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贤 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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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


马家贤


有一本书叫“二十年目睹怪现状”这本书我没有看过，但其中有些故事我听人讲过，感到很可笑，很荒唐。这几十年，我也耳闻目睹过许多怪现状，这些怪现状发生的时候，现在的一些领导人最大的还是一个小学生，有的是小孩甚至还没有出生，他们不了解历史，不知道那些荒唐事，或者是知道而不愿讲或不准讲，以至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根本不相信会有这些荒唐事，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应该把知道的讲出来留给后人，算是对历史应尽的责任。


(一)我有一个同学叫李永新，50年我们同时考入清华大学，他在上高中时就是党员，为人憨厚正直，与我很谈得来，经常在一起玩耍，54年毕业后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当时有一机，二机两个工业部，一机部管民品，二机部管军工）。很受重用。被当作部长的接班人来培养，55年肃反时，他是二机部肃反领导小组成员，57年反右时又是二机部反右领导小组成员。当把一个准右派的材料拿来讨论时，他认为此人不够右派，又拿来一个讨论，他认为还是不够右派，如此几次之后，长官发话了：都不够右派，那你就够右派，他就是这样成为右派份子的，79年改正后，他被分配去一机部情报所任所长（司局级）。81年我去北京出差，在情报所找到他，下班后一道去了他家，晚饭时他的夫人问我：“北京这么多同学，你为什么不去找别人而来找他”。我还来不及回答，李永新讲：“我们是一样的人，人不来找我找谁，当时我社会工作忙，没有时间做作业，我的作业都是抄他的”。以上他当右派的过程是他在饭桌上亲口告诉我的。他就是吃了“憨厚”“正直”不愿整人的亏，如果他昧着良心，随波逐流，落井下石去整人，可能二机部部长的位置那时已经属于他了，那一次是我们毕业二十七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没过几年他因心脏病猝死于家中）。


（二）沈阳航空工业学校建于1952年，第一任校长叫杨志挺，是一个经过长征的老红军，校长办公室是套间，外屋是一个女秘书，关上门就是一家人，杨校长在办公室把女秘书的肚子搞大了，职工虽窃窃私语也不敢公开谈论。抬轿子吹喇叭的自有办法，给女秘书在外面介绍一个对象，嫁出去就算了事，不久杨校长调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去当基建处长，可能也降了点级。57年鸣放时，教师张励吾将此事写成大字报贴了出来，使本来不知道的人都知道了。这张大字报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以攻击污蔑老干部的罪名被划为右派，这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三）我们南开49级有个同学叫闵家伟，57年反右时，领导给他一封介绍信（他当然不敢拆开看内容）介绍他去另一个单位工作，信是这样写的：“兹介绍右派份子闵家伟到你处工作，请予安排”闵家伟就是这样糊里糊涂成为右派的，经历了二十多年极为艰苦的劳改生涯，更为凄惨的是，在改正错划右派时，他的档案里没有关于划右派的材料还无法改正。他就这样冤枉的过了一生，直到去年因癌症去世，真是天理何在。


（四）1955年肃反时，校长褚唤民在动员大会上讲：“我们学校的敌情非常严重，检举揭发信件雪片飞来，在我们学校已发现了武器及敌台”。当时在毕业班学生中也搞了肃反，事后有50来名学生被当作有问题的人不能继续学习，而是集中在一起搞军训，天天在操场下操，我们也不知他们是什么问题，直到1956年秋季，校方才宣布他们的问题已经审查清楚了，转入下一届继续学习，当时我是一个班的班主任，班里也有几个这样留下来的学生，校方要求我们去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当我向学生了解他们为什么受审查时，学生是声泪俱下告诉我的：“在宿舍搜出作为道具用来演话剧的木制手枪说是武器，搜出了矿石收音机说是与敌人联系的电台。”为了一支木制手枪及一台矿石收音机被审查了一年多，还晚毕业了两年，要知道那时晚一年参加工作就少一级工资啊！我深为这些学生抱不平，因此我就在公开场合发牢骚讲：“褚校长真不愧为宣传部长，能够把道具木手枪说成武器，把矿石收音机说成敌台”。（褚校长来沈阳航校前是山东一个地委的宣传部长）由于这些牢骚，再加上其他一些事捡鸡毛凑掸子，我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学校的右派指标不够数时，把我加进去凑足了名额。


（五）我们年级一个同学朱显江，57年在昆明一个话剧团当演员，他的妻子很漂亮，被剧团团长看上了，57年反右时团长就借故将他打成了右派，并霸占了他的妻子，朱显江一直劳动改造了二十多年，直到改正才去一所中学教书。


