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中（吴小龙）：“失踪”留下的思考——也谈六八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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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留下的思考——也谈六八年人



吴小龙：“失踪”留下的思考——也谈六八年人


朱学勤先生数年前的一篇文章《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引起了某种别具意味的反响，而且至今还在延续。有过相同或相近的人生经历的人，重提那段“思想史”时不无自豪，也不无感慨；情感因素无疑深深影响着他们的理性思考，以至于他们仍愿高度肯定坚守某种“民间思想村落”的价值。反之，不曾有过那种经历体验的人则明显对那一代人的这种情结报以一种不屑，他们既不认为对某种“失落”的空泛追怀有何思想史上的特定价值，也不理解怎么能把怀旧当作一种思想资源。平心而论，两者都有道理。但我认为，即便从纯粹客观的历史角度来评判，那段“民间思想村落”的历程也还是有其值得反思之处的。它不仅只是对个人有情感上的审美价值，它还的确有着典型的时代特征。给它打上烙印的那种时代或许再不会有了，但它在思想史上的教训决非不足记取。
　　人们可能首先会对“六八年人”的说法提出质疑：它显然不是能确切定义的概念，为什么不是“六七年人”或“六九年人”？须知，几乎在“文革”的第一阵狂热过去后，就已经有人开始“独立思考”了啊。不过在那整整十年间，各种哪怕是相当惊世骇俗的思考探索，其实也都是在体制和意识形态所制定的框架内、所规定的向度上进行的。因此，不妨把“六八年人”当作一种象征和概括：它指的是那一代魂系“祖国前途、人类命运”的青少年，在突然展现在面前的喧嚣和混乱震撼下产生忧思，勇敢而茫然地开始摸索——循着自幼认定的熟悉的方向。每一代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可能有过真诚执着的探索，但其特色和风格却由时代决定着。如“六八年人”那样，那么真诚、强烈，又那么集中、那么狭隘地指向政治、历史的思考上，在中国现代史上似乎只有这一次。其可敬和可悲之处都在于此。整整几代学子，对政治的这种执着和痴迷，是1976年以后完成自己的教育和思想经历的人所无法理解、无法想象的。无论如何也得承认，文革以后成长起来的这几代人（说“代”似乎太长了一些，说“茬”或许更确切一点），在其思想历程中享受着相对而言宽松得多的多元空间，他们或许有着更多的属于“个人”的思索和苦恼，而无须让时代、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占据自己的所有思考空间。
　　我很愿意补充一下朱学勤的记述——对于今天在思想成长的旅途中有着更为杂乱纷陈的经历和阅读的年轻人来说那可能会有点不可思议: 在那一代人的精神发展历程中，连书目单都几乎毫无二致。除了《震撼世界的十天》、《选择的必要》等书之外，还有《罗亭》、《怎么办》、《当代英雄》；塔尔列的《拿破仑传》使不少有着浪漫的政治雄心的人爱不释手，而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和某小国共产党编的“反修”论著《赫鲁晓夫主义与其它》所披露的事实最早启发了那一代人对这个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思考。在今天小说、电影、电视那模式化的文革场面的描写中，是怎么也找不到像这样的当年“思想型红卫兵”的半点踪影的：在某个重点中学的教学楼上，脱下了袖章的他们聚在一起纪念拿破仑诞生200周年（那是1969年）；在某个同学家几代同住的陋室里，背对着熟睡的老人们，几个青年压低声音谈着《神圣家族》、《法兰西内战》；在与猪圈紧邻的茅舍里，在马灯下读的是《普希金抒情诗选》；在工厂车间的工具箱里，与《金属工艺学》放在一起的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我并不想在此美化那一整代人，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那一代人中的普遍状况，思想史上的探索者历来都只是寥寥无几。但他们确实构成了一种氛围，留下了那一代人中最激动年轻人的心智和憧憬的思想与人生经历。说他们的这段思想踪迹“似可载入当代大陆思想史”并不为过——虽然它并没有留下任何鸿篇巨制，而只是留下了一些不免用当时的政治语汇所表达的纲要式的思考——今人完全可以讥讽它的肤浅或只具象征意味——还有，就是留下了还待后人阐释的教训。
