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专栏：文革与我的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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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文革開始四十周年。對中國人民，包括當時的黨政幹部來說，文革是一場浩劫。許多人都同意這結論，儘管對於中共今天的掌權者來說，說不定他們是文革的受益者。對我來說，文革是畢生難忘的事，是自我覺醒，是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思想轉折。
文革之前，我是一個愛國的青年。由於小時經歷過抗戰，也見識過國民黨統治區的腐敗，對中共建立新中國初期的朝氣蓬勃，從民族感情出發，不僅認同，而且嚮往。我深信毛澤東所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因此，我年輕時讀馬列的書，讀毛選。我相信人的社會應追求平等，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則是人類社會實現平等的目標。
文革初起，我相信那是一次自下而上、為中共清除官僚主義污泥濁水的運動。我佩服毛澤東的高瞻遠矚，景仰他發動群眾清除黨內走資派的勇氣。當時世界各國，包括美國的民權運動，法國的學生運動，西方毛派的崛起，使我更相信毛的路線是中國以至全人類的理想道路。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創刊了《七十年代》月刊。
然而，文革的發展，從劉少奇被指為「叛徒、內奸」，到林彪逃亡而死，再經過批林批孔批周公（暗指周恩來），接下去批鄧，再怎麼遮掩，也掩蓋不住文革是一場赤裸裸的權力鬥爭的真面目。
開始時，我還在編務中為文革「護短」，想盡各種理由去為中共當權派解釋。然而，另一方面，我又對中國大陸所發生的種種事實，不能不懷疑、憂慮而陷於思想上的痛苦。文革後，我開始在《七十年代》上寫關於中國政局的文章，我呼籲讓鄧小平復出，更帶頭批判中共的「左」傾思潮。在受到當時復職的中共老幹部充份肯定的時候，海外知識分子開始在《七十年代》上觸到了中共體制上的問題。繼而，在批判中共特權階層和鄧小平翻雲覆雨地對付民主牆和魏京生的問題上，《七十年代》背離了中共宣傳所要控制的軌道，港澳辦主任廖承志下令要把《七十年代》置諸死地。（見《許家屯回憶錄》）就這樣，我帶着《七十年代》（其後改名為《九十年代》）從愛國左派的圈子走了出來。


離開了原來的圈子，我沒有怨恨，也盡量防止自己的遭遇與任何主觀偏見影響編務的客觀、公正。但經過文革，見到文革後中國政治的跌跌撞撞，一些基本的認識也形成了。
一、社會主義的理想，中國共產黨人還有嗎？我想早沒有了。我自己也沒有了。不過，我承認我不再追求社會主義的分配的平等，但中國共產黨人卻不承認，他們卻仍然念着社會主義的符咒。
二、甚麼是「愛國」？愛國若是愛人民、土地、民族、文化的話，那麼它不應與「愛黨」等同。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會以自己屬於一個人民沒有自由的國家而感到恥辱。
三、過去我們所有的「愛國」職工，思想基礎是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但證諸中共的表現，中共領導人其實從來不相信這兩個「主義」。這兩個「主義」是用作爭取人民認同的宣傳口號。中共的信仰是「權力」，是絕對權力的領導體制。這種體制，既是權力私有制度，也是精英淘汰制度。這樣的制度不改變，中國是沒有前途的。
四、要制約這種絕對權力，當然要建立民主機制。但民主制度的建立與特權相牴觸，因此而使政治改革在大陸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能夠做的，就是在香港和海外，利用獨立的媒體繼續發聲，以此間接發揮對中共專權政治的輿論監督作用。
這些簡單的認識，儘管是老生常談，但卻是文革帶給我的覺醒，是將近三十年編輯一本政論雜誌的心路轉折。它幾乎可說是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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