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瑜：和毛泽东一起行乞记（台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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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毛泽东一起行乞记
萧瑜


关于本书及作者
李中夏





在毛泽东口述，史诺笔录的《毛泽东自传》中，毛氏对其长沙时代的学生生活曾有下面的一段回忆：


“于是第二年夏天我们步行湖南全省，走遍五县，和我一起的有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我们走遍了五县，不费一文钱。农民们供给我们饮食，供给我们睡觉的地方。”


这里毛氏所说的那个和他在一起的名叫萧瑜的学生，即是本书的著者萧瑜博士。


萧博士字子升，号书同，湖南湘乡人，与毛泽东是邻县邻区的同乡。他有个弟弟，名叫萧三，字子璋，是毛泽东小学时代的同学。在去长沙进中学之前，毛泽东曾先在湘乡境的东山学堂读过两年小学。毛氏在其“自传”的“童年时代”一章中回忆东山学堂时期的生活说，那里的学生，大多是地主们的子弟，穿着很华贵的衣服……我的穿着比别人寒酸，我只有一身较为体面的衣裳。


许多阔学生都看我不起，因为我平常穿的衣裳总是破烂不堪。可是我也有阔学生做朋友，而有两个同伴特别知己。其中有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


这里毛氏所说的那个当时“住在苏联”的“作家”，即是萧子璋。


萧瑜博士生于一八九三年，与毛泽东同岁。二人系长沙第一师范不同班次的同学，总角之交。已故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在其“日记”中记叙说，他在长沙所教授过的最优秀的三个男学生是萧、蔡和森和毛泽东。而事实上这三人当时也是相互间切磋最多的好友。


毛泽东之成为马克斯主义者多半受了蔡和森的影响；这几乎是所有研究中共党史者一致的看法。但毛、蔡之结识则缘于萧瑜。


毛泽东最早从事政治活动的资本是“新民学会”，而萧博士则是该学会两个最早期、最重要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之一；另外的一个最早创建人是毛泽东。


一九一八年游学北平之举是毛泽东生命发展的一大转捩点；但假定没有萧瑜的策动和授助，当时毛氏是不会或不可能北上游学的。


民国初年，长沙学生时代的萧瑜、蔡和森及毛泽东等三人，被称为“湘江三友”；後来蔡、毛二人转变为马克斯之徒，而萧氏则成为一自由主义者。三人本来是生命、感情上的好友，而政治见解和政治立场竟活生生地把他们拆开。若从情意和友谊的观点来看，这实是“湘江三友”的悲剧。


萧氏是民国初年湖南青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的主要策动者；在全国性的勤工俭学运动中他亦扮演重要角色。他在法国学成归国後，在二十年代曾为国民党在北方从事地下工作，并曾先後在北平担任农矿部次长、北平大学教务长、华北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院长等职。三十年代初，他又离国往法，在其後的二十年中，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法瑞二国从事汉学教育方面的工作。


五十年代初，他自瑞士移居南美乌拉圭，继续其汉学教育工作，现已辞世。此书名《毛泽东前传》，由台北“李白出版社”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初版。





李白出版社地址：台北市吴兴街三九四巷二之二号四楼


电话：七○八一八一三



自序
萧瑜





本书之作非为歌颂英雄，亦非在贬责草寇。我全无此种意向。何况在我看来，英雄和草寇之间的界线有时根本就是模糊不清的。


本书所述，旨在从我记忆之仓中，选出一般读者感到兴趣，且与远东问题有关联的生平若干片断，作成正确的记录，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对我自己的同胞来说，还是对整个的人类世界来说，我都感到把某些已经为官方历史或多或少歪曲的事实记录下来，是我的责任。因为我已经看到不正确的细菌出现于书册之中。


我的记忆力是我最珍贵的天赋之一——我至今犹能熟记孩提时期之往事——在撰述本书之各章节时，当年与毛泽东相处的情景一一浮现，历历如在眼前，即使我所保存之当时的日记亦可不必参考。旧梦重温，给我带来多少欢乐时光；然而知我者皆能证明我绝不是一个做白日梦的人。


我相信本书是记述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以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之诞生和有组织的发展之头一部著作。我深信，我是唯一熟知此等事件之细节和秘密的人；而由于我并非政坛中人物，故能够公正而自由地加以揭露。


自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毛泽东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之後起，很多中西友人要求我撰写我与毛氏之间的交往……已知和未知的。于是我开始以法文写了一段当年行乞的经过。这一段故事刚刚写完，友人林语堂先生要求我撰写毛泽东早年的生活，作为他所主编之杂志的主要篇章。原来的故事很不容易缩短，于是我乃重新加以规划，而另外写出二十四章，但在我尚未写完之前林先生的杂志却已经停刊了。因此我便保有两份原稿，一份为十七章的法文稿，另一份为二十五章的中文稿；我皆欲将之完成。其时内子阅读两份原稿之後大为感奋，而表示愿将两稿合译为一本完整的英文稿。这就是本书的由来。


本书第一至第八章的故事，其中一部分是毛泽东本人告诉著者的，其馀的部份则是我们故乡的亲邻以笑谈的方式传述的。我对他的弟弟毛泽覃知之甚稔。我听说他後来成为一位红军的军官，而远在毛泽东当权之前他就被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击毙了。自从我们在第一师范聚首起——那就是从第八章起——我希望能使当年的经过清楚地重现出来。而由于自己也是本书的一个角色之故，因而能够保证字字真实。我所详述者显然只是经过选择的一些片断，因为要把我们两个人在那重要的十年中一起生活和工作所发生的事情都记述下来，乃是不可能的。


在这本记述中，从头至尾我都极其小心谨慎地保持当年谈话的真切情景。


发生于约莫四十年前之所有本书中记录的谈话，一定是被清楚地记忆着的。假定今天我们仍然讨论同样的问题时，所表陈的观点将不会有太大的不同，不过我将会把我观点更有力更成熟地表达出来。


二十年来，我阅读过不少中、日文和西洋文关于毛泽东早年的生活和中共诞生的文章和书藉。对那些夸大和荒诞的记述我常常情不自禁地窃笑不已。中共的出版物怕是在党的命令之下选写的，而共产党处理这类事情的原则是宣传重于真理。在中共出版的一切书刊中，他们通常总是避免提到我的名字，虽则我曾经和他们的领袖在一起工件，并且共同从事组织的活动。假定他们提到我时，一定要在我的名字之前加上“反动的”的字样，因为我不是一个共产党人，我的名字对他们没有好处。但在另一方面，在我的书中我都毫不犹豫地使用共产党人的全名。因为我是在撰写历史，并非为任何目的而作宣传。


本书是对中国和我个人的一个悲惨的纪念品。内子孝隐以坚强的毅力在接受一次严重的手术之前夕完成了英文的译稿。她对本书因其重要使命而将广被阅读一事具有完全的信心，然而不幸，她竟未能及见本书的出版。除了中文诗和散文之外，这是她唯一的一本英文书，她虽曾有撰写若干种英文著作的计划，但可叹的是她已不能付之实现了。本书之由叙大　（Syracuse Universitty）出版社出版固极为适当，这及为因为内子在学生时代曾经日日夜夜在叙大校园中消度过数年之故。当她因个人的画展而第二次到美国时，曾应邀在那个她所深深喜爱的城市之艺术博物馆中作过一次讲演。


本书之问世获得林语堂先生之协助良蠲而序文之赐尤见盛情。在此我要向退休的荣誉教授、哲学教授派波博士（Dr. Raymond F. Piper）和派波夫人（Mrs. Lila Piper）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派波博士曾为本书写了一篇优美的前言并制作了一简要的年表，而派波夫人为准**付印书稿化了很大的功夫。他们两人是阅读本书英文稿头一对美国朋友，而对本书咸表示热切的期待。我对叙大出版部主任贝恩（Donald Bean）、该部执行编辑梅思洛边夫人（Mrs. Arpena Mesrobian）之丰富的经验和才干至为倾心。他们二人对本书的信心已表现于他们为本书出版所作的努力之中。刊载于本书正文後面的注释系诺尔斯博士（Dr. Robert North）所作，我在这里谨向诺氏致诚挚的敬意。


我希望这本记述，对那些寻找关于中共初起之真实材料者有所参考。没有谈到的东西还有很多，可能的话或会在另一本书中记述出来。


（蒙特维多市一九五九年九月）



序言
林语堂





我能为本书的缘起略缀数语，至以为快。若干年前当著者夫妇寄居法国坎尼斯城时，我们尝作肌长而欢快的聚谈。萧氏夫妇皆是学者和画家，而萧先生对民国初年之人和事的记忆尤为惊人。他学生时代与毛泽东——当今大陆的独裁者——的交往，则是当时最动人的话题之一。


作者和毛泽东来自同一省份和地区，本书的内容自是全然可信。湖南向以出英雄与草寇着称。湖南人从不气馁。因此，这需要由一个湖南人来写另外一个湖南人。我发现著者的政治观点尽管和毛泽东极不相同，然而在这里他却已成功地写出了一个真实而公正的毛泽东生命塑造时期的传记。我相信本书兼具永久和时下阅读的双重价值。



第一章　许配毛泽东的杨开慧
杨先生有两个孩子：儿子名开智，女儿名开慧，开慧是年小的一个。她生就一副圆脸，身材异常纤巧。有些地方很像他的父亲，深眼窝，小眼睛；但肤色很白，完全没有杨先生的黝黑遗传。一九一二年当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她是十七岁，就读于长沙中学。


从那一年起，我和两个同级同学，熊光祖、陈昌等三人，每个礼拜天的早上，例必到杨先生的家去讨论功课，和杨先生的家人同吃中饭，饭後再返回学校。同桌吃饭的，除了我们师生四人之外，还有开慧和杨师母。当她们进来之时，我们只是恭恭敬敬地一鞠躬，以此代替寒暄；我们之中从无一人开口说话。在整整两年的时间中，我们每个礼拜天都在杨先生的家里吃中饭；每次吃饭都吃得很快，而且气氛肃静，连一个字也无人吐露。当然我们亦并非冷漠。我们不可能旁若无人似的坐在那里；有时我们的视线相交，特别是当我们之中两个人同时在一个盘子中夹菜时，我们只有藉眉目交通，但彼此之间却绝无相对而笑。一九一八年，当我在北平杨先生的家中用饭时，我们在饭桌上的表现仍和在长沙时一模一样。


杨先生吃饭时从不讲话，我们尊重他的肃静，所以只有尽可能地快吃。这种气氛每令人想到基督徒在教堂里祈祷时的情形。杨先生本来很讲卫生，但他不曾体验到一项事实：人们在饭桌上正常的谈笑，造成欢快的气氛，会有助于消化。


杨太太对人很和气。她烧得一手好菜，每次都让我们吃得很多。我们对杨师母的菜特别欣赏。但为了避免把桌子上的菜吃光而弄到不好意思，有时我们必须自我节制。我们向杨先生表示，我们吃饭应该付若干饭费。他说假定我们愿意这样，那是可以的，因为在某些外国的大学生也有这种习惯，但只能付一点点，作为象徵的费用，绝不能多。


我们三个总是同去同回，但有一次例外，那是在民国元年，中饭过後，杨先生送我们出门之时，他忽然让熊光祖留了下来，停一会再走。于是光祖又坐了下来，我们两个人先走了。当时我猜想，杨先生一定有什么话要单独和光祖说，而不愿意让我们听到；因此，对于那件事情我们从来没有再提过。


一九一九年，我在巴黎之时，忽然接到开慧一封长信，感到不胜惊奇。在那封信中，她告诉我杨先生的死讯。她知道我钦佩和尊敬杨先生，而她深知杨先生去世的噩耗会使我十分伤痛，因为杨先生和我之间宛如父子。她信中充满了忧伤。我们彼此之间从不曾交谈过，这封信是我接到的唯一的信。在那封信的未尾，她说她正动程返回长沙，但却未告诉我通讯地址：因而，我也无法写信给她。


一九二○年毛泽东回长沙之後，便和开慧结了婚。他们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曾经留学莫斯科，非共的中国都管他叫“毛王子”。不过，开慧却并非毛泽东所爱的第一个女人。在我们同学圈的朋友之中，有一位芳名陶斯咏的小姐曾为杨昌济先生认为最优秀的三个女弟子之一。陶小姐是很出色的人物。一九二○年，她和毛泽东在长沙开办了一间文化书店，然而由于思想上极不相同，後来他们终于在友好的气氛下宣告分手。陶小姐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学校，名叫“立达学院”。後来她一直住在上海，直到去世时为止。她的年纪远较开慧为大。


一九二○年，我从巴黎回到长沙之後，曾经向毛泽东询问杨师母和开慧的消息，因为我算去看看她们。毛泽东告诉我她们住在乡下，很远，但对他们的恋爱的事情却只字未提。後来却又完全告诉了我。当时，我正请杨师母的一位朋友桓太太，替我把一件小礼物交给她。我抱歉的是没有回杨开慧的信，感到罪过的是没有献议照顾杨先生的遗稿。


一九二七年，我在南京听说湖南省政府即将逮捕开慧，因为她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并且是毛泽东的太太。当时我尽了一切努力，包括给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写信、打电报等等，试图挽救她的生命，但终于没有成功。


一九三六年，我第三次旅居法国，老朋友熊光祖到巴黎去看我。我们很自然地谈到过去第一师范的种种，对杨先生的家庭都不胜感伤。我们都认为开慧不应该遭到惨死。说到这里，光祖深深地叹一口气道：“是润之杀了开慧。”


最後，我问他隐藏在我脑子里很久的一个问题：我说：“约莫在二十年前，我就想问你一件事，但从未提出来。现在我希望你告诉我，你是否还记得，有一次我们三个人从杨先生家里走出来，他又把你叫了回去的事情吗？杨先生和你说了些什么？是怎样的一件秘密？”


他毫不犹豫地答道：“杨先生和杨师母打算把开慧嫁给你。”光祖又补充说：“开慧自己也有这个心。我当时不得不告诉杨先生，说你已经结过婚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我没有和你们说的缘故。”


我现在静静地想起这件事情。我遗憾的是不曾在三十年之前知晓。杨先生已经在二十六年前去世，而他的女儿也已经离开人世十八年了。开慧曾经给我一封长信，而我却不曾写回信给她。那次我回到长沙之後，我甚至没有去看她一趟，而仅托人送给她母亲一件小礼物。她必定认为我是一个毫无情意和毫无同情心的人。我应该负罪地说：“假定我未曾结婚，假定我接受了她的爱情，她一定不会以毛泽东妻子的身分被逮捕和被枪毙。”


有一天在日内瓦，我和我的妻子孝隐谈到杨先生的家庭，她深有感触地说道：“它是一个命定的悲刻吗？它真富有诗意！”


我立刻拿起笔来写出下面的一首诗：





“人生好梦最难圆，往事悲思四十年。


未挑琴心先有意，偕飞比翼早无缘。


灵犀曾未通胸次，宝剑无由挂墓前。


太息无情贪霸业，害妻饮恨在黄泉。”





第二章　我们的朋友：蔡和森
谈到中国共产的兴起，必须提到我们的朋友蔡和森。　他是第一个毫无保留地接受共产主义原则的中国人。毛泽东信奉共产主义，他有极重要的影响。


和森和我是同县同乡。他身材瘦长，两只门牙突出。他是意志十分坚强的人，虽然少有笑容，但对朋友却非常友善。


和森和我本来是第一师范的同学，比我低两班，但後来他转到岳麓山高级师范学校就读。他的母亲在我们湘乡县城主持一所学校，我们都管蔡母叫“大娘”。“蔡大娘”还有一个女儿，芳名蔡畅，现在是中共全国妇女会的主席。


蔡畅在十几岁小姑娘年龄之时，我们都叫她“小妹”。她的意志十分坚强，有似乃兄，但她的身材矮小，在体魄上和她哥哥全无相似之处。我很喜欢和森，并且尊敬他的家庭。


和森为人缺少创发力和推动力，又不愿意在任何事情上求助于人。因此他在高级师范毕业久後竟一直失业。他的母亲妹妹在岳麓山下租了一所小房子，和森就和她们住在一起。他们生活异常果困窘，常常弄到无米下锅。


那时候我在“修业”和“楚怡”两所学校任职，有一份固定的收入，又在“楚怡”的宿舍住宿。毛泽东知道我与和森的友谊，有一天他急急忙忙跑到学校来找我，问我道：“你听到关于和森的消息吗？”


我惊奇之馀，答说我已有一段时间没有和他见面了，一直等待着他的消息。


“那麽，”毛泽东接着说：“有人告诉我，他家里现已断炊，和森为此十分苦恼，认为自己住在家里是给母亲增加负担，因此提了满篮子的书离家，到岳麓山下的爱晚亭去了。”爱晚亭是由四根圆柱所支撑的小尖亭盖，并无墙壁，是黄昏乘凉的地方。“他已别无所有，只好餐风宿露了。”


“你看到他没有？”我问道。


“没有，我没有看到他，是老陈告诉我的。”


“你为什么不去看看他？”我问道。


“我去看他毫无用处，我没有办法帮助他。”毛泽东耸耸肩膀，把责任交给了我。


毛泽东走後，我向学校请了假，渡过湘江，往岳麓山走去。走近爱晚亭之时，看见和森背依亭柱，坐在石阶上，手里拿着一本书，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对我的走近全无所觉。从他的神情看去，对整个世界似是寂然无存。


当我叫出他的名字时，他抬起头来看了看，带着错愕的神色说道：“你怎麽有空老远过江来看我呀？”


“我请了一天假。”我回答说。


“那你一定是到岳麓学院去的了？”他问道。


“不是，我不到那里去。我特地看你来的。而且我还要丢看蔡大娘呢。”我答道。


“有什么新闻吗？自我上次进城後又有很长时间了，这里又没有报纸。”


“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我说：“你就住在亭子里吗？毫无疑问这里很好，很凉爽，但如果下起雨来，那也不好受的呀。”


“但现在不是雨季呀。”


“我特来邀你搬到我们的学校楚怡里去住。我在那里很感寂寞，我寝室外面有一间小房和一张床。你可以在那里看书，课馀时我们可以一起谈天。”


“但那里不是你的家呀”他反对说：“你只是在学校住宿，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一点麻烦也没。学校里有我们的宿舍，那就像我自己的家一样，决不会有麻烦。你搬去之後，马上就会感到象是在家里一样。走，现在就跟我去，今天。”


“我必须先回家把东西整理一下。我明天和你一起去。”他说。


就这样决定了，我们便一起去看蔡大娘。和森小心翼翼地提着他那破竹篮子书。当我们到达他家时，蔡大娘叫她女儿去弄些山树的枯枝，不一会工夫，“小妹”就面带笑容地端了一杯白开水给我。他们买不起茶叶，蔡大娘抱歉地说“没时间进城去买荼叶”，请接受一杯开水。我递给她一个信封，里面是四元钞票，我解释说是 “给大娘一点礼物”。


“噢，谢谢你，”她说：“可是你不必这样客气！”她谨慎地把那个信封放在她的衣袋中。她猜测，毫无疑问这是金钱，但她却不知数目多少。当时四块钱是颇为可观的数目，至少可供她们母女二人两个月的食用。她很快走进房里，一会又面带笑容地走了出来。她没有说什么，然而我却知道，她已经打开信封看过了。


“蔡大娘，”我说：“我来邀和森跟我一起到学校里去。他在这里很寂寞，我在学校下课之後，也感到寂寞；因此，我来把他接去和我同住。”


“噢，那太好了。”蔡大娘说：“他一直在家里很寂寞和苦恼，那就是为什么他要到爱晚亭去住了！”


第二天和森带着他简单的行李来到学校，在我宿舍外面的一间小房安顿了下来。房里有一张桌子，一个书架，凭窗阅读，光线甚佳。窗子外面有一株美丽的花树。


那天下午，毛泽东又来看我。当时我正要去上课；我们只谈了几句话，等到上完课学生离去之後，我们作了一次长谈。毛泽东提议和森应尽可能在这里多耽一些日子，後者听了之後也很高兴。我们三个人同吃晚饭，然後毛泽东回第一师范，他那时还是学生　。


我必须和学生们在一起吃中饭，因此和森就只得单独在我房子里用饭。我先已安排了厨子为他准备饭食，但我听说他每天只吃一顿中饭。他每天下午外出，直到晚饭过後他才回来。当我问他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吃晚饭时，他答道：


“在下午的时候，我喜欢到图书馆里去看书。有时候也回家去，我自然是在家里吃饭，饭後再回学校。”


这件事似乎十分奇怪，因为他家距离很远，又必须渡过湘江。他怎样能够每天晚上都回家吃晚饭呢？至于在城里我实在想不到他能在什么地方吃晚饭。不，他一定每天只吃一顿饭。


不久之後，厨子开玩笑似的评论我朋友的胃口。“你的客人真是大吃家！”他惊奇地说：“我常常给他拿半桶饭，他的食量竟能够得上三四个人。”


听了厨子这番话之後，和森每天只吃一顿饭，已毫无疑问了。我再问晚上他晚上究竟在哪里吃饭，但他不肯答覆；我也就不再说什麽了。他显然不愿意让我给他多付饭钱，尽量地为我节省。但他不肯解释他的动机。我对此感触良深，自不待说。便暗嘱厨子为他每餐增加肉食一盘，够他一天所需的营养。这件事显示出和森的禁欲主义以及他在友谊方面的完美。後来我和他提倡学生“半日工作”的运动。一九一九年，他和他的母亲、妹妹一起到了法国，他住在蒙太几中学学习法文。在那里他爱上了我们最好的女会员向警予小姐。因为当我也适在法国，和森便把有关他恋爱的种种完全告诉了我。他们二人曾就有关两者的爱情写过一部题名“向上同盟”的小册子。他们徵询我的意见，我知道他们已经同居，有如结了婚的夫妇，虽则他们已违了婚姻的原则，于是我答覆道：“你们两位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祝贺你们两位，并献给你们四个字——‘向下同盟’这是你们的书的名称，只不过改换一个字而已。”


过去和森已坦白表示过对所谓资本主义制度的厌恶。早在苏俄革命之前，这已是他们人的公开意见，只是他还没有发现怎样才能把它实现。因此在俄国建立了共党政府之後，他全心全意毫无条件地接受它的理论，自是合于逻辑的结果。我曾经劝过他，接受共产主义之前应先对他的理论加以研究和分析，但他认为那是不必要的，因为共产主义的真理十分显明。法国的《人道报》充满了共产党的宣传，和森的法文水准虽然甚差，但他却天天手拿字典来阅读那张报纸。由于他不能完全看得懂，因此在翻译上他便弄出很多错误，但他对这种错误却并不承认，甚至对他自己亦是如此。他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意念，任何力量都不能对他的信念动摇。不过当我们在一起讨论时，彼此之间的态度总是愉快而亲切。我们彼此之间的竟见虽然相去甚远，然而我们都尊重对方的意见。因此，直至和森去世为止，我们之间的友谊仍然十分坚牢和亲切。


和森在法国生活于中国留学生群中，因此，他便从共产党同志当中挑选了一些人，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受他影响最深的有向警予、李维汉、蔡畅、李富春等人。透过书信的方式，毛泽东亦受影响。


一九二一年，和森和他的家人一起回到上海，成了那里的中共机关刊物《向导》的编辑。


一九二五年，当我在北平的中法大学任教时，先後接到他两封长信。他的爱人向警予在汉口法租界被捕，他要求我设法营救。我虽然尽了一切力量，但最後她还是被抢毙。这件事使我感到十分难过，我们虽然抱持着不同的政见和哲学，但她是一位很好的朋友。


几年之後，和森也遭到和他爱人同样的命运。和森虽然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但直到最後，他仍是我的亲密而敬爱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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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杨度
中华民国建立不到半个世纪，在这段时间之内，就有两个人企图要推翻它，并且都成功地实现了他们个别的计谋。奇怪的是，这两人竟然都是湖南湘潭人。其中一个是杨度，另外一个是毛泽东。

他们二人并不相识，但我和他们都熟稔。在思想本质方面二人在基本上很不相似，但大异中有小同，谈到毛泽东少年时代的故事，杨度其人必须一提。

杨度比毛泽东差不多年长二十岁。他属于前一辈的人物，但在後来的时间中，他的政治野心确曾给他的相潭同乡毛泽东某种程度的影响。毫无疑问他们彼此之间都不以对方的想法为然，但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记得我在私塾读书时，便曾听人说：“杨度是具有非常天份的人”。不过当时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杨度当时已考中腐朽的科举制度中的榜眼，声望甚高，为全国到处所盛称。

民国在一九一二年成立後，国内政治局面并不稳定，杨度认为，除非教育能够普及发展，否则有效能的民主共和政府不可能建立。他相信，要使大众能够治理自己，必须让他们先接受相当程度的教育，在青黄不接之际，民国应该改为有限度的君主立宪制度，有如当时的英国和德国一样。

一九一三年，他开始把他的想法付诸实施。他先纠集五个举国知名之士，在北平组织了一个名叫筹安会的团体，出面劝请袁世凯由民国总统而登极为皇帝。对袁世凯来说，自是正中下怀，这计划当时确获得一部分人的支持。于是民国建立仅只四年，中国又返回帝制的老路。袁世凯做了洪宪皇帝，而杨度则入阁拜相，一品当朝。

当时很多高级将领都不赞成政治制度的改变，因此，老袁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便给以军人为核心的全国性起义所推翻。于是共和再次出现，袁世凯则在气急败坏之下，一命呜呼。

杨度的政治活动表面上虽已失败，然而他的野心却依然如故。当时我和毛泽东仍在第一师范读书，我们带着极大兴趣逐日从报纸上注视事件的发展；我们一方面讨论业已发生的及正在发展中的事情，也极力预测将来可能发生些什么事情。不过，我们的基本态度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对杨度和他的政治行动感到极为兴奋和热切，而我对他的政治计谋感到不耐烦和漠视。我认为杨度是十分卑鄙的人物，在人格上毫无可以自傲，亦无尊严和完美可言。至于对袁世凯，由于过去他在许多事情上所表现，我感到他实在不配膺皇帝之名。

袁世凯猝然去世後，国中许多人士颇有飨以挽联者。对杨度来说，他虽是榜眼出身，但追挽袁世凯这件事亦颇为辣手。他既做过袁世凯的朝廷大官，人们便感到他是最能够写出合适的挽联的人，当时人人都等着看他的作品。杨氏挽袁世凯的挽联上联是：“共和误民国，民国不误共和，千载而还，再平此狱；”下联则是：“明公负君宪，君宪不负明公，九原可作，三复斯言。”短短三十六字，已极尽其舞文弄墨的能事了。

一九二六年张作霖在北平开府，自号大元帅，杨度应邀出任教育总长。杨在接任之後，仍邀我到教育部帮他办事。当时我是革命分子，经常生活于随时可能被张作霖特务逮捕的恐惧之下。因此，为了在必要时能获得保护起见，便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我和杨度曾经作过数次关于共产主义的长谈。张作霖当时企图对共产主义赶尽教绝；事实上，任何稍被怀疑从事此种运动的积极分子，如一旦落到他的手上，会被立时枪决。当时北平的共产党领袖是北大图书馆馆长，我的好友之一的李大钊。李氏後来为张作霖所逮捕，被处绞刑。在那段时期中，有很多无辜的人被杀害；他们不过被认为有同情急进份子和共产党的嫌疑而已。毛泽东当匿居，我全无他的消息。

有一天杨度和我谈话时，警告我，说我现在处于危险的情况。我们那次的谈话如下：“子升，”他说“你最好当心点。人们说你有共产的倾向，在某些场合，有人说你是共产党的间谍。”

“这就奇怪了，”我答道：“他们为什么会怀疑我呢？”

“因为你的谈话总有急进的倾向，在大学里，据说你常常称赞共产党的学生。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你是毛泽东的好友，又常听到你说他为人有他的长处。你好像不断地为他捧场似的。”杨度警告我说。

“不错，毛泽东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我绝不会成为共产党员。”

“可是，老弟，你怎会有这样的好朋友呢？我听说他没有一点人情味！”

“我们是同学，”我解释道：“他似乎很愿意跟我接近。我们经常都喜欢讨论，时间一久，自然就成了很亲密的朋友。我承认，毛泽东的行为有时显示出他可能成为硬心肠的人，然而他们却不能说他全无情感和人情味。”

“好罢，”杨度继续说：“我看到报纸上说，他的头发在前额生得很低，他的相貌也十分丑陋。”

“那是荒诞不经的说法！他一点也不难看。事实上他是十分正常的人。”

“他们说他要杀死他的父亲。”杨度转述道。

“毛泽东和他的父亲相处并不好，那也是事实。”我表示同意：“但他绝无理由要杀死他父亲。”

“我还听说，他在学校的功课很坏，是否如此呢？”

“整个说来，他的功课不算好，但在国文和文学方面倒很出色，而在历史方面亦不错。”

“他能写文章吗？他的字写得怎麽样？”

“在学校里，作文永远是他最好的功课，但他的字却写得很坏。他似乎不能掌握书法的艺术。他的字总是写得很大，很不整齐。”

“他在古典文学和哲学方面有良好的基础吗？”杨度进一步询问道。

“这倒不见得有。他没有读过多少古典着作，对书本亦从不肯用心研究。但是他长于讨论问题，并且能写空洞无物的长文章，这是很多学究的习尚。”

“这是我头一次听人说到毛泽东的好话。”杨度解释道：“但是这种话你可不能到处乱说，否则异常危险，更会增加别人怀疑你是共产党的嫌疑。”

“谢谢你的忠告，”我恳切地说：“我知道我不便随便对任何人说话，但假定我不能不说时，我也不能说谎！”

“古人说：‘祸从口出’。这年头，还是少说为妙。当然，在你我之间，我们可以无话不谈。”他接着问：“告诉我，你对毛泽东这个家伙的看法究竟如何？他是否有任何真正的能力、知识、天赋，或才分呢？我的意思是，他是否具有真正的才分？”

“什么是才分？”我问：“谁是天才？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我所知，第一、毛泽东对他所从事的任何事情都肯花功夫去精心规划，他是杰出的谋略家和组织者。第二、也对敌人的力量估计得异常准确。第三、他可以催眠他的听众。他确实有惊人的说服力，很少人能不受他说话的影响。假定你同意了他的说法，就是他的朋友，否则就是他的敌人，就是这样简单。

我在很久之前就已经了解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假定你说他有天份，那麽他就是天才，张献忠和李自成这两个流寇头头也都是天才。他们的天份是类似的。同样，刘邦和刘秀这两位汉朝的皇帝也是成功的人；可是，假定他们的运气差一点，那麽他们也就成为强盗了。因此，任何人皆不能自称是什么天才。你在（悼袁世凯的）一首诗中对这个意思表现得十分清楚：‘成功是王候，失败仍常人。’从古代起，人们便有一个看法：英雄总是喜欢干扰别人的事情。英雄乃是世间的疯人。他永远是祸乱之根。假定没有疯子和精明的人物，天下就太平了。”

“现在先不谈哲学方面的问题，”杨度打断了我的话：“你以为共产主义可以付诸实现吗？”

“这决定于政府运行的方法，以及国家的政治能力。”我解释道：“假定对原来的政府，人民感到不安和不满足，那麽，共产主义就会很快扩展。记得当年六国如何被秦征服的情形吗？就那一段史实来说，与其说是秦的胜利还不如说是六国失败更为恰当。同样的事情可能重演。假如共产党在中国成功，那一定是由于它的对手犯了当年六国同样的错误。”

後来的事实证明确是如此，我们作上述谈话时，共产党人绝没有预料到他们会有统治整个中国的可能。



【海生注】据夏衍的文章公开证实：此杨度後来竟然成了地下共产党党员。而杨的女婿“郭有守”在抗战时曾在四川官拜教育厅长，也是中共的秘密党员，在巴黎替北京做了不少工作。

第四章　妙高峰上竟夕谈
第一师范学生的日常课业非常刻板，学生从早到晚的活动安排得非常严格：进教堂、入阅览室、到饭厅以及寝室等等，都须随着号角的响声依时而行。

当号角响声一起，在十个训导人员的指挥之下，一千多学生就像鸭群一般迅速地集合起来，我和毛泽东认为这种强制纪律是不要的，对之异常反感，便常常不依号角行动。有一个时期，训导人员对我们大加斥责，但最後还是校长让步，由于我们都是好学生，行为纪录甚佳，因而对我们的过错也就不了了之。

我们当时所以完全不理号角的声音，主要原因是我们不愿意谈论中断。我们认为这种谈论很重要，也很有意义，不应该中途而止。

我在前面曾提到，每日晚饭我们常常聚在一起，沿着江边一边散步，一边不断的讨论。夏天的时候，同学们都到大阅览室或自修室用功去了，我和毛泽东便常常走出去，到妙高峰的草地上坐下来，妙高峰是约莫两三百的小山岗，坐落在我们学校的後面，只消几分钟工夫，便可以从体育场走到那里，从这座山岗的顶上，我们可以俯瞰学校高耸的建筑物，以及岳麓山的山峰。我们常常夜里登上峰顶，坐在星月之下，一壁高谈阔论，而一壁远眺长沙城中闪耀的万家灯火。

