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交代我在对毛主席态度问题上的罪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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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右斗争以前，我自问对毛主席是热爱的。虽然我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到鸣放期间发表了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但是那是我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错误理解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结果，我主观上确已到了在社会主义的招牌之下贩卖资本主义的货色，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地步，但是并没有在主观上反对毛主席。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反右派斗争向我猛喝一声，惊醒了我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迷梦，指出我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把我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这一点，我基本上是服罪的，但是我的服罪问题从一开始就没有解决得彻底，总觉得党对我的处分太重，把我开除出党，划出人民内部，作为专政对象戴着帽子进行没有肯定期限的长期改造，是“不留余地”。由于这个思想的存在，我的改造效果很差。在1961年底摘掉帽子以后，在1962年刘邓黑司令部刮起翻案黑风的时候，我就与之相应和，重又犯了反人民的罪行。这一罪行又被揭发，在1965年遭到了批判。在十余年来国际国内大好形势的鼓舞下，特别是两年半以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下，我对自己的两次罪行有了一定的认识。我认识到我是一个罪有应得的右派分子，但是过去的长时期中，由于自己的服罪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在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上产生过许多罪恶的思想，有的并且已经形诸言论，这是我一切罪行中最最严重而绝对不可饶恕的罪行，我现在一想起来就感到悔恨，感到痛心，感到无地自容。但是在毛主席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伟大政策的感召下，决心彻底交代我的这一罪行，请求革命群众予以彻底清算，同时也作为我彻底同自己的反动思想相决裂，而回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旁所走出的第一步。


　　  


　　 一、57年反右斗争以后


　　 对于反右斗争，我一开始是不理解的，只是到后来，我才在国内反对资产阶级，在国际反对修正主义（当时我们在国际上尚未提出反修的口号，但是自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以后，修正主义已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泛滥，我始终认为反右是反修的前奏，甚或前提）的总背景下理解了这一斗争的意义，跟上了形势。并且参与了社内外有关反右斗争的一些工作，根本没有想到反右斗争会有可能搞到我的头上。但是到1957年8月间，在党委和群众间开始提出了我的问题。我在一开始意识到我自己的问题以后，就立即自动作检查，并且停止除业务以外的活动，准备作出交代，接受批判。当时，我还只认为自己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当后来意识到自己犯了右派罪行的时候，我内心固然充满了恐惧，但是同时也强烈地意识到我平生并没有向党隐瞒过任何错误，任何观点。如果我在这关键的时刻不能坦白交代自己的观点，将来势必成为与党关系中无可弥补的缺憾，很难缝合的裂痕，因此作了彻底的交代，接受了群众的斗争，也在全社大会上进行了经党认可的自我批判。


　　 我在党和群众的帮助下，认识了自己的罪行，在国际部和全社群众的面前，自己给自己戴上了右派帽子。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我认为自己是真诚悔罪的，党和群众也一再如此同我讲。这时，我按照过去的理解，认为按照毛主席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指示，大概最后不会给我戴上右派帽子；按照毛主席的对右派分子“不采取极端措施”的指示，大概还不会开除我出党。我认为我罪行虽然严重，但是历史上还没有任何犯错误的记录，工作表现上还有一点“老本”，党很可能会姑念我初犯，给我以在人民内部，甚至留在党内改过自新将功折罪的机会。我作过种种自以为是合理的推测，但是到1958年3 月对右派分子实行最后处理时，宣布我为极右分子，开除出党，撤销职务，开始进行没有规定期限的改造。


　　 由于我对自己的罪行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我当时只能看到自己的思想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还不能看到自己的言论在实际上所造成的破坏性的结果），这样的处分在我思想上是难于接受的一个打击。我荒谬地认为，这样的处理是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思想的，我的唯一根据只是我过去对毛主席思想的主观理解和我所知道的过去历次运动的常规。就我所知，自从延安整风运动（1942年）以来的历次运动到后期都要进行甄别复议，都要大幅度地减免处分，而反右运动则不但完全没有进行甄别复议，而且完全没有我从传统观念所能理解的宽大。对右派分子的最轻处理是第六类（“情节轻微、悔改较好”）处理：“免于处分”。但是，即使是这一类处理也一律要戴上右派帽子，是党员的一律要开除党籍。在我看来，这样的“免于处分”，就等于、甚至超过过去历次运动的最重处分（逮捕法办者除外）。从这个认识出发，我就认为反右运动的处理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政策，但是我当时没有任何根据怀疑这不是毛主席的政策，也还不敢如后来那样公然地疯狂地诬蔑毛主席“改变了过去的常规”、“犯了错误”。我就想，毛主席做文章历来都留下很大的余地，这次也必然一样，不过其方式与过去历次运动不一样而已。我当时主观地猜测反右派运动所以采取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因为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在国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已经泛滥，反右斗争虽然当时并没有提到其国际意义，但是显然有深远的国际意义，我曾推测它是毛主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所下的决定性的一着棋。在国内，我看到反右斗争以后国内统一战线已作了新的组合。要把章罗、陈铭枢、黄绍竑这样的人排除出去，在党内也必须“大义灭亲”，以“立大信于天下”。总理1957年8月在全国政协和外交部就反右问题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知识分子要彻底改造，必须有政治上的震动”。从严处理党内右派，正是为了要在国际国内造成必要的震动。但是，在开除我们出党的时候，党委一再交代党的处分只是“开除出党”而不是“永远开除出党”，党内右派改造好了以后还是可以回到党内。这种说法却又是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所没有听到过的。我因此猜测毛主席对党内右派分子的处理也许要采取大严大宽的方式，过了几年，等多数知识分子有了改造，国内外形势出现了新局面，像我这样的党内右派就可以“顺利”地回到党内。


