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曙明：广州破四旧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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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破四旧狂潮（上）



8月是一个经纬万端的月份。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广州和全国一样，刮起了破四旧的旋风。这股旋风并非单纯的移风易俗，而是伴随着普遍的抄家、没收财产、焚书、批斗、打人、把“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赶出城市，在8、9月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恐怖。


很多人事后都想不起来，广州到底是从几月开始有抄家、打人的情况，一般以为是8月18日林彪在天安门做了关于破四旧的讲话以后才有，其实早在7月就开始了。最初是在校园内抄教授的家，设立牛棚，关押老师和同学，后来发展到校外去打、砸、抄。


中大学生7月份就到离学校不远的纯阳观破四旧了。当时工作队还在，对学生的行动是支持的。工作队队长杨行说，要让工作队组织的阶级队伍，去见见世面。于是数力系和物理系的几十个学生，跑到漱珠岗的纯阳观“见世面”去了。这座始建于1824年的道观十分破败，没什么东西可砸，学生们把唯一一座丘处机像砸了，然后用封条封了山门，把道士统统赶走。


7月2日，省委决定撤销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田蔚（她是中南局宣传部部长王匡的夫人）的一切职务。中大学生在田蔚被公开点名批判后，便组织对王匡、田蔚家进行抄家。当时王匡的女儿在中大读书，是中大文革筹成员。据说，抄王匡家是由文革筹组织的，卓凤仪从省委开会回来布置，因为中大对田蔚问题要表态，否则文革筹会受其女儿拖累，抄王匡和田蔚的家，是为了表明中大支持中南局、省委对王匡和田蔚的处理。


在抄王匡家时，发现了一张集体照片，上面有王匡和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普，照片背面注明每个人的名字，但其中两个人没写名字，只写了“报务员”和“译电员”。学生怀疑这是一张特务成员的名单和照片，于是又去抄了李普的家。


到8月中旬，抄家已发展成全市性的行动，波及机关、学校、工厂、街道。当红卫兵的队伍气势汹汹地出现在大街小巷时，杂沓急遽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伴随着高亢刺耳的口号声、唱歌声，让人心惊胆战，不知祸临谁家。恐怖弥漫全城。


抄家是破四旧的形式之一，家里的金银财物、古董、字画、书籍、传统艺术品，都列入封、资、修之列，或砸烂、或焚烧，或没收。破四旧的另一种形式，是改名，给学校改名，街道改名，商店改名，凡是看不顺眼的名称，都要改。8月15日，华师附中的七名学生在永汉路（今北京路）广州皮革工业公司供销经理部门口贴出了号称“全市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在社会上公开张贴），指责他们用10尺长的大皮鞋做商业广告是“资本主义的经营典型方式”。


紧接着，8月17日，十六中高三（3）班十几名学生也走上永汉路，在“全市闻名”的美利权冰室门口张贴大字报，“批判其崇美亲美的奴才思想和严重的地方色彩”，并贴了一副对联：“美利权奴颜婢膝多可耻，新中国光芒万丈放风华——破旧立新”。在红卫兵监督下，把“美利权”招牌拆下来，换上“新中国”店名。红卫兵勒令他们要彻底改变经营的旧思想、旧方式、旧态度，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兵服务。


《南方日报》的报道说：“永汉北路‘美利权’冰室的店名，是‘美利坚’的译音。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可是以美国译音为名字的臭招牌，竟然在市中心悬挂了十七年。广州市十六中高三（3）班和高二（2）班的革命小将们，义愤填胸地在这间冰室贴了大字报，坚决要求把这个奴才相十足的招牌砸碎。在他们的推动下，该店职工已把旧招牌废除。”[2]


另一批十六中高二学生也跑到中山四路，给高级理发店“一乐也”贴大字报和“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对联，斥责他们专为牛仔、牛女、“大人物”服务，把工农兵拒之门外的金钱挂帅的资产阶级思想。当场把旧店名拆了，换成“新风理发店”。





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皮鞋事件、美利权事件、一乐也事件。这三大事件比北京红卫兵走上街头大破四旧更早，首先在广州点燃起横扫四旧、大立四新的熊熊烈火。[3]





