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远鹏：李慎之先生论“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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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远鹏  
　　


　　（一）


　　


　　今年（2006年）春节放假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就收到了北京李伊白女士寄来的《怀念李慎之》（续一、续二）两本书，想到李慎之先生逝世已经两年多了，这段时间以来，自己虽然仍然阅书（报）不断，但却没有再看到像先生一样思想深邃、文字畅美的文章，后辈学人或许在学理的论说上能够做到非常科学、规范、严谨，但却没有先生那种历尽风雨苍黄、而古今中外纵横捭阖的气度。我和李慎之先生素昧平生，但先生去世，我却有精神上顿失倚依的感觉，痛之念之，于今未平。


　　连日捧读两本续集，再思先生风标，感慨不已。虽说现在科学技术发达，我已通过现代电脑网络索寻有关先生的许多文字来阅读，但是续集中还有许多篇章是我以前未曾读到的，特别是先生的老朋友、同学、同事所写的那些怀念文章，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在此我想向朋友们推荐的是郭荫芍的怀念文章：《索忆李慎之先生》。郭荫芍从1964年大学毕业后到新华社工作，与先生同事，文章回忆了李慎之先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遭遇和处境。在五七干校，郭荫芍先是和李慎之先生同住在一农户家中，后搬到干校内，又搬到干校新盖的窑洞，两人都同住一室，因此他的回忆是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真实可信。


　　 “文革”乍起之初，“横扫一切”，先生是知名“大右派”，逃脱不了“横扫行列”。1966年的一天中午，先生被双桥外语训练班的学员捉来批斗，“他站在凳子上，两只胳臂抵在后边，做‘喷气式飞机’，腰已经弯得不能再弯”，一位姓陈的年轻人举着从他家抄来的一把亮锃锃的刀（这把刀是先生随周总理出访尼泊尔时国王送给他做纪念的艺术品）喊到：“你保留这个，不是想杀人变天是什么？”先生是文弱的书生，却被诬为想“杀人变天”，当时先生“满脸大汗，有口也没法说”。


　　进入八月底九月初，文化革命委员会传达中央领导指示，北京要清理地富反坏右，把北京清理的像“玻璃一样干净”、“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先生当然是被清理的对象，当时郭荫芍正年轻，被指定为带队之一，在听完传达后，先生向郭荫芍诉说情况，说到反右以后的心情，特别谈到他和妻子张贻原本非常恩爱，他“犯错误”以后脾气变的不好起来，四个孩子还没有成人，现在要把他清理到信阳步校，他走后一家人怎么生活，心情非常凄凉和苦痛。郭荫芍问说是不是将他的情况向领导反映一下，先生含着眼泪只是无奈地说了三个字：“不用了”。之后虽然没有被清理出北京市，但先生除了陪“黑帮”挨斗之外，就是整天劳动改造。郭荫芍说：“他之所以陪斗，是因为他有‘资格’，总是批当权派是他的保护伞。后来知道，自反右后，每有长期或短期的到农场、到农村劳动，都是少不了他的。不知道怎样才不算被保护……特别是每有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公布，或两大派斗争激烈时，总是把他们拉出来当活靶子批斗。”


　　1969年12月，新华社组织一批人下放山西永济“五七”干校，先生和妻子张贻女士都在其列，四个孩子中已有三个上山下乡，两个在东北，一个在山西，只剩下十三四岁的小四留在北京家中，郭荫芍问他们：一个小孩子怎么过活，“他们夫妇谁也没有回答，只是相对无言”。临行时，因不是同一个连队，他们夫妇分乘两个车厢，二女儿从东北回来送行，含着眼泪一会走到母亲面前，说我不愿意做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一会走到父亲面前，对他说我不愿做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


　　在干校，年近五旬的先生戴着高度近视的眼镜，进行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和年轻人一起“深挖洞”，拉着人力“拉拉车”到十八里路远的永济县去拉口粮、运肥、运庄稼、拉砖盖房子，吃的是窝窝头就咸菜，有时到离干校九十里路的蒲州拉芦苇，早上装车起程，要晚上八九点才回来，路上带着干粮和水壶，饿了吃，渴了喝。当时李慎之先生的大女儿就在距干校不远的临漪县插队，抽时间来看望父母，住在母亲那边，可三个人从来没在一起过。后来二女儿也从东北转来临漪插队，一家四个人在干校仍然没有团聚在一起过。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亲人们却不能聚在一起，相互照顾。