我们有一次的谈话，我现在仍是记忆犹新。那次吃过晚饭之後，我们像往常一样，走到妙高峰顶。一壁高谈阔论，而一壁远眺长沙城中闪耀的万家灯火。我们找了一块舒服的草地坐了下来。聚精会神地谈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然後学校的号角响了，“他们现在一定是到休息室去了。”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後来号角再响，“现在他们要到寝室去了。”半个小时之後，传来了最後的一次号：“现在他们要熄灯了。”但是我们仍然坐在那里倾谈。倏忽之间，整座学校已被卷入黑暗之中，我们是仅有的两个尚未就寝的学生。我们的潜离给察觉了。然而当时我们都得意忘形地谈论，熄灯後仍留在校外会有什么後果，根本想都没有想到。

当时正是袁世凯任大总统之时，我们照例谈论报纸上的种种事情，试图对中国的未来加以预断。那天晚上的讨论我记得非常清楚。“你想想，袁世凯怎样会对中国的将来有任何影响！”我大声说“他只是一名罪犯。那些带兵的头头也不过是他的傀儡而已！”

“但除了袁世凯，又有谁能肩负得起中国所需要的改造工作，”毛泽东说：“康有为有些很好的想法，但他已是过时的人；至于孙中山，他虽然是真正的革命领袖，但却没有半点军事力量。”

“要改造中国，必须有崭新的理想！”

“当然，新力量是需要的。”毛泽东附和着说。

“在改造国家的过程中，每一个公民一定要加以改造，每一个人都必要磨砺他自己。”我说。

“那要把很多人结集起来，规画出一个共同信奉的坚定理想，”毛泽东解释说：“我们两就能够做任何事！”

“不，我们两个人是不够的。”我回答说：“一定要有很多人，和我们有同样的想法的人。我们两个必须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我们的同志。”

“第一步，我们先考虑我们的同学。他们大约有一千人，看看其中有多少位可以参加我们的组织。”

“我们一定要选择最优秀、最精干的，”我说：“只选择那些有崇高理想的人。”

“谁最精干，我们都知道，那太容易了。”毛泽东说：“他们的行为我们都熟悉，但要想知道他们的理想却并不简单。”

“你我二人可以用普通的方式和他们讨论问题，然後我们挑选那些最优秀的分子。然後，我们再分别和每一位作个别谈话。”我提议说：“譬如，高级师范的蔡和森就是一位。我们都清楚知道，他和我们有共同想法。再和熊光祖、陈昌和陈绍修等三人，我相信他们都会成为我们第一批会员。在低年级中，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那麽，你可以设法挑选。”

毛泽东表示同意，说：“是的，现在我心目中确有一两个人，可以设法和他们谈谈。”

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的计划，我接着说：“从学校千名左右的学生中，开始时我们只可选择十个人。当然可能还有很多人值得挑选，但这种选才工作必须异常谨慎。万一在千人之中十个人都找不到，那当然非常糟糕。我们可以把这十个人作为核心，建立一个社团，等第一批人组织起来之後，我们再着手吸收更多的会员。”

毛泽东提议道：“团体一定要有个好名字，而且一定要有规章！你何不动手拟定一些规章呢？”

“这个团体既以研究为宗旨，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新民学会。”

漫漫长夜，我们继续讨论。“我认为团体应有三个宗旨，”我提议说：“第一、在会员中鼓励良好的道德行为；第二、交换知识；第三、建立紧密的友谊。”

“我认为你应该起一个详细的草稿，然後我们再重新详加研究。”毛泽东说。

于是我们周详地讨论应该如何为团体吸收新会员的问题，最後我们决定，本校既无更多可以选择的合适对象，我们便应该到外面去找。这当然不是很容易的事。因此，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讨论种种可行的方法。

最後，我们决定把宗旨摘要写出来，阐明我们的救国之道以及建立团体的原因。我们认为一定要写得清楚简明，然後分寄到其它学校的学生会社，请他们加以考量。凡同意我们的原则及宗旨的，就写信给我们，由我们先去拜访，讨论商谈後，再决定入会与否。

毛泽东动手起草一封信，准备付印後分寄到长沙各中学。那封信很简短，大意是：

“今日我国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政府当局无一人可以信赖。吾人拟寻求志同道合的人，共同组织团体。团体之主要宗旨是自策自励及改造国家。凡对此有兴趣之同学，皆请惠赐大函，俾能约期私下聚谈，以再作进一步之计划。”

这是一封相当大胆的公开信，我们深怕会贻人笑柄，因此我们考虑到，在那封信上签署我们的真名字，并非是聪明的辨法，于是我们使用了代名，毛泽东的代名是 “二十八笔”。因“毛泽东”三字合起恰巧是二十八笔，这或许是一种先兆，因为“二十八笔”一词，後来不止广泛地被用作中共的代名词，而且，共产党之 “共”，也像二十八的样子。

毛泽东起草这封信的初稿时，我则着手草拟新民学会的章则。分别完成之後，我们又交换审阅，作了若干修正和建议，此时，天已破晓，忽然之间，响亮的号角自山脚下升起，已经是次日早晨了。那是起床的号声，于是我们走下山岗，返回学校。我们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工作计划，花了一个整整的通宵。

第五章　新民学会：中国共产主义的胚胎
新民学会是毛泽东和我在一九一四年发起的。最初，只是精选品格良好，和我们志同道合的学生所组织起来的团体。它的宗旨简单说来：

就是每个人自策自励，增强道德和精神的力量，切磋学问，以及改造中国等等，绝未表示任何政治主张，亦不隶属于任何政党。不过，後来毛泽东和学会一些别的会员却发展了攻治野心，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现在北平的很多高层领袖，都是昔日新民学会的会员；而另外一些有学术兴趣富于理想的会员，则依然是自由主义者。共产主义理论在中国知识分子间引起广泛兴趣之时，新民学会便已有这种运动的核心人物，因此，新民学会可以称得为中国共产主义的胚胎，中国共产主义的胚胎这个称谓我认为最为恰当；虽则若干年後，另外有些不同的语词出现，然而新民学会仍然是主要的核心。

我记得很清楚，那年春天我草拟好新民学会会规，该规章仅有七款，都非常简明。毛泽东看过之後，未加任何评论。于是我们又把打算提名为发起人的会员，对他们的品格重新审核了一番。我们都同意这些人都是一时之选。一共是九个人，再加上我们两个发起人，总共是十一人；然而在青年人的一股冲动下，我们却自命是十一个“圣人”，以实现时代使命自况！同时，也认为我们彼此是志同道合的兄弟，大家都能互相尊重。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们十一个人在第一师范的一个教堂中聚会，在庄严的气氛下举行了第一之会议。我把印好的新民学会规章分发给每一个人，并请与会者提出建议、问题和评论。但没有任何新的意见提出。每人交了极少数目的会费，我被撰为头一任秘书。我们决定不设会长之职；于是会议宣告结束。如此这般，便是新民学会的创生了。虽然没有人发表演说，然而一种更密切的关联却在我们十一人之间建立了起来，我们为了从事运动，我们不知天高地厚的想法和热情，获得了新的力量。都感到从现在起，我们的双肩上增加了一种新的责任。

在会议席上，毛泽东一句话也没有说。对于我们的宗旨以及会员所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表现切合实际的作风，而不应空谈高论。新民学会的会员中，只有一个是习于为讲话而讲话者，那便是陈昌，他以发表冗长的演说着称。我们这位陈同学是浏阳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和我相遇，我们变成了好朋友。不过在新民学会成立大会举行时，甚至陈昌都没有发表演说。他後来成为中共早期的组织者之一，在一九二八年为国民政府所枪杀。

新民学会成立後，大约每月开会一次，我们的集会虽然不是秘密举行，但也尽可能减少别人注意。原因是，我们选择会员有严格的限制，那些没有被邀参加的人，很难避免他们不妒嫉或觉得受漠视。在那段时期中，我们必须处理的大问题，是怎样吸收我们心目中认为够标准的新会员。一个新的名字提出後，须全体会员投票决定是否接纳，如有一人投票反对，那个提议中的准会员即拒于门外了。因此，人们要取得新民学会的会籍，须得全体会员百分之百的支持。

杨怀中先生已经知道新民学会的成立，也知道我们选择会员极为严格，有一次他告诉我，他从熊光祖和陈昌两个人那里听说，长沙有陶斯咏、任培道和向警予等三个女学生，似乎完全合于我们的规定，而且她们都是优秀的学生。後来在一次会议中，我把她们三人的芳名提出来，获得全体无异议通过。

陶斯咏、湘潭乡人，是我一生认识的人中最温良、最文秀的人物之一。她在一九一四年参加了新民学会，约在六年之後，和毛泽东在长沙合开了一间书店，取名“文化书局”。他们当时深深地相爱，但由于彼此的政治见解不同，後来她终于离开了毛泽东，另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学校，名叫“立达书院”。她大约在一九三二年去世。她是新民学会的第一个女会员，也是头一位反对共产主义的会员。

向警予是另一个动人而聪慧的故娘。她的文笔优美，书法亦出色，更具有天赋的讲话才能。她天生一幅动人容貌，不加修饰，美貌之极。她对朋友温暖亲，有如兄弟姊妹。在“劝工俭学”计划的资助下，她于一九一九年去了法国，在那里与蔡和森坠入爱河。她是新民学会第一个接受共产主义的女会员。我在前面曾经提到，她是在汉口法租界被逮捕，当时我曾请求法租界当局拯救她的性命，但结果她终于被国民党的军队所枪毙。她虽然成为共产党员，但我对她的尊重毫不稍减；她那悲刻性的结局，曾使我深受感动。

第三位姑娘任培道，湘阴县人，是一位极不寻常的优秀人物。这三位小姐宛若姊妹。和陶小姐一样，任小姐也及时拒绝了共产主义，长沙高级师范毕业之後，她去了美国，在一家美国大学继续深造。回国之後，她担任过很多学校的教员和校长。现在她除了是台北立法院的立法委员之外，并且在那里担任教授职位。

这三位小组成为新民学会会员之後，我曾提议也应该邀请蔡和森的妹妹蔡畅入会。但其她人，包括她的哥哥在内，都不同意，认为她太年轻，才十五六岁，刚进中学。几年之後，她去了法国，终于在那里成为新民学会会员。她是中共妇女组织的领袖之一。我们对她那种坚定的性格以及为人信诚，都很赞赏。由于我们尊重和爱戴她的母亲和哥哥，因此我们便都管她叫“小妹”。事实上，我们亦确把她当作自己的小妹妹一样看待。

在我最早的照片集中，虽然失落了一千多张，但至今尚保存一部分，其中竟还有向警予和蔡畅在内，是在当时全体合摄的。

一九二○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时，新民学会的会员已经超过百人。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之间，我和蔡和森在法国吸收了约三十人左右，但毛泽东在长沙所吸收者竟达百人之多。他主要的兴趣在于建立坚强的组织，对新会员的道德行为和思想方面，却不甚注意；而会员的道德和理想正是运动初期我所坚持的。他当时的做法非常公开，也很积极，凡是和他有相似想法者，他都来者不拒。他没有把理论转化为行动的耐性，但却着手出版一种报纸形式的学会通讯。我有很多信都被选登在上面发表，包括我反对以俄罗斯共产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手段那一封在内。直到那时为止，新民学会仍是一个联合体，所有会员都有充分自由表示其政治见解。

一九二○年，分裂的现象开始出现了。毛泽东所领导的那些热中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所有非共产党的会员，除我之外，都不知道这暗中进行中的事情。因为毛泽东把有关新组织的一切都告诉了我，并且希望我也能参加。当时毛泽东蛮有信心，认为我绝不会出卖他们，虽则我对他们并不表赞同。

新组织里面的人都把我当作老大哥。由于他们都很认真地谛听我所讲的话，因此，毛泽东当时颇为恐慌，深怕我动摇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但他毕竟未敢因此而向我公开抗议。当我不在那里时候，他确曾告诉他们，说我虽然是值得尊敬的人，并且是他的好友之一，但有布尔乔亚思想，我不是普罗阶级分子；正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不步接受共产主义云云。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深饶趣味而且颇有意义的事，这件事显示了我们两人之间的分歧。被我们称为“何胡子”何叔衡，比毛泽东和我约大十岁。他和我们虽然都是朋友，和我的交情似乎还较近一些，由于我们同在楚怡学校教过两年书。那天他告诉我说：“润之曾经在会员前面秘密批评你，说你是布尔乔亚，你不赞成共产主义。他真正的用意，是不让他们对你有信心，只跟随他个人走。”

後来我把何胡子的话告诉毛泽东，他听了之後，立刻承认。我问道：“你为什么说我是布尔乔亚呢？假定我说过不赞成共产主义，那麽，你知道，我所不赞成的不过是俄罗斯共产主义而已。如你所知，我很喜欢共产主义的原则，我并且相信，社会主义亦应渐渐转化为共产主义”毛泽东一时闭口无言，何胡子却高声大笑起来，“萧胡子，”他嚷道“当你不在这里之时，润之叫我走一条路，当润之不在这里之时，你又劝我走另一条路；当你们两个都不在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走哪条路好；现在你们两个都在一起，我仍然不知道走哪条路好！”何胡子的话引起了一阵大笑，但他所说的亦是事实。何胡子虽然是以诙谐的口吻，说明他自己的情形，但实际上他确是不自觉地做了所有会员的代言人。因为当时的新民学会，显然有一　部分人陷于歧途彷徨之中。不过何胡子是唯一坦白而诚恳地公开说破两位领袖的意见分歧，这种意见分歧终于造成以後的分裂。

第六章　学校放暑假了
暑假就要开始了，布告栏上贴出了一张布告，这振示各班的功课业已考试完毕，我们将获得两个半月的假期，全体学生可望在三日之内离开学校了。

每个人都动手收拾行，笑容满面地准备回家度假。书籍都自教室中搬了出来，装在箱子里；巨大的行李房中，这类箱子数以千计。在这两天之中，学生的情绪异常兴奋，不断地进进出出，把那间大行李房弄到有如海关的大办公处一样。人人有说有笑，喧闹异常。功课考完之後，每个人都生活于放假的气氛之中。“你写信给你的太太了吗？她知道你就要回家吗？”“你的未婚妻会来看你吗？”诸如此类的话，终日可以听得到。

最後，所有的教室都空空如也，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我的教室。我的书籍、笔、墨、文具等等，仍然摆在桌子上，我的书籍还是塞得满满的。毛泽东进来找我，他看到我还未动手收拾，便坐了下来，问道：“旭东，你什么时候回家？”

“我决定暂不回去！”我答道。“你真的打算留在学校吗？你上个月和我谈到，我还以为你是说笑呢。”

“不是的，”我说：“我决定先在这里停留一两个月，然後再回家去住上一二十天。今後的两个月，学校一定很安静，我可以在这里做很多功课。”

“你这两个月里的计划如何？打算做些什么功课？”

“我打算把下学期的代数、几何、英文和地理等课目，自己先做一番研究　，此外，我还打算读点哲学的东西。”

“我知道了，那麽，校长准你留在学校里吗？”

“准的，我昨天曾经去看他，告诉他我的打算。他表示这本来是违背校规的，但由于我要认真读书，因此他也同意了。他告诉我，在暑假期间，门房和四个校工会留在学校；因此，我不会感到寂寞。他说他会告诉校工和我住得近一些，以便对我加以照顾。厨子也要有一两个留在学校，我的膳食也有人料理。但是我必须自付膳费，学校不能负责任何额外的开支。”

“听来很不错呀。我也愿意和你一起留下来，你以为如何？”毛泽东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自然很高兴，当即说道：“快去见校长。假定你喜欢的话，我愿意和你一起去，这样可能对你有帮助，有一个好友作伴，和我一起住在这里，那是再好没有。我很希望你能留下来。”

“但是请你告诉我，”毛泽东有点犹豫：“你要给厨子多少伙食费？”

“两块半钱一月。每餐一菜一汤。”

“两块半钱！那就是说，两月需要五块钱！”毛泽东吃惊地说：“这太多了！”

“不，不多。我认为很便宜！但是，你不必担心花费的问题。假定你钱不够的话，我可以借给你。走，现在我们快去见校长。”

我们一起去见校长，他对毛泽东的请求毫无异议地接受。其他的学生听说我们要留在学校，其中两个也要一起留下来。又要求我和他们一起去见校长。校长也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因此，在那年暑假中，我们四个人继续留在学校。

我对那两个同学虽然很熟悉，但他们和毛泽东只不过泛泛之交而已。我和毛泽东都认为他们非常平凡，没有被挑选为新民学会会员的资格。

夏天天气非炎热，因此下午根本不可能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是早上看书，中饭之後，则作闲谈，但有时热到连闲谈也感到吃不消。温度之，我们即使坐在那里不做任何事情，也会汗流夹背。

我们几个人早上的工作各不相同。我从英文、代数开始，而毛泽东对这些则毫无兴趣。他甚至根本不想去提高研究英文和数学的兴趣。他花费大部分的时间阅读古典文学和历史。其馀的时间，我常以写字来排遣，但毛泽东的字却写得非常恶劣，他从来不设法把他的字写得好一点。

毛泽东留在学校的原因和我不同。他在家里全无温暖可言，假定他这个时期回家去的话，他必须在田间帮助他的父亲收割庄稼。田里的工作，对他来说，比最初他离家时更觉乏味。但在这里他仅有一双鞋子，已经破得不像样子，两只鞋的底子都已经磨穿；因此，为了弄一双新鞋，他至少须在稍後的时间回家一次。

那个时候，学校所有学生几乎都穿着家里做的鞋子，穿着鞋铺做的鞋子的绝无仅有。穿鞋铺做的鞋子乃显示不必要的浪费，目的不外是向人夸耀而已。因此，凡穿着这样的鞋子，其人总是被人瞧不起。那另外两个留校学生，有一个穿了一双很漂亮的鞋铺做的鞋子。对我来说，这种鞋子反不如毛泽东所穿的那双破鞋有价值。那位伙伴发觉我们对他鞋子的观感，即不再穿，毛泽东的那双破鞋反而获得了实正的荣耀。

我们只有几个人，就更显出彼此性格的不同。我觉得保持我的书桌、书籍和房间尽可能的整洁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而且这也是我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性；即使没有人天天要来检查，我也是如此。然而，另一方面，毛泽东的书桌却永远是乱七八糟。这在我们的书室里也并无两样。我的书室永远是整洁，而有次序，毛泽东的书室则是一塌糊涂，他从未想到要来一次洒扫。有一次我开玩笑地向他说：“大英雄如果不能治理他自己的房间，怎样能够治理天下呢？”

毛泽东回答道：“大英雄一心想着治理天下，就没有时间来治理房间了！”

暑假期间，学校没有热水供应，因此，每个人必须到厨房去烧自己所用的热水。我每天洗澡一次；但在那样的大热天，毛泽东却经常数日不洗澡。他抱怨我洗澡洗得太勤了。“真是不必要的麻烦！”他说。我常用下面的话来反驳：“润之，你的汗臭太难闻了！”那是真的。但他置若罔闻，而且完全不以为意。我对他的劝告丝毫不能改变他那邋遢的习性。起初我们四个围坐一桌子吃饭，可是过了不久，那两个学生却移到另外一张桌子上去了。当时毛泽东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忽然作这样的决定！

毛泽东不仅对自己的不清洁洋洋自得，并且对我喜欢爱整洁的习惯大加反对。我在饭後，总是刷牙一次，他却讥笑说：“吃过饭之後，就必须刷牙麽？这是富人子弟的典型习惯！你是个十足的绅士，是吗？”于是他送我一个“富人子弟”的绰号。後来他又叫我“布尔乔亚”，但在那时他还不认识这个名词。对他来说，毫无疑问，清洁及表示布尔乔亚的习性。但是我却看不出来，属于无产阶级或共产党的人，为什么要在这些事情上妨碍别人的自由意志，或强迫别人过不清洁的生活。

在学校里，我们必须自己洗衣服。我非常喜欢这种工作，因为这可使我们的读书生活得到调剂；但毛泽东对这种工作非常厌恶。我们彼此之间的性格、背景和生活习惯虽然这样的不同，我们也常常毫不犹豫地互相批评，但是我们都从来没有真正的吵过。事实上我们彼此双方都很欣赏，并且觉得必须相互尊重。彼此批评一阵之後，我们总是以大笑来作结束。我们都喜欢开玩笑，因为可以藉此得到松弛和调剂。

这些小意见上和习惯的的不同，并不妨碍我们严肃的讨论。每天下午我们都有一段长谈，通常都是没有特定话题，而以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为谈论中心。特别是讨论我们在报纸上所读到的新闻。

我们对德国谈论得很多，因为当时，中国人对德国日本怀有特别的敬意，虽则我们已经体验到日本也摹仿德国。毛泽东当然崇拜俾斯麦和威廉第二，但是我对这两个人所表现的性格却绝无好感。关于这两个人我们曾发生若干次的激辩，这种辩论最後总是又把我们引到中国的教育制度问题上去。

第一师范，认为教育宗旨最重要。大礼堂入口处的横匾上，写着面几个大字：“德、智、群、美”这是民国元年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宗旨。但所谓群育，往往是摹仿了德国和日本。毛泽东认为这一点最值得赞赏。我却不表赞同。我说：“蔡元培的宗旨虽然很有道理，我却认为平凡得很。其中只有美育一点比较新颖。当时蔡元培曾就这个问题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题名‘以美学代宗教’。”

“但是，”毛泽东坚持说：“群育比什么都重要，假定国家弱的话，讲美学又有什么用呢？首要的事是克服我们的敌人！与美学教育又有何关系呢？”

“在古代的诗、经典和音乐中，德性的完美是最着重的。那也就是同样意思。”

“假定民族衰弱的话，德性完美又有何用？”毛泽东反诘道：“最要紧的事是强盛起来。一个人要能够以力量征服别人，能征服别人即表示这个人有德性。”我们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不同，然而在我们欢快的热忱的青年时期，我们又哪里知道这种不同的深度呢。

第七章　修业学校和楚怡学校
当时长沙还有一间叫明德的中学，但以修业和楚怡两间声誉最好。一九一五年，我在第一师范毕业之前两个月，便应聘到修业学校任教。在那里只教了一个学期，我便转到楚怡去了。

我是一九一六年正月开始在楚怡任教的，连续在那里教了两年多的时间。

那一年第一师范的毕业生中，我是唯一受聘到这些中学任教的，在同学的心目中，这是很高的荣誉。毛泽东对此事的印象甚深。有好几次我很清楚的看出来，他对学问和灵智怀有很高的敬意，虽然他固执地强调军事教育。在我任教时期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即：自修之道、中国的改革、以及课本和最近的新闻。

毛泽东对教员生活颇为好奇。我应聘到修业学校任教後不，有一天他问我道：“你教多少学生？”我说我任级主任的那一班，共有五十八个学生。

“你要照顾五十八个学生，又怎样还有时候教书呢？”这是他要知道的。

“每个级主任都必须同时教课，”我解释道“我现在所教的几门主要课是国文、修身和历史。”

“你每个礼拜教多少钟点？”我从表情上可以看出来，他很有兴趣要知道这些事情。

“每个礼拜我教十二小时，另外还得批改国文卷子。我的学生每周作文两次。还要备课呢。”

“这就是说，除了教课之外，你每个礼拜还要批改一百十六本作文卷子？”他问道。

“是的，改过卷子之後，我还须向每个学生分别解释所批改的要点。”

“学生为什么一定要每礼拜做两篇作文呢？”这他也想知道。

“因为这对他们是很好的练习。”

“你太理累了！”毛泽东说。

“教员虽然有很多事情要做，然而我在其中也找到乐趣。这当中也有刺激和挑战。并且学生都很喜欢我，我也喜欢他们，这是最重要的。在学校里我们就像在大家庭中一样。你看着学成长和进步，是非常快乐的事情。”我向他解释。

“我认为教育制度应该改革。教员工作太辛苦了！”毛泽东坚持着说。

“教员的待遇的确很好。”我耐心地说下去：“经费有限，不能聘请更多的教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人都必须教好几门课。我对工作很感兴趣。”

就在同一天，约莫是在夜半，毛泽东刚刚离去後不久，学生宿舍忽然起火，火势很快蔓延到教员宿舍，造成惨重的损失。我的箱子和被盖都烧毁了，幸喜书籍被抢救了出来。

第二天毛泽东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消息，当天下午就来看我。

“这次大火你的损失很重吗？”他很关切地问道：“不过，我想学校会赔偿教员的全部损失的。”

“不，学校不会赔偿教员任何损失。”我答道，并且告诉他我损失了什么。“不但如此，”我继续说：“今天早上，校长召集全体教员，要求我们捐出若干薪金，以补偿学生的损失。你知道，有些学生是很穷的。”

“但是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样要求太过分了！你们一定要起来抗议！”毛泽东情绪激动，嚷着说。

“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我说：“这学期现在刚刚开始，我还要接着教五个月的书，然後再决定是否继续在这里教下去。”

这桩不幸的事件过後不，毛泽东又来看我，他问道：“你觉得做教员很有趣吗？”

“是的，”我说：“我感到很有趣。只要你一旦习惯了，就永远不会感到厌烦，我告诉你日前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好的，你说，那是怎麽一件事呀？”

“我记得我告诉过你，我班里有几个比我年纪还大的学生，他们很明显的对我表示不满。因为他们极不喜欢有一位比他们年轻的教员。每次上课之前，他们在黑板上写些刺激我的话，但我总是假装没有看到，这种事经常发生。”

“是的，”毛泽东同意道：“最好是装没看见，不要理会这些事情。”

“我从来没有处罚过他们。”

“但是，他们写过每辱性的话吗？”毛泽东急于知道。

“那倒没有。有时候他们从书本找些极艰深的字句要我解释。我头一次上课时，他们看我这样年轻，极感惊讶。教务主任向他们介绍时，告诉那些学生说：‘你们不要因为萧先生年纪轻，而有错误的印象，我今年已经五十岁了，但在国文修养方面，仍得认萧先生为老师。’这些恭维的话，使班上大多数学生恢复了对我的信心，课堂上的气氛顿时安静了下来，但那几个年龄较大的学生，总是想尽办法给我找难题。几天之前，他们的机会来了。”

“教务主任这样来介绍你，确是很好。”毛泽东加了一句评语：“请你继续说下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位学生死了，同学要举行追悼会。他们虽然知道我会写文章，但是撰写挽联之类，那些主事的学生们认为我根本不懂，因为这经常是由经验丰富的老学者来做，他们都善于运用古典文字。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全校师生面前出我的丑了。”

“你既然是他们的国文教员，假定他们请你做的话，你自然不能拒绝。好在你对撰写这类东西确有过人的才能，不会被难倒的。”毛泽东回答说。

“但是你却不知道他们怎样来进行这件事情。仅在前天上午十一点钟，当我上完课，在教员休息室休憩的时候，四个这些年龄较大的学生就进来看我。他们先向一鞠躬，然後其中一个开口说道：‘老师，我们的任同学死了，我们要开追悼会。希望送一对挽联，但是我们都不会做，请老师替我们写一副好吗？’

“我当然感到很惊奇，但在另一方面，对他们的请求，我也感到很高兴，但我一直没有听说他们打算举行追悼会的事情。‘很好，’我说：‘你们什么时候要呀？’他们好像预先演习过一样，异口同声回答道：‘追悼会在今天下午四时举行。’当时我立刻察觉，这是他们的一个陷阱，但已经太迟了。他们已经用尽心思，故意要整我。撰写挽联的事，他们本来可以在一个礼拜之前告诉我，但他们却要拖到最後一刻，让我到时候什么也写不出来，好大大地丢一次丑。不过，我如责备他们，是毫无意义的；假定我不想闹出什么笑话，那麽，我只有利用这仅有的时间，作出一副真正好的挽联。我问他们‘你们和任同学是什么关系？’

“他们回答说，他们和任君只是同学，但任君却来自同县同乡。我告诉他们说，我必须利用这一刻的时间把挽联做出来，他们可以先行离开。但他们还有话说。‘老师，’他们请求道：‘还得请你用你的书法替我们写出来，不要晚过下午两点钟。因为在三点钟之前，我们必须在大礼堂把一切都布置好。’我尽量抑制自己，对他们不要表露出不愉快的神色，告诉他们说我当及时完成。

“他们离去之後，我在教员休息室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我的脑子是空白的，我从窗口注视鹅毛般的雪飘，厚重得似乎要把学校压塌似的，一种凄清的气氛笼罩了大地的一切。这种情景，骤然之间使我想到了第一句：‘哭吾友亦痛吾邦，冬花悬涕开霜雪。’”

“上联非常精彩，”毛泽东说道：“但下联总比上联更难做。”

“是的，写出上联之後，我的脑子又空白了，一时我真不知道下联怎样开始。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一个字也想不出来。我开始感到愁闷和烦恼了。时间太短促了。中饭过後，下午一点钟时，我还要上课；因此我只剩下一个半钟头的时间，而我必须真正的好挽联，在这有限的时间想出下联来。当时我正要进厕所。我常常会在那里得灵感，这次厕所之神又向我微笑了。我果然得到了灵感，写出了下联：‘长其才而短其命，苍昊不仁握死生。’我对下联感到非常满意。”我说。

“你应该感到满意，的确太精彩了！”毛泽东惊叹道：“後来你学生怎样说呢？”

“恰恰在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四个学生又一起来，後面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学生。他们尽量装作挽联已及时完成而他们并不感到惊奇的样子。其中一个说：‘请老师快替我们写罢！’我问他们墨和挽联布是否已经备妥。‘墨已经磨好了，’他答：‘但是布还没有准备好，因为我们不知道每联字数有多少。’

“‘每联十四个字，’我告诉他们：‘你们赶快一点，把布上的线打好，快，快！’于是他们急忙把白布弄好，我随即提笔写了出来。他们向我道谢之後，便赶往大礼堂悬挂。”

毛泽东问我，在那天的追悼会上，是否还有其他真正好的对联。于是我再告诉他故事的下半部。

“到了下午三点钟，各班都停了课，使追悼会能在四点钟举行。约莫在三点多钟的时候，我到了大礼堂。那是很大的房子，四壁悬挂着约莫两百副挽联。人人都在那里审阅，并且加上评论。王大胡子也在那里。我们所以送给他这个绰号，由于他长了又长又粗的黑胡子之故。在科举考试时，他曾得过很高名衔。他是学校的首席国文教员。当然，他被认为是全校文学方面的最高权威。进入礼堂後，我远远地看到他正阅读我写的那副挽联，他身後还围着一大群学生。他向那些学生加以解释，接着他高声朗诵了起来，在韵律的衬托之下，有如唱歌。他朗诵完毕之後，转身对那些学生说：‘好，太好了。谁做的？’这时有一个学生看到了我，于是王先生领着一群学生向着我走过来。他感情激动地对我说：‘太出色了！太出色了！‘无疑问是所有挽联中最出色的一副。值得赞赏。’”

“学生们脸上所表现的惊异之色最是有趣。接着校长走过来向我作亲切的道贺。四点钟之时，追悼会开始了，由校长主祭。追悼的仪式过後，他开始演说：在演说中，他再次称赞我的挽联。当他说话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不住的看我。那情形好像集会并非为了追悼死者，而是给我一个荣誉似的。追掉会结束後，王先生握着我的手首先走了出去，校长亦跟着出来。当时我感到宛如获得一个伟大的文学学位一般。”

“你可以想像得到，後来那些年龄较大的学生不再找我的麻烦。”

我说：“他们对我都很尊敬，无论是在学校内外，他们遇见我都鞠躬为礼。在教室他们也很安静，情形有如在教堂一样！”

毛泽东静静地想了一会之後，说道：“我能够了解，让学生相信教员一切所说的，一定是十分困难。但对于一位教员来说，在学生中建立信心是异常重要的。”

时间如飞过去，很快就到了学期的尽头。有一天毛泽东的表叔王先生问我在修业学校是否愉快。我告诉他说，我对工作虽然感到愉快，但很疲劳，现在还没有决定下学期是否继续在那里教下去。他对我说，楚怡需要一位好国文教员，他希望我接受他的邀请，到那里去任教。这问题让我考虑了好一段时间，鉴于楚怡是出色的学校，我终于决定接受王先生的邀请。

第八章 叫化生活
一九一六年正月起，我开始在楚怡中学任教。翌年，近三个月长的暑假即将来临之时，我感到生活上需要一种变化了。及决定以叫化生活来消度漫长的暑天。

我深为叫化生活所吸引，因为我一直没有过过那种浪荡的生活，而自少养成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困难，也可以藉此克服。在中国以至整个东方，大体上说来，从很古的时代起，一直认为乞讨也是一种行业，不似西方那样视之为一种贫困的标记。身无分文而到处旅行的生活是很够刺激的。

当时毛泽东仍在第一师范读书，常去找我聊天。

有一天他说：“暑假就要到了。你的功课什么时候结束呀？”

“我们现在正在举行考试，再过一个礼拜，暑假就要开始了。”我回他说。

“我们离放暑假还有两个礼拜。”毛泽东接着说。

“你是否打算像去年一样，在暑假期间仍旧留在学校呢？”我问道。

“今年暑假要怎样过，我还没有任何打算。”毛泽东回答道：“你有什麽计划呢？”

“今年暑期我有一个新计划。”我告诉他道：“我决定做一段时间的乞丐。”