由此可见，破四旧运动在广州的兴起，实早于林彪的8月18日讲话。而林彪讲话则把这种疯狂的破坏活动，推到了一个高潮。华师附中红卫兵向全市红卫兵发出倡议，掀起一个“破四旧”的集体行动高潮。各校红卫兵一起行动，用分片包干、重点搜查的办法，向市内所有名胜古迹、寺观庵堂、文化遗址，进行全面扫荡。


市文化局宣布撤销古海遗迹、南海神庙、九曜石、大司成牌坊、海瑞牌坊、南朝砖墓、绍武群臣冢、王兴将军墓等文物保护单位；对名胜古迹、寺观庵堂“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文字、绘画，一律进行清除。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啸聚街头，到处张贴标语、传单、大字报，集会演说。8月25日、26日，红卫兵和部分群众一声呐喊，先后扫荡了教堂、寺庙49处，包括历史悠久的天主教石室教堂、光孝堂、寺贝通津教堂；佛教的六榕寺、光孝寺、华林寺、海幢寺；道教三元宫；伊斯兰教怀圣寺等。市内多处历史文物遭到破坏：海幢寺的四大金刚被毁坏；华林寺的五百罗汉被捣碎；伊斯兰教的“先贤古墓”被铲了一半；全市的“封建迷信场所”统统销声匿迹，各种神品付之一炬。宗教活动全部停止，神职人员也不能避过尘世的浊浪，一时间，揪斗的揪斗，关押的关押，还俗的还俗，落得个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的收场。


位于一德路的圣心大教堂（俗称石室）也被砸了。红卫兵把从教堂里搜出来的书籍、衣物、宗教器皿和画册，堆放在教堂前的空地上，放火焚烧。在教堂哥特式建筑的巨大窗口上，原装的拿破仑时代的彩色玻璃，被砸得稀烂，碎片散落一地。唱诗台上的脚风琴也被大卸八块。红卫兵们把神职人员押到空地上斗争，逼他们跪在烧书和物资的火堆前。焚烧后的纸灰漫天飞舞，直冲云霄。


在砸了石室之后，因为珠江电影制片厂想拍纪录片，红卫兵又把上次抄、砸、烧、斗的场面重演一遍，以便拍摄。其后，石室做了主义兵堆放破四旧抄家物资的仓库。市人委派人来帮助清点物资，造册登记。


8月28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公园的自由神像也被红卫兵砸毁了。参加这次行动的有华工八一八红卫兵和一些中学的红卫兵、北京红卫兵，共近千人，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公园开批判会，宣称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遮羞布，今天绝不能再毒害人民。然后七手八脚就把纪功坊上的自由神像砸个粉身碎骨。


红卫兵还在大街小巷设立哨卡，拦截路人，检查他们的裤子是否太窄，头发是否卷曲，妇女是否涂脂抹粉。凡是被他们认定属于资产阶级的衣服，一律当众用剪刀绞烂，或泼上墨水；抹了发油的头发，或扎了长辫子，也成为攻击目标，红卫兵们一哄而上，七手八脚，把他们的头发剪成一窝乱草，再当众训斥一番，方可放行；皮鞋不能太窄，也不能太尖，窄和尖都是生活糜烂和颓废的标志。人们除了军用皮鞋之外，什么皮鞋都不敢穿了，满街都是胶底布面的解放鞋（即仿军鞋）；“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人民日报》号召。于是，衣服的式样和颜色、帽子、鞋子、发型，以至书包，都得向军队看齐。所有自行车的车把上，都得安装毛主席语录牌，否则就会被红卫兵罚背毛主席语录。广州南方服装厂职工贴出大字报，表示不做奇装异服，大字报写道：





红卫兵、革命学生们：你们在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正在冲破种种阻力，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是一件大好事。好得很！我们全体革命职工、革命干部，誓做你们的后盾，坚定地站在你们这一边。我们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坚决不做奇装异服，大做革命新装，努力做到下面几点：


一、大破资产阶级的审美观点。二、树立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三、坚决不做以下几种服装：1.不做不符合工农兵要求的一切奇装异服。2.不做封建迷信的寿袍及封建结婚礼服。3.不做贴身、窄脚、无领、无袖、高领、浅裤裆、窄裤脚等服装。[4]





