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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3 14: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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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分析“人性”这个第四要素，
认清是我自己选择了剥夺他人生命之至恶
以上四个要素中，决定参与者个人后果的要点是“要素四：参与者的人性”。
在策动阶级斗争的四个要素中，前三个要素的决定权掌握在始作俑者手里，始作俑者呈主动发起态势，始作俑者以外的所有人都是被动的。
而“要素四：参与者的人性”却掌握在我们个人自己手里。它是始作俑者策动阶级斗争的四个要素中，唯一的（不取决于他，而）由我们自己的心理状态和理性思考可以决定选项的要素。
我自己的教训正是对这一点（我自己可以决定选项）毫无认知，盲从派性，参与武斗。自己人性恶的一面被始作俑者充分调动出来，选择了害己害人的最极端之恶，剥夺他人生命之至恶。
文革后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表明不再搞阶级斗争了。也有迹象表明，可能不再强调策动阶级斗争的“第二要素”和“第三要素”了。现在要防止文革卷土重来，就要紧紧盯住“第二要素”和“第三要素”会不会再现，要警惕谁再提出新的阶级斗争名称，再组织参与阶级斗争的新的主体。
根据以上捋出的四个要素，再认识自己文革中的犯罪就更明白清晰了。
1. 清晰地看到自己犯罪的外部环境和诱因：我领刑后一直认定，我犯罪入狱完完全全是因为自己，而始终没有认真思考始作俑者及文革运动等外因对我的影响。
“四个要素”之分析清楚展现了我犯罪是发生在人造阶级斗争（如罗马科洛西姆角斗场）的封闭场景里，把始作俑者对青年学生使的高明阴招揭露无遗。
2. 通过“四个要素”分析，更清晰地看到始作俑者发动文革的按需定制阶级斗争本质，纠正了我（直到回归社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文革的肤浅认识：当时以为他发动文革真是为清理党的干部队伍，防腐败、反修防修，要整肃走资派。
三、穷追阶级斗争要素的要点：
争当接班人，和派性大旗背后掩盖的人性之恶
文革参与者们打着派性大旗，实质是抱团趋利避害。派性大旗遮掩着各类参与者的多种、多重动机，按文革的说法，各种动机很复杂。今天看并不复杂，因为本来就不该有阶级之分，不该有地、富、反、坏、右、资、黑，还复杂吗？说“复杂”二字，完全是被当时的阶级斗争警惕性教育扭曲了的结果。
反右展览里，左派的获利和右派分子的悲惨遭遇之对比画面，一直活生生地镌刻在每一个文革参与者心中，刺激着他们的趋利避害之心。思想和政治阅历都单纯的青年学生参与文革的真实动机（即使是趋利避害也）极其简单，就是“争进步、当左派，避免被划右派”。受始作俑者的阶级斗争教育后，青年学生内心的派性倾向，就是拿文革简单地对照反右斗争或“四清”运动以及自己对“自身阶级质地”的掂量的结果：
左派分子们能入党提干，工作顺利，生活得保障（我出身好、政治表现好，当仁不让）；
右派分子们遭遇悲惨，甚至家破人亡（我出身差，重在表现？只好认命）。
1. 为什么说“争进步、当左派，避免被划右派”的“好初衷”会成为人性之恶？
通过反右斗争有一群人在斗争中成为左派而受益，同时有另一群人被打成右派而受损。受益群体参与了始作俑者按需量身定制、本来莫须有的阶级斗争，成为受益左派，而同时使他人实实在在地遭罪几十年。这完全符合“利己害人为恶”，所以属于人性之恶，而毋庸虑及“争进步、当左派时内心的初衷”。左派、右派竟是通过一场原本莫须有的“按预设（阳谋）需要定制的斗争”的产物！真是莫明其妙，所以左派、右派都是通过造假运动的产物，是欺骗人的两顶假帽子。
