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慎元：日本刘少奇研究采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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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同志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党和政府的卓越领导人。他不仅受到我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也为世界各国人民所景仰。本文仅就所能接触到的日文资料，介绍一些日本学者研究刘少奇的情况，供读者参考，并以此文表达对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缅怀之情。


　　一、早期在华日本人记忆中的刘少奇


　　中日两国是友好邻邦，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２０世纪以来，这种交往在中日近现代史上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早在中国大革命时期，日本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如铃江言一①、田中忠夫②、伊藤武雄③等，都曾与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国革命领导人有过直接的交往与联系。尽管这些交往与联系已变得年代久远了，但在他们的脑海中仍然有着鲜明的记忆。例如，曾以“王子言”为中文化名，代表中国总工会顺直地区参加过共产国际于１９２７年５月召开的泛太平洋劳工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铃江言一先生，在《铃江言一传》④一书中明确记载着他与苏兆征、刘少奇等中国工会领导人共同参加这次会议的情景；又如，大革命时期曾任武汉国民政府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先生的日文翻译的田中忠夫，在这一任职期间，曾深入研读过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和毛泽东等中国革命领导人的著作，研究过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在《一个革命家的回忆》一书中明确记载着：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是在与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等共产党人的直接接触中得到深化并日益成熟的。再如伊藤武雄，在其回忆录《我们生活中的中国》一书中，称刘少奇是他“超越半个世纪的中国友人”。该书回忆了１９２６年３月他到广州采访第二次香港大罢工的情景时，写道：“刘少奇当时很年青，但很沉着、稳健”。当时虽然接触了很多中国革命者，“唯独刘少奇先生这个名字使我难以忘怀”。他还写道：“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９日，苏兆征为我举行了午餐会，会上，刘少奇向我介绍了香港大罢工的情况，并送给了我一些如《机器工人》之类的资料，刘少奇并代表总工会，约请我参加将于第二天召开的总工会干部会。但可惜的是，这次会议因为‘中山舰事件’没能如期举行，又是刘少奇先生冒着危险匆匆赶到约定地点，向我传达了不能如期召开会议的消息。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刘少奇先生。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１９５８年国庆节，我才有幸受到当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先生的亲切接见！可以说，刘少奇是我最难以忘记的中国友人之一。”⑤


　　二、刘少奇著作在日本的出版和发行


　　刘少奇同志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他的许多著作、讲话，特别是他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方面的著作和讲话，在国际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在日本，这些著作也有着广大的读者群。例如，１９４５年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论党》发表不久，日本就以《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和组织原则》为题翻译出版，但由于当时日本正处在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占领下，该文在出版时没有注明翻译者、出版者的姓名，也没有注明出版年月。该文在１９５０年由川田好长重译为《刘少奇著中国共产党组织论》，由社会书房社重新出版，１９５１年收入浅川谦次编译的《刘少奇论文集》，１９５２年又编入《刘少奇著作集》，１９５３年收入日文版《整风文献》，１９５９年又收入《刘少奇主要著作集》。又如，刘少奇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写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在国内发表不久，日共《赤旗》报就作了连载。不久，晓明社出版该文单行本，１９５１年收入了《刘少奇论文集》，同时，日本国民文库社也出版了单行本，在日本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日本出版的刘少奇著作专集，目前能看到的有三种：一是浅川谦次编译，三一书房１９５１年出版的《刘少奇论文集》，二是１９５２年日本刘少奇著作刊行会编译的《刘少奇著作集》，该书分为两卷，收录了刘少奇从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５年期间发表的论文、讲话，也包括若干篇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论文。该书是根据日本人士在当时所能收集到的刘少奇论文和讲话编辑的。日本朋友认为，上述《刘少奇论文集》、《刘少奇著作集》，由于时期仓促，资料缺乏，既不系统，也不全面，对各篇文章在刘少奇著作中的地位和历史作用也没有作明确说明。因此，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年日本中国研究所又作出决定，责成浅川谦次、尾崎庄太郎二人负责，抽调资深中国革命文献研究家岩村三千夫、山下龙三对刘少奇的著作进行重新翻译、校订，由三一书房社出版了《刘少奇主要著作集》。该书分为精装、平装两种版本，可以说是编辑严谨、印装精美的日文版刘少奇著作集成。从内容上看，该书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大量刘少奇著作、讲演中选编的精品，定名为《刘少奇主要著作集》是再确当不过的。该书共出版了四卷：第一卷党建设，出版于１９５９年１１月，收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的阶级性》、《论党内斗争》、《肃清党内的孟什维克思想》、《与广大工人、农民、士兵相结合》五篇文章；第二卷党建设国际主义，出版于１９５９年１２月，收入《论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在中苏友协的讲话》、《咬紧牙关，克服困难，争取胜利》、《在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定三周年会议上的讲话》、《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大会开幕词》、《在庆祝罗马尼亚解放十周年大会上的致词》、《在全国人大扩大常委会上的讲话》九篇文章；第三卷论社会主义建设，出版于１９６０年２月，收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北京庆祝五一节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在北京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在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会议上的致词》、《在北京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中国工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十篇文章；第四卷论社会主义建设，出版于１９６０年１月，收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代表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活动报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三篇文章。