参加破四旧的，不仅仅是红卫兵，工人、街道居民都参与了。广州机电厂工人梁锦棠回忆：





到运动初期，破“四旧”的时候，学生涌起来了。他们出现了红卫兵，我们工厂的半工半读也成立了红卫兵，那天邀请了我和党委书记参加他们的成立大会。但第二天，我们也宣布成立工人红卫兵，把原来的工人宣传队全部变成工人红卫兵，我们也戴红卫兵袖章。那时开始破四旧了。我们（厂里）原来也有资本家、地主婆、旧的国民党军官，诸如此类的“黑七类”，学生已经搞起来了，我们和半工半读的学生混合编队，他们是很听我们的，因为大家都在一个工厂里，工人是他们的师傅，所以他们很尊重我们。


我们叫他们一起去（破四旧），实际上的意思是怕他们乱来。现在回过头看，有些情况是比较乱来的，但工人和学生一起去就做得比较规范一点，没有打打杀杀，我们是比较斯文一点。“你有没有外币？有没有金银首饰？自己拿出来。”基本上是采取讲道理的方式，没有打人。但确实抄到资本家很多金，有些藏到井里，也捞了上来；有些放在花盆里面；有些藏在墙隙里。我们通过做工作，都找出来了，不然鬼知道他放在哪里？


在我经手的——不是我亲自经手，是我的属下——最重手（下手最重）的是在人民中路，靠近儿童医院住的那个资本家，有人说他态度不好，用绳子绑个寿星公，要他背着在人民路兜个圈。那天我回到厂，人家告诉我。我说下次不要这样搞了，他年纪大了，万一晕过去倒在地上，就麻烦了。[5]





8月18日，广州中药总厂所属九间药厂的工人和干部召开紧急会议，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并向所属各厂职工发出信件，建议立即采取以下措施：一、坚决把一些还保留资本家的名字和资本家宗族堂号的工厂名号全部更换新名。二、各厂门前批荡的厂名、橱窗，凡是有资本家名称、堂号和封建色彩及资本主义的宣传装饰，立即废除。三、产品的包装装潢，凡是有资本家名字和黄色毒素的立即停止印刷、使用。四、通知本市及外地有关单位，立即拆除或更改本厂在市内外设置的有毒素的广告牌、霓虹光管、橱窗广告等。





红卫兵热衷于为街道、医院、公园、酒家和工厂、商店换上新名字。8月25日，广州市中心主要马路永汉路改名为北京路。1000多工人、干部、学生和街道居民，拿着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牌、《毛泽东选集》模型，扛着红旗，在北京路上载歌载舞游行，庆祝街道改名。经市人委批准同时改名的还有：长庚路、丰宁路、太平路统一改为人民路；长寿路改为曙光路；朝天路和米市路统一改为朝阳路。9月18日又进行了第二批改路名，包括：






一、光明路（原光复南、中、北路）。分南路、中路、北路。


二、秀丽路（原恩宁路、第十甫、下九路、上九路、大德路）。分为三段，原恩宁路、第十甫为一路；原下九路、上九路为二路；原大德路为三路。


三、向阳路（原龙津西、中、东路，惠福西、东路）。分为五段，原龙津西路为一路；原龙津中路为二路；原龙津东路为三路；原惠福西路为四路；原惠福东路为五路。


四、新风路（原如意坊东路、时敏路、多宝路）。


五、荔湾路（原宝华路、华贵路、荔湾东路）。分为三段，原宝华路为南路；原华贵路为中路；原荔湾东路为北路。


六、红云路（原白云路）。全路不分段。


七、延安路（原大南路、文明路、东华西、东路）。分为四段，原大南路为一路；原文明路为二路；原东华西路为三路；原东华东路为四路。


八、沿江路（原西堤、长堤靠江边的一段、新堤、南堤、八旗大马路、东堤、大沙头的滨江路）。全路分为三段，第二海珠桥以东至海珠桥以西为一路；海珠桥以东至东濠涌铁桥以西为二路；东濠涌铁桥以东至原大沙头的滨江路为三路。


