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秉铎、敖艾莉：我们的文革纪事 1-12（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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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生活剪影

                                                  一一"文革"记事之十一

                                             敖艾莉

                                                                    

                      一、“文革”中的逍遥派

    “文革”中既不参加造反派，又不参加保守派，这种人被称为“逍遥派”。那个年代大学既不上课，又不招收新生，“逍遥派”无事可干，可以天天睡大觉，回家探望父母，或到全国各地串联旅游，日子过得确实逍遥。

     这是中国近百年大学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大学生活，即使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当时一些大学搬到重庆、昆明、兰卅等西南、西北城市，仍继续招生和上课。

     逍遥派开始是极少数。随着“文革”运动长年累月的搞下去，武斗越演越烈，派性斗争风暴越刮越猛，局面越来越混乱，不少人逐渐失去耐心和信心，逍遥派也越来越多。

     到1968年下半年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中央报刊接连发表文章，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知识分子必须老老实实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工宣队在学校收缴武器，拆除工事，学生们连留作记念的子弹都上缴了。红卫兵叱咤风云的时代过去了，群众组织也自行解体。学生又都回到各自的班级参加“斗、批、改”（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大家逐渐对硝烟弥漫的“文革”运动产生了反感和厌倦，开始思考“文革”对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绝大多数学生都走进了逍遥派的队伍。大家都希望早日结束这不正常的“学习”生活，踏上真正的人生征途。   

我从“文革”后的第二年1967年下半年，随所参加的“战斗团”解体，就步入逍遥派的队伍。在如火如荼的武斗战火中，我和同年级的几个女生就溜出学校，乘某厂矿群众组织的宣传车到大凉山游玩。经峨边、甘洛、一直到昭觉。一路上青山叠翠，群峰起伏，在阳光下云雾升腾，原始森林令我们大饱眼福，心旷神怡。那时正是初秋，早晚的山区还是有点冷，我记忆最深的两件事：一是彝族人晚上睡觉时抱着一只大公鸡取暖；二是山区的风很大常常将无数小石子吹到空中，形成一阵“枪林弹雨”打在身上还是很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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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民公园划船）

后来我们系的女生还联合起来经常到杜甫草堂、望江公园、人民公园等风景区游玩，划船，并留下不少宝贵的摄影照片。在欢乐的时光消磨中，可以暂时忘记社会上的争斗，以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高声喧哗的高音喇叭。

                      二、“ 32111”式的生活

“文革”中四川石油部门出了一个闻名全国的英雄集体“32111”钻井队。他们在油井突发井喷时，不怕牺牲，扑灭了大火，全队6人壮烈牺牲，21人光荣负伤，被石油工业部授予“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钻井队”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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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级的女生在公园玩）

     我们把百无聊赖的逍遥生活戏言为“32111”式的生活：“3”是每天三顿饭；“2”每天睡两次觉（中午和晚上）；“111”是每天一次小组政治学习，一场体育锻炼，晚饭后一次长时间散步。记得晚饭后三五成群的学生们就在校园里漫步，然后走出校门来到锦江边。江边尽是成群结队的学生。男生们还在江边比赛投掷鹅卵石，有一个男生力气特别大，把石头投过了七、八十米宽的江面，而且飞上对岸马路上，弹起来打在街边木板房的板墙上，发出“砰砰”的响声，引来对岸居民的一顿臭骂。

     还有学生在学校的包谷地里掰包谷，晚上用自制的“水乌龟”煮来吃。

     有一姓廖的男生，经常在寝室走廊拉二胡。有时从男生宿舍经过，会听到优美的二胡琴声。有《二泉映月》，《病中吟》等曲子，很能体现那时大家的心情，如怨如诉，如歌如吟的琴声令人遐思悠悠。该男生的二胡也越拉越好，因此大家称其为“廖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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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级女生在大校门留影）

    在这种休闲的生活中，大家都长胖了。

面对不久就要来临的毕业分配，即将走上工作岗位，而专业知识还未学到多少，大家不禁着急起来。于是开始补习无线电方面的知识。班上专门组织同学找来书本，刻印出来大家使用。几乎人人开始动手安装收音机。我和几个同学相约到郊区的三瓦窑一个无线电商店买处理的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喇叭等元件。我还买了一个塑料外壳，有的同学是自己用三层板来做收音机外壳。收音机装好了，调试技术不行，我们几个女生又到一个无线电系老师家中请教。经过反复调试，收到了不少节目信号，一番努力没有白费，大家都体会到成功的喜悦。我安装的收音机一直没舍得丢，后来我当了老师，还用这个收音机作教具，给学生讲解无线电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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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音机安装成功）