“做乞丐？你说做乞丐究竟是什么意思？我真不明白。你为什麽要去做乞丐呢？”他连珠炮似地问道。

“是的，我要做一个叫化子。身上一个钱不带，去作长途旅行，吃和住的问题，我打算用乞讨的方式来解决。我希望过一段最有趣味的假期，去看很多有趣的地方。”我解释道。

“我仍然不明白，”毛泽东继续说：“假定你找不到任何人去向他求乞，或者人们根本就不理你，你又怎样活下去呢？你当然不愿挨饥抵饿罢。”

“那正是最有趣的一点，”我说：“我要测探人们对我的反应。你认为叫化真会饿死吗？”

“不，当然不会。乞丐倒像是很少挨饿的。”

“不仅如此，他们还是生活最幸福、最自由的人呢！‘叫化做三年，有官都不做。’你记得这句话吗？现在请你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呀？”

“为什么，那是因为做官的人身有重任，而叫化则一身轻松。”

“是的，不仅如此。”我解释说：“做官要受种种约束，而叫化则完全自由。我过过那种自由自在的叫化生活，你知道那种生活的滋味如何？”

“不知道，然而我也能像你一样想像得出来。”

“但是，我可不是想像呀。我真正过过叫化生活。”我说。

“你是说你真的做过叫化吗？”

“当然了。你还不知道那件事，我一从没有告诉你我生活中的那段插曲麽？”

“请你讲讲，那个故事。”毛泽东道：“那一定是很有趣的。”

“那是四、五年前的事，在不同的情形下我做过两次乞丐。在那以前，我曾经想过叫化的自由和幸福，便决定在生活上作了一之实际尝试。我头一次的叫化生活只有一天，但第二之就有三天久久。

“在头一次的叫化生活中，我一早出发，走到乡下，感到饥饿的时候，我就开始乞讨了。头一家人家给我的饭不够吃，于是我又转到第二家。第二家的饭不清洁，于是我又跑到第三家，这一家让我尽饱而罢。吃过之後，我开始往回走，到天黑之时，我又饿了，于是我又讨了一些米饭。我终于在月亮出来之时回到家中。”

“但人们看到你的时候，他们真的以为你是叫化吗？”毛泽东问道。

“注意他们的反应确是很有趣的。有些人很冷淡，对我全不理睬。另外有些人问我识不识字。很明显的，他们以为我是‘送字先生’（送字先生是一些穷书生，以廉价字画去换衣食的人）。不过，我只简单地说我没有钱，又没有任何东西吃因而挨饿。有些人极表同情，当我吃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和我聊天。有一家给我一满碗饭，此外还给我一个煎蛋和一些青菜。那家长是一位老太太，她有两个儿子，都在城里读书。她三番四次地问我，为什么会弄到这样穷困而至乞食的田地。我和那老太太作了一之非常有趣的谈话，因而使我对社会心理获得进一步的认识。”

“那的确很有趣呀。可惜你只过了一天这样的生活。”毛泽东说。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後来又走出去三天的缘故。这一次比头一次还要困难，原因是我必须找地方睡觉。”

“那麽，你怎麽样去求得过夜的地方呢？”毛泽东问道。

“为什么不能够呢？让我告诉你罢。那是夏天，夜间并不很冷，并且还有月亮。那是非常奇幻的经验。我缓缓地走过荒林，世界上似乎只有我一个人了，在一种灵虚的境界中，没有阻碍，没有烦恼，而完全自由自在。日常生活中的繁嚣都远远离开了并且忘掉了，只有蓝色的天空、星河和明月与我为伴。以往我从来不曾经验过这样宁静和孤离的感觉，因此，我决定通宵达旦地漫游下去。到第二天黎明时，我倒在一块河岸的草地上，呼呼大睡了起来，一直睡到日中。就又再起来乞讨。第二天晚上的夜色特别阴暗，没有月亮。不一会我走到一座高山之前。当我在山脚下行走的时候，我看到一块巨石，耸立在高处，远处漆黑一片，比当时的天色黑。那漆黑的影子和怪异的形状使我开始恐惧起来，当时我的心情就不似头一天夜里那样愉快了。”

“可是，你不怕山里的老虎和其他野兽吗？”毛泽东问道。

“我当时一感到恐惧，马上就联想到我从前所听到的出中猛虎的故事来，想像着有一群老虎真正的围着我，虎视眈眈。我站在那里，想着是继续前进呢或是往回头走，正在犹豫莫决之时，忽然看见远处一家人家的灯光，于是我便朝着那灯光走去。灯光是从一座农舍的窗子中透射出来的。一觉得有人家存在之後便安心了，于是我便加快脚步。抵达那里之後，我敲打那家农舍的大门，不一会，从门缝中看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手拿着一盏油灯走过来。

她从门缝瞧着我，但不把门打开，只问我有何贵干。我告诉她我是个叫化，因为迷了路，需要找个地方歇宿一晚。她向我注视片刻，随即转身向後面房中走去。我猜想到，在黑夜中她不敢开门让一个自称叫化的人进来，因此回去叫她的父亲。不一刻工夫，一个手提灯笼的老人走了过来。他先问我是何许人，从哪里来，又问我是孤身一人或有其他同伴没有。我的回答似乎令他感到满意，于是他把大门打开，让我走了进去。我们走进一间大房子之後，他把灯高高举起，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把我打量了一遍。我也以同样神情把他打量了一遍。

他显然是一个农人，约莫五十岁年纪，头发几乎已经完全脱落，只有几根稀疏的小须。他向我温和地笑了笑，从他的这种笑容中，我知道他已经断定我不是什么危险的人物了。我转头过去看站在桌前的那位姑娘，她梳着一条辫子，身穿一套蓝布裤挂。从她那给太阳晒得黑褐色的皮肤，可以一下子看出来，她是常常到田间工作的。不过她的眼睛很大，很明亮，牙齿生得洁白而匀称。她当时也正在看我，因而我们两个人的目光一时碰在一起。

“她旋即转过脸去问她的父亲：‘爸爸，你问过他没有，他要不要吃点东西？’我说我还没有吃饭，但也不怎样饿。那位姑娘没说什么，便急忙转身离去了，她的父亲和我则继续谈话。一会，她回来了，微笑着递了一杯茶给我。

‘饭马上就好了。’她说。那老人问起我家庭的情形，并且问我为什么会沦为叫化，于是，我便告诉他我在学校里读书。他告诉我他的老伴去年刚刚去世，他只有一个女儿。为了生计，他们父女二人都要在田里操作。後来那位姑娘给我端了一碗饭和一碟青菜来，那时老人向他的女儿说：‘孩子，这年轻人不是叫化，他是一位学生。’她听了之後，微笑着说：‘萧少爷，请用饭罢。’我吃饭的时候，他们父女都在那里陪我谈话，饭後不久，我们就寝了。我当时实在太疲劳了，他们父女则都有早睡的习惯。

“第二天早上，我们都在天刚破晓之时就起床了。我向他们告别，准备上路，但他们却挽留我多住些时间。因为盛情难却，我便没有马上离去，和他们在一起吃过什饭之後，我对他们的热诚招待表示深深的谢意，然後举手作别，打道回家了。我们现今仍然保持着彼此之的友谊。”

“哈哈，”毛泽东惊叫道：“现在我知道你为什么对叫化生活这样感到有兴趣了！原来你仍然想去看看那个农夫和他的女儿呀！”

“去年冬天当回家的时候，我曾顺道去看过他们一次。”我解释说：“我给他们带了点小礼物。那位姑娘已经出嫁了，并且已有了一个两岁大的孩子；她父亲和他们居住在一起。这次出去行乞，我打算走一条新路。我想看看新的事物，并且希望获得全新的经验。最有趣的是对困难的克服；天下任何困难也不及身无分文而要想法生活在别人的社会中更困难的了。我打算尝试一下我怎样能克服那种困难。”

毛泽东很是兴奋。“那真是很有趣呀。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他问道。

“当然可以，假定你愿意的话。实在说来，叫化生活只能是一个人，而最多亦不能超过两个。但我们一定要好好相处。”

“很好！我要跟你一起去。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我的暑假下个礼拜开始，但是我要等一个礼拜。”

第九章　乞丐出发了
起程日期终于决定了。行乞的主意既是由我提出的，因此，我事前便决定从我住的楚怡中学出发。那是个美丽的夏日，毛泽东一早就赶到了。他穿了一套学校的制服，那是一身白裤挂，已经很破旧了。那时我因为是个教员，日常在学校中便穿着传统的长衫；但为了适应叫化生活，我就改着短装和布鞋。毛泽东永远是剃大兵式的光头；因此，在出发的前一天，我也学样把头剃个精光。我的化装就这样完成了。

毛泽东带一把旧雨伞、一个小包袱。包袱中包着一套可供换洗的衣裳、洗脸巾、笔记簿、毛笔和墨盒。我们携带的东西愈轻就愈能走得快；因此，我们事前曾经说定不带更多的东西。我也带了一把雨伞、一个小包袱。包袱中的东西和毛泽东的差不多，只不过多了一些信纸信封，一本《诗韵集成》而已；携带《诗韵集成》是为了一旦有灵感而作诗之用。

我已经把我的钱交给学校的会计代为保管，现在又把口袋里的零用钱拿出于在书桌的抽屉里。我们两个人身上都没有携带一文钱；各人所携带者不过是一把雨伞、一个小包袱卷而已。

一切准备停当之後，我说：“请你等一会，我要去看看校长，并且向他告别。”

当校长的听差看到我之後，犹豫了好一阵之後，显然他是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最後他问道：“萧先生，这是怎麽回事？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跟谁，你跟谁打架了吗？”

看了我这身穿着之後，他所能想像到的唯一解释是我和别人打架，现在则是向校长来投诉来了。

“我要跟谁打架呀？”我问道“我只不过来和校长说几句话而已。”

校长也和他的听差一样惊奇。“萧先生！”他不胜诧异地问道：“你好吗？”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穿得这个样子呀？”

“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安详地回道：“我只不过要去作一次旅行罢了。”

“你穿着这一套衣裳究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他追问道。

“我想熟悉熟悉本省的情况，因此决定作一次徒步旅行。穿着这样的衣裳走起路来最是舒服。”我解释道。

“你在路上可要当心点。”他继续说，他对我的安全甚表关切。

“谢谢你，”我回道：“我还有一个同伴毛泽东同行呢。”

“啊！他就是常来找你的那个年轻人吗？当我在第四师范教书时，他还是我的学生呢。一个奇怪的小夥子！你和他一起出去旅行，两个奇怪的小夥子！

很好，但你们两个人在路上也要当心。”

我从校长办公室走回宿舍的时候，大厅里迎面遇见我一个最好的学生。他一时目瞪口呆地瞧着我，在相距约莫十步之地向我鞠躬为礼。等我们走到对脸之时，我问他为什么还留在学校里，因为所有的学生都在一个礼拜之前离校渡假去了。但他却立时沉默起来，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他的脸红了，低下头不敢再瞧我。不待说我已经明白是什么一回事；他必是认为我的衣装奇形怪状，活像一个工人，看上去没有一点尊严，但他却不敢问任何问题。当我再说话之时，他的头低得更厉害，深深地鞠了一个躬，便迅速地走开了。

我回到房间之後，毛泽东和我商量我们走哪条路的问题；出门之後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向左或向右本来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因为就乞讨生涯来说，横竖都是一样，但却也有一点差异。假定我们出了学校门而右走的话，十分钟之後，便可走到城外，来到旷野之中。但假定我们转向左走的话，那麽，在十分钟之内我们就得越渡湘江。

毛泽东道：“你在前头走，我跟着你就是。”

“我要向左走，渡过湘江。”

“很好，”他回道：“我们就向左走罢。但是你为什么要过江呢？”

“假定我们向右走的话，那就完全是空旷的平地，毫无阻碍，但也就没有什么趣味了。但假定我向左走的话，我们就必须设法渡过大江，那我们就要遭遇到第一个障碍。”

毛泽东纵声大笑道：“那确是真的！我们必须要避易而就难。好，咱们就走罢！向左走。”

我们拿起了包袱，锁上了房门，便踏上行乞之道了。我们把包袱挂在伞的一端，将伞抬在右肩上，而包袱则靠近脊背；这样重量便分配得比较匀称，背起来也感觉到轻松些。这个门道是我在以往的行乞经验中学到的。

我本来提议由毛泽东带头，但经过一阵辩论之後，他还是坚持仍由我带头，他在後面跟着走。于是我们就起程了，我在前面走，毛泽东则在後面跟着。在一整月的行乞生活中，我们走起来总是这样一个次序，只有很少几次列外。

当我们走出校门的时候，门房走了过来，眼睛瞪着我们，面现惊异之。他缓缓地张开了口，但却没有说出话来。

我对他说：“老卢，我出去旅行，如果有我的信件，不要转寄出去，我在一个月之内就会回来的。”

他仍然张口瞪着我，好像他完全没有听到我的话似的。因此，我问他道：“老卢，你听明白我对你说的什么没有？”

他张口结舌地回道：“是的萧先生，是的，是的……”看门房中的几个工人都带着奇异的目光，在後面瞧着我们，我们继续走我们的路。我知道他们必定感到奇怪，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平日看来一位很庄严的教员，竟穿着得这样的奇形怪状，走到街上去？

但是以後我们就不再是人们注视的焦点了，因为大路上很多人都穿着这类破旧的衣裳。我们的穿着也正是那种式样。

第十章　克服第一道难关
出长沙小西门，步行几分钟，便到江边了。那里江面宽约五、六百公尺。我们经常看到很大的汽船在江中行驶，所以知道江水一定甚深。到了江边，我们当然不能再继续前进，于是便在草地上坐了下来，呆望着江水在前面滚滚奔流。

“我们怎样过江呢？”二人不约而同地问。渡过江去只有三个办法。第一、是游水，可是我们两个都不会游泳，而且我们还带着两个包袱，假如游水的话，我们的东西就会完全弄湿了。因此，游水过江的办法不能考虑。第二、如果我们沿江边向南走一里半左右，就可以乘官渡免费过江；但我们两个人都不愿意这样做，这似乎太容易了。假定我们那样做的话，就表示我们避重就轻，不去克服困难。第三、我们坐着的地方就有一种小渡船；但乘坐这种小渡船，每人须付两个铜板。照说那是很便宜的，很多人都乘这种渡船过江，但我们两个人却是全无分文。我们是一文不名的叫化。

就在那里坐着，看着小船上乘满了人，向着对岸划去，约莫十分钟就有一艘。我们已经眼光光的看着同一艘船来回三次了。如果我们只是坐在那里观望，便永远不会过得江那边去，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毛泽东提议，我们走过去和摆渡的商量商量，告诉他们身上没有带钱，请把我们划过去。

我对毛泽东的提议不以为然，“他一定不会答应。”我说：“万一他一口拒绝了，那麽，我们下一步又怎样呢？”

“我不在乎，”毛泽东说：“我去跟他讲。”于是他带着坚决的神情，向我们附近的那艘小船走过去，很有礼貌地请求那个摆渡，把我们免费载过去，因为我们身上没有钱。

那年轻船伙斩钉截铁的粗声说道：“要是你们没有钱，为什麽不去乘官渡。从这里走一会就到了。”

毛泽东回来之後，问我下一步应该怎样辨。

我回道：“我早就知道他不会答应载我们过去的。我倒有个打算，我们也像一船乘客一样，一句话也不说先行上船。当他们收钱的时候，渡船已经到了江心；那时我们才告诉他，我们身上没有钱。这样，他既不能送我们回来，亦不能把我们抛下江里：如此这般，我们就可以过去了。他决不会从那边再把我们送回来，因为他需要空地方载别的乘客。走，咱们去试试。”

于是我们站起来，迅速登上一只刚刚靠岸的小船，旁若无人地直向船舱的中心走去。因为那种小渡船根本无座位可坐，每个乘客都站立在那里，等到上满十四个人之後，就宣告满座了。只听到船伙喊一声：“开船！”他把长竹竿向岸上使劲一撑，船就离岸了。船划行得很快，一会工夫便已经到了江心。

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手拿着一个盘子向乘客收钱。每个乘客丢进去两个铜圆，只听见铜板落在盘子里的声音，当，当，当的响个不绝。当她走到我们面前时，那种当当的声音却蓦地停止了。摆渡的朝我们看了一看，说道：“那两位体面的先生请把钱付给她呀！每人两个铜板，请罢。”

“很对不起，我们没有钱。”毛泽东说：“你难道不载我们过去吗？”

“什么，没有钱？”那摆渡的表示不信，问道：“那麽，你们为什么要上这只船？我不载不付钱的乘客。请你们赶快付钱吧。”

“我们真的没有钱。”我插嘴道：“我们两个身上连一个子儿也没有，请把我们划过去吧，一个月後我们一定加倍付给你。”

“一个月之後？那时我还认得你们吗？”他说：“如果你们没有钱，那麽留下一把伞给我好了。”

“那，不行”毛泽东答道：“伞在路上还要用呢。再说，一把伞值铜板十四枚，我们两个人过一次江，加在一起也不过四个铜板罢了！”

“但是，若果你们不付钱，你们就不能过江！”那摆渡的嚷道。

“你说不能过江吗？”我说道：“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江中心。看你能把我们怎麽样？”

“你们简直是强盗！”摆渡的嚷道：“我要把你们送回去。”

这时，其他所有乘客都大声提出抗议。他们先是带着隔岸观火的心情听我们的谈话，但现在他们都大嚷起来了：“不行，不行。我们急着要过江，我们已经付了钱！快点把我们划过去。”

乘客之中，有一位态度温和的老人走上来说道：“我愿意替他们出两个铜板，其他乘客可付另外两个铜板。我们千万不能再划回去。”

另外有好几个乘客都对那老人的意见表示同。但我和毛泽东却高声叫道：“不成，不成！我们不同意，你们不能替我们付钱！”这时我脑子灵机一转，想出一个主意。于是我宣布道：“现在渡已经到了江心。摆渡的可以歇歇，让我替他来划。用这个办法来补偿我们坐渡船的费用。”

但那船伙却不同意。“那我仍是损失四个铜板，而且我也不需要休息。”他说：“善心的乘客既然愿意替你们付钱，你们又为什么不让他们付呢？你们故意跟我找麻烦！你们简直是活强盗！”

乘客这时都不耐烦地叫了起来：“快划呀！”那位老人又再三向摆渡的保证，船靠岸时，他一定代我们付钱。

其它乘客上了岸之後，那摆渡就马上把船撑离岸边，让船停在离岸约莫二十码之处，意思是怕我们逃跑了。那位老人还在船上，又要替我们付船钱，毛泽东却坚持说，我们在一个月之内必定回来，我们要等那时候再付给他。

我也插嘴道：“老先生，要是你付了四个铜板的话，就无异是打我们的耳光，也是故意使我们为难。”

“摆渡的听了我的话之後，立刻大叫道：“什么打不打耳光？你们若不付钱，我就给你们好看！”

“你如果要打架，我们绝不在乎。”毛泽东道。

此时岸上已经有些打算过江的人等着，另外一只渡船又已经到了江心。那摆渡的十分清楚，假定另外一只先靠岸，他就会失去那些乘客了。于是，他终于自认倒霉，再把船撑到岸边，但口里却咕噜着把我们痛骂了一顿。

渡船一靠岸，那位老人及毛泽东和我三人便跳下船来，我们随即向那位船夫莞尔一笑，说道：“谢谢你，再见。”

那老人很快就上路了，我们也沿着面前的大路走去。也不理会那条路会把我们领到什么地。只知道那是一条从长沙通到宁乡县城的大路。

“那个要替我们付钱的老头很和气，”我一边走一边说：“我们既然是叫化子，本来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我们接受了，就又避重就轻了。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选最吃力的方式。”

“让很多人在江边上白等确是不好。”毛泽东思量着说：“假定那里没有人，我们就可能和那个船夫好好地打上一架！”

我们朝着宁乡县城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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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第二道难关：饥饿
那个时候，行驶汽车的现代公路根本是梦想不到的。我们走的那条大路，宽仅一公尺左右，中间铺以小石板，凸凹不平，它唯一的好处，只是在雨季里较少泥泞而已。道路两旁长着幼嫩禾苗的稻田。每个十字路口都竖着一块路牌，但我们从不去看。我们宁可就路认路，永远选择最宽的路走。

太阳晒得炙人如火，我们又没有帽子，但是我们仍然不用伞来保护我们剃过的光头。我们的脚烫得厉害！石板似乎像火一般的热，路面尽避平滑，但我们却宁可走在两旁的草地上。我们离开学校之时，脚上都是穿着厚重的布鞋；但在渡过湘江之後，我们便已经换上草鞋了。

我一路走下去，摆在我们面前的又长又直的大路，像磁铁一般吸住我们。

在这样平坦的路上行走真是单调乏味，但不到一刻，我们便看到前面有一座山，这座山我们是要爬过去的！当景物一旦改变，我们又感到愉快起来了。

但在山里行走，也会渐渐感到厌倦，于是我们又渴望平原了。但当我们在坦荡荡的平原上行走前，脑中则又记起山中美景。大自然似乎对人类这样的特性甚为熟稔，因而总是宅心仁厚的，在漫长的平原上又配衬以美丽的山景。我们究竟经过了多少田地和山岭，也无法数得出来，唯一知道的就是无尽无穷的旅程。

我们一边走着，一边谈论各种各样有趣事情。时间对我们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带表，完全用日影来判断时间。当日影指向东方之时，我们即断定那一定是下午两点钟；忽然之间，我们发觉我们都还没有吃东西，立时感到饥饿起来！我们一直全神贯注于谈话，因而根本就没有注意时间的问题，忽然发现时在下午，因而饥饿在我们的空胃中就更增加了痛苦难耐之感。我们愈是想着就愈感到饥饿。我们两条腿更像火烫一样，疲劳的程度亦随着跨出的步伐而增加。

一会以後，我们走到一间设在路旁边的小食店面。那是一般行人习惯停下来休息的地方，即使他们并不一定想歇息，也会在此吃点什么东西。谢天谢地，当时凉荫下正有两把空着的椅子，于是我们便躺在上面，倒头大睡起来，这场睡，我根本不知睡了多久，当我醒来之时，毛泽东却仍然在睡梦之中。但过了一会，便有一辆又大又重的车子从他身旁经过，他终于被那行车的声音惊醒过来。

那位小食店的女人带着好奇的神情向我们打量。毫无疑问，她一定觉得我们赶路赶得满头大汗，疲劳不堪，而到了她那里，竟然也不买点茶水喝喝，会感到有奇怪。她问我们是否需要吃茶，我们说不喝，对她的好意表示感谢。

我们并不需要喝，这倒是真的，我们最需要的是一些能抵饿的食物，因为我们饿得实在太厉害了！我们应该向她讨点东西来吃吗？看来她为人很和善，多半会给我们米饭一碗，但直接向她乞讨就太容易了，因而我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她一定猜想到我们当时的窘境，因为过了一会，她就给我们端了两杯茶来，并且表示那是不要钱的。我们呼呼两口就茶喝了下去，但却马上又後悔起来，因为这样一来，我们感到饿得更厉害了。

“走。”毛泽东说：“咱们开始去讨饭。我一秒钟也不能再等下去了。

我已经快要饿死了。咱们就从那些农家开始。”

“这却有点麻烦，”我解释着说：“每家人家只能给我们少少一点东西，我们要连续讨上四、五家，才能够一顿饭。况且，有些人家可能只给我们一点生米，这对我们毫无用处。我以为最好的辨法，是打听打听附近有没有读书人家，假定有的话，咱们就登门拜访。毫无疑问，我们会得到较好的招待。”

毛泽东转头问那女人道：“你知道就近有读书的人家吗？”

“有的。”她道：“离这里一里左右有一家姓王的。她们有两个儿子在长沙念书，但他的邻居都姓曹。那家长是一位大夫，他那十五岁的儿子也在家习医。另外在这店子後面那个小山坡上，住着一位姓刘的绅士。他是一位翰林，现在已告老在家。他没有儿子，但有几个女儿，都已经出嫁了。”

“润之，”我嚷着说道：“刘先生要成为我们今天的东道了！我们第一个就该向他进攻。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写一首诗送给他，用象徵的语言表示我们拜访他的用意。”

“好主意！”毛泽东表示同意：“让我想想，头一句可以这样写：“翻山渡水之名郡。”

“很好，”我赞赏道：“第二句：竹杖草履谒学尊。接下去的一句可以写为：途见白云如晶海。”

“最後可以这样结尾：沾衣晨露浸饿身。”毛泽东结束了全诗。

诗中第三句对“白云”的形容，系称赞刘氏能脱俗事的牵缠在山中别墅过隐居生活。“翻山渡水”和“浸饿身”二处念意似乎够明显了。

这首联句做成之後，我们仔细再读了数遍，感到相当满意。“刘翰林应该佩服我们的勇气！”毛泽东道：“我们马上就去看他，看看究意他是怎样的一位学者。”我们又再吟读了一遍，发现确是很好，两人都由衷地大笑起来，一时连饿肚子的事情也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打开包袱，把笔、墨、纸和信封拿了出来，竭尽全力以我最佳笔法把那首诗写在一张纸，并且两个人分别签上各人的真名。信封上则写了：“刘翰林台启”几个字。那个女人看到我们写信封，以为我们是要寄家信，便走过来告诉我们说：“这里没有邮局，你们必须拿到宁乡县城才能寄发。”

谢过那个女人之後，我们便起身去拜访刘翰林。走出小食店，向左转个弯，然後又爬上一个斜坡，很快就到了小丘的顶上。从那里我们看到山脚下有一座用白砖砌成的房子。料知那必是刘翰林的住宅无疑，于是我们便朝着那个地方走去。

那白房子後面的山坡上长着齐整的青绿树丛，在这景色的衬托之下，虽然站在很远的地，这座白色房子也看得清清楚楚。房子前面的窗户和柱石都是一色朱红，一道长长的围墙，上面覆着整齐的一色黑瓦，看来就像一座城墙一样。右手是进出的大门，大门两旁长着一些红花灿烂的大树。围墙前面有一个大水塘，水面上满是硕大的青绿荷叶和异常美丽的莲花。远远地看上去，那风景有如一幅频色极浓的彩色画，但却需要一位艺术家独具匠心，才能表现得恰到好处。我们走到那座堂皇的住宅门前之後，看到一幅用正楷书写的嵌在油漆大门上的红色对联。上联是：“照人秋月”，下联是：“惠我春风”。这幅对联的书法今人赞赏，我们猜想这必是出于刘翰林的手笔：因为他既参加过殿试，则书法和诗文必有相当的造诣。因为翰林都是出色的书法家。我们希望，这位书法家和诗文鉴赏家的刘翰林，对我们送给他的杰作，也感到喜悦。

围墙大门关闭着，并加上了锁。我们可以从门缝里看到，在约莫十公尺之外的第二道大门，也是关闭起来的。从两道门缝中看过去，那座房子座落在一个大院子里，门窗则完全敞开。我们在大门上敲了三、四下之後，立刻便有几只恶犬在第二个院子中狂吠起来。恶犬狂吠的声音，一时使我们颇感惊恐。因为它们吠声异常凶狠，很可能窜将出来。但当我们停止打门之後，犬吠声也随之停了。我们以往全无对付恶犬的经验，只好暂时停止敲门，商量应付之策。我们手里的雨伞若用来对付恶犬，可以说毫无用处，因为如果恶犬向前扑一下，很可能便把伞八折断。这时毛泽东便急忙爬上附近的乾枯树干上，折了两根又粗又硬的树枝下来。每条有五、六尺长，坚硬如钢。

这两根棍子使我们壮了胆子，就用它来敲打大门。我们愈敲，那些恶狗也就吠得愈厉害。但是现在我们已不用害怕了；不管它们怎样狂吠，我们仍然继续敲打不已。大约敲了五分钟光景，所得的唯一结果就是那些恶犬似乎已经疲倦，吠声没有先前那样凶了。又过了几分钟，我们从门缝看到一位短装老人从房子内走了出来。这一定是刘翰林的仆人了。他慢慢穿过庭院，走向第二道大门，半打左右的大狗随在他的身後，仍是在那里狂吠不已。他打开了第二道大门，便继续朝我们面前的头一道大门走来。到了大门边，他停下脚步，用粗野的声音问我们来干什么。毛泽东透过门缝说道：“我们是从省城来的，替刘翰林带来一封书信。”

我从门缝把信递过去，他用较温和的语调说：“请你们稍等一会。”便转身向内走去。无疑他认为那封信是我们从长沙一路带来的，我们一想，也觉好笑，那些恶犬似乎已从仆人的声音认出，我们是主人的朋友；因此，他们不仅停止了狂吠，并且摇尾表示欢迎了。

我们在石阶上等待着，除了屋後树枝上的鸟叫之外，一切声音都平静下来。我们耐心地等了十几分钟，毛泽东又要去敲门，但是我告诉他再等一会，因为老翰林一定会对我们的诗大加赞赏。又等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仍然是静悄悄的，一无动静。我们等得不耐烦了，于是便再度敲门，那些大狗也再度吠了起来。几乎是在顷刻之间，那个老头走了出来，并且把大门打开。“少爷，请进。”他招呼道。我们随在他的後面，穿过两道大门到了内院。他又说道：“对不起，我回来得稍迟一点。因为主人午睡刚刚转醒。看信之前，他又洗了把脸，看了信之後，他就告诉我立刻把两位请进来。”

他领着我们从房子的中门走进去，穿过一个大房间。那大房子里满墙都是字画，但我们却未能仔细去欣赏；因为我们只是跟着那个老头匆匆走过，转往另一个较小的房间去。把我们领到小房间之後，他走开了。我们猜想那必是刘翰林的书房。因此，没有坐下来。

刘翰林终于走出来了。他是一位年约七十岁的老人，生得矮而瘦小，而且略现驼背。白须稀疏得只剩下几根了，头顶已经全秃。他穿着一件白长衫，手里拿一把绸扇子。我们向他深深鞠了一躬，他带着惊奇的眼光站在那里注视我们：“你们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你们遭到什么意外了吗？请坐！请坐！”

我们坐下之後，刘翰林继续问道：“你们在路上遇着强盗了吗？”

“没有，我们没有遭到什么麻烦。”毛泽东答。

“你们从哪里来的？又要到哪里去呀？”刘翰林问道。

“我们从长沙来，打算到宁乡县城去。”我道。

“你们在长沙做什么事情呀？”

“我们是省城里的学生。”毛泽东说。

“你们或许是在哪个洋学堂吟书的罢？我明白了，你们也会做诗。你们做得很好，书法也很不错。”刘翰林一面说着，一面端详我们。

“我们在学堂里不仅要学做诗，并且还要研究古书呢。”我解释道。

“噢，你们研究古书？什么古书呀？”

毛泽东告斥他我读过《十三经》、《老子》和《庄子》，他甚为高兴。“你们既然研究过《老子》和《庄子》，对这两部书你们认为谁的注最好呀？”

“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最好的《庄子》注则是郭象的。”我答道。

他对我的回答很感满意说道：“非常正确！我同意！你们家乡在哪里？”

“我的朋友毛泽东是湘潭人，我是湘乡人，但是住在和湘潭交界的边境上。事实上我们彼此相距不远。”

“曾国藩就是湘乡人。”刘翰林说。

“是的，我的高祖曾在曾国藩家里当过教师。”我接口说。

“他既然在曾家教书，那一定是出色的学者了。请你们稍等一会。”他一边说着，一边站了起来，向里走去。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只有耐心地等待。我们的空胃直打鼓，对那些美丽的绘画和工巧的书法都难以欣赏了。不过，我和毛泽东二人互相安慰，猜想他多半是去叫厨师做一顿丰富的饭来招待我们，因而需要较多的时间。很显然，他绝不会不明白我们诗中念意的！那是一定的解释。这就是为什么他去了这久还不回来的原因。但是我们愈想到饮食，也就愈感到饥饿！

最後刘翰林终于面带笑容地走了回来。但并没有提到吃饭的事情。他只是从宽大的衣袖里拿出一个红纸包，微笑着递给了我们，未再说一句话。从那纸包的形状我们立刻猜知，其中必然是一些钱。接过来之後，从它的分量我已猜到那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我们两个人向他申谢之後，即行告别。

他伴随我们走到房舍的门前，然後叫那老佣送我们出去。穿过院子和两道大门，我们走了出来。一走出大门之後，我们便立刻闪到一棵大树的後面，将红包打开。忽然之间，我们富有起来了！原来红包中竟然是四十个铜圆。

根本不需要商量，我们就知道应该做什么！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赶回那家路旁的小食店，请那个女人尽速替我们准备饮食！不到一会的工夫，我们的饭就拿上来了，除了米饭之外，还有一些蔬菜和青豆。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了三大碗饭之後，终于吃饱了。这顿饭每人花了铜圆四枚，因此，我们仍然有三十二枚铜圆剩下来。

略事休息之後，就又上路了。每当走到岔叉路口，我们仍然选最宽的一条路走。但全没有想到究竟到哪里去，也没有想到前面可能有什么危险。到了天黑时，我们决定在路旁的小旅店投宿一晚，作其“鸡鸣早看天”的旅客。

在旅店吃过晚饭之後，我们讨论第二天的计划。我们立刻想到那位绰号“何胡子”的朋友何叔衡来。因为他就住在宁乡县区，于是我们乃决定去拜访他。我日记上有他的地址，据旅店的老板说，从那里前往约莫一百四十里左右便到，那需要一天的路好走。明天夜里我们就要与何胡子在一起了。

