲说：“姆妈，我考取了，我考取了……”泪水迷糊了我的眼睛，但我能看见，母亲眼里也满是泪水。
然而谁会预料到，事隔四年之后，我又一次失声痛哭。
入学之后，“特殊学生”的风雨历程
四年后，1966年本该毕业的我们六二级因规定必须参加“文化大革命”二滞留学校。
经过“文革”初期的一番折腾，1966年10月，打倒了“走资派”的贵阳师范学院造反派在校园举办“六六事件”【注1】展览，我刚刚利用“大串联”之机到北京、武汉等地名胜古迹“窜游”回贵阳，在同学邀约下去看了这个展览。当时的形势，我心情难得的一丝舒展，但没想到，看着看着，开始还只是强忍泪水，后来竞在展厅里失声痛哭起来，同去的同学劝都劝不住。按理说“六六事件”打反革命分子没有直接搞到我头上，这个展览所展示的东西与我没有任何联系，一贯好强的我，竟然无法控制住自己，当众大哭。这固然有对“六六事件”受害同学的同情，但更多的是自己四年大学生活屈辱心境的一次感情释放。
当然，更没有想到的是，又是几番风雨磨难，这场痛哭后四年,1970年9月，作为全校“运动后期处理”的五个学生之一，我才带着“处理决定”离开贵阳师范学院。
1962年在中国高教史上比较特殊。当时最艰苦的“困难时期”已近尾声，高等教育进行大调整，招生数量大幅度下降，全国仅录取了10万人，政策相应地宽松，成绩成为主要的录取条件。入学之初，学校大力贯彻“高教六十条”，一派重振学术风气的景象。
然而好景不长， 入学不到两个月，学期刚过期中，一个秋风骤起的阴天下午，我到教室去自习，在中文系大楼一楼教室前报夹的报纸上，看到了极为醒目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示。心里隐隐泛起一丝寒意。父亲至今仍在狱中，没有一点音讯，我初中毕业被送到专门集中“杀、关、管”子女的“贵阳工业一中”，第一次高考“不予录取”......，一幕幕阴影掠过脑海，现在要搞“阶级斗争”，我大学的日子会不会又有麻烦？
如我所料，“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示逐渐显示威力。
1963年3月，第二学期开始，入学之初那欢快的气氛渐渐消逝。
先是从班团干部那里流出让我心惊肉跳的传言，说我们六二级这届学生的录取工作有失误，不讲政治，一些本不该招进来的招进来了。
教育厅、省团委有人来贵阳师院蹲点了，重点就是我们班，班团干部常常被通知去开会，回到班上，神情凝重，听小道消息说：班里的人一一按“左、中、右”排队，分得很细，“中”还分为“中左”、“中右”，“右”是否再细分，不得而知......，每隔一段时间，他们还要根据新获得的材料调整划分等次。
一直担心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
四月初的一个下午，全班同学奉令在中文系后面的操场上集合，准备进行第一次基干民兵训练。我同大家一样，等待这陌生而新鲜的训练开始。突然，前头传来系办公室领导严厉冷峻的声音：
“涂光禄——，退出队列，你不是民兵，不能参加训练，回宿舍等候组织找你谈话！”
众目睽睽之下，我成了整个中文系唯一没有资格参加民兵的另类。
1964年，开始在学生中揪斗“反动学生”，贵阳师院的“反动学生”都是六二级的，我们班的符诗余因为苏共和赫鲁晓夫的问题在寝室里与人讨论争辩，当然未能幸免，斗争之后送去劳教了，而我，也许心存余悸，对他们的辩论避而远之，上面抓不到辫子，也许这次打击“反动学生”的名额有限，一个班只抓一个吧，我侥幸躲过这一劫。
然而，我始终摆不脱“阶级斗争”靶子的身份，上面稍有风吹草动，都有人很主动地想把我弄出来整一整。我不经意间说的玩笑话，有人会恶狠狠地说成是满怀“阶级仇恨”，侮辱工农同学；一次写作课，不明情况的老师准备用我的作文作为课堂讨论的基础材料，有人则发难称之为大毒草，字里行间找问题，准备批判；连我的一个顶头上司下乡时被狗吓了一跳，都要我交代是不是我支使的，......
