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沙龙 刘燕子——日本：1968的思想與行動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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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日本学运“决一死战”　向往文革“造反有理”精神

谈起各国学运，日本1960年代的斗争行动激烈程度可说是数一数二，如1968年东大学生占领安田讲堂，当800多名机动队出动驱离时，学生竟是抱着要“玉碎”决一死战的精神，而综观历史，日本学运不单单是对本国教育、政治体制的反抗，在特殊的国际关系下，更是对美国战后驻军的反斥，以及对于中国文革“造反有理”的向往。

由龙应台文化基金会举办的思沙龙讲座，今日便以1968年学运为主旨，邀请到日本神户大学讲师刘燕子分享这段斗争历史的背后成因。

读到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　开始对日本学运有兴趣
刘燕子开头便播放起披头四的《挪威的森林》，一面侃侃谈起，她自己是在日本留学时读到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而对日本学运产生兴趣，书中有一段描写大学里在上希腊美学时，2位学生冲进讲堂说：“老师，比希腊悲剧更大的悲剧正在发生”，并开始发起全学联罢课的传单。

1960年跟1968年在日本学运、公民运动史上是2个重要的年份。为了反对承认美军在日本驻军的安保协议更新，1960年，抗议群众包围了日本国会，其后一连串激烈的抗争，除了迫使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取消访日、日本首相岸信介辞职外，更造成一名学生桦美智子死亡。

1968年，东京大学医学部学生反对作为廉价劳工开始进行校内反对运动，当时医学部为此开除了17名学生，因此引爆占领了东大的权威象征安田讲堂，在各校“全共斗”组织串连下，抗争遍及全国，光在东京都内便有55所大学遭到封锁。

1950年代安保协议　刺激日本民族主义
谈起这段历史，刘燕子提到，50年代全球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蓬勃风行，安保协议无疑刺激了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此行动不仅是反对美军，也反对美国透过军队进驻日本获得廉价劳动力，其中“全学联”（全日本学生自治联合会总会）在反安保运动中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而在反安保斗争后，学运暂时退潮，至1968才再度出现。

刘燕子并提到，1968年全共斗（全学共斗会议）成立，当时学运的兴起有2个主要因素，首先是大学人数增加，1960年至1974年间大学就读率由10%提升到了37%，而这些学生仍保留负使命感的菁英主义，便成为学运中的主力。

其二则是受到中国文革“造反有理”的风气影响。刘燕子回忆，她当时访问过一名叫田中百合（Tanaka Yuri）的学生，便是因此改名为改名田中有理，并且能以中文背诵毛语录。

刘燕子并提到，为了争夺学运主导权，全共斗内部派阀斗争非常激烈，而日本学运不论在参与人数、持续时间以及使用手段的暴力程度上，皆远超其他国家，“是拿起棍棒进行的斗争。”

刘燕子认为，这般强力的斗争原因，一者是高度经济发展下，带来的社会价值剧变，还有接受民主主义教育学生产生的愧疚感：“我们日本人对美国来说是受害者，但对越南来说则是加害者”。

在这样的愧疚下，刘燕子说明，当时许多国立大学的研究资金是来自于美国，因此学生认为大学已经成了体制的帮凶，必须要解体，此外，他们也认为当时教授跟学生间关系已经成了的统治关系，并对此强烈反对。

兴起推波助澜功效的，则是日本知识分子与媒体对于中国革命、毛派乌托邦的幻想，让左翼的期待得到了复活。刘燕子说明，在《共产党与日本人》这本书中便指出，文革发生的12年间，日本国立图书馆中的书籍，有8到9成是在赞颂“造反有理”，这个数量远超过战时日德同盟下，日本对于德国纳粹的赞美。

造反有理　激发日本全共斗行动
“日本的造反有理激发了日本全共斗的行动。”对此刘燕子有解释，1966年时学者针对日本高中生就“对红卫兵的印象”做过调查，当中有68%认为日本更需要文革，这批人到了68年成了大学生，便是学运的主力，另外，全共斗4个口号“粉碎”、“决起”、“斗争”、“肃清”完全就是沿用汉字。

