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为民：广州华南师院附中红卫兵纪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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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为民：附中红卫兵纪事



序言——李重明
附中红卫兵纪事（一）
附中红卫兵纪事（二）
附中红卫兵纪事（三）



后排，1.张克诚（高一1），2.马德民（高一6），3.许镇平（高一6），4.刘捷音（高一1），5.杨范模（高一1），6.孙大军（高一4），7.高纪元（高一3），8.董建明（高一3），9.萧立亚10.张威（高一6），11.杨建军（高二），12.范新民（高一6），13.杨建荣（丹丹）（高二），14.何立明（高二），15.韩卫东(高二)，16.郑阿克（高一4），17.王亚克（高一4），18.郭泽琪（高一4），19.蔡汉明（高一6），20.黄华生（高一6），21.张伟明（高一6），22.张泽曾（高一6），23.朱家健（高一6），24.陈燕烈（高一6）

三排，1.麦志坚（泰山，麦惠坚，高三6），2.林小畔（高一3），3.郑中中（高一3）4.桂林理（高一5）5.刘正斌，6.司徒锡乐（高一5），7.王晓培（初三），8.吴小南（初三），9.安元新（初三），10.刘小铁（初三），11.12.黄平（初三4），13.李为民（高一5），14.张鲁（初三），15.陈乃由（高一6），16.黄健生（高一5），17.钟士元（高一6），18.孙杰瑋，19.钟藻积（高一1）20.刘瑞强（高一5）21.22.黄杞全（高一5），23.李立民（高一5），24

二排，1.张新生（高一1），2.张凯成（高一3）3.张维振（高一6），4.温国雄（高三），5.李史宁（初三），6.7.彭前进，8.景小诗（干巴），9.杨子迪，10.张莎俊，11.李哓明（初三6），12.13.聂小菊，14.15.叶伟章（初三），16.17.陆仲光(初三)，18.张伯登（高一6）19.柳青（高一6），20.彭国永（高一6）21.卢汝康（高一6），22.谢锡荣（高一6）

前排，1.李洪举（高一），2.3.安元元（初一），4.5.胡志东，6.7.8.蒋白鸽，9.10.鲁穗生，11.魏钢，12.13.14.许援声（初一1），15.16.17.18.王长江，19.何满洪（高一5），20.21.22.甄伟健（高一3）

序言

　　李为民，读完你的红卫兵纪实文章，有种清新空气之感，没添枝不加叶无塗粉，得以让尊重实史的人踏实回眸一帮孺子，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留下的无邪身影，真是暮年生活里的一种快愉！ 不论对或错，那是一段充实的参与。当年举国上下，为国为民的涉政热潮，一去永逝。我们之辈曾湿脚过水，是历史的安排，这次你让历史再次回放，耗时费神，独有匠心，不得不赞！这种有史料依据的红卫兵纪实，全国不会再有其二，可不是小菜一碟，意义会超过你的初衷。当年面对历史大潮，有人隔水观望，有人沿岸踏浪，有人随波逐浪，有人混水摸鱼，上层更不乏人翻江倒海，鱼目混珠，砂石具下。大潮过后一片旷滩空白，引无数文人前来乱写乱画，又是一种得意！但如果无根无据搞刻意编造，混淆视听，当年有句名匾就会再现：跳梁小丑。

　　我常以一孔只見挑起议论，微不足道，徒有虚名。重要时刻常缺席，没到过各辩论現埸，常回贵州探母而远离附中，又较早从附中报名当工程兵而去。但当年红卫兵中聚有真知灼見又实干的一群，如果不是他们占据了附中红卫兵舞台，施展正面影响，广州的文革一定会比武汉，长沙更惨烈。很多人没看透这一要点。不知道附中舞台的重要，它对外幅射力无校可比，庙小神灵大。他们确无愧那段年代，尽其薄力了。

　　我以上谬見，如果不能充你文章之读感，或可算与附中红卫兵们的闲聊，请你传出去。

　　李重明

　　2016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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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红卫兵纪事（一）

李为民


写在开头的话

本文标题中所写的“附中红卫兵”，特指的是自1966年8月11日成立、1968年5月实现大联合后自行解散的广州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附中红卫兵”组织。虽然该组织后来曾更名为“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广东省东方红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但一直是以“附中红卫兵”称谓闻名于当年的广州地区。

“附中红卫兵”自成立之日起，在组织上就从未形成严密的纵向领导系统，后期更是表现为在保持大观点趋同的基础上，“人自为战”、“组自为战”、“队自为战”。该组织中的成员又多是粗线条的人物，加之从未想过“将来”人们会怎样评论这样一段经历，便无人刻意的去记录当年的所作所为，因而在时隔久远后再去回想那些几乎已经从记忆中淡忘了的事物，已无可能像书写编年史那样的详实缜密了，于是便只能以“纪事”冠名了。

史实原本是客观的。殊不知每个描述“客观史实”的人，都会有不同的看待“客观史实”的角度、心境和见解。这样凡是经过描述的“客观史实”，都会或多或少地打上描述者的印记。这就让未经过实时、实地、实事的实际经历的人们，增加了分辨究竟那一种描述更接近客观史实的难度。

坊间已有不少人拿“附中红卫兵”说事，有些甚至泼了不少污水，我作为当年“附中红卫兵”成员之一，只打算给有了解当年史实愿望的人们，提供多一种史实的描述，希望真能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附中红卫兵的创立

大字报掀起风波

一次洗礼识俊杰

当年广州市华南师院附中新建的初中教学楼背后，有一座宽敞的室内体育馆，这里原本是学生宿舍，其时已经废弃不用，里面还散乱地堆放着一些“碌架床”（双层的木架床）。1966年8月11日上午九时许，“附中红卫兵”就在这一不起眼处宣告成立。过程也不复杂：宣读了附中红卫兵成立宣言，公布了红卫兵负责人以及组织架构。当时确定的是高三（2）班的李重明同学为大队长，成员按年级编中队，各设两个负责人。人员是1966年8月10日开始报名登记的，到宣告成立时，已有400多人了。

虽然成立的过程朴实无华，但是当时在场的所有人的兴奋及激动是溢于言表的。因为除了初一、初二的一些小同学参加进来多少带点感情色彩外，这里的许多人深知今天能聚集到“附中红卫兵”这面旗帜下，其思想基础有一个形成的过程。1966年5月27日华南师院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这个思想基础形成过程的起点。

1966年5月27日华南师院附中高三（2）班李重明同学，在学校里通往食堂路旁的宣传栏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所幸我手边至今还保留有1967年3月所编印的“大字报选”，今天得以将该大字报照录如下：

“学校的‘教育’”

每个假期同学们离校前，学校总要宣布假期一定要回校劳动一天。这是谁指示的？就是管人太甚。不少同学离校较远，来回一趟车费要一元多。有人刚好生病，有人忘了，对于这些学校是不理的。没回校劳动，没校外劳动“证明”，一律不给注册，要先“补”劳动，还要找校长“说清理由”。注册若不能亲自，就必须家长来才给注册，这是什么手续？学校这是为了什么？请个假就不用提了。请了假还要销假。我家在贵州，因回家没有参加劳动，回校后就是不给注册，说没有劳动“证明”，实际上我已经参加了二天的义务劳动，但能去讨证明吗？决不能！我说了注册再补“劳动”，老师说他做不了主，一定要周校长解决，结果由周校长开个证明去劳动了一个上午，要了一张“证明”但还不行，说我没有“照肺”。开学第二天了，老师说我没注册不准上课，要我去找陈主任，晚上十点多找到陈主任，他说全校就是我没注册，妨碍了学校工作计划，应当不予注册。我只得任他讲，结果注了册。这是高二下学期的事。学校贯彻的是什么教育制度，这样的劳动是为了造就接班人吗？为什么不狠抓人的思想教育！这一天的劳动为什么那么重要！再看看王校长的政治报告，尽是东拉西扯逗人笑，这是政治工作，是严肃的，不是开玩笑！一扯就一两个钟头，可是中心问题却不知道什么？一点也不突出政治，尽是说些不真不假“例子”，王校长整天蹲办公室能知道什么？听说现任“十六中”校长成天下班，同学劳动也有他在，王校长为什么不行？当领导，越是忙，越要跟群众见面，群策群力，焦裕禄同志一年多就差不多跑遍了全县的生产队。我在附中六年，没见校长到过我们班（除了听课外），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最近毕业班会议又是乱吹一边。

高三上学期一个语文老师讲“毛著”，讲到过去的错误思想时有声有色，我不听但不想妨碍他讲课，就暗地里看“星火燎原”，结果他看见了就课也不讲了，批评我，结果下课时间到了，他说我耽误同学们的时间。老师讲“毛著”，我看毛主席在井冈山的革命斗争为何不可？一定要听老师的“经历”？这就是灌！

学校应当让群众——学生敢说话，对教育制度有斗争的精神。这次对学校的根本问题没能指出来，希望同学们要有当家作主的精神，力争为中学的革命化创造一面旗帜。学生就是学校的主人，学生起来，学校的精神面貌就会变。

高三（2） 李重明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李重明写这份大字报时，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事隔四、五十年后，人们仍然对这样一份文字上明显只是对学校教育工作中的一些具体现象，提出了些许意见的大字报，有诸多的评论，尤其是对这份大字报得以见诸于世的成因，竟成了议论热点。之前见到的一些主要观点是这样描述的：（1）李重明是“高干子弟”，由于已经在家中看了中央的文件（洞悉了某些事物），所以能写出这份大字报；（2）李重明是“高干子弟”，事先已听到北京方面的消息，所以能写出这份大字报；（3）李重明、蔡晓彦、苏立功、陈立波、王戎全、桂琳琪等一班“高干子弟”，事先得知了一些消息，见过一些文件，共同弄出了这样一份大字报。

人们难以相信李重明作为一名学生，在没有任何人指点或指导下，居然能在1966年6月1日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布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之前，写出了“广州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大字报”（这也是一些评论所语），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也不能就此便可在不做任何求证的情况下，对这张大字报的成因随意揣测。

李重明是“高干子弟”不假。其父李立，于1964年11月由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组织部长任上调往贵州省任省长。自1966年初的寒假返回学校后，到上面所述的大字报贴出之时，李重明与家远隔千里，应该算是华南师院附中所有干部子弟当中，最没有可能看到适时的中央文件的一个；“听到北京消息说”，也是颇令人质疑的。所谓“北京消息”无非是想指北京贴出大字报的消息。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1966年5月25日贴出的，按照事后的说法，该大字报是由康生派人与聂元梓秘密串联组织的。因此，除非李重明也与康生的人有直接的关系，否则不可能在事前获取消息；聂元梓大字报贴出的时间与李重明大字报贴出的时间相差只有两天，那个年代做不到人手一部手机，更没有电脑、英特网和Email，连高级干部的家中的电话多不是公众电话，长途都要通过机关总机外挂，除非李重明在北京大学布有眼线，否则也是没有可能在两日内获取消息并组织自己的大字报，抢先贴出去的道理。

其实上述的一些说法，对经历过当年那些事的人们来说，并不感到“新鲜”，想当年，1966年6月1日事情大反盘，一些原本十分起劲批判李重明的人，就曾经躲在背后某个角落，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嘟囔过“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有条件早看到了些文件。”只是没想到，时间已过去五十年了，这样一种潜意识仍然潜伏了下来，在某人的书中顽强地显现了出来。

事实是什么呢？

李重明自己对贴大字报的经过是这样陈述的：“在写大字报的前两周，跟十六中初二的李新民同学去过十六中，听他介绍了十六中学校教育的一些做法，校长的表现，觉得附中的有些做法还赶不上十六中，想着快要毕业了，是不是应该把自己的意见留给学校。大字报写出来之后，自己还犹豫再三，最后觉得不管怎样也是对学校负责，就把大字报贴出去了。”

蔡晓彦也对李重明大字报贴出时的情况有如下表述：“我事前一点都不知道李重明贴大字报的事情。还是在大字报贴出后，有人告诉我的。当我去看大字报时，旁边已经贴出来许多不同意见的大字报了。”

我们在回顾那段历史时，当事人自己的诉说，是应该认真倾听的。



李重明写这份大字报时，同样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立刻在华南师院附中引起轩然大波！

平心而论，李重明的这一份“学校的‘教育’”大字报，只是在必然环境中出现的偶然事件。之所以说是必然环境，指的是那个时代人们众所周知的外部政治氛围：“文化大革命”已不再是起于青萍之末的轻风、微风，而是已形成挟雷电、翻风雨的雷霆之势。1966年4至5月间，报章已经连续发表了多篇署名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文章。之所以说是偶然事件，是指李重明贴大字报完全是个人行为，只不过是鬼使神差地将大字报选择了这样一个时刻贴上了墙。

正因为事件发生的太偶然了，反而令所有面对这张大字报的人，绝大多数都表现出思想准备不足，进退失踞，甚至有些张皇失措。华南师院附中当时的领导，也不可避免得处在此种情形当中了。如何去对待这样一份提意见的大字报，本来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学校领导不知为什么，或许是某种惯性思维的影响，偏偏选择了“反击”这样一种最为失策的处理方式。

1966年5月27日当晚，华南师院附中党总支副书记吴慧文（当天校长、党总支书记王屏山未在校）召开党团员会议，强调：“当前文化大革命还是反邓拓为主，这是不错的。至于提意见也是可以的，让他们提嘛。”与会者谁都能听出弦外之音：李重明的举动，干扰了批判邓拓的大方向。会议还在召开的过程之中，就出现了众多认为要挺身出来保卫学校领导的党团员，围着高三（2）班团支部书记蔡晓彦、支委梁智莉，质问李重明贴大字报是何动机，并有过激语言。蔡晓彦当即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见：“李重明所写大字报事，我们支委事前不知道。但是我们认为他贴大字报这件事本身，并无值得指责的地方。”

1966年5月27日晚，广东省委得知华南师院附中大字报情况的人告诫华南师院附中领导说：“小心贴大字报的人被坏人利用。”

1966年5月27日到28日，学校里出现对李重明、蔡晓彦、陈立波、苏立功、王戎全、桂琳琪、梁智莉、刘敏荔、毛红雷、陈虹宁（均为高三（2）班同学）、李利民（高二（6）班同学）等十一位最坚决支持李重明大字报的同学围攻、谩骂的情况，他们在校内行走、就餐的自由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使用的语言从“冲淡了对邓拓的批判”逐步升级到“现在是反右斗争的前夕”、“是匈牙利事件的前夕”、“李重明的行为实际是反党”，甚至有人说这十一个人是“被反革命老师利用了”。

1966年5月29日晚，蔡晓彦、陈立波、苏立功、王戎全等人因无法理解学校领导为何要对支持给学校提意见的同学大加“讨伐”，并扣上如此之多的“帽子”的做法，找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家中“申冤”。陶铸在听了蔡晓彦汇报情况后，表示：学校对贴大字报提意见的同学扣帽子的做法不对。同时也对蔡晓彦说：你们也不要给对立面的同学扣帽子。还交代回去后不要把他说的话传出去。不过此后广东省委给附中校领导的指示仍然是：“省委对华南师院附中大字报一事的处理意见不变。”

1966年5月30日王屏山校长回校后，于次日晨8时至夜12时，召开了一个耗时十数个小时的教师会议，统一思想。结论是：要狠狠打击这些人的“偏激”、“目中无人”的情绪。

李重明、蔡晓彦等十一个人明显的感觉到，有人引导着附中全校的师生，下决心要抓“小右派”、“小野心家”和“小反革命”。

所幸的是，这段难熬的日子相对短暂，1966年6月1日夜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消息，华南师院附中里所有反对李重明大字报的人一片愕然，形势整个就翻了盘。

虽然从1966年5月27日到6月2日只有六天时间，然而当时李重明、蔡晓彦等同学完全处在极少数的位置上，承受的压力是难以言喻的。这短短的六天时间，是“附中红卫兵”成立前期思想准备过程中的第一次洗礼！这一次洗礼对于“附中红卫兵”成立的重要性在于：一大批师生第一次认识了李重明、蔡晓彦等十一个人,因为他们以往并不是华南师院附中里学习拔尖的学生，也不是那种引人瞩目的学生党员、积极分子，如果没有1966年5月27日那张偶然出现的“学校的‘教育’”的大字报，他们也许就会在高考后悄然无息地离开学校。

反对“全面开花”

二次洗礼识群众

就我们所知，绝大多数学校文化大革命前期发生的情况比较划一：工作队进校时依靠的是最开始对学校有关领导贴出大字报的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便与工作队相互依存，到工作队被宣布为“犯资反线错误”时，这些运动一开始贴出大字报的积极分子又多数“沦”为保护工作队“资反线”的一派；在工作队领导着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与工作队意见相左的多是最开始保护学校的有关领导的人们，工作队一失势，这些人又变成了造“资反线”反的一派。然而在华南师院附中，事情没有这样演变。

