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西郊部队大院

fuqiangqiang

复兴门外一带在日本占领北京的时候，这里就是军事机关的集中地，玉泉路是日本人修的。傅作义入主北平时，这里仍然是军事机构集中地，住有几万军队，傅作义的作战司令部就在万寿路，这里遗留下不少档次不等的建筑，主要集中在万寿路和永定路地区。
1949年2月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后，这一带自然就成了解放军的军事机构中心。解放初期有一种北京城的规划构思，将公主坟一带建成北京市的旧城之外的新中心，陆续又有不少建设，虽然这一规划没有得以实施，但是这一带还是有发展的，特别是军事机构在这一带发展较多，有一段时间，这一带称为“新北京”。至于靠山隐蔽的军事指挥中心，不是这一带，而是在西山。地铁1号线终点站苹果园是平民出行的终点站。再往前开二站，到了西山腹地，香山的“肚子里”，才是三军作战指挥中心的所在地。
解放以后，北平市恢复原名北京市，定位为新中国的首都。二十多万人民解放军官兵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干部一下子涌进了北京市，需要大量的办公区和生活区。于是，党中央决定在北京西部西长安街的延长线地区，建设军事单位驻京办公区，逐渐一些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委机关也在这里建起办公区。随之，各种兵种军人家属住宅区、国家机关干部家属住宅区，在这个区域内陆续建设起来，从现在的西二环路一直延续到四环路外，与石景山区接壤。其大致区域范围为，从复兴门至玉泉路，东西长约3公里，以复兴路为中轴线南北宽约3公里。在这大约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形成了具有独特性的“中国首都大院式”机关办公和居民居住混合区。有人称，这是“延安大院”在首都北京市的延续，也不无道理。西长安街这条“十里长街”上常走的车，大多是军车，因为街两旁排满了部队大院。
新中国建立，搞部队正规化建设，分出军种、兵种、各总部。它们的首脑机关差不多都在这条街上，尤其路南，从公主坟的空司、海司，到玉泉路的铁道兵司令部，鳞次栉比，一字排开。一路走来，除了五棵松的301医院，差不多隔一段就会看到一个有哨兵的大门，那时哨位没今天威严，哨兵身后，是个绿色的木头岗楼，以备避雨。整条街安静而神秘。
从公主坟一直到北京西山脚下，空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通信兵司令部、总后勤部、总参谋部、炮兵司令部、装甲兵司令部、工程兵司令部（后来是基建工程兵）、铁道兵司令部等司令部、军事医学科学院、解放军总医院等依次排开，一直到西山脚下的北京军区大院。复兴路北从复兴门起有第二炮兵司令部、国防部、军事博物馆、军事档案馆、军事博物馆、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等。
据说1950年著名的“梁陈方案”，为了保护古都，梁思成与陈占祥吸取巴黎与伦敦的前车之鉴，建议把新的行政中心建在西郊。后来，“梁陈方案”被毛泽东否定了，西长安街军队大院才被留在了城外。
几乎所有的军队大院建筑都是统一制式，总后大院的布局干脆直接用苏联“陆军总部”的图纸。这些大院就像一个个独立的小城市，有自己的办公区、生活区、食堂、服务社、礼堂、俱乐部、游泳池、医院、车队、幼儿园、小学，甚至中学。培英、育英、群英、育红、友谊、育翔、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十一等都是大院的子弟学校。
这些大院中，大都有操场，干部、战士早上要出操。三年困难时期，有的操场被“开荒”种上了菜，据说一位干部因饿得不行，晚上偷摘了个茄子吃，结果背了个处分。这些大院里有两座礼堂很著名，一座是总后礼堂，一座是解放军政治学院礼堂。三年困难时期，“劳逸结合”，礼堂几乎天天演电影。最早的《江姐》和《长征组歌》都曾在这里第一轮上演。“文革”中这两座礼堂成了“斗黑帮”的高级场所，台上挨斗的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罗瑞卿、李聚奎等。