　　


　　（二）


　　


　　以李慎之先生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他所遭受的苦难，足以写成一本书，但是在李慎之先生所留给世人的不多的文字中，却鲜见写到自己的劫难和痛楚。


　　2003年2月，李慎之先生在他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被革命吞吃掉的儿子——怀念李炳泉（1919——1970）》中回忆道：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挟雷霆万钧之力”开始了。我当然在劫难逃，一上来就被打入“牛棚”，挂牌子，戴高帽，游斗，挨打，抄家，样样都有份。但是因为已经是死老虎，够不上“走资派”的资格，已不是造反派兴趣所在，所以受的冲击和压力都要小一些，我本来就没有历史问题，也没有人对我的历史有特别的兴趣。


　　《顾准日记》出版（1997年）后，在学界引发一场争论，作家沙叶新在《泪眼读顾准》中认为顾准日记中有一部分也许是“伪日记”。学者林贤治认为《顾准日记》中有一些内容“热烈讴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对当时包括整党建党大批判等在内的所谓‘斗批改’，加以充分的肯定”等等，由此得出“存在另一个顾准——完全不同的顾准！”的结论。


　　李慎之先生1998年2月在《只有一个顾准——《顾准日记序》的补充》一文中判断：事实上不可能存在“两个顾准”。李慎之先生说，他完全同意沙叶新推测的，顾准担心“文革”中的日记被抄，从而写成不但不“反动”而且还很“革命”的日记。也就是说这是一本伪日记，只有在他记述他对自杀的妻子的深深怀念时，才使人感觉是真情，其他全是伪饰。


　　李慎之先生还以自己为例，论证了顾准在“文革”乍起之初销毁“罪证” 的真实性。


　　李慎之先生指出，“文革”一开始，他就立刻意识到，自己成为“右派”几年来积攒的满一抽屉卡片和读书笔记都是“剧毒”，甚至是“变天账”，心里紧张得不得了。他“强作镇静”地每天早晨上班前先把这些卡片断作碎片，放在大脸盆里泡上，放在床底下，然后到半夜两三点钟起床把它揉成纸浆，倒在马桶里冲掉。“我不敢用烧的办法，一来是怕忙乱中容易出危险；二来是怕火光或者烟气会泄露秘密，大院里已经有人因此挨批挨斗了；三来是甚至不敢让老婆孩子知道，那个年代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危险，至少是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 先生就这样接连干了十几天，觉得“罪证”已完全销毁，才轮到第一次抄家。李慎之先生说“我用这么多的笔墨来写这个经验，并不是‘白头宫女说天宝遗事’，而是希望能让今天的青年和后人能够具体地了解一点‘文化大革命’的恐怖和它对人心灵的扭曲，看来青年人对三十年前的旧事已经很隔膜了。”


　　1999年底，李慎之先生在接受记者的访谈时，回忆自己早年参加革命，年纪轻轻就享受到了胜利的果实，“不料，又碰上了实行‘全面专政’的文化大革命。那时节，真是不敢有‘片语违忤’。战战兢兢地、认认真真地编谎话，讲假话，老老实实地做一个两面派。”李慎之先生说，“那是一种‘人’的生活吗？我们这样年纪的人，看见你们这样年纪的人都感到人格有愧，抬不起头来”。


　　以上就是李慎之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经历的自述。


　　


　　（三）


　　


　　李慎之先生是一个胸怀极其宽广的人，让他耿耿于怀的不是个人的荣辱，而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彻底的反思，如何才能够不让悲剧再一次重演。


　　早在1992年12月，李慎之先生在为《文化大革命辞典》（后改名《十年通鉴》，至今未能出版）作序就指出：尽管研究“文革”是中国人迫切的需要，研究“文革”的成果在中国却还很少。通盘考察这一历史现象的著作不过寥寥几本，内容也嫌单薄。倒是外国人有关这方面的著作已在源源出版，因此而有“‘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外国” 的说法。……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大多数还健在；也可以反过来说，现在活着的中国人大多数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但是据有人调查，在现在的年轻人中，“文革”已成为“被遗忘的角落”。我们的民族经不起这样的遗忘。