九、教育路（原教育路、吉祥路、莲塘路、应元路东北段）。全路分为两段，原教育路为南路；其他为北路。


十、广州起义路（原维新南、北路）。不分段。


十一、东风路（从西村电厂河边起沿德泥路、德宣西、中、东路接新开路至天河机场与中山路汇合点止）。全路分为五段，西村电厂河边至人民路以西为一路；人民路以东至教育路以西为二路；教育路以东至越秀北路以西为三路；越秀北路以东至执信路以西为四路；执信路以东至天河机场中山路汇合点为五路。


十二、红书路（原天成路、诗书路、纸行路、光孝路）。分为三段，原天成路为南路；原诗书路、纸行路为二路；原光孝路为三路。


十三、立新路（原德政南、中、北路）。仍按原路分南路、中路、北路。


十四、登峰路（原仓边路、小北路、登峰路至环市路口止）。分为三段，东风路（原德宣路）以南为南路；东风路以北为中路；原登峰路为北路。


十五、解放路（原解放南、中、北路，大北路以及广花公路三元里与机场路分岔口以南为止）。分为三段，原解放南路仍为南路；解放中路仍为中路；解放北路、大北路一直至终点为北路。


十六、向群路（原同福西、中、东路）。分为二段，原同福西路江边至福场路以西为一路；福场路以东至河南中路以西为二路。


十七、跃进路（原河南中路）。不分段。


十八、前进路（原小港路东段及云桂路）。不分段。


十九、革新路（原凤乐路、金沙路）。不分段。


二十、群众路（原高第路）。不分段。





据统计，红卫兵把全市89条马路，合并为24条，换上了新名字。


全市有2300家商店被改名。在北京路上，触目皆是“东方红”、“太阳升”、“新文化”一类商店招牌。名闻省港澳的酒家陶陶居改为东风楼，蛇王满改为卫红饭店，泮溪酒家改为友谊饭店，华侨大厦改为东风大厦，平安大戏院改为前进剧院，保滋堂、陈李济药厂改为广州中药一厂、二厂。中学也纷纷改名，广雅中学改为红旗中学，华师附中改为东方红中学，执信女中改为红女中，建联中学甚至改名为红卫兵中学。


以消灭私有制为己任的红卫兵，强烈要求取缔小商小贩，并向小商小贩发出强硬通牒。为此，市委批转市财委《关于迅速取缔小商小贩并安排其出路的请示报告》。全市共3.6万个小商小贩，根据不同情况，作出转街道服务站、新组织合作商店或插进合作商店、收回牌照和取缔等几种处理。


饭店不再有服务员，顾客统统要实行“自我服务”，自端饭菜。红卫兵还倡议废除收房租、拿定息。广州市的脚踏三轮客车，一度停止载客。养金鱼、雀鸟和猫狗宠物，统统被斥之为“封、资、修”。他们闯入民居抄家，把名贵的酸枝木家具砸烂；把花鸟鱼虫的国画和线装书投入火中；把金银首饰当成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证据，拿去公开展览。


文革前流行的歌曲，绝大部分，被斥为资产阶级靡靡之音，唱片被红卫兵从商店货架和人们的家中取走，用锤子砸烂，用脚踏碎，扫入了垃圾堆。“千言万语同一声，千歌万调同一曲，支支颂歌飞北京，歌颂领袖毛主席”。作曲家劫夫谱写的毛主席语录歌《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风行全国，成为群众集会、游行的必备节目。













[2]载《南方日报》1966年8月24日。


[3]《“主义兵”首破四旧的谎言可以休矣》。载《广州兵团》第4期，1967年8月18日。


[4]载《南方日报》1966年8月29日。


[5]叶曙明访问梁锦棠谈话记录。2002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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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是全国各大城市大、中学校红卫兵破四旧总行动日。整个广州沸腾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省委在同一天决定，撤消省文化革命小组，文化大革命由省委直接领导。翻开9月4日的中南局机关报《红卫报》，一个触目惊心的大标题，扑面而来：《广州红卫兵今天广泛出动大张旗鼓宣传十六条，掀起更大更猛烈的破“四旧”立“四新”革命风暴》，报道了这天广州的情况。