左派们的那个初衷好吗？很多无辜的右派分子正是被多个“初衷”相叠加、相威逼而自杀的。所以恶与不恶，不决定于其初衷，而决定于其客观后果（如：武斗致人死亡）。由于不懂始作俑者的阴招，青年学生“争进步、当左派，避免被划右派”的简单初衷，被他利用来打击对立派，把无辜者推向深渊。在自己成为左派分子并受益的同时，也成了始作俑者作恶的帮凶。这说明，始作俑者的阴招，导致我们于无形中参与了他的作恶。青年学生自以为初衷良好，却不知始作俑者从一开始就决定要利用它来搞阶级斗争，从此带你卷入打击他人的害人之恶。
文革策动的阶级斗争，最高明、最阴坏的伎俩就是总能运用美丽的词汇把人性灵魂深处最丑恶的精灵诱发并释放出来。如：把“出卖朋友”叫成“分清敌我”，“落井下石”叫做“划清界限”，“揭发亲友”表明“站稳立场”，“需要武斗”就说“文攻武卫”，“要打倒你”定性“国共两党”，“鹬蚌相争”辩称“制衡之善”，不惜采用各种因势利导“初衷”的骗人口号来动员“蠢人们”放开手足做坏事（我谓之：使初衷发生变异的高明阴招）。
许多青年学生甚至始终被自己的良好初衷所欺骗，直到始作俑者已经隐藏不住害人的恶果时，还在死心塌地紧跟他搞阶级斗争。反右和文革均如此。看不懂始作俑者的阴招，以至于害人的恶果发生后追悔莫及。初衷在后来将是你内心永恒之隐痛，而恶果却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方面的教训我永生不忘。
始作俑者对两派头头更是不惜一切手段（如：派中央高级首长以接见的方式激发鼓励，甚至用亲自发表大字报）来刺激他们趋利避害的人性，帮助其组建司令部、组织队伍，鼓励他们拉派性大旗令其思想膨胀；最后让他们领导一派群众，释放出打击迫害对立派的人性之恶。始作俑者则自始至终在两派之上领导着。
文革运动几近沸腾，进入佳境。红卫兵领袖经常被首长接见，口味提高了，早就不仅是“争进步、当左派”，而是要领导全国红卫兵运动了。初衷早已实现，开始变为野心：能听到首长就在面前讲话，天天能和中央首长握手。红卫兵头头蒯大富远不会以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头衔而止步，如果不做领袖梦，反倒不正常！蒯的导梦者就是始作俑者。而对方的414派头头，即便自己“不想”做红卫兵领袖，但按照对等原则去推定，也很满足了。
两派头头身处政治运动风口，加上始作俑者对其直接、间接加以督导，使他们带着初衷高调参与作恶的风险和频率更高。经常让红卫兵上报纸、上广播电视，红卫兵的张狂就是你始作俑者纵容（其实是刻意引诱）的。实践证明，始作俑者纵容谁，谁就会张狂；倾向于谁，谁就会作恶！两派头头的“好初衷”最后被引诱为无情打击对立派群众的人性之恶，根子也在于中了始作俑者的阴招。始作俑者让你成为头头，只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已，绝不是要培养你当接班人。看明白了以后很是失望：为什么不是阳谋就是阴招？
2. 揭开派性大旗对人性之恶的遮掩，始作俑者以争当接班人诱导学生参与作恶。
文革前的反右斗争和四清运动，学校党组织刻意培养具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质的同学。一步领先步步领先，入团、入党、提干、当官、选择国家重点专项课题研究一气呵成。文革前清华学生早已把“党员的政治优势”对自己的政治生命价值体现，准确锁定在“共产党员政治面目（身份标签）”上，人性的趋利本质导致聚焦申请入党。但是，文革期间党、团组织生活没有恢复正常，于是只能抱住派性（集体人性即派性）、组团集体趋利避害，先“争取进步、当了左派”。这是两派红卫兵共同的秋后梦。双方在脑洞底部都这样想：“秋后我是共产党，你是国民党，我找你算账！”谁都知道红卫兵是“临时命名的元素，半衰期短”，而共产党员才是性质稳定元素的正规名称。先争取进步、当了左派，秋后会经过还原反应成为共产党员。