也许是因为华南师院附中这面广东省教育战线的红旗太为重要，也许是因为华南师院附中文化大革命出现大字报的时间最早，也许是因为感觉到华南师院附中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的思想交锋最激烈，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华南师院附中文化大革命的活动受到了当时广东省委的格外关注。

1966年6月4日广东省委派出陈鉴泉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华南师院附中（有人说这是广东省文化大革命时最早派出的工作组，我们没有去考证）。6月6日工作组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宣布附中文化大革命由工作组领导。工作组提出要恢复秩序，要“复课”，要求在有秩序的条件下开展文化大革命。可是这种“恢复秩序”、“复课”的要求没有能实现。6月14日又有周宽带领的30多名工作组成员进入华南师院附中，工作组扩大为工作队，陈鉴泉任队长、周宽任副队长，同时重提“恢复秩序”、“复课”的要求，依然难以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本来这种现象应解释为当时条件下的一种必然：在文化大革命的氛围中，学校旧的权威、旧的制度均已崩塌，新的权威没有树立，新的制度没有建立，无政府状况必然泛滥。可惜的是，此时的工作队领导又堕入了惯性思维，开始怀疑有人在挑战上级组织派出工作队的领导权威。

1966年6月21日广东省委召开了文教战线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交流会，会上推荐了广州市第十中学全面揭批教职员工的经验。6月22日附中工作队便提出要搞“全面开花”（即全面揭发），号召“凡是错误就揭。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一起揭。”主张教职员工“要人人体检，个个过关”。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仅仅几天时间，华南师院附中108位教师中，有87位被贴大字报，其中56位被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

这个时候，高三（2）班的班主任陈宗澍老师找到了蔡晓彦，向他反映了老师们心中的恐慌情绪和极度沉重的心理压力。蔡晓彦和李重明、陈立波等人小范围地进行了议论，认为“全面开花”政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利于集中力量批判真正代表“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极个别人物，同时也会搞乱了正在形成的革命群众的队伍。对教师队伍的大多数，应该是采用正面教育为主的方式方法启发觉悟。

于是，又是李重明，1966年6月27日，在他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时隔正好一个月的时候，又贴出了一张石破天惊的大字报，同样照录如下：

古为今用

挽弓当挽强，用剑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李重明

1966年6月27日

与此同时，陈立波等人也写出了批判“全面开花”政策的大字报，一样照录如下：

彻底批判“全面开花”的政策

在我校左、中、右三派队伍已初步形成的情况下，突然提出“全面开花”（或全面揭发），其本质是利于资产阶级保皇派，其效果是“混战一场”，其结果是“错误言论人人有份”。在这个过程中，保皇派死揪出革命左派不放，混水摸鱼，乘机把左派一棍子打死！其本身安然无恙。好一个“全面揭发”、“全面开花”，其本质一样。请看效果：三两日中已有八十多个教职工被贴了大字报，其中有许多已被骂，这样，打击面太广。“取得斗争彻底胜利，团结百分之九十五”，根本不堪设想。

毛主席一向教导我们，凡事抓住主要矛盾。现在广大革命师生和王屏山之流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就大量提出许多人民内部矛盾的东西，尤其严重的是敌我不分，“乱骂一通”，不利于分化敌人，不利于团结自己人，现在是一个老师骂错了，其他的心里发慌，无心向王屏山之流恶战。王屏山之流倒是兴高采烈，伺机反扑。这就是所谓“全面开花”。彻底批判“全面开花”修正主义路线！我们要在工作队的正确指导下，肃清修正主义的影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高三（2）班 陈立波等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令人不解的是，对华南师院附中文化革命初期出现在1966年5月27日的大字报，关注的人不少，评论的人也不少，而对同样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华南师院附中出现在1966年6月27日的批判“全面开花”政策的大字报，却鲜有人关注和评论。文化大革命到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处在相同的条件下了，一切文件信息都公开了，各种消息也已满天飞了，可是为什么却会出现支持与批判“全面开花”政策的泾渭分明的两种不同的观点和行为呢？怕是已经不再能用“事先获取消息”来解释这种现象了，而是更能说明和反映人们的思维方式、看待事物的出发点，在无形地发挥作用。从这一点上说，李重明、陈立波等人在1966年6月27日贴出的批判“全面开花”政策的大字报，代表了这些人们更为成熟的思考。它们的出现已经不是必然环境中下的偶然事件，而是必然环境下的必然事件。其意义及作用远胜于1966年5月27日李重明的第一张大字报。

1966年6月30日也是一个值得一书的日子。这天晚上，工作队在华南师院附中大操场西边三栋旧楼中间的一栋的二楼会议室里，召开了班代表会议。会上支持工作队“全面开花”政策的意见与批判“全面开花”政策的意见，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交锋。虽然辩论的双方都言辞犀利，声调激越，甚至面红耳赤，但却是真正的君子辩论：没有任何出格的言语和肢体动作。不过工作队没有预想到，事情并不像他们自己的乐观估计那样，可以稳操胜券。辩论一直持续到深夜，也吸引了许多并非班代表的同学挤在窗外旁听。越到后来，支持“全面开花”政策的人愈感词穷，批判“全面开花”的班代表越来越多。那天晚上，蔡晓彦坐在了高一（5）班班代表李为民的身旁，饶有兴趣地听到了高一（1）班刘捷音、高一（2）班黄克淮、高一（4）班武迎利、高一（5）班李为民、高一（6）班范新民、初三（3）班刘小铁、初三（5）班肖利亚、初三（6）班李晓明等众多班代表批判“全面开花”政策的发言，这些发言或庄谐兼蓄、或条理分明、或引经据典、或讽喻鞭挞，算得上精彩纷呈。蔡晓彦禁不住兴奋地说：“真是想不到高一、初三居然有一班颇有头脑的同学。”会后仍余兴未了，蔡晓彦等人还与其中一部份的班代表议论良久。

如果当时工作队能够在班代表会议后，心悦诚服地接受众多班代表对“全面开花”政策的批判意见，华南师院附中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运动走向及之后各种群众组织的划分界限，可能就是另一种排列组合。可惜的是，历史从来就不接受“如果”，路一经走过来了，谁也不可能让大伙回到原来的那个起点，重新选择道路。当年工作队，以及工作队的上级领导广东省委，仍然沿用了根深蒂固的惯性思维，真的认定是有人跳出来要与工作队PK、争夺领导权，在阻碍工作队对华南师院附中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

1966年7月7日，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在大专院校工作队长会议上讲话时提出：要注意“隐藏在教师、学生中的反动分子”，“特别要注意那些以左的面目出现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分子”，“要让他们有机会表演”，“要给予温度和条件，要有意识地让他们混乱一阵”。……

1966年7月8日，华南师院附中工作队副队长周宽深有寓意地问一些同学：“为什么附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深入不下去？是什么人在阻碍运动？”同是这一天，工作队内部统一了对外的口径：1，如果有同学问我们工作队为什么不斗争麦嘉祥（附中的教导主任），我们工作队就反问，是我们不斗还是有人阻碍着不斗争？2，如果有同学对我们说：那十一个人捣乱，我们要揭发他们。我们就回答：你们怎样想的，就怎样做。

1966年7月8日，时任广东省委候补书记张云到附中，对部分支持“全面开花”政策的同学说：“全面揭发没有大错误。”“这个问题可以展开辩论，可以贴出大字报。”于当日开始，华南师院附中内张贴出了针对“十一个人”大字报，两天时间里，这类大字报就达六十多张。指责的语言有：“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做官当老爷”，“新权威”，“新贵族”，“踢开绊脚石”，等等不一而足。为了说明情况，不妨也在这里照录一份当时的大字报（隐去写大字报人的姓名）：

为什么运动不能健康地发展

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展了一个多月了，但是一直不能健康顺利地发展，这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左派队伍是在运动中不断壮大发展的，而革命左派决不能自许自封。

《红旗》杂志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最听党的话，最听毛主席的话，他们在革命中最勇敢、最坚决，他们最善于团结多数，他们能够在斗争中起模范作用。”这是左派的唯一标准，革命左派，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我们完全同意基干民兵班的倡议书，我们一定要团结在工作队的周围，斗垮附中的一切牛鬼蛇神。任何有碍于运动，任何人闹个人独立，我们坚决反对他！毫不留情，不管老权威还是新权威！毛主席说：“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们在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是不正确的。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说尊重党，但他们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有一种人的手特别长，很会替自己打算，至于别人的利益和全党的利益，那是不大关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大笑）这种人闹什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来了。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我想，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的态度是根本不行的。”

毛主席批评这种人，为建立个人威信，必然会不择手段地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以保持“独立性”。

我们无限热爱党中央，无限地热爱，毛主席，我们完全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看到运动不能健康发展，我们感到十分痛心！目前的首要问题是必须由工作队绝对领导，这是不容怀疑的！同学们！站在党的立场上，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我们就一定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让我们更紧地团结在工作队的周围，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斗垮反革命黑帮坚决不收兵。

1966年7月9日，广东省委候补书记张云再次到华南师院附中，先找了反对李重明、蔡晓彦等十一个人的同学座谈，继而找十一个人开会。十一个人开始只是派了两个代表去见张云，张云极为不满意，指责他们“目无领导，无组织、无纪律”，责令必须所有人到场。待所有人都到了之后，仍然不停的指责。当蔡晓彦指出：“现在又有人说我们是牛鬼蛇神了。”张云打断了他的话，说：“现在先不谈这个问题。”蔡晓彦便说：“那么现在我们不是是不是左派的问题了，而是是不是牛鬼蛇神的问题了。”张云不置是否。会议不欢而散。

事情的动静越闹越大，1966年7月10日、11日中共中央中南局连续两天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华南师院附中十一个人反对工作队“全面开花”政策的问题。当年中南局常委李尔重的工作笔记对此次会议有记录，不妨抄录在下：

讨论师院附中问题 1966年7月10日晚

未讨论完。

讨论师院附中问题 1966年7月11日晚

工作队汇报：

偷出王屏山写的大字报。传达了中南局指示，不是修正主义，还在下面搞。三次包围工作队，抢了皮包。李利民已通知，今夜要坚持斗争到底。李利民等四人发现工作队笔记本不对，数人逼工作队陈队长立即处理工作队员。在讨论全面揭发发难之时，人家十一人是一致行动。私自印发了两张传单。王运铎既未讲路线错误，也未讲全面揭发之错，是与蔡晓彦达成协议，只在会上谈谈工作之缺点错误。他们打着工作队旗号，在背后发动。说人家牛鬼蛇神，说人家赫鲁晓夫，说人家小黑帮、小阿飞，不配学毛著。不要听工作队的话，工作队有问题，混进了坏分子。确定十一人留陈立波同志参加主席团，先蔡（晓彦）说同意，晚上又说不同意。在办公室穿的好，吹拉弹唱。周队长接近的都是十一人反对的人物，他们就很反感，不与周来往。在高一开了个会，名曰“七七”会议，主张把十一个人都参加主席团，陈立波主持的。认为把他们搞散了，有的在团委，有的搞材料，便认为不信任他们了。注意与陈宗澍的关系。礼拜六下午二时左右，是否与蔡晓彦打了电话。在广播台宣传极端民主，念毛主席语录。

金明：

1，中南局完全支持工作队。要坚持教育孩子们，做法周到些。中南局也要研究一下子，作为教育青年一代的问题。但战术上怎么扭，要下苦功夫。

2，怎么处理：对孩子看法，总的是幼稚、偏激，有些弱点，可能会被坏人利用，可以变成敌我矛盾。要注意动态，实事求是。坚决责成家长教育，能解决就解决，向群众宣布，先做工作，适当宣布。孩子回去，适当表态，犯了左倾幼稚病。对孩子不能强迫。

(吴)芝圃：

事实清，认识完全一致，收获很大。完全同意金明同志意见。处理这个问题是有经验的。那天晚上把问题看简单了，把孩子问题看轻了，反而未能解决问题。这些青年，有些是发展到边沿了，个人英雄主义，要领导工作队，不信省委，有被利用之危险。再就是处理不好，也会出另外的问题。一定要认真教育好，但不可强迫命令。办法：正面教育，摸清活思想，对症下药。受影响的人，要好好做工作。

从上述笔记中可见，会上虽有不同意见的声音，但最后的结论是：支持工作队的领导；“全面开花”政策没有错；十一个人全部送回家，由家长严加管束（其实，开始工作队与广东省委最初是想将“十一个人”集中整训，对于这一点，本文在以后的部分会加以说明）。

中南局常委会的结论一下，工作队便急不可耐，就在7月11日 当天在华南师院附中校内分头召开了师生会议，宣布十一个人犯有错误，中南局已经要他们回家“严加管教”。并强调今后教师与学生不要互相接触、串联，外出必须请假。

为了落实将十一个人送家长“严加管教”的决定，由广州军区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军区政治部主任相炜出面召集了十一个人当中军队干部子弟的家长开会，其中蔡晓彦的父亲当时已调任武汉8201部队政委，也被从千里之外“请”到广州。会上由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澜西公布所谓十一人的错误。几乎所有与会的军队家长们听完王澜西的讲话后，对自己的子女究竟犯有什么原则性的大错，不明就里，纷纷或用调侃、或用愤然、或用反诘的语言，逗弄得王澜西几乎下不来台。事后蔡晓彦曾认真地问父亲，工作队究竟讲出了多少有根有底的指责十一个人犯错误的理由和依据，其父回答：“没有听出来。”

1966年7月13日，新到任的华南师院附中工作队长李杰，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代表省委大讲蔡晓彦等人“有严重的个人主义”，“目中无人、目无组织”，“不服从党的领导”云云。据说李杰的这篇讲话，曾经过广东省委后补书记张云字斟句酌地修改。

从1966年7月11日到7月26日期间，华南师院附中工作队在校内一方面通过组织学习批判肃清李重明等十一个人“错误”的影响，严密控制校内支持李重明等十一个人的同学与已回到家中的的李重明、蔡晓彦等人的联系，另一方面进一步推行“全面开花”的政策，同时组织了多场不同范围的对华南师院附中教导主任麦嘉祥的批判斗争会，意图将附中“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1966年6月1日前对贴大字报批评学校同学进行错误斗争的责任全部压到麦嘉祥的身上。就在这段十一个人被“礼送”回家管教时间里，华南师院附中内发生了一场悲剧：1966年7月15日，教导主任麦嘉祥老师自杀身亡。有人在这一分析悲剧发生的原因时，武断地推定是李重明同学贴出了华南师院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引发了附中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某些对教师们（包括对麦嘉祥）人身攻击、侮辱人格的行为，从而致使麦嘉祥老师自杀悲剧发生。如果客观地了解了工作队推行的“全面开花”政策的影响，自然会觉得上述推定怕是不尽客观的。据刘捷音回忆，1966年7月14日工作队组织对麦嘉祥老师的批判后，确实有人对其采取了不人道的态度，逼着麦嘉祥老师跪在地上，用嘴舔食泼在地面上的“忆苦餐”。这些人都不是支持“十一个人”的同学，而是当时工作队依靠的基本力量“基干民兵”中的成员。笔者并不打算直呼其名去指责谁，而是希望真正认识到自己应承担责任的人，能够自赎，哪怕是在心灵里默默地进行。

被责令回家接受管教的李重明、蔡晓彦等人，所受到的“待遇”也是相当高规格的：出门有人“跟班”，电话有监听，见过或接待过什么人，有人专门记录报告。在十一个人后来要回学校前，蔡晓彦的父亲曾到老战友、广东省公安厅厅长王宁家礼节性的拜访，因为是老熟人了，直言不讳地问道：“你们是不是对蔡晓彦他们这些孩子们上手段了？”王宁没有正面回答，只是顾左右而言其他。

因为对工作队推行的“全面开花”政策的抵制，李重明、蔡晓彦等十一个人再次面临着要被打成“小右派”“小野心家”、“小反革命”的危险。然而他们并没有灰心，也没有妥协。虽然一时无法断定何时才能弄清问题，他们仍然顽强地进行着抗争。蔡晓彦、李重明、陈立波、苏立功、王戎全、桂琳琪、刘敏荔、梁智莉、毛红蕾、陈虹宁、李利民十一个人，于1966年7月19日联名写了一封信给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的陶铸同志，反映了工作队的所作所为，陈述了对“全面开花”政策的批判意见，要求对他们的正确举动给予肯定和正名。信发出之后，十一个人怀着饱受煎熬的心情，翘首以盼回信。回信后来确实是来了，不过是在大局将定的时候。