红旗中学的红卫兵们，高唱着《革命造反歌》到街头宣传。他们的宣传车，到处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宣传车在永红肉菜市场前停下来的时候，许多正在买菜和过路的人，马上围着宣传车，高呼“向红卫兵致敬”、“向红卫兵学习”，还跟着红卫兵一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革命歌曲。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婆拿到传单之后，激动地说：“革命小将太好了！将神啊鬼啊统统横扫清光，我要向他们学习，今后再也不拜神拜佛了。”一辆路过的肇庆专署的货车也停下来，司机跳下来向红卫兵要了一份传单，说要回去宣传。



从外地来广州串连的红卫兵，在破四旧运动中，也起了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作用，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战士们，根据目前广州市服务行业存在的问题，有目的地进行宣传，并提出了全市饭店、旅店等一切服务行业，必须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悬挂毛主席画像，和张贴毛主席语录；要面向工农兵，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的经营作风等措施，深受群众的赞扬和支持。[1]



破四旧的运动，很快由街头闹剧，转向千家万户，登堂入室，一直破到了每个人家的床头灶头，这时再也不是闹剧，而是一幕幕悲剧了。

8月30日，广东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欧阳山的家被抄了，所有稿件、书籍、资料、书信、衣物、家具，统统被抄走。据红卫兵公布的资料，他们从欧阳山家抄走了：24条毛毯、23箱衣服、22顶帽子、39双袜子、三部收音机、一部电视机、一部照相机、九块手表，116块布料、26捆毛线，还有65个衣架。[2]连衣架也被作为“四旧”物品，拿去公开展览。9月，又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批斗欧阳山的六千人大会。据称，“来他的家里搜去全部重要资料、对他进行残酷殴打的，是一股来自北方的‘红卫兵’。”[3]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节在8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集中劳动，下午送书籍、文件、唱片等物至筹委会。理发。又送历史系书物两批。晚十一时半，有同学两批来封存书物至夜分一时。”9月1日的日记又写道：“物理系同学又来查封书籍、陈设。下午小组学习。晚写检讨交代一段。做高帽一顶。”[4]抄家抄到半夜，这个系抄完别的系再来抄。抄完再抄，斗完再斗。这种情况，在大学里几成普遍现象。

被抄家的还有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市卫生局副局长姚碧澄，一位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的医学博士，1941年在昆明创办“碧澄医院”，1950年代主持研究治疗胆绞痛、脑血管疾病的方法和技术，在国内具有领先水平。红卫兵在他家抄出“碧澄医院”的旧匾，成为“妄想变天复辟后重开‘碧澄医院’”的罪证。在批斗会上，姚碧澄一直倔强地不肯认罪，但后来一位非常亲近的亲属也上台斗他，他立即完全崩溃了。8月24日，姚碧澄在流花湖投湖自尽。

居住在光孝路型仁里的卢洁峰，当时只是一个小学生，她清楚地记得光孝堂（位于光孝路的基督堂）被红卫兵查抄、焚书的情景。她描述道：



一天早上，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光孝堂出事啦！于是，我就跟着几个小孩子冲过马路，进入教堂。只见到处是身穿淡黄色旧军装，腰扎武装带，左臂套一个十分宽大的红袖章的主义兵。他们把教堂全部图书都抄到教堂前的小广场上，有的人干脆就从教堂二楼的外廊向下方的小广场直接抛书。书落满几乎整个小广场，堆成一座5—6米高的书山，正在冒烟、燃烧。

后来，住在公理坊（位于光孝堂北侧）的同班同学刘卓告诉我：那天清晨大概5点半钟左右，一班主义兵冲进公理坊10号地下黄牧师的家，抄家，批斗。另一班主义兵则冲进光孝堂。首先推倒门口那两座石狮子。在其中的一座石狮子底下搜出光孝堂的屋契，以及董亊会的捐款名单……

那天在教堂里，我亲眼看见主义兵如何粗暴地抄黄牧师在教堂二楼的办公室。主义兵用木棍不断敲击墙壁，终于从夹墙中掏出一条用蓝色缎子紧紧裹住的像软蛇状的黄金长条。主义兵拆开看，原来这条“蛇”，是用分币大小的金币叠裹成的。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黄金……

黄牧师办公室的屋里堆满了被主义兵抄出来的布料、丝绸、服装和一些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金属用品。我亲眼看着这些主义兵剪烂那些新布料、服装；看着他们砸烂礼堂里的风琴、书柜……反正什么都可以做（砸），无人敢劝阻。