　　 这就是我在当时的不服罪思想的基础上对毛主席政策的猜测。这种猜测在开头一段时期曾是我改造的一个动力，在十三陵，在居庸关，劳动都比较积极。但是虽然如此，我在内心总不肯忘掉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肯承认我是人民的敌人。看到自己与有些右派分子一起，受到群众的仇视与蔑视，就感到悲不自胜，几乎感到自己是在梦里。每当中宵梦回，常常不知道身是何人，眼望着帐篷顶，喃喃以八字自问：“真欤幻欤？是耶非耶？”


　　 1959年，我们下放到柏各庄农场，那里对服罪教育抓得很紧，如果流露出一点认为自己不是主观上反党的思想情绪，就要受到批判，非要承认自己确实是主观上反党才算是服罪。按照当时的标准，右派是敌对阶级中人，右派必然是对党有阶级仇恨的人。右派的问题是立场问题，不是世界观问题。在劳动态度上，右派不但不可能是热爱劳动的，而且必然是“敌视劳动”的，劳动中干劲不足或有其他缺点都要提到这个高度去认识。在改造态度上，右派被认为是不可能自觉改造的，只能强迫改造。当地领导上明确指出，对右派不适用毛主席的“两点论”，也不适用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柏各庄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是极好的，但是这样的改造要求，我却不能适应，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但是，久而久之，我也认为这样的提法在逻辑上是合理的。如果不是如此，右派分子就不能是人民的敌人，就不能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但是再一转念，我自己却实在不是这样的右派分子，因此而产生了，或者说加重了自己认为“反右扩大化”的思想，同时加深了自己对毛主席政策的怀疑。当时，我还丝毫不敢像在文化大革命中刘邓司令部被揪出来以后那样怀疑反右斗争中有刘邓路线的干扰，因此反而把矛头针对毛主席，怀疑毛主席在反右运动中确实扩大了打击面。1959年冬天正是反右倾运动高潮的时候，我们在柏各庄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但是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康生和陶铸的各一篇文章，把党内右派分子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提。我当时从一个右派分子的身份出发，不去考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行有多严重，却反而去注意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犯的只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而不是“罪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这时，我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问题比起某些右派分子（不包括我这样的右派）来，不但不轻，而且还要重一点，但是却可以如此处理，我认为这才是毛主席的老方针。反过来，又感到对右派分子的处理还是重了，要不就是反右斗争扩大化了，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此处理正好表明毛主席已经吸取了反右斗争的教训。


　　 1959年国庆前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发布了特赦令，赦免了一批战犯，同时也进行了57年以后第一批给右派分子摘帽子，我原来幻想我自己也可以摘帽子，但是结果未能如愿，而且最后看到摘帽子的人极少极少。这一下，我不但个人灰心失望，而且感到自己原来对于毛主席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可能采取大严大宽的新方式的看法也不对头。这时我一方面猜测，在反右斗争结束两年之后给右派分子摘帽的面如此之窄，标准如此之高，可能因为受了反右倾斗争的影响；既然要继续反右，就不可能对右派太宽。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多数右派只是在言论上出错，劳改两年，处分非轻，还不能摘帽子，似乎是表明党确实认为对右派分子的处分就得这么重。我曾经仔细比较过，觉得右派分子的处境比57年以前历次运动中受处分的贪污分子、坏分子，甚至受管制而未判刑的历史反革命分子都要严重些。他们的处分完了就是完了，其他的又都有一定的年限，改造的时候，自己心中也有一个底，也有一个奔头，而右派的帽子却遥遥无期。新华社有一些坏分子，同我们在柏各庄一起改造，期满一年，就回北京，正常工作。新华社的保卫处长吴文正到柏各庄时就对我们说过，别的人的处分有期限，右派分子的帽子没有期限。另外，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受打击受处分的人运动过去了就在群众中正常工作，连受管制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也都是一样，而惟独右派分子头上戴着帽子，群众对之特别严厉。这些都使我感到不可理解。我认为毛主席的政策历来是宽大的，这个时候把溥仪、杜聿明这样的战犯在仅仅监禁了十年之后就释放出狱，而且安排了工作，给予了适当的政治待遇，我看到就是毛主席的伟大的政策思想的体现，但是为什么对右派分子，首先是党内右派分子这样严厉，我就感到不可理解了。另外，我过去曾认为，右派分子都是知识分子，主要要从思想上改造他们，使他们能为社会主义工作（我在反右初期曾看到中央文件，说右派分子许多是聪明有为的人，要好好争取他们），但是就我当时的见闻所及，却都只是让右派分子劳动改造，而没有给过我们以与群众相接近，与实际斗争相接近的机会，我从来没有过过这样孤独、闭塞的生活。1960年春节，我们回北京过年，王天章以党委副书记的身份同我们谈话，介绍了国内的大好形势，说“可以组织你们进行参观学习”，但是结果却完全没有下文，而我在1957年以前确知曾组织过战犯进行参观学习。这些对比，都使我感到对右派的处分已接近刑事犯的边缘，完全超出了我在1957年对自己前途的最悲观的估计。我怀疑党的政策不是要改造利用我们这些人，而是单纯地要给我们以惩罚。我渐渐地，但是还是将信将疑地，感到自己已到了将被抛入历史垃圾堆的地步。这个看法，在今天看来，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时对我来说，因为自己还没有转变立场，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来看待自己的罪行的严重性，还认为自己的言论没有引起多大影响，造成多大破坏，反倒总是念念不忘自己过去是个党员，是个干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因而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想到这一点，心里就产生了近乎绝望的情绪。我在1962年恶毒地诬蔑说：“毛主席应该给人以出路”（在1965年交代过），其思想基础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埋下的。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看到毛主席关于“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的指示，我就想到自己过去的诬蔑，分外感到自己的可耻。