可见双方举起派性的大旗，只是目前暂时抱团趋利避害。还是为了以“各自的派旗”为标识，聚集派性力量，最后“看看到底是哪一派的派旗”能向党旗靠拢。既然要听党的话，两派都介入“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就成必然，就免不了不断作“你死我活”之恶。工具就成了作你死我活之恶的工具。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公开宣传其核心内容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明确提出了五个“他们必须”的接班人条件。经过“九评”学习的清华两派红卫兵们“接班、防修”壮志凌云！尤其是两派的头头，都在冲着接班人的目标而奋斗。当了红卫兵领袖的人，他们的“下一个梦”就是想进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行列。始作俑者以“争当接班人”为诱饵，促使两派头头竞相作恶。“接班人”是封建政治里敏感度最高的字眼。因此把“奔着接班人争进步、当左派、求发展”作为阶级斗争“要素中的要点”来反思，因敏感度最高而恰如其分，不夸张！
难怪陈云的“自己子女可靠论”打破“下一个梦”时，会有上亿个梦者如梦初醒：红二代真的发了，而不是造反派真的反了！结果红二代才是正统共产党。所以当陈云的“自己子女可靠论”使上亿个梦者觉醒时，两派终于同时集体愤怒了。中共一贯重视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培养的是工具而不是接班人。具有“大家特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被他们操纵工具打成右派，而工具最后成为左派。如此左右派组合，不可能取得自然科学学科的诺贝尔奖项。搞人文学科的人才和搞自然学科的人才，双双被毁掉了！国家主席出自两派以外。
在始作俑者的诱导和在派性大旗的遮掩下，两派头头释放人性之恶，几乎也都强调是从良好的初衷出发，努力按照始作俑者的文革理论指导去做的。他们的“争进步、当左派”诉求，比普通群众要多一层“求发展”。两派的头头们更是不能及时察觉自己正参与作恶，甚至在察觉到自己已经参与作恶时也从内心不愿意承认。
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始终遵循着指示向始作俑者靠拢的左派，一切言行都是在派性大旗的遮掩下进行的。即便作恶也不是为私，万一有疏漏之处，也可加以推诿而追究（首先对立派其次）部下的过失。所以派性头头“争进步、当左派、求发展的核心之利”更大、更隐蔽、更不好察觉，在派性大旗遮掩下作恶以后也更不愿意承认。
不揭示这一点，就是没有读懂清华文革两派青年的雄心、头头的野心（无褒无贬中性词，仅相比于雄心），也解释不了清华两派武斗的惨烈。在派性大旗背后，“争进步、当左派、求发展”的核心之利，不含妥协的基因，是武斗的本质所在。这是我对派性群体和武斗总的、笼统的看法。
但是，任何群体都有例外，兼有红二代和派性头头身份的陈楚三（可能还有更多）学长，在文革及随后的作为表明他根本很少考虑个人“去求发展”！难道当时他（们）只是天真盲目的参与者？期盼以后我有机会找到答案。
414派部分人员或有这样的观点：蒯大富们正在作恶，我们414是在行制衡之善！实际上只要参与了武斗，就提供了“一对”力中的反力，就成全、成就了武斗抗力的成双（偶）特性。“制衡之善”便无从谈起，也说不清楚了。
所以，文革本身是大恶，文革期间的无论哪一派的派性都是抱团趋利避害，同时又处心积虑欲置对立派于不利的派性之小恶（仅相对于大恶）。派性头头都想投靠始作俑者，整治对立派争当左派，以趋利避害。倒是两派群众自我伤害极大，确实保卫了始作俑者。
时至今日，无论哪一派都会有共识：派性大旗背后的确存在人性之恶，双方应该形成和解合力，把反思对准始作俑者的文革阶级斗争。