　　应当说，日本中国研究所编译的这套《刘少奇主要著作集》是颇具匠心的，它基本上集中了刘少奇著作中最精彩、最优秀的部分，代表了刘少奇著作的精髓。这套书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反映了日本刘少奇著作研究的高水平，也预示了日本刘少奇研究后来的大方向。


　　三、日本的刘少奇研究


　　日本学者认为，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因此，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要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如果不研究刘少奇的生平和著作，那将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日本学者对刘少奇的研究一般都比较重视。这就是日本较早地出版了《刘少奇论文集》、《刘少奇著作集》及《刘少奇主要著作集》的最初动因。不仅如此，在日本学者大量出版的有关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以及中共党史的论著中，都无一例外地提到了刘少奇这个响亮的名字。如石川忠雄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中岛岭雄的《现代中国论》、姬田光义的《中国现代史的争论点》，以及石井明的近著《中苏关系史研究》中，都特别推崇刘少奇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历史功绩，把刘少奇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继承人而加以研究。但不幸的是，６０年代中期中国发生了那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这场“大革命”，刘少奇受到了世界政治史上最大的政治迫害，把日本正要蓬勃开展的刘少奇研究，一下子推到了谷底，代之以日本“中国文革礼赞派”对刘少奇进行的鹦鹉学舌式的大批判。特别是１９６９年中国关于刘少奇“罪行”的报告传到日本以后，日本文化界对刘少奇的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礼赞派”代表人物菊地昌典的《动荡世界中的中国》、鸟居民的《毛泽东的五个战争》、新岛淳良的《刘少奇批判笔记》等著作中，都把刘少奇当作毛泽东的对手、毛泽东的敌人加以描述。这些著作严重歪曲了刘少奇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历史功勋，严重损害了刘少奇在日本公众中的形象。但是，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也是公正的。就在“文革礼赞派”批判、歪曲刘少奇的同时，也有一些客观、公正、冷静的历史学家，把刘少奇放在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中加以审视，发现刘少奇的历史被严重歪曲了、倒置了。他们在研究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刘少奇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刘少奇应得的崇高评价。


　　（一）中西功高度评价刘少奇在满洲和华北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历史功绩。中西功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著名的国际反法西斯主义战士，他曾是日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和中共党员。在中共江苏省委和王学文同志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斗争做出过不少贡献。１９４２年，他被日本特高课拘捕，判处死刑。他和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等一起，在狱中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为了拖延死刑执行时间，在狱中，他历尽辛苦，写下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史》。正当敌人要对他执行死刑时，日本政府宣布了无条件投降，他才得以出狱。出狱后，他仍然积极从事中日友好活动，写了大量有关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建设的文章。１９７２年他去世不久，青木书店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在中国革命的暴风雨中》一书。他最后的这部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回顾了１９３５年“一二九”运动前后，满洲和华北地区群众斗争的情况。他写道：一二九运动在中共党史上是一次有转折意义的运动。一二九运动后，满洲和华北地区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克服了左倾冒险主义的束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华北地区的各类群众抗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各种进步报刊、杂志层出不穷。这一切，集中反映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斗争的先进性。而在这个斗争中，刘少奇作为满洲与华北地方党的领导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关于这一点，中共党史上的“历史决议”（即《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有明确的评价，肯定刘少奇是“白色区域正确方针的代表”。但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关于刘少奇的“罪行报告”（１９６９年关于刘少奇问题的报告），把刘少奇的这一历史功绩给抹杀了，“罪行报告”硬说刘少奇在满洲、华北投降了日寇和亲日派，是可耻的叛徒，这纯粹是歪曲历史，恶意中伤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石井明高度评价刘少奇在建国前夕秘密访苏的重大历史意义。石井明先生１９６７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现任该学部副教授，曾出版过《中国政治与国际关系》等著作。１９９０年出版了他的最新力作《中苏关系史研究》一书。该书第六章，以全章的篇幅考察了刘少奇１９４９年初春，于建国前夕秘密访问苏联的全过程。石井明先生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夕，国际环境极为复杂，争取苏联与东欧的支持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当务之急。这时，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作为中共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秘密访问苏联，这一事件本身就具有特别重大的历史意义。第一，它标志着中苏两党中断许久的最高层领导的接触得到了恢复；第二，刘少奇直接向苏联及斯大林阐明了将要成立的新中国的对苏“一边倒”的方针与政策，加深了苏联政府与斯大林对新中国的了解和支持，使苏联援助新中国的诺言用协定的形式得到了肯定。总之，这次刘少奇在建国前夕的秘密访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良好的中苏关系奠定了基础。