在闲得无聊时，我开始练字，抄写古典诗词，这是以往没有时间做的事，这使我写字水平大为提高。成家后，老公对我写的字极为赞赏，我俩外出开会，填写各种表格，均由我出面签名，登记。我自认为写字水平一般，但终于有了一个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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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寝室做针线活）

有的女生心灵手巧，自己买布，裁剪，手工缝制衣服，我也尝试学了一下裁剪手艺。工作后有了缝纫机，我得以给女儿打了各种样式的衣服，把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这也是那段逍遥生活中的点滴收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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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寝室吹拉弹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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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忠心”活动
工宣队进校后，开展了“三忠于，四无限”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献忠心的活动。三忠于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是：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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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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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心国家大事）

学校首先进行“早请示”，“晚汇报”仪式。即每天早上和晚上，在毛主席画像前列队站立，诵读毛主席语录，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为此每个寝室张贴毛主席像，搞“一片红”，门上，毛主席像上面都要贴一个大大的红色的“忠”字。这些“忠”字都由我们女生剪成，我们还用红纸剪毛主席头像，马恩列斯头像。我还记得“晚汇报”分小组进行，我们小组在一个男生寝室集中，大家手持红宝书&#190;&#190;《毛主席语录》，一边挥舞一边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然后一起诵读几段毛主席语录就结束了。听说在专县的一些单位，在敬祝林副主席之后又加上了：敬祝周总理红满面！红光满面！敬祝江青同志永不生病！永不生病！大家听了，觉得挺好玩。那时我们对神圣的政治运动已经开始有点不虔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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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虔诚的信徒）

    商店也进行“献忠心”活动。上街买东西，营业员要背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你要回一段语录，才把货物卖给你。听说一位老太婆上街打一斤酱油，营业员就对着她背了一段语录：“要节约闹革命。”老太太不明故理，就说：“那我只买半斤。”营业员不作解释，继续背：“要节约闹革命。”老太太说：“那我买二两吧。”营业员仍背：“要节约闹革命。”老太太终于忍不住发火了：“我买二两，还没有节约吗？”这是当时成都流传的一个真实笑话。

不久，我们听说东北地区开始流行“跳忠字舞”，大街小巷，男女老少都有要跳，甚至在有的火车站，旅客不跳忠字舞不准上车。我们正感到不可思议时，这股“跳忠字舞”的风很快就传到成都，刮进了学校。各班女生先学跳，然后教男生跳。我班5个女生，教27个男生跳。 12月26日毛主席75寿辰，早上全校在毛主席塑像前进行早请示，然后分系进行“忠字舞”会演。大家集中在大操场，列成整齐的队形，随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188;&#188;”的歌声翩翩起舞。上千学生以优美的舞姿“献忠心”，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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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什么？）

“献中心”活动还有一项就是上街游行，欢呼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也称最高指示）的发表。这些最新指示往往由中央电台在晚间8时播出，所以游行也往往在晚间进行。在震撼夜空的欢呼声中，锣鼓声和鞭炮声中大家抬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画像和最新指示的语录牌，挥动红宝书，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在欢腾的海洋里人们高呼：“北京传来大喜讯，最新指示照人心。”开始几次大家还能满怀激情，一路高呼口号，唱语录歌，唱歌颂伟大领袖的歌，跳忠字舞。次数多了，大家就有点“疲”了，热情也低落了。记得一次广播中又号召大家上街欢呼“最高指示”的发表，应者寥寥。广播中反复动员之后，参与者仍不多，不得不在广播中亮出底牌：“同学们赶快来参加游行吧！报社记者已在校门外等了很久了，游行的报道明天要登报的。”为了顾及学校的颜面，大家终于纷纷走出了寝室，进行又一次欢呼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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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锦江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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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感受爱情
    1968年底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面临即将毕业的我们，今后分配是到农村或是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前途难测。大家开始考虑今后的工作，前途，以及自己的另一半在哪里，这个时候爱情也就不期而至了。

    女生交男朋友的多起来，有少数是公开的，多数则是搞地下活动，只有几个好朋友知道。还出现因第三者介入，两男生为一女生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了一架。这件事情成为大家散步时的谈资。一位同学点评道：“情场风波”，另一同学马上接上：“醋海狂涛”，居然成了一付绝妙的对子，于是大家大笑不止。

我和李秉铎相爱是一种缘份。我们都是重庆人，考入川大物理系后分在同一个班，同一个小组里，我担任数学课代表，他是物理课代表。“文革”中我们分属不同的群众组织，因而很少来往和交谈。