　　那是一个注定要出思索者、探索者，却注定出不了思想巨人的时代。虽然几乎每个思考着的年轻人都受感召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宏伟体系和《共产党宣言》的铿锵语言，而无不以未来思想界的巨擘自命；虽然他们为这种探索付出的代价不但有真诚，有激情，甚至还有生命。这样的一代人的探索却终于没有在其所已然开始的方向上继续下去，不能说不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他们何以失落得如此彻底，乃至了无踪影呢？这“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集体失踪”显然不是没有缘由的，它值得意味深长的一问。
　　追究其“精神阅读史”，他们的思想资源恐怕不能算太贫乏：从巴尔扎克到罗曼·罗兰，从托尔斯泰到高尔基，法俄文学提供着基本的滋养（比起通俗文学繁荣，各种期刊泛滥的今天，他们在文化专制的高压时期偷偷地、然而却广泛接触的，却全不失为精华）；理论上，有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留波夫，甚至还有赫尔岑和奥加辽夫；稍后，又有基辛格和奥塔·西克、亚当·沙夫。这份名单在今天看来或许已经包含着某种偏颇，但这不是关键。他们自由的教育所形成的思想模式和一元化倾向使这一切阅读都太过于“目标明确”了，因此带上了贫乏狭隘之感，而不能从这些阅读的启示中生发出更广阔的视野和思路。这一代人的教育文化背景过于独特：十多年的意识形态导向，把未谙此中三味而是沉浸于崇高的辞藻和话语的年轻人引上了政治一元化的本能的价值选择。因此，从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到别、车、杜之类的思想资源中他们主要获取的是政治热情和正义感，道德理想主义和历史使命感，似乎还有某种所谓“思想方法”吧，但显然并不具多少学术训练的意味。他们从不自认为是“学术中人”（在他们那不无偏激和狭隘的观念中，“学术”简直就是对现实问题和历史承担的回避），而强烈地以“问题中人”自居，急切的寻求现实问题的答案和出路。加上当时政治风潮的激荡几乎是国人生活的唯一内容，而理论思考又完全没有思想自由和多元选择的学术语境，在这种氛围中，再丰富的思想资源也只可能导向一个贫乏狭隘的宣泄口，年轻的思想者们只能颇为力不从心地在一系列大而无当但却摄人心魄、无从逃避的时代、政治问题上运思。此其一。其二，作为当时思想史背景的另一特点是已然完成的对民族既有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根基的铲除。在“与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的旗号下，经过二十年的不断批判、清除，文化传统已处于一种完全断裂的状态，因为据说只有彻底地“破”，才有利于塑造全新的“社会主义新人”。对民族文化和思想资源铲除之余，在“取其民主性精华”的名义下能被保留而残存的，只是数千年思想史的某些片断和意识形态化了的简略框架和片面诠释。而作为文化传承中介的老一代学人（他们在此前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已经有过不少深刻而有价值的思考，但也已戛然而止地中断了），不但经过几度“洗脑”，已在思想上被阉割、窒息，在现实中也与青年一代完全隔绝（他们大多还置身“牛棚”），一种通过人格风范体现着的文化传承和学脉延续已完全断绝。因此，“六八年人”这一代人，无论作为群体还是作为个人，都注定无法在一个深厚的文化土壤上进行思考和创造，而只能在一种思想的饥渴和探索的热望中急切地追溯他们所唯一可能追溯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的哲学（这三者是为当时的政治评断所仅容的，但也是扭曲的），急切地吸取当时传入的有限的现代政治学理论，赖此指导、启示他们的现实思考。整体看来，他们的思想探索和心路历程更像是在一个人为的“规范化”和纯化了的“理想状态”中进行的试验——“理想状态”所带来的优点和弊端就都无可避免。更何况，这种“理想状态”，只是按一个伟人的意愿所设计的一种封闭、单纯、政治化的话语环境。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那种独特的环境氛围下，以思想探索者自我期许的基本上是一些几乎未脱童稚的中学生（“老三届”的高初中生及其后的几茬中学生），他们作为思想探索者的所有长处几乎只是真诚、善感和敏锐，而他们是否能真正地读解和运用那些思想资源实在大有疑问。