第十二章　胡子的家
第二天一早，起床之後，我们匆匆地洗了把脸，便朝何胡子的家乡走去。我们决定每天早上吃早饭之后，先走二十里路。湖南人每天都吃一顿早饭，和中饭晚饭同样丰盛。这和北京、上海、苏州等城市，人们在早上只吃稀饭的习惯颇不相同。湖南是渔米之乡，湖南人除非到了极穷困的时候，才吃稀饭。

今天我们走起路来，又轻松又愉快，因为我们已经有钱，不要再向人乞讨了。还有，我们在日落时分就会到达朋友的家，将会受到热烈的款待和欢迎！因此，我们在心里真的感到是回归家乡一样。

我们在路上谈起房白纵其人的生平来，这是一个怪人。他是我的表兄，又娶了我的姐姐。毛泽东听我说过这个人，对他的一切都感到很大兴趣。房白纵是我外祖父的第四个孙子，我小时候叫他振球哥。我父亲的文采颇为人称道。他娶我的母亲时，家境并不富有。因此，外祖父便出一些田产作为我母亲的嫁奁，以备不时之需。三十年後，我母亲因需要钱供给我弟弟读书，便把陪嫁的田产卖掉了。这个时候，房家的家境亦已衰落，大部分田产都没有了，房白纵也不能完成他的学业。

于是他开了一间杂货铺，後来又学纺织，不久又做裁缝、建造房屋，最後制造家具。奇怪的是，他对所有这些东西都能做得异常精巧，虽则他不曾正式学过师。类似裁缝这一类手艺，至少需要当学徒三年，但房白纵只要几天工夫便上手了。他善于摹仿，任何一种手艺他都做得尽善尽美。

毛泽东对他的天赋大为惊叹，认为他生在中国是糟蹋了，因为在中国，这种天才无人加以培植，也没有人欣赏。“假定他生在意大利，很可能成为另外一个弭盖朗琪罗！”毛泽东慨叹不已。

我又说，房白纵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对制造各种木材和竹子的现具便极有兴趣。因此，家里便给他弄了一套小巧的工具：锤子、刀子、锯子等等，应有尽有，事实上他等于拥有一个雏型的工厂。不过，他难然在各种手艺上是天才，然而书法和绘画方面，却没有半点才份。毛泽东认为，那是因为各人才能不同，因此教育原则应该是因才施教云。

我们那次谈话五、六年之後，房白纵在劝工俭学的资助下到了法国。他是和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及蔡和森等一道去的。他留法四年後回到中国。但不幸在四十岁便去世了。他的儿子名叫房连，也有同样的才能。中日战争期间，因在川北遭到土匪的袭击而被杀害，死时还不到三十岁。

我曾经答应毛泽东以後介绍房白纵给他认识，然而一直没有机会，他们二人也就从无一面之缘。

那天我们在路上谈房白纵就一直谈到正午。太阳晒得很厉害。于是我们便在路边一个茶馆，找个位置坐下歇息。那里荫凉蔽日，非常舒服，我们不知不觉竟睡着了。等到醒来的时候，发现我们睡了很久，茶馆老板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何胡子的家，还得再走八十里路。

我们马上赶路，但都不再说话了，集中全力，迈开大步向何胡子的家乡走去，希望在夜间可以到达。

黄昏时分，我们在路旁一家小饭铺吃晚饭，叫了米饭、蔬菜和几个煎鸡蛋。那家饭铺的老板告诉我们说，我们还得再走四十里路才到目的地。于是我们草草把晚饭吃了，便即上路。走到一个岔叉路口，面前有几条羊肠小径，而路牌一个也没有。在这进退维谷之下，我们别无他法，只有等过路人来加以询问。後来一个过路人指示我们穿越前面山岗的一条小径。原来何胡子的家座落在离开大路很远的地，当我们走进山岗之後，竟然又碰到了一个岔叉路口。那里异常偏僻，根本没有人可问，究竟选择哪一条路走呢，我们经过一番讨论，两条路都差不多，便决定选向右转出山那一条。我们选择这条路，是希望在走到山坡下之後，能找到人加以询问。

现在月亮已经出来了，但在山中的树林里面，光线仍是甚为幽暗。并且可以听到很多野兽叫闹的声音。但我们并不害，因为那里是小树林，谅无老虎出没。还有，我们毕竟是两个人同行，胆子也壮了，约莫一个小时之後，我们走完了山路。出现在我们前面的是一片广阔的平原，一条大路贯穿其间。我们看到远处有两户人家，但没有灯火。里面住的人显然已经歇息了。我们既已迷了路，于是便走到较近的一家敲门询问。那家主人起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走错路了，在山中的岔路口处，我们应该向左转，而不应该向右。那麽从那里向左再走三十里左右，就可以到达何胡子的家了。俗语说：“行百里者九十半”。这句话用在我们当时的情形，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从那以後，在路上已遇不到行人。每逢岔叉路口时，我们便到附近的住家去询问。最後，当我们确知已经到达了目的地，便问道：“这是何胡子的家吗？”这样问了好几次，得到了几个否定的回答：“不是，你们沿这条路走过去那一家就是了。”

我们终于到达了！直冲到何胡子的大门前，兴奋地在门上敲打。“何胡子！胡子！”我们高声叫道：“赶快起来，让我们进去呀！”

一盏灯在其中的一间屋里点着了。接着何胡子把大门打开走了出来。他愉快地大笑着，抱住了我们。“萧胡子！你们怎样会走来的？润之也来了呀？我做梦也想不到你们两个会到这里来！请进，请进！”

我们走进一间大房子，何胡子的父亲也从另外一个房门走了出来。他约莫五十岁年纪，看来是一个标准的农人。我们的朋友的弟弟也出来了，何胡子在楚怡中学任教时，我们曾经见过他。他十二岁的侄子接着也出现了。我知道他是楚怡学校的学生。何胡子又叫他的太太和弟媳妇进来和我们见面。那简直像一个家庭聚会，欢迎阔别重逢的家人。我们真是感到回到家中了。

经过一番介绍和招呼之後，何胡子问道：“萧胡子，你们从哪里来的？”我告诉他我们从长沙来，毛泽东又接着说：“我们一路从长沙走到这里，专程来拜访你！”

“啊，不敢当，不敢当。”何胡子道：“非常欢迎，非常高兴看到你们，但你们为什么一路走着来呢？你们一定累坏了！”

“噢，”我回答道：“走路并不是坏事情呀。事实上，我们还正打算徒步走遍全省呢。”

“你瞧。”毛泽东道：“我们是作一个试验。打算走得愈远愈好，身上却分文不带。我们要像叫化子一样生活。”何胡子显然甚感吃惊。“像叫化子一样生活？”他问道。

“是的！”我接着说道：“我们离开长沙时，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因此在路上我们便必须乞讨过活了。”

“但是我真的不了解，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何胡子道。

“我们的想法是，看看我们能不能克服困难；在分文不带的情形下，我们是否能够一样过我们的旅行生活。总之，我们是练习克服困难。”我解释说。

何胡子大笑道：“你们真是两个怪物。你们做的事情真是奇哉怪也！”

何胡子的弟弟拿了一瓶酒出来，我们就说，我们都已经吃过晚饭了。但我们每人还是喝了点，吃了一些水果。当我们就寝之时，已经是次晨两点钟了。经过了一天的长途跋涉－－一百五、六十里之後，我们实在是太疲倦了。而我们也知道，在这一夜之中，我们对他们的打扰太过分了。

第十三章　从何家农场到宁乡县城
何家是典型的农家，尽管夜里受到了打扰，但第二天刚破晓，他们就都起床了。于是我和毛泽东也起来，首先我们在日记上记录了头一天的经过，我还把毛泽东对房白纵生平的评语，也写了下来。

与何家寒暄一番，吃过早饭之後，何老先生领我们去参观他的农场。一个猪栏里面有十只猪，其中有些是黑色的，有些是白色的，其他的则是黑白相间。这是何氏最宝贵的财产。其中有一只大肥猪脊背上黑黝黝的，像一条小牛一样。毛泽东问这只猪有多重，年龄多大。“我看你并非内行，”何老先生笑道：“这头猪体重约三百二十斤。一只猪长到两岁的时候，它的肉已经太老，不好吃了。这头猪还只有十一个月。”

“只有十一个月就长得这样大了吗？”我问道。

“猪只的大小决定于它们的品种及所吃饲料。这只猪的品种特别好。我会养到它四百斤重为止。”何老先生说。

在我们以往的生活经验中，从来不曾见过这样优良的猪种，因此我们便在那些猪栏之前徘徊了好一阵子，何老先生向我们取笑说：“现在你们也许有个好题目，可以写佳句了！”我後来确曾在日记中以《肥猪》为题写了一首短诗。

我们从猪栏走向菜园之时，何老先生说道：“这些猪是我们家庭的财富。没有这些猪，我们的生活就很难维持了。全年的油、盐、茶和肉类等等的费用，都是从它们身上得来，还有盈馀。真的，没有猪，我们实在难以为生。”我和毛泽东都完全了解这些动物对湖南农民的重要性。湖南是中国最主要的猪肉生产区，那时候湖南的肉类出口为全国最大宗。

广大的菜园长满了肥美的菜蔬，园中连一根莠草也没有。菜园的整齐清洁，尤使我们赞叹。我向何老先生提到这一点，他感到非常喜悦，乃用书呆子口吻摇头摆胸的说：“莠草有如人品低劣、心术不正之徒，一定要刿除之，其对秀美之菜蔬之害，大矣哉，‘君子乎’，‘圣人乎’！”

何胡子由衷地笑起来说：“你们看我父亲的古文怎麽样？不错吧？有其父必有其子！”

最後我们参观了何家的稻田。那些稻田当时还是灌着水，但茁长的秧苗已经欣鹄透出水面来。何胡子的弟弟是在田里工作的，他告诉我们说，再有两个月时间，田里的稻子就可以收割了。这些稻子可供他们全家一年之需。他们自己养猪、种菜和耕田、全家自食其力。他们又必须种一些胡麻，作为纺织之用，他们只需再购买一些棉花，就万事俱备了。

何胡子是何家的长子，受过良好教育，当时是中学教师。他们就是所谓“耕读之家”。我和毛泽东两个人的家庭也都属于同样的阶层。

那天中饭，我们享受到一桌十分丰盛的宴席：刚从水塘里捞出来的鲜鱼，活杀了几只鸡，还切了一些烟肉。此外，再佐以刚从园子里摘下来的非常鲜美的青菜。总共有十几道菜之多，真是应有尽有，每个人又都各选其适。看到他们制备了这样一桌豪华的宴席，我和毛泽东深感叨扰太甚，及道：“你们实在不应该这样破费呀。你知道我们现在还过着叫化子的生活呢！”

何胡子正要开口说话，他的父亲却抢先说：“你们两位都是学者，并且都是叔衡的好友。你们是我家的贵宾，怎麽还说你们是叫化子呢！”

何老先生对我们之过叫化子的生活，是永远无法了解的。他对我们在他家作客，确实有蓬荜生辉之感。不过，他虽然不了解我们，我们对他却是甚为了解。他既不喜欢我们做叫化子，我们便谨慎的不再提起这件事。从那以後，我们也就以贵宾身分自居。

但这种身分不合于我们的计划，因此，吃过饭谢过主人的殷勤招待之後，我们便说要继续我们的行程了。何老先生听了颇不高兴。

“这是怎麽回呢？”他问道：“你们老远跑来看我们，吃了一顿饭就走。我以为你们至少要住一个礼拜的。我已经宰了一头猪，准备了很多菜，你们现在竟然说要走了。你们还没有尝到我们的菜味呢。请你们再多住一些时候。今天下午，我领你们到山上去看看我们的树林。”

我们觉得如果再坚持要走，就实过意不去了于是便答应多留一天，作一天贵宾。後来，我们又偷偷逼着何胡子，叫他劝他父亲不要再强留我们了。

吃过荼之後，何老先生就领我去看他的树林。他们家里烧木材都是从那里砍伐得来的。在何家的山林里，虽然大部分都是松树，但其中也有很多种树我们全不熟悉。一面山边长的全是竹子。在春天的时候，幼嫩的竹笋出，可供家中菜食之用；将来长成的竹竿又可作种种家庭用途。我们从矮小的山顶上往下看，可以看到一片大平原，一直伸展到远处，景色幽美之极。于是我们四个人便坐下来，观赏当前的景色。清风阵阵，凉爽怡人。何老先生开始述说他早年生计而奋斗的故事。何胡子静静地听着，当父亲叙述到某些悲的段落时，他竟感动得流下泪来。

晚餐的菜式又是非常丰富，更使我们感到心里不安。我们目前要过的是节约的生活，这显然与我们的想法背道而驰！在离开饭桌之前，我们便说我们打算明天一早动身。何老先生的神情显得十分颓丧，但没有再说什么。又闲谈了一阵之後，大家便分别就寝了。

第二天清晨，吃过早饭之後，我们向他们全家一再表示谢意，便作别而去。何胡子伴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并且极力劝我们带点钱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但我们坚拒不受，并请他大可放心。现在我们开始过乞讨的生活，绝无挨饿的危险。“你们真是怪物。”他又一次说。可是他仍是不放心：“你们多半不会饿死，不过，千万要当心。”因为他提起要给我们一些钱带在身上，仍使我们想到还有刘翰林给我们的钱剩下来，于是便请他把那些钱带回去。但何胡子坚决拒绝，我们只好放在包袱里面，尽量忘掉我们还有钱这件事情。

和何胡子握别之後，我们匆匆走向通往乡城的大路。路上，我们谈说何家的情形，心下快慰。他们家是多麽愉快和安定啊。但在那时候的中国，这类农村家庭到处都是。到了正午时分，我们感到饿了，决定不在路旁饭店里停留。

我们走到一个大院子的门前，大模大样的穿过大门，到了院子里，当时我们每人手里都有一根粗重的大棍子，但没有恶犬上来狂吠，于是我们敲打院门。告诉那家的女主人说我们是叫化子，向他们讨些饭吃。她一句话不说，转回房中，一会工夫，便给我们每拿了一小碗没有蔬菜的冷饭来。当时因为我们已经饥饿，一会就吃光了，又向她再讨一些，但她回答说：“任何要饭的人来，我们照例给这么多。这还不够吗？”毛泽东告诉她，假定我们不饿，也就不会再向她乞讨了，她便提议我们最好是到另外一家去讨。

我们已经体验到，向人乞食和在饭馆里叫饭点菜截然不同。在饭馆里，一个人只要有钱付账，便可以随心所欲；但一个叫化子却必须对凑拼着乞来的食物，甘之如饴，而且，要连续乞讨几家，才得一饱。在这农村地区，住家多是散居的，有时一家和另一家的距离有二三里之遥。

在第二家我们没有什么好收获。那家主人说：“我们没有现成的饭。但可以给你们一点生米。”但生米对我们没有任何用处，于是我们再继续乞讨。

到了第三家，主人非常慷慨。我们每人一大碗米饭和一些蔬菜。

他的米饭虽然粗糙，然而我们吃得很饱。

我们有一位同学住在宁乡县城，但我们决定不去拜访。因为有了在何胡子家的经验，假定我们再用这种避重就轻的方法来解决生活，那么我们的叫化生活就失去了意义了。宁乡县城本身并无什么奇特之处，在县城近郊，有称为玉潭的一泓清溪，广阔的潭面上横跨着一座精巧的桥梁，桥附近则群集着很多小船。从潭边远望，可以看见一座小山岗，称为狮固山，山坡上种满松树。我和毛泽东坐在河边上，观赏玉潭和周围大自然的景色。我们写了一首小诗，我感到其中最得意的两句是：云封狮固楼，桥锁玉潭舟。

第十四章　去微山的路上
静静的坐在河畔上，我们商议决定前往微山。微山之所以出名，固然是由于它美丽的风景，另一方面是由于一座巨大庙宇，这座古庙建筑于山坡上，自唐代起即甚为出名。这座庙产业很多，主持方丈又是一位大学者。我们要访问这座名刹，由于两个原因：第一，我们要看看庙里的组织，了解僧众的生活；第二，我们都渴望结识那位有名方丈。

我们现在不必急于赶路，因此信步而行，一边谈谈问题，一边欣赏不断转换的大自然景观。离开乡约莫二十里远近，我们攀登一座不知名的山丘，正面山坡上的嶙峋大石，老远就望得见。山坡上有一课枝叶茂密的古松，它的枝干向四面伸展，有如鸟翼一样形成一个巨大的荫影。周围则有很多凸出的巨石，恰如一条锁链锁住树身一样。我们放下包袱和雨伞，背靠着古松，坐在“锁链”上。在清馨而凉爽的气氛之中，我们为之心旷神怡。我们想起与何老先生在一起的那个愉快的下午，于是我说：“何老先生以耕种自食其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种生活不是很写意吗？”

“他一直说他是快乐的。”毛泽东答道：“很可惜，他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你应该看得出来，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

“他辛勤的体力劳动给他一种愉快的心境。这是为什么他这样自得其乐，而且身体健康的原因。”我说：“你说得‘为古人担忧’这句话吗？假定何老先生读过书，他就可能不会这样快乐了。”

“是的！”毛泽东附和着说：“知道这东西固然是好事，但有时候没有知识反而更好一些。”

“他唯一所担忧的事，是稻子的收成和猪只的成长。他获得足够的家用，他就快乐了。但是要知道，他是小地主，他能够自食其力，这就是为什么他感到愉快。但那些必须为别人工作的农夫，却是痛苦的。他们起五更睡半夜辛勤工作，到头来必须把劳动果实交给地主！”

“是的，”毛泽东道：“更不幸的是，有些想要在田间出卖劳力，往往亦无人雇用。这类事情在中国屡见不鲜。”

我不大同意毛泽东这种说法。“那些人大多数也是快乐的。”我说：“穷的比富的更快乐，也更健康。”

“你说的对极了。”毛泽东表示同意：“这种情形可以叫作富人命运的悲哀。”

我们在清凉的微风之中闲谈，感到非常畅快和舒服，後来不知不觉沉沉睡着了。我睡了半个多小时，醒来之後，毛泽东还嘴巴张开酣睡不已。但一会儿他睁开眼睛笑道：“睡了一阵子後，我感到精神得多了。”

“像佛祖在菩提树下一样，我们也在这里静坐几天，你以为如何？”我提议道。

“如果我像他那样静坐，毫无问题，我一定又睡着了。”毛泽东说。

“我是认真的和谈论这件事情，你是否愿意在这里停留几天？”我说。

“首先，我要到微山庙去看看和尚。看他们如何静座，然後我们再回到这里来，照样学习一番。”毛泽东笑着说。

我赞同他的意见，我接着说，我已经饿了，应该下山去讨饭。我们虽然都极不愿意离开那棵古松，但不得不把小包袱背起来了。我们朝着古松和巨石鞠了一躬，谢谢它们给我们憩息，便往山下走去。我们看到山脚附近有一房子，于是便急忙赶了过去。

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显然这家人没有养狗，这仗我们想到刘翰林家的狗所给我们的狂吠真算是由衷的欢迎了。我们正怀疑里面是否有人时，一个畸形怪状的老头儿走了出来，他听了我们是叫化子之後，拒绝给我们任何食物，并且以侮蔑性的口吻向我们说话。我们自是大不高兴，因此，便用同样的方式对付他。

“我没有东西打发叫化子。”他说：“你们再赖下去也是白等。”

“你连打发叫化子的都没有，那算是什么人家？你们根本就不配称为住家。”

“住嘴，给我滚开！”他嚷叫道。

我们说除非他能给我们满意的解释，为什么不打发叫化子，否则，我们绝不离开。说完就坐在大门框上，让他无法关门。当时我们还紧紧抓住包袱，以防被他夺去。他看到我们不愿意离开，便狂怒起来。脸色几乎红得发紫，连脖子上一条条的青筋都鼓起来。“你们真的不走吗？”他带着恐吓的神情问道。

我们和他讨价还价，向他说，“除非你告诉我们为什么不打发叫化子，或者是拿饭给我们吃，我们才会走开。我们走遍天下，从来没有碰到不打发叫化子的人家。”我们嚷着：“你们究属于什么人家？讨饭总不犯法。只有残忍和心地不良的人才拒绝打发叫化子。”

那个老头看见我们并不怕他，脸上泛出一种奸笑。“我没有熟饭。”他道：“不过，我给你们一点生米，你们走不走？”

“除非你答应以後好好对待上门讨饭的乞丐，并且给他们饭吃，否则我们就不走。”毛泽东坚持道。

老头并没有回答。他坐在那里，对毛泽东的话好像全没有听到似的，我们重说一遍我们的条件，他终于说道：“好了！好了！我答应你们！”

于是我们拿起包袱，大剌剌地向他表示谢意，在转身要走之时，对他说道：“过几天，我们回来路过这里，一定要来向你讨饭。”

走了约莫一里路远近，我们到了另一处人家，一对和善的老夫妇给我们米饭和蔬菜，吃饱之後，我们和他们作了一次很有趣味的谈话。那老头儿姓王，他告诉我们说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十年前去了新疆，但已经五年没有得到他的音信。二儿子在宁乡开了一间茶铺，生意不错。他有两个孩子，都住在宁乡县城。”

我恭维他道：“老先生，你很了不起呀。一定读过很多书了？”

“我对读书很感兴趣。”他答道：“但当时我家很穷，仅仅能够在学校里读四年书。随後我跟一个裁缝做学徒，後来很幸运，我在县衙门里获得了一个守卫的工作。我在那里赚了不少钱！但是你们两个小孩子，你们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叫化子。你们为什么一定要以讨饭为生呢？”

“我们的家庭也都很穷，”毛泽东答道：“但是我们为了要旅行，唯一的办法便是乞讨。”

“讨饭没有什么不对。”他说：“叫化子总比贼盗要强一点。”

“叫化子是最诚实的人，”我辩解道：“比做官的要诚实得多。”

“你说得太对了！”他笑着说：“多数官吏都是不诚实的。我在衙门里做守卫时，县太爷满脑子想的就是钱！他审判一件案子，给他钱最多的一边照例是打蠃官司。向他求情是没有用的，除非花大钱向他贿赂。”

“我想你在衙门当守卫，也得到不少钱吧？”毛泽东问道。

“不过一点零用钱，和县太爷所得的不可以道里计！”

“他们向县太爷送钱，你又怎样知道呢？”我询问道。

“他们告诉我的。”他说。

“假定原告和被告都送钱给他，”我问道：“那麽，他又如何处理呢？”

“那就要看哪一方面送他的钱多了，多钱的一边一定蠃。输的一边总是异常气恼，他们常常告诉我关于行贿的事情。”

“难道县大爷一点不怕别人告发？”毛泽东问道。

“惧怕什么？”我们的主人问道。

“打输的一边可能到省城告他一状呀。”毛泽东说。

“他倒并不在乎！”老头说：“在省城打官司比在县里花费更多；如果没有很多钱去行贿，在省城就更没有蠃官司的希望。连在县衙门贿赂县太爷的钱都拿不出来，就更付不起在省城行贿所需的钱了。总之，官官相卫是尽人皆知的。”

“真是不成体统！”毛泽东慨叹说。

“但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好官吏。”老头连忙补充道：“我在县门做了七、八年守卫，总共经历过三个县官。头一个是贪官，另外两个却都清廉正直。但是一般人似乎没有是非观念。在这个社会中根本无正义可言！你们可以想得到，贪官污吏固然人们抱怨；但一般人对两位拒绝受贿的县官亦同样抱怨不已。

我告诉那些人说，贿赂是没有好结果的，但他们怎样都不相信。‘这算是什么县官，居然不肯接受礼物？’他们会这样说。他们绝不相信会有不受钱的事情，因此他们甚至认为那两位廉官比贪官更加恶劣。在这种情况之下，叫人怎样不接受金钱呢？这恐怕就是好官不多的原因了。”

我们都认为他的结论可能是正确的。又谈了几分钟之後，我们乃向这对老夫妇告别，继续我们的行程。在路上我们又谈了一阵可悲的世事。下层阶级多数人无知无识，相信他们所听到的一；他们完全听任官吏的摆布。

我们远望微山，有似一片低的云层，但在我们走近之後，山的形状就渐渐显露出来了。

第十五章　微山的寺院
黄昏时分，我们到达微山了。我们走近之时，先前远望一色碧绿的背景，显出是围绕着寺院的树林。我们很快到达山脚下，开始登上山坡。

有两个和尚走出庙门来欢迎我们，陪着我们走进寺院。他们以为我们必是经过长途跋涉来朝山进香的。为了免致产生进一步的误解，我们乃告诉他们说，我们系为乞讨而来。他们说道：“拜佛和乞讨本来就是一回事。”

我们不了解话中的含义，但料想其中必有深奥的哲理。可能符合佛祖众生平等的教义。我们没有作任何询问，便跟着他们穿过第二道大门，抵达後面的禅院。看到有上百僧人在那里缓缓散步。我们给引进到一间禅房之後，他们叫我们放下包袱去沐浴。我们不胜感激，便照着去办了。

洗澡回来之後，和尚让我们到佛前烧香，但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并非为拜佛而来。我们解释说，我们是要见方丈。他们看了看我们叫化子的穿着，便说方丈不随便接见客人！继又补充说，方丈讲经说法之时，我们可能看到。我们说我们不仅要看到他，并且就要在当天晚上和他谈话！由于一再坚持，他们乃大为感动，但又因为方丈不认识我们，他们却不敢前去打扰。最後我托请他们把我用心撰写而毛泽东和我两人签名的一张便条送给方丈。

约莫十分钟时间，他们回来说方丈愿意和我们谈谈，并且请我们立刻前往。那位方丈约莫五十岁年纪，面目慈祥。方丈室的四壁都摆着书刊，我们看到其中《老子》和《庄子》，此外还有一些佛家经典和论说。大房子中间一张桌子上摆着一只高花瓶和一个矮花，此外别无他物。我们不能和他讨论佛典，对中国古代经籍却兴致勃勃地谈了近一个小时。方丈非常高兴，留我们同进晚餐。晚餐後，我们回到大殿之时，那里又聚集了很多很多僧人。

他们看到我们从方丈室走出来，并且曾和方丈同进晚餐，猜想我们一定是庙里的贵宾，因而便都站起来向我们寒暄。既然能和方丈做朋友，我们必是出色的学者，或第一流的书法家，于是他们便纷纷请我们在纸扇或卷头上题字留念，这使我们几乎忙到半夜。

第二天早晨，我们说要走的时候，和尚告诉我们，方丈请我们盘桓数日，当天下午他还要接见我们。上午则由和尚带我们参观菜园、香积厨、斋堂和庙中的其他部分。园丁、厨师和担水夫等等皆由和尚充任！

当天下午，我和毛泽东再到方丈室，方丈又热诚地接待我们。这次他显然决定要和我们谈“生意”了。他用极婉转的口吻对佛教的美德加以称颂，要唤起我们宗教的兴趣。但我们无意讨论宗教问题，只是礼貌地倾听着，极力控制自己不表露同意或不同意的态度，他继续说下去，最後提到了孔子和老子，我们发现了自己熟悉的题目，便表示我们的意见。真正使我们感到兴趣的并非佛学，而是佛教在中国的组织。于是我们在这方面问了他一些问题。

我们问庙里僧人数目多少，他笑着说：“约莫百名和尚属于本寺。但经常有来自远方的挂单和尚。因此，庙里常常住有三、四百人之多。那些在这里挂单的和尚，通常住几天便离去了。从前这里一度住有八百僧人，这是建庙以来的最高记录。但那是在我以前的事了。”

“数千里之外的和尚，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呢？”毛泽东问道：“他们来这里干什么呢？”

方丈解释道：“他们是来听经和传弁的。本寺方丈向以说法著名。这里庙产甚丰，招待挂单客停留若干时间，并无困难。全国僧人多半知道这个地方。你们也知道，和尚是出家人；对他们来说，所有的寺院都是他们的家。云游四方，相互谈经论道，彼此都能得到启发。”

“请问全国有多少和尚？”这是我想知道的。

“这倒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方丈说：“除了蒙古和西藏之外，在中原地区至少有数万人。蒙古和西藏的僧人所占比数极大，把他们加在一起，为数约百万，或可能更多。”

“像微山这种讲经的中心全国有多少？”我问道。

“至少亦有百处，如把规模较小的地方也算在内，当在千处左右。”

“有什么佛教的书籍出版吗？”毛泽东问道。

“当然有，并且很多，特别是在上海、南京和杭州一带的地方。”

“我们打算访问一些大寺院，”我解释道：“你能给我们写几封介绍信吗？”

“那是不必要的。你们不需要任何介绍信，因为无论走到哪个庙里，都会受到像在这里同样的欢迎。”

我们向他道谢，接着告诉他我们打算次日离此他往，他说，我们既然要走，他也不便挽留，但希望在离去之前，再和我们见一次面。我们向他解释说，我们喜欢一早动身，因此，再次向他谢过之後，便向他告别了。

我们走进大殿，那些和尚又起来欢迎我们。他们知道我们第二天清早就要离去，又纷纷要我们题字留念。

他们把我们团团地围了起来，纷纷地提出他们的请求，我们亦尽可能使他们获得满足。有些和尚的字写得很好，他们看到毛泽东那种丑怪字形之後，显然感到惊奇和失望。我和毛泽东分别坐在两张小巧的书桌之前，一开始每张桌子都围着很多人，但不到一会，他们便都转移到我那张桌黧来，转眼之间，毛泽东那边的顾客竟然走光了。

那些和尚之中，有五个是特别年轻的；他们多半在十四、五岁之间。其中一个名叫法一的小和尚给我的印象最深。

法一，十五岁，很会说话，字也写得很好。从我们初到那里起，他就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停留期间，他绝不放过和我们谈话的机会。他无法告诉我们他是哪里的人和出家之前的姓名。他只记得曾经有人告诉过他，他是在一岁的时候到庙里来的。我们猜想他一定是私生子，後来由庙里的和尚把他养大。我向毛泽东开玩笑，他和法一有相似之点，他也不甘示弱地说，那是毫无疑问的，你也和他有相同的地方。

除佛经之外，法一热切希望能对儒家的著作以及唐代著名诗篇加以研究。他已经能够背诵一些唐诗了。起初我们劝他放弃和尚的生活，出庙还俗。他很愿意这样做，但同时却有点害怕；因为他和俗家从无来往，而他也没有什么财产。当时我们问他，他为什么不能和我们一样，身上分文不带，只带一套换洗的衣裳，而自由自在的遨游呢？这给他的印象很深，但当他表示犹豫之时，我们却有点害怕了；我们害怕他可能试图逃走，跟随着我们。因为这样一来方丈就会说我们诱他逃跑，大加谴责。还有，他现在还太年轻；因此，我们改变话题，劝他多多读书。有些和尚的学问甚好，他可以向他们领教，现在他却不应该离庙还俗。

那天夜里，我用最佳书法给他写了几首诗留作纪念。

第二天刚破晓，我和毛泽东即离开了寺院，向山下走去。法一送我们到山脚，洒泪而别。可怜的法一！渺小的法一！

第十六章　到安化途中
在微山山脚下与小和尚法一作别，走了百码左右，我回过头来看他时，他细小的身影正在慢慢向着山上的古庙爬去。当时他距离我们很远，然而他还是一样显得寂寞和可怜。他是多麽的忧伤，我为他感到难过，但毛泽东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润之，”我说：“你看看小法一，难道你不觉得难过吗？”

毛泽东驹然回头看了看，随即说道：“看看他有什么用呢？你真是太感情化了。”

我们朝安化县城走下去。安化是湖南重要的产米区之一，走到安化县城需要两天的时间。但我们却无须赶路，因为沿途风景优美，我们又有许多话题来消磨时间。

我们对微山寺的僧人生活留下很多有趣的印象，因此，我们行经路旁的一家茶馆之时，便决定停下来休息，写我们的日记。可是只写了两三行，我们就把笔放下，开始谈论起来。

“佛教在中国的影响真是太大了。”我说：“甚至儒家也受它的影响，在唐、宋两代尤其如此。”

“佛教为什么发展到这样大的势力呢？”毛泽东问道。

“我解释说：“第一、因为它对普遍的真理有重要的阐扬，并提供了一种完满的人生哲学。第二、历史上的中国帝王都有宗教的天性或哲学的倾向。

“帝王有宗教的天性？”毛泽东问道。

“是的，”我答道：“特别是唐代的帝王，你知道他们曾封孔子以‘王’的尊号，并勒令全国各州府县一律修建孔庙。这个运动始自唐代，差不多同时，他们又把类似的荣誉赠给老子，因为里黧瘐李，和皇帝同宗之故。他们宣称老子是道家的始祖。道教道观的建立也是在唐代开始的，由官方发动而遍及全国。佛教虽然是外来的宗教，但也受到欢迎，当时佛教的寺院也遍及全国各地。于是，在唐代，中国便有了三个由官方承认的宗教：儒教、道教和佛教，共存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之下……。

“是的，我知道。”毛泽东说：“我记得，唐代有一个皇帝，曾有意把佛骨搬到中国来。”

“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和尚玄奘，在印度住了十多年，研究佛教理论。”我接下去说：“他带回中国来的佛经，超过六百五十卷，他和他的弟子翻译了其中的七十五卷。玄奘是家传户晓的人物，他也是唐朝人。”