1967年“5、19”中和场武斗中我和许多同学被对立派抓走，成了俘虏，秉铎曾参加抢救行动，结果身陷包围，差点命丧沙场。结婚后秉铎告诉我，当时他一门心思想救我，所以一直冲锋在前。他也感到奇怪，为什么脑海中只有我的形象，没有想到其他同学。细细想来，才发现自己已悄悄喜欢上这个女生了，“存在决定意识”嘛。但是有贼心无贼胆，不敢公开表露出来，只有心中暗恋了。

机会终于来了，一次我和秉铎，还有一位女同学一起回重庆，在火车上开始摆谈了一下。我们三人一起到北温泉游玩，然后到西师秉铎家住了一宿，那是我第一次进他的家门。过了几天，他居然用才学会的初级骑车技术，从北碚骑自行车跌跌撞撞赶了九十多里路到学田湾，找到我家来看我。我们开始来往起来。我们都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亲有一手好书法，文革初因单位一位转业军人结婚，他去帮忙写了一副字“军民团结一家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被说成是纂改毛主席语录“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因而被揪出来游街，并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直被挂着未“解放”。秉铎的父亲在“文革 ”中也受到冲击。我们可谓应了“门当户对”的古训。这至少使我们在生活习惯方面有不少共同点，省去了同化改造的过程。以后几十年的生活中我慢慢体会到这句古训包含的丰富内涵。

    为了防止被人发现，我们总是晚上约会，教学楼边的树丛，望江公园的竹林，望江小学的教室都是见面的地方。总之，哪里人少往哪里走，哪里黑暗往哪里钻。就像诗人顾城所写的：“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次约会时，他要求和我握一下手，这是我们第一次握手。我问他有什么感觉，他说：“是一只又小，又软，又温暖的手。”我则感到他的手是一只又宽，又硬的手。

    我们在一起谈各自的家庭，谈对“文革”中各种现象的认识，谈古今中外的故事，谈诗词，猜谜语。在“黑夜”中寻找光明，寻找生活中的乐趣。在消极、枯燥的生活中寻找激情，得到继续航行的动力。

一次晚间在理科大楼后面漫步时，终于被同班的几个男生遇见而曝光，“地下活动”也就转变为“公开活动”了。我们俩结束“潜伏期”，大白天一起上了一次街，第一次有男生请我吃饭，秉铎大方地点了好几样菜，我们都未能吃完。不过这一次他是“吃小亏占大便宜”，从此我被“套牢”，为他做了几十年的饭。

我的大学生活剪影----“文革”记事之十一（3）



                      （憧憬未来）

1970年我们赴军垦农场劳动，随后不久按照清华大学的大学生分配原则：“远分双，近分病，不远不近分光棍”，我们被分配到贵州工作，结束了逍遥的生活。离开学校后，首批工农兵大学生随后就昂首阔步跨进大学校门。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有意思的是：八年后秉铎又重新考回四川大学进修，那时已恢复了高考招生制度，在校园里他遇见了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正是风水轮流转，大学里又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我的大学生活剪影----“文革”记事之十一（3）



                             （走出校门）

                                          2009年12月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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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敌伪档案

　                                                                                                     　文革记事之十二

　　　　　　　　　　　　　　                                   李秉铎

     “文革”中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就是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这种方式，把“文革”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派分子、特务、叛徒、走资派、国民党残渣余孽&#188;&#188;来一次大清查。许多单位相继组织了“劳改队”，隔离看守“劳改人员”，每天早、晚让他们排着队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白天和单位群众一起参加批斗会等活动外，其余时间参加劳动，如打扫公共卫生，清扫厕所，在单位农场除草施肥等。

      为了配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要查阅大量的敌伪档案材料。因而各地都成立了敌伪档案办公室，调集大批人员参与这一工作。

                                 一、参加清档工作

　　我于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３日被通知参加清查敌伪档案工作，物理系抽出３０人参加，我班有３人。当时班上还有同学对我被选中感到惊奇，因为象我这种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人，父母多少都会有些历史问题的。我对自巳的家庭历史经得起政治审查感到挺骄傲，但听说由解放军组织，每天上午８：２０－１１：３０，下午２：００－５：００，要工作一个多月，这样正规紧张的生活好久未经历了，感到够呛，内心并不十分愿意去参与这一工作。

　　第二天上午，由解放军方队长，岳指导员作动员报告，并代表警备司令部清查敌伪档案办公室表示热烈欢迎我们。为了全面搜集利用价值较高的敌伪档案材料，把大量的敌伪档案材料尽快清理出来，任务重，时间紧，所以在川大、成都工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都地质学院四所大学抽调大学生组成四个工作队，进行突击。抽调的人都审查过，历史没有问题，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的。这项工作很重要，很严肃，直接关系到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解放军组织得很好，很活跃，休息时就教唱歌，好久没有象这样正规生活过了，都自由散漫惯了，到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锻炼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