而在接收了中国毛派思想，进行激烈斗争后，1968年以后的日本学运份子，开始跟世界各地种左翼势力进行接触。

1970年5位日本赤军学生　劫持飞机飞往北韩
刘燕子说明，如1970年时有5位日本赤军的学生劫持飞机飞往北韩，并希望能去古巴接受军事训练，再回到日本发展，但他们至今仍留在北朝鲜，更被指控日后参与北韩绑架日本人事件，而1971年，赤军更前往巴勒斯坦参加革命行动，如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袭击旅客，此后新左翼运动便在日本受到警方严厉取缔。

1972年爆发的浅间山庄事件，则让左翼运动画下休止符。刘燕子说明，刚夺取军火武器的日本赤军成员，在内部肃清的过程中杀死了12个人，残余成员于是逃到浅间山庄挟持人质，抵抗过程造成2位警察及1名民众死亡。当时在电视媒体普及下，攻坚行动一连几天的报导收视率都突破90%，在萤光幕前，日本民众也开始思考起：“难道在革命崇高的口号下，就可以使用暴力吗”，而刘燕子指出，也有研究认为这是警方心理战，要让学运留下负面印象。

左翼抗争运动　造成40多起死亡事件
刘燕子表示，在1974年法政大学的“东亚反日武装阵线”爆破三菱重工大楼后，日本学运几乎销声匿迹，至此日本国民对于学运、上街运动产生极度反感，而根据日本警视厅调查，在1969年到1974年间，左翼抗争运动中共造成40多起死亡事件，上千人遭待补。尽管全学联至今依然存续，并在本月7日仍有在东京发起游行，高喊打倒安倍政权，但根据研究，在日本战后的“团块世代”中只有4到5%曾参加过全共斗组织，参加人数其实并不多，也就是没有受到很多支持。

https://www.storm.mg/article/43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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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沙龍】日本學運1968年後沉寂至今　劉燕子：罹患「和平癡呆症」

1968年，全球爆發了多起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日本也不例外。由於高度經濟成長出現明顯後遺症，日本在60年代末掀起了一股學運風潮，大學生發起了「第二次反安保鬥爭」，當時一共有55所大學遭到封鎖，最後甚至發展成極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28日以「日本：1968的思想與行動探索」為題，邀請日本神戶大學講師劉燕子到場，回顧並探討當年鬥爭的成因以及對現今的日本社會帶來了何種影響。



劉燕子認為，日本1960年代的學運不僅是因為排斥二戰後美國在日本駐軍，事實上也收到了中國文革時「造反有理」的影響。



劉燕子以「日本：1968的思想與行動探索」為題，回顧並探討當年鬥爭的成因以及對現今的日本社會帶來了何種影響。（攝影：張凱婷）


1960——日本的學運年代\n

回顧日本1960年代的學運，就不得不提及第二世界大戰後， 日本與美國1951年簽訂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該條約允許美國在日本國內及周圍駐紮軍隊，並且得以「援助」日本政府處理國內暴動。由於當時的條文多偏袒美國，因此引發日本民眾的不滿。



1960年1月19日，美日兩國再修訂新的《安保條約》，導致日本民眾和學生發起大規模抗爭。反對者認為日本政府的主體性消失，擔憂日本再一次被捲入戰爭。然而，新的《安保條約》最終還是在自民黨佔多數席次的情況下，在眾議院強行通過了。



於是，成千上萬的民眾開始走上街頭抗議，勞工們也發動了大規模的罷工，人數一度多達五百多萬人。該年6月15日，有超過十萬名的群眾包圍了國會大門，並闖進了國會，與警察展開了激烈的對峙。在這混亂之中，一名東京大學的女學生──樺美智子則不幸因此死亡。