“太奇异了！”毛泽东评论说：“三个大宗教彷佛都是在唐代开始传播的。不过孔子只能算是哲学家而非教主。”

“是的。”我表示同意：“虽然老子後来被道教徒尊为始祖，但他只能算是哲算家。中国人现实主义的性格，我们加以研究，就会发现这是很有趣的事情。中国人可能有宗教信仰以指引生活，但绝少发展到宗教狂热的地步。那就是为什么三个宗教能够和平共存的原因。”

“是的，几个宗教能够和谐地共存，对国家来说，是很好的事情。”毛泽东说道：“那就是说，我们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宗教战争。历史上有些宗教战争竟持续百年之久！在中国历史，我们从不曾听说过有这样的事发生。”

“是的，那确是真的。”我同意说：“但还不止此。在中国，几个宗教不仅可以在社会中和平共存，并且也和谐地存在于每人的心灵之中；这和唐代的皇帝是没有什么相干的。在我自己的家庭中，就有这种现象，便是很好的例子：像其他任何家庭一样，我们有一个刻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但我祖母希望我们对圣人怀有特别的敬意，于是又加上了一个孔夫子的牌位。後来她对佛教也有好感，于是又悬挂了一幅释迦牟尼佛的画像。最有趣的是，当她听过欧美的基督教传教士讲过道之後，她认为那些人既然系从很远的地方跑来传教，那麽，他们的宗教必然也利于人生之处。于是，她在佛祖的旁边又挂上了一幅背着十字架的耶稣画像。我常常把我祖母所设的神坛称为‘宗教共和国’。这是很多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典型事例。”

“这不仅是我们宗教自由的一个好例证，并且，正如你刚才所说的，也显示我们中国人宗教本性的薄弱。”毛泽东说：“还有一个事实是，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影响比佛教和道教都更广泛和巨大，佛道二家仅被认为单纯的宗教。但孔子的思想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力量呢？在两千多年之後的今天，它的影响力依然不衰。那些帝王为什么会对孔子的估价这样高呢？是不是由于孔子坚强的人格呢？”

“儒家影响力之所以能够持续不衰，系由于两个原因。”我解释说：“碰巧那些帝王们和所有的高级官吏，都对孔子特别崇敬，于是他们规定在高等考试中，孔子哲理是与试者必须通过的要目。在这种情形之下，假定你不研究孔子的哲理，那麽，在你一生中，你便不可能获得好的职位！还有，他的哲理也的确可以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指南。他非常恰当地告诉世人，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在另一方面，老子佛家的理论则没有这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孔子给我们一些实际而具体的请示。”

“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停止讨论，把这些都写在我们的日记上。”毛泽东道：“这是很重要的。”

于是我们便停止讨论，开始写日记。我们写完之後，时间已近正午。我们也感到饿了。访问过微山之後，我们有很多问题要谈，也有很多东西要记下来，因此，我们已经错了我们长途步行的节奏。现在我们既然仍坐在那里继续谈下去，便决定在那家荼馆吃中饭，吃过饭之後再行上路。

毛泽东问女店主是否有米饭。她说有，但却没有什么菜：没有鱼，没有肉，甚至连一个鸡蛋也没，只有一些蔬菜。我们认为有蔬菜便已经很够了，我们的消化系统已习惯于素食。然而我们是否还有钱呢？

毛泽东说，他知道我们的包袱里还有些钱，他提议我们好好地吃上一顿米饭和蔬，把所有的钱用光。“然後看看我们前途的遭遇将会如何。”他说。我表示同意，并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吃过中饭之後，由于天气太热，难以行路，于是我们便在茶馆的荫凉下睡了一个午觉。当我们缓缓地再上路之时，已经是下午四点钟左右了。



【海生注】从这段可看出来，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虽然中国有外患内乱，但中国人的心胸仍是相当宽广而对相异的事物和见解都仍能和谐相容的。

第十七章　沙滩上的一夜
离那家茶馆不远，有一条沿着一座高山山脚下的路。我们虽不知道那座高山的名字，但却知道现在我们已经是在安化境内了。

这座山出产两种物品。安化以产茶着名，而这座高山的山坡上正是满种荼树。另外还有一种物产，用作覆盖房顶的枞树；除了覆盖房顶之外，这种树皮还有一些别的用途。山上数以千计的枞树，树皮都已被剥去，只剩下一棵棵呈乳白色的奇异树身。

我们在一个小农家，讨得一餐非常满意的晚饭，晚饭过後，我们便沿着一条不知名的河岸，向前慢慢地游荡。我们继续走了约莫十多里，那条小路却仍然沿着河岸而下。那河的河床很宽，但其中只有一线流水涓涓而流，其馀尽是覆满圆石蛋的沙滩，一望无尽，岸边长着斜垂的树木，树枝散在河岸上面，彷佛像是要讨点水喝的样子。

不到一会功夫，月亮照得异常明，宛如白昼，辰星大都消失不见，只有那些最大最亮的星还发点点光芒。路上印着我们两个人的影子，轮廓异常明晰，往往就像有四个人，在那寂寞的午夜，在路上游荡。

我们无法想像，再走多远才能找到旅店住宿：村庄里的人都已安眠了，我们连一个可以问路的人也碰不到。光明的月亮和清晰的影子成了一种新奇而动人的景色；于是我们在柔软的沙岸上坐了下来，着意欣赏一番。

“我真不知要再走多远，才能找到旅店。”毛泽东道：“今晚我们不知住在什么地方四顾茫茫，不知哪里住有人家。一片空寂，渺无人迹。”

“是的，四周真是茫茫然，空无所有。”我说：“但我们也是空无所有了，我们现在一文不名；纵使找到了旅店，旅店主人如果知道我们付不出房钱，也不会让我们住宿。”

“这倒是真的。”毛泽东答道：“我忘了已经没有钱这回事了。我们就在这里消磨一夜，你以为如何？这沙滩岂不也可以作很舒适的床吗？”

“是的，”我表示同意：“你说的很对。就把沙滩当睡床。我们甚至可以住到比这里还坏的地；蓝天要成为我们的帐幔了。”

“那棵老树就是我们的衣柜。”毛泽东一边拿起我们的包袱，一边说道：

“现在且让我把我们的包袱，挂到我们今晚的衣柜中。”

“月亮不也正像一只大灯笼吗？”我说道：“我们今天夜里就点着灯笼睡觉吧，好不好？”

我们找到了两块又大又平的石头当作枕头，但那两块石头实在太高太大，因此，我们便把每块石头一半埋在沙子里面。睡倒之後，我们齐声赞赏说：真是再舒服没有了。

躺下之後不久，我又起来说：“在睡觉之前，我得到下河里洗洗脚。”

毛泽东责备我说：“我们过叫化子生活，睡在空旷的沙滩上，你却仍然保持着这种布尔乔亚的臭习惯！”

“在睡觉之前，我照例要洗脚的。”我解释道：“这是我多年来的习惯，如果我不洗脚，我就睡不好觉。”

“你今天夜里就试一试，看看不洗脚是否能睡得好！”

“可是，我为什么要不洗脚呢？”我问道：“我还想洗个澡呢。”

“我知道了，原来你是个绅士叫化子呀！”他一边说，一边倒头大睡起来。

我从包袱里拿出毛巾，走到河底下洗脚，等到我回来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呼呼睡着了。我感到浑身洁净，清馨和爽快，但糟糕的是，这时我已经被冷水完全振奋起来，一时无法入睡。忽然之间，我看到一个人匆匆地沿着河边小路走过来。他显然是一个赶路的人，他不能像我们一样随遇而。那个人走过去之後，我想到，假定我们两人都睡在路旁，而我们的包袱就挂在路旁的树枝上，给月光明亮的照射着，但谁能保证明天早晨我们醒来之前，路上会走过什么人呢。我们的财产已经少到不能再少，确实不能再冒被偷窃的危险了。因此，我当时想到，假定我们能够移到离路边较远的沙滩上睡觉，那麽，我们就不会被过路人看得清楚，我们的包袱就比较安全。于是我决定把毛泽东叫醒。

毛泽东睡得太熟了仿佛就像死了一样。我一边摇晃他，一边喊叫他起来，但结果竟是全无反应。我甚至还在他脸上打了几下，最後他终于睁开眼睛了。于是我便立刻把我的意思向他解释，强迫他迁移阵地，他在半睡半醒的情况下，唔唔呀呀地说道：“你不必担心有甚麽贼。就睡在这里好了………。”话未说完，他的眼睛又合上了，又睡得昏天黑地，像死了一般。我知道要想再叫醒他，一定会比头一次还要困难；即使能够把他叫醒，他多半还会懒着不动；可是，在另一方面，假定我勉强睡在那里，我就放不下心来。

考虑了一阵之後，我决定单独迁地为良，到另外一个沙滩去睡。我拿了我们两个人的包袱和雨伞，走到约莫四十公尺外的一个同样的沙滩。这沙滩离开行人道颇远，并且有一些小树丛围绕着，甚为隐蔽。我把“卧床”准备好，便很快入睡了。

毛泽东在夜里来，发现我失踪了。当他看到我们的包袱和雨伞都已不见，站了起来，高声叫我的名字，但未得到回应。因为当时我正睡得很香，什么也未听到。他无法猜想到我在什么地方，便沿着那一带的河边，在沙滩上来回找了十多次。因为被树丛围绕着，树下的情形根本无法看得清楚。他叫了几次之後，得不到回应，便断定包袱和雨伞必是都被我拿去了，大概不会失落，于是便又倒头大睡起来。

第二天早晨，他说：“我猜想你必定在河那边的某个地方睡着了。你是不会一个人先走的。”

虽然我不曾报听毛泽东的喊叫，但睡也并不安静。我睡来之後，不禁怔怔地仰望着那蓝色天空中光明的月。宇宙是这样的伟大，人类是如何小‘微不足道呵！曾经有多少人类的种族惊奇地注视过这同光明的月亮，凝视过覆于我们顶上的无边无垠的冷冷的夜天呵！……古代的民族都已过去无踪，现代人都已不能及见了？这个寂静而晶莹的月亮，银白的光辉，照射在黑暗的人类世界上，不知已有几许岁月，冥想着它的年龄，会使人陷于迷感之境。我们人类的生命呢？和月亮比较，那实在太短促而不足道了！这是我开怡慢慢地吟咏写于千年前的陈子昂的名作：

“前不见古人，後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我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又睡着了，但睡之後，做了一个恶梦。梦到一只老虎雄踞在河边的高坡上，目不转睛地瞪着我，在那里弓腰作势，准备择人而噬，随时可能冲下山坡，以铜牙利爪向手无寸铁的我攻击！我全身颤抖，蓦地惊醒过来。月亮已经换了位置，寂静的天空仍然覆盖着我。我深深地抽了一口气－－原来是南柯一梦！

梦中的恐怖感渐次消失之後，我转脸朝高坡上一望，一颗心几乎从口腔里跳了出来。一个又黑又大的野兽正踞坐在那里，注视着我！当时我完全清醒着，这绝不是梦了。这是一只真的老虎。它已经嗅到我的所在，蹲在那里，准备随时扑过来。防备感或某种第六感觉已经在先前的梦中向我警示，我能从梦里醒过来，获得脱逃的机会！但是我怎样逃脱呢？我不敢移动，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用眼角注视着老虎的行动。

我带着极度紧张和不安的心情在那里停留了十几分钟，老虎却并无行动；

于是我开始产生一线希望。我怀疑它是否真正看到了我。它可能认为我是一根倒下来的树干罢了，或者认为是一棵树的影子。它可能刚巧停在那里休息。无论如何，假定我一移动，它一定会看到我，闪电般地向我扑过来了。我便仍然躺在那里装死，大气也不敢透。

过了一会，我突然想到，毛泽东正在熟睡，对当前危险全无所知。假定他醒来，一有动静，或喊叫，那麽老虎定然会向他进攻。我开始想像到他随时会醒过来，于是，我乃拼命思索，怎样才能拯救他。

我把危机告知他是我的责任，我必须即刻冒任何必要的危险。我必须爬到他睡觉的地方。我当时推想，假定我爬得很慢很慢，老虎可能不会察觉我的动作。于是我开始移动了，我每次只能爬行一寸左右，我移动的情形与其说是爬行，还不如说作蜗牛式的蠕更恰当些。在这样的速率之下，头一公尺的路程花了我超过一分钟的时间；我以最大的耐心，经过一个多钟头，才爬到一片能够掩护我的丛树後面。

在这个新位置上，我转过身子，透过树丛枝叶向高坡上探视，发现老虎并未移动；这时我感到我的耐心获得了报偿了。我已经安全了。但我还得越过一段相当长的空旷地，或是作一个大的迂回；还需再花上一点钟的时间才能完全脱出老虎的视界。于是我迅速地站起来，用我所能跑得最快的速度，跑到毛泽东睡卧之处。他正张着大口酣睡不已，唾涎则正自他的口角慢慢流出。甚至在这个时候，我仍然不敢作声。我不能叫他。怕的是，纵然能把他叫醒，他在一旦醒来之後，就会高声讲话；讲话的声音势将把老虎立刻引到我们的面前。

我悄悄地在毛泽东的旁边躺下来，并想最好就是睡着。但在精神极度紧张之下，这是绝不可能的。不一会，农夫们开始在田里出现了，并且有好几个人从我们很近的路旁行过。毛泽东睡醒了。天已破晓，有人在附近走动，危险可以说是过去了。来不及告诉毛泽东昨天夜里虎口馀生的经过，我便跑到那边树下取我们的包袱和雨伞。现在已经没有被攻击的恐惧了。

把东西取下来之後，准备以最高速度往回跑之前，我匆忙转头朝昨夜老虎踞坐之虎一看，发现那只大黑老虎仍然在那里。它一动不动，再定睛一看，发现那只凶猛的大黑老虎原来是一块天然的黑石头！

第十八章　离开沙滩之後
我们离开昨夜歇宿的地方，决定仍然沿着河岸继续前进，因为这似乎是到安化唯一的道路。

我们拿起包袱，准备开始今天的行程之时，一条大青蛇忽然从河岸低处的草丛中爬了出来。那里正是离毛泽东几分钟前还在睡觉的地方不远之处。这使我颇为吃惊，因为昨天夜里，这条看来含有剧毒的爬虫当离此不远。假定当时它发现了毛泽东，是否会咬他一口呢？又假定它爬过树林时，我当时的处境也极其危险。那只老虎原来只是我神经过敏幻想出来的，这条毒蛇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我想到人们所说假定被毒蛇咬着，毒液会顺着血管流到血槽，很快会传遍全身的情形。在这人迹稀疏的地方，万一被毒蛇所咬，那是万无生望，因为要寻找医生或任何治疗都不可能。我把想到的情形告诉毛泽东，彼此决定再不在荒野露宿了。

我们单调地走着，那条河岸似乎无尽无穷。沿着河岸，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段又矮又宜的树丛。我们走过之时，常常想到这好像是军队阅兵时的样子。我们似乎是在阅兵，而军队正在向我们敬礼。

走了约莫一个钟头，到了一座石桥之前。桥的石皮上刻着：“到安化县城走右边”几个大字。于是，我们过了桥，顺着右边的一条路走下去。这条路虽然已与那条河分开来了，但却又把我们带到一群山岗之中。在一个小山脚下的路边上，有一个由四根柱子搭起来的方形凉棚，四边无墙，就像通常的凉亭一样。凉棚下边摆着一条长凳子，以供行人坐息。

我们在那条凳子上坐下来，举目向四周眺望一环，我看到一条羊肠小径，直通到一座小山之项，山项上有一座小庙。我告诉毛泽东让他等我一会，便急急跑到山项，发现那座庙非常的小，庙墙宽仅四、五公尺，高亦不过七公尺左右。正中间供着一尊石像。墙是白色的，并无刻字。那里风景甚好，站在山项上极目远眺，东、南、西、北一望无际。我走下山去，从包袱里取出笔墨，然後又回到庙里，在白墙上写了两个大字：远大。及至我回到毛泽东歇息之处，发现多了一个路人，他们正在交谈。毛泽东问我那庙的名字。我答：“不知道它名字，但我刚刚在墙上写了‘远大’两个字。你记得，在学校里杨（怀中）先生教我们人格修养的五个原则，其中头一个便是‘远大’。他说‘远大’的意义，便是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应该放得远，目标应该放得高。一个应该不断想到超于平庸的某些东西。我一直没有忘记他所讲的那一课，当时那话嵌进了我的心灵。对我来说，这些话实在意义深远。”

毛泽东立时领悟，说道：“对极了，确实对极了！”

离开凉棚，走了一小段路之後，便见到一间路边茶馆。我们便向茶馆主人乞讨早饭。它和一般同类茶馆一样，店主是一位二十岁上下的女人。她看来人很和气、通达，不一会便给我们每人拿来一大碗米饭。当时我忽然想到，她是否知道那座山庙的来历呢？于是就问她小庙的名字。

“这是刘邦庙。”她答道。

“刘邦？”毛泽东问道：“那两个字怎样写？”

“我不会写字。我只知道那个庙叫刘邦庙。”

“这附近有叫刘邦的人吗？”毛泽东继续问。

“那我就不知道了。”女店主说：“我在安化县城出生，在那里结婚，搬到这里才两年的时间。对本地的事情实在知道的太少。”

毛泽东沉思片刻，又说道：“刘邦是汉朝第一个皇帝的名字。他不是这里的人，甚至他前生前是否曾巡游过这一带地区也成疑问。因此，我实在想不出这庙为什么要取他的名字。”

“我的确不知道。”女店主答道：“我连刘邦是汉朝第一个皇帝，也不知道。”

“你知道那个庙为什么要修建在山顶上吗？”毛泽东追问道。

“那我更不知道了。”她很有耐性的回答。

正巧那时有一个男人走了进来，看来像是女店主的丈夫，于是我们就把关于那小庙的问题向他请教。下面就是他告诉我们的话：“这所小庙为什么会取名刘邦庙，我们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有人说刘邦是皇帝，另外一些人又说刘邦庙的刘邦只是和刘邦皇帝同名的另外一个人。究竟哪个说法正确，我亦不知道。关于这个小庙建造的故事则是这样的：很多年以前，有一个人生了病，病得很厉害，已经到了死亡的边沿。每一个人都认为他没有康复的希望了。後来有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名叫刘邦的人，给他开了一药方，告诉他吃下那药之後，他的病就会好了。他醒来之後，便叫他的儿子照方煎药。服药之後，他的病丙然真霍然而愈。为了纪念他梦中遇见的刘邦，于是他便建了这座庙。”

“这刘邦是皇帝吗？”我问道。

“这我就不知道了。”女店主的丈夫回答道：“有人说他是皇帝，另外的人说不是。我弄不清楚。”

“这庙修建了多长时间？”毛泽东问道。

“我也不知道。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这个庙，现在我已经二十六岁了。这里很多人都说，那是一座古庙。这种说法是否可靠，我就无法判断了。”

向店家两夫妇致谢过後，拿起包袱和雨伞，我们又再踏上漫游之途。走路之时，我推敲那个庙的来历。那刘邦是谁呢？然而“是谁”的问题果真有什么意义吗？不过，无论如何，刘邦这个名字倒是唤起了我们的一些记忆。因此，我们继续走着的时候，毛泽东特别感兴趣的皇帝，便成了我们的谈话的题目。

“刘邦为什么叫刘季呢？”毛泽东问道。

我解释说：刘是他的姓，季是他的字，或者说是他的名，其情形有如他之字润之以及我之字子升一样。

“刘邦是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做皇帝的。”他一边思索一边说：“我认为他应称得上一个大英雄！”

“哪里话！”我表示不同意：“刘邦是坏人！不过，确也有很多坏人被称为英雄的。”

“他以平民的身分，组织一军队将秦的暴政推翻。”毛泽东激辩道：“他是汉朝的建立者。你怎样能说他是一个坏人呢？”

“他是一个坏人。他太自私了；就他作为皇帝来说，他也太自我中心化了。”我解释道：“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是坏人的原因。他只不过是一个怀有政治野心而成功了的人罢了。也许他的心肠并不坏，然而因为政治野心继续增长，终于使他心地卑劣，理想愈来愈淡，人格也开始堕落，于是他便成了一个坏人。”

“刘邦至少也算得是平民革命者，他成功地推翻了泰的暴政。”毛泽东反驳道。

“是的，他推翻了暴政，然而他自己却制造出另一个暴政。秦被推翻，汉取代了它的权位。又有什么区别呢？两者都是东西。”

“我想，”毛泽东若有所思的说：“你认为革命力量控制了全国之後，他就应该建立民主共和吗？可是，在两千多年之前，哪里会有人想到民主共和这类事情！人们根本不曾听说过这样形式的政府！那个时代，他是不可能认识民主制度的。”

“是的，我知道。”我说：“不过他即使不认识民主共和政治，至少也应该避免残酷暴政的出现！”

但毛泽东却坚持道：“假定你把他所处的时代加以考量，再把他和那个时代的其它皇帝比较，你就不会认为他残酷了。”

我仍然不表同意，说：“他是奸诈而又绝无情感的人。你记得他的很多朋友和将军为他出生入死，在他成功之後，这些人也都成了有名的领袖人物，但他却又害怕这些人会篡夺他的天下；于是，他就把他们统统杀掉。你记得，在这些人之中，有的是被乱刀分尸，诛灭九族的吗？他心里藏刀，实在是非常残酷的坏人！”

“可是，假定他不杀他们的话，他的江山就不会稳固，而他本人的皇位也多半不会长久。”毛泽东道。

“那麽一个人为了政治上的成功，就必须杀害他的朋友吗？”我问道：“政治就是彩票一样吗？人们购买彩票，头奖照例只能由一个人获得。这样一来，政治上的成功和买彩票实在并没有什么两样。刘邦为人，不仅残酷、卑劣、奸诈，并且下流，没有教养，只不过是一个卑鄙的流氓而已！”

“你这些话究竟何所指？”毛泽东问道。

“他做了皇帝之後，在他故乡所作的《大风歌》，便是说明他的心术之最佳例子。你还记得他说了些什么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头一句表示他狂妄自大的个性；第二句显出他向家乡父老显露威风；第三句则清楚地表示；他认识到，他的江山要继续保持下去很困难，必要寻求忠实而可以信托的勇士，但也觉得并非易事。”

“这就是你所以说他卑鄙而无教养的原因吗？”毛泽东问道。

“是的，不过，我还有一个更好的例证。你知道他曾封他侄子为羹颉侯的故事吗？”

“羹颉侯？没有听说过。”

“他很穷困的时候，有一回他问他的嫂嫂要一碗汤喝，被拒绝了。于是，他就把这件事情永远记在心中，并且永远不肯原谅他的嫂嫂。等他做了皇帝之後，他就封他的侄子为‘羹颉侯’，使他成为官廷中被取笑的对象。”

“我认为那太可笑了！”毛泽东笑道：“但是现在我却想起来另一件事情。那便是，他对你的祖先非常客气。他把你的祖先萧何任命为一个宰相！”

“是的，”我表示同意：“那是因为我的祖先不是一个军人。假定他是军人的话，早在做宰相之前，必然也会象那些人一样，被砍成肉块了。萧何只是对法律和文化有兴趣，因而，他不会对他皇帝的地位有任何威胁。”

“他对张良也不错呀。”毛泽东尽可能搜寻一些有利的证据，来证明刘邦并不是一个坏人。

“那麽，张良为什么修道去了呢？”我问道：“这不过是由于他为了要找一个随时可外出访道的藉口，等到有一天他看到刘邦对他发生怀疑要杀害他之时，便出走而已。在这个问题上，请你相信我的说法。政治是世间最卑污的一种行业！你能否告诉我：一个人政治成功之後，他基本上还算是诚实的人吗？绝对没有的事情。就以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朱元璋和一些其他的皇帝作例子来说罢，他们之中有一个诚实的人吗？没有。在中国，从古代起，那些崇拜权力者在精神上都是卑下的。这两种东西似乎永远连在一起，以武力夺取权位就显示精神的卑下。”

我十分清楚，毛泽东不想这个辩论继续下去，要不然我就可能直接批评到他。我们两个人都明白，在他的野心中，他是以刘邦自况的；而在另一方面，我也知道，他不肯承认自己是小人。

第十九章　安化县城中的困厄
自离开刘邦庙之後，我们对旅程的安排比较来的从容自在。因为我们对谈论极有兴趣，对前进途度反而淡然置之，是以在离开刘邦庙後，在路上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我们才到安化县城。一进城里，我们感到确实已经离开家乡很远了。那里的人说话的口音和我们的颇不相同，对他们的生活习惯，我们也感到陌生，真有点置身异乡的感觉了。

虽然我们有些同学住在那里，但我们决定不去拜访。因为恐怕他们又像何胡子家里一样，对我们殷劝招待。不过，由于我们连最後的一文钱，也早就用去了，因此在进城之後，下一步究竟应该怎样做，却是全无主意。我们成为真正的叫化子了，我们须靠机智来换取生活。

我们到达县城之时，约莫是在上午十点钟左右。由于还不曾吃早饭，当时已饿得很厉害。走到一定茶馆门前，站在那里犹豫了片刻，望了望里面的情形，我们便昂然地走了进去，拣了靠近窗子的一张方桌坐了下来，将包袱和雨伞放在旁边，接着便叫了茶和早餐。我们的饥饿获得相当程度的抵消之後，便开始讨论如何付帐的问题。总得设法在那里乞讨，或赚些钱来，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提议毛泽东留在那里写日记，我则到街上去走走，看看有什么法子可想。

我走出去之後，很快就发现：安化县城的店员不肯打发叫化。我一次再次的被拒绝：“我们这里不打发叫化子！”“不要站在这里妨碍我们的生意！”

有好几个地方，他们根本不准我进门，常常会有一个人拦着我就说：“这里没有东西打发你！走你的路罢！”他话说得非常粗鄙，脸上现出一副冷漠残忍的神情。也有少数人勉强给我一两文钱，但那麽少量的钱对我们亦没有任何用途。花了一个半钟头的时间，走遍了两条街，结果我只讨到二十一文钱。于是我便放弃了这个吃力的工作，返回茶馆。

我告诉毛泽东，这个城市乞讨实在太难，走了两条街只讨到二十一文，这个数目还不足我们早餐所费之一半。我们如何付账呢？怎样离开这间茶馆呢？

毛泽东提议我留在茶馆里写日记，由他到另外一条街去试试；但我知道，那将是徒劳无功的。後来我终于想出了一个计划。我提我拿着先讨来的二十一文钱去买些纸来，然後像那些送字先生似的，书写若干幅对联，分别送给那些商店的店主。这是知识分子的乞讨方式，是一种间接乞食方法。不过所送对联需要自己书写，受之者则赠送少许金钱作为酬报。

“用这种方式我们或许能多弄一点钱。”我说：“你在这里把笔墨弄好，我去买纸。”

毛泽东对这个提议热烈拥护，立即开始磨墨。我在街上买纸时，顺便把沿街的若干重要店铺名字抄下来。每张纸约莫长一公尺半，宽三十公分；于是我们便把这种纸一分为二。

以我最佳的书法，谨慎地在每一幅对联的顶端写上一间大店铺名字，这是最紧要的一点。因为某一幅对联只能送给某一家，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是不好拒绝的。我更希望，他们看到这种特定的对联之後，会感到一种光荣。我只赠给大的铺面，因为估量着它们拥有很多钱财。

在头一家店铺里，一个青年雇员接到了写给他们的对联之後，转递给三个年纪较大的人。他们将它展开了看，都面对微笑，表示欣赏。他们是否真正能欣赏我的书法颇可怀疑，但至少他们已经承认他们自己是写不出来的。

他们看看我又看看那幅对联，一再地重复道：“写得很好，写得真好！”于是他们相互开始耳语，我猜想他们是在商量应该给我多少钱的间题。假如他们给多了，店主将会不高兴；假定给得太少了，他们又怕得罪了一个学者！他们耳语了一阵之後，仍然不能决定，于是其中一个便拿了对联到後面去见店主。立刻便有一个人面带笑容走了出来，并且伸手递给我四个铜圆。四个铜圆亦即是四十大文。

他问我从何处而来，为什么会弄到这样穷困的地步，乃一些类似的问题。而正当我要回答他时，另外一个穿得很体面的人从後面的房间中走了出来。此人看上去约莫四十岁的年纪，很肥胖，显然是这家店铺的主人，因为他走出来之後，其他的五个人便立刻散去，只剩下他和我两个人。他很礼貌地问了我几个问题，接着又把先前出来的那个年青人叫了过来，问他送给我多少钱。年轻人答道：“四个铜圆。”“再多给他四枚！”那个胖子说。我向他道谢之後，便离开那个店铺。这八个铜圆已经是我起先苦苦地乞讨的四倍了！我想到那些接待我的人之冷漠和残酷的表情，以及欢迎我写对联的笑脸，我得到了安慰。我感到学问是怎样被人尊重呀；于是，我带着更大的信心走进第二家店铺。

然而，花不常开，月不常圆，人也并非永远都是愉快的。希望愈大，失望愈大。在第二家店铺里，店主以极不耐烦的态度挥手让我走开：“字对我有什么用？把你的对联拿去送给别人罢！”

我提出抗议道：“这是专为你铺子而写的。请你看看，你铺子的名字已经写在上面。你纵然不愿意出钱，也请你收下。”

那店主现在开始看我的书法了，他果然看到了他店铺的名字，勉强地将对联收下，塞了两个铜圆给我，我很礼貌地谢了谢他，即转身离去。

从第二家店铺走出来之後，我想毛泽东正茶馆里等我，假定我把所有的对联送完後才回去，他势将在那里等候很的时间。于是，我仍决定先回茶馆一趟。

我们付了帐之後，乃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我们虽然并不即刻需要更多的钱，但那些写好了的对联如果不加以利用，却是很可惜的事情。于是，我们把这些对联分成两部分，由我们两个人分头去送，送完之後，再在茶馆里碰面。我分给毛泽东去送的，只是一些写给小店铺的。因为我知道，大店铺往往雇有家庭教师，教授东主的孩子；假定他们要请毛泽东当场为他们写字，那将是很为难的事情。毛泽东不擅书法，任何人也不会把他那种又大又丑的字和对联上的字混为一谈。

第二次开始送字，头一家店铺，那店主一看到他的店名，便立刻表示接受。第二家卖茶叶的，店主是一位读过书的人，也会写字，对我的书法赞了一阵，便邀请我到他的书房，并把我介绍给他孩子的家庭教师。他们二人一再端详我所写的对联。後来店主请我为他的家庭写一幅对子，我很快便写了出来。当我请教他们写点什么的时候，他们都只是微笑。後来店主指着墙上所挂的一幅对子说，那便是教师的手笔。他的书法倒也不错，然而，我认我的却比他更好。

他们以香茗飨客。我们三个人作了一段很有趣的谈话。“学问和书法是很难的事情，”店主说：“这实在是无价的财产。在近代社会中，学者不被尊敬，确是很不幸的事情。我读过几年书，但找不到工作；因此，最後我决定开设这家茶叶庄。假定我当时继续读书，恐怕早在多年之前便已经饿死了！”

“假定你不开这家茶叶庄，我定然不会有事可做。”那位教师补充道：“在饿死鬼的名单上，将会增加一个读书人。”

“假定你不开这家茶叶庄，”我补充说：“我今天也无法获得和你们两位读书人畅谈的机会，另一方面，我多半面在安化城中饿死了！”

店主听了之後，哈哈大笑道：“可惜这个铺子太小，否则，我一定要请你们两位同任教席！”

“假定一个人读了书，他就有饿死的危险；但假定不读书，他就得不到文化的陶冶。那麽，他应该是怎样选择呢？”那教师问道。

“在我看来，你们的东翁似乎选择了最好的计划。”我回答道：“先读书，然後去做生意。”

“既然已经改换了职业，我就不被称为学者了。”店主说：“但是我有三个儿子，其中的两个我决定让他们去做生意，而让第三个专心致志于读书。这样安排之後，可以保持我们家庭读书风气，也可能不致有人会饿死。”

“这样安排对你来说实在太好了，因为你有三个儿子。”那家庭教师说：“但是只有一个儿子的人怎麽辨呢？”

“这是作父亲的计谋，”我提示说：“这是以家庭作单位的计划。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儿子并不仅仅为了维持家庭而存在。他应该获准自己去计划他的未来。他必须认识到他是社会一分子，应该为社会的幸福着想。”

他显然不了解这种观念，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因此，我觉得最好不作进一步的解释。我还需要访问其他店铺，于是我告诉他们，我们必须作别了。店主向他的辨公处走去，等他回来之後，他递了个信封给我，我向他表示谢意，作别以後，便向街上走去。我打开信封一看，发现里面是二十个铜圆！我又去送了几个地方，获得成功。于是我便回到茶馆去找毛泽东。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益阳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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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到益阳县城的路上
离开安化之後，我们沿着大路走下去，很快就走到一个路碑之旁，路碑上刻着：“向右到益阳县城”几个字。益阳县城是我们下一站目的地。从起程时我们就已决定只沿最宽的大路走，道路通到什么地方，我们就到什么地方。

到益阳县城的路程究竟有多远，我们全不知道；我们对这道路的远近距离也毫不在意，因此我们也不向别人打听，是远是近对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只足单调地向前走着，一步一步，有如用尺量路一般；不过，这样的走动完全是机械性的，我们的兴趣完全只中在谈话方面，对其他事物便不甚留意了。