“光孝堂的书山烧了两天两夜。”卢洁峰说，“大块大块的没有烧透的纸灰，随风飞过光孝路，飞到我们家的小院子里（位置就是西门口捷泰广场停车场的底端）。纸灰还继续飞过我们家楼顶，飞向祝寿巷小学的后花园，飞向更远处。从来没有见过这景象！”[5]

主义兵严厉警告居民，谁不自觉破四旧，小心他的狗头!在光孝堂附近，许多街坊都是基督徒，陷入了极大的恐慌之中，纷纷自动把家里的书烧掉或卖掉。卢洁峰家里有很多古老的线装书，还有各种碑帖，也一把火烧掉了。她妈妈有一套小说《金陵春梦》舍不得烧，用木糠藏起来，后来还是被烧掉了。

9月3日，北京南下的部分红卫兵，联合广州十几间中学的红卫兵，大闹华侨新村。他们搜查了原广东省副省长黄洁（归侨）等四户人家，全部没收了华侨资本家曹冠英的财产，装了九大车运走。他们声称，华侨新村是“小香港”，要大举清扫。

北京一○一中学的10名南下学生，向省委递交“最后通牒”，要求在省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和在《南方日报》刊登。“通牒”声称：一、一切私营、公私合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在明天（5日）上午立即封门，否则后果自负；二、广州市委立即把私营、公私合营国有化，同时要马上妥善安排市场，如果影响人民生活，要承担责任；三、一切旧商标、旧商品、旧招牌立即毁掉，否则格砸勿论，拿你们问罪；四、一切国营企业必须立即断绝与非国营企业的任何关系；五、一切收旧货的国营企业，立即停止收购具有封、资、修色彩的东西，如旧书、首饰等，要一律没收，决不允许坏分子投机；六、40岁以下的人，要戒烟、酒，商店出售烟酒要严格控制，烟酒工厂也要有计划地少量生产。[6]

佛山青年粤剧团9月5日在广州文化公园文娱剧场演出《红色娘子军》，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和广州八一中学100多名红卫兵，在演出中途，突然跳上舞台质问观众：“你们搞好了文化革命吗？怎么有时间看戏？”“看戏是小市民习惯，要扫除。”观众瞠目结舌，不知所措。有些人想走，又被喝住：“革命的留下，不革命的滚蛋！”就不敢走了。一些小孩被吓得哇哇大哭，妇女求情说家里还有小孩，才准许妇女、儿童离开，男的全部留下开斗争会，叫全剧团自报成份，红五类站左边，中间阶层靠边站，黑五类“滚蛋在一堆”。演南霸天的演员司马剑琴太老实，自报黑五类，编剧本放过毒，马上被红卫兵揪出来开现场斗争会，要观众检举揭发。观众都不知情，闹到深夜两时，群众纷纷求情，工人早上6时要上班，农民路远要回家，这才宣布散会。当天（6 日清晨）司马剑琴触电自杀，幸被救回。

被抄家的还包括大量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干部、工人和市民。

据报纸报道，市二十九中的“赤卫军”，把海珠区一个“钻进工厂的日本侵略者占领时期的女汉奸”揪了出来。三十五中的红卫兵，在仁济路揪出了一个“不法资本家”，据说，“解放以后，这家资本家仍然靠剥削工人和定息收入，过着奢侈的寄生虫生活。红卫兵在革命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拿出了这个藏在暗角里的不法资本家的变天账：一叠叠的屋契、地契和账簿，这个资本家还把这些屋契和地契，用小胶卷全部拍摄下来，藏在手指头那样大的金属盒子里，妄图有朝一日算账变天。”[7]

省财政厅一位科员，据红卫兵宣称，在他家搜出田契34张、土地所有权状78张、房、地契18张，还有高利贷契、穷人的卖身契、国民党债券等物。华侨特种商店供应公司一位机要秘书，被红卫兵抄出“大量反动证件、契据、账本”等。广州钢铁厂一名钳工也被抄出“大量变天账、反动证件、反动诗词、手摇发电机、军事望远镜，及空军军用物一批”。这些都成了“反动本性不改，对党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证据。[8]这类报道，报纸上连篇累牍。