　　针对“文革”结束后人们始终没有深入全面地回忆、研究“文革”，李慎之先生认为，头几年可能是“文革”的余威犹存，人们还不敢说话，后十来年则似乎有一条不成文法，叫人们不要谈“文革”。巴金老人关于设立文革纪念馆的建议也始终没有人理睬。然而一个失去记忆、不知反省的民族是很难有出息的。远的不论，如果大家把“文革”加上前十年的“二十年极左路线”的创痛忘掉了，那又怎么能证明邓小平理论的价值，怎么能证明改革开放的必要呢？（1998年2月，《只有一个顾准——＜顾准日记序＞的补充》）


　　李慎之先生说，反思“文革”，“不是因为人们应当沉湎于过去的痛苦，而是因为中国的新生只能建立在对历史深刻的反思的基础上。”


　　1999年底，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对于在三十五年前中国发生的时间长达十年、祸殃及一亿人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人类史上一大奇观，一大悲剧，李慎之先生追问：对文化大革命迄今没有全民的反思，全面的总结。这难道能说是正常的吗？把过去忘掉，埋头建设现代化，这难道是可能的吗？为什么要搞现代化，为的就是要做现代化的人——独立的、自由的、尊严的人。中国人的个性没有解放，难道能达到这个目的吗？（1999年12月25日，新世纪 老任务——李慎之访谈录）


　　也是在这一年的6月，在《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五四运动八十年祭》这篇重要文章里，李慎之先生郑重指出——


　　“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拍岸，中国的大门既已打开，也就决不能长期自处于其影响之外。中国有文化大革命这样近乎独一无二的反面教员，我们对之进行细致的解剖，深刻的反省，由此得出鲁迅所谓‘立人’的正道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五四’先贤的遗徽绝响必然会重新振作，他们的嘉言懿行必然会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他们的信念——只有‘人’本身才是目的，必然会成为全中国人民的信念。九曲黄河归大海，万流虽细必朝宗。到那个时候，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极文明的国家，中国人民人人都能得到极好的公民教育，尊严地以自由、自律、自强、自胜的姿态参加全球价值的建设工作。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启蒙的火炬重新点燃起来！”


　　


　　（四）


　　


　　李慎之先生除了不停地呼吁国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深刻的反思，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首先自己也不停地进行反思，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反思“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的根源。


　　李慎之先生以对20世纪以来（特别是1949以来）的中国历史反思的彻底著称于世，他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刻的解剖无疑对国人有着很强的启迪作用。让我们来看看李慎之先生对 “文化大革命”的论述吧！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人们经常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于这个“史无前例”的问题，李慎之先生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请看他的这些论述——


　　从一九六六年开始了大革一切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时间长达十年，当时八亿人囗中受牵累而遭殃者竟上了亿。


　　——《风雨苍黄五十年》


　　


　　“以排山倒海之势，挟雷霆万钧之力”以俱来的“文化大革命”，一上来就是红卫兵外加社会上不知什么来头的革命派完全任意的抄家与打砸抢。这是中国人几辈子没有经历过的经验，其结果便是“人人自危”。说“人人”即使是有点夸大也不多，不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三反分子”、“五类分子”，就是按定义怎么说都属于“人民内部”的人，只要被某一个或几个人看不顺眼，就随时可以遭到抄家的突然袭击，而如果被抄出了按当时标准认为是有违碍的什么东西，例如一件古董，一封怕别人看见的私信，一张印有青天白日满地红旧国旗的照片，甚至一张旧法币、几张旧邮票……就可以招致飞来横祸。因此，一九六六年的夏天，北京（全国各地其实也一样）可以说几乎家家都有人在销毁各种“罪证”。这正是漫天盖地的恐怖。


　　——《只有一个顾准——＜顾准日记序＞的补充》


　　


　　我们搞现代化，大体上算搞了一个世纪了吧！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成功，最大的障碍就是专制主义的传统没有根本改变，这一百年中还变本加厉，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所谓“全面专政”，是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达到的。


　　——《新世纪 老任务——李慎之访谈录》


　　


　　中国专制主义的第六个特点，也是最可恶、最黑暗的一个特点，就是思想统制或曰愚民政策，……至于以言获罪，以文字贾祸的则代不绝书，而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面专政”达到顶峰。


　　——《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


　　


　　“文化大革命”是大悲剧，大笑话，大奇观


　　