鉴于部队大院建筑带有保密性。一是资格最老的总后勤部大礼堂（2011年被拆掉）、太平路13号院总参谋部三部四局五十年代中期盖的一片苏式三层住宅楼（现在还在，没准再过二年就拆了），还有复兴路上最漂亮的新建筑——八一大楼。

“八一大楼”（又叫国防部军委办公大楼、中央军委办公大楼，以区别于位于北海公园西岸的国防部大楼），位于复兴路的北侧，军事博物馆的东侧，铁道部大楼的对面，总建筑面积10万多平方米，高大雄伟，庄严肃穆。是长安街上新建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施工建设单位是总后新兴建筑集团公司。“八一大楼”工程获得2006年建设部国家金奖“鲁班奖”。在建筑技术创新上成就突出，其高层建筑156米的超长无缝设计获得军队科技一等奖。八一大楼入围评选“北京十大当代建筑”50座建筑名单之列。
八一大楼由总参工程兵第四设计研究院设计，1999年8月1日竣工，主体建筑地上12层，地下2层，建筑的檐口高度为61米。
八一大厦建筑总体布局，根据使用要求划出互相联系的广场院落空间。南面的八一广场，是欢迎外国军事领导人检阅三军仪仗队的场所，雄伟壮观，具有礼仪盛典的氛围；东广场为一般工作人员进出接待的场所，气氛朴实，方便实用；北面为12600平方米的集中绿地，与内庭绿化互相联系，环境优美。建筑平面设计功能分区明确，交通流线清晰，符合使用要求。使用单位认为，该建筑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实用性强，单体建筑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建筑造型独特新颖，雄伟壮观，体现了军队特色，民族风格和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色彩简洁明快，大方有个性，结构坚固，抗震性能好，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合理，做到了经济适用、造价低、质量高、效果好。八一大楼要求建筑造型突出军队特色，民族风格和时代精神。该建筑把军队特色放在了首位和中心。在总体设计上采用传统的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布局，巧妙地将主楼西南侧需要保留的原学习馆纳入新建筑中，组成高低错落，端庄稳重的建筑群体，加上超宏大的建筑体量形成了本建筑特有的雄伟壮观的军队气质。同时大楼也具有现代办公楼共同的特征。大楼的布局、造型和色彩做到了与相邻的中国军事博物馆协调一致，又各具特色，在西长安街延长线上又增添了一处亮丽的城市景观。

军队干部退休后的住房，50年代是由当地人民政府和人民公社负责，70年代是由军队解决经费，当地革命委员会负责修建。1981年1月，国家对军队退休干部的住房建设、分配、管理等问题作了新的规定：建房经费和建筑材料，由国家计委专项下达，专款专用，专材专用。计划、财政和物资部门负责安排基建计划、经费和建筑材料的调拨，建委负责组织设计和安排施工力量，土地管理部门负责征地，民政部门参与建房选点和负责住房分配，房管部门负责房屋管理、维修和收缴房租。对回农村安置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把所需建房经费和建筑材料拨给当地县（市）人民政府，由他们责成人民公社帮助军队退休干部建房或买房。1986年10月，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民政部、国家计委等九部门联合发出《关于改进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建房工作的通知》（民安[1986]32号），规定了统建、购买商品房、自建、家属单位帮助建、维修和扩建私房、军地共建、换建等7种建房形式，拓宽了建房渠道，1991年2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转发《民政部、总政治部等部门〈关于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安置建房工作请示〉的通知》（国办发[1991]9号）中规定：就地安置的离退休干部住房建设，原则上由地方政府承担，并继续妥取多种形式，鼓励离退休干部自建、自购住房、维修私房和家属工作单位帮助建房。