而当时那些大学生们却更早地“失踪”了——按说他们应当有着更多的经历、更成熟的思考、更受过学科或思想的训练，在文革运动中还有着更多的叱咤风云的辉煌和起伏跌宕的历练，为何他们从那思想的探险中隐退，就又具值得一问的意味了。 借用那所谓“历史有限性”的分析套路来看“六八年人”，今天不难发现他们的致命缺陷：缺少文化传承的延续性以及由此所提供的深厚的思想文化土壤和根基；缺少多元化的价值参照、选择和自由的探讨氛围，这两点，注定了那追求高尚理想的一代人在格局、成就上的局限。他们注定要失落、“失踪”：先被摧残于动荡岁月里的政治高压，次被消耗、消蚀于平凡岁月里的体制化结构。他们成了乱世中的殉道者和“盛世”中的畸零人。前者，无论是否为人所知，为历史所记，都曾在十年动乱的血污中一波波地前仆后继，执着（虽然不免狭隘的）在政治改造的向度上进行思考探索：从反“血统论”的遇罗克，到伊林涤西，到“李一哲”大字报，到写“兵团所有制批判”的小青年，到许多被屠戮于无声中的青年——记得在恢复高考后初入学时，学生中就曾广为传抄一首长诗，悼念文革中在西北某省以“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冤案被处决的一批青年。后者，则是在寻觅失踪者之际寻觅着所能看到的令人感慨的更多的人：在有可能继续他们于1968年开始了的思考的今天，他们却仅仅是在码字、争职称，或者另辟坦途，在官场和商场踌躇满志——这种在现实生活中的“成功”丝毫无补于他们在思想史意义上的“畸零”。恰如朱文所述：“一些成功的‘六八年人’，在‘一地鸡毛’的伴奏下，满脸油汗地高唱着自己‘劫后辉煌’，却把当年真正可贵的‘六八年精神’置之脑后。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沉下去，还是浮上来，他们要么是失语，要么是失去记忆，都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他们现在倒是热衷于参加各种“实际上是在篡改他们的精神轨迹的合唱”，而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许多对文革的津津乐道的追叙和描述，总不免带着缘于这种生态和心态的扭曲，——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们已不复是当年的他们了。“当年的思辨能力很少转变为思想史上的资源，而是转化为在社会层面上夺取权力资源与生活资源的世俗经验。”我不知道当年的“六八年人”若读到这些话，是否会悚然自醒，回顾一番自己在这后二三十年里的运行轨迹。无疑，在这个变化中，1976年是第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一场受到欢呼的政局之变使国家结束了灾难，同时也结束了作为时局的产物和对立面的“民间思想村落”的存在和发展。这里并不包含相反的推论：如果不结束，他们可能造就何种辉煌。不。我已说过，他们命定了要失落，“寻人启事”地张贴者心里也明白，这种“民间思想村落”，“是特殊年代的产物，转瞬即逝，也不该美化”。但，作为一代人的真挚和神圣所寄的一段经历，它应当引发一种至少略带敬意的思考，哪怕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人自己后来也背叛、亵渎了它。它已属于历史。我后来见到另一位论者对朱文的批评，细读之下，我很赞成他“要力争在体系内部建立自身有别于传统意识形态的知识传承方式和自律性格”的理性态度，我认为这无疑是时下学人应当做的事。但自这一视角而冷眼傲视“六八年人”的“民间思想村落”，睥睨这“脱离主流话语不认同于当时体制控制的边缘角色”，则太失察断，至少是一种严重的时空错置。尤其是这样的说法:“六八年的学术秩序尚不足以骄傲地自诩为拥有严格意义上的规范，六八年人对其据斥尚可视为一种无奈”，更是令人惊讶。1968年前后是否还有某种“学术秩序”可言（哪怕它“尚不足”为严格规范），中国的学人想来都还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当时的“主流话语”是否还有让真正的思考者（不管是作为个体还是“村落”）认同——参与——重构的可能，更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我很惊讶今天的治史者（哪怕不曾经历过“六八年”）竟能作此种超然之论。只有在相对合理、稳定的社会体制结构下，主流话语的叛逆者才有进入学术体制之内，对它进行参与——重构的可能。六七十年代的国人和青年，似乎都不曾有这样的幸运。这不免令人想到一个“中西比较”：在法国1968年5月风暴中造反的洋红卫兵，其中不少人后来都回到了书斋，在其学术体制内，以思想文化批判继续着自己始于彼时的思考，并且不乏成大家者。而作为法国学生造反灵感之源（至少是“之一”）的中国红卫兵，却绝少有这种既被纳入体制、规范内，又在其批判、重构上卓有建树的大家。当年的 者，或认同于“体制化毒素”，在职称和字数里志得意满; 谦虚点的，还以稗贩自己这些造反的同龄人的著述为业……除此之外，是否还有苦苦挣扎于旧理想和新时代的矛盾中而不知所归者呢？我不得而知。