　　 我是在1961年底，也就是在我戴上右派帽子的四年多之后摘掉帽子的。就我当时的觉悟来说，认为这已经是太长太重的处分了。1961年的摘帽是大批摘帽而不是1959年与1960年那样的小批摘帽，在此以前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是极少数，而在此以后，未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倒成了极少数。在我看来，当时的摘帽似乎没有多少原则标准，而主要是政治考虑。大概从1960年年底或1961年初起，我以我的政治敏感，已经感到政治形势有一种“松动”的迹象。农业十二条的下达给了我第一个这样的印象。当时中央规定，农业十二条要向每一个社员宣读，不得遗漏任何一个人，要使党的政策一竿子到底，直接与群众见面，这种做法在我党历史上是空前的。我认为这一定是毛主席的指示，只有毛主席才能这样做。我还记得在大礼堂听到传达说：十二条下达以后，有的农民不相信是真的，要求再听一遍又一遍。同时在农村中传开了一个“谣言”，说毛主席一定到过我们村里，要不哪能对我们的情况了解那么清楚，句句话都说到我们心里。这种感情，我曾引以自况。我把这看成是党在“纠偏”，而且是毛主席亲自出来“紧急纠偏”。我当时继续站在右派立场上，从自己的不服罪思想出发，觉得这种做法也会同反右斗争联系起来。1961年内，我明显地感到群众对我们的态度好起来了。在我们还戴着右派帽子的时候，群众就称我们为“同志”。有许多自从57年以后见我就掉头不顾的人，也同我打起招呼来。1961年夏天，组织上指定我负责右派分子的学习，明确宣布对我们也实行“不抓辫子，不拿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方针”，对于在社会上继续疯狂反党的顽固右派分子，也指示我不要反击，反而说“他能谈出自己的思想来就是好的”。那年“七一”，是党成立四十周年，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一个报告，其中列举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成就，惟独到1957年，却根本没有提到反右派斗争这几个字，而只说“取得了政治思想战线上决定性的胜利”。我认为这是政治观察家们所常说的“有意的忽略”，有“深长的意味”，显然是暗示“中央”已在重新考虑对反右派斗争的估价。1962年“八一”人民日报全文重新发表黑修养，我也认为是党在向党内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招呼。所有这一切印象，汇集拢来，到1961年底给大批右派分子（包括我在内）摘帽子的时候，就形成了对自己前途的极大幻想。等到1962年春天看到外训班组织上宣布给在反右倾斗争中受批判的同志“百分之百”平反，而且听说新华社内也是如此的时候，就确定地认为给右派分子甄别平反已经是在议事日程上的事情了。


　　 1962年春夏之交，我听到了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中引用的一段司马迁的话：“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其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又听说毛主席在引用了这一段话以后又说，一个人在政治上犯错误受处分有好处。当时我再没有听到这段话的上下文，也不了解全面的背景，更不像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毛主席这一文件的全文后能认识到毛主席大讲阶级斗争的原意，完全断章取义地认为毛主席已经看到了我们这类人的处境，要解决我们这类人的问题。我完全从封建时代所谓“孤臣孽子”的感情出发，觉得毛主席真是宽宏极了，伟大极了，跃跃欲试，满心准备着跳出来要求给自己“甄别平反”了。