　　下午警司的同志又来讲了话，要求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这是和阶级敌人斗争的大事，不仅关系到成都、四川，而且和全国都有关系。外单位、外省的来调查，有的单位要三结合干部，急需对干部历史调查清楚，乘飞机赶来，但我们的档案材料还未清理，制作的卡片中还没有查出这个人的名字，只得空手而归。我们做好了清档工作，对清理阶级队伍，对“斗、批、改” 就有很大的贡献。并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这次文化大革命比解放战争还难打。(难怪我们已停课两年半了，进行了多次战斗，死了不少人，仍看不到结束的时候。)

　　我们的工作室在一片树林掩映的一排教室中，安静隐密。第三天上午学习查档案填卡片的业务知识及保密制度。学习了《公安六条》(即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发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 。我们在查档案时对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 分子，都要一一建卡片，对政法学院毕业生也要一律建档案卡片，因为他们有可能当法官。下午实习，发下一些档案，大家讨论，提问题，基本上掌握了业务方面的知识。

　　第四天正式工作，我一天查了７卷档案，填了８张卡片。每张卡片要填写被查出人员的姓名，职务及其它信息，要写出这些材料的来源，然后要落下自巳的名字，以表示对这张卡片的材料负责任，因为这张卡片当时有可能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前途，非同小可，必须严肃认真。最搞笑的是：后来我查到一个和我同名同姓之人，他是西安某法院法官，学生李秉铎给法官李秉铎建了一张卡片，不知那位比我年纪大得多的法官李秉铎当时是否健在，是否还在大陆。不过这种几率可能是若干万分之一，因为和我同名同姓的人本身就很少，两个李秉铎在同一张卡片上出现就更少了。那时我们还没有电脑等玩意，只有动员大量人力用最原始的办法一张一张建卡片，再按姓氏笔划归纳整理。我们的任务是１万５千卷档案，有１４０多人查问阅，估计一个半月可以完成任务。

　　工作很紧张，每天按时上、下班，不能迟到、早退。解放军方队长，岳指导员每天早到晚走，言传身教，把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带到学生队伍之中，树立了学习榜样，使我们感到政治空气浓厚，和学生中那种松松垮垮，自由散漫，吊儿郎当的作风形成鲜明对比。

　　工作五天后，我们看卷３０００卷，建卡６００多张(不重复) 。据警司清查敌伪档案办公室简报消息：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在省革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上讲，明年工业要大跃进，三线建设要上马，所以必须要把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做好，要加快步伐。警司档案办公室目前已建卡片３０万张，其中落实３００多人，厅局长占５０多名，中央省部级干部１８名。方队长说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准备每周一、三、五晚上加班，因为其它各队都在加班，地质学院工作队每周加班五个晚上。

　　到１２月底，我们已查完１万３千多券，人事、刑事、公正都看完了，只剩下一些图书、报纸。图书较麻烦，有的一本杂志要建几百张卡片，有时要几天才能完成一本。为了保证质量，方队长又专门讲了一次业务知识，政策界线及我们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我看解放前的报纸，发现和解放后大不一样，除有社论、副刊、国际国内新闻报道。还有广告、蚊香、酒类、商店大甩卖、招聘信息、征婚、婚庆通知等五花八门的东西，是我们的报纸没有的。旧社会的报纸更商业化，甚至也宣扬为“劳苦大众”服务。没想到20年后搞改革开放，我们的报纸也变得五花八门的内容都有了，而且广告的篇幅绝不亚于解放前。这正应了那句老话：“历史是螺旋式的发展的。”

      一月底，清档工作告一段落，开了总结大会，方队长作了总结，表扬了好人好事。这段时间我们队共建了16万张卡片，其中叛徒800人，特务3000人，反革命分子108，000人，重复的卡片有3万多张。会后发了毛主席纪念章，每人两枚，一大一小，算是对我们的奖励。

                           二、解放军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查档期间，我们每天有半个小时“天天读”时间(读毛主席语录和著作)，每周星期三下午政治学习，和当时的军队的安排一样。第一次政治学习是学习“老三篇”。指导员讲了话，分析了我们的思想情况。然后分班讨论，对照张思德、白求恩检查自巳，克服不愿意参加查档案的思想，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落实到行动中，在遇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冲突时要想一想张思德是怎么做的，白求恩是怎么做的，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样对约束、净化我们的思想起了一定作用。