　　思想史上，想来总是以失踪者为多。只是很可能从未有失踪得如这一代人离奇。你能设想“民间思想村落”的精神领袖成为职业灯谜手？你能设想为了某种信念在久久不能上调而蜇居荒村的困窘中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伴的人成为为别墅、汽车所满足的驻外商务代表或者老总、大款？你能设想在那一代人中扮演过别林斯基角色的人现在在平庸、沉闷的日常生活中以搓麻将消磨时光？你能设想当年读拜伦而落泪、读波拿巴而感奋、读基辛格而踌躇的人如今营营于职称、汲汲于学位，为了摞字数而深宵秉烛、猛敲电脑？在当年和今日之间，最致命的失落就是那一致和延续性。或许，那一代人在今天，什么都可能，什么也都有，唯独失去了某种精神追求，唯独没有留住那种精神追求中的真诚。
　　“‘六八年人’的精神生命已经死亡”。令人怅恨，但无可奈何。可以说没有哪一代人，精神探索开始得那么高尚、坚定、激烈、执着；没有哪一代人那么普遍地在个我的思索之初就如此强烈、明确地指向政治、历史，以天下为己任，无情地批判和否定一切宽容、不彻底性和中庸之道，以追求一种尽善尽美的社会理想的实现（即使在五四那一代人，这些特征也只在思想精英中的极少数人那儿才完全具备，而不是如“六八年人”这样作为普遍的特征）。但却也没有哪一代人如他们这么快地夭折，认同、趋附、陶醉于世俗的泥淖。这太不应该，他们本来由于其太独特的经历应该成为大有希望的一代群体。但也正由于他们那独有的不足使他们注定不能如所希望。“历史苦难积累起来的思想资源，在起飞之前就已经堕落，进入了一种令人难堪的流产状态。”诚然如鲁迅所感叹：“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谁的罪过？
　　但现在来看，这种结局实在是太必然了。“堕落”或进入体制中，都在所必然。因为他们都没有成为力足以抗世的大家、巨人。他们或曾以此自诩，却无人能逃避公例，由于前面提到过的那两个原因：思想环境的狭隘和非多元化，文化根基的浅瘠，他们注定不能在思想史上成大业。而对于不能以大家而卓然独立于历史中的人，向现实“回归”，认同世俗，随波逐流就是他们必然（哪怕无奈）地要接受的命运。他们曾神往和感奋于恩格斯评价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句话：“那是一个需要并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但他们赶上的，确是一个需要但却没有产生巨人的时代。有过一个巨人，他的光辉感召着一代人，但他的身影却笼罩遮蔽着这一代人。龙钟播下去了，跳蚤也长成了。在他开创、又打破了的格局里，出现了这一代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在这前面，是一代思想史上的前驱和殉难者，在这后面，是一代思想史的鄙亵和遗弃者，两者之间，是一代思想探索者的奋然兴起和黯然失踪。
　　在一度被巨人不无理由地打破了的格局再度辉煌地确立、在思想史资源的真切传承更为贫乏和鄙薄化的时代，在那条长河更加污浊和干涸的时代，我们能做什么？寻踪？溯源？探险？等待？
　　其实，每一代人中的每个思考者，都作为个体在实践着思想史上的一段探寻，经历着思想史上的一段成就或失落。这种经历能使他悟到，书本上记载下来的思想史，已经是一种何等粗略和失真的人为构架；而在思想史的长河里，浪花和泡沫都已转瞬俱逝——那当中失落的，未必就没有原本或能为之增色的闪光和辉煌。这种领悟在思想史上未始能有开疆辟土之用，但它能给人一点睿智。它告诉我们：历史，后人，也许会更关注文本之外的深藏着的思想史教训，并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而对每个时代的话语霸权，只会报以淡淡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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