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松：1962年，我的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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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松

又是清明，年近80的妈妈带着我们来到外婆的坟前。



外婆的坟在长江南岸的一个山坡上，后面，就是八年抗战时蒋委员长住过的黄山。


妈妈摆上供果，点燃红烛，伫立垂首。


纸钱烧起来，红红的火光，黑黑的墓碑，青烟起处，山风回旋。


泪水，从妈妈眼里滚出来，她又想起那个年代。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家在长江边一个叫马鞍山的半山坡上。出门，就是陡斜的石坡，长江，在脚下日日夜夜奔流。


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代，家家户户不准自己做饭，政府不供应煤，甚至连锅都被收缴了，每个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必须到“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去吃“集体伙食”。不去，不仅无法生存，而且还有“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风险。


外婆要去的那个公共食堂在山坡下的江边上，距那个著名的“龙门浩月”不远。


外婆是“旧社会”来的女人，小时裹过脚，“三寸金莲”行走起来原本不便，再加上长期饿饭，走路就更显吃力。然而，一日三餐，她必须下到江边，领取二两饭，然后沿着那陡斜的石板山路一步步挪回家。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下着雨，看见妈支著一根竹竿，挎著个布包，布包里面是一个碗和一双筷子。妈妈颤颤巍巍，面黄肌瘦，吃力地往上挪动脚步。我一下子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妈妈对我说。


终于，公共食堂的人也看到外婆走不动了，于是他们说：“裴婆婆（我外公姓裴），反正你每天六两粮，我们给你做一个六两的馒头，你一次性领回去，这样每天你就只走一趟。 ”


也只有这样了，去食堂来回下坡上坡，不安全不说，仅运动量大，就不利于对那二两粮的珍惜。


可是，很快发现，这也不是好办法。一个六两的馒头切成三份，每份也只有拳头大，更要紧的是，份量明显不足。


外婆不吭一声，她是传统文化打造的温良恭俭型女人，一辈子谦和恭顺，从没同人红过脸，更没吵过架。何况，人家还是为她着想呢。


她的三个小孙儿，其中包括食欲极旺的我，每天从幼儿园回来，虽说已吃过晚饭，总渴望再从外婆那儿捞点吃的。外婆不忍面对三双贪渴的眼睛，每天，她都把馒头切下三片，平摊著放在盘子里，用碗盖上，等我们回来。


记得有一次，外婆拿出一个土豆，土豆很小，不便再分，于是外婆叫我们轮流把土豆含在嘴里吮吸，以延长“吃”的美妙过程。姐姐很守规矩地照章执行，吮吸之后吐给了我。我含在嘴里，实在忍不住，一口咬下去。


旁边紧盯着我的弟弟，“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那时，六岁的我像一条饥饿的小狼，野性十足地搜寻食物，我把一个六岁儿童的全部智慧和精力，都用来搜寻外婆可能的收藏。一次，家里来了一个亲戚，外婆竟然冲了一小碗炒面招待他。那个香味直浸润入我骨子。可惜，任凭我痴痴地立在一旁双眼圆睁，口水长流，亲戚铁石心肠，一匙接一匙地吃了个精光，连碗都没让我舔一舔。


要是外婆，绝不会这样！


我决心找到外婆秘密藏匿的炒面。


我叫上小我一岁多的弟弟作帮手——帮我搭凳子、扶凳子——我估计炒面藏在高高柜子上那一堆瓶瓶罐罐里。爬上去，逐一查看，没有。我又来到卧室后面那间堆杂物的小黑屋。


在一个角落的架子上，我发现一个方形的冰铁筒。冰铁筒有点沉，里面有东西！我使劲撬开圆形铁盖，探手进去。空空的，只有几块拇指大小的块状物。我掏出一尝，哇，饼干！可惜，实在太小，小得大人们已经把它遗弃。我把几块“拇指”交给弟弟，不甘心地又将手伸进去。


里面有几张纸，掀开纸，下面是半罐面粉状的东西。“炒面”！我大喜，抓起一把送进口里，迫不及待往下咽。


突然，我一阵剧烈咳嗽，哇哇直往外呕，吐得翻肠倒胃。


正美滋滋享受“战利品”的弟弟吓坏了，惊得叫起来。


外婆慌慌张张赶来。 “老天爷，你啷个把石灰吃下去了？！”