　　 按照我当时的认识和觉悟，我还并没有想给反右斗争翻案。反右斗争的伟大的国际国内意义，我是看到了的，而且确实可以说愈久而愈清楚。我只是觉得自己还不是“敌人”，对自己的处理是“重了”。我并不认为对右派分子可以“一风吹”，因此，我总是想摸党的底，弄清楚“甄别平反”的范围有多大。我虽然“不服罪”，但是我也确实常想，我这样的人比起许多青年人来更“像”是一个右派分子，因为我的言论都是政治性的，而且是尖端的。如果我在1957年，还可以以铁托、卡德尔、陶里亚蒂，哥穆尔卡以至赫鲁晓夫尚被称为“同志”这一点作为比附而原谅自己的话，到1962年形势已经大明，这些人统统遭到揭发批判，我已再也不能援例自解了。我所可以认为自己是“好人”的唯一根据，只是我主观上还没有想与党为敌，在鸣放时期并没有想与党“较量”，在反右斗争中也没有敢与党“辩论”。正因为自己可以提出申请的根据是如此“单一”，如此“微妙”，我的胆子是不大的。我估计要是甄别的话，也只有到最后，才能考虑到我。我在57年以后，往日的交游几乎全部断绝，所往来的只有同过一段改造生活的几个右派分子。我觉得他们的问题都比我轻，所以千方百计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一点有关右派分子“甄别”的迹象。在1962年夏秋之间，我从李正凌那里得知，摄影部副主任张磊曾经同他谈过话，告诉他可以对自己的问题提出“甄别”申请。李正凌也确实递上了申请书。李正凌还告诉我，国内部政治部主任宫策，曾经找在新华社大名鼎鼎，被认为是最疯狂最恶毒因而也是最不冤枉的党内极右分子戴煌谈过话，说：“我们还能不知道你是一个老同志？！”据说戴煌曾经写过几万言的揭露北大荒右派改造工作的“黑幕”的材料，得到宫策和其他人的赞赏和鼓励，戴煌也公然申请要求给自己平反。李正凌还告诉我，调查部的党内右派分子鲁逊（此人曾在柏各庄同我一起改造过，我因鄙薄其为人，从未同他交过一言）曾去问过当时的统战部副部长许涤新（此人与我在新华日报同过事），许涤新告诉鲁逊：“给右派分子甄别平反只是时间问题。”（李正凌还告诉我一些情况，但是后来证明是谣言，这些却都不是谣言）另外，我从庄重那里得知，国内部党总支书记张荫先曾经要他“解放思想”，重新看待自己的右派问题。特别是缪海稜曾当面同他说过：“你的问题不是重新入党的问题，而是恢复党籍的问题。”庄重在这样“权威”的鼓励下，也写了材料，为自己申辩。我也曾从陈适五那里得知，缪海稜曾示意他（我估计是通过林宁传的话），他的问题根本不是右派问题，编委要加以重新考虑。陈适五也因此写了申请书。郑德芳也告诉我，她的爱人蒋齐生曾问过王天章能否给郑德芳甄别，王天章认为可以，蒋齐生因此而“代妻告状”。所有这一切，我都认为是“过硬的”根据，足以证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那年七八月间，听到总理和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更加加强了我的看法。这时，我的心情浮动已达极点，着手给吴冷西写信。我认为他最了解我的情况，知道毛主席在批评我们时还说过我们是“好同志”的话，也曾在1957年8月间我交上第一个检查时给我讲过毛主席关于“五不怕”的话（“不要怕摘掉乌纱帽，不要怕丢掉党票，不要怕老婆离婚，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掉脑袋”）。但是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一句话可说：“你也知道，我是什么人”。后来又觉得单是说这样感情的话没有用处，也没有必要，这样的事情与其我去找他，不如他来找我，因此既没有写出来，更没有发出去。不过，我当时的反党情绪正已达到了陈伯坚所说的“信心十足”的程度，以为自己的翻案已经“指日可待”了。


　　 正是在这样的情绪的支配下，我把57年以后党的工作中的一切错误与缺点都同我心目中所谓的“反右斗争扩大化”联系起来，恶毒地攻击三面红旗，攻击历次政治运动，以至于认为毛主席犯了“左”的错误，重新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这些我过去已曾交代过，我现在所得到的严重教训是，只要自己不真诚服罪，自己的世界观不彻底改造，就随时可能重新犯罪，最后堕入十恶不赦，万劫不复的深渊。


　　 1962年秋天，吴冷西在大礼堂向全社作关于八届十中全会的传达报告，明确提出毛主席指出要反击单干风和翻案风。我过去的检查中总是说：“这是毛主席给我敲起了警钟”，其实只是把我疯狂的反党气焰压了一下。我心里还在想，对像我这样的右派分子还是要甄别平反的，不过，大概是党看到“真正的敌人”又猖狂起来，出于“实际政治”的考虑，把步骤推迟了一些而已。


　　 1963年春天，我听说凡是在前一年提出申请的尚未摘帽的右派分子都受到批判斗争。戴煌在受到批判以后，加重了处分，送去劳动教养去了。陈适五受到的批判比在1957年还重。这时，我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我的反党反毛主席的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我在政治上思想上进一步堕落了。


　　  


　　 二、六二年以后


　　 关于62年的翻案风和对翻案风的打击，我当时并不能像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根据全面的事实认识到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我看到新华社那些前领导人明明示意别人翻案，后来却又翻过脸来整人，自己一点也不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实在是“出尔反尔”。我记得，1963年的春天，我在外训班听到一个学员讲陈适五挨了斗，后来我去看他，他对我说：“你比我聪明”，意思是说我没有提出甄别的申请。我回答他说：“不，我比你坏。”我的意思是说，他还相信党，因此吃了亏，我则多少对党有些戒备，因此侥幸免于挨整。


　　 应当承认，我当时并没有看到是刘邓黑司令部在刮翻案风，吴、朱黑编委是在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也没有去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认真体会1957年以来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些，从根本上说，都是我可以做得到的，但是由于自己立场未变而没有做到），反而把我认为“出尔反尔”的诬蔑，归到党的身上，而且归诸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我在灵魂深处所犯的最大的罪。我现在一想起来就感到痛心。我感到这不但是我个人政治上堕落最深刻的标志，而且是我在思想感情上跨上刘邓贼船的标志。我过去只崇拜毛主席，而从来没有崇拜过刘少奇，这是事实。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揪出了刘邓黑司令部以后，我意识到刘少奇已经在我的思想上打下了一个钉子，一旦他篡党篡国篡军的阴谋得逞，我就有可能跟着他走反毛主席的罪恶道路。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字报上揭发前黑编委“招降纳叛”的修正主义干部路线，往往举我为例，我内心是不服的。我自小向往革命，长而献身革命，是“降”？是“叛”？黑编委那些人的资历地位与我也差不了多少，哪里说得上“招”我“纳”我！但是，刘邓司令部被揭出以后，我就感到自己确实已经成了他们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夹袋中人物”，成了他们反党黑线的“预备队”。若不是毛主席发动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明白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理，我就真有可能犯更大的罪。想到这一点，我真是感到“不寒而慄”。