最終犯眾怒的情形下，當時的總理岸信介只好作罷，不得不答應在完成條約修訂後，交出政權。岸信介辭職下台後，許多人便失去了抗議的目標，開始迅速消散。



劉燕子表示，《安保條約》刺激了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而其中，「全學連」（全日本學生自治聯合會總會）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在那之後，日本的學運浪潮開始平息，一直到1968年才再度展開。

（影片為「安田講堂事件」的實錄）



1968年後進入暴力時代的日本學運\n

儘管如此，劉燕子也表示，1965年以及1966年，慶應大學和早稻田大學的學生，依舊有為了反對調高學費、校方的高壓管理、學校被企業以及政治力染指等事，展開抗爭，但那都僅僅是與學生利益相關的鬥爭。



劉燕子說：「日本學運的和平也就到此為止了。1968年以後，日本學運就進入了暴力時代。」



1967年，東京大學醫學部學生因不滿醫師登記制度取代「研修醫制」，展開無限期罷課後，17名學生因此遭到開除的狀況下，衝突一觸即發。到了1968年6月15日，學生們佔領了東大的權威象徵安田講堂，在各校分別組織了「全共鬥」（全學共鬥會議），然後進行統合，強硬要求和校方「集體談判」。該抗爭遍及全國，光在東京都內就有55所大學遭到封鎖，即「安田講堂事件」。



劉燕子表示，「全共鬥」為了爭奪學運領導權分裂為許多派別，競爭非常激烈，以致於所使用的暴力程度遠超過了其他資本國家正在進行的學運。\n


對毛派烏托邦的幻想 復活日本左翼思想


1968年的學運之所以形成，主要有幾個原因。劉燕子說，在日本高度經濟的發展下，帶來了許多社會價值的改變。那些接受民族主義教育的學生，心中都產生了一種負疚感，他們普遍認為「我們日本人對美國來說是受害者，但對越南來說則是加害者」。



劉燕子還說，當時日本大學以及研究所的研究資金來自於美國，更讓大學生覺得大學已經成為了體制的幫凶，研究也成了體制的共謀，所以必須解體。



與此同時，日本知識分子與媒體對於中國革命以及毛派烏托邦的幻想，復活了左翼思想。劉燕子引述《共產黨與日本人》所記載的數據表示，文革的12年間，日本國立圖書館所收錄的資料中，有80%至90%都在歌頌「造反有理」，數量之多遠超過了戰爭時期日德同盟下，日本對德國納粹的讚美。



劉燕子說：「中國的『造反有理』激活了日本全共鬥的行動。」

民眾反思暴力運動 日本學運走向低潮\n

從1969年安田講堂事件以後，日本的學運就陷入了低潮。\n


1969年，有5位日本赤軍的學生劫持了飛往北韓的飛機，目的是為了到古巴接受軍事訓練後回到日本發展。但是，他們至今仍留在北韓，還被指控參與了北韓綁架日本人事件。1971年，日本赤軍更前往中東，參加巴勒斯坦革命，後來甚至製造了一系列的恐怖事件。



劉燕子說：「種種事件以後，日本新左翼的暴力運動便受到了警方的嚴厲取締。」\n


為新左翼畫上休止符的，還有1972年所發生的「淺間山莊事件」。當時，日本聯合赤軍襲擊了位於櫪木縣真岡市的軍火店並奪走槍支及彈藥後逃去。為了不被警方追捕，其中5名赤軍成員便逃到淺間山莊挾持人質，過程中還導致了3人死亡。



劉燕子表示，當時日本電視台直播了這起為期10天的槍戰，是有視聽率調查以來，錄得家庭收看率最高的一天。就在人質被救出的一刻，收視率更是接近90%，日本的民眾也開始思考：「難道在革命崇高的口號下，我們就可以使用暴力嗎？」



在這一系列的暴力運動之後，日本的學運幾乎銷聲匿跡了。「全共鬥」究竟在日本社會留下了何種影響呢？劉燕子表示，如今日本民眾對於直接行動、上街遊行非常反感，就因為那些暴力事件給他們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創傷和陰影。

