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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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

香港《苹果日报》2012-8-26

严家祺

   
   提起乌云，我就想到黑暗。乌云密布，暴风雨就要来临了，我不明白，乌云怎么会镶着金边？在暗无天日的时代，人性泯灭了。但只要有人群，人性就无法泯灭。当我知道“乌云镶着金边”时，我就有时仰望天空，一次又一次看到，只要乌云没有密布，在早晨和傍晚，经常可以看到乌云镶着耀眼的金边。
   
   “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这是杨绛《干校六记》中的话。杨绛说的干校，就是学部在河南息县和信阳明港的“五七干校”。


学部“五七干校”在河南息县的一片低洼的荒地中，开始时，我们住在农民腾出的空房中，少则五、六人，多则一、二十人住在一起，有的全家到干校的，一家住一户农民家。一个研究所的人分散在几个村庄中。晴天，我们步行七、八里路到地里劳动，下雨天，大家在床边学习毛选和开会。学部到干校的人很多，分散在息县大大小小许多村庄中，干校的总部设在东岳公社。
   
   河南农村的茅屋土房和一望无际的原野充满了中原地区的田园风光，然而，一到下雨，沿着池塘边的泥泞小道，还不得不走到食堂吃饭。杨绛在《干校六记》中写道：“在息县上过干校的，谁也忘不了息县的雨——灰梦蒙的雨，笼罩人间；满地泥浆，连屋里的地也潮湿得想变浆。尽管泥路上经太阳晒干的车辙象刀刃一样坚硬，害我们走得脚底起泡，一下雨就全化成烂泥，滑得站不住脚，走路拄着拐杖也难免滑倒。我们寄居各村老乡家，走到厨房吃饭，常有人滚成泥团子。吃完饭，还得踩着烂泥，一滑一跌到井边去洗腕。回村路上如果打破了热水瓶，更是无法弥补的祸事，因为当地买不到。”就是晴天，常常传出有一些老研究员傍晚从田间回家，漆黑一团，走错了路，跑到邻村去的事。文学所的“红学家”俞平伯全家到干校，从北京带了许多箱煤球，到集市买虾、买高粱秆，也成为当时干校的话题。俞平伯在集市上买青虾时，询问农民多少钱一只。当地孩子知道俞平伯是“反动学术权威”後，就跑到他家门前大喊“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则拿北京带来的糖果解围。俞平伯从集市买的有甜味的高粱秆插在家门口做篱笆，也被附近小孩毫不留情地一一拔光吃光。
   
   在学部，许多闻名全国的专家，受到批斗，但在干校，多少还受到同事之间出于同情心的照顾，在菜园、厨房里工作就算比较轻松。哲学所的西方哲学史专家杨一之，受照顾让他养鸡，最後剩了一只，“杨一之”就成了“养一只”。而年轻人下地劳动，毫不轻松。不久，干校开始自己在一大片空地上盖房子。这样，所有年轻人就被分配做砖坯、烧石灰、做木工、瓦工等各种各样的工作。经过一年多时间，学部干校几百人就盖好了许多排平房，我们就从农民家搬进了自己盖的房子中居住。
   
   学部干校居住分散，需要从外单位调进几位医生。我妻子高皋在贵州毕节县清水铺医院当医生。我知道这一消息後，在一天从农田到住地的食堂来回走了四趟三十里路後，在傍晚又步行了十多里，来到设在东岳公社的干校总部，见到了军宣队的政委，向他要求调动我妻子来学部干校。而有幸的是，贵州省毕节县的一位领导人是文学所朱寨的哥哥。经过多次艰难曲折的努力。我妻子终于调到了学部干校。
   
   一九七一年早春，房子盖好不久，学部干校由息县迁往明港解放军的营房。原因是，在这之前，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和《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在明港，不再劳动，而开始进行“清查五•一六”运动。解放军营房很大，每一栋连通的大房子可以住百余人。几乎天天开会，听解放军宣传队（军宣队）训话。不开会时，大家坐在床边的“马扎”上看书。规定要读毛选，但许多人在毛选下放一本其他书。李泽厚看康德著作，当时就被发现，幸而没有带来多大麻烦。我常常与一些老专家在营房外的马路上散步。温锡增是希腊哲学专家，他一次又一次与我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学部，大字报上揭发有人提倡“政治斗争三原则”——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要结成死党、要善于引导对方犯错误。有一次，我与温锡增谈“政治斗争三原则”时，温锡增说，这种东西早就有了，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就有类似的说法，在当时正在“清查五•一六”的“大环境”中，我听温锡增讲话，感到万分惊讶。在这时，我还不知道马基雅维利，不知道“政治学说史”也是一门学科。在干校与温锡增谈话，是我后来决心研究政治学的开端。
   