　　 从1963年起，我翻案的幻想破灭了，入党的幻想破灭了。我虽然摘掉了帽子，成了“人民”的一分子，但是，按照我过去所有的政治地位来看，我总觉得自己还是很“臭”，总觉得右派的帽子老是贴在脑袋上。我觉得周围的同事都是“牛鬼蛇神”（我当时主要在业余外校工作），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政治、思想的内容，鄙陋之极，庸俗不堪。当时，我表面上是“老实”了，但是内心对自己的前途，看不到多少光明，因而充满了阴暗的情绪。在这种苦闷与无出路的感觉中，我一头钻到中国的老庄、佛学，与西洋唯心主义的哲学中去，寻求精神上的“解脱”。我觉得自己的一生真是一个悲剧，在现实生活中，我已无所作为，只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或者还可以在精神上得到一种“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的境界，得到佛家的所谓“涅槃般若”或者黑格尔的所谓“意志自由”。我自己也知道这只是一种“空虚”，是“究意无得”。但是却可以使自己思想平静，“宠辱不惊”，祛除苦闷而减少犯错误的机会。我就是这样以这些精神上的鸦片烟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与革命的道路相去越来越远。不过，我自己还没有到“放辟邪侈”，无所不为的地步， 我自己在主观上还正是要竭力防止自己在世俗的堕落的道路上滑下去，我自己想的正是要“穷理尽情，以至于命”。我力求在未来或者会有的严峻考验中，使我一生的悲剧能有一个无负于我早年献身革命的初衷的结局。在这一点上，我自以为我还始终没有忘掉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我灵魂深处始终不能熄灭的一点火花。


　　 这个时期，我的个人打算是想离开新华社，特别是怕回国际部，因为我觉得我已“无面目见江东父老”；是想不再教英文，因为我觉得这不是“用我所长”。我计划去某一个研究所，做一点学术研究工作，或者资料搜集工作，或者文献翻译工作，就是我所谓的“埋首书丛，了此残生”。我具体的想去国际关系研究所，一方面因为我实际上只有这一条门路可走，一方面也因为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可以不至于犯重大的错误。


　　 1965年下半年对我62年的罪行的揭发和批判，对我来说，是突如其来的，然而也不全出意外，最后对我的宽大处理也是如此。这次批判对我的意义是确定了我做党的“驯服工具”的决心（当时刘修学就是说我划了右派还不甘心当“驯服工具”，警告我千万不要再念念不忘“57年以前”）。当时，我已经开始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已经对国际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有所认识，有所理解，但是就我实际的觉悟水平说，我还不能超出以“驯服工具论”来改造自己的范围。在批判结束以后，在1966年上半年，我整个的工作情绪是饱满积极的，这是因为我自己已经扫除了心底的杂念妄想，觉得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再不有所选择，有所趋避。我本来最怕的是去国际部，当时我曾设想，如果朱穆之再叫我回去，我就回去，我自以为这种心理状态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三、文化大革命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来势十分迅猛，真如疾风暴雨。我后来隐约感觉到，许多当权派似乎事先有所感觉，但是我因为消息闭塞，却全无思想准备。不过，从揭发三家村起，就因为发现我在57年所推荐过的一篇文章，原来出于邓拓的手笔而有一种深刻的悲观，觉得自己“难逃一难”。


　　 文化大革命初期主要揭发的是三年困难时期的许多三反言论，这些言论许多是与我当时的言论共同的，许多是我当时曾与之共鸣的。因此，我不但恐惧，而且感到抵触，觉得当时以“三不”相号召，事后却还是要抓辫子，拿棍子，戴帽子，我所曾有的“出尔反尔”的罪恶思想马上又重新冒头，对党疑惧的心情与自己感到委屈的心情是很深的。


　　 新华社运动刚一开始，张海涛即以揭发王飞62年在轮训班的三反言论而名震一时。我记得他在大字报中说，别人在62年发表一些错误言论是情有可原的，你是漏网大右派有什么资格讲这些话。这时外训班的小将在旁边贴出大字报，质问张海涛，不管什么人，有三反言论就是错误的，为什么他要这样说。这给我很深的印象，我以为，就道理说，小将们是对的，但是就策略说，张海涛的话也许是透露了党的政策的底。后来听了陶铸的讲话，我更明确地感到，凡是过去没有旧案的人，这次文化大革命都有希望过关；而历史上有错误的记录的人，就不免要再次受打击。我在1966年6月底即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被揪了出来，后来几次被揪斗，到9月间又列为清理对象，编入被我认为是“死案组”的第七组（多数是摘帽右派分子和未戴帽的坏分子），要送去信阳。我当时已完全作好了重新戴上帽子，长期劳动改造的思想准备。我在57年的时候，曾有过古人所谓“孝子之事亲也，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思想，甘心情愿地接受党的斗争批判和处分，这次，我也决心再次老老实实当反面教员，决不自辩自解。就这一方面说，我是没有抵触情绪的。但是，就另一方面说，我内心是十分委屈的，我甚至想，“我之为党，亦已至矣”。十年以来，我一直在当反面教员。但是如果说，在57年的时候，批判我还能震动新华社的话，现在我在新华社已经无人知晓了；打击我，在老人中已没有新鲜感，在新人中也已不会引起警惕，我的作用已经没有多少了。不过，我看到十六条上说，到运动结束的时候，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从缩小打击面的观点说，最后把打击面集中到像我这样的“老右派”身上还是合理的。我实在不愿再见许多老党员、老干部再走我走过的老路。这时，我曾想起1964年或1965年，我曾在大礼堂听过下乡四清同志的报告，说二十三条下达的时候，有些农村干部拿着本本对工作队员说：“你们不要我们，毛主席还要我们哩！”我对这话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它曾震动过我的心，我体会到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政策。但是联系到我自己，我就感到自己一定是毛主席不要的人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除了十六条以外，我最早看到的毛主席的指示是，有人转抄贴出在大礼堂里的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其中说到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要给出路。我毫不怀疑这确实是毛主席的亲笔信，确实体现了毛主席的一贯思想，不过我始终把自己划在可以解放的“全人类”之外，其原因就因为我是“老右派”。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些造反派，特别是青年人，言辞比较激烈，于是被当作右派围攻，如新华社的李竹润就是一例。我也是把他们当作右派看的。应当说，从我历来的“右”的思想出发，我是不大肯把青年人看成是蓄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阶级分子的，我内心往往把这类人看成是“个人主义者”。但是我从57年的经验出发，又认为把他们说成“右派”也并不冤枉，而且深信运动后期（当时看后期，顶多只有半年）一定要给予打击，我当时确实是这样理解毛主席的政策的。这些人中间有的在受到大字报围攻后就作出检查，我又从自以为是的经验出发，认为一旦要划右派，作检查是无济于事的，黑字写在白纸上，比过去的多数右派分子更难逃得脱。可以说，我即使不在运动初期即被揪出，我决不会附和当时的所谓“右派”造走资派的反，我也决不会充当“左派”围攻造反派（也许除了在群众性的大字报上附加上一个签名），这是我可以有把握的。但是，我虽然不会在这方面的行动上犯错误，却必然会在思想上犯更严重的罪行。我已在心里怀疑毛主席为什么要造成这样一种局势，使在我看来不过是“狂妄无知”的年轻人，犯一旦滑入就永远不能自拔的错误。事实上，我内心已经为李竹润，以至桂来强（我当时认为他特别激烈）捏一把汗了。我当时的思想可以说完全是同毛主席的思想相对立的，我根本不能体会毛主席的“子教三娘”的伟大指示（当时也不知道），不能体会毛主席的既教育老干部又造就一代青年的伟大战略思想。