这一次十一个人在华南师院附中再不是“极少数”了。在6月30日辩论会上批判过“全面开花”政策的班代表们中的大多，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不妥协。有的在这段时间里，想方设法地与和十一个人中的同学保持接触，交换看法。不少与十一个人持相同或相近观点的同学，在校内也形成了一个个小的“组织”，例如初三（1）班王平生、叶小栗、王学雅、方柳青、聂小菊、周冀石、马俊等十多个干部子弟，曾经在多个夜里，走到一个僻静的林子里，认真讨论了是否应该支持“十一个人”。有的以往与十一个人从未有过往来的同学，认为应该表示对他们的支持，大胆地闯到蔡晓彦“家”（蔡晓彦父亲来广州居住的招待所）中去看望他，例如有高二（1）班的尹素敏、初三（3）班的黎服兵等。

十一个人在给陶铸写信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他们的信发出的前一天，1966年7月18日，转机就已悄然地酝酿着了。这一天毛泽东主席回到了北京后，第一次批评了向有关单位派驻工作组的做法。之后又在7月23日听取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的会议上、7月25日接见各中央局书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多次批评“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并提出要撤销工作组。这些情况，一般人都是事后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才了解的，不过当时广东省委当然是很快就掌握了这样的动态。7月26日，广东省委就派人主动找十一个人表示“道歉”了。1966年8月2日陶铸同志办公室张汉清同志，也代表陶铸同志给十一个人回信了。原信照录如下：

蔡小彦 李重明 陈立波 苏立功 王戎全 桂林琪 刘敏荔 梁智莉 毛红蕾 陈虹宇 李利民等同学：

你们七月十九日写给陶铸同志的信，陶铸同志已看过了，陶铸同志明确指出，你们学校的工作队的作法是极为错误的，并将你们的来信批转给吴芝圃、赵紫阳、区梦觉等同志，请他们亲自处理。因为陶铸同志现在工作很忙，所以只是我们代复你们一封信。你们都是革命的后代，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希望你们时刻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怕任何困难，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话要告诉陶铸同志，可以继续来信。

此致

敬礼

陶铸同志办公室 张汉清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

1966年8月4日，李重明、蔡晓彦等十一个人回校了。与这十一个人持相同观点的同学们，自发地在学校的大门口组织了欢迎队伍，初一、初二的小同学还搬来了锣鼓家什，咚咚锵、咚咚锵地敲了起来，好不热闹。敲锣打鼓欢迎的人们自然是兴高采烈，心情欢悦，沉闷了二十多天的心胸，如释负重。这一天宣示了“附中红卫兵”成立的思想基础形成的过程中第二次洗礼的完成。如果说第一次洗礼的意义在于人们认识了李重明、蔡晓彦等人，那么第二次洗礼的意义则在于一部分同学理解了蔡晓彦、李重明等人，同时蔡晓彦、李重明他们也认清了他们周围的群众。此时，“附中红卫兵”这样一个组织，已是呼之欲出了。

水到渠成，附中红卫兵成立

订立宣言，坚持阶级论成分

1966年8月初，北京的各种各样的消息，通过不同渠道不胫而飞。人们知道了“清华附中红兵”和他们的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知道了“北大附中红旗”，也听到了北京有的红卫兵组织用“毛泽东主义”冠名，有的用“毛泽东思想”冠名；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贴出的“鬼见愁”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也已在广州传开。

“附中红卫兵”组织的取名，经过了讨论，一部份人认为应取“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为名，理由是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早就应该叫毛泽东主义了；一部份人则认为，毛主席从来都是反对人们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并列的。最后觉得不如就像清华附中红卫兵一样，就叫红卫兵，意为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红色江山的红色卫兵。

如何认识“鬼见愁”对联，也有争论。一部份人认为对联绝对正确，完全反映了现实的实际。主张附中红卫兵的成员，就一定要出身好，是“红五类”。一部份人则认为，不能站在血统关系上去理解对联，而应用阶级的关系解释对联：老子──革命前辈，儿子──革命后代，老子英雄儿好汉──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事业后继有人。后一部分人以蔡晓彦为代表。最后，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大部分人接受了蔡晓彦为代表的“阶级论”。

在众多成员讨论的基础上，在蔡晓彦的直接参与意见和指导下，由李为民起草了“附中红卫兵宣言”，照录如下：

附中 红卫兵 宣言

附中红卫兵组织于八月十一日正式宣布成立了！

红卫兵-----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红色战士，它以毛泽东思想为 最高指示，它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做到：

努力学习最高指示

坚决执行最高指示

热情宣传最高指示

勇敢捍卫最高指示

每一个红卫兵战士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忘阶级和阶级斗争。对旧社会的血泪深仇，对革命先辈的英勇奋斗，每一个红卫兵战士都要牢记心中。忘记过去，就意味背叛。阶级仇恨化为我们的勇气，先辈的英勇奋斗的事迹是我们光辉的榜样。革命、革命、革命----红卫兵神圣的天职，造反、造反、造反---乃是我们阶级的真理，斗争的哲学。

红卫兵绝大部分出身于工农兵家庭，要说血液里天生就有革命的因素，那就是扯淡！要说在斗争中锻炼成铁骨红心，那是真理！前辈的光荣固然不等于我们的光荣，前辈的革命传统，我们必须继承。革命的担子再重我们也要接！接过艰苦斗争，流血牺牲的担子。

红卫兵中也有出身于剥削阶家庭的，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叛子逆孙。他们参加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在斗争中，只要他们敢于和家庭划清界线，努力改造思想，清除剥削家庭的烙印，也一样能锻炼成无畏的战士。

红卫兵不是唯成份论，更不是无成份论。老子---革命前辈，儿子---革命下一代，老子英雄儿好汉---长江后浪退推前浪，革命事业后继有人。

红卫兵组织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组长、副组长的产生由群众选举，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红卫兵贯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激动的战术。

内部的问题要摆到桌面上谈，充分发表意见后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处理。

红卫兵组织一切活动围绕斗、批、改三大任务进行。目前狠抓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阶级教育这两条。

红卫兵坚决贯彻党中央制定的一切方针政策。

附中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

1966年8月11日“附中红卫兵”成立之时，蔡晓彦、李重明等人及集合在他们周围的中坚力量的人们心中有何感想？第一是“解放感”：他们真正感觉是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解放了他们，使他们免于被打成“小右派”、“小邓拓”、“小野心家”、“小反革命”，所以当他们后来从内心里发出“北京并不遥远，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的呼喊时，没有一丝一毫的娇柔做作。第二是“自豪感”：他们当时认为，虽然我们这一代没有赶上红军长征的年代，没有赶上抗日战争的年代，没有赶上解放战争的年代，没有赶上抗美援朝的年代，但是我们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年代。真的是一腔热血沸腾，决心积极投身到这样一个火红的革命年代中去，经受锻炼，发光发热。因而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是力求紧跟毛主席，追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尽力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方法认识和分析事物。

http://www.tywiki.com/index.php/ ... 8%E4%B8%80%EF%B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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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红卫兵纪事（二）


李为民


自在自为的“附中红卫兵”


“附中红卫兵”自1966年8月11日成立后，有一段“自在自为”的时期。 “自在”是指组织上完全独立自主，即便是进入了广州市中学生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的序列，其行动依然是“我行我素”，适我所欲者，合而从之；反之，则另择其道。 “自为”意即所行所言，均是按照自身对各种风潮、各种言论、各种动态分析思考而后发，不随意地追风头，逐潮流。 “自在”是“自为”的前提，唯有“自在”，方有“自为”。 “附中红卫兵”的“自在自为”期，大致可以定为1966年8月11日至1967年2月。这段时间里的事件纷繁，只能择其要者述之。


乱象纷纭 前行颇费思量


“附中红卫兵”成立的第二天，1966年8月12日，广州市八一中学的同学，在张东光等人的带队下，浩浩荡荡地游行进了华南师院附中，张贴了他们声援“附中红卫兵”的信（大字报），“鬼见愁”对联的相关内容，赫然大写在这封信（大字报）上。照录此信如下：


八一中学给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


全体“红卫兵”的同志们：


我们来你校听了两方面的意见，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真理永远在革命者一边！天下是我们父母打出来的，是劳动人民的天下，不许我们讲话难道让资产阶级讲话？！不让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难道让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不成？！


这办不到！我们革命干部子弟都应向“红卫兵”学习，听毛主席的话，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造一切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反！全无敌！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平常儿骑墙！


老子反动儿混蛋！


重在表现！


广州八一中学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


这封信张贴出来的当天，就在华南师院附中内引发了一场关于“鬼见愁”对联的大辩论。辩论是在华南师院附中大操场上进行的，讲台就是学校往常开运动会时的主席台。“附中红卫兵”是辩论中的“正方”，即是维护和支持广州八一中学声援信的一方。因而有人在记述这段史实时，认定“附中红卫兵”是“鬼见愁”对联的狂热追随者，是“血统论”的狂热追捧者。举证的是“附中红卫兵”登台发言者中一些极端者的言语，例如像“我们干部子弟就是骨子里头都是红色的，是彻里彻外地红透了。”这样一些说法。然而如果当时能将整个辩论过程中每个人的发言都录下音来的话，就可以发现，其实“附中红卫兵”所有登台者的发言，明显地将“附中红卫兵”内人们对“鬼见愁”对联两种对立的理解呈现给了听者。有不少人，在发言时依然是循着“阶级论”理解对联的思路阐述自己的观点：无产阶级革命前辈，就是无产阶级后代——革命接班人的老子，已被历史证明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作为革命接班人的无产阶级后代，就应该成为继往开来的好汉。出生在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孙，如果不能背叛自己家庭所属的阶级，甘当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则必然会堕入混蛋的泥坑；反之，如果背叛了资产阶级的家庭，从阶级意义上说，他就不再是资产阶级的儿子了，相反是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一份子，就如同革命前辈中许多背叛了剥削阶级家庭的英雄好汉们一样了。后者代表了“附中红卫兵”内的主流观点，因此，“附中红卫兵”从未更改过自己的“宣言”，就在1966年8月12日当天给广州八一中学同学们的复信当中，也还是再次表述了自己以“阶级论”理解“鬼见愁”对联的思想。该复信照录如下：


给八一中学的回信：


　　 八一中学战友们的大字报轰动了全校，红卫兵们十二万分拥护这张大字报！一点不错，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后代，个个是敢想，敢干，敢革命的好汉，相反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是地地道道的混蛋！


　　 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劳动人民流血牺牲打下来的，解放军是穿上军装的工农，谁说工农兵群众不是英雄？谁说工农兵平常？


　　 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广大革命青年，就是革命的后代，就是要做革命的好汉！


　　 认贼作父的头脑清醒点吧！不要做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认劳动人民为父吧！


　　 谁反对这张大字报，谁就是无成份论！在这里谁以人性划分父子，谁就是糊涂虫。阶级，阶级，阶级，阶级社会里的人们只有阶级情分！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革命先辈！儿子-----革命后代！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谁咒骂这句话，谁就是站在杜勒斯的立场上去了！这张大字报革了无成份论的命！


　　　　　　　　 华南师范学院附中红卫兵


　　　　　　　　　　　　　　　　 1966年8月12日


网上署名叶曙明的《广州红卫兵的诞生》一文中提到了这一次辩论。文中是这样写的：“华附高干子弟甚多，血统论一向很有市场。蔡晓彦11位同学已商定要仿效北京清华附中。但怎么能让红卫兵的旗帜一亮出，就能造成轰动效应呢？他们策划了一场关于血统论对联的大辩论，发函邀请广州各校同学来华附参加，以便在辩论会当天亮旗。”不能不说叶曙明先生的想象力够丰富，只可惜所言完全是弥天大谎。一，“附中红卫兵”成立与“对联”辩论发生在两天，而并非是在同一天；二，蔡晓彦等人从来就不追求什么“轰动效应”，也绝没有向“广州市各校”发邀请；三，辩论的发生纯属偶然“引发”，无人“策划”；四，当天参与辩论的主要是华南师院附中的学生，只是附中对面的外语学校、滑翔学校有部分同学闻讯到场。


“附中红卫兵”的主流人物当时对“血统论”一贯坚持“阶级论”的思考，而且不仅思于斯、言如斯，且行也如斯。1966年8月下旬，“附中红卫兵”在接到《毛主席语录》一书时，在“书该发给什么人”的问题上又有过一场内部的激烈争论。争论的一开始，蔡晓彦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不论什么出身，书要人手一册。”“出身不好的就不发，他们又怎能得到教育，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来。”不过他的意见一度很孤立，争论中蔡晓彦甚至表现出比较激愤，一手抓过来一把扫帚，狠狠地摔打在一个报纸架上，说道：“如果你们不同意我的意见，就看着办吧。”“你们也可以回去问问自己的父母，看看我说的是不是有道理。”经过了两天的冷处理，争论双方最终还是统一到蔡晓彦的意见上来了，《毛主席语录》一书发至人手一册。同时，由于坚持了对“鬼见愁”对联的“阶级论”的理解，虽然“附中红卫兵”一度成立过一个名为“红卫星”的外围组织，意为将一些出身不大好的群众团结在周围，但在学校内从未有对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采取有组织的歧视行动。


不可否认，“附中红卫兵”并非铁板一块，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有一部分成员，受到了“血统论”对思想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在此后的一些一段时间里，一遇到时机和条件，极为容易头脑发热，感情冲动，酿成大错。此是后话。


凡是经历过当年“血统论”浪潮的人们，才可能理解，那时的“红五类”出身的人，在特定的环境和氛围当中，能够保有哪怕一丁点头脑的清醒，是多么的不容易。就连一些曾在1966年8月12日辩论当天指骂“附中红卫兵”是“血统论”的人，不几天功夫自己也已被浪潮裹挟而去，表现得更为不冷静、不清醒。有心者不妨看看文后所附当年的大字报选，品味一下学校里其他一些组织的言论，就可以感知那时那种极端的情绪膨胀到了何种程度。


从1966年8月11日到8月16日的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各种人物、各种消息纷至沓来。


华南工学院两派学生领袖邓北生、高翔，某高校的佀志广都曾约见过蔡晓彦、陈立波等人，交流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方向的看法，并且提出和探讨过和“附中红卫兵”共同牵头组织广州地区大、中学统一的红卫兵组织的设想。对于各种观点的交流，蔡晓彦是极乐意的，在交流中可以认知不同身份的人各自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不断地检验和修正自己的一些看法；对于建立统一的广州地区红卫兵组织的提议，蔡晓彦则无太大的热忱，多采取了敷衍的态度，所以这类提议都没有进一步深入讨论下去。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消息传来，19日一早“附中红卫兵”集合队伍游行到中共中央中南局所在地，广州市东山区三育路12号大院，欢呼庆祝。中南局在该院的一个网球场的空地上临时搭建了接见欢庆群众的检阅台。“附中红卫兵”的代表登台发言时，将大家心中深藏的“解放感”和“自豪感”完完全全地释放出来，第一次满怀激情地呼喊出了“北京并不遥远，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


尽管当时人们心中热血澎湃，然而“附中红卫兵”在行动上还是力求冷静。那个时期广州社会上也开始了破除四旧的行动，有红卫兵组织砸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碑，有的砸了一德路石室圣心天主教堂，有的学着北京到大马路上剪那些看着不顺眼的头发、服装。“附中红卫兵”基本上是置身于这样的举动之外。


同样是署名叶曙明的《广州破四旧狂潮》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由此可见，破四旧运动在广州的兴起，实早于林彪的8月18日讲话。而林彪的讲话则把这种疯狂的破坏运动，推倒了一个高潮。华师附中红卫兵向全市红卫兵发出倡议，掀起一个‘破四旧’的集体行动高潮。各校红卫兵一起行动，用分片包干，重点搜查的办法，向市内所有古迹，寺观庵堂，文化遗址，进行全面扫荡。”在此不得不佩服叶先生运用文字的技巧，就这段文字读来，人们很容易理解为，当年华师附中红卫兵应该是在1966年8月中旬，最迟也是在林彪8月18日讲话后不久，就向全广州市红卫兵倡议掀起一个“破四旧”的集体行动高潮，并且引领着各校红卫兵一起行动，去“分片包干，重点搜查”。然而再高明的语言，也不能代表事实。一，华师附中红卫兵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向全广州市红卫兵发出“掀起一个‘破四旧’的集体行动高潮”的倡议。既然是倡议，就应该是一份文字的东西，不知叶先生是否可以拿出这样一份文字的倡议书，并说明是附中红卫兵何人捉刀？二，叶先生应该不会忘记自己在《广州红卫兵的诞生》一文中所说，广州市第一个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广州地区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临时总部”是在1966年9月3日才成立的，附中红卫兵居然在8月份就想引领各校红卫兵去“分片包干，重点搜查”，谁尿你那个壶呀！所以说叶曙明先生这里有关“附中红卫兵”行为的描述，又是一个弥天大谎。


　　 确实，那一阵子来自文化大革命策源地、红卫兵运动策源地北京的消息量骤然增多，人们的大脑一时都来不及消化处理。有北京红卫兵走向社会破除四旧，拆庙砸佛，抄各类“封资修”人物的家，在街上剪奇装异服、剃烫发人的头发，甚至实行“红色恐怖”，喊打喊杀的消息；有北京各类红卫兵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大力宣扬“暴力革命”的消息。蔡晓彦在这段时间里就曾经与北京北师大附中一位女红卫兵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那些人们总把这样一句话挂在嘴边：“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受锻炼。”还要说这样的话是毛主席说的。