　　（三）刘少奇是“伪造历史”的被害者。


　　“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到国共两党大规模内战爆发前出现的一个短暂的瞬间。它的出现，是国际、国内政治关系发展的一种“合力”，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盼望和平、反对内战的心声，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斗争的手段和策略。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和全党的一贯主张。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这种策略与主张，由当时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加以总结和阐述，这在中共党史上本来是没有什么争议的。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问题却被当作刘少奇的“罪行”加以挞伐，并抬到了欲置刘少奇于死地的地步。“四人帮”把它说成是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暴力革命论”的依据，说他代表党中央作的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是反对毛泽东暴力革命理论的典型，是搞阶级投降主义，是搞民族投降主义，在国际上是搞国际投降主义，是赫鲁晓夫搞的“三和一少”的“议会道路”！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的真相，日本学者曾根据中国资料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上原一庆写了《战后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再检讨》（日本《历史学研究》，第３８６期）；石井明写了《关于刘少奇批判的一个考察围绕和平民主新阶段论》（东方大学《外国语科研究纪要》，１９７３年，第二卷，第二号）；姬田光义在其１９７７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史的争论点》一书中，也以一章的篇幅论证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出、沿进、及其放弃的全过程。这些著作共同的结论是：“四人帮”抓住这个问题批判刘少奇，完全是脱离了“具体的历史实践”，是为了“维护绝对正确”而故意歪曲历史，是“伪造历史”。而刘少奇则正是这一“伪造历史”的被害者。


　　（四）正义的呼唤《归来兮，刘少奇！》。１９８０年２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为刘少奇冤案彻底平反。不久，邓小平在追悼刘少奇大会上致了悼词。消息传到日本以后，日本报界对这一事件反响极为强烈，从１９８０年３月到这年年末，日本各大报纸、杂志发表了３０余篇关于刘少奇冤案得到平反昭雪的报道。其中有官地健次郎的《刘少奇恢复名誉》（朝日杂志）、佐藤慎一郎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惨死！》等等。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东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宇佐美滋发表在《诸君！》杂志上的《归来兮，刘少奇！》一文。该文在报道刘少奇冤案平反昭雪的同时，沉痛地回忆了１９６６年１１月他来北京参加孙中山先生诞辰１００周年时，亲眼见到刘少奇将被打倒时的难堪情形。他写道：这次纪念孙中山，本来刘少奇是筹委会的主任，但不解的是他却排在了副主任之后。当刘少奇发言时，也是照本宣科，非常机械，一点也看不到他在新闻电影中看到的像狮吼一般的刘少奇的英姿。当时他不知中国发生了什么事，但过了不久，他注意到了刘少奇已被作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被打倒的消息。自那以后，作为新闻记者，他一直在注视着发生在刘少奇身上的事情，关注着刘少奇的命运，直到冤案彻底平反昭雪。


　　（五）一本痛陈刘少奇悲惨遭遇的专著《刘少奇的悲剧》。 在日本，关注刘少奇命运的学者很多，曾经主持《刘少奇主要著作集》编辑、出版工作的尾崎庄太郎先生就是代表人物之一。刘少奇冤案平反仅仅半年之后，就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出版了专著《刘少奇的悲剧》。该书以大量鲜为人知的中外史料，详尽地描述了刘少奇的政治生涯和家庭生活，生动地记述了刘少奇及其家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幸遭遇，该书尽管在某些细节上与事实有点出入，但它的出版与发行，对日本人全面了解、评价刘少奇及其家人，无疑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该书共有三部分，即刘少奇及其家人的悲剧、刘少奇恢复名誉及其家人的生活、刘少奇从下台到恢复名誉的全过程。书后附录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１９６９年关于刘少奇问题的报告、１９８０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为刘少奇恢复名誉的决定及邓小平在刘少奇追悼大会上的悼词。尾崎先生在后记中写道，历史上的政治冤案，各国都非常多，而刘少奇案是世界现代史上最大的政治冤案之一。在刘少奇被打倒时受到株连而失去生命的人也很多，仅刘少奇的家人中就有长子刘允斌、次子刘允若、养母黄洁如，被投入监狱的就更难以计数。这一切充分体现了刘少奇政治冤案的悲剧性质。尾崎先生对刘少奇及其家人的关注之情，跃然纸上，是日本人研究刘少奇的必读著作之一。（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 注  释：


　　①铃江言一，１８９４年生于日本岛根县，１９１９年３月来华，１９２２年结识了黄日葵、施洋、胡鄂公、齐白石、阳翰笙、李大钊等。１９２６年曾介绍伊藤武雄认识林祖涵、苏兆征，１９２７年曾代表中国顺直地区出席在武汉召开的泛太平洋劳工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著作有《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史》、《支那革命的阶级对立》等。


　　②田中忠夫，日本山口县人，１９２３年毕业于山口县高等商科学校，１９２５年来华，以后结识了李汉俊、周佛海、郭沫若、张资平。经郭沫若推荐，担任武汉国民政府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先生的秘书兼日文翻译，是最早研读过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日本人。在武汉期间结识了刘少奇。


　　③伊藤武雄，１８９５年生于日本爱知县渥美郡田原町，１９２０年来华，在大连满铁调查科服务，１９２６年，由铃江言一介绍到广州采访第二次香港大罢工，结识苏兆征、刘少奇、林祖涵等。


　　④《铃江言一传》，１９８４年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


　　⑤伊藤武雄、冈崎嘉平太、松本重治著《我们生活中的中国》，第１５页。


　　《党的文献》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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