军队宿舍的住房是相当宽绰的。将军不用说了，多半住一栋小楼，至少是两家分一个楼（主要是少将）。大区一级机关还有大校楼一说，一套五六间房子。一般校官住的宿舍楼，都是三四居室。房间的面积、举架也今非昔比，厕所里搁进一个浴缸，只占去一角。取消军衔以后，军队的住房标准为军职五六间，师职四间，团职三间，营职两间。行话是“师的房子”、“团的房子”。军队院里的孩子大多不会有几代同堂的体会。有时候，住房面积与生活水准的高低并不成正比。房子大，房主收入肯定不低，但居住质量则未必配套。军队院里多为土八路，扛枪打仗种地行，享受生活不是他们的长项。如有少将“顶戴”的甘祖昌，就过不惯城里的安逸日子，解甲归田了，还因此被树为典型。很多住着四五间房子的上校、大校之家，就靠公家发的那点家具点缀。墙上挂的除了毛主席像，就是一堆镶在镜框里的照片。
八十年代以前的将军们要比现在清苦的多，住房虽称将军楼，面积一般也就百十平方米。将军们的配车，只能将军们自己乘用，可谓是公、私分明，级别分明，在当时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规则。将军们的权力给子女没有带来什么福祉，最大的后门就是下连当兵。看子女进步的标准，一是入党，二是提干。工程兵司令陈士榘上将的夫人，一个抗战时期入党参军的女八路，上将顾虑影响，一直压在团职岗位而不予升级，文革初期因他夫人对周围人透露江青的老底，被定为反革命进了监狱，直到“四人帮”倒台才出狱平反，现在在团职上离休。他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均为普通公民，其中一个还没有公职，没有医保，靠兄弟姊妹几个帮衬。曾在工程兵大院旁开过一个不大的“老兵餐馆”，弄了些钢盔、军水壶、当年的国防绿军装什么的来点缀，不过没开多长时间就黄了。
五、六十年代部队大院的将军们按照等级规定配车。最高领袖层是苏联的“吉斯”（五大书记、七位领袖），兵团级的是“吉姆”，军级的是“华沙”“胜利”“伏尔加”。从师级单位开始只有棚帆布的吉普车，苏制“嘎斯69”、“北京吉普”和缴获的美国车。后来国产车对应的是“一面红旗”“三面红旗”“五面红旗”“上海”，所谓“面”是指车两侧前轮膀上不同面红旗组成的标志装饰徽。
有人说，家庭经济条件好了，人与人的距离却远了。这话一点没错，其实何止现在。解放初，老刘出生在玉泉路一个军区司令部的驻地，那里等级制度十分严格。高级将领是一家一个小将军楼，警卫员、炊事员、保姆等是国家配给的。而中级或再下一级别的人士，好的挤在一排排五层式的小楼里，差点的就挤在长长的筒子楼里。
军队大院干部家里的家具也是按照级别配给的，五十年代师级以上干部配沙发，六十年代配电视机，七十年代配给小卧车，九十年代就赶不上大院外的“富人”会享受了。那种特殊的等级森严的环境，等级制度的物质分配，造就了那里的人们个个施展才能追求“进步”。住好房子、吃特供是那里人们的奋斗目标。将军抽中华、喝茅台，校级军官抽前门，喝衡水老白干。每个的节假日，部队大院都要发油盐酱醋，大米白面和肉什么的，六几年全国闹自然灾害时候也没断过，反正部队有的是农场、鱼塘、猪场什么的。就连大院的孩子们也生活得很惬意。院子很大，孩子很多，小孩子玩的设施也多，像大院外的孩子想都不敢想的足球场、篮球场、游泳馆、大礼堂在那里应有尽有。改革没开放前，大院里一个星期能演几部内参片，这是外边的孩子们梦寐以求的，这些也成了大院孩子们的骄傲资本。说实在的，那里的条件虽好，但也不开心。住了五六年没认识几个人，成年人从不串门，也没有几个真心朋友。在那里，人们谁与谁走近了一点，就会被认为是拉山头、搞关系、走后门不正当的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淡泊，总是隔着一层厚厚的纱。