蔡晓彦对这一系列现象吃不透了，尤其是对那种喊打喊杀的做法极为不理解：“战争年代还要讲优待俘虏，红军时期就提出了不许打骂俘虏兵，怎么现在还要主张打打杀杀？”而且他绝不相信那些人们用以为自己辩解的几句话会是毛主席说的。为了给自己解惑，蔡晓彦下决心去北京看看，去寻求文化大革命正确的革命方式和方向。1966年8月27日蔡晓彦带着高一（3）班张克诚同学登上火车，28日抵达武汉停留了一天，30日到的北京。


蔡晓彦离去后，1966年8月28日，“附中红卫兵”组织了一场对工作队长李杰的批斗会。批斗会原本一切进展得相当平稳顺利，“附中红卫兵”的成员坚持使用的是“口诛笔伐”，稍稍有点激烈的行为就是给李杰队长戴上了顶高帽子。不料在会议进行当中，有几个由北京南下的红卫兵不知怎么窜入了会场，气势汹汹地以老大自居，上来就想动拳脚。“附中红卫兵“成员赶紧上前坚决制止了他们的暴力行为。但是李杰还是就势也就躺倒不起，后送往医院检查证明没有任何伤势。之后“附中红卫兵”也没有再批斗过李杰，也没有批斗过工作队的其他成员了。


蔡晓彦到北京后去过清华附中，想拜访清华附中红卫兵创始人之一宋柏林（他是于1964年由华南师院附中转学到清华附中的），未得遇见。去过许多的大学观看各类观点的大字报，到过北大观看竞选文革委会领导人的辩论演讲，前前后后停留了二十多天，希望能解开自己有广州出发时怀揣的困惑，然而当他离京登上返程时，始终没能让自己释怀。 　　 时为华南师院附中高一（5）班语文教师的蓝光中老师，在记述其在附中执教生涯的《回眸平生写云天》一文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对于华附的主义兵，我以为不能完全否定，他们还是比较讲政策，在学校里他们不搞打砸抢，讲文斗；二是坚决不让北京的’联动’进入附中，……”这里提到的“坚决不让北京的’联动’进入附中”一事，就是在1966年9月上旬发生的。不过需要订正的是，被拒绝进入附中的不是“联动”。“联动”的全称是“北京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迟至1966年12月5日才成立，后因反对中央文革被取缔，其主要领导人董必武副主席的小儿子董良鬲等人被捕进狱。被“附中红卫兵”拒绝进入附中的，是北京101中学南下广州点火的红卫兵。他们提出要进驻附中，帮助揭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封资修”代表人物。由于对这一群人的作为不甚感冒，“附中红卫兵”与他们见面的人大摆自身的“第一张大字报”和“第一个站出来批判工作队”的光荣造反历史，令他们相形见惭，讪讪而退。


北京南下到广州点火的红卫兵在石牌地区还有一些活动，他们把许多小业主开的小餐馆、小商铺都给封掉了，其中就有华南师院附中大门对面的一家名为“利群”的小餐馆。这个小店被封的当晚，店主哭丧着脸找到了“附中红卫兵”这里，哭诉自己被断了营生，生活难以为继。“附中红卫兵”的人们在自己思想里是这样想的：依照刚刚颁布不久的《十六条》，这些小商小贩算不上文化大革命革命的主要对象，于是商量后，决定以“附中红卫兵”的名义公开布告将“利群”小餐馆启封了。此后相继又有些小业主找上门来，“附中红卫兵”均按前例办理了启封。


于此前后，广州地区中学第一个成立的中学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临时总部，也曾提出过查封广州地区20万小商小贩的动议，由于在“总部”开会时，“附中红卫兵”的代表坚决不同意采取如此极端的动作，令得此动议流产了。


力求自为 步履难免踉跄


1966年8月下旬后，“附中红卫兵”走向社会了。


此时，已经陆陆续续有“附中红卫兵”成员奔向北京，走往全国各地，开始“大串联”。


此时，“附中红卫兵”也已经开始选择自己下一步批判的广东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目标，心目中早已不再将华南师院附中的学校领导和教职员工当作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的对象”了。因而“附中红卫兵”成立后没有组织过一场对本校领导和教职员工的批斗会。此时华南师院附中内部有人建立了“牛栏”，将王屏山等一些学校领导和教职员工关了进去，“附中红卫兵”完全没有参与其中的任何活动。何人所为？天知、地知、人尽知也，为者更当自知！


1966年9月3日广州地区第一个中学红卫兵总部——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临时总部成立了，成立大会是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的。这个“总部”的筹组过程如何，“附中红卫兵”是怎样进入到该“总部”的序列的，笔者在写这篇“纪事“时，虽经多方询问，未能得到准确的说法，不能随意下笔。“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日后一直被称为“主义兵”。“主义兵临时总部”第一任的领导人当中，将蔡晓彦列为总指挥，另外附中的陈立波也是副总指挥。不过此时蔡晓彦尚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当他由北京返回广州后，去了一趟“主义兵总部”，觉得在对运动的理解和具体做法上与临时总部那些人存在分歧。像这样一个缺乏统一思想基础的松散组织，根本无法左右他人，还是和他们保持一定距离为好。再说蔡晓彦本人一点都没有权力欲，不想图虚名而遭实祸。故而再也没有在临时总部露面了。也就是说蔡晓彦是一个从未到职视事的总指挥。陈立波副总指挥确是负了一段时间责任的，参与了“主义兵”早期的一些活动的组织，约在1966年10月后陈立波也基本不再去“主义兵总部”办事了。


“附中红卫兵”进入了“主义兵总部”的序列后，参加了一些“主义兵总部”安排的社会活动。


1966年9月8日，应相关保卫部门的请求，“主义兵总部”安排“附中红卫兵”对广州市东山区某个大院进行了抄家，目的在于澄清“特嫌”，搜查是否有电台。这是“附中红卫兵”唯一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抄家行动，在此以后虽然也有一些零星抄家行为，基本都是个别人的个体行动。当天上午9时许，“附中红卫兵”在校内集合了一百多人的队伍，宣布相关纪律后出发，步行到达该大院时，已近11点。该院内有三栋小楼。抄家开始后，虽然有情绪上的敌对，一段时间里并未有激烈的冲突。抄来抄去抄到了些浮财，有现金、债卷、股息卷、金条、金银首饰；抄到一些令人觉得可疑的照片，照片当中可见大院的主人一时身着美式国民党军装，一时又是便衣监视别人的行动；抄得的这些东西都由王戎全和杨范模收拢登记清点。约到了中午一点钟时，在后楼的楼梯底下犄角旮旯里抄到了一个铁罐，里面装有几发子弹，“阶级斗争的弦”一下子绷紧了，有些人的情绪失控了，其中有几位表现得特别冲动，一边追问屋主，一位老太太，枪支在何处，一边就动手打起这位老太太了。当时带队的人员听到发生这样的情况，立即赶到现场予以制止，同时见行动耗时已久，没有继续进行下去的必要，便决定留下三两个人处理被打老太太事宜，其他人集合收队。被打的事主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由于惊恐、怨恨、羞辱情绪交加，在抄家的队伍离去后，睡倒在一个藤躺椅上，呼吸急促，应该是犯病了。同院后面两栋楼住的是户主大老婆的家人，对前楼这位小老婆有成见，见此情况反而幸灾乐祸，不仅不关心，有的还冷言冷语的说些抱怨老人的话。留下处理此事的人只得联系当地居委会，等到居委会来人已是傍晚六、七点了，“附中红卫兵”留下的人方才离去。后来听说，这位老人的命没能保住。这次抄家当中，有一个“附中红卫兵”成员禁不住诱惑，偷拿了财物，被人举报，财物被收缴，人也被毫不犹豫地从“附中红卫兵”除名。抄家抄出来的所有财物全部缴往广州市政府。


此后没几天，“附中红卫兵”又接到前往火车站纠察值勤的任务。那时红卫兵外出串联的风日盛，车站的秩序很乱，原有的铁路人员、公安人员难以管理内内外外的红卫兵，就想出了用红卫兵管红卫兵这一招。那时的广州火车站在白云路，叫广州东站，于是就由广州市东片各中学的“主义兵”轮流纠察执勤。那一天（具体日期记不确切了），“附中红卫兵”是早上8点到广州东站执行纠察任务，去了四十多人，一上午基本是风平浪静。中午约12时，八一中学的“主义兵”来接班，正在交接时，一趟由北方来的列车到站，车上下来六、七个身上挂着牌子男男女女，牌子上写着“我是地主”、“我是右派”等字，据说是由新疆遣送回来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八一中学的“主义兵”一下子围上去搜查这些人的行李和身上，在一个五十来岁的妇女身上搜到一把菜刀，菜刀用两块木板夹着，绑在腰部，木板上还写有“宁可千日醉，不求一朝醒”两句话。八一中学的“主义兵”里不少人一下就围了上去，怒吼着“想翻天呀！”随即便对这位妇女及同行的六、七个人拳打脚踢，用皮腰带抽，捡起这些人挑行李的扁担打。“附中红卫兵”原本已经集合好的队伍也开始乱了，有四、五个人低年级成员也加入到打人的人群里去了。“附中红卫兵”的带队人迅速领着几位高年级同学跑过去，将那几个参与打人的硬是拽了回来，赶紧让集合好的队伍离开现场。随即他又找到八一中学“主义兵”带队的劝说：“想办法让你的弟兄们住手，弄不好会出大事。”待八一中学“主义兵”围打的人群散去，只见那六、七个“地富反坏右”分子东倒西歪地倒在地上，他们的行李散乱在地面，一片狼藉。过了一会，那些人都艰难地爬起来整理自己的行李，其中那位五十多岁的妇女，挣扎了几次，都是才站立起来，就又倒了下去，直喘粗气。“附中红卫兵”的那位带队人，见情况不太妙，急忙找了车站派出所的人员到现场处理。最后这位五十多岁的妇女还是没能救过来。


上述两件事当中出现的令人痛心的现象，正是回应了前文曾经提到：“‘血统论’在一个不短的时间里对‘附中红卫兵’一部分成员存在重大影响，以至于一遇条件和机会，就容易头脑发热、行为失控，酿成大错”的说法。如果“血统论”的错误认识只停留在思想范围，或许危害不算严重，但是如果任由这种思想毒素蔓延，演变为对“阶级敌人”施以“肉体消灭”的行动，则是不可自我宽恕的。蓝光中老师说：“附中主义兵（附中红卫兵）在学校内没有搞武斗”，这是事实；但是“附中红卫兵”确实有个别人在社会上有武斗的行为，这也是事实。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中，像“附中红卫兵”这样一个组织松散、领导甚不严密的群众组织，难以有对其内部人员的严格约束力。


广州地区“破四旧”抄家兴起没多久，“附中红卫兵”接受了一项耗时持久的艰巨任务：守卫临时存放抄家物资的“石室仓库”（原石室教堂）。广州市抄家风潮一起，抄出来的许多东西要找地方存放，要有人来守卫。最初市里头是将抄家抄出来的东西堆放在荔湾区体育场内，由市里派人员负责接受、管理和守卫。后来发现露天堆放一方面不利于管理，另一方面物资也易于损坏，就决定改放到不能再进行教会活动的石室教堂。同时为了防止外地红卫兵的冲击，除派少量工作人员协助管理外，主要的守卫管理任务就交由“主义兵”负责。大约是1966年9月中下旬，“附中红卫兵”就肩负起了该项任务，一直坚持到次年3月军训团进校前。常驻人员保持在十多二十人，由于流动产生的轮换，近半年当中到过“石室仓库”执勤的“附中红卫兵”成员不下四十人，主要带队人是彭前进、李晓明和高纪元。“石室仓库”的工作没日没夜，只要是有人来交抄家物资，就要立即清点登记接收。每天接收的绫罗绸缎、金银珠宝、古瓷字画、钱币证卷不计其数。有个别人抵御不住诱惑犯了错误。如有一位附中红卫兵成员偷拿了一个存折，随即就被从“附中红卫兵”除名。还有一位成员就因为偷拿了两个大功率二极管，受到了警告处分。不过在那里工作过的绝大多数“附中红卫兵”成员都能洁身自好，严格自律，毫厘不沾，珠玑不贪。曾经有一位小同学在那里见到一卷卷的如厕用纸，觉得十分新鲜，就抽了一点揣进口袋，对旁边的人说：“老妈子这么大年纪了，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带一点给她试个新鲜。”跟着就用小楼楼上的电话给妈妈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她的电话放下没多久，楼下就有人打电话上来问：“刚才是谁说要拿大便纸回家的？”原来楼上楼下的电话是连线的，那位小同学的电话被楼下的人听见了。吓得那位小同学赶紧将已经揣进口袋的那点纸拿了出来。事过多年后，很多人在回想这一段经历时，都会情不自禁地调侃道：“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小手伸一下，不然今天也不至于会是这般田地。”


　　 1966年广州地区庆祝“十、一”国庆大会是在越秀山体育场举行的，庆祝活动的纠察保卫、维持秩序工作是由“主义兵总部”组织纠察队完成的，越秀山体育场主席台下的仪仗标兵，也是由“主义兵总部”纠察当中挑选人员担当的。“附中红卫兵”参与了这两项工作，范新民、张克诚、马德民、许镇平、张威、高纪元等人经过了训练，进入了仪仗标兵队伍。开始这些仪仗标兵成员信心满满，以为可以一个小时一换班，没料想往那一站，大太阳底下要求纹丝不动，二十分钟就汗流浃背，腿肚子发抖，半个小时不到就有人坚持不住倒下了，只好改成二十分钟一换班。1966年9月28日下午，“主义兵总部”的杨秋元开摩托车到附中，将李为民拉到“总部”，告诉他，之前已有人写了几份红卫兵在国庆庆祝大会的发言稿交给广州市委审查，均未能通过，要求李为民当晚要完成一篇发言稿，第二天一早交市委审查。李为民受命动笔，写至下半夜两点完稿，交市委后顺利通过。李为民也被选定为在庆祝大会上发言的中学红卫兵代表。


1966年10月15日到11月15日，“主义兵总部”安排“附中红卫兵”参加了那一年“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纠察保卫工作。由于南下到广州点火的外地红卫兵四处宣传“交易会”是“封资修”的产物，扬言要冲击、砸烂。广州市、广东省、外贸部都非常紧张。廖承志早早就莅临广州与省市领导商量对策。决定还是由“主义兵总部”组织力量，负责“交易会”的纠察保卫工作。一开始只有“附中红卫兵”独力承担此项工作。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附中红卫兵”对参与人员进行了认真动员，特别强调严守纪律，严格“军容风纪”，精神抖擞，礼貌待人，坚决做到遇事冷静处理，遇到冲突坚持“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当年“交易会”会址在海珠广场西北角，每天人们见到红卫兵纠察列队定时交接班，人人意气风发，个个神采飞扬，动作虽然有些稚嫩，但依然表现的训练有素，俨然一道亮丽风景线。“交易会”白天接待外商，夜里安排红卫兵参观，内外人员繁多，“附中红卫兵”感觉执勤工作过于吃力，后来“主义兵总部”决定增派了其他一些中学“主义兵”人员参加纠察保卫工作。“交易会”进行当中，有一个日本左翼友好团体到访广州，“附中红卫兵”的成员刘捷音等五、六人，代表广州红卫兵接待并与之座谈。从“交易会”开始筹备到结束，历时近40天，“附中红卫兵”和其他中学的“主义兵”一起圆满完成了“保证交易会安全、有序、有成效地进行”的政治任务。这段时间里，已经有不少“附中红卫兵”的成员陆陆续续前往北京串联，因而前前后后约有五、六十人替换着参与了“交易会”纠察维持秩序的工作。


选定目标 批判华章一现


于参与众多社会活动的同时，“附中红卫兵”始终没有放松自为的政治作为。从1966年8月中下旬到9月上旬期间，“附中红卫兵”一部份成员与当时的广东省委包括赵紫阳、林李明、区梦觉、王澜西在内的多名领导有过数次正面交锋，地点有广州军区礼堂会议室、省委办公大楼会议室等，遗憾的是当事人均未能记住准确的日期。辩论的焦点集中在广东省委在工作队问题上是否存在“路线错误”；应对此种错误负责的省委的领导人是谁；对前一段华南师院附中里被工作队及省委错误对待的革命同学广东省委是否应该予以公开的平反等一系列问题上。辩论当中，尽管双方分歧巨大，“附中红卫兵”的成员始终坚持“说理”，绝没有受外界的“暴力风”左右，没有对这些“大人物”有任何的过火举动，或进行体罚。由于这些领导人在关键的“路线”问题及“公开平反”问题上，基于要坚守“绝不能承认路线错误”这样一道最后防线，始终没能满足参与交锋的“附中红卫兵”成员的心理目标，因而每次见面大多是不欢而散。