  以上故事中的主人公我都认识，下面再讲一些我从书中看来的故事。


（六）戴煌是原新华社的高级记者。1956年苏军一个军事代表团来华访问，为了欢迎苏军，组织了一个文艺演出会，演出时苏军代表团已回国了，但文艺演出会仍按时演出，戴煌参加了那一次晚会，开演前他发现前三排最好的位置是空着的，一个校官见位子空着就去坐了，被组织者喝斥退下，直到临演出前，才见一伙人前呼后拥而来，原来是当地的行政长官，以及他的老婆孩子，七大姑八大姨以及他们的保姆，这些人才坐了前三排，戴煌看后觉得不是滋味，再加上当时的一些特供商店，一些特权人物可以买到价钱低，质量高，一般老百姓买不到的商品。1957年鸣放时，戴煌对这些特权提出了意见，因此他就成了右派份子，随后他被发配到北大荒劳改，吃尺千辛万苦，好容易捡回了一条性命，为此他写了一本书叫“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有一段时间，这本书可以在新华书店公开出售，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本书作为禁书，不准公开出售了，只有“炎黄春秋”杂志社可以代购。每本价21元邮费5元。在劳改期间，戴煌结织了一些右派，他们被划为右派的原因说来也真可笑，真荒唐。


（七）有一所中学，分配了两个名额，该校有个老师有点海外关系，一个右派名额非他莫属，另一个怎么办，校长犯难了，于是召集全校教师开个会，叫大家来选，选中谁谁就是右派，会上大家都不发言，有个老师是学校的骨干教师，经常受到表扬，那天早上稀饭喝多了，感到尿急，请假出去方便一下，他前脚一出门，大家一致选他为右派，等他那泡尿撒完，回来就成为右派份子了，无独有偶，最近我看一部电视剧“全家福”剧中有个医生叫周克明，也是在开会时因尿急要上厕所，回来时他就成为右派份子了。


（八）有一个转业军人，在部队上经常是先进份子，转业到一个县的文化局，局长是他的一个族兄，该局分配到一个右派名额，局长犯难了，不知该把这顶帽子给谁戴，于是找到了这位族弟，说为兄很为难，这个右派的帽子是不是由你戴算了，他回答得也很干脆：“党叫我当右派我就当右派”，于是他就这样成为了右派份子。


（九）有一个电影发行公司分到了一个右派名额，经理决定抓阄的办法来解决，一个19岁的女放映员抓到了，于是他就成了右派。


（十）在谭松所箸“长寿湖——1957年重庆长寿湖右派采访录”一书中，有这样一个女右派叫王义珍，她当时是重庆南温泉疗养院的医务人员，当时只有22岁，能歌善舞，就是对政治不感兴趣，每次时事政治考试都不及格，不及格就要把姓名公布在黑板报上，有一次人家告诉她，书记还不是每次都不及格，她们的书记是大老粗，没有文化，她一听生气了，发牢骚说：“为什么不公布书记的分数，把他的名字也上黑板报”。为此她被书记借故也打成了右派。


  因为一句话被打成了右派，在长寿湖右派采访录一书中是举不胜举的。


  反右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把反右描述为扩大化，据了解全国55万多名右派中，只有7个右派没有改正，姑不论这7个该不该也改正，把7个扩大成55万多个，究竟是扩大化，还是根本错误，至今是避而不谈，作为一个禁区，当人们了解到这些可笑的荒唐事之后，认为是应该澄清的时候了。历史是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是任何人都不能篡改掩没的，我相信，这段历史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


  一个有错不认错的机构是无德的机构。


  一个使人民的精神肉体无辜受到伤害，而又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机构也不是一个有德的机构。


注：谭松青年作家，系49级校友谭显殷的长子，他用了几年的时间跋山涉水去长寿湖采访了上百位右派老人，在采访过程中，他受到了有关部门的跟踪，阻挠，并被抄家，搜走了他采访的稿件、U盘，并被捕入狱蹲过大牢。好在他狡兔三窟，U盘分放在几处，以后该书才能在境外出版，我们现在得到的书反而不是原版而是盗版。我是在谭显殷过世后在吊唁厅里与他见面并得到一本赠书。


  长寿湖曾有627名右派份子在那里劳改，他们受尽了饥饿、劳累、殴打、疾病、批斗等折磨。其中有一百余人未能活着离开长寿湖，谭松用大量的文字图片真实的记载了他们的血泪史，为后人研究“反右”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谭显殷也曾在长寿湖劳改多年，他能有这样一个儿子并能在生前见到这本书，也足以含笑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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