据不完全统计，红卫兵，主要又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8至9月底破四旧的战果下，搜查出：

变天账：35000件    反动证件850件

反动旗：76幅       反动军服：一大批

反动纸币：42立方   反动书刊：135吨

各种手枪：31支     手榴弹：7枚    导火线：一批

炸药：10斤         各种子弹：9000多发

毒药：3斤          军用刀：500多把

电台：5部          黄金：930多斤

美金：1580040元    港币：27643180元

白银：24358斤      白金：56423克

银元：53845斤      扫荡反动教堂：40多间

商店改名：2300家   改路名：89条

押送四类分子回乡：2000多人

勒令四类分子回乡：6000多人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破四旧的足迹不仅遍及广州市，还到了广东一些中等城市，甚至远达深圳边境。[9]



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唱片、录音带、字、画、书籍、奇装异服、封建迷信品、珠宝首饰等等，被红卫兵抄没，分别堆放在两个地方，一个是石室，另一个是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简称“市一宫”）。前者存放较为精致名贵的物品，后者主要存放一些粗重物品。

据市革命委员会生产组1968年12月7日给省革命委员会生产组的报告称，广州地区“红卫兵、革命群众抄交的财物中有文物（包括古瓷、古字画、古书、雕刻等）共60449件”、“有珠宝玉器（包括翡翠、珍珠、钻戒等）共38576件”；“查封了他们认定的资本家、地、富、反、坏、右等房屋共约七万平方米”。[10]

红卫兵还在市郊农村查抄了三千多户被认为地、富、反、坏、右和“不法分子”的家，收缴了一批黄金、白银、外币、收音机、照相机。连日常的生活用品如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电风扇、衣服、布料、床、板、凳、柜等也不放过。据9月5日市公安局统计，全市近日“被红卫兵斗争的共1466人”，其中“有干部、职工、群众298人”；被抄家的“4570户”，其中有“有归侨119户，干部、职工、群众723户”。[11]

12月1日，主义兵举办了一个广州地区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展览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跟着毛主席，彻底闹革命；第二部分：炮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部分：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复辟阴谋；第四部分：向旧世界猛烈开火；第五部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显而易见，广州市内的破四旧、抄家，都是在官方指引下进行的，没收的物资、金钱也都由官方接收，并非红卫兵自编自导自演的“杰作”。甚至连举行破四旧展览会，也是根据“上面”的要求。

关于红卫兵抄家物资的处理，中共中央在1967年3月作过四项规定：一、查抄地、富、反、坏、右或其他不法分子的财产，除日常生活必需品退给本人（如原物已遗失或损坏则不退赔）以外，一律上交。二、所属革命群众和劳动人民被抄错的物资全部退还本人，原物遗失和损坏的作价赔还。三、贪污盗窃私自抄财物者，应自觉退出上交，否则严加处理。但被小集团用于文化大革命的小量物资或现款，经说明情况，可不予追究。四、地、富、反、右或其他不法分子，不准借处理查抄财物的机会喊冤叫屈，反攻倒算。违者必须严加惩办。[12]但实际上，大部分被抄物资，都未能按规定退还。





[1]载《红卫报》1966年9月4日。

[2]《广州地区红卫兵革命造反战果展览会》，1966年12月。

[3]黄伟宗《风雨文坛七十秋——欧阳山传》。载《粤海文踪》，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4]《刘节日记》。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

[5]卢洁峰与叶曙明微信交谈记录。2016年4月20日。

[6]中共广东省委文革办公室送王任重、中南局文革小组《报送“北京南下红卫兵、学生在广州活动的情况”》。1966年9月9日。

[7]载《红卫报》1966年9月4日。

[8]《广州地区红卫兵革命造反战果展览会》。1966年12月。

[9]广州市委机关遵义公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立经过以及黑市委企图控制他们的事实真相》。1967年6月26日。

[10]《广州市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组关于对查抄上交的文物、珠宝玉器处理的请示报告》。1968年12月7日。

[11]《广州市中等学校红卫兵情况》。1966年9月8日。

[12]中共中央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处理红卫兵抄家物资的几项决定。1967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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