鉴于对广东省委表现及态度的失望，“附中红卫兵”决定按照自己选定的批判目标及方向，积极地组织批判文章。在王戎全、陈立波等的牵头下（此刻蔡晓彦尚未回到广州），1966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组织了人员到华南师院图书馆、广州图书馆查寻找有关资料，四处收集目标对象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各种表现和言论。9月中旬由苏立功主笔，李利民参与了文中有关华南师院附中运动当中情况的文字整理，完成了《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的近四万字的批判文章。9月下旬将这篇批判文章拿到《红卫报》社（原《羊城晚报》）排版（据高纪元回忆，是他出面联系组织的），“附中红卫兵”每晚都有数个成员和报社的排版师傅一起排字。排字时每个人面对的是划分成九个部份装满一个个铅字的板框，中心部位是最常用字和词组，其上部是次常用字，其下部是再次的常用字，左右各三个部份是按部首排列得较常用字。最初参与排字的人连放铅字的板框的方向都摸不着，一小时排不出几十个字，但到文章排版成功时，不少人也已“出师”了，一小时都能排个千八百字了。


1966年9月29日排版大功告成，文章准备付印，遇到了阻拦，广州市委告诉报社，不得付印。“附中红卫兵”与市委人员理论，得不到准印的承诺，于是对时任市委书记处书记的薄怀奇要挟道：“如果不同意付印，我们就到十、一庆祝大会上宣读这篇文章。”也许真的是怕闹出乱子，最后还是允许这篇足有四版大报那么大的文章（大字报）付印了。《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一文分为三大部份，第一部份阐述了“区梦觉是广东省文化战线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表人物，王澜西是广东省教育战线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表人物”的观点；第二部份阐述了“区梦觉、王澜西是文化革命早期镇压群众运动和破坏革命的罪魁祸首”的观点；第三部份阐述了“区梦觉、王澜西是镇压华南师院附中革命小将行动的直接指挥者”的观点。该文的篇幅太长，不便抄录在下，只能将该文的照片附于文后。


“附中红卫兵”于1966年10月4日上午取回了印好的《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大传单。在此之前，这份大传单也已摆上了广东省委、中共中央中南局主要领导的案头。随后令人意想不到的种种举动便发生了。


1966年10月4日，几乎就在“大传单”运到附中学校的同时，时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吴芝圃的秘书（姓李）的电话也找到了蔡晓彦等人，要蔡晓彦等十一个人即到吴芝圃家中谈话。许是担心蔡晓彦等人不听招呼，许是怕耽误了时间，李秘书随后又驱车赶到附中，拉上了蔡晓彦等人去见吴芝圃。谈话的主旨就是一个：不要将《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传单撒到社会上去，要求将问题“内部解决”。理由是：1，那一年的秋季广交会临近，不希望让参加交易会的外商见到这篇有损广东省委主要领导的形象的文章；2，这篇文章撒到社会上去，会被香港报章利用。显然这次谈话没能说服蔡晓彦等人，当天旁晚五时，吴芝圃又将蔡晓彦、陈立波两人找去谈话，一派“推心置腹”的样子，先由检讨“没有处理好附中学校领导和工作队压制打击蔡晓彦等十一个同学一事”开始，然后吞吞吐吐地说出了早些时候没有道出的要将问题内部解决的理由：文章虽然是在批判区梦觉、王澜西，但是讲的都是陶铸主持广东工作时的事情，极容易让看文章的人联想到“陶铸是不是也有问题”；这样牵扯起来，面太大了，自然也会牵扯到中南局了。所以希望问题可以“内部解决”。解决的方法是：可以让在附中学校问题上犯有错误的区梦觉、王澜西二人先在蔡晓彦等十一个同学的小会上检讨，觉得满意后，再到学校开大会检讨。这样在学校里可以提高你们的威信，能彻底地将附中的问题解决好。而且一再强调问题不要扩大化、复杂化。这个谈话令蔡晓彦等人不快的是：好像我们这些人批判区、王二人是为了个人恩怨。


1966年10月5日下午三时，广州军区詹才芳副司令、郭成柱副政委以“总家长”的名义召集了“十一个人”当中部队子女开会，基调同样是要求将《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大传单废弃，问题“内部解决”。不记得当时是哪一位突然冒出来一句，要当场想办法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通电话，急得两位领导忙说：陶铸同志已经来过电话，有明确指示。同日同时，黄永胜在另一处也在与这帮部队子女的家长开会，内容也是“内部解决”。


1966年10月5日，中南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内部解决”《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文章引发的问题。


1966年10月6日，中南局与广东省委召开联席会议，统一如何“内部解决”好问题的思想。


1966年10月8日，时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在广州主持中南局日常工作的金明与吴芝圃一道，又一次召见蔡晓彦、李重明、陈立波等十一个人的主要成员，依然是要求不要将《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大传单散发出去，问题要“内部解决”。


1966年10月9日，金明感觉前一日谈话当中，“附中红卫兵”的主要代表似乎对“内部解决”一事不感冒、不热心，故而又专门约见蔡晓彦、陈立波、李重明三人，苦口婆心地劝说“要忍辱负重，经受得起委屈。”


1966年10月11日，在华南师院附中蔡晓彦等十一个人被送回家中“管束”整整三个月后，中南局常委会议决定；为华南师院附中蔡晓彦、李重明、陈立波、苏立功、王戎全、桂琳琪、梁智莉、刘敏荔、毛红雷、陈虹宁、李利民十一个人恢复名誉，并称他们为“坚定的革命左派”。


1966年10月12日，广东省委决定：王澜西停职反省。


事隔数十年后，笔者在翻阅时任中南局常委李尔重工作笔记时，见到了当时中南局为处理《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传单一事数次常委会笔记，不妨照录如下：


中南局常委会（扩大）　　　　　　1966年10月5日


黄永胜：


省委犯错误的性质以后还可以研究，但可以肯定省委是有错误的。16条之前有错，可以理解，之后，一拖很久未解决，很不应该。这个问题很复杂，现有学生与省委之间，家长、当事人与处理事件人之间，都有矛盾。是否可以这样，内部问题内部解决，不要把内部问题捅到外部去解决。一下子把万把份东西撒到外头去，会串连的范围很大，或发生冲突，这就不好。中南局一定会牵连在里头，分散精力，影响各方工作，也会影响交易会工作。


解决办法：方针，不外搞，家长中做工作。要诱导学生不取此种办法解决问题。不能压制，省委要高姿态检讨，不要羞羞答答，扭扭捏捏。


于明涛：


我赞成黄司令员的意见。大家要按陶铸指示来工作。省委是有错的。中南局与省委的认识要统一，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中南局要挺身而出，担担子，慢慢把意见谈清。最后办法，要当事人检讨，省委揭盖子。


(王)首道：


对内幕不太清楚。拖得太久了。事情已经牵涉到广东的多个方面。我赞成陶铸指示。要有数人认真地办一下。孩子们还是有一定的分寸，但攻下去，要增加很大的工作量。要力争内部解决。省委要做一个认真地检讨，也要处理有关人员。（李）尔重等提供的问题，确要认真解决。家长做工作，但有限度。是不是陈郁、（吴）芝圃、金明等同志关心一下子。有事要我来，我就来。


(吴)芝圃：


1，同意陶铸同志指示和（黄）永胜意见，不能搞扩大化、复杂化，因为不利于工作、团结。他们是革命的，但要防止走到极端方面。扩大化不好，要小规模解决，按16条解决。不要撒传单，昨天没解决。我们要坚决做到。


2，性质问题：（王）澜西的思想，在我家开会之前，王澜西、周宽就有一肚子气。有蔡晓彦等参加，算是达成了协议。过了几天就推翻。主要是张云去了之后，两边便展开了斗争。张云强调：是严重的阶级斗争、介绍批判高翔的经验、附中情况和高翔差不多。谈到周宽，张云就顶起来，说周宽坚持原则。我提了两条：一不能当敌我矛盾；二要双方团结对敌；三要求（赵）紫阳一齐开个会统一认识。加上一系列行动，是镇压学生运动性质（王澜西接到六月十八日指示，连夜召开会议布置。）。至少是学生斗学生。至于是否要把学生打成反革命，也不无证据。到底谁搞的？工作队也添油加醋。另外，省委批准了要把几个老师打成反革命，用以说服家长，不要学生被利用（赵紫阳说这并不牵涉到学生的性质）。这也说明当时的一种思想倾向：怀疑有反革命。性质上：镇压学生，认为是超乎人民内部矛盾的。把学生打成反革命，不如是提为好。 3，怎样解决：省委要下决心。当事人要认真检讨。罢官与否，要看一看。


金明：


首先一点，从全局出发。学生们有提高，要坚决做工作。省委，我们也有数。大闹起来也不怕，但很不利。生产、工作很紧张，交易会又来了，就是每天谈话，也受不了。 对运动的看法，对十一个人，也牵涉到如何理解16条，这也是个大局。家长要把好话说的少些，不要有情绪，要十分客观。学生们要革命，但不会革命。他们也有谎报军情，不能百分之百对，要想一想省委。矛盾很多，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我们要坚决地跟中央的指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牵涉大局。就怕党内有不同看法，就怕里勾外联。原则问题要实事求是。对自己孩子要严些。原则也要谈清。要体会陶铸关心精神。要尽一切努力，不复杂化，要内部解决。


问题的性质：事件属于镇压学生运动。再说过了不好。王澜西问题咱们不管，由各学校去揭。单就此事来做结论。16条以前我们没有这样的认识。有计划的打成反革命；要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客观上打成反革命；到底如何说？（赵）紫阳说：就是讨厌学生有一股子不正常情绪。鉴定不好。张云也说过一些坏话：什么阶级斗争反映。我只说学生幼稚。当时，我肯定青年是好的，肯定不能到省委去集训。还有三个教员打成反革命，但这不能做成把学生打成反革命。还是不这样提法更稳妥些，更全面些。如果再有别的材料，那是另一回事。


工作队说：全面揭发牛鬼蛇神，这个说法是对的，如果单说全面揭发，就不对。当时我们支持工作队，委托省里去办。省委对学生有一个错误情绪，连（赵）紫阳在内，一直地没解决。我同意这个看法。


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总的还是好的，省委搞得比较灵活，虽然还有遗留问题。要支持省委。省委的错误要严格指出。对学生有责任帮助，原谅他们，学习他们，比我们过去高。敢革命，我们要学，但对他们要求要严。他们不可能反映问题很客观。中南局要多听省委的。当然，不放弃原则。


怎么办？老头子先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认真领会陶铸同志指示，弄清是非曲直，照主席指示办。省委不检讨，也要做工作，给小孩子摊开。省委的会是否开大一点，统一思想。是否再开一个小会，和省委少数人谈一谈，统一下子。再跟孩子们交代一下子，要他们不要行动。


陈（郁）老：


中南局根据陶铸同志指示来抓，不要把事情复杂化，这个地区需要这样做。办法：传单不要搞到社会上去。


性质：我赞成（吴）芝圃等同志意见，师院附中事件，是镇压学生运动，方向性错误。有些手段很恶劣，王澜西、张云等。还不足以证明把干部子弟打成反革命。鉴定，不让参加抗美援越，不准参加基干民兵，总之对学生没有感情。不正常。我也赞成把材料落实一些，先留些余地。材料还不充分。


对待学生，要承认他们是左派。我们要从大局上帮助他们。他们是好左派，能坚持原则，有缺点要帮助他们。家长们做了很多工作，也起了作用，希望好好解决。青年可能气很大，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工作，还可以做的。


省委对此事处理拖得太长。（赵）紫阳同志还主动，但总的主动不够。我们不主动，照顾大局很困难。


还是开个会，中南局常委、省委、军队若干人一齐谈。明天或今晚开。


中南局常委扩大会　　　　　　 1966年10月5日晚


省委（赵）紫阳、林李明、张云、尹林平、王澜西，军队黄(永胜)司令员，相炜，中南局肖洪达、陈冰之、葛震等人均出席了会议。


王澜西说：偏听偏信工作队。中南局7月会后再未管师院附中工作。


尹林平同志说：他的小孩和毛红雷都说工作队宣布十一人有四条罪状：1，骄傲自满；2，无组织无纪律；3，自由散漫，反抗工作队；4，反革命小集团。


中南局扩大会　　　　　　　　　　 1966年10月6日上午、下午


（王）首道：


性质：是立场问题，是镇压学生运动。


工作队不检查与省委有关。不脱裤子检查，是过不了关。不要被迫地去检查，要做工作，高姿态来检查。没有站在群众一边来领导群众。要争取作为内部问题来解决，要做双方的工作。


家长还是要做工作。比较难做的是学生工作。办法：开个小会统一一下子，恐怕不行。能否开代表会?


（李）一清：


16条公布已两个月，未解决问题，经验何在？省委是不愿意解决的。未解决，是由于未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成内部问题解决。不好，会闹到外部去，可以把局部问题闹成全局问题。


十一个人有气，不是个人的气。广州各大学都有王澜西、区梦觉的大字报，这些都是促成把事件扩大的可能。闹大了，对工作、对运动不利。


怎么解决?不能各打五十大板。定性质，矛盾主要方面何在？我看主导方面在省委。这是镇压压制学生运动。已有学生斗学生。基本情况搞清楚就行了。


过去有官办群众运动。中心：张云、王澜西是省委一个部分。主要是王澜西。王澜西主要三个字：推、辩、点（蜻蜓点水），推也推不开，辩解也不行，点水点不过，要诚恳坦白，才有阶级感情。大事已有了，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把每件事情都加以核对。要认真检讨。工作好了可以不爆炸，否则，仍可能爆炸。（王）澜西同志要交底，光怕也不行。越不交代，越不好办。现在要把个人安危得失置之度外，有什么讲什么。问题不解决，学生工作不好做。


(薛)光军：


华师附中事件是打击围攻左派，镇压群众运动的现象。围攻、辩论等等都出来了。主观上未想打成反革命，只能说立场上站到反对群众的立场上。这个学校，一开始就有争论，没好好听中南局的话。要彻底检查，讲真心话。


于明涛：


压制群众运动性质，方向错误。尽量做好工作，不要闹到外头去。省委内部要讲清楚。


葛震：


这是压制群众运动的行为，不是方法上的错误。要按红旗社论，不要再滑下去。


（吴）芝圃：


坚决不要扩大化。有陶铸同志指示，大家支持，学生们识大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主要是王澜西、张云思想上基本已对头，方向对头，还要努力。但三天不能错过。 我在此事上犯了错误。开头看简单了——第一次会、10/7会上对青年看法有分歧，未好好交换意见。


炮打（王）澜西，对外保皇，对内炮打，你是同意周宽做法的。对青年感情很不对头。资产阶级感情，仇恨态度，这是根本问题。我们当时有个认识，对青年不能打击。当时还是迷信、支持工作队的。对支持青年一点，（王）澜西是不赞成的。改造要从此点开始。张云同志态度是好的。有一点不够，是认识问题，认为对青年是思想意识上的阶级斗争。这是错误的。的确那天你谈到对付高翔的经验——辩论、大字报，对周宽相信过分。李杰的传达报告，与两次会议（10/7，11/7）精神完全相反，如果经过了张云，就是严重错误。工作队之错，和你二人有关。


性质是方向、路线之错，镇压群众运动。现在怎么办？第一，统一思想，再与学生统一思想认识；第二，传单先不发，慢慢做到完全不发；第三，重申不许向外串连；第四条，必须满足他们要求。先由小会交换意见，再开大会。


金明：


坚决执行陶铸同志指示，不要搞到社会上去，免增麻烦，影响工作、生产。要统一这个认识，问题有可能解决好。讲道理，讲原则。也要做准备，也可能闹到外头去。但要尽一切努力，争取不闹出去。


这样一交锋，就好办了。有些情况错了，完全可以更正。琐碎事可以不争，关键材料要统一。关于附中问题，我同意这是个局部问题，但涉及到整个学生运动问题——思想问题。要从中学习经验。总的文化革命搞得好，但局部有点问题，要力争搞好。


问题性质：16条未出之前，不可能解决好。青年受过主席思想教育，想革命。对张云讲的阶级斗争反映，很不同意。讲了对青年的看法。不将一将军，看来还不能解决问题。 过去认为牵涉到各方面，比较复杂。统一认识很重要。这个问题是挑动学生斗学生，镇压学生运动。学生有缺点错误，大方向是对的。围攻的情况比蒯大富不轻，比北大不轻。但当时我们认识不足。当时只是肯定学生是革命的，不要集训。（这里可以看出当初7月份，省委的意见，是要集中整训十一个人。）