　　 对于青年人是如此，对于“老干部”，我也充满了无原则的同情。进城以后，在老干部中间就产生了某种衰朽的倾向，这点我是早就觉察到的。但是对他们进行如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猛烈的冲击，我却认为“过分”。大字报上揭发的许多情况，我往往以为未必尽然。我不理解为什么要把许多人都说成是“黑帮”，我觉得这简直是给党抹黑。不过，我认为绝大多数人的前途都大有转圜的余地。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篇社论，叫做《党的光辉照亮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我后来听说这是刘邓司令部炮制的，不过我当时却认为这是中央和毛主席给广大干部打的一个招呼，把它看成是合情合理的。大概到1966年底，我在大字报上看到林彪同志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说老干部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好比是游泳，会游的就游过去了，不会游的就淹死了，有的人要喝几口水，有的人要拉他一把。就我所知，在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就有过这样的话，在反右斗争中，也有人同我说过这样的话，不过只是个人的经验之谈而不是权威的指示。这次既然是林副主席亲自提出来，我就认为文化大革命运动对于绝大多数干部不过是一个考验，反而对自己的遭遇伤感，私心忖度：“为什么反右派斗争中竟没有一个游过去的人？”


　　 我是到1966年底才意识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与我也有关系的。当时有人把清理工作作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一个手法，又有人把陶铸、肖望东在文化部搞的清理工作（把牛鬼蛇神送到外地去集训），作为“保护一小撮”的一个内容。我对这样矛盾的说法无法判断。我觉得我当初要被送到信阳去，是被当作死案来处理的，我并无被保护的感觉（虽然我曾感到去信阳固然一定会戴上帽子劳改，却可以避免群众斗争，这是符合我的愿望的）。 同时，我又感到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也肯定是打击的对象。我认为，在理论上说，在针锋相对的斗争中一个人似乎不可能既作为一条路线打击的对象，又不作为与之对立的路线的保护对象；但是在事实上，我自己就是这种情况。


　　 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对毛主席的感情处于一种复杂的状态中。我现在自己也说不清楚，只是常常感到自己处在一种“渐近渐远，渐远渐近”的游移状态中。


　　 从刘邓黑司令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揭穿，被批倒以后，我一时间感到自己心中积累下来的许多疑团得到了解决，自己感到同毛主席亲近了许多；一时间又感到自己的理解可能是错误，或者即使是理解正确也是没有资格评论的，转而又自外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典型的事例是：1967年春初，我感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解决了我在《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以后没有解决的问题，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会发生阶级分化，在苏联已经成为事实，在中国则可能成为事实，而解决这种阶级矛盾的方法就是用“大民主”发动群众来向走资派造反。想到这一点，我思想感到很开朗，觉得只要能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真理，我个人所受到的批判处分就都算不了什么。我把这一点体会写到了思想汇报中，但是马上就有同志写出大字报批判我（我没有记住批判的论点）。我就感到自己根本没有资格来谈这样大的问题，心里很沮丧。


　　 在57年以后，我经过长期的学习，已经能够理解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首先是坚持不断革命，坚持阶级斗争。但是，根据我对毛主席的政策的一贯体会，我又认为“准许革命”，帮助犯错误以至受打击的人改造，重新革命，也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十二月黑风”的时候，“联动”的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但是到1967年5月，许多被抓起来的联动就都放了出来。我有一天早晨上班，在女八中门口看到一张记载中央首长接见联动分子的大字报，江青同志一出场就说“毛主席要我来看看你们”，被接见的人就喊“江青阿姨好”“毛主席万岁”。我一看到这里，鼻子就发酸，眼眶就发热，我认为这是毛主席伟大政策的体现。到了办公室，就跟人谈论这件事，还表示自己极度感动，但是不料有人说，这张大字报是联动伪造的。这样一来，我搞得十分紧张，深恐别人以为我借题发挥，以后我一直警惕，不要直接说对主席思想的体会。