离开安化之後，我们便开始谈论我和那家茶叶店老板的谈话，关于如何安排他三个儿子的事业的问题，他让一个儿子作学问，但学问并非可靠的谋生之术，因此让另外两个儿子学作生意。他们计划将来每人经营一项不同的买卖，假定其中一个失败了，另外一个仍可支撑。我批评那个做父亲的决定，是自私自利的方法，因为他只照顾他的家庭利益，对他儿子的个人的愿望，以及对社会全体的利益，却全然不加考虑。我这个批评，使我与毛泽东之间引起了关于家庭制度的大辩论。我说那个店铺老板是典型的中国父亲，不过，他这种观念是太古老太落伍了。

毛泽东道：“你知道养儿防老的古训！这已是中国无数代的制度了。父母衰老之时，儿子的主要责任是照顾父母。父母完全依靠儿子。”

“很奇怪，这种自私的家庭观念，我一直不以为然。”我申述道：“假定我有一个儿子，我很自然的会喜欢他；然而我却永远不会按照我自己的需要，把他当作财产一样看待。他应该是社会的一分子，把他养大，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自然是我的责任，但以後的生活，他对我的态度，则应决定于他个人的情操。我永远不会想到，我老了之後还需要他的照顾！我父亲虽然属于前一代的人，但也和我有类似的观念；他反对父亲对儿子有自私的打算。”

“我以为因为中国人家庭观念太重，所以缺少民族情感。”毛泽东道。

“儿子并不完全属于家庭，”我补充说：“但也并不完全属于国家！夸大了国家观念，其害处绝不逊于夸大家庭观念。”

“你对子女有这样的观今，连我都觉得奇怪。”毛泽东惊讶地说。

我解释道：“认真的说来，一个人生而为家庭的成员，同时在国家之中，他亦是不可分离的一分子；在另外一方面，他又是全世界的一个公民。他对他的家庭、他的国家，以及对整个世界都有责任。总之一句话，他对社会负有责任。”

毛泽东却表示不同意：“我认为国家应该占最优先的地位。”他说。

我进一步加以解释：“我想的是一个人的抉择问题，假定一个人面临有利于己而有损于家庭的行为，他便不应该去做；假定面临有利于家庭而有损于国家的行为，他亦不应该去做。尤其重要的是，假定一种行为有利于国家而有损于世界及社会时，他就更加不应该去做。检定行为的最後标准，是社会的终极之善。”

“但是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毛泽东辩驳道：“因此，人民便有保卫国家的义务。人民是国家的子民。在未来最理想的国家中，儿童应该脱离父母，而由国家教养。”

“那麽，这就必须要有两种制度。”我说：“其一是儿童的教养，其二是老人的收容。假定你把传统的养老制度取消了，那麽，老年人的生活就应该另外设法加以照顾。”

“最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毛泽东强调着说：“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一旦建立起来，人民也就可以组织起来了！”

“但是如果政府过于强大，那麽，人民的自由就要受到损害。那情形好像是，人民变成了羊群，而政府则成了牧人。那是不应该有的制度。”我反驳道：“人民应该是主人，政府只应该做他们的仆人！不过，所有的政府都毫无疑问的想做牧人或主人！”

“不过，我的确认为人民是羊群。”毛泽东坚持着说：“非常显明，政府一定要充任牧人的角色。　假定没有牧人，由谁来保卫羊群呢？”

“对这问题我有另一种看法。”我说：“假定人民是羊群，政府也必须是羊，但那是最坏的一种形色；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些图谋取得权力的人就要成为主人了。绵羊政府中的官吏定会说他们是最聪明、最能干的，他们永远不会认为这些人是一批土匪！”

“根据你的想法，”毛泽东道：“假定你不让羊群成立政府时，那麽，谁是牧人呢？”

“假定羊由人来照管，那就意味着它们已失去自由了。它们系生活在牧人的慈悲之下，已全无自由可言。牧人可以对它们生予夺。而留给它们的唯一事情只是吃饭、工作和睡眠，它们为什么还要牧人呢？”

辩论到这当儿，我们看到几只牛静静地在路旁吃草，旁边没有人管理它们。“润之，你看，”我说：“看看这些牛。它们不是很快乐和满足呢？它们需要更好的组织吗？”毛泽东没有回答。于是我们便注视着那些牛，沉默地向前走下去。等到我们快要走到牛的身边之时，一个手拿长鞭的人突然出现。那些牛对鞭子似乎对鞭子特别敏感，因为当拿鞭的人走近时，它们很快地四散开来。连安静地卧在那里的牛也立刻站了起来，那些本来站着的则开始奔跑。顷刻之间，秩序大乱，它们已经害怕得无法吃草了。

我着意地看了看毛泽东。“你看到牧人对畜牲的效果了呢？他一到这里，那些牛就立刻生活在恐怖之中！”

毛泽东顽固地回答道：“牛必须加以管制！这个人手里有一条鞭子，他必须用来鞭策它们。这个牧人太软弱无能了！”

“只可惜这些牛不能了解你高论！”我讽刺道。

“正由于它们不懂人言，因此必须用鞭子来打，它们也必须有人加以照顾。”毛泽东答道。

当毛泽东说话时，最前面的一只大黄牛忽然停下来，抬起头，张口大叫。似乎是抗议。我说道：“假定他们继续作威作福时，有一天甚至牛羊也会起来反抗他们的。”

第二十一章　到了益阳县城
约莫是在下午三点钟，我们走到益阳县城。这个县城与其他差不多大小的县城并无显著不同。街上店铺林立，行人拥挤，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不过，我忽然看到了一件有趣的东西。“润之，你看！”我惊奇地叫道：“你看到墙上所贴的县长布告吗？”

“是的，我看到了。”毛泽东答道：“我对这种东西没有兴趣。你为什么这麽兴奋呢？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这里又有一张。”我停下来说道：“你仔细看看。”

毛泽东看了之後，回头对我说：“所有的县城都有这种贴在墙上的布告的。”他说：“我实在看不出这张布告有什么特别之处？”

“你看看县长的签署。”我提示道：“这个人是谁？”

“字写得很清楚，”毛泽东答道“他的名字是张康峰。”

“但是你知道张康峰是谁吗？”我问道。

“不知道。”毛泽东说：“我为什么要知道？他是谁呀？”

“他是第一师范的化学教员。”我说。

“噢，原来如此。他只教高年级学生，所以，我不认识他。”毛泽东道：“我们的化学教员是王先生。你能断定这个张康峰和第一师范化学教员是同一个人吗？同名的人很多哩。”

“是的，我能断定是他。他是益阳县城的人，我记得他那浓重的益阳口音，并且知道他是在暑假之前两个月离开学校的。刘先生接替他教员的位置，现在我才知道他是回来做县长。”

“你和他的交情很好吗？”毛泽东问道。

“是的，他非常喜欢我，每次考试，他都给我一百分。我们作过多次有趣的谈话，每次谈起政治问题来，他都感到很大的兴趣。”

“假定那样的话，”毛泽东提议道：“你就应该去看看他。”

我对他的建议大笑了起来。“不要忘了，”我说：“在这个社会上，政府官员和叫化子是两种天壤有别的身分。他们分别代表社会上最高的和最低的两个阶层。没有比政府官员再瞧不起叫化子的了。我们是以叫化子的身分从长沙来的，我们有很多有趣的经验。但是我们却从不曾拜访过县太爷。我认为你说得很对。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来获取新的经验，你以为如何？”

“反正你是认识他的，他不会把我们当作叫化子看待。”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

“最大的问题，”我指出说：“是怎样通过守卫和衙门里的下人的关口。

张康峰本人决不会把我们当叫化子，不过，他左右的人就不同了。问题是怎样通过他左右的人。走，咱们去试试，看看结果如何。”

毛泽东非常高兴。“好！”他惊叫起来：“这是我们这次冒险中最特出的插曲：叫化子拜访官吏！我们就这个样子去好不好？穿着草鞋和其他的一切？”

“当然。我们是以叫化子身份去拜访张康峰县长！”我说。

县长是县区的最高行政首长，是地方最重要的行政官吏，警卫森严……和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办公处大不相同。

我和毛泽东两人问了好几次路，才走到那所庄严的卫门之前。前面是一个广场，广场的中心，恰恰与县府围墙的中间大门相对，从那里一直看过去，可以望见两道相同的大门。穿过这两道大门，就是法庭了。县长的私人住宅则在法庭的後面。靠近第一道大门的右边，是守卫人员站岗之处。守卫的也算重要人物，因为他的角色，是对求见者加以检察；只有和县长约定有要事要谈的，才准许内进。

我们走过广场，到了县政府的大门，守卫立刻拦住了我们。我们要求到里边，他犹豫了一阵，终于准许我们到门房去商量。那些守卫在我们印象中，是懒惰而不负责任的。他们似乎采取事不关己的态度。

但门房却是高大而粗犷的家伙，大踏步走了出来，高声嚷道：“滚开，赶快离开这里！叫化子到卫门里来干什么？”他向我们瞪了一会，看到我们的短衫、草鞋、雨伞‘包袱，于是又大嚷了起来。这次他喊叫的声音似乎还要高些：“滚开！我问你们，你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们来拜访县长。”我一边说，一边掏出名片，将毛泽东的名字写在上面。“请你替我们传达一声好吗？”我把名片缓缓递给了他。

他呆呆的站在那里：“叫化子还带着名片！什么名字？萧旭东和毛泽东！你给我这张名片干什么？”他问道。

“请你交给县长－－告诉他我们想见见他。”我笑着说。

“你们为什么要见他？你们要告什么人吗？你们知道需要先呈状子吗？”

“但是，我们并不是来控告别人。”我说：“我们因为在此路过，不过顺便来看看他而已。”那个可怜的家伙站在那里，用眼睛瞪着我们。似乎不能相他自己的耳朵。可以相像得到，他把我们看作两个精神病人了。他带着迷惘的声音问道：“叫化子吗能跟县长有什么往来？”

“贵县长是很好的官吏，并且是非常和气的人。我十分有把握，他一定愿意和两个叫化子谈谈的。请你进去看看，你只把名片交上再问他就行了。”

那门房又大嚷道：“你们疯了！要是我进去告他，说有两个叫化子要见他，他一定认为我发神经病。他一定立刻把我开除！你们不要胡缠了！假定你们不知好歹，我就要守卫把你们赶出去，滚，快滚！”

“我们不走，”我抗议道：“我们一定要见县长。”

毛泽东加以助阵：“我们是叫化子，是的，不过，我们一定要见县长！”

至此，门房十分不耐烦了。他高声叫道：“好罢，假定你们不可理喻，我就要要用武力来赶你们了！卫兵！卫兵！卫兵！卫兵！快来！”

看来那个门房真正要有所行动了。站在那里的两个卫兵走了过来。

“我看谁敢用武力对付县长的客人？”我叫道：“你们不怕被革职吗？”

“我们要见县长。”毛泽东道：“我们并没有做什么犯法的事情。看看谁敢强迫我们走！”

我坐在大门里的石板上，说道：“若见不到县长，我们两个叫化子就不离开这里。”毛泽东在我的旁边也坐了下来。

这时有三个人从门房的办公室走了出来，另外一个卫兵也加入了他们的阵营。有些面貌凶恶，有些则态度和善。他们围成半个圆圈，用眼睛瞪着我们。他们异口同声的说，我们必须走开，但却没有人敢动手。

其中一个老年人，忽然对那个门房说：“你何不进去报告县长呢？你就告诉他有两个傻瓜要见他，他们给我们惹麻烦，不肯离开。”

“我怎可以这样做呢？”门房问道：“上礼拜县长的一个穷友就来求救济。当时我想都不想就去报告县长，等那个人走了之後，县长却把我大骂一顿。因为我一通报，他就不好拒绝接见，只好给了那人一点钱。他说我的主要任务，是要注意访客，只选择那些认为他必须见的人。假定我认为他们是不受欢迎的人物，有权自行打发，免得麻烦他。那次事情刚刚过去，我怎样还能为这两个叫化子通报呢？他们虽然是疯子，但我并不疯！”

那老人表示同意，但说道：“让我来试试看。我进去报告县长，就说他们在这里胡缠，我们虽尽量设法让他们走开，但他们却死赖不走。我去请示他，看看我们应该怎样办。除非是他问到，否则，我就不把他们的名片拿出来。完全由他自己来决定，我们都不须负任何责任。”

那个人走进房去，穿上一件长衫，又梳了梳头发。于是他把我的名片放在他的口袋中，慢慢的向里边走进去。那个态度恶劣的年轻门房在後面还大嚷道：“你在县长那里讨个命令，把这两个傻瓜捆起来，送到监狱里关上几天。好好地教训教训他们，使他们以後不敢再扰乱良民了！”

我知道他这是有意警告我们，我们诈作没听见，安静地坐在那那里，但却禁不住偷偷发笑。

那老人走了不久，忽然在第二道大门处出现。他快步走了出来，面带笑容，直向那个年轻门房跑去，对他说道：“县长说赶快把这两位先生请到他的书房里去！”

我们仍然安静地坐在石板上，假装未听见他们的谈话，但看到那一夥人，接到这个出乎意外的命令，脸上吃惊的表情，煞是有趣。那相貌粗的门房低声的焦急的问那老人家说，他是否听清楚了县长的话，县长是否真的说要把他们带到书房去？

“是的，”老人答道：“我听得很清楚，绝没错。他告诉我两次，叫立刻把他们两个人领到他的书房！”

他们谈了几句话，那门房便走到我们的面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说：“县长要立刻见两位，请随我来好吗？”

我们拿起包袱和雨伞，那里桦缋着要替我们拿，但我们说道：“不，谢谢你，你知道，叫化子总是拿着自己的东西的。”我们跟着他，过第二道第三道大门，又穿过一座花园，便到县长的书房了。这时张康峰先生正在他的书房等着我们。

那门房走开之後，张先生带着惊讶的声音问道：“萧先生，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是从哪里来的？看来你们好像遭遇到什么烦事哩！”

“我是从长沙来的，”我答道：“这是毛泽东，他是第一师范第十四班的同学。”

张先生和毛泽东握手，问道：“你们两个人，都是长沙直接到益阳来的吗？”

“我们从长沙出发，经过宁乡和安化，来到这里。”我答道。

“你们怎样老远来到这里来看我的呢？”他问道。

“我们是偶然而来。”我解释说：“在进城之时，我们看到贴在墙上的县长布告；断定你就是县长，就决定来拜访你。我们打算从这里到沅江。”

“原来如此，”张先生道：“那麽，你们从沅江再到哪里呢？”

“我们只顺着大路向前走，走到哪里算哪里。”我语焉不详地答道。

“但是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呢？你们是要干什什么？”他带着迷惑的神色问道。

我知道张先生完全不能了解这种奇异的情势，因此，我便给他详细地解释，我们用叫化子的方式来过暑假的生活，并告诉他一些沿途经验。他听了之後大为惊奇，但对我们这种试验的勇气却表示赞赏。绝大多数人是不能了解的。”张先生评论道：“这就是为什么刚才那个门房告诉我，有两个傻叫化子坚持要见我，赖着不肯走！当我问叫化子是谁，他递出你的名片，因此我才知道是你们。但是，说真话，我看到你们的穿装打扮时，我完全能谅解门房的态度，现在你们两位先去洗个澡，换换衣裳和鞋子，然後咱们再好好的谈谈。”

我们和张先生谈了好几个钟头，并且和他同进晚餐。在饭桌上，他告诉我们，我们以前的一位同学现在益阳县任教育局长，另外一位任中学校长，还有一位担任小学校长。一共有六个同学在当地的教育圈里获得了重要职位。他要分别为他们每个人送一个信，请他们第二天早上到县政府里，为我们举行一个欢迎会。

我们表示不赞同，不需要这样一个欢迎会，但张先生却坚持他的意见。“我怎样能不把你们的访问告诉他们呢？”他说：“他们都一定非常高兴看到你们！”最後我们只得同意，但我们却要各自去拜访他们。

于是，两个叫化子又转为上宾了。在动身到沅江去之前，我们在益阳停留了三天。我们向张先生告辞时，他坚持要我们带四块钱在身边，以为不时之需，他并且命令门房伴送我们到城门。我们说不需要人相送，但他却坚持一定要这样。

我们走向城门的途中，我向那个门房说：“你们的主人是个大好人！他不愿意叫化子被缚起来送进监狱！相反，他却盛意的招待我们！”那门房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

第二十二章　沅江洪水
一出城门，就有一块路碑，指着去沅江县城的大路。沅江县城是湖南省最大的县城之一。张先生的门房送我们到了这里，就回去了。现在剩下我们两人，可以讨论一下我们刚经过的这次经验。

毛泽东批评我们的东道主张先生，他说：“那门房虽然可憎可厌，但他的主人张先生比他更坏。因为门房只是遵从张先生的命令，他不过奉命执行，不让穷人进来。张先生真可以说得是势利小人，像他这样的人，人生的主要目的就是金钱和权势，除此之外，他的头脑不会有高尚一点的思想。至于那门房，是因人而不同的，我见过许多门房都比他好得多。”

“同样，也不是所有县长都象张先生一样的。”我回说：“古语有云，衙门八字开，但如果要打官司，无论曲直，没有钱是不成的，简直就没有正义可言，金钱就是正义！”

“不错，”毛泽东表示同意：“社会上的人，很少不是有这种看法的，在人生世事当中，金钱具有最大的操纵力。金钱就是权力。”

“权力是坏东西，”我嚷说：“所有权力都是不好的。而运用个人的权力鱼肉人民，更是罪恶。”

“那不一定，”毛泽东反驳说：“你说所有的权力，究竟你所指的是那种权力呢？”

我解释说：“在初民时代，有权力的人，他在氏族中战胜别人，打猎觅食，因此权力最先是藉体力而得来的。但到後来，权力就归于兵士，归于武器了。再後来，就有了金钱权力，又有了政治权力。”

“你是说有四种权力，全部都是不好的？”毛泽东问道。

“权力本身没有什么好坏可言，”我解释说：“主要是看怎样去运用它。强迫别人去做不愿意做的事，是罪恶。权力就像一把刀，本身不好也不坏，但如果用它来杀人，就可能是罪恶了。”

“那麽，你认为政治权力也像一把刀麽？”毛泽东问道：“当然，你绝不可以说，因为刀能伤人，因此就不要制刀？刀也可以用来雕刻精美的木刻和雕塑呢。同一道理，政治权力也可以用来把国家组织起来，发展起来。”

“你不应把政治和艺术创作混为一谈，”我反辩说：“从历史上看，不论中外，你都会发现，搞政治的人没有不杀他的政敌的。甚至最好的政治家，也会杀戮人民，伤害百姓，我不认为这是好事情。”

“我认为政治权力比金钱权力较为善良，”毛泽东说：“资本家的金钱权力，纯粹就是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而得来的。一个人不管他有没有文化修养，有没有学识，不管他如何为非作歹，胡天胡帝，但一旦他有了财富，社会上的人就推崇他，尊敬他。”

“一个人可以公开的作坏事，只要他有钱，人们就会对他百般奉承，向他打恭作揖，说他是怎样的大好人！正如你所所说，‘金钱就是正义’，总之，金钱万能，钱可通神，不是吗？　如果我们穿着体面的衣服，去见张先生，那门房不是会对我们笑面相迎吗？假若我们给他一点小钱，他不是会对我们打恭作揖吗？钱可通神！人们都崇拜金钱！”

“你说政治权力比金钱权力良善得多，这点我不同意。”我说：“金钱权力无疑很坏，但政治权力却更坏！你不可不注意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政治权力已包念了金钱权力及军事权力于其中。一个人有了政治权力，其他两项权力就都有了。金钱权力只是一种罪恶之源，但政治权力却混涵着几种罪恶之源。一个毫无良心没有教养的人，一旦取得了政治权力，他就在国家中占了高高在上的位置。人们尊他为皇帝，为总统，于是他可以为所欲为，生杀予夺。然而，他还大言不惭地说，他这是为人民、爱人民、他成为国家基石，人民的救星。”

“就因为这个缘故，在中国历史上，很多高风亮节的学者，拒绝出仕。即使皇帝三番四次礼聘他，有些学者还是不愿意去做官，因为他们不愿向没有教养和没有教育的人叩头屈膝。这些学者绝不认为政治权力会增加一个人的内在品德。他们知道，政治权力是集各种罪恶渊源之大成，而皇帝自己，又往往不过是一名成劲了的贼寇而已。这些学者心甘情愿的放弃权力，因此被人称为君子和贤人。”

“晋朝的皇甫谧，”我继续说：“他写过一部书，叫《高士传》，其中列举了将近一百个古代学者，都是不屑于向社会权贵卑颜屈膝的，他们独行其是，舍高官厚爵而不为，这部书写于将近两千年以前了，自此以後，正不知有多少千万的人跟着走同样的道路。”

这冗长的一段话，毛泽东听了以後，答道：“这只是你的高论，认为政治权力集各种罪恶之大成，说得固然很动听，但道理太高深了，恐怕一般人不能了解和欣赏，你比我们这些老粗清高得多；事实上，你似乎是站在云端上说话，除非你声大如雷，否则地上的人是无法听得见的。我倒是从较低的标准说话，我同意势利小人是可憎的，简单的说来，我认为就是这样：如果你没有钱，就根本不理你，那门房就是这样对待我们，这是司空见实的事。”

“势利小人这句成语，与另一个相对的成语道义君子，都是从很古就相传下来的了。这就是说，凡是小人，就必然是崇拜权势的，所以为圣贤所耻。三四千年以来，中国学者都相信这个道理。孔子说道：‘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也说：‘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汉朝的董仲舒也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总之，人类的行为准则，应该建立于这些圣贤遗训之上，但政治权力和金钱权力的影响太大，破坏了这些教训。”我反驳他说。

毛泽东听了以後，道：“你说得好极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高尚的准则是很难辨得到的。一个快要饿死的人，绝不会再想到什么道德修养的问题。我倒是相信管仲的话：‘衣食足而後知荣辱。’这与孔老夫子的说法刚刚相反，他说：‘君子谋道不谋食。’”

可是，你是，你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句老话吗？”我反辩道：“人类的道德发展是慢慢才能达到的，但物质进步却往往一日千里。这就是说，道德只有百分之一的进步，而物质却已有百分之十的进步了。军备和飞机的发展不是很大吗？枪杆大炮的威力愈来愈大，所杀的人更多了，相反道德却没有一点点的进步。中国的圣贤一直强调道德与正义，但仍然很难去劝服人类，收敛起他们卑下的本性。”

毛泽东不耐烦了，他答道：“所有这些道德教训，听起来都是冠冕堂皇的，但对人类的饥馑又有屁用。”

“可是，如果完全不要道德教训，”我坚持着说：“只是让每一个人都吃得饱饱的，人类还不是等同于一只只肥猪一样吗？它的害处，与人人都变成凶狮猛虎是一样的。”

我们沿着沅江的大路，走了几天之久。大多数时间都在谈论着大同小异的问题。某天傍晚，我们在一家旅馆停留了下来，准备吃晚饭，然後在那里度宿一宵。那店里的主人，是非常美丽的少妇，大约二十岁上下，因为没有其他客人，她就走过来我们的桌子，与我们谈话。“这两位先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她问道。毛泽东告诉她，我们来自益阳县。她就说：“你却没有益阳口音呢。”

“我们是湘潭县和湘乡县人。”毛泽东补充说。

“啊呀！”她惊叫起来：“那地方距离这里很远呀！”

毛泽东说大概有一千里左右，她就问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告诉她没有特定的目的地，她表示不能相信。我告诉她，我们就是要在全湖南省到处逛逛，我们都是乞丐，因此我们的旅行是没有什么目的的。

她听了之後，一阵惊愕，然後放怀大笑起来，露出她美丽的牙齿。“你们是乞丐？怎麽可能！你们这样斯文！你们真是叫化子？”她表示不相信的说。

“我们何必骗你呢，”我说：“我们是从长沙一路步行到这间旅店，一直都是叫化子。”她仍是不信，而且有点火了。毛泽东就说：“为什么你不相信呢？”“简单得很，就是你们看起来绝对不像叫化子呀！”她激动地说。

“乞丐的样子有什么特徵吗？”我问道：“你怎麽说我们不像呢？”

她凝神注视了我们一会，说道：“我知道你们两位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什么是了不起的人物？”我问道：“难道你会看相麽？”

她点点头，“是的，看相，我确是懂得一点，并且还会测字，能卜凶问吉，这是我爷爷教我的。我爷爷是诗人，出版过一本集子，叫‘桃园曲’。我父亲也是一位大学者，但他们在三年之间竟都先後去世了，只剩下母亲和我孤伶伶的在这个世界上。因为生计无着，所以开了这片小店。”

“那你还没有出嫁呢？”我问这位书香世代的年轻女子。“无疑你一定是很有学问的，不知你肯不肯让我看看令祖父的诗集？”

“我跟我父亲读了七八年书，他去世的时候，我正开始学作诗。”她答道：

“我祖父的诗集《桃园曲》收藏在箱子里，明天我找出来给你看看。”

“你说你懂得看相，可以给我们看看吗？”毛泽东问道。

她迟疑了一阵，然後回说：“好的，如果你们愿意，但假如我说错了，你们不要介意。”

她刚说完，大概是给她母亲听见了，从後面房间里向她喊道：“茹英，不要胡闹了，你不怕得罪贵客吗？谈别的吧！”

但毛泽东马上说：“不，不，我们毫不介意，请你照实的说吧；你想到什么就告诉我们什么好了，我们绝不生气就是！”

“那麽，好的，首先请你们告诉我尊姓。”她说。

“我姓毛，我的老友姓萧。”毛泽东答。

“啊呀！毛先生，”她叫起来：“你的姓不太妙吗！洪秀全叫长毛，袁世凯叫毛猴子（袁猿同音）。你也姓毛，糟糕！糟糕！”

毛泽东一阵沮丧，问道：“我的姓跟我的长相有什么关系呢？你是要给我看相，而不是批评我的姓氏呀！”

她马上接口道：“你的姓大有关系了。从你的脸相来看，你可能要做大官，做国务总理，或者是做山大王。但从你的姓来说，你可能要成为长毛或毛猴子那样的人。你自视甚高，野心勃勃，但你没有半点温情！你可以不动声色杀一万人或十万人！不过你很能沉得住气。如果在三十五岁以前，不给敌人杀死，那你就逃过了一个大关，而一过五十岁，你的日子更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在五十五岁左右，简直是逢凶化吉，万事亨通。你最少要有六个老婆，但儿女不多。可以看得出来，你跟家庭之间不太合得来，你不会一直住在乡下，你也不会有一个固定的家庭。”

毛泽东和我听了，都只觉得有趣，对她所说的不大理会。毛泽东更无半点不快之感，我们把它当作笑料。她说完以後，毛泽东就说：“好了，现在请你给萧先生看看吧？”

她转过头来看着我，说道：“萧先生，你的长相和你的朋友完全不同。你让我想到道家，你有一种隐者的气质。看来你不属于俗世中人――真像仙人下凡一样呢！你是很有情感的人，和毛先生比起来，他像一杯烈酒，你却完全像一杯清水，我看得出来，你一生一定在流浪中度过，而你走得愈远，就愈会……”

我打断她的话，问道：“我也会有六个太太吗？”

“不，”她说：“但你将结婚两次，却只有一个螟蛉子，因为隐士是既不需要家庭，也不需要儿子的……。”

讲完以後，她就问我们做叫化子的由来，我们便源源本本一五一十的告诉她。她听了感到万分有趣，并说假若她不是上有老母在堂，一定也要试试过叫化子的生活。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餐之後，我们就要告辞，她要留我们多住一天。我们要付她食宿费，她却坚持不受。我们问她的姓名，她叫胡茹英，我说：“假如有一天毛先生做了国务总理，或者是山大王，说不定他会写信给你，邀你做他的顾问哩！”

听了这个笑谈，她大笑起来，道：“但他是个没有温情的人呀，那时候他会完全把我忘记；连我的影子也忘得一乾二净了。”

许多年来，我一直保留了她的地址，但从未给她写过信。她那美丽的容貌，她的亲切与开朗的性格，却在这许多年来，清晰的在我的记忆之中。

别过了美丽的茹英之後，我们继续走路，三个钟头以後，沅江县城已在望了。

我们看见县城的周围，全给水浸了，大为惊奇，一家店主告诉我们，这是西水，每年夏天总要来的。因为长江发源于高山地带，春夏之交冰雪融化，澎湃的洪水便自西方上游滚滚流下。洪水一下就浸满全城的街道，四、五天之後，洪水高涨，一切与外界的交通都告断绝，因这一带是处于低洼地带。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觉得乞丐生涯无法再继续下去了；由于这个突然变故，我们的冒险生活得告结束，于是，我们决定乘搭河船，迳直返回长沙。

第二十三章　返回长沙
毛泽东和我上了船，但觉河水暴涨高与天齐。整个景色全然改观，无数房屋、树木给淹没了，在淘涌的洪水中仅能见到树梢和屋顶。船上挤满了人，哭声震天，母亲呼叫儿女，儿女哭叫父母。

因为我们要书写日记，乃在一个角落找到座位。但刚要下笔，两条汉子就在我们跟前打将起来。两人都似是五十岁光，一个脸白无须，鼻架眼镜，另一个则唇披小髭，没有眼镜。两人都穿着光鲜，看来他们是有社会地位的。我们听不懂他们在吵什么。拳来脚往之际，那个有小髭的人把另一人的眼镜扯掉，掷到船头，再一脚踢入江里。掉了眼镜的人反过来撕下对方的长袍，用力将长袍撕开两片。很多人迅速围拢过来，毛泽东和我也走过去看个究竟。我们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打架，但听不懂他们的土话，又不好向其他旁人询问。

他们静下来以後，那个有小髭的人拾起他的烂袍，围在身上，又执起包袱，要找一个地方来。他走去我们停放东西的角落，于是，我趁机向他探问个究竟。

我说：“告诉我，为什么那家伙撕烂你的长袍？他真是无赖！”

他怒吼道：“那恶棍呀！他居然没有给我抛到江里去，算他幸运！”

我追问道：“他什么地方得罪呢？”

“他真是无赖！”他激动地说：“那家伙要找地方，于是我移开些，让他坐在我的右手边。他似乎十分高兴，自称是常德衙门的文书，这时，我把两包香烟放在右边，那是我买来的。过了一会，我找烟吃，却找不到了。看见他正拿着一包在手，准备抽一根出来，另一包却放在他袋里，我看得十分清楚，因为他的袋口不深。开头他坐下来时，手里和袋里原都是空的，而我吸的牌子并不常见。不用说，他一定伦了我的两包香烟，我问他，我的烟呢？他就喊打喊杀，跟着就动武了。他不知道我是沅江县城的捕快，可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我们交谈之际，毛泽东坐在旁边看着，一声不响，及至那人自称是捕快时，才显出惊讶之色。他向我微微冷笑，我便说道：“润之，你曾说过‘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就是一个好例子，那两个人为什么打架？其中一个是捕快，另一个是行门文书，他们都不会是没有饭吃那一类人呀，他们的衣着也很光鲜，你都看得见的，这件事你怎样去解释呢？”

毛泽东叹了口气，没有做声。那捕快不曾听到我的话，只是断断续续几个字眼。

他问道：“你是说我没有吃饭？不错呀。我为着赶路上船，所以来不及吃饭。现在我要走开一会，找些东西吃吃。拜托你为我守着这个位置，我一会便回来。”

他离开後，我在那里偷笑。毛泽东不放过这个机会，扯扯我的腿，说道：“你看，他真是没有吃过东西呢，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打架了。”

这时，我们完全被洪水包围着。放目四野，尽是无边无际的海洋，我们好像在天上浮游。由朝至晚，简直说不出哪里是天的起点，哪里是水的尽头，因为迷蒙的水平线完全没入水中了。

这是难得的机会，我们谈论太阳下的众生相，以及我们所经过的种种冒险生涯。我们甚至评断诸色搭客的方，和默察某几个人的举止。这时不知是谁突然喊道：半个钟头内，便要抵达长沙了。

我转过头来，向毛泽东建议道：“润之，半个钟头内，我们便要回长沙了，自从离开长沙，所发生过的一切事情，让我们作一个大概的总结吧，你看怎麽样？”

毛泽东表示同意，说道：“好主意！首先，我认为克服重重困难并非不可能，只要我们能够充分全面认清我们的目的就可以了。袋里虽然不名一文，并不就是要饿死，我们一样能设法过活。直到现在，我们的叫化生活，还不致有饿死之虞。我们也设法解决了好些困难，克服了很多障碍。可是，还有另外几点呢。”

我附议道：“不错，还有其他事情。最辣手的问题是捱饿，整日空着肚子真是难受－－肚饿时，连手脚也没劲。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大半生都是这样捱饥抵饿的。但是，还有呢！”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发现社会上差不多每人都是势利小人，都是灵魂龌龊的拜金者！他们所思想的只是金钱！我们离开长沙时，袋里一个子儿也没有，结果受过很多刻薄的话语和十分可恨的待遇。叫化子被视为下贱讨厌的人，因为他们没有铜板！”

我提醒他说：“不要忘记那个俏姐儿，那个擅于看相，说你将来大富大贵的俏姐儿呀！她就不是拜金的人！”