各有各的账，该怎样就怎样，汲取教训，改进工作。发生问题，工作队是第一手，办了许多坏事。对立情绪（实际当敌我矛盾干了。——薛光军），这和张云、王澜西有很大关系。省委应允许工作队发表意见。不能推，不能怕。我反对（王）澜西的态度。要挺身而出。我只补充一件事，坐在（吴）南生那里，说学生抢文件、抢皮包，气得很，那个精神状态，对学生们就不会心平气和。看来，那一天会议精神，张云、(王)澜西未接受。


张云同志的思想，对青年看得很偏。谁不知道广东省委是陶铸领导的，怎么能说是修正主义?什么感情？这个情绪怎能解决问题。要学习16条，汲取教训。工作队要发言，谁的账谁还。至于区（梦觉）大姐是另外的问题。把关键问题的情节要弄清楚，家长的工作还要做，坚持讲原则、讲道理。


怎么办？工作量很大，坚决办。努力以赴。张云、（王）澜西可到省委去讲。省委要把认识统一，然后老老实实地去处理，向青年交待。坚持原则，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按16条办事。


区（梦觉）大姐是个好同志，有时转的慢。坚决保的方针。（陶铸在接见广东同学时说:认识有错误，要好好清理，但我看她是拥护党和毛主席的，执行中央方针的。对于文艺方针等不是不跟，而是跟不上。历次政治运动都好。对于王澜西看法，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水平很低，很糊涂，常讲错话。——赵紫阳）她一直站到正确方面，有时跟得慢一些。但省委要解释，不能打包票，要允许群众烧。对（王）澜西，我也同意陶铸看法。张云是个好同志，拗，比较纯，直爽，努力工作。 南海派的学生也要做工作，不能压那一部分，


张云：完全拥护中南局会议精神。


王澜西：受了很大教育，同意会上的分析，进一步检查，不辜负会议希望。


陈（郁）老：


不要扩大化，复杂化，社会化，要按16条解决问题。附中是个局部问题，因之认识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方针政策问题。这两天看来，可以做得好些。把华南附中问题是什么性质弄明了。我们要支持左派，团结多数，不挑动学生斗学生。大家谈得很好，认识是统一的，这对今后文化大革命有很大的好处。陶铸同志指示，可以实现。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一直到昨天之前，我们的看法还不够，青年们帮我们提高了不少认识。我对这一批青年，认为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青年。最关键的问题是，把方向定下来，要正确认识他们。这个会不解决问题，空头保证陶（铸）的指示也不行。


我赞成金明同志讲法，广东文化革命办得好，附中是个很小很小的一件事，当然认识很慢。省委是个左派——执行文化大革命决定。要认真接受附中的教训，不注意，还会重复这个问题。学校很多派，支持这派，反对那派，不行。附中就是未执行这一条。“这和”全面开花“的思想有关系。有些方法是很恶劣的，有些方法连对牛鬼蛇神也不该用，围攻等等。这是指导思想的反映。思想上不是支持左派，打击资本主义当权派。方向、路线错了。看来要谦虚点，不要瞎指挥，方法也要改进。当然这也是思想问题。两天来对我的教育也很大，帮我学了16条。对革命青年要热情。人家对我们很尊重，人家要我们有阶级感情，是对的，重要的。


怎么办？内部解决。张云同志还是诚恳的。当然，一下子也讲不太清，态度是好的。（王）澜西同志昨天不是检讨，是胡闹。今天表态也是好的。陶铸同志对你的建议，望你考虑。认真改错，可以做很多事情。


要同学们做同学的工作，不要包办。不但要团结红五类，也要团结非红五类，这是很重要的，在附中搞个好样板出来。有这一批青年，可办好。他们很有水平。是否快一点把工作队解放出来。家长是双重性。做了很多工作，不是为私，是为公。把孩子留在家里是最坏的。孩子们识大体，顾大局，风格好，对他们不要怕，要跟他们讲道理。允许人家犯错，允许人家改。


对区（梦觉）大姐，我同意大家意见。王澜西要认真检讨，还是有希望的。同意陶（铸）意见。性质：同意大家讲话。可以整个纪要。


书记处会议　　　　　　　　　　 1966年10月8日上午


（吴）芝圃：或者重写，或者修改。


（薛）光军：可以考虑压缩。太笼统了也不一定好。


金明：我赞成比较概括地写，集中解决镇压学生运动问题。长期以来与省委距离很大，谈不拢。学生对不对？大方向正确。什么性质？镇压，围攻，学生斗学生——路线错了。具体过程：区（梦觉）大姐可以不写。对他们数人，各有各账，由省委去定。对具体事件，由省委去查对，去定。把责任推到工作队，我也不赞成。主要把责任、性质，谁账谁检讨。（省委要写出个报告。——薛光军）


王德：错不是错在工作队，错在派工作队。


(王)首道：赞成比较简单些。具体了，有些话不易统一。可以要求省委写一个报告。后边写一个方针：在16条下团结起来。工作队负责人也要区别一下，主要是周宽、李杰。建议省委有几个问题要解决：估计，性质，做法。要省委写报告。


（李）一清：写短些。过程中关键的事写一下。省委要摆到什么位置上？省委有责任：不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未抓住。


陈（郁）老：写短些。文件中不要写省委是左派。执行16条不要写。（写一个单位的局部问题。不要写小小的。不要写思潮。——薛光军）省委少写一点。错误：斗左派；学生斗学生。要讲团结。对他们多写几句，鼓励一下子。


金明：陶（铸）的电话可以不写。中南局与省委不统一，写不写？区（梦觉）大姐的话不谈，还不到时刻。写一句缺点错误。广东省委运动写个健康的就行了。“不扩大化……”不写。弄到社会上去的可能——最好不写。对学生的估计，按16条去估计。在具体事件上写上两句就行。不要说水平高。按16条口径。


(吴)芝圃：“支持”工作队，是否写“迁就”。


陈（郁）老：注意做南海工作。交易会要找学生代表，又省市出面组织代表参观。解决思想问题，要反复做工作，尽可能避免出些事。（李）尔重找省市出面座谈。


1966年10月16日“红卫报”发表题为《坚决炮打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王匡》的文章，将其称为广东文教战线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表人物。“附中红卫兵”认为这是在转移人们斗争的视线，在保护区梦觉这样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旋即由苏立功执笔很快写出了题为《是王匡，还是区梦觉？》的传单（该文的照片也附在文后）。 当时蔡晓彦是同意了《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大传单散发可以放缓，除了这些领导的劝说的因素外，蔡晓彦觉得文章中有些事实还需要进一步核实，力求做到不给别人话柄。为此事，他还与苏立功有过争论。


蔡晓彦放缓散发传单的决定，在“附中红卫兵”当中反对者众多，不到十天，就酝酿了一场“小地震”，1966年10月20日晚一部份人与蔡晓彦激烈地争论后，不管三七二十一，于10月21、22日两




天，发动了数十个伙伴，骑着“电驴子”（一种轻便的电动自行车）、自行车，将近万份《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大传单撒向广州的大街小巷以及部分大学。22日还在广州市东校场烈士陵园对面，拉起横幅标语，向过往的群众派发该份大传单。随后，之前一直在为完成《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一文坚守广州大本营的“附中红卫兵”数十名中坚力量，于1966年10月23日登上火车奔赴北京，开始串联去了。


不服压制 批判华章二出


“附中红卫兵”成员对《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一文被压制始终是不服气的，即便是在北京串联过程当中，仍然有“附中红卫兵”的成员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表达着对压制《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大传单行径的不满。刘小铁和张汉中（初二）于十月中旬抵达北京后，一而再，再而三地与陶铸办公室人员联系，非要问清楚陶铸是否真的指示要封杀《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一文，最后只得到了一句“广东省委会解决好有关问题”的答复。1966年10月18日，刘小铁等人用《造反到底》的名义于中央文革接待办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照录于下：


陶铸是扑灭广州炮轰烈火的罪魁祸手


最高指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几个月，但广州现在还是冷冷清清，死气沉沉，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个都没有被揪出来。这是为什么呢？阻力来自何方呢？我们想在这借广东东方红学校（原华南师院附中）在炮轰过程中所遇到的巨大阻力来说明这一问题


在今年十月份，我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写出了一份名为《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的传单，并印了一万多份，这张传单主要是揭露广东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犯下的种种罪行（王澜西是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区梦觉是广东省委文教书记），十月四日晚我们正想散出这些传单，大轰广东省委。但突然，身为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也同时打来了四个电话，二个电话给中南局书记吴芝圃，一个给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一个给省委，其内容大概是说：“广州最近要举行交易会，情况复杂，华南师院附中的问题不要扩大化，复杂化，劝十一个同学不要散传单，最好改变方式内部解决。”在陶铸的指示下，于是军区、中南局、省委的老爷们，就把我们的红卫兵领导拉去做工作，甚至也连同把他们的家长也拉来给他们做工作。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我红卫兵不得不改变炮轰日期。


虽然，我们被压下去了，但我们多数的红卫兵战士对陶铸这一“指示”还是不甚理解。十六条明文规定：“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评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评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但为什么你陶铸就是不让我们撒传单进行大鸣大放，进行炮轰资产阶级当权派，而要我们改变方式内部解决？陶铸你说广州正在开交易会情况复杂，不让我们撒传单。但我们又要问你，北京的外国大使馆、记者也很多，情况也很复杂，但北京的革命造反派就能大张旗鼓地进行四大，而为什么广州只不过是开一个小小的交易会就不能撒传单？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从广州来到北京，要求陶铸面谈。几天来，不但没见到而且陶办还来了个电话说什么“陶铸很忙，不能接见，王澜西的问题已交给广东省委解决。”我们忍不住要问，难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难道能交给他们所把持的单位来解决吗？最近我们要离开北京了，在离开之前，我们警告陶铸你这个扑灭广州炮轰烈火的罪魁祸手，你听着：


我们革命造反小将不管是谁，不管他职位有多高，威望有多大，只要他敢反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只要他敢充当资产阶级的保皇派，只要他敢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革命造反小将就敢起来批判他！起来造他的反！起来砸他的狗头！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广东省东方红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反到底》


1966年10月18日


1966年11月14日，李重明、刘捷音、李为民三人，通过刘捷音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的小姨阮若瑛递交了一封信，也照录于下：


给中央文革的一封信


敬爱的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


您们好！首先向您们----革命前辈致以革命的敬礼！


　　 我们是广东省东方红学校毛主席红卫兵的战士，在这里，我们想向你们反映一些情况，也谈些我们的看法。


　　 我们寄给你们两份传单（即《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是王匡？还是区梦觉？！》）其中大的一份，是我们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调查，收集材料写成的。根据我们了解的材料，我们觉得，区梦觉、王澜西不是无产阶级的当权派。不是无产阶级的当权派，就必然是资产阶级的当权派！对于资产阶级的当权派，还有什么情意可讲呢？于是我们写出了传单，准备了宣传车，打算对准他们，重炮猛轰！


　　 然而就在此时，陶铸从北京打电话给中南局、广东省委、军区（中南局一个、广东省委两个、军区一个），指示要“内部解决”。老实说，当时我们对这个指示，感到很不明白，很不理解，很不满意！但是中南局的当权派找我们的领导施加压力，军区的黄永胜找家长开会施加压力，郭成柱、詹才芳找我们的领导施加压力，眼看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便被压了下去。广州----陶铸后院的星星之火，又被扑灭了。


　　 “内部解决”究竟是什么东西？！根据我们了解，陶铸解释的基本内容是：“不要扩大化，不要复杂化，内部解决。”


　　 什么是“不扩大化“？就是不让我们将区梦觉、王澜西的丑恶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下；就是不让我们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就是不让群众起来揭发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打仗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敌人，更重要的是要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所谓“不扩大化”是严重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所谓“不复杂化”是假的。我们知道，问题搞到社会上去，在这么大的群众运动中会出现种复杂的局面，也会有坏人，然而有什么可怕呢？只要群众起来了，问题终会解决的，而且可以锻炼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可是按照陶铸的方处理问题，才使问题复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所谓“内部解决”就是不解决。不发动群众，不组织群众，资产阶级当权派是打不倒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从来没有见过，不发动群众，不教育群众，不宣传群众，不组织群众，不依靠群众能够打胜仗的军队。


　　 说穿了陶铸是怕字当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要烧到自己身上了，便暴跳起来了。陶铸究竟有什么反不得呢？怕的又是什么呢？反动路线是害怕群众，压制群众的路线。所谓“内部解决”，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又一新的表现形式。


　　 以上是我们的看法，可能会有许多不正确、不全面的地方，请指正。


　　 最后，我们大家一起学习一段最高指示：


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毛泽东


此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敬礼！


广东省东方红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战士 刘捷音、李为民、李重明


1966年11月14日


“附中红卫兵”出去串联的主要成员大约于1966年11月下旬陆陆续续返回广州，由此时开始，“附中红卫兵”原本就比较松散的指挥系统不复存在了。所有成员大致上形成了一个个小的集团。王戎全、陈立波、苏立功、李重明，加上一部份高二、高一、及个别初中的成员组织了《学闯道》战斗队；初三的肖利亚、李晓明领头初三加上初二、初一一部份成员形成了一个集团；初二的杨蜀青、程宁、魏刚等人为首，以初二、初一成员为主形成了一个集团。另外还有不少“散兵游勇”，各自为战。


1966年12月9日广州曾经发生过一起惊动中央领导人，最后由总理直接干预解决的的事件，现有的有关广东文化大革命史实的记述文章好像没有见到此事的影子。由于此事有“附中红卫兵”成员参加，自然应成为本文的一个内容。


1966年12月5日，澳门民众与葡萄牙军警发生冲突，葡萄牙军警悍然开枪打死了澳门民众。《人民日报》12月7、8两日均发表文章抗议和谴责葡萄牙军警的暴行。“主义兵”不少成员对葡警暴行义愤填膺，怒不可遏。有人说道，军区已经有一个炮团拉到了珠海澳门界外，大炮炮口对准了澳门。于是引出了这一群血气方刚、爱国精神膨胀、青春冲动的年轻红卫兵突发奇想：“部队不便打响第一枪，我们可以去冲锋陷阵，只要澳门葡警开枪，部队杀进去解放澳门自然是顺理成章了。”12月9日下午，有一百几十个“主义兵”成员，写下了“生死书”，弄了三部公交车，浩浩荡荡向澳门进发。“附中红卫兵”的人是在那天傍晚六、七点得知消息，有八、九个人找到八一中学杨秋元等一伙人，四处寻找车辆，直至夜里将近十一点，才在省政府大院里弄到一辆英国吉普，26个大小伙子一窝蜂地挤进这辆车里。怎么坐的？正驾驶位一人，副驾驶位两人，后厢相对的两排座位各坐四人，两排坐下的四人腿上再各坐四人，车厢中挤了三人，车厢后再扒上四人。车严重超载了，车头有些上飘，开在路上摇摇晃晃的，开车的是杨秋元。结果这部车开到中山八路荔湾体育场附近就翻车了。事后听人们描述，大概是车子先是避让停在路旁的一部大卡车，车头向左一打，不料对面来了部车，赶紧将车头向右回打，谁想到前面路旁又停了部车，车头再次向左一打，猛地对着人行道冲过去，驾驶员有点慌神，油门和刹车同时踩了，车子仰面翻了过来。在车子左右两次急变向时，车后面已经有人甩出去了，车子翻了之后，车上的人在路上撒了有几十米。参与此次行动的“附中红卫兵”九人是：李重明、范新民、张克诚、刘捷音、董建明、李为民、桂林理、彭前进、景小诗，除了李重明在找车时与队伍走散没在车上外，其余八人全部遭遇了翻车事故。翻车后范新民、张克诚、董建明等几位没怎么伤着，赶紧找人把一堆伤员先送到了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也有说是荔湾区人民医院），后来医院见伤员多是部队子弟，当晚就全部转往广州军区总医院治疗。不幸之中万幸的是，26人当中无一人“为国光荣捐躯”，伤势较重的是断胳膊、脑震荡。“主义兵”的“壮举”惊动了中央，据说是周总理严令广州军区截回所有车辆，前面开出的三部大车，也在开出广州后不久被截停。


1966年12月下旬，王戎全等人又在谋划写一篇大文章，大约是在12月21、22日左右，就从广州军区总医院将脑震荡尚未完全治愈的李为民接出医院。李为民出院后住在刘捷音家中，用时一周左右，执笔写成了“附中红卫兵”第二张大传单《陶铸压制了我们》。《陶铸压制了我们》的前半部份，通过揭示和记述陶铸从华南师院附中“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到《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引发震动的一段时间里的反应、表现，阐述了“陶铸实际上对广州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取压制态度”的看法。这份大传单的后半部份是由王戎全、李欲晓执笔，将原《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一文的部份内容重新归纳整理写就。这份《陶铸压制了我们》的大传单，也是由“附中红卫兵”成员自行组织排版印刷的，于1967年1月16日完成印刷并撒向社会。该传单文字也有三四万字，只能将照片附于文后。