   在明港干校，设有小买部和多个食堂，能在这些地方工作，就是大幸，因为可以不参加运动。不过，进食堂做饭是轮流的，每人几个月。杨绛所在的外国文学所和哲学所共用一个食堂。一九七二年春节的早餐轮到我和另一人值班，我在早餐的咸菜饭中加了许多油，那一天，好多人誇我做的咸菜饭好。
   
   “清查五•一六运动”进行得非常激烈，明港干校因“清查运动”就有几个人自杀，自杀後草草埋葬，第二天一早，尸体的衣服就被当地“老乡”剥下拿走。语言研究所有一人说“学部没有五•一六”，就受到猛烈批判。与我同一研究所的周景芳因出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秘书长而被捕，他的妻子宣燕音也在哲学所。宣燕音独自一人在明港的池塘边想自杀被人发现。当我听到这样消息时，对政治的残酷感同身受。总的来说，在军宣队的压力下，学部知识分子只有少数人积极投入运动，许多人都是“应付”和消极的，对被整的人用各种细微的方式表示同情。杨绛在《干校六记》中说：“许多革命群众，甚至管教人员，虽然随着指挥棒也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挥拳怒吼，实际不过是一群披着狼皮的羊。” 杨绛不是“五•一六分子”，但这话也适用于干校期间的运动。所以，杨绛说：“我从自己卑微屈辱的‘牛鬼’境遇出发，对外小心观察，细细体味，一句小声的问候，一个善意的‘鬼脸’，同情的眼神，宽松的管教，委婉的措辞，含蓄的批语，都是信号。我惊喜地发现：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
   
   在明港的清查运动进行了不到半年，因林彪“九•一三事件”而有所缓和。一九七一年九月下旬，老革命出身而研究美学的郭拓，对我说，中央出了很大的大事，不得了啊!他要我猜，我说，很大的大事只能是林彪出问题了。他并不感到我这么说有什么惊奇。在文革中，我从他那里借到了《第三帝国兴亡记》、《考茨基言论集》等许多“内部发行书籍”。他的思想早就越出干校的“清查运动”，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范围。当听到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记要》说毛泽东是“秦始皇”时，我已确信，中国名为“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专制帝国。这进一步增强了我放弃“自然辩证法”、从事“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决心。
   
   一九七二年四月，学部干校撤销，全体人员回到了北京。在我们回到北京後不久，学部在息县建造的上百间房子，因为地势低洼，又无人居住，被周围的农民自发自动地全部拆光了。也许在一个被贫穷包围的“大环境”中，一个孤立的良好的建筑和设施，如果没有新的动力支撑它，世界上总是存在一种“均一化”力量，使它消失得无影无踪。
   
   “五七干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的“乌托邦空想”。一九六六年时的毛泽东，头脑中经常还有种种改造人类社会的“空想”出现。他一个“批示”，就要求人民付出巨大代价去实现它。解放军总後勤部写了一篇《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看到这一“报告”後，大笔一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称作“五七指示”。毛泽东在信中说:“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除了打仗外，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毛泽东要求工人、农民、学生都这样，不过，工人“以工为主”、农民“以农为主”、学生“以学为主”，“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封信中用了“文化革命”四个字，九天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通过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接着，造反、夺权、红卫兵、红海洋、文斗、武斗遍及全国，毛泽东也不提自己的“五七指示”。各地各单位的两大派、三大派的斗争，使毛泽东觉得失去控制。为此，毛泽东用军管或派出“解放军宣传队”、“工人宣传队”的办法来稳住局面。“五七干校”通常由“军宣队”带领机关干部到农村办的名为“学校”的“农场”。仅中共中央、国务院系统所属的单位，就创办了一百0六所“五七干校”，把十四万名干部和小部分人的家属送到了农村。到“五七干校”在全国普遍推行的时候，毛泽东改造社会的“空想”就成了控制人民的一种手段了。
（2012/08/2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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