　　 1967年秋天，毛主席巡视华东、中南、华北几省，发表了谈话，着重指出，干部犯了错误可以改正。除了新华社大联总印发的本子而外，我还看到小报上和大字报上发表的本子，内容多了下面一句：“有人说这是立场错误，立场错了有什么要紧，站过来就是了嘛！”（我只记得大意） 我虽然无法对这个本子进行核对，但是我相信这是毛主席可能讲的话。我心里是十分感动。但是却又想到在57年的时候，我犯的就是立场错误，改造到现在也不敢说立场已有转变。这种思想说明，自己对毛主席的疑惧已经到了极端的程度，这是一种罪恶的心理状态。


　　 1968年9月，红旗杂志编者按说：“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开头，并没有宣布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但是我一看就认定这是毛主席的话，我相信我多年从事文字工作的经验和过去的政治经验，决不会估计错误。后来，江青同志讲话，明确说这个按语传达了毛主席的声音。应当说，这一最高指示给我的感动是很大的，但是我马上提醒自己，对“出路”两字要有正确的理解，也就是决不可有57年以前的理解，决不可以认为只有给一个被打倒的人以与过去的历史、地位、能力相称的职务与工作才算是给出路，而要认清只要不是肉体消灭与逮捕法办就都算是给出路。我认为这次运动的震动远甚于57年，对于打击对象的处理只能比57年更严而决不会更宽。我若是在出路问题上有任何陈旧的概念，就必然要产生新的情绪波动，犯新的错误或罪行。我现在认为，我这种想法极可能是歪曲毛主席的意思；但是就我本身而言，我却只敢以最低的标准来考虑自己可能有的出路。


　　 对于刘少奇，我过去从来没有感到他同毛主席之间有什么分歧，只是到1966年8月在新食堂听他的录音报告时，听到他说“革命如何革？我老实告诉你们，衷心地告诉你们，我也不晓得”，后来他又举了清华大学一个反革命分子写的反动标语：“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说即使这样的人也可以“保护”一下，我心里曾微微动了一动，觉得他是向群众作某种暗示“将来惹了乱子，可不要怪我，不要怪我的‘党中央’”。当时，我认为局势很乱，思想上很害怕，刘少奇的话是在我心里钉下了一枚钉子的，使我感到毛主席可能犯错误。半年多以后，我在小报上看到揭发有的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说怪话：“过去是‘官逼民反’，现在是‘民逼官反’”，我认为这就是受了刘少奇的“点化”而产生的一种反动心理状态（刘少奇讲话的原因是宣布撤退工作组，同时说：“如何革命，今天只能说一句话‘放手发动群众’。”）。如果我的地位是一个当权派，极可能跟着刘少奇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对我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一直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才明确地认识到。我当时真是倒抽一口冷气，觉得自己的思想又一次完全站到了敌人的立场上。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理解，经常在右与极左之间徘徊。我一时有“没有党的领导会天下大乱”的谭震林式思想，一时又有极左的看法，对敌人散布的谣言，我常常会当作真理接受。例如1967年初，“全红总”贴出一张传单，讲的是江青同志接见全红总代表的讲话，据说江青同志说：我见到你们十分激动，因为我看到了自己的阶级弟兄。据说，江青同志也赞成合同工制度应该砸烂，临时工不该解雇。这张传单就贴在我所劳动的新华社工地。我在当时流行的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并不敢怀疑这张传单的真实性。后来在全国刮起了经济主义的妖风。我还同后来揭露出来的许多敌人的言论一样，认为这是江青同志的一席谈话引起的。一直到两三个月以后，总理发表谈话，正式辟谣，说：“江青同志怎么可能讲这样的话”，我才恍然大悟。当时，新华社曾有一批解雇的临时工前来工地“造反”，根据就是所传的江青同志的讲话。有一个工人师傅理直气壮地跟他们说，你们说江青同志说了这样的话，我没有看到，你们手里的传单不算数，只有中央发了文件才算数。他跟我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我还给他捏把汗，认为他不注意情况的变化，很可能犯错误。到总理讲话出来以后，我才体会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与胆略就是不一样。像我这样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至多只能做一个不清醒的旁观者。


　　 对于总理，我是有极深厚的个人信仰与感情的。文化大革命中，总理以七十高龄，日理万机，至于心力交瘁。我有一次听到孩子说，总理累病了，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心里曾感到十分难过。但是，虽然如此，在1967年夏天，王关戚以“新文革”的名义对“旧政府”大放其明枪暗箭的时候，我只是在行动上与言论上还能坚持不投机取巧，而在思想上已经引起不少的混乱。七月份的时候，我在办公室里听人说戚本禹认为外交部就缅甸排华所发的声明“调子太低了”，我虽然吃了一惊，却确也把他当作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到王力的“八七讲话”出笼，姚登山宣布罢官砍头也要跟着小将闹革命的时候，我已认定是要对“旧外交部”开火了。思想上准备好再给自己安上一顶“黑线人物”的帽子，到九月份康生和主席先后发表谈话才扭转了我的认识。可是，在此以前，我曾怀疑毛主席为何宠用王关戚这般“暴发户”到这样的程度，要纵容他们向总理这样的老干部开火。


　　  