1966年12月中下旬，因要印传单，每晚要到文化公园对面的印刷厂排版，参与排版的人多是生手，速度很慢，加上路途远，在路上要耗费一个多小时，效率太低。这时便有人萌生了向省委“借”车的想法。于是便想法将区梦觉“请”到“学闯道”战斗队当时的住地，与王戎全、李晓云在同一间屋里居留了三天。要求她让省委给“附中红卫兵”提供一台印刷机和一部车。如所请，省委给了一部“奔茨”旅游车和一台平板印刷机。目的达到了，就让区梦觉回家了。三天里，一直是对区梦觉以礼相待，悉心照料她的起居和饮食。平版印刷机安放到了荔湾区少年宫，由李晓明负责，用其在1967年1月到3月间，“附中红卫兵”自行排版印制了一册“华师附中大字报选”。汽车和平版印刷机在用完之后，也都“完璧归赵”了。


1967年1月9日晚，“附中红卫兵”“学闯道”战斗队抄了陶铸在广州的家，主要抄了些信函，事后将抄得的信函全部交到省委机要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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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红卫兵纪事（三）
附中红卫兵纪事（三）


李为民


自在犹在，自为难为的附中红卫兵


1967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当中所谓夺权的“一月风暴”，从那时起，中学红卫兵明显已慢慢不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是冲锋陷阵的主角，而大学的各种组织日益成为了掌控舆论的主角，工人的各种组织，则日益成为了左右一个地区形势的主角了。“附中红卫兵”成立之初的组织核心成员，对那时的“中央文革”主要成员的许多指示、讲话越来越听不明白，逐渐心存疑虑和戒备；对文化革命今后运动的走向越来越感无法分辨，用蔡晓彦自己的话说，就是“自己已无能力去统一大家的思想与行动了”。故而，无论周围的人怎么劝说，蔡晓彦、李重明，全都不再“抛头露面”了。从此以后，“附中红卫兵”的“自在”，主要表现为每个人、每个小的组织不受任何外界组织、人物左右或控制的独立存在；“自为”则表现为每个人、每个小组织的独立思考地表现自己的主张。因而，这样的“自为”，面临着各种思潮的冲击，各种“指示”的干扰，可想而知，是何等的艰难！


军训复课 形同虚幻


自在犹在 自为难为


1967年1月22日，某组织上演了夺取省委大印的闹剧（周恩来总理事后曾经严肃批评赵紫阳在此次事件中轻率将省委大印交出的荒唐行为）；1967年2月8日，又发生了某大学红旗等组织冲击广州军区司令部的事件。这一段时间里，“附中红卫兵”虽然没有有组织地参加社会上的各种活动，不过其大部分成员的思想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反对派性性质所谓夺权行为；反对“反军、乱军”、“揪军内一小撮”的形形色色的举动。“附中红卫兵”“学闯道”战斗队就曾在冲击广州军区司令部事件发生当日，于广州军区司令部的院墙上书写了“撼山易，撼解放军难！”的大标语。


1966年12月31日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1967年2月19日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供讨论和试行用）》，规定从3月1日起中学师生一律返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华南师院附中的军训团是1967年3月14日进校的，“附中红卫兵”成员立即响应中央号召，陆陆续续返校。可是，正应了一句老话，“树欲静而风不止”，此时社会上的各种活动依然纷纷乱，昏昏然，因而不到一个月时间，应该是在1967年3月底或4月初，附中内属于社会上红旗派观点的组织、成员，便又杀向社会了。“附中红卫兵”的成员及与“附中红卫兵”持相同或相近观点的组织成员，绝大部份仍留在学校里，坚持与军训团坚守在一起。不过此时军训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1967年4月初曾经发生了一次华侨补校部分人冲击附中的事件。


1967年4月11日夜里，大部份人已经入睡了，突然华南师院附中学生饭堂和初中学生宿舍的院墙方向传来刺耳的喊杀声。这里不知是何时、因何事发生了冲突。军训团的干部战士，蔡晓彦、陈立波等住的离此处近一些，率先赶到了事发地点，住在高中宿舍那边的同学也陆续有人跑了过来。院墙外挤满了广州市华侨补习学校的的人，约有百十号人，声称是院内有人砸伤了他们的人，要冲进院内抓“凶手”。不论军训团的同志怎样劝解，就是不依不饶，不断地向院墙里发起冲击。附中那时的院墙，下半身是砖砌的整体墙，上半身是砖砌的图案，极易攀爬，却也极不牢靠。墙外攀爬的人一多，有两三米的一段院墙整个就向外坍塌了，砸伤了外面华侨补习学校的的人。这下可不得了啦，喊杀声更盛，冲上来的人更凶狠，有的手持棍棒，有的拿着弹簧锁。院子里的初中小同学也嗷嗷吵着要向外冲。这时蔡晓彦、陈立波和军训团的干部战士领着张克诚、张威等一些大个子高中同学，手挽手在前面结成了一道人墙，硬是将两边的人隔开。在这当中，蔡晓彦见到一位不知是什么地方钻出来看热闹的女子，被华侨补校的一伙人围在中间，似有不礼貌的动作，便带着两三个人硬挤了过去，把那位女子拖了出来，劝她赶紧离开。当晚这种局面相持到下半夜，墙外冲击的人才悻悻离去。军训团立即想法把墙补修好。


第二天，4月12日一早，就见华侨补习学校的人排着大队操来，队伍的头已经到了附中的大门口，队伍的尾巴还在附中西面通往华南工学院的大路上，足有七、八百人之众。这帮人来势汹汹，排在队伍前面的全是些精壮汉子，手中不乏“武器”。蔡晓彦立即叫人将附中的大门紧闭，交待院内的初中小同学不可造次。自己带了几个高中的同学站在大门前，高声阻止对方的人继续向前行进。此时，蔡晓彦想起前几日《参考消息》上有一则消息报道说：面对着印尼当局反华排华的浪潮，不少印尼华侨选择了返回祖国的道路。为了阻挠印尼华侨回大陆，台湾当局的情报部门指令，要其间谍一方面在大陆内地挑起事端，让华侨同胞与大陆人民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又要在印尼华侨当中渲染所谓大陆的“恐怖气氛”。便让李为民急就了几句按语，大致是说，爱国华侨千万不要受人蛊惑，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举动。完了赶紧找人连消息带按语抄成大字报贴在学校大门口，同时让学校广播站反复的播放。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点玩意真的发挥了作用，反正是华侨补习学校的大队人马见到和听到这则消息及按语后没多久，就由附中大门撤退了，掉头去了市区里，此后也在没有来骚扰附中了。事隔几十年后，蔡晓彦戏称此事为：“一袭大字报，退走寻衅人。”


就在这段时间的前后，蔡晓彦等人完全停止参与社会上任何派别的活动，困惑与彷徨促使他们去读书思考。由蔡晓彦发起，陈立波、李重明、苏立功、王戎全、张克诚、王维滨等人参加，成立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当时不知道是谁从北京搞回来一套《学习文选》（5册），内容是毛主席于1949年以后没发表过的在中央各次会上的讲话，他们如获至宝，如饥似渴的争相阅读，时不时地在蔡晓彦住的房间里的黑板上，贴出一两张针对某个问题的学习体会、或是对某个问题的思考。已经是动中求静，更多地带有点务虚的味道了。


1967年4月下旬，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广州地区两派组织头头的讲话中，提到东风牌偏于保守，一时间“主义兵”内情绪有些沉闷。这时刘敏荔得到了北京中学红卫兵写的《红卫兵组歌》的歌词和简谱，北京老红卫兵通过“组歌”宣泄的怀旧、悲壮情绪，在“主义兵”中引起了共鸣，刘敏荔便鼓动“主义兵”组织排演。于是由“主义兵”总部组织，“附中红卫兵”主导，开展了《红卫兵组歌》排演的实际工作。很快便由彭前进、李为民、孙杰辉具体牵头，以华南师院附中为基地，以“附中红卫兵”成员为主要力量，密锣紧鼓地开展了各个学校参加排演人员的选择、编声部，朗诵人员的确定，乐队的组织，合唱乐谱的编制等一系列工作。为了充实乐队的力量，孙杰辉还专程跑了一趟东莞，找已到东莞参加劳动的广州市第七中学乐队的成员，邀请他们加入到组歌乐队当中来。“红卫兵组歌”乐队以管乐为主，另加了几件民乐器。乐队成员以附中管乐队成员为主，另有七中、广东省实验学校、二中、广州音专等学校乐队的成员。得到的北京中学红卫兵《红卫兵组歌》一共是十首歌：1，造反；2，诞生；3，见主席；4，八月风雷；5串连；，6，长征；7，爬起来再前进；8迎亲人；，9，灭刘、邓；10，看未来。在组织排练过程中，由李为民写词，孙杰辉谱曲，增加了一首“反工作队”的歌，列序插入第二首。这样广州“主义兵”所排演的《红卫兵组歌》共是11首歌（“反工作队”歌的词、谱照片附在文后）。正是由于“附中红卫兵”对军训始终持支持的态度，附中军训团对《红卫兵组歌》也给与了大力支持，派了一名文化干事自始至终指导排练，直至到成功演出。军训团还借了一些旧军装给《红卫兵组歌》作为演出服。附中参加《红卫兵组歌》的人员，并不只是“附中红卫兵”成员，还有一些与“主义兵”持相同或相近观点的组织的成员，如黄克淮、武迎利等。待人员齐整、排练成功后，《红卫兵组歌》对外称“组歌连”，彭前进任连长，李为民为指导员，孙杰辉为乐队指挥。参加到《红卫兵组歌》的附中同学，乐队有孙杰辉、孙杰昭、王国邦、萧棠华、麦宝华等人，合唱队中有高三吴惟庆，刘武安、高二胡慧明、邱三元、吴志延、杨建荣、方建东、张厚子、谢大诚，高一马德民、张威、董建明、黄建生、王亚克、黄克淮、武迎利、王西西等。“组歌连”在附中住了一段时间后，转移到八一中学去了。至1967年7月23日前，《红卫兵组歌》到工厂、农村、学校演出了近50场。




1967年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打倒无政府主义》；5月22日发表社论：《立即制止武斗》；6曰6日中央四组织发出“六、六通令”，要求坚决纠正打、砸、抢、抄、抓的歪风；6月19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这些都明白地释放出希望各类组织正确处理相互间的矛盾，促使社会秩序恢复稳定的信号。然而，社会上的激进组织，依然我行我素，矛盾不仅没有缓和的迹象，相反争斗愈演愈烈。“附中红卫兵”的大多数成员这时已经十分厌倦无休止的争斗，能干一点对社会有益的事，就努力去干一点。


1967年5、6月间，李重明发起组织了在校的部份“附中红卫兵”成员，到从化去帮助农民收荔枝、开展夏收夏种，历时一个多月。


1967年，5、6月间，肖立亚，李晓明，组织了部分低年级“附中红兵”成员，参加了岑村机场的改建劳动。


同样是1967年5、6月间，王戎全、苏立功等人组织人员寻访了林锵云等人，甚至远走潮汕、五华地区，调查了解大量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的有关情况和材料。 1967年7月23日发生在中山纪念堂的武斗事件，是广州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中一件起着“斗争方式”发生根本变化的“分水岭”作用的事件。以“附中红卫兵”为主要力量的“组歌连”于其时承担了一个角色，故有理由记述如下。


1967年7月23日中午1时许，“组歌连”在八一中学集合队伍，步行向中山纪念堂进发。早在十天前，“主义兵”总部就通知“组歌连”：7月23日新一届“主义兵”总部要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成立大会，要求“组歌连做好充分准备，届时要向参加大会的’主义兵’成员献演”。“组歌连”队伍走到离东风路与 吉祥路交会路口两三百米处，眼见着那个路口已经上演“全武行”了：红旗派的大队人马，手持棍棒、削尖的水管等器物，由南向北要通过路口，约有四、五十个“主义兵”的人，打着一面大旗，吹响冲锋号，投掷砖头快，冲向红旗派的队伍。一波冲击过去，红旗派的队伍像潮水般退去。“主义兵”的人不多，不敢冒进，冲一阵便又撤回原地。红旗派的队伍则又小心翼翼地涌回来。


眼见着由东风路走进中山纪念堂已经不大现实，“组歌连”便由省人民政府大门进入省政府，然后由省府大院北边靠近越秀山的一个小门穿出，经应元路进入了中山纪念堂。时任“主义兵”总部总指挥刘战马上找到彭前进、李为民，指着纪念堂里乱糟糟的人群说：“你们看，这里来的全是些既无组织又无领导的人员，而且是女同胞居多。因为听说有你们组歌演出，有的甚至是带着小学的弟弟妹妹们来的。现在是一个路口出了情况，谁又知道北面的应元路路口下一步会不会也钻出来冲杀的队伍。现在只有你们“组歌连”是成建制、有组织的队伍，赶紧带人到应元路的三元宫路口和越秀山路口坚守一下，以防出大事。”“组歌连”立即将合唱队的男生集中，约有六、七十人，分成两队，一队去三元宫门前，一队去守应元路通向越秀山的路口。


刘战的担心不是多余的，“组歌连”的人刚到三元宫门前没几分钟，就有一支红旗派的大队由一辆敞篷吉普车为先导，从解放路转入应元路。这支队伍的人员同样手持棍棒、削尖的水管等武器，高喊着杀气腾腾的口号行进过来。这时“组歌连”在三元宫此地的带队人对着前来的红旗派队伍大声喝道：“停止前进！双方请保持距离！”红旗派的队伍犹豫了一下，随即便仗着人多向“组歌连”的人逼压过来，不时有人向“组歌连”的队伍扔石块。那辆小吉普也加足马力要向前冲。这时“组歌连”一方先是一边数着对方扔过来的石块，一边对路旁围观的群众说道：“你们看清楚是谁先动手的！”随后便一声呐喊，拾起路边的石头、砖头块，一边掷过去，一边迎着冲上前。只见呼啦一声，那支红旗派的队伍跑了个精光。那辆吉普车来不及调头，倒着车想逃离，不料撞在了路中间的一棵大榕树上，差点翻车，车上的人赶紧跳车跑掉，车子被“组歌连”的人缴获。这个路口消停了一阵子。


中山纪念堂周边的路口“主义兵”与红旗派互相冲杀对持了约一个多钟头，6968部队大约一个营的人马赶到现场，要求“主义兵”的人员全部撤入中山纪念堂内部。为了能保证人员与红旗派之间拉开距离，安全撤入，“主义兵”又发起了一次冲锋。红旗派的人仓惶后退，有些人在向外攀爬纪念堂的铁栅栏时摔得人仰马翻。之后，“主义兵”的人迅速向纪念堂的几个门口撤退，红旗派的人又拼命冲杀上来，部队的战士尽力隔开两方的人员。这时负责指挥部队的指挥员，被红旗派的人员从背后用削尖的水管捅穿了屁股，鲜血喷涌而出，整条裤子立马变得殷红殷红的。八一中学的邱四元抱着这位军人指挥员痛哭流涕。这位指挥员忍着伤痛，拼命劝说“主义兵”群众赶紧退入纪念堂内，脱离接触。


“主义兵”人员撤入中山纪念堂后，外面红旗派的人投掷的石块打碎的玻璃伤着了几个人，于是为了避免此类情况再次发生，纪念堂里的人便主动将纪念堂的玻璃全部打碎了。纪念堂里受伤的人不少，大多是被石块砸伤的，也有少数是被棍棒、水管打伤的。纪念堂内没有药物，只能由来自护士学校、卫生学校的“主义兵”的姐妹们简单包扎。纪念堂后台地下室里，伤员人满为患。


在这样的气氛中，“主义兵”新一届总部的成立大会坚持召开了，《红卫兵组歌》也登台演出了，台上台下歌声、泣声交汇，颇为悲壮。天黑了，约是七、八点钟，6968部队的高副师长赶到了中山纪念堂现场。华南师院附中军训团就是6968部队的人，“附中红卫兵”里不少人都认识这位豪爽的副师长。他见到纪念堂内有些伤员伤势较重，便叫上“组歌连”里几个“附中红卫兵”的大个子成员，如马德民、董建明、张威等，让他们穿上有领章帽徽的军装，坐上他的那部英国吉普挡在两侧，他自己坐在车头，把一些重伤员一车一车地就近送去广州军区总医院救治。


“主义兵”被困人员在纪念堂内，无水喝，无食吃，一直挺到夜里十一点，“地总”（“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红总”（红色工人广州地区总部）组织了大队人马前来接应。让“主义兵”的人列为三路纵队居中，两旁“地总”、“红总”的人各两路纵队夹着，一路高呼口号，经东风路、解放路、中山路、北京路步行到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人员才逐步散去。