“我……我……以为是……是炒面……”


“家里哪有炒面。那一碗？唉呀，那是我花五角钱向隔壁龚婆婆买的呀。”


我一边用外婆给我的水漱口，一边想，大人们为什么要把石灰和饼干放在一起呢？是为了防备我偷吃？


在我的记忆里，不管我做错什么事，外婆从来都没有骂过、更没打过我。我小时十分淘气，常常在外面滚一身泥，或者把衣裤扯烂。外婆总是不厌其烦地为我洗补。家里穷，我们几姊妹的衣服都是外婆缝制。记得有一天半夜里醒来，看见外婆爬到桌子上，把针线凑到那盏昏黄的灯前，眯着眼，吃力地试图将线穿过针眼……


我却毫不懂得爱惜外婆夜里一针一线为我缝制的衣服，不懂得孝顺她，关心她、体贴她，甚至有一次，我把她珍藏在一个玻璃瓶里的十几粒糖偷来一口气吃了个精光。外婆只叹了口气，说：“你该分点给姐姐……”


左邻右舍都说，裴婆婆是个好人，是个贤良忠厚的人。


可是，那个年代，好人、正直本分的人生活空间很狭小。妈妈同外婆是同类型的人，善良老实。“当时我一切都听从政府的安排，不懂得想办法找关系给妈弄点吃的。”多年后，妈妈站在外婆的坟前对我们这样说。


那个年代，家里很艰难。爸爸几年前（1957年）中了“阳谋”，工资被扣掉大半，人也被发配到一个叫长寿湖的地方劳动改造。先是外公因病无钱医治倒下了（1958年），接着是最小的妹妹夭折（1960年），外婆挣扎到1962年，眼见得油灯如豆，朝不保夕。34岁的妈妈也饿得满面浮肿，脸上一按一个指印。大我一岁的姐姐成天无精打采，已没有出去玩耍的力气。


坡下那家姓张的，外出寻觅一整天，傍晚挑回一担“粮食”——观音土（一种可以撑胀肚子但往往解不出大便的泥土）。然而，“饱饭”没吃两天，人先撑死一个……天地间，像有一只巨大的猛禽，它的翅膀遮天蔽日，扇动处，阴风四起，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


外婆身体越来越虚弱，先是一解便就脱肛，直肠鲜鲜红红地垂落在肛门外。外婆呻吟著，用热毛巾摀住肠子，慢慢把它托回去。后来直肠频频脱落，外婆无法站立，终于卧床不起。上不起医院，请了个私人医生来打针，结果消毒不严，感染了，身子越肿越大，肿得连眼睛都睁不开。最后只得开刀。没想到割开容易，长合艰难，由于极度缺乏营养，那个刀伤一直拒绝愈合，它日日夜夜大张著口，向苍天无声地述说，直到外婆告别人世，它都没有闭合。


那个年代，食物虽然极度匮乏，但“政治”却十分丰盛。妈妈几乎每晚都要参加“政治学习”，还不时要下乡去支援“抗击自然灾害”。通常，都是外婆照料我们。现在，外婆本人需要别人来照料了。她不愿给家人添麻烦，不忍心看到她女儿更加劳累，她觉得自己没用了，是个拖累，便萌生了去意。


公元1962年7月的一天，外婆嗫嗫嚅嚅地说：“我……我想吃……吃一片扣肉。”


“吃一片扣肉（即我们说的烧白）。”这实在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渴求，小得就像一片无声飘落的树叶。


可是，妈妈在外婆人生的最后一个愿望前束手无策。


当时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全力发展核武器，要立足打一场核大战——那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伟大英明的领袖，考虑的是“超英赶美”的辉煌——那可是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伟业。至于长江边上有一个饥饿的女人，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渴求一片扣肉，实在太不值得这个国家和那个领袖关注了。


家里有一张老式木床，木床有一个挂蚊帐用的木架子。1962年7月28日下午，外婆用一根绳子，一头系在木架的一根横杆上，一头系在她脖子上，消无声息地走了。


妈妈下班回来，抱着外婆悬挂的身子，泣不成声。


“她要是再坚持两个月，熬到9月份红苕出来就有救了。”妈妈在坟前对我们说。“三年大饥荒，她快熬到头了，在快结束时，她走了……我知道妈妈是怕拖累我…… 她一辈子都为别人着想……”