「這些運動留下的不僅僅是負面的遺產」


會後主持人傅月庵提問，學運之後，那些參與者如今都在哪了？對此，劉燕子表示淺間山莊事件後，很多學運份子都開始脫離社運，但這不代表日本就失去了公民社會。甚至今天日本公民社會的源流就是學運，例如對消費者權益保障、環保鬥爭、第三世界支持都跟當時的運動源流有很大關係。而現今日本所流行在學校教育以外的「自主學習會」，也都是收到了「全共鬥」的影響。



劉燕子說：「雖然這些運動留下了心理創傷，但也不僅僅是負面的遺產。」



傅月庵接著問道，1968年以後，日本就再也沒有如此龐大的社運了，甚至參與311福島事件反核大遊行的學生也不多，日本年輕人為何沒有力量了呢？



劉燕子表示，日本近年成立的學生組織是非常自制的，他們決定要和上一代的學運切斷關係，也不願意被列為新左翼。她還說，當時的學運對現今影響之大，導致學生不再願意參與直接行動，但他們依舊會在網路上發聲。

組織化的日本 發出不同聲音非常困難


此外，劉燕子也說，日本如今是個非常組織化的社會，而在這個社會上要發出不同的聲音是非常困難的，也許還會受到制裁。日本學生覺得自己能夠改變社會的力量很小，所以只願意關注「我是誰」、「我在哪裡」或是自我否定等問題。



對於傅月庵表示日本的民主是「被美國賜予的」，劉燕子說，日本的民主確實存在很多問題，他們沒有經過公民社會的抗爭，以及轉型過程中的種種衝擊，導致他們缺乏對現實社會的關注。



劉燕子形容現代的日本小孩是「和平癡呆症」，如同小白兔，所以她也常告訴學生，民主是要經過抗爭的，只有經過抗爭才能知道今天的民主得來有多不容易。



不過，劉燕子認為，這不代表日本社會是死水一灘，只是表達方式更加個性化。她補充，日本如今經濟低迷、低慾望低收入、不婚不育，人口降低使得現今日本缺乏在現實社會中抗爭的勇氣。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39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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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青年从激进份子变沉迷AKB48的草食男　刘燕子：日本孩子是“和平痴呆症”

近来社群网站上盛传“佛系XX”贴图，而论起年轻世代“佛系”、“草食”消极的处世态度，日本恐怕是全球数一数二盛行的国家，然而，在1960到70年代拿着棍棒，甚至军火与警方对抗的学运之后，当前的日本青年为何会走上草食之路？今日在思沙龙讲座上，神户大学讲师刘燕子便细细解析，从激烈斗争的左翼学运份子，到沉迷AKB48等少女团体的草食男，两代日本青年之间的变化缘由。

由龙应台文化基金会举办的思沙龙讲座，今日由资深出版人傅月庵担任主持人，并邀请日本神户大学讲师刘燕子以“日本：1968的思想与行动探索”为题，剖析日本学运的风起云涌。

1968年左派组织“全共斗”　封锁各校教室
在左翼风气以及民族主义的抬头下，1960年日本爆发了反保安协议斗争，除了迫使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取消访日、日本首相岸信介辞职外，更造成一名学生桦美智子死亡。而在1968年，东京大学医学部学生反对被当作廉价劳力，而开始进行反对运动，在占领了校内威权象征的安田讲堂后，各校左派组织“全共斗”（全学共斗会议）更更串连全国抗争，封锁各校教室、研究室。

1972年日本左派团体“赤军”在抢夺武器后，于歇斯底里的气氛下进行了内部“总括”清算，造成12人死亡，而为躲避警方追捕，5名赤军成员潜入长野县轻井泽的浅间山庄挟持人质，攻坚过程最终造成2名员警及1民众死亡，是为震惊全国的“浅间山庄事件”，这起事件，对于日后日本的学运、公民运动能量也产生了彻底性的摧毁。