事后对“7.23”事件发生原因的分析，以“阴谋论”居多：认为当时广州市的领导人是“黑手”，故意安排两派对立的组织在距离只有一箭之遥、路径交会的两处地点开大会，制造武斗。这样的说法不能不说是一种臆断。“主义兵”新总部成立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早在“7.23”前半个月就已经确定；参加人员之杂，且绝大多数是冲着看《红卫兵组歌》演出去的，毫无要“打仗”的心理准备。武汉发生“7.20”事件、广州发生“7.21”红旗派进攻西村水厂（一说糖厂）死人事件后，红旗派临时决定在越秀山召开万人大会，在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已根本无需有什么市委领导同意。红旗派队伍“装备整齐”，目的也只是为了宣示决心或炫耀实力而已。只能说，在当时那种派与派之间对立情绪如箭在弦上的气氛下，在当时那种“文攻武卫”高调地渲染下，两个互相将对方视为“敌人”的对立派成员，在1967年7月23日和广州中山纪念堂这样的时间和空间的交汇点，不期而遇，就会像干柴遇着火一点就着。冲突一旦发生，无论哪一方都会有一些“杀红了眼”的“英雄”，场面就一发不可控制了。由此说来，无论当时卷入事件的哪一方，抑或是当时的广州市委的领导人，均无所谓的“阴谋”。


对“7，23”武斗当中死伤人数也是众说纷纭，比较可信的数字应该是死4个人，而且并不都是死在“7，23”武斗发生的纪念堂现场。网上署名熊少严的《文革时期令广州人闻之色变的两次血腥武斗》一文说，“7，23”武斗，“据统计50多人被杀，400多人受伤治疗，轻伤不计其数。”此说显然是夸大其词。试想：当时的武斗双方手执的“武器”，连冷兵器都算不上，争斗过程基本没有近身搏杀，怎么可能造成如此大的杀伤。双方交手的地点就只是两个路口，如果是50多人杀死躺下，不就得形容成横尸遍地了吗？




极度厌恶“文攻武卫”


千方百计“退避三舍”


前面已经说到，“7，23”武斗事件，是广州地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两派之间斗争形式、手段、甚至对象，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带有分水岭性质的事件。自此事件之后，两派连名义上的批斗“走资派”的斗争，也不过只是装装门面、演演戏剧罢了。派头头们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扩大自己的影响，攻占对方的据点。武斗时有发生，“攻城掠地”时有发生。为了“文攻武卫”，抢枪事件此起彼伏。更有极端的是，互相之间采用“暗杀”手段，致人死地。 当年被造反派捧为进行武斗的最主要依据，就是当年那位“旗手”于1967年7月22日，在河南对“二、七公社”所讲的“文攻武卫”口号。撇开有关这位“旗手”上世纪三十年代风流韵事传闻不说，单对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口号，“附中红卫兵”不少人心中是极度厌恶的。蔡晓彦就曾多次当着人说：“什么叫‘武卫’？战争中称‘进攻是最好的防卫’。叫人家‘武卫’,说白了就是要‘武攻’。”


基于这样一种思想态度，“附中红卫兵”绝大多数成员，于“7，23”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发生在广州地区的武斗，均采取了“退避三舍”的避战行动。不论是被组织的，抑或是主动的。


“7，23”后，广州军区眼见着广州的派性武斗愈演愈烈，一方面要求军队干部，尤其是军队高级干部和参加三支两军的干部，不得参加派性组织，一方面采取了措施保护军队子女的安全。约在1967年7月底或8月初，军区司政后分别组织各自单位的干部子女（主要是中学生）到下属的农场等场所，名义上是集中锻炼，实际上是隔离保护。因此，这段时间里，“附中红卫兵”中的一部分军区子弟，分别被组织到了军区白藤湖农场（司令部），台山靠近上、下川的农场（政治部），博罗199疗养院（后转龙门县某仓库）（后勤部）等地方“避战”。


也有不少人自己采取措施主动“避战”。有些家在外地的，回家去了。譬如有些南海舰队的子弟，就回到湛江南海舰队司令部所在地，有些农民子弟，各自回到家中帮忙种田去了（那时附中高中是全省招生，高中各班都有一些各县来的农民子弟）。还有一些人远走他乡，投亲靠友，也有人游走四方。总之，都是千方百计“避战”。


也还有一部分人“坚守在”学校里面，其中有的也组织过小范围的人员到附近农村参加夏收劳动一段，像何满洪、刘瑞强、黄以勃等。


当然，四处“避战”者，有“避战”的故事，坚守者也有坚守的故事。


刘捷音和一群“附中红卫兵”同仁，1967年8月份“避战”跑到了东北，头一站来到了沈阳，下了火车的第一天晚上就遇上了沈阳两派爆发武斗，枪弹满天飞。刘捷音等人心想，离开广州就是不想整这个武斗，谁想到躲都躲不开了，这里真不是人待的地方。第二天急忙离开沈阳，去到了大连。又谁能料到，到了大连没两天，武斗又找上门来。他们在大连结识的那帮朋友，要刘捷音等人和他们一起去打一个地方。这等事可是不能干的，离开广州目的就是“避战”，哪有理由千里迢迢之外又跑去“参战”的道理。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赶紧的就撒丫子离开大连，跑回北京。在北京与李晓明、肖立亚等人不期而遇。正赶上那时广州两派的派头头在北京谈判，他们就在北京驻留了一段时间，等谈判的消息。


董建明、马德民、黄铜山和武迎利1967年8月初跑到韶关军分区黄克淮的家中“避战”，也是到黄克淮家的第一天晚上就遇上了造反派冲击韶关军分区，差点就闯进了黄克淮的家中。黄克淮的父母亲感觉他们呆在家中还是不够安全，便在第二天赶紧将他们几个转移到乳源县韶关军分区的一个农场。不过，安稳日子没有两天，又有造反派找上了这个军分区的农场，原因是，跟他们几个一起到这个农场的还有军分区在韶关的子弟，韶关的造反派是冲着这些人去的。农场怕出事，就将他们这几个人放进农场附近山上的一个山洞里，一连好几天都是由战士悄悄给洞里送饭，简直跟当年红军打游击时躲避白狗子围剿差不多了。


1967年8月初，邱五元被军区后勤部组织“避战”，先是到了罗浮山军区199医院（疗养院），每天参加院农场的劳动，时值双抢季节。十多天后，据说广州造反派组织不知怎么知道了有部队的子弟住在199疗养院，要来冲击医院，揪抢学生，军区后勤连夜用大卡车将邱五元他们转移到龙门县蓝田镇附近的军械弹药仓库。邱五元和军区后勤一伙子弟，在大山沟里又住了近一个月。1967年9月15日广州两派向解放军交出枪支，治安形势有所好转。“十、一”前，军区用大卡车送邱五元他们回广州。其实此时广州的局势还是有许多不稳定因素，邱五元他们乘坐的大卡车在返回广州行进至瘦狗岭附近，就被不知何派（也不敢多问）的武装人员拦截，并持枪上车搜查。邱五元他们谎称是外省学生探亲后返校，才蒙混过关。刚被拦截时，有人曾提出冲过关卡。当被放行后，他们发现路两边山坡上都架的有机关枪，不由地暗自庆幸没有盲目地采取硬冲关卡的行动，不然真不知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


留在学校“坚守”的“附中红卫兵”成员，初一、初二的，就住在初中教学楼上。高中的一部分仍住在原宿舍内，另外一些分散住在学校大门口的主楼、化学楼等处。蔡晓彦、张克诚等，就住在化学楼的三楼。1967年8月里的一个夜里，突然听见学校大门口方向吵吵闹闹，蔡晓彦赶紧起身，赶到了学校门口主楼，眼见着有人带领着校外的红旗派人员想占领附中主楼，已经与住在楼上的张威等人发生激烈争吵。来的红旗派人员手中还持有枪。蔡晓彦一方面千方百计稳住楼上“附中红卫兵”的成员，让大家不要贸然行事，一方面与来人交涉。蔡晓彦要求对方退出附中，并且说，我可以立刻想办法与你们三司的司令高翔联系，让他发话。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来者退走了。此后，附中再也没有出过类似的情况。


原来以“附中红卫兵”为主要力量的“红卫兵组歌”，“7，23”之后也因为形势所逼解散了。应该是在1967年9月初，彭前进等人又牵头拉起了“红卫兵组歌”的队伍，人称为“新组歌”。“新组歌”参加的人员比“老组歌”更为广泛，演出技术含量更高，幻灯布景已经很漂亮，完美。为了搞好“新组歌”的幻灯布景，杨范模还专门到战士歌舞团学习幻灯布景的制作、操作、设备配备等。在“新组歌”中“附中红卫兵”的成员人数不算多，但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彭前进依然是总的领导，孙杰辉还是乐队指挥，乐队中有萧棠华、王国邦、孙杰昭，合唱队有董建明、吴惟庆、马德民、杨建荣，后勤幻灯组是由杨范模负责，成员有司徒锡乐、景小诗、鲁穗生。“新组歌”一直演出到1968年2月21日最后一场，共演出了81场。有人很有心，留下了非常详细的“新组歌”演出场记。“新组歌”演出的后期，一边继续演“组歌”，一边就开始排练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红卫兵万岁》，大约在1968年3月份，《红卫兵万岁》开始献演，断断续续，最后大约是在1968年8月份演出最后的第一百场后谢幕。中间于1968年6、7月广州地区武斗反复时，曾经中断了一个短的时期。同样，彭前进、孙杰辉、萧棠华、王国邦、孙杰昭、董建明、马德民、杨建荣、吴惟庆、杨范模、司徒锡乐、景小诗、鲁穗生，还有舞蹈队的杨子迪|]]，这些“附中红卫兵”的成员，在《红卫兵万岁》当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年这样的群众性文艺团体相当多，“主义兵”先有“红卫兵组歌”，后有《红卫兵万岁》，还有过“三宣”、“五宣”等等。另一派中学组织，也有一个音乐舞蹈史诗《红卫兵战歌》，下面也有不少的文艺宣传队。这些文艺队伍能够在那样一种环境中生存，并且能够得到观众欣赏的社会现象，反映出在社会上充满惨烈斗争，人民群众长期被派性愚弄驾驭，文化事业遭到空前破坏的环境中，相当多的学生、群众已经心生厌倦，转而寻求某种精神安慰的倾向。演出的队伍虽然属于不同的“派”，但是演出的内容大多还是“正面”宣传的多、艺术性的东西多。与各派之间互相攻讦、口诛笔伐的所谓“文斗”，以及大打出手、以命相拼的“武斗”相比较，这些业余的文艺爱好者不但为自己营造了一小块“绿洲”，也通过到各种场合的演出，客观上给社会的群众带去了些许期冀、一缕清风。


自1967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在《再革命的大批判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社论中发表了毛主席“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指示后；10月4日中央发出《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1月12日中央发出《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确定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名单；1968年2月21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虽然局面时有动荡，但最终广东两派还是实现了表面上的“大联合”。华南师院附中内部也不例外，应该是1968年5月，大联合宣布实现，成立了广东省东方红学校（此时华南师院附中早已更名为广东省东方红学校）大联合红卫兵。应该说大联合红兵成立后，“附中红卫兵”就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关于“附中红卫兵”的故事到此还无法结束。


1968年3月21日，北大、清华两所大学均发生大规模武斗，之后武斗之风又一次在全国蔓延开来。1968年6月3日中山大学也爆发了大规模武斗。社会秩序又一次急剧恶化了。就在当年的六月初，有一天，附中初中原“附中红卫兵”成员朱建军、杨蜀青、许援声走在石牌的街道上，朱、杨二人在前，许援声在后离得较远。突然，由石牌酒家方向窜出几个暨南大学某派的人员，乘许援声不备，一下子绑住他，就往石牌酒家与暨南大学之间的围墙边上拖。朱建军、杨蜀青闻声，返身就去解救许援声。绑架许援声的那伙人，分出几个来对付朱、杨二人，有一个手持匕首一下刺伤了杨蜀青。许援声也被绑架的人由院墙外甩到暨南大学的校园里去了。杨蜀青被就近送到广州空军四五八医院就医，住了十来天医院。原“附中红卫兵”初中的部分人怒火中烧，于当天下午，在暨南大学周围设法捕捉了两名暨南大学的人员，其中有一个是暨南大学某派的一个小头目。这部分“附中红卫兵”初中成员，由李晓明、聂小菊带领，一怒之下离开学校，移驻到鱼珠木材厂。待许援声被成功交换出来时，已经是事件发生后十多天了。许援声在暨南大学被羁押的十多天里，数次被人用布袋蒙住头毒打，肋骨等多处骨折。


又一次的局势反复，所谓的“大联合”荡然无存了。最后中央不得不采用“七、三”、“七、二四”布告的断然措施，运用铁腕手段强制恢复秩序。至此，红卫兵们也就走到了谢幕时刻。1968年8月11日，还留在华南师院附中内的“附中红卫兵”部分成员，在“附中红卫兵”成立两周年之际，留下了下面这幅照片：

自1967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在《再革命的大批判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社论中发表了毛主席“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指示后；10月4日中央发出《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1月12日中央发出《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确定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名单；1968年2月21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虽然局面时有动荡，但最终广东两派还是实现了表面上的“大联合”。华南师院附中内部也不例外，应该是1968年5月，大联合宣布实现，成立了广东省东方红学校（此时华南师院附中早已更名为广东省东方红学校）大联合红卫兵。应该说大联合红兵成立后，“附中红卫兵”就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关于“附中红卫兵”的故事到此还无法结束。

1968年3月21日，北大、清华两所大学均发生大规模武斗，之后武斗之风又一次在全国蔓延开来。1968年6月3日中山大学也爆发了大规模武斗。社会秩序又一次急剧恶化了。就在当年的六月初，有一天，附中初中原“附中红卫兵”成员朱建军、杨蜀青、许援声走在石牌的街道上，朱、杨二人在前，许援声在后离得较远。突然，由石牌酒家方向窜出几个暨南大学某派的人员，乘许援声不备，一下子绑住他，就往石牌酒家与暨南大学之间的围墙边上拖。朱建军、杨蜀青闻声，返身就去解救许援声。绑架许援声的那伙人，分出几个来对付朱、杨二人，有一个手持匕首一下刺伤了杨蜀青。许援声也被绑架的人由院墙外甩到暨南大学的校园里去了。杨蜀青被就近送到广州空军四五八医院就医，住了十来天医院。原“附中红卫兵”初中的部分人怒火中烧，于当天下午，在暨南大学周围设法捕捉了两名暨南大学的人员，其中有一个是暨南大学某派的一个小头目。这部分“附中红卫兵”初中成员，由李晓明、聂小菊带领，一怒之下离开学校，移驻到鱼珠木材厂。待许援声被成功交换出来时，已经是事件发生后十多天了。许援声在暨南大学被羁押的十多天里，数次被人用布袋蒙住头毒打，肋骨等多处骨折。

又一次的局势反复，所谓的“大联合”荡然无存了。最后中央不得不采用“七、三”、“七、二四”布告的断然措施，运用铁腕手段强制恢复秩序。至此，红卫兵们也就走到了谢幕时刻。1968年8月11日，还留在华南师院附中内的“附中红卫兵”部分成员，在“附中红卫兵”成立两周年之际，留下了下面这幅照片：





余音


“附中红卫兵”成员之间分手，始于1968年2月。1968年2月底，在当时的广州北站（大约是现在广州东站位置），送走了一批当兵的人员，像李重明、张汉中、马德民等。此后陆续有吴晓红、王维滨等、邱三元、方敏等人也参军去了（可能还有许多）。1968年9月，一批“附中红卫兵”中的工农子弟，走上了其他学校辅导员的岗位。1968年11月5日，一批华南师院附中同学登上了红卫3号轮船，成为广州赴海南岛的第一批第一船知青。然后，大家就逐步地散落天南地北。虽然偶然会有个别人不期而遇，但是更多人的再相会都是分别几十年之后了。


老战友相聚，除去问候、谈谈身体健康之类，“当年”也必是免不了的话题。这完全属于正常。不管怎么说，那都是人生的一段经历，并且是最为宝贵的青春时期的历练。在见过面的那些“战友”当中，尽管今日已是对事物、对人物，各有各自的主见，有时还会争得面红耳赤，但绝大部分异口同声地认为，当初的“附中红卫兵”这一群人有理想、有思想、敢担当，彼此相处坦诚、遇事不愿随波逐流。深感：当初相识相知实是有幸，如今忆昔思故总有新意。


几年前，聂小菊就提议我写一下“附中红卫兵”的历史，我一直以为，“附中红卫兵”存世时间极短（不到两年），无论是组织抑或是里面的个人，在历史的长河里充其量最多也只能算作是浪花中的一粒小水滴，所以一直是写写停停。小菊走了，我心里觉得欠了他点什么，赶着赶着总算草就了此文。今天是小菊走后满一个月的日子，以此文慰籍一下他吧。


如有错漏，如有不妥，任其“骂名滚滚来”吧。


2016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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