外婆能坚持到红苕出来吗？她怎么知道大饥荒什么时候结束？（到1962年7 月，肆虐三年的大饥荒在全国各地都基本结束，但四川省仍然严重，这“归功”于极“左”的四川省省委书记李井泉，这是后话。）妈妈说，外婆死时体重只有50多斤，真真的皮包骨。那张木床，后来我们又用了多年，系绳子的那个横杆，细细的，并不结实，我用手一使劲它就会折断，外婆整个人吊上去它竟然完好无损，可想当时她的生命是何等“轻如鸿毛”。


外婆的丧事我已记不清了，也没有爸爸回来的印象。只记得来奔丧的表姐娣娜姐姐晚上陪着我睡，她对我说：“婆婆是个很好的人。”


还记得那几夜的淡淡的月光，幽幽冷冷，洒在窗台上，一片银灰。


外婆火化后，骨灰埋在屋前一个叫做花园坝的凹台里。那儿，正对着长江，对着江对岸楼房林立的市中区。八年抗战期间，市中区曾是日军狂轰滥炸的地方，在长达五年半的“无区别轰炸”（即不分民房、百姓的轰炸）中，重庆被炸死炸伤3万多人。外婆躲到了涪陵乡下，她靠给别人缝制衣服维持生活，她没有被炸死，也没有饿死，安然无恙地渡过了八年艰难岁月。


可是，在和平年代，在“奔向共产主义幸福天堂”的“康庄大道”上，外婆倒下了。


同她一同倒下的，有多少呢？


前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告诉我，他通过各种资料对比研究，得出的数字是：四川省在三年饥荒年间，至少饿死1,000万。


他还说，当时，四川省省委书记李井泉认可的数字是800万。


800万也好，1000万也好，在李井泉眼中不过是个数字，他面对这个数字谈笑自若地说了一句“名言”：“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不饿死人？！”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就不提了，“四川出了个李井泉”却让人忍不住有些关切。从突然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1960年9月），活生生地从饥民口中夺食，到动用暴力，把所有不满的人、说出真相的人打入大牢，都是“超英赶美”类的毛式大手笔。在这些大手笔下，卑微如我外婆一样的草民，就只有拿生命祭献了。


1,000万，800万，的确不过是数字，但是，我眼前的这一个“1”不是数字，她是我外婆——一个鲜鲜活活的生命，一个一辈子温良贤淑慈善勤俭的生命，一个把最后一口粮食吐给她孙儿的生命。


昏灯下细细的针线、盘子里薄薄的馍片、床架上飘荡的身子……把这个简单的“1”撑得血肉丰盈。即便我也如他人一样得了健忘症，忘掉了历史上曾经有那么一个“自然灾害”，即使我不再争论1,000万还是800万，但是，我会计较这一个“1”，我会年年在这一个真真实实、鲜鲜活活的“1”面前焚香致哀，垂首静思。


山风吹来，松柏摇曳，黑色的墓碑横亘在阴阳两界之间，阻隔了生与死的对话。但我相信，人有一个灵界，它超脱肉体而永存。我伫立在墓前，灵魂向外婆在天之灵跪拜。


青烟袅袅，烛火幽幽，充盈于心底的爱的灵光，穿越阴阳生死的疆界，将外婆紧紧拥抱；那沉寂了45年的迟来的心语，在墓地上空回响——


——外婆，我爱您！


　　　　　　　　　　　　　　　　　　　　　　　　　　　　　谭松于2007年清明





【编辑语】谭松，重庆人，生于1955年11月。两岁时其父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反党分子”，送往重庆长寿湖劳改。在随后的三年大饥荒中，他外公因病无钱治疗去世，妹妹饿死，外婆自杀。幸存下来的谭松，下过乡，上过大学，36岁时评为英语副教授，发表过专著、辞典、译著、散文、杂文等300多万字，曾担任《重庆与世界》杂志主编，《中华手工》杂志主编，采访过约400多名各类人士。其中，谭松采访了近百名长寿湖的幸存右派，写成了约50万字的采访录《长寿湖》，收集到珍贵的几百张照片。为此，他曾被当局抓捕关押过。〈1962年，我的外婆〉是谭松在2007年写的一篇纪实作品，表达了他对外婆的思念和对那个年代的控诉。@


http://www.epochtimes.com/gb/11/9/7/n336643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