五十年后我已年过七旬,对始作俑者“高明阴招”已幡然觉悟。原来始作俑者提倡的阶级斗争教育，是“反人类良知的漠视生命教育”，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阶级仇恨及报复教育”（例如：收租院和刘文彩的水牢，等等）。始作俑者的红卫兵由于长期受此教育中毒很深，在文革初期，因漠视生命而作恶多端。
对于我而言，我也在武斗仇恨最激化阶段，被漠视生命的魔鬼缠身。始作俑者“放招”，我“中招”。在文革这个反人类良知的运动里，我作恶犯罪。文革武斗环境因素固然重要，然而环境只是外部条件，内因还是我自己漠视生命的人性。在始作俑者人为制造阶级斗争、激发人与人之间仇恨的同时，我的人性之恶被其阴招调动出来，人性底线在“武斗现场的直观仇恨”的欺骗、激发下失守，可怕地沉沦到最阴冷的区域——对生命极度冷漠且无视的人性盲区。
文革这场噩梦已经过去了。
既然“用文革培养接班人”已经是个伪命题，两派都中了始作俑者的阴招，两派都只是“搞文革阶级斗争的第三要素”而已，两派就应该共同揭露始作俑者的阴招，进而和解，并且预防文革在新的“什么什么斗争的口号”下重演。
既然我们认识到发动阶级斗争的“要素四，普通人性”掌握在我们个人自己手里，而且可以由我们自己决定选项，我自己就再也不会毫无认知，而是会经过反思，把惨痛教训传说给他人，引以为戒。
我要高呼，我的教训还是在人性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以下三点是我回顾清华园里相处几年的同窗学友，在反右和文革运动中，为争取政治进步、不甘落后、趋利避害、怕当右派、发生踩踏而分化，至仇恨对立，最后被始作俑者秋后算账、清查阶级敌人516，对两派通吃、一网打尽的过程。
①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这两个“人为制造的身份标签”，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在无形中把人分成了等级，人和人之间就有了无形的界线，思想上各自留下了无形的划痕。“四清”运动以后各种路线斗争、阶级斗争频繁提出，又使得不甘落后、争取进步、青春懵懂的年轻人在趋利避害中追赶着参与、不敢有所喘息。
②始作俑者在反右和文革的阶级斗争中支持谁，谁就得利，并参与作恶。文革中他一反常态，反手支持蒯等造反派，令“原生态（出身好、入团早、政治表现好、懂事、听话的）左派们”措手不及，与蒯对立，形成争斗、直至武斗，致伤、致残、致死、致仇。始作俑者利用其仇恨的对立、互斗和升级，完成对政治对手的冲击。临走以前还不忘留下惜护蒯的嘱咐，不忘钦点释放出理论家，致使他们被抛弃半个世纪乃至一个甲子后，仍然惟始作俑者是所至盼而不能释怀。哀哉！
蒯至今想过“始作俑者支持谁，谁就会参与作恶”这个难以抗拒的定则吗？
设想在文革中，如果始作俑者不支持蒯，而是仍然沿着1957反右斗争的旧常态，去支持新一代的原生态左派们，那么原生态左派们参与作恶便也是定则。文革后产生的新右派数量，很可能会大大超过文革后期被判刑的学生人数。
③明明是按需定制的政治运动蓄意造成的冲突，在形成仇恨后，始作俑者又美其名曰：是社会主义阶段“客观存在着的”、“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以拟定武斗的血债铁案，以掩盖始作俑者蓄意制造冲突的本质。进而秋后算账、清查516。始作俑者把左、右两派都通吃了，连骨头都不吐出来！继续欺骗群众，贻害无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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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3 14:1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