毛泽东表示同意：“对的，在我们整个旅途中，只有她是不拜金的人。”

我跟着说：“可是，还有呢！不要忘记那个捕快和衙门文书，他们食尽珍肴美味，却还是伦东西，还此斗个你死我活。这证明金钱无助于修心养性，只有博学广识能之。”

“还有什么？”毛泽东问。

“唔，你千万不要忘记那些没有牧童管理的牛，它们非常满足和安详地吃草；一旦手里长鞭的牧牛人出现，结果唯有秩序大乱。”

“还有一点，我们现在完全明白，古语所云‘叫化做三年，有官都不做’这句话确是至理明言。为什么呢？因为叫化生活是完全自由自在的生活。”

这时，其他的搭客喧哔嘈吵，我们不能听到自己的说话。全船的人都忙于收拾行，你叫我喊，使我们无法继续交谈。船一会儿就靠近岸边，一大堆人朝跳板涌去，都想挤过他人，以便率先离船。

不一会，我们又身在西门了。我停步问道：“润之，我们下去找找那个同我们吵过一场的船主吧，让我们看看他是否仍在那儿。”

“为什么要去找他呢？”毛泽东问。

“我们现在有钱嘛，我们欠他多少，便赔他多少。”我说。

“我不同意！”毛泽东回答道。

“你不同意？为什么？”我很想知道。

“因为我们曾经向他说过，我们回头会付钱，但他拒绝我们的建议，现在，我们再没有义务去付钱了。因为他没有接受我们的许诺。”他答道。

“但我觉得对不起他，”我接着说：“我们现在有几文钱，为什么不给他一点呢？说好说歹，我们乘过他的船，却不曾依规榘付船费。”

“但是现在什么都过去了，一了百了。”毛泽东坚持说：“不要再惹这件事。”说着，转过身来，迈开大步，走在我的前面。我们出发行乞以来，这是第一遭。他似乎认定我一心由得他自管自走。我则尾随他进城。

就在西门内，我们拍了一张照片，雨伞搭在右肩，背负包袱，恰像我们在旅途上携带着的模样。我记得毛泽东站在我的左边。我们的确拍了一张妙趣横生的照片，我们的头发修得很短，我们的短裤和草鞋，都破烂得不能再穿了。这张照片留在湖南我出生的屋子里。数年前，那屋子被没收了，共产党徒无疑认不出他们的领袖。我猜想，那照片一定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付诸一炬了。

拍过照後，我们返回楚怡中学，两人在那儿洗了澡，吃过饭，然後坐下来，打开包袱。我写完日记，便逐一逐二数铜板。我们剩下两文四十个铜板，便平分为二，作为叫化子的家当。然後，我对毛泽东说：“我现在要回家了，我爹娘一定在想念我。你呢？”

“我也要回家了，”他答道：“他们给我做了两双鞋子，他们一定在等着我哩。”

第二十四章　留学运动的发起
我在“楚怡”教了两年多的书，在这段时期里，毛泽东常常来看我，一周里总见几次面，所有的学生都知道他是我的好友，同学既然敬重我，对他自然也礼让三分。

我们所讨论过的许多事情，不可能在这里一一细说。但有一天，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却相当重要。

毛泽东一再询问我的教书生活。他说：“你似乎对教书很有与趣，你在这里可以长期耽下去呢？”我告诉他，我实在是不想再教书了。他脸露惊讶之色，问道：“你在‘楚怡’做事，可没有‘修业学校’那麽辛苦呀？”

“不呢？”我说：“放学後我还得给学生温习功课，常常在深夜十点钟仍跟他们在一起。上课之外，又要评改学生的作文、习字和笔记。每天我至少要工作十二小时，我倒不是因为这样而感到厌倦，反而觉得其乐无穷，不过我不愿继续教书，因为我别有别的计画。”

“有什么计划呀？我一直以为教书是你的终身职业呢？”

“不，不！”我说：“我想出国留学。”

“哦，是吗？”毛泽东问道：“那麽，你可以告诉我，你想去那一国？”

“还不知道。法国、美国、英国，也许日本，还未决定。”

“你钻什么门路找钱出洋？”毛泽东不大相信似地说。

“钱？那慢慢再说。这本来就是‘新民学会’的事情呀。你知道，我们都说过要出洋留学的。”

“是呀，这倒是真的。”毛泽东同意说：“但我们必须拟订具体步骤去实行。”

“第一步是把那十来个人叫来，召开一次会议，讨论一下进行的方法。”

“好极了。”毛泽东说：“你是文书，那你就发通知，让我们见见面，看能做些什么。”

毛泽东和我继续讨论“新民学会”的会员怎样到国外留学的问题。最辣手的切要问题是怎样去筹募经费。

我主张：“如果我们等到财源充足了才动身，那就永远到不了外国。我们必须立定决心，一定要踏出国门，然後才开始谈旅费问题。”

毛泽东坚持先召开所有“新民学会”的会员一起商谈。我不同意，我建议，为了激发我们的热情，应先同他们个别谈话，然後再集体磋商。毛泽东最後同意，于是我先找熊光祖与陈昌谈话。

他们两人都觉得这计划在原则上不错，但陈昌身为独子，如果他出洋，便没人看家了。熊光祖和我劝他卖掉田地，将妻儿带在身边，但他说他不够钱支付一家人的费用。这对他简直是毫无办法！“新民学会”会员的老大哥熊光祖，一向读书甚劝，他对出洋为之雀跃不已。他说他会请他的兄弟，照顾妻儿。

接着，我跟蔡和森作了一之长谈，他对出洋计划亦大为称赞。他说这是他朝思梦想的，必须赶快实现。兴高采烈的问道：“你喜欢去哪个国家？”

我说：“法国是上选，其次是美国，但即使去英国或日本，也就很好了。”

他说他也喜欢去法国，但跟着就问：“我们怎样去筹旅费呢？”

我说：“我听说有一个叫‘华法教育会’的组织，会长是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先生，我打算跟他谈谈，了解了解情况。”

“好！”蔡和森说：“我们就这样办。法国现在正打仗，有十多万华工在那里工作，他们多数是留下妻儿在乡下，我们可以为他们写家书，亦可教导在法的华童，我想我们可以赖此糊口。只要我们能得温饱，就能读书。”

我说：“除了教导华童，我们不妨把华工集合起来，鼓励他们念法文，学习技能，以及了解一下法国的社会政治组织。那麽，他们返华後，便能在下层阶级成为改革运动的中坚分子。在这些华工中，我们可以为改造中国的伟业找到很多同道。”

蔡和森觉得这实在很有意义，主张不要浪费时间，立即进行赴法的计划。我告诉他，我打算通知“新民学会”的会员，在下礼拜日的下午聚集，进一步大家讨论，我请请蔡和森务必到会，提供意见。

开会时，我对出席者说：“今日集会的目的是讨论会员出国留学的办法。我们希望所有‘新民学会’的会员都能留学，但首先想知道，个别会员喜欢去哪个国家。然後，我们会讨论怎样去实行。由现在起，‘留学’必须是我们的口号，是我们战斗的呼声！我们务必协助每个会员出国留学！”我在会上又说，我听说有一位张静江先生，他在巴黎开了一间茶叶公司，後来成为规模庞大的中国古玩店。他发财後，把家当无条件拱手献给孙中山先生，赞助革命。“我对他万分仰慕。”我告诉与会代表说：“我见到他的话，会促请他为作育英才而慷慨解囊，帮助用功劝奋的穷学生，为进一步改造中国而努力。”

接着，毛泽东说：“我们必须先决定去哪一国，然後才谈到去的方法，一切都要有严密的组织。我以为最好是大家分别到不同的国家。主要的是美、英、法、日等。”

蔡和森随即说：“萧先生同我已决定去法国。萧先生是否可以告诉大家，他去法国的详细计划？”

接着，熊光祖说：“我以为萧先生留法的安排用意至善，留法是切实可行的，大多数学生都能去。我自己亦决定去法国。”毛泽东插嘴道：“好些会员对萧先生的想法完全不知道，我建议请他解释一下。”

我向他们介绍了“华法教育会”以及第一次大战期间，在法工作的华工等等。我把计划大致说过以後，大家都认为这是万全之策，切实可行，便都愿意到法国去。只有一位会员周明德说他喜欢去日本。陈昌又说他因没人照料妻儿，所以不能去了。不过，他说他留在长沙，在那里尽可能帮助我们。

再经过一阵讨论之後，我说：“杨怀中先生接受北大的聘请，到北京去了。我会写信给他说明我们赴法的计划，请他从北大校长蔡先生那里，探听一下‘华法教育会’的情形。我一接到他的答覆，便请大家开第二次会议。”

第二十五章　“勤工俭学”运动
“新民学会”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即刚在放暑假之前所召开的集会，成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实际的开端。仅仅一年之间，便有二千多人利用这勤工俭学计划赴法，他们之中，约有二十人是北平舞台上的主要人物，诸如李维汉、李富春、李立三、周恩来、陈毅、饶漱石、徐特立、蔡畅等。

集会之後一星期左右，我接获杨怀中“老夫子”的覆信，这是一张写给我个人的明信片，他很喜欢写明信片。信文简短扼要。他说：“昨接来书，今即走访蔡孑民校长。蔡称彼乃‘华法教育会会长’，今留法勤工俭学已组成‘俭学会’，汝欲赴法勤工俭学，必得偿所愿…。”

接诵之下，我自然大喜过望，马上去找毛泽东。他亦雀跃万分，他看过明信片後，笑容满脸，心花怒放。接着，我过江找蔡和森。

我把明信片交他，他大叫起来：“你看你的计画成功了！勤工俭学组织解决了一切问题！妈姆（他的母亲和妹妹就坐在我们旁边），你和妹妹同我们一起去法国吗？现在没有了不可克服的困难！这真是大好的讯息！”

我到蔡家时，蔡和森的爱人向警予亦在座。当时，她静静的说：“萧先生，我也决定去法国。”开朗的微笑露出她洁白齐整的牙齿。我对他说，明日下午三时在第一师范举行集会，请他们务必准时参加。

开会的时候，各人都读了杨怀中先生的明信片。就算是一张中奖的彩票，也不能令他们这样的商兴！大家都全心全意作着赴法的美梦，以为一下子大家都可以在花都了！我说：“我们第一步必须到北平找杨怀中先生和蔡孑民校长。下星期我先回家走一趟，回来长沙以後，就可以马上动身去北平。有没有人愿意一起去，谁需要火车费？”我这样问，是因为我知道在座中只有我一人因为教书而有固定收入的。蔡和森与毛泽东，我也知道他们很想去北平，但恐怕付不出车费。

杨怀中先生到北平任教之前，由于他的潜移默化，不仅因为他的讲解论述，更因为他自己曾出过洋，无形中影响我们也考虑到出国问题。他在长沙讲学六年，最後受聘为“北大”的教授，这自然是一项重要的成就。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他曾出洋镀金的结果，因此也想跟着他的路子走。况且，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们怎能将计划付诸实现。在情在理，我们都要对他感谢。

当年夏天的七月未或八月初，我们有十个人去了北平。毛泽东、熊光祖、张昆弟和我，是第一批抵达的。杨怀中先生热心地留我们住在他家里，即在豆腐子胡同门外後面。直到後来我们在北平大学附近的三眼井胡同租了一间有两间房的房子，才搬出来。

我们把屋内一间房子，用作读书，另一间作睡眠。卧床是一溜炕，即满洲式的炕床，用砖块做成，在下面生火取暖。冰天雪地的时候，我们七个人就睡在这张大床上，挤在一块取暖，因为我们在炕下不生火。房里只有一个小得可怜的炉子，用来煮食。任何事情我们都是通力合作来做，北京的冬天冷得厉害，我们七个人只有一件大衣，在气温特别低的时候，只有穿着它轮流外出，到了年底，大衣已由一件增至三件，但毛泽东一直不设法为自己添置一作大衣。

国立北平大学校长蔡孑民先生由皇帝赐翰林，这是读书人可获得最高学历品位，又曾在德国研究哲学，後来还参加革命，民国成立後，成为第一任教育总长。以後再游学国外，在法国研究教育。回国後获聘为国立北平大学校长。他是当教育界公认的领袖。他天资聪慧，识见渊博。我们拜他的时候，他恂恂儒雅的态度令我们深为感动。他真是一个伟大的学者和君子，他给我的印象永远不能磨灭。

拜访蔡家之後，当日二时，我带着蔡校长给我写好的介绍信找李煜瀛先生。李先生住在遂安伯胡同。他不在家，门房说他五点钟会回来。我五点钟再去，他还未返；佣人叫我等一会。不一刻，李先生便回来了。他约莫四十岁年纪，留着八字须。我把留法计划向他说明，问了他很多问题。他对我说：前些时，他们曾嘱咐学生要略有积蓄然後才可赴法，因为法国生活费用比日本要大些，而且要学习过节俭的生活。已有一百多人去了，结果甚为成功。

“最近，”他断续说：“蔡孑民校长、吴稚晖先生同我组成一个留法勤工俭学团体，一切细则都厘订好了，但成员甚少。不过，勤工俭学必须推行，付诸实现。你们湖南人以刻苦硬干着称，我认为你们一定得偿所。你最好马上着手学法文，同时要学些手艺－－例如绘画，或者铸造场的一般技能，大战很快便要结束，你们到时就可启程，你们按部就班的做，一定会马到功成的。”

我一回家，便一五一十的向大家转述李煜瀛先生所说的一切。李先生的乐观意见，使他们极感兴奋。他们问我对李先生的印象如何，我说，他似乎很精明，一言一语皆经过深思熟虑。他跟蔡孑民先生完全不同，蔡校长是典型的中国君子，而李煜瀛给人的印象，是长期在外国念洋书的中国人。进一步说，蔡校长看来像大学教授，但李先生像革命家。李煜瀛鼓吹自由思想和大同主义，我赞成他的道理。

蔡和森、熊光祖和我立刻安排念法文及学做手艺的课程，预算所有“新民学会”的会员都来上课。

一日，我同蔡和森商讨大计，我说：“大战快打完了，法国将获胜。到时必会大兴土木，重建家园，这样一来，法国必缺乏劳工，不单只我们‘新民学会’的会员，甚至其他诸色人等也都会半工半读的。这个运动要是展开，很多年轻人都会受到鼓舞，到法国留学。你想想有多少学生在急切的希望出洋，只是没有钱成行罢了。有了半工半读的办法，他们就统统去得成了，一千、一万人都去得了，将来他们带所学的知识，对中国是大大有利的。”

我满怀热情的谈话，使和森也兴奋起来，他说：“对啊，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由现在开始，我们尽力推展我们的运动，使更多人能去法国！”

可是，在我们动身之前，有两个重要问题仍待解决。首先，由中国赴法的旅费一定要大量减省；其次，抵法後，学生在未找到工作之前，住宿起居在在需钱，这得靠 “华法教育会”加以援手。我跟蔡孑民校长和李煜瀛先生，作了好几次冗长的谈话，不厌其详的再三讨论，最後，厘订了满意的解决办法。法国轮船公司同意特价优待，把我们划为四等搭客，只付一百元中国大洋（当时普通三等客的船费亦须三百多大洋）。抵法後，“华法教育会”负责照料我们，直至我们能服当地水土，安排学生到各地进学校念法文，同时协助寻找合适的工作。学生在校的开销和入学费用由该会支付。

我们得到这项保证，便即着手加紧宣传，使留法勤工俭学引起更多人的注目。我们又进一步起草详细的组织细则。最初只有四十名学生参加北平的法文预备班，但很快的便有第二、第三班相继开课，最後学生超过四百名。

十一月，第一次大战告终，我们都想着乘船赴法为期不远了！我受聘担任、“华法教育会”的秘书。一九一九年，我和李煜瀛先生同往上海，再转赴巴黎。

当时，蔡孑民先生是“华法教育会”中国方面的会长，李煜瀛先生是秘书长。他们邀我协助处理勤工俭学的事务，还担任大战期间在法华工的教育问题。在法华工人数超过十万名。

“华法教育会”在华的组织未臻完善，赴法学生由各省组成，所以各组人数参差不齐。例如，一组有五十人，另一组却达一百二十人。学生在国内大多未经预备训练，抵达目的地又缺乏金钱维持生计。该会要照料所有学生，实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我们最初的工作，很多未尽惬意，但这是无可奈何的。

国内勤工俭学计划的进展，却异常良好，一年之内，便有二千多名学生抵达法国。湖南表现最佳，共占五百多人；川、粤次之，每省约三百人；江浙又次之，各占二百馀人。还有其他省份，但人数较少。这些人都分配到法国各地的学校，同时给他们大多数人觅工厂工作。

这些青年人由我们办事处安排学习。大部分返国後都担任重要的职位，诸如政府部长、驻外使节、地方官吏、大学教授、艺术家、实业领袖等。有很多是中共统治下身居政界领袖、军人之类高位的。我们“新民学会”的早期会，蔡和森和他的母亲以及他的妹妹蔡畅，和森的爱人向警予，都送入“蒙达邑中学”，该校後来成为共产党向中国留学生宣传的主要场所。

第二十六章　毛泽东留在北平
蔡和森、熊光祖以及其他人和我着手组织勤工俭学预备班，毛泽东也帮忙。但经过多次跟和森与我讨论後，毛泽东决定不去法国，他说他喜欢留在北平。

有四个理由，使他作此决定。首先是路费问题，毛泽东一文不名，船费虽然减到一百大洋，但对他来说，仍是非常庞大的数目，他自己知道无人会借这大笔钱给他，其次是在语言方面，他说不上纯熟。他在学校时，连最简单的英文发音也弄不清。第三，留在北平，他可以继续读书，同时又能为我们的新民学会徵求新会员。而我们留法学生当然需要有一个可靠的联络员留在北平。第四，他一直记得谈悟本那次在“摩天楼”天心阁所说的话，谈悟本像预言家一样说，要在政治上有成就，不一定要读书或求学问，要紧的是一个人有能力去组织政党，并纠集一大群忠心的徒众。基本上，毛泽东是行动派人物，他不适宜做学者。总之，他没有为了读书而跑到外国去的兴趣。读书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谈悟本所说在政治上成功的方式，无疑比其他因素更影响毛泽东作这个决定。种籽终于落到肥沃的土地里。

蔡和森跟我都同意毛泽东留在北平，实现像我们的在法国那样的勤工俭学计划。这就产生了无可避免的问题，要找工作给毛泽东糊口，我们三人对这个问题讨论多次。当时，我们正在国立北平大学为新民学会徵求会员，于是告诉毛泽东，认为他最好是在北大找一份工作。我们想到一份课室清洁员的工作，因为他做完简单的工作之後，可旁听讲课。北大确需雇用一人，在下课後清洁黑板和打扫课室。这是轻便的工作，而且有额外的好处，可使该工作人员经常接触他所负责的几个课室内的教授和学生。我们一致同意这对毛泽东是理想的安排。

横在眼前的问题便是怎样获得工作。负责雇人做这些工作的，是一名地位十分高的教授，他另身居其他要职，工作繁忙，我们不知道怎样为份卑微的工作求见他。终于我们想起蔡孑民校长，他一直对我们很关心爱护，我们给他下了一封信，问他可否下一个公事，为我们一位朋友，找个课室清洁员的工作。蔡校长是位可敬的人，他马上了解我们的困难。不过，他有一个更好的竟见：他建议，毛泽东与其做课室清洁员，不如就在图书馆工作。于是，他写了张条子给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先生，说：“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他在图书馆……。”蔡校长没有指出毛泽东是由长沙来的，也没有说他是“青年领袖”。李大钊于是让毛泽东负责整理图书馆，这是十分简单的差事。完全是靠蔡校长的帮忙，因为李大钊身居高位，雇用低职工人的事情与他没有直接关系。

一九二一年，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成了共产党在北平的秘密领袖，毛泽东在湖南也占着同样的地位。在我第二次赴法之前，我曾跟李大钊数度长谈，返国後，由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我们一起搞革命反对张作霖。常常躲避军事当局的搜捕，但是我们总是相约秘密会见。我们曾谈及毛泽东，有一次，他说：“我给毛泽东整理图书馆的工作，不过是遵从蔡校长的指示。我根本不认识你的好朋友。”一九二六年，李大钊在北平俄国使馆被张作霖逮捕，并遭绞杀。

毛泽东对蔡孑民校长一直非常感激，他给蔡校长写信，每一封都是以“蔡夫子大人”起笔。他自承是蔡校长的学生，永远对他表示恭维和敬慕。一九三八年，蔡孑民先生匿居九龙，这是距他逝世前十二个月左右，我常到他家促膝闲谈，我们好几次偶然谈及毛泽东，垂暮之年的蔡校长已忘记许多细节，他只记得毛泽东写给他的信，却不能忆及毛泽东的容貌和音了。

就图书馆的工作来说，毛泽东成绩不算好。他依照我们原来的计划，凡到图书馆看书的学生都尽量藉故攀谈，以吸收新民学会会员，但这项工作亦做得不算好，他读书亦没有多大成绩。他写信对我说：北大学生，像傅斯年、段锡朋、罗志希等人，他在长沙听说过他们是最优秀的学生，都使他十分失望。

一九一九年，毛泽东返回长沙，参加“驱张行动”（推翻湖南的暴虐总督张敬尧）。驱张的唯一途径是说服驻湘粤交界的军队，开进长沙，协助革命，然後请前任总督谭延闿重掌大权，在教育界展开革命运动的主要策动人是易培基，他在第一师范曾是毛泽东的国文老师。实际上整个教育界都卷入漩涡，张敬尧被指为湖南人民的公敌。易培基与毛泽东及其他学生，筹划起义大计，他们称起义是“兴邪恶势力的斗争”。

要了解毛泽离开北平的原因，这里必须一提北大校内的两位激进领袖：文学院长陈独秀和图书馆长李大钊。这两位都曾写文章颂扬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他们後来跟俄人秘密联系，接受俄人建议在中国组织共产党。进行这一工作的经费，都由俄方供给。因为不能公开以组织共产团体为名义，于是发起“马克斯研究会”和 “社会主义青年团”，总部设在北。另一个重要步骤是“外国语文学校”的创设，该校的唯一目的是教人学俄文。在这些领袖的计划里并未把毛泽东考虑在内。因为毛泽东当时仅系图书馆的一名工人，而且未在北大注册。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这样一来，毛泽东便觉得以他的处境看，他是不可能获得任何重要的位置的。而且他自己在北大的工作亦无成，于是，几个月後，他便决定返回长沙，在那里从头干起。他仍旧是新民学会的核心分子。希望将新民学会发展成为强有力的组织。

毛泽东藉着参加推翻张敬尧的革命，跟一大群青年人，紧密联系，他想方设法，企图获得他们的信任。这是不太困难的，他们大多数极为热情，不务实际，空有理想、野心勃勃。他们的基本目的是逐走湖南暴虐的统治者，而且，说得含混一些，是改革社会。不过，他们没有明确长远的计划，又没有特定的政治倾向和目的，更没有公认可以信托的领袖。毛泽东对俄式共产主义有盲目的信心，他把这批青年人看成是无字的白纸，梦想在纸上用大红线描绘自己的图则。在他的心目中，他可以为所欲为，实现自己的野心。他自觉是他们的领袖，他们在他灵活的手掌中就像黏土一样。

这是一九一九年的情况，就在蔡和森与我抵法後不久发生的。毛泽东、蔡和森和我三个人仍是新民学会的主要负责人，蔡和森与我在法国徵求到三、四十名新会员，毛泽东在长沙则徵募了百多人。不过，他将我们坚守的精挑细选的原则弃而不用，而仅以思想基础来挑撰会员。他出版了一本杂志《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内容包括函札和评论，会员在上面发表他们自己的见解。但这刊物出了三次就完了。

除了新民学会的工作之外，毛泽东还编印了一份周报称为“湘江评论”，当时他正筹划湖南革命，该周报的文章十分偏激，附和他的学生都被煽动。很多年轻学生甚至自动到街上推销“湘江评论”。为了宣传，我从巴黎写去的信常常刊在这份周报上。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办文化书社，售卖新思潮刊物。这间店子是由他的头一个爱人陶斯咏料理的，我们这位最年又最可敬的女伙伴，我在前面已经谈过了。

湖南革命马到功成，张敬尧滚蛋了，谭延开复任总督。最初煽动起对的易培基接掌新政府五名阁员的职务：总督第一秘书、陆军司令第一秘书、湖南教育会会长、省图书馆馆长、第一师范校长。第一师范是长沙知识分子的集中地，易培基任命毛泽东为附属小学的校长。

同时，年高德昭的“新民”会友何叔衡（我们叫他何胡子）被任命为“平民教育日报”社长，该报是最优良的出版物，因为它有很多读者，何胡子获任新职，埋头苦干，很有成绩，影响了不少下层阶级的人。他手下有好几个十分优秀的编辑，其中一名谢觉哉後来成为北平共产党政府的司法部长，後任内政部长。谢、何来自同一乡镇，是好朋友。

何叔衡後来介绍谢觉哉给我们，于是大家又成为密友，我们也昵称他为“胡子”。这两位伙伴是新民学会最年长的会，约在三十五岁左右，大部分会员平均比他们年轻十岁。何叔衡是我们多年的挚友，我们一起在楚怡小学教过书。对于谢胡子我虽然认识不深，但因为他是何叔衡的好朋友，所以我亦喜欢他。

现在，新民学会在长沙有了两个基地：一是“平民教育日报”，一是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又有蔡和森、熊光祖、向警予、李维汉、陈劭修，以及其他好几个新会员的协助。我自己则指挥在法国的第三基地。毛泽东返回湖南後，由于易培基和谭延闿统理省政，他行动上的自由绝无问题，结果，他对政治更是野心勃勃，也更昭然若揭了。

当时并无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我们所有活动都集中在新民学会上，虽然很多会员盲目信仰俄国共产主义，以为它是能够改造中国的魔术棒。

不过，两年之後，一九二一年，新民学会分裂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较大的一个是百分之百的共产党人，在毛泽东领导下，成为湖南的共产党。

第二十七章 中共在法国的萌芽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休战条约的签署。翌年一月初（凡尔赛和会召开），我跟随李煜瀛先生在巴黎开展华法教育会，协助勤工俭学学生编组参战华工等等工作。

我们先在巴黎近郊“嘉兰．哥伦布”买下一幢房屋，在那儿设立“华侨协社”，作为勤工俭学学生和参战华工的汇集场所。我们和其他人手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接待自华来法的勤工俭学学生身上。但我除了应付学生的工作外，还是“华工杂志”的主编，那是印傍参战华工们看的。蔡孑民校长在法国的时候，曾为这份刊物写了许多文章，该刊是我们侨居在法国的十万同胞唯一能读到的华文杂志。在都尔城有一所中文印刷所，因此在编印上也很醒目。

抵法数天後，我便写信告诉毛泽东关于我们的行动。并请他向我们家里的亲友报告一二。我将该信的一节摘引如下：

勤工俭学与华工组织极具功效，我们人力仍可应付至少多一千名的学生。在此千人之中，应可挑选一二百名为新民学会新会员。至于参战华工，业已超过十万名，从其中挑选一万名，谅非难事。循此，我们定能增强新民学会，使成为改造中国的坚实基础。在目前，我全力集中于华工的撰拨，因为徵求学生为会员的工作，须待蔡和森抵法国後，才能正式开始。

毛泽东的回信万分热烈，他写道：“吾等正奠下改革中国的基石！弟当努力于长沙之扩展运动，唯目前兄等在法似乎较易进行……。”

当时，我们双方都谨守新民学会的最初原则，注意会员的道德修养，主要目标是促进新民学会的成长，把它当作传播文化知识的摇篮。很多活跃聪明的学生，在半天工作的计划下，由华来法。不过我们不认识他们，所以很难邀请他们加入新民学会，这使不少人产生了忌妒心理，在当时这倒是免不了的

另一个无可避免的困难，是华法教育会的基金不够应付日益增加的勤工俭学生，许多人抵法时，只懂一点点法文，或完全不懂，要照顾所有这些青年人，为他们寻找适当的工作，绝非易事。于怨是言很多，那时经济情况不稳的学生，对我们诸多批评。

这上千上万在法国的华人……参战华工和学生，大多不懂共产主义为何物，倒是有不同程度的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这很自然成为共产党宣传的对象。他们耳闻目睹俄国下层阶级取得革命成功的真相事实，至于对抽象的理论基础，有时间和能力去研究的人可说没有几个人，大部分人都是从现实的日常生活来了解马克斯这三个字，他们并非站在分析和批评的立场上去看新俄罗斯的理论，而是把它当作一种新宗教，盲从马克斯和他的教训，恰如基督教徒信奉耶稣基督一般。但即使这些人采取这样的态度和信念，仍还是他们自己个人的、盲目的、宗教式的信奉，因为那时还没有组织性的宣传工作。

一九一九年春天，蔡和森抵法，一有机会他就发表谈话，总告诉同胞，共产主义是好东西。当时，他仍没有一个组织可以使他们加入，他也不曾研究过马克斯或任何其他的革命理论。不过，在此之前很久，和森自己已经倡言“打倒资本主义！”的口号。他对我说：“我写了一封长信给润之，说俄人一定要遗人到中国，在华组织秘密共产党，我认为我们应该效法俄国的榜样，而且应马上进行，我们已无时间事先研究所有的细节了。”

我清楚记得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过的交谈。我坚持道“我们在制订任何决策之前一定要把事情小心研究，我原则上同意推翻资本主义，但我绝不盲从俄国共产主义的理论！”

“不管那是什么型态的共产主义，都没有关系。”蔡和森说：“我们越研究便越难下决策，俄国的计画现成的摆在那里，一切都详细拟订妥当。为什么还要去研究其化型态的主义呢？俄人的整个计画一色俱备，且已写在白纸黑字上让我们读到，他们自己也实现了这个计划。我们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作其他的尝试呢？”

“但是”我问道：“为什么中国必定要做俄国的儿子？”

他顽固不化，满腔怒火，声劫汹汹。“因为俄国是共产主义之父！”他说：“我们必须以俄为师。首先是因为它实行起来直截了当。其次，如果中国发生革命，便可依靠俄援，秘密的或公开的他会供给我们金钱和武器。在地理上，俄国和中国注定是盟友，两国间的运输也方便。一句话，如果中国共产革命成功，就必须无条件跟从俄国。我说的都是真话，也是我真正的想法。”

“我明白你的想法”，我接着说：“但是，老兄，我们必须考虑到国家和同胞的幸福问题并非像你所谈的那麽简单，这不是我们个人的事！我们怎能让中国变成奴隶国呢，作为尽忠的国民，怎能成立有这种计画的政党？”

蔡和森坚持道：“我们一定要选择最有利的方向完成革命。我已经写信给润之！版诉他我的想法，我肯定他会同意的。你太空想、太感情用事、太重理论、也太散漫了！”

“就算润之同意你的想法，我也不同意！”我大声说：“我不能埋没良心，我要良心清白。我绝不参与使中国成俄国奴隶的党派，恕我爱莫能助。”

“是的，我知道。”蔡和森心平气和地回答说：“我们都明白你的为人，我们都敬重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跟你详细研究这入事。”

“但是，”我指出：“你不是在研究！你已经决定了行动路线，而企图使我相信你的主意。你要我无条件接受你的原则。你恰像一名牧师，企图说服老朋友信奉他的宗教！”

“噢，哪里的话，我决不敢这样做！”蔡和森说：“除了我们的交情，我还尊重你的为人和你的竟见，我们现在不过是朋友间商量而已。”

这次交谈发生在蔡和森抵法後两天。和他同船来的五、六十名学生，“华法教育会”决定送他们到蒙达邑中学，先在那里暂住，等待找到适当的工作，也可利用时间学习法文。蒙达邑距巴黎四个钟头路程。蔡和森走後，我们的通信频密，他有时一天写两封信给我。但我们彼此的意见没有改变。

蔡和森向蒙达邑的朋友讲述共产主义，同时又向法国其他地方的学生写信游说。他说话的本领不，但是纸上陈述竟见却相当精采，甚至胜过毛泽东。很多人都为他的信所激动，他的热情也就传开去了。同他来法的蔡大娘（当时约五十岁）和妹妹蔡畅都很重他的意见。不过，他头一次改变别人的思想，还是他的爱人向警予，她亦是新民学会的优秀会员之一。向警予不但写得一手好文章，演讲也十分有声有色。她为人特别恳挚，同时又美丽温柔。她成为中国第一名女共产党员，又是蔡和森的宣传助手。无论男女都受到她的影响，很多人接受她的思想，很多妇女都耐心听她讲话，被她的热诚所感动。她写了很多信给我，谈论说不完的问题。

当时抵法的另一个老友是李维汉。他亦名“和森”，我们称他为“李和森”，有时则叫“老李”。他亦是新民学会最早的会员之一，我们非常爱护他。在长沙考入第一师范时我便认识他，对他十分喜欢。他的父亲又老又穷，无力帮助李维汉，李维汉很孝顺，我们很为他们两父子难过。李维汉为人谦逊沉着，说话缓慢。在任何讨论场合中，他很难了解别人的观点。因为他不能讲法文，所以在蒙达邑便终日跟蔡和森谈话。这两个“和森”说话投契，自然是李维汉接受蔡和森的思想和意见居多。中日战争期间，中共派李维汉和周恩来为代表，在重庆（後来在南京）跟国民政府谈和。後来，我在报纸看到，他在北平曾任一个重大的政治会议的秘书长。现在，他在政府中身居高位。每逢我读到有关他的新闻，我都禁不住记起我们在蒙达邑的谈话，以及他当时结结巴巴说不出话的神态。李维汉、蔡和森、向警予是致力宣扬共产主义的最热烈的三名传道者！