      警备司令部还给我们发票，让我们到四川剧场去听毛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话的录音。那时录音机还是很稀罕的东西，能听到毛主席讲话的录音，大家都感到很兴奋，受到很大鼓舞。连我父亲知道后都很高兴，他在信中写道：能够亲自听到伟大领袖的声音，这是无比幸福的，我真替你高兴，我也感到“与有荣焉” (有如他的儿子受到伟大领袖接见一样荣幸) 。

　　元旦后，工作的劳累使我们的“野性”又发作起来，组织纪律越来越涣散，来上班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随随便便就不来，偷偷溜之大吉。晚上加夜班，来的人更少，简直寥寥无几。

　　天气冷起来，警备司令部对我们表示关心，运了２５００斤木炭来供我们烤火。指导员对我们讲，有的人晚上不愿加班，有的还要求烤火，虽然天气冷，但主要还是思想问题。以前８.２６派围攻成都军区，静坐几天几夜，也是冬天，比现在冷多了，但没有人要求烤火。现在有火烤了，但还要从思想上解决遵守组织纪律问题。

　　我们班的班长是解放军，姓陈，以前是坦克兵学校的营级干部。连续几次上夜班时，都是陈班长帮我们把火升起来，供我们烤，而且把两间工作室打扫得干干净净。他非常谦虚，对我们很友好。他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也决心转业后把全家搬到农村去落户。在班长影响下我一直坚持上班，一次晚上加夜班，我感冒很不舒服，但看到请假的人太多，想到上班的人一定很少，就坚持去上了班，不然会觉得愧对班长的关怀。

　　针对我们糟糕的组织纪律，队长、指导员组织我们学习《元旦社论》，各班写决心书，订计划。我班订了计划，于一月底保证完成任务，保证不迟到，不早退。警备司令部的同志也来讲了话，主要针对大学生有可能下农村去工作的问题，针对我们的活思想，讲得很好，很有启发。

　　然后各班集中起来念了决心书，挑战书。并且由队长、指导员带领全队到主席塑像前向毛主席宣誓，保证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经过这一番工作，我们这一批散漫惯了的野马又驯服起来，纪律也逐渐好起来，晚上加夜班人来得特别多。

　　到月底工作结束，全队过了一次民主生活。我们给警司档案办公室、队长、指导员提了意见。主要意见是办公室对我们这种流动队不够重视，认为是临时性的，抓活思想不够。对队长、指导员的意见主要是重业务，对查档工作抓得紧，但从政治思想上关心不够。会上警司首长、方队长都表了态，说这些意见提得很好，对他们帮助很大。这个会开得很好，首先使人感到这是同志式的关系，而不是以教育者，领导者自居。这是符合毛主席“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 的教导。

                                  三、一个小故事

　　这是和我一起查档案的小刘身上发生的故事。

　　小刘在查阅一份旧报纸时，发现一份从国民党苏州反省院释放的共产党干部名单，按当时政策这些干部都应是叛徒，而革命的叛徒是最受人鄙视的。在这批名单中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这是他中学同学小贺的母亲，重庆市某局局长。要不要把这一发现告诉小贺？小刘斗争了几天，终于还是革命利益战胜了私心杂念，他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正在医学院渎书的小贺。他不知道正在做一件使他终身后愧的事。正如“文革”中两派群众辩论舌战时常用的一句经典语言：“你今天所做的，正是你今后所要后愧的。”

　　小贺得到这一消息，通宵难眠，在痛苦思考几天后，决定大义灭亲，于是给母亲单位去信，揭发了母亲。那时她母亲作为解放了的干部，局里军管会正准备把她结合进领导班子。在关键时刻这一重磅炸弹爆炸了，母亲被重新揪了出来，大会小会批斗，进了“劳改队”，工作也挂了起来。为了表彰小贺大义灭亲的革命行动，单位从扣发的母亲工资中每月支出２０元，作为小贺的生活费，小贺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受到表扬、宣传。

　　几年后，母亲的问题搞清楚了，但她也到了退休年龄，她没有再出来工作。小贺很内疚，她把母亲接来和她一起生活，想补偿自巳的过失，她感到是自巳在关键时刻从背后捅了母亲刀子而罪孽深重。母亲一点也未责怪自巳唯一的女儿，但越是这样，小贺的思想负担越放不下，小贺在自责中和母亲生活了几十年，她神经衰弱，身体消瘦，面容苍老，生活得很不开心。正如古诗所言：“嫦娥应愧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这是那个时代给人们生活造成的后遗症，单纯幼稚的小刘、小贺不应该过多地去承担那沉重的历史责任。

                                                              ２０１１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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