“文革”初期的所谓“六六反革命事件”，班里已经打了三个反革命分子，我未参与任何活动，没有被揪出来，有人觉得“不对劲”，硬从我的一次小会发言中，截拼出一句“坚决反对刘主席”的反动口号，幸而事发在上面有“不在学生中抓反革命，确系反动学生的，留待运动后期酌情处理”的决定，我有得以暂时幸免。
多年后，有同学这样说：真不知道你那几年是怎么活过来的。
离校几年后后从水城（我任教的地）“落实政策”办公室得知，贵阳师院在毕业前已经准备送我去“劳教”三年，材料公章都盖了公章，只因“文革”到来没有执行。
也从一个同情我的梁树清老师那里知道，我是作为“特殊学生”被录取的。梁老师说：
“你要感谢党，你是经过省委领导刘子义同志亲自批准，作为‘特殊学生’【注2】录取的。”
看来，1962年入学后，政治风向骤变，“阶级斗争”大提特提，一切以此为纲，我这个“特殊学生”遭受的磨难完全可以解释了。
“文革”之初，贵阳师院借所谓“六六事件”抓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大都是积极投身运动的学生，而我，因一直置身运动之外，又被暂时放在一边等待处理，1967年底，六六届学生开始分配工作，我被通知暂缓离校，1968年到1970年，六七、六八届、最后的六九届学生也先后分配工作走了，学生宿舍已空无一人，1970年9月，我才带着《处理决定》离开贵阳师范学院。
最后才放走，其中也有我“咎由自取”的原因。1966年底，一直置身政治运动之外的我，竟然被当时掌权的造反派同学看中，发展为红卫兵，接着，1967年春天，正义冲动，我跟随造反派投身到贵阳的“四一一”学生运动中【注3】，成了“四一一”骨干和死硬分子，“四一一”遭到镇压，重新掌权的是原来的“左”派，我本来就被他们看作“异己分子”，过去算漏网，现在当然属于必须处理的对象。不过，“四一一”虽在当时罪莫大焉，但学生不打、不砸、不抢，除了头头以“反对红色政权”遭抓捕外，一般学生并无过激的具体罪行，要处理我只能用“文革”前的材料，然而他们整了好几年的材料，用在《处理决定》里的只拿得出干巴巴的几条，一是与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称父亲参加革命【注4】，为反动父亲鸣冤叫屈，二是走“封、资、修”的“白专”道路，三是爱唱外国歌曲，崇尚西方资产阶级文化。
我总算离开了贵阳师范学院，虽然分配得很远，但终于解脱了，离开这所学校后几年，每次路经那里，我都不愿看它一眼，怕勾起那心中的痛。
我的分配地是毕节地区水城县南开区保华公社，到保华公社小学只有十来个学生的戴帽初中班任教，我是那里的第二名教师和第一个大学生。
【注1】：“六六事件”：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6月6日，贵阳部分高校学生自发到贵州省委反映贵州日报的问题，被贵州省委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称为“六六事件”。
【注2】“特殊学生”：1962年高考录取了很少量的“特殊学生”，这批人政治审查不合格，但成绩较好，经省级领导批准录取。
【注3】“四一一”：1967年春，贵州造反派学生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旗号，反对“支一派、打一派”，主张对群众组织要“一碗水端平”，反对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召开省红卫兵代表大会。4月11日，这批学生冲击了省革委会强行召开的省红卫兵代表大会，自此称为“四一一”派。“四一一”派一时声势浩大，深得群众支持，以李再含为首的贵州省革委会以“反对红色政权”，“搞资产阶级大民主”为名实施打压，定“四一一”为反动组织，成立以国防三线建设011基地人员为主的“八一八”兵团，于8月18日进驻贵阳，以武力镇压，即所谓“踏平‘四一一’”。两年后，1969年底，贵州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倒台，“四一一”平反。
【注4】我父亲涂月僧，湖北黄陂人，抗战期间在贵州国民政府任职，1948年受中共南方局派遣回贵州打入国民党省保安司令部从事地下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曾任贵州省复原退伍军人安置办副主任等职，“肃反”被“隔离审查”（后转捕），“文革”后彻底平反，任贵州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省政协常委，被誉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贵州省、贵阳市的党史文献对其为“解放贵州”所作的贡献作了充分记载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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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2 04:0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