在一九一九年间，法共虽然注意到那一班人的潜力，但法共本身当时所进行的宣传工作，亦微不足道，且留法的十多万华工和学生之中，并无共产党的组织。但在华人聚居之地中，却有拥护共产主义的团体，在一九二零至二一年间，确已招募了一些成员。对这个团体的支持，直接来自北平，间接则来自莫斯科。

俄人曾先遗派一名特务到北平，跟“北大”的急进的文学院长陈独秀和图书馆长李大钊接头，企图说服他们，在中国组织共产党。由于中国政府不会容许任何的公开的共产党组织出现，于是先作铺路工作，设立一个青年人的协会，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用两个英文字母来命名，简称CY，实即“共产主义青年团”（Communist Youth）的代称，但那些不明就里的人，当然不知道这两个英文字母的含义。为了保密的缘故。初期的中国党员依同一方式也称中共为CP（Communist Party）。CP的成员，是挑选最有前途的CY分子所组成。除此之外，同时还成立了“马克斯主义研究会”的组织，又堂而皇之的开办了一所“外国语文学校”，美其名曰教授俄文。“马克斯主义研究会”甚至有一段时期公然在北京大学挂出招牌来。

如前所示，陈独秀接纳了莫斯科的建议，更重要的是，为了应付设立那些核心团体和组织的开销，他接受了俄人的金钱（以大洋支付），好几个组织和附属支部都由他直接控制。陈独秀有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二人都加入了CY。一九二零年尾，这两个孩子受到他们的爸爸陈独秀和“爷爷”莫斯科的指示，到法国展开共产党的组织。他们在巴黎号称“二陈”。但交付给他们的工作，後来证明他们不能胜任，于是被召回华，另指派两人接办。

那两个人是当时在法国的四川学生，赵世炎和任卓宣。赵、任这两个青年人十分能干，有责任，在法国CY中任书记的职位，努力促进中国共产主义的事义。他们所掌握的秘密名册有几百个人，服从他们的命令，但这些人都不是华人聚居地的居民。

任卓宣後来返回中国，成为湖南长沙的CY和CP的头头，他终于遭政府逮捕，判以死刑枪毙了。他的躯体遗弃在他中枪倒下的地上，翌晨有人经过，听到他的呼吸声，便送他到医院去，救回他一命。当时报纸的与论对他十分同情，于是政府没有对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待他从鬼门关爬回来，完全康复以後，他宣布他为共产党效力已功德圆满，这条再拾回来的性命，不拟再做一个共产党人了！他後来入了国民党，获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在台湾居住。他成为三民主义的最佳理论家，但我四十年来，不曾见过他了。

当时我所熟知的共产党人中，蔡和森、向警予现已不在人世，徐特立则年近八十，他是我的教育学先生，後来也教过毛泽东同样的科目；他以“老学生”之名，随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我仍在第一师读书时，他就提拨我到“修业”任教。虽然他不是顶好的理论家，但中共仍把他当作老战士，作为党的老招牌之一。蔡畅、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李富春、陈毅、饶漱石，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曾名列在赵世炎、任卓宣秘密名册的几百个人名之中。

就这样，留法华人中间散播下第一批的共产主义的种籽。

第二十八章　森林群英会
一九二零年十月，“华法教育会”的活动大为增加，急需遣派一名代表返国，跟蔡孑民校长和李煜瀛先生讨论各种事项，议决由我负责。我动身之前，先分别写信给蔡和森和毛泽东，蔡和森回信说，在离法之前，“新民学会”应召开一次全体会议，一方面给我告别和送行，另一方面讨论一下采取甚方法来从事中国革命，并检讨俄式共产主义对于中国是否为切实可行的制度。

当时莫斯科所控制的CY还没有什么力量，留法华人对之不大理会，所以我们讨论俄国共产主义是否适合中国这样的问题，没有顾忌之必要。

大多数“新民学会”会员都住在蒙达尔尼，所以开会的日子定在该城举行。我在开会的前一天下什四点钟离开巴黎，火车尚未驶入蒙达尔尼站，我已看见蔡和森同他的母亲蔡大娘、向警予等共约二十人，在月台等我了。我同他们一一握手，然後蔡和森同向警予请我到车站附近的一间餐馆去。我说先找一间旅店住下，可以在较为清静的气氛下详谈，但向警予说：“和森同我已替你找妥房子，那旅店离我们学校不远。”

在我们到旅店途中，我问道：“明天我们‘新民学会’的集会在哪儿举行呀？”

“我们还未作最後决定”，蔡和森答道：“你知道，这儿有三十多个会员，其中有些住得很远，不能来，不过，我们这里可能有二十人左右参加。我们不能利用学校的课室，因为全日都有课上，而且，住在那儿的五、六十名中国学生又并非会员。”

向警予提议道：“我们不能在萧先生的旅店开会吗？”

蔡和森马上答道：“如果一连多天，有一群黄皮肤的东方人突然跑去旅店，会引起法国人的注意，店主也可能不允许，即使他允许，他会给我们开一张账单。你知道，这种账单我们怎麽付得起呀！”

“市政公园如何？”我问道。

向警予说道：“这个公园不太，座椅又常常满座。我们的中国同学，下课後亦多在那里流连。”

此时，蔡和森脸色为之一亮。“你刚才提过公园，我有个主意，就在镇外有一片大树林。为什么不去那里坐在草地上开会呢？这样不是解决问题了吗？”

“好主意！”向警予同意道：“可是，若碰了个下雨天，‘新民学会’在法国的大会将永远开不成了！”

“倘若碰巧下雨天，即预示菩萨不保佑我们改造中国，我肯定必会风和日丽的。”我向大家说。

向警予微笑道：“好得很，萧先生，如果明天下雨，就是说菩萨不同意我们的计划，如果阳光普照，那表示菩萨赞成我们改造中国！”

翌晨，我醒来时，明亮的太阳光直射我的床上，我一跃而起，赶快穿衣，不一会，蔡和森与他的爱人向警予，连同其馀十人左右来到我房间。向警予欢天喜地向我道贺：“快些呀！萧先生！我们立刻动身，改造中国！几天以来都没有阳光，突然却旭日腾升，多好呀！”我们一行人离开酒店，十分钟左右，便处身在森林之中了。

回想那个时刻，我恍忽又嗅到清晨林间空地上那种令人心旷神怡的芳香气味。我们选了一处薄薄的草坪，软绵绵、绿油油，就像我们坐在天鹅绒的沙发上面。但草坪仍是潮湿冰凉，于是决定在开会之前先作短程散步。就在太阳照耀着青草，所有会员都到齐之时，我们坐下来，围成一圈，由我宣布开会。向警予站起来说：“首先我们向萧先生告别，祝福他回去一路顺风。然後，请他跟我们谈话。我们各人对人对萧先生这次返国寄望甚殷呢。”

蔡和森接着说：“今天萧先生的开会议程我看过了。第一项是讨论什么是革命最适当的步骤，其次是介绍新会员，第三，是他报告自己返国的职责和计画。我现在提议，将第三项放在首位，因为我们各人都急于听他说话，要知道他计画做些什么。而且，第一项需时较多，应该在最後讨论。”

大家都同意他的提议，于是我说了一些关于我的计画，以及我打算在国内做些什么。然後，蔡和森介绍新会员。首二人是李富春和李立三。李富春个子瘦小，十分年轻，大家对他甚有好感。他口齿伶俐，措辞清晰，语调温文。他後来成为东三省省长，又在北平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周恩来）。李立三则截然有别，他个子高大，举止粗野，直着喉咙说话。他习惯开玩笑，而所开的玩笑，又并非常常是风趣的。在会中，有一次他高声喊道：“立三路！”大抵是指我们统统都须跟随他的领导。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幼稚粗鄙不堪的。其他几名新会员亦经介绍与众人认识，男的由蔡和森负责，女的由向警予。女的当中有蔡和森的妹妹蔡畅，她是中共“妇联”主席。在同一次会上，廖宜男和周恩来由蔡和森引荐为新会员。

午饭後，我们各人在绿油油的斜坡上集合。现在讨论的主题是采行俄国共产主义作为新中国的政治制度的问题。蔡和森坚持必须毫无保留的采行俄国共产主义。我说我虽然完全同意共产主义的原则，但我不赞成在中国采行俄式共产主义。会员的意见有所分歧，有些人附和蔡和森，另一些则站到我这边来。

大家表示思想和意见，平心静气的讨论，态度亦十分诚恳。我们在五时半结束一天的讨论，这样，住在学校的会员不会错过晚饭，我们又决定明晨八时半再开会，继续讨论。

晚饭後，一班人到我酒店房间，无拘无束的说东说西。十点钟，大多数人都走了，但蔡和森、向警予、陈劭修留下来继续研讨俄式共产主义究竟是好是坏的问题！我们谈至凌晨二时，还不曾得到结论。他们回学校已太迟了，大家又不愿骚扰店主，于是最後决定统统一头一尾的的在床上睡觉。我们根本没考虑到向警予是女子，我肯定她自己在当时也没想到她是异性。我一直受当日我们所表现的心智清纯和崇高理想而感动。

翌日，整个会议都花在研讨上，但基本问题仍未解决，最後，决定我返国後，同国内会员从长讨论，我又写信给毛泽东，告诉他开会二天的详情，这样他可以将信件先在会友之中传阅。後来，毛泽东把我的信刊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第二十九章　长沙长叙
一九二零年冬，我由巴黎回到北京，毛泽东已返回长沙很久了。虽然我们经常通信，但直至一九二一年三月我才能到长沙看望他。他是第一师范附小的校长，但他大多数的活动是秘密指挥共青团（CY）的组织。

由三月至七月，我们将大部分时间花在讨论社会主义革命上，但我们谈得越多，便似乎离得越远。不过，大家以朋友相待，还不致割席，我们诚心诚意了解彼此的观点。

毛泽东对旧“新民学会”失去兴趣是明显不过的，因为它不是政治组织。会员虽然不曾研究社会主义或其他政治制度，但当时他们大部分人都参加了CY的秘密集会，也逐渐盲目地相信在那些集会上他们的说话。CY的诞生累得“新民学会”命不久存。当我踏足长沙之际，我觉得我是回来为它送殡了。

不过，会员仍然衷心欢迎我，不待说毛泽东不喜欢这种情形，这是我跟好几个会员多次叙旧後发觉的。他害怕他们会受到我思想上的影响，使他们失去目前CY所授的对共产主义的盲目信心。我发觉他暗中要求老会员劝我回法，最後甚至亲自向我提议！他知道我要回巴黎的，他急于请我尽快离开。不过，他热切希望我接受他对俄国共产主义的信仰，同他合作，在全国宣扬这种教义，并将它付诸实现。

在长沙，有一间名叫“船山学社”的大屋，是为纪念学者王船山而设的。有五十多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占住了这间屋，由于毛泽东其中一分子，我也应邀住在那里。这班人雄心勃勃，希望有朝一日共产党人统治中国，年龄和经验会保证他们身居领导层的地位。

我返国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安排在法国的里昂和比利时的夏勒莱成立“中法大学”，于是我一踏足上海，便受到一流大报纸“时事新报”的记者访问，我的意见刊在第一版。长沙的老朋友自然读到那篇特写，当我过访长沙，他们便跟我谈论这计划的事情。毛泽东赶忙利用热烈的气氛，把他们拉拢在一起，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和我提出一个主张，将“船山学社”改为“自修大学”，各人都同意，我被推为首席策画人。

对我来说，“自修大学”计画始终是近乎一种理想制度，因为它强调自修，类似中国古时的书院，没有固定的作业时间，亦没有先生。只是丰富的参考书和一间完善的实验室为不可或缺的设备而已。主要是安排学生的聚会和讨论。我就此制度发表了几个演讲，反应极为热烈。我向京沪的学术界和教育界徵询制度的竟见，获得一些好评。北平大学校长蔡元培和首屈一指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亲以他们漂亮的字体撰写鸿文，表示他们赞成自修大学计划。我亦接到吴稚晖的一封长函，分析自修大学的可能性，吴稚晖是着名的博学之士和改革家，又是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

我将这些墨宝裱在一本书里，可惜留在大陆，我又不清楚现在落在什么地方了。不久之後，我返回巴黎，“长沙自修大学”沦为梦想。

我同毛泽东经过初步讨论後，考虑设法重振“新民学会，但毛泽东和我，这时已发觉我们的意见是无法一致了。

第三十章　一连串的问题
我跟何胡子讨论这个问题，他对我说：“萧胡子，如果你留在长沙，不回法国，‘新民学会’的老会员必在你周围结盟起来，若果你不在这儿，那我们都会不可避免地跟随润之了。我也会这样的！”

我的老友陈昌亦以同样的语气说：“我们的朋友统统已经秘密成为CY的团员了，把他们拉回来是很难的。你知道，‘新民学会’改造中国的目的是用一种抽象的方法，它既无政治观，亦无固定的行动计划。他们现在都认为，要达到实际效果的不二法门，是唯俄国的马首是瞻，竭力向外宣传俄国的主义。没有人再去寻改造中国的其它途径。为什么呢？首先因为他们有俄国的榜样可资模仿。其次，他们向俄国献媚，获得经援和其他方面的帮助。第三，任何人都热中于鬼鬼祟祟的行动，秘密集会的诡谲气氛有某种诱惑力，没有什么办法能使他们转过头来了。我知道你有你个人的‘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思想，我们当然不能期望每个人都赞同共产主义思想。我认为你和润之将来必定分道扬镳，但你们仍是挚友。个人方面，我觉得各走各路是好的，真理有很多方面，而统统都是可贵的。”

当我把陈昌这番话告诉毛泽东，他的意见是：“对极了！许多人都不满现状，倘若我们进行改造，便必须闹革命！倘若我们革命成功，上策便是师法俄国！俄国共产主义是最适合我们的制度，也是我们最先追随的制度。这是我们要走的唯一道路，我也诚恳的希望你同我们一起走这条路。”

毛泽东同我确有一连串的问题要讨论。在此期间，我们常常秉烛夜谈，为之废寝忘餐。有时候我们的谈论弄得很不愉快，甚至潸然下泪，因为我们找不到互相协调的基础。我不能接受毛泽东的推理，但我的答覆也令他不感满意。多月来被这些没有结果的讨论所虚耗，但大家都没有口出恶言，更恰当的说，使我们真真正正遗憾和不舒服的根源，是我们不能完成一个共同的行动计画。

虽然我们的大前提南辕北辙，但我们还是非常珍惜我们的友谊。不过，我对毛泽东所期望的革命路线必使中华民族生灵涂炭的预感，一直是耿耿于怀的。

每一次在极度难过的情形之下，我们都互相鼓励重新展开讨论，但讨论又带来一次又一次的难过和遗憾，如此循环不断，由笑而哭，由哭而笑，好像一个永不停止的螺旋。这样耐心和不厌烦的努力说服对方，完全是看在联紧我们之间深厚的友谊份上。毛泽东深信我是只问对错，不是为个人自私自利而争吵，动机是真诚的热爱中华民族，亦的的确确为了人道本身而说话。我们讨论的重点可以简略的概述一下。有一次，我用一个比喻作开场白：“双轮呢，还是单轮呢？”

我说：“人道主义可譬之于双轮的人力车，它有两个好车轮，便一路顺利，可是，如果拿走一个车轮，它便倒下来，变成废物，不能动弹。使它独轮能动的唯一办法是用手抬起另一边，用蛮力拉它起来。这力度在车行时，必须始终保持不变和平衡。现在，人道主义的双轮，”我指出：“便是自由和共产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完全同意共产主义的道理，但是，如果人民受俄国共产主义的治理，人力车便失去自由的车轮，于是要藉压迫人类以维持它的平衡。共产党领袖或者可以维持这种对人民的压迫好几年，不过，如果它一旦中止，车子便要倒下来。我说，所牵涉的道理根本是错误的。”

毛泽东十分明白我的意思，但他毫不踌躇的答道，他完全赞同使用压迫的手段。

他说：“压迫是政治真正的本质。如果你压迫得法，表示你为政不差。最後分析起来，政治的影响力十分简单，不过是经常保持压迫罢了。”

我说：“如果你是对的话，那麽我不敢再惹政治了。”另一次，我建议我们把自由和共产主义看作两条路。

我说：“我们现在处身于三岔路或十字路口，经过以前几个世纪的斗争和流血，人类终于获得某个程度的自由，自由是极其珍贵的财宝，应该小心保护。两条路都是通向死亡，每个人都不可回避的往里走。那麽，为什么我们走共产主义而不走自由之路呢？人类有两个原始的或基本的欲望，就是生存和自由，而唯有自由才能使文明兴盛。”

毛泽东的回答又是三言两语的：“移植共产主义，并不表示人民就没有自由呀。”我说：“自由有好几种，有人性随心所欲的自由，也有猪鸡等家畜随心所欲的自由。猪无所拘束，但仅限于在猪栏的范围内。鸡亦限于鸡舍里才能优游自在。共产国家确会把自由配给人民，但那是鸡和猪的自由。共产国家确会把自由配给人民，但那是鸡和猪的自由。俄国共产主义好像一种宗教，人必须盲目相信它的教义，永不能谈论它的对错。那是一种没有思想自由的宗教。共产主义者说他们相信自由，但他们不容许人民自由过活。俄国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没有发表、出版的自由，这就是‘人民的自由’吗？”

毛泽东用一种笼统的说法回答，其大意是说，公众必须受法律控制，即使立法专断，个人亦必须服从国家，而且，如果需要的话，人民必须为国家的幸福牺牲。

我们讨论到国家和个人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关系，我说：“国家的权力太大了，它像菩萨一样无所不至，而个人在国家里好像苍蝇蝼蚁。如果国家命一些人杀害其他人，他们必须白刀子，红刀子出。如果国家想人下火锅，他们亦必须任烧任煮。如果国家要人吃少些食物，他们必须勒紧肚子。如果国家要人民死，他们便死。有人认为个人比诸于国家，是微不足道的，但法王路易十四夸言‘朕即国家’之际，人民对他讥笑，因为他认为国家总是至高无上的。这真荒天下之大唐！本来，民主制度已经来临，国家权力为之大大削弱，个人增加了重要性，可是，今日的俄国共产主义却在社会主义的伪装之下重回国家的权力，完全控制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毛泽东对这点的答覆，是坚认共产主义国家必须实施“新民主主义”。接着，我提出第五点来讨论：新民主主义呢，还是新专制主义？在我看来：俄国共产主义制度，与其说是“新民主主义”，不如说是“新专制主义”。

我说：“我国自古以来，帝王代表了老式的专制。俄共现在不过实行一种新式的、科学的绝对专制主义！中国古时有很多帝王虽是专制君主，但却是优秀的统治者，他们实行‘爱民如子’的政策。他们的治理比大多数的小柄君王为佳。今日俄共的领袖所拥有的专断权力，却千倍坏于中国的专制君主！”

对此，毛泽东答道：“如果领袖没有权力，便不可能执行计划，不能得心应手。领袖有越多的权力，做事便越容。为了改造国家，人民一定要刻苦自励，并需要牲一部分人民。”

于是，我们讨论到第六个问题，即为了国家的幸福而牺牲人民的幸福问题。我十分直率的对毛泽东说：我不同意“牺牲一部分去帮助其他部分”的原则，我不同意 “为未来一代的虚空的幸福，在某种范围内牺牲个人”的那种思想。他答道：“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太重感情，社会革命的理想在一千年内也达不到！”跟着第七点的讨论便是：一千年，还是一万年呢？

“如果我们能在一千年内达成理想的社会结构，”我说：“可算十分心满意足了。即使要一万年，仍属惬意。对个人而言，一百年或一千年是非常漫长的岁月……好像无穷无尽：但对国家民族来说，也不算长；在全部人类历史里，还是很短暂的呢！辈产主义在理论上是优秀的主义，确可付诸实行，但这一定要时间。俄国的革命方法是揠苗助长，这正如古语所云：‘一步登天’。”

毛泽东说：“我佩服你有等一百年或一千年的耐心。我则十年也不能等了，我要明天就达到目的！”

我们讨论的第八点问题是：要实行共产主义，应以个人标准或是以社会标准来引导的问题？我认为，如果他要明天就付诸实行，那他只是凭自己个人的标准而进行。

“这是只管干眼前认为是好的事，而不理将来後果的作法。”我说：“这就是所谓历史上英雄的行径。那些英雄爱管他人闲事，无论如何是神憎鬼厌的人。英雄思想已经过时了，应该丢掉。像凯旋门歌颂英雄那种虚有其表的物质象徵，我们有理由说是错误的。只有像孔庙的内在理想象徵才应垂诸永久。如果改革社会的目标是诚笃的话，那麽完成目标必须一直放眼未来。永久性的进步必须让每人免费接受较好的教育，同时一步一止的增广教化。但这一切都需要长久的时间。”

但毛泽东说，改革社会必须要军事力量和政治行动去达成。

第九个问题是：教育呢，还是政治呢？

我坚持己见：“使用武力完成改革，结果只有造成暴政，但若用教育改造，就会有和平与永恒的後果。这是‘和平的改革’，当然如果你要立竿见影、朝发夕至的效果的话，那它们自然不能和武力逼成的改革相比拟。”

毛泽东说：“我喜欢立竿见影的事情。坦白说，你的意见完全说不动我！”

接着是讨论到个人的利益问题。我说：“如果你跟随俄共的领导，奋斗十年或廿年之後，你有朝一日会成功地使国家采行共产主义制度，这种成功不会特别困难，但却不是一项有价值的成就。如果有朝一日成立俄式共产主义制度，那就是中国哀鸿遍野之时！你的意见也说不动我，我若接受你的意见，我必永不安心。你记得孟子的话：‘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他说的确是肺腑之言。再想到刘邦和项羽那鬼哭神号的争权吧，在基督和佛祖看来，就像两个街童为争一个苹果而打架一样。”

毛泽东叹道：“你不同意马克斯的学说，多可惜呀！”我回敬他：“你不同意普鲁东的学说，也多可惜呀！”

我们谈论理想主义和唯物主义。不停的谈天说地，但我们谈得越多，也提出越多无法解答的问题。毛泽东显然以为不需要解答，要达到成功的话，只有行动是必需要的。我反驳说：为达到目的，要作这样大的牺牲，那我宁可不干了！

我们这样谈论下去，始终是在挚友的气氛中，直到中国共产当正式成立之日。最後一晚，我们同床而睡，谈至天色发白，毛泽东一直请求我参加那个决定历史命运的集会。


第三十一章　中国共产党之诞生
一九二一年，我在长沙约莫住了三个月，因为我返回北平之前，有很多事情要办妥。我回京途中，顺路到上海探访湖北教育会主席和江西省省长。在我离长沙前几日，毛泽东示意他会和我同行，他说：“千万请严守秘密。我要告诉你，北平、广东、上海（事实上无处不是）已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有十多个代表预备在上海集合，召开一个秘密会议。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我是长沙的代表，我十分希望你和我一起赴会。”

我对他说：“我们可以同船到上海，但我不参加你们的会议。”

他坚持道：“去吧！你到那里去，跟那些同道见见面，听听他们的意见，同他们谈谈！”

我反问道：“有什么好谈的？你们的会议又不是讨论小组，一切已经决定了，现在就是要成立中国共产党，如果我赴会，我便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谛造人之一！我便要受中国人民注视一百年、一千年、要向人道主义负责一万年。我对你说吧，我不预备参加成立共产党！”

毛泽东答道：“如果我们戮力以赴，共产党在三十年至五十年的时间，也许便能统治中国。”

“这完全要看你们怎麽进行了。”我说：“我亦相信，经过一段长时期的斗争，共产党有可能统治中国。但这对中国人没有好处，共产党的统治也不会长久。”

“但是，如果我们想法子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你不以为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吗？”毛泽东问道。

“不，我不这样想。”我答道：“我最好引老子的话来答你：‘治大国若烹小鲜。’”

毛泽东此时纵声大笑。他以为我闹着玩。他不知道，也永不了解，我是非常认真说话的。我实际上全心全意赞同所引老子上面的说话。

当天下午，毛泽东同我坐着河渡，由西门出长沙。我们住在同一客舱，我用上层，他用下层。很多朋友下船来跟我话别，他们知道我快要回法国了，我们于是整个下午忙于同他们谈这谈那。入夜，河渡启碇，我们睡个痛快。当进入洞庭湖时，我们恍若置身汪洋大海中，给无边无际的水环绕着。毛泽东首先醒来，走去坐在甲板上。稍後，我跟着出去，注意到他袋里有一本薄薄的小书。我问他那是什么，他拿出来，把那题目《资本主义制度大纲》给我看。我打趣的说：“你研究资本主义，就能成立共产党了？”毛泽东浅浅一笑，没说什么。为打破沉默，我接着道：“我很了解，你要做共产主义者，根本不用去学习，也毋需读这类书，最要紧的还是信仰。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好像一种宗教。”毛泽东又是微笑，仍没有答话。最後为打破闷局，我问他是否已吃早点了，他答道：“还不见呢，我正等着你，我们一起吃吧。”

河渡很快抵达汉口，我们分手了。我上岸，而毛泽东到上海，我们相约在沪滨碰头。他把秘密地址交给我，待我在鄂赣办完事後可找到他。

我到达上海时，直趋法租界环龙路，依毛泽东给我的门牌找到屋子。房内放有两张床，其中一张无疑是留给我的，但是毛泽东不在。他在黄昏时回来，对我说，他们跟巡捕有麻烦，巡捕曾向他们作冗长的审问。因为学校正值假期，他们几经困难，已获淮使用一间女校的一个课室。虽然他们开会时锁上所有门户，但仍被巡捕查出，现在不能在那儿开会了。这些法租界的巡捕非常机警，代表们到哪里去，他们便跟到哪里。各代表于是不敢再大夥儿一起开会，分散于各处，只由一两名代表担任联络人。几天後，巡捕松弛下来，但他们仍照样保持严密的警戒。

有一天，毛泽东看来比平时快乐，对我说：“我们已想出一个新的计划。有一位代表的女友是浙江嘉兴人，她说我们可以扮作游客由上海去西湖，行经嘉兴时，就在嘉兴城外的南湖的船上开会。为了避开巡捕耳目，我们要加倍慎重，必须假装买火车票去杭州西湖，火车上有很多游客，到嘉兴时，我们便落月台下车去也。然後混在人群里，直至火车驶离。倘若巡捕由上海跟踪我们，也不会想到这一点的。而且，他们对上海市外的情形，也不大了解。你同我到嘉兴，会後，我们可以到西湖逛逛。我自出娘胎以来便听说西湖景色甲天下，现在，多谢上海的巡捕，我可以去游西湖了。”

“好极了，”我同意道：“我们明天就逛西湖。”

翌晨七时，毛泽东和我离开居处，到车站买三等票去杭州。我们进入火车站以後，约在九点钟的时候，就看到一块巨大的白色路牌，上有“嘉兴”两个大字。火车一抵达，我们即跳下去，混入月台上的人群中。过了一会，我们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走出去，步向大路。快近城了，我凝视湖水，思量着这些平静的湖水不久便要诞生一只怪兽－－中国共产党。其他的代表亦已走下火车，但他们要开会，身上却没有认识的标志。毛泽东和我在走路时，虽没有人跟踪，但我们仍是小心翼翼。我们在横街找到一间小旅馆，租了一个房间过夜。

房内有一张，一张小桌子。床十分大，约占了房间的三分之二，几乎没有地方走动。蚊帐洁白乾净，我乾脆就留在房内了。在炎夏里，一个好蚊帐是找房子的重要的条件。我们刚安置妥当，毛泽东便要到开会的地点去，他执着我的手臂嚷道：“我要你同我去逛逛南湖！”

“不去了，我在这儿等你回来。到时我们才一起去逛西湖。”我答道：“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你不跟我去看南湖，真不痛快，”毛泽东接口道：“我打算迟至黄昏才回来。代表们要在船上吃饭，所以你不要等我吃晚饭了。”

说过话後，他瞪了我一阵，然後不发一语的离开。我写好几封信，然後慢慢的沿着南湖岸边散步，眼看舟艇缓然驶过。在船上举行秘密会议，真是好主意，我猜那只船上会诞生中国共产党。湖里的泥水使我想起《圣经》上的大洪水，假设共产党君临中国，新的洪水定必卷走这个古老的国家，那真是浑浊黑暗的污水。

晚饭时，还是没有毛泽东的讯息，我便洗个澡，由小窗往外眺望以排遗时光。虽然天未入黑，水平线上已随处可见渔光泛映。我熄了房灯，上床睡去。两三个钟头後，毛泽东回来了，他打开蚊帐，问道：“萧先生，你睡了？”

“是的，”我答道：“我睡了。但请勿打开蚊帐，这儿的蚊很可怕，它们会飞进来的。今天的工作可称心？”

“是的，称心极了。”毛泽东答道：“我们在船上一直谈得无拘无束！你不来，真可惜。”

我随即答道：“你看，你在感激自由呢！在上海，你不能自由自在和你的同道谈话，你不能自由开会，巡捕到处跟踪你，你不喜欢这样，虽然这种情形不过几日。如果在俄国，则几乎由朝至晚，每一日你走到哪处都是如此！有哪一群人能在俄国找到‘南湖’这种地方？你这样热爱自由，却竭思殚虑地准备去破坏同胞的自由，将中国造成第二个俄国？你们在会上决定了什么？你们计划采取什么行动？”

毛泽东沉着的答道：“我们决定必须将中国造成第二个俄国！我们必须组织起来，奋斗到底。”

“你们怎样组织起来？”我问。

“代表们都不是乌合之众，”毛泽东解释道：“他们有些人学识丰富，能读日文或英文。我们决定必须首先成立一个核心小组，这核心小组将成为中国共产党。之後，我们将安排宣传工作，并准备实行特别的行动计划。第一步是策动劳动阶级和青年学生投向共产主义。然後，我们必须建立充裕的经济基础。这说明为什么一定要归属第三国际。”

“但是，”我抗议道：“第三国际是俄国。你们为什么不组成第四国际呢？”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毛泽东问道。

“第四国际，”我解释道：“是共产主义的理想部分，它是马克斯和普鲁东的理想结合，它是自由的共产主义。你还记得我所说关于人力车的双轮吗？自由共产主义的人力车就是具备两个轮子，它不需要另外的力量支持它！如果你同意沿着第四国际的路线组织你的运动，我将为它贡献一生！”

“一千年後我们再谈它罢。”毛泽东苦着脸，一边说一边打开蚊帐上床。

简直汗臭薰天！不过，我已经习惯这种强烈的气味，正如古语所云：“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但我还是觉得应该向他建议：“你不去洗澡吗？可以在这旅馆洗，我刚洗刚了。”

对此，毛泽东答道：“我懒得去洗了。我们现在睡，明天可以早起去逛西湖。”他一边说一边躺下，伸了个懒腰，可是，无可避免的，又展开对共产主义和自由、国家或个人等继续不断的讨论，我们还未停止谈话，天几乎发白了。毛泽东是条睡虫，从不愁睡不着，而睡在大床上，我不觉得他就在旁边。

我醒来时，晴天碧朗，而毛泽东还沉睡未起，于是我仍静静的躺着。过了一会，他张开眼睛，我便唤他：“润之，天大白了，起来吧！”

“什么时候？”他问道：“我再睡一会儿行吗？”

我说：你可以再睡，我则尽可能安静的起。半小时後，他醒了，马上起来，说：“什么时候？我们错过火车了吗？”

“没有，不用担心。”我对他说：“还早呢！每日有很多班火车从这里去西湖。”

天色明媚，和风由南湖四岸吹送夏花的芬芳香气。我伫立呆望湖中良久，这里已没有画舫了，一切复归宁静，但想到昨日在这一泓清澈的湖水之上曾产生了什么－－是苦涩的湖水，是毒汁？我愁然背转过来。

因为火车上的搭客很少，我们又长谈了几个钟头，但这次却是言不及义。我们抨击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因为他太书呆子气了，外貌相当布尔乔亚。李大钊似乎更合我们的脾胃，但俄国人显然喜欢陈独秀，而他也是南湖之会的主要策划人。

下午，我们抵达浙江省会杭州，沿湖岸而筑的房舍、道路和园圃构成一幅笔墨不能形容的美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想起这句形容杭州是尘世乐土的古话，我确信这是一点都不夸张的。

毛泽东和我参观了许多名胜古迹，可是尽避外在世界富丽堂皇，我们却落落寡欢。我偶尔说：“你看这些千奇百怪的园圃吧，它们怎麽造成的？怎麽游人会不费一钱来这里享乐呢？”

毛泽东答道：“这是罪无可恕的产物。许多人化钱去达成罪恶的目的。”

“那麽，我们今天便是两名当世的小罪犯了。”我微微一笑。

“我们明天必须马上便走！”毛泽东说。

翌日，我们乘火车返上海，毛泽东不久即回长沙去。我逗留一周，办妥事务，然後折返北京。

http://www.small-island.org/books/hmzdyqxqj/

yangharrylg

这个译本比原作少翻译了一章，也少翻了书后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