在会后Q&A时间上，主持人傅月庵提问，在学运事过境迁、留下种子后，这些人如今在哪？当年的学运领袖如今都在哪呢？

思索当年再来一场　日大全共斗议长：不干，傻瓜
对此刘燕子说明，像东大全共斗议长山本义隆，原来是日本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年轻人，后来他离开了学校，去当补习班老师，出版了科学史书籍， 而日大全共斗议长秋田明大，后来回去家乡的修理工厂当工人，1974年被问起“如果再来一场，要不要再大干一次？”时，秋田的回答是“不干，傻瓜”，被问到“如果儿子要参加呢？”答案也是“不同意”，而他当时年收入200万日圆，并不算很好的生活，但对于生活如何，秋田却是回答：“我们一无所有，难道我们就不能斗争吗？”

刘燕子并提到，像歌手嘉藤登纪子的丈夫之藤本敏夫也是学运领袖，后来看到浅间山庄事件后，从此完全脱离学运，浅间山庄事件发生后，很多学运份子都脱离运动，但这不代表日本没有公民社会，且这个公民社会的源流就是学运，如对消费者权益保障、环保斗争、第三世界支持都跟当时的运动员留有很大关系，此外现今日本流行在学校教育以外的“自主学习会”，也是源自于学运。

20180428-思沙龙以“日本：1968的思想与行动探索”为题，由傅月庵及刘燕子对谈。（卢逸峰摄）
刘燕子并提到，像歌手嘉藤登纪子的丈夫之藤本敏夫也是学运领袖，后来看到浅间山庄事件后，从此完全脱离学运。（卢逸峰摄）
傅月庵继续问道，近年日本学生的运动能量很低，即便2011年311福岛事件后的反核大游行学生也不多，日本年轻人为何至今没有力量？

刘燕子则指出，日本近年成立的学生组织，是非常自制、控制的，而且完全不愿意被称作新左翼，可见当时的学运至今影响之大，让学生不愿意参加直接行动，但这不见得是他们不愿意改变，他们只是不在现实，而是在网路上不断发出声音。

日本社会发出不同声音非常困难　可能受到制裁
刘燕子提到，有人说日本的共同体是无数个小共同体组成，是个非常组织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上要发出不同声音是非常困难，可能受到制裁的。她解释，为何日本学生对于社会不愤怒？这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能改变的非常小，仅关注我是谁、我在哪里等问题。

而有观众提问，日本社会如今有“草食男”，少男沉迷AKB48等偶像团体的现象，与当年的学运时代青年存在极大反差，这当中的变化是如何造成的？而现今日本的年轻人会怎么看待#MeToo的全球性运动？

20180428-思沙龙，龙应台文化基金会邀请日本作家刘燕子，以“日本：1968的思想与行动探索”为题进行演说。（卢逸峰摄）
龙应台文化基金会邀请日本作家刘燕子，以“日本：1968的思想与行动探索”为题进行演说。（卢逸峰摄）
刘燕子解释，如MeToo运动，在日本如今也是方兴未艾，她指出，日本学运过去的暴力行动留下了极大的集体创伤，因此造成现今日本人反对直接运动；香港的雨伞运动、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其实都有对日本青年造成影响，但没有直接显现出来，这是出自于日本社会谨守秩序、潜规则的文化。

日本民主化过程没有抗争　缺乏对现实关注
傅月庵也表示，全世界的民主大多是透过抗争而来的，但日本是战争后被一刀截断，“是被美国人赐予的”。对此刘燕子也同意，她认为日本的民主没有民主化过程中的种种抗争与冲击，因此缺乏对于现实的关注，日本孩子可说是“和平痴呆症”，就像小白兔一般，像她在学校，都会跟学生说民主是要经过抗争的。

然而她也强调，尽管低薪、少子化等因素都让日本青年觉得自己无法改变什么，但他们并不是死水一摊，而是表达方式更加个性化。刘燕子举例，如当年太阳花学运时她人在台湾，就在立法院前遇到一个日本女孩子，说她是来现场感受气氛，体验跟台湾人在一起的感觉，亚洲各地的学运，其实都会刺激着日本的年轻世代。

https://www.storm.mg/article/431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