九十年代中期，部队干部的待遇大大提高，授衔后工资陡长。据说某部队大院的一大校，一口气买了八块欧米伽手表，转着圈找地方搁。同时，他也不忘在自家门口开荒种地。他家里最耀眼的东西，是院里给配的两个大沙发。军队的房子有一个特点，高级别的住宅，外表看不出有多排场。在军事科学院大院里，貌似很普通的宿舍楼，里面可能住着一色的军级干部。
地方大院的居住条件，视机关情况而定。人民大学是从延安过来的学校，当年的身份还有点特殊，“文革”前国庆游行时，出场的次序是人（人大）、北（北大）、清（清华）、师（师大），但仅此而已。艰苦朴素的口号被落实到教学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住房也不例外。当年，全校有西郊和城里两处宿舍，几千教工，单元楼房不过十栋。剩下的是筒子楼、平房。其他院校的顶尖教授，都能在住房上享受一点特殊待遇，一家或几家住一栋小楼。人大则不然，再有名的学者，纵使是一级教授，只要住的是学校的宿舍，到头不过公寓楼里的四居室，面积不及一百平方米。二三级的教授，收入都在二三百元，但倘是几代人一大家子，加上在家办公做学问，居住质量就大打折扣了。
国家部委的宿舍，如百万庄申区、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那样聚居的部长楼不多见，大多国家部委的干部是三、四、五层的普通宿舍楼，一到四居室。不少部委院里盖了不少筒子楼和简易楼，住户大多是级别较低或较年轻或“文革”中落难的干部。50年代的房子，有很多坡顶U字型的苏式建筑，房间大，举架高，敞亮；也有专门给高级干部盖的相对高级的宿舍楼，三到五居室一套。
复兴路一带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败落的。过去复兴路部队大院是很好的住宅区，有自己供应系统，军人那时都是高工资，地位也高，一个尉官就可以满城招摇。八十年代以后北京逐渐往东朝阳这边发展，与东郊、北郊新洋楼相比，西郊五十年代的苏式建筑就显旧了。几个老的军队大院聚集区复兴路和红山口地区，几个老的地方干部宿舍区三里河百万庄和平里，都是一副潦倒的样子，被北京新兴的CBD国贸金融街外国买办的销金窟五星酒店公寓商场玻璃大楼比下去了。
自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武装力量经历十次大裁军，部队壮大了，机关精简了，装备现代化了，还提高了军人的工资待遇。于是，在西郊复兴路一线部队和中央单位大院里，掀起了拆旧楼建新楼的“热潮”，包括办公大楼和宿舍楼。仅就住宅楼职工住房面积标准来讲，目前西郊已经不落后于东郊和北郊了，而且还仍然保留着工作生活在同一个大院的传统方便格局，绝大部分居住居民没有感到市区交通拥挤带来的压力。随着公主坟、五棵松两个节点购物中心地位的逐渐确立，西郊复兴路沿线正在成为宜居的居民居住区。

干休所主要是指军队干部休养所。干休所服务的主要对象是：1、军队离退休老干部，团级以上；2、在战争中和国防建设中，以及因公丧失劳动能力或工作能力的军队干部；3、在战争和国防建设中，以及因公战残伤残达到特级或一级的军人；4、离退休军队老干部的遗孀，5、已故离休军队老干部的父母（孤老），6、其他符合条件的老干部。
干休所的管理分为二种形式：一是军队管理的干休所。这类干休所里的离休、退休老干部，仍然保持军籍，待遇未变。二是划归地方政府管理的地方的干休所。这类干休所里的离休、退休老干部或其他人员，已经转到地方安置，不再保留军籍。待遇基本未变。地方管理的干休所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与其他国家不同，在我国，无论哪种形式管理的干休所，其所有的运转资金费用，全部来自军费，并且在我国的军费中占有很大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