　　 1999年底，李慎之先生接受记者访谈时，回忆自己在“文革”期间上交了上百份“苦心经营”的思想汇报之后，跟一些红卫兵一起下放到五七干校，彼此间慢慢地有了一些交情。林彪自我爆炸以后，干校的气氛大大缓和，有一次在劳动中聊天时，一个红卫兵对他说：“老李，你真傻，那么认真地写思想汇报。其实，交到我们手里以后，头两次还看看，后来的收到以后随手就扔到字纸篓里了。” 李慎之先生说：“我虽然若有所悟，但是当时我敢不写吗？”正因为如此，李慎之先生认为“文化大革命”不但是一场大悲剧，也是一场大笑话。李慎之先生说：“在三十五年以前，中国就发生了时间长达十年、祸殃及一亿人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人类史上一大奇观，一大悲剧。”（《新世纪 老任务——李慎之访谈录》）


　　


　　“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国耻”


　　


　　在1998年2月撰写《只有一个顾准——＜顾准日记序＞的补充》一文中，李慎之先生郑重地指出——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真能改造好人们（不仅顾准）的思想上，而在于它居然能把八亿人口的大国改造成一个普遍说假话的大国。


　　所以我认为，历来的所谓“国耻”其实不过是各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国难”，“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国耻”。


　　同年底，在《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送别钱钟书先生》一文中，李慎之先生说：“钱先生为杨绛的《干校六记》写小引，说其实还漏了一记——‘运动记愧’。我想这篇文章其实是应该由全中国人来做的，中国人如果完不成，或者做不好这篇文章，是洗雪不了中国这一段的国耻的。”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出现的根源


　　


　　大约在1989年左右，“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候，在海内外兴起了一种论调，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极左思潮”）是导源于“五四”精神过于激进的缘故。“说‘五四’先贤的思想以‘打倒孔家店’与‘全盘西化’为代表，主张彻底推翻中国的旧文化，结果使中国社会失其统绪，中国传统价值完全失落，社会无法维系，遂致造成后来的十年浩劫。”


　　李慎之先生对此看法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像文化大革命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必有其深厚的历史原因，决不可能仅仅因为几个知识分子在几年内思想“过激”就能产生出来的。何况，“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十分活跃，除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而外，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新村主义，……不一而足，还有教育救国论、科学救国论、实业救国论，……甚至还有张东荪的主张只立不破、以新换旧的 “不骂主义”，倒确实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只可惜这样的多元化在法律上并无保证，政权还是一个专制的政权，不过由于军阀混战而控制力稍松，暂时放出了一批牛鬼蛇神而已。至于这些思潮中哪种思想后来被历史选中，只有整个文化传统才是其答案。


　　在《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五四运动八十年祭》一文中，李慎之先生明确断言：“所谓‘极左路线’和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出现，其原因应当到中国历史中去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找。”李慎之先生说，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历史中都曾有过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只是中国在这方面的传统实在太长久，太深厚。……中国传统文化托体于“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人口四万万（现在是已经超过十二万万了）”的这个庞然大物，真是有足够的生命力腐而不朽、垂而不死，来包容、来消解，尤其厉害的是还可以篡改与转化这些刺激，使许多一度反对之者最后又回到原来的样子，而以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它是对“五四”精神的完全背离与反动。


　　李慎之先生指出：“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就是中国传统哲学在百年来受到某些挫折以后卷土重来的一次强烈表现，它在政治上大搞个人迷信，在伦理上强调斗私批修，总之都是要扼杀个人，扼杀个性。”


　　李慎之先生还写道：不妨提一个不客气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几个人敢说自己不是奴隶，不是奴才？”就这方面说，不能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遗毒仍然根深蒂固，由此而来的极端主义的心理状态，深深埋在中国人民的心底，随时可以复兴而反扑过来。


　　在《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中李慎之先生特别提到：“中共元老李维汉在1980年5月24日特意求见邓小平，向他提出，所以出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是因为中国的封建遗毒太深。因此建议邓小平‘补上肃清封建遗毒这一课’。邓小平完全同意李维汉的意见，并且在6月27日指示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报告时，特别提出要‘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可见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的噩梦的中共元老们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毒害是有共识的。他们之所谓封建主义就是我所说的专制主义。不过所谓‘肃清’的工作后来也并没有坚持下去，而是不了了之。其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专制主义的传统太深，深到不易认识清楚，深到不能真的触动的程度。”


　　


　　2006年3月11日初稿


　　2006年5月4日改定


　　一念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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