　　 四、我的初步认识


　　 十二年来，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由惧而疑，由疑而反，罪恶的思想活动是很多的。而在1962年，这些思想已经表露为言论，构成了不折不扣的罪行，于我是极其惨痛的教训。我的许多罪恶思想还要深入挖掘，还要由革命群众批判才能彻底肃清，破旧立新，变故我为新我。按照我初步的认识，我思想上所以会走这么一条与毛主席越来越疏远的道路，一是因为我57年以后没有认真服罪，二是因为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特别顽固。


　　 因为我在57年以后没有真诚服罪，我对于反右斗争总是想不通，我就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一切政治事件，老是觉得“左”了，“左”了。我诬蔑毛主席在57年以后“违反了常规”，其实，毛主席正是坚持了他老人家一贯坚持阶级斗争，一贯坚持不断革命，一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常规。倒是我自己在民主革命时还能有的一点革命性，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衰退、消失以至走向反面，而成了一个反革命派。应当说，我也不是看不到，反右斗争以及其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不但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有决定性的意义。虽然，现在还没有文件上的说明，但是我始终认为反右斗争是国际反修斗争的序幕，是毛主席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挽狂澜于既倒，障百川而东注”的一个伟大的战略步骤。我受过党多年的教育，也有一定的政治水平，不是不可以在一定的时候得到一定的正确的认识。在我能把自己的罪行放到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去认识的时候，我自己也可以有平静的心情，积极的态度，这也是事实。然而这样的时候很少很少，很短很短，我的极其强烈而且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总是使我念念不忘57年以前，因而总是对现实生活不满，感到自己委屈，反过来当然就认为是党错了，毛主席错了。这就是我的思想长期陷在罪恶的泥潭里面而不能自拔的原因。我常常觉得自己比其他的右派分子好，不，正是这种思想使我比其他的右派分子更坏，更不肯改造，因而再次犯罪，接近于成为一个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


　　 文化大革命使我得到的最深刻的教训是，我之所以犯罪，所以由一个革命派堕落为一个反革命派，由一个共产党员堕落为一个右派分子，最根本的一点是不肯进行思想改造，首先是不肯学习毛主席著作。


　　 我在青年时期曾经热情地讴歌过毛主席，曾经积极地宣传过毛泽东思想，曾经似乎比周围的同志们更注意研读毛主席的著作。但是由于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根深蒂固，我只能以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能够接受能够理解的范围去理解接受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说，我只能是歪曲毛泽东思想。到1956-57年的时候，我自以为我是最最拥护毛主席的，但是实际上我所拥护的只是经过刘邓陆等一小撮歪曲过的毛主席的二百方针，它完全不是毛主席的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路线。这几年我重新学习毛主席著作，才觉悟到自己过去对毛泽东思想一窍不通，许多问题都是毛主席老早解决过教导过，我或者是根本没有注意，或者是虽然注意到而没有真正懂得，或者是仅仅懂得了一个短时期，就被我原有的和新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排挤到了脑后。在1956-57年的时候，我以为我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以为这是没有问题的，什么“蚂蚁”也罢，“毒草”也罢，“牛鬼蛇神”也罢，统统与我无涉，只要是我嘴里说出来的话，至少在动机上就天然不会是反党的。其实，我当时已处于痴迷状态，虽然身在党内，思想上早已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而成了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了。


　　 我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毛主席的话，最严重的一条，就是不听毛主席所说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我讲过不少话，写过不少文件，开口闭口就是“工人阶级如何如何，无产阶级如何如何”，俨然自己也是一个无产阶级了。但是，套一句中国的老话：我“哪里知道无产阶级这几个字怎样写？”我自打入城以来，就没有想过要按工人阶级的面貌来改造自己，相反，倒是一心想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工人阶级。我不是工作“一贯积极”吗？我可以说在意识形态的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一种明确的标准，想以此来“教育”、“提高”人民。我有强烈的“事业心”，很高的“责任感”，不过，它完完全全是资产阶级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我的大方向错了，跑得越快，陷入错误越深。我在划右派以后，还认为自己比往日的许多同志“好”，理由就是我的责任心与事业心比他们强，说到最根本上，就是还在拿自己反社会主义的“本领”骄人。只是到这一次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自以为还有的许多“资本”才一下子被打得精光。我同工人师傅在一起劳动一年半了，说实在话，我发觉他们也有缺点，也有毛病，但是我还是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最大的教育，那就是，同他们在一起，使我初步解决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革命为谁”的问题，真善美的标准由谁来决定的问题。这是任凭读多少书都无法解决的，只有置身在工农群众中才能体会到。这正是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指出的问题，使我惭愧与痛悔的是，一直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才开始理解到毛主席的这一英明伟大的指示。


　　 两年多以来，我学习毛主席著作，联系起自己来，觉得最最重要的是要树立两个观点，一个是阶级观点，一个是群众观点。只要牢牢掌握这两个观点，我自57年以来的各种谬论都可以批驳得干干净净。但是一般的认识是容易的，要坚持下去，并化为行动，见诸实践就不容易了。我还只是在改造的道路上开始举步，还得在党和群众的帮助和监督下坚持不懈地走下去，才可望改造能有一点成绩。


　　 我还需要深入挖掘交代自己的黑思想，充分暴露自己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此基础上，接受革命群众的深入批判，然后再自己来清算自己的罪恶。现在还只是开头，我所能谈的还只是初步的极其粗浅的体会，请容许我在以后再作进一步的自我批判。


　　  


　　 1969.02.14


　　  


　　 （李三达提供）


　　 来源: 《记忆》第9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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