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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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卫中华了却军民天下事（上篇）[size=; font-size: 0.8em,0.8em]——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

■刘源

编者的话：刘少奇，是公认的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人们熟知他对党的理论、组织和政权建设的巨大贡献，他漫长的军事生涯，虽早有记载著述，却鲜为人知。在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中，在处于敌对势力包围的中国建设中，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并长期担任中共中央“二把手”，刘少奇对国防、军事和军队建设的卓越贡献，正是他光辉一生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当代国人应知当知，后代军人不可不知。

作者写在前面


1.作为子女讲述父亲历史的怀念文章，称呼上实难把握，既应以尊称，又要沿用写史常规，故每自然段仅一处称父亲。对老一辈革命家叔伯，称呼更难周全，仅一二处用昵称，按常规不避名讳，或依文句需要以姓简代，请读者及尊者家人谅解。
2.为便于理解，史实外加了些背景介绍、意义概述和简单评价，少不了保留些子女的感情回顾及点评，尽量注意党史上掌握的分寸，也阐述些独见并非共识，或许可对史实提出个新视角？谨与读者、学者共同思考。请慨允。
3.为再现老一辈的个性，表现故事的鲜活性，力图在叙述上轻松点、通俗点，以新针脚缝合旧貂裘、改旧诗词附会新文意，在文字上做点新试，或许可对史实激发些新感悟？谨与读者、学者共同探讨。请海涵。
4.文章主角是我父亲，篇幅又已超长，故简化了许多人的作为与功绩。本人独家掌握的史料和补白新解，或许可为史实增添点新内容？讲述予众，共享与众，评判于众，我自负责。

卫黄保华武装工农


父亲刘少奇的一生，与国防、军事和军队有不解之缘，紧密相连。因为，在他成长生活的年代，这是无可回避、至关重要的；于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又是不可或缺、生命攸关的。
旧中国，积弱积贫，落后挨打，丧权辱国，受尽欺侮。列强分中国，混战遍南北。国人首先感觉到的，最痛心切身的，就是要保种、要救亡。父亲不满17周岁时，就领头参加“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毋忘国耻”“不当亡国奴”的抗议游行，并给自己改名“刘卫黄”，意为保卫黄种人，保卫炎黄子孙。他给第一个儿子起名叫“保华”，同样是保卫国家、保卫中华民族之意。卫黄保华，是他毕生的追求，也是对后辈的重托。
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家中，相当多人都进过早期军校，如讲武学堂、黄埔军校。刘少奇不满18周岁时（1916年秋），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时值军阀混战时期，湖南省督军谭延闿建此校，开学不满一年（1917年秋），谭督军下台，引来各派军阀抢夺，讲武堂变全武行，成为枪炮交火之地，师生们作鸟兽散跑光光，“刘九书柜”（乡亲们给少年刘少奇起的雅号）卷走不少兵书课本，回家研读。
1919年夏初，父亲到北京参加五四运动。他十分兴奋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上留俄预备班。1921年夏初，刘少奇与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一同前往莫斯科，航海登陆、跨西伯利亚冰原，跋涉三个月才抵达。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最重要的课程之一就是军事。中国学生最急切想要学的，正是苏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的理论和实践。入冬，刘少奇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2年春，父亲回国，自称“从西天取经回来，经不多就是了”。这本“经”，一言以蔽之：武装工农，夺取政权。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委派刘少奇回湖南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而毛泽东正是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也就是说，建党一年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就在一起共事了。按现在的话，在一个班子工作，毛是班长（28周岁），刘是成员（23周岁）。9月，党中央紧急来信，毛伯伯通知父亲到安源。
刘少奇在安源搞工运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在全国工运失败、处于低潮时，“如海中孤岛”“巍然独存”的安源却“得到完全胜利，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工运动中绝无仅有的事”，可谓独树一帜，“硕果仅存”。父亲在那里主事（中共湘区执委兼中共安源党的领导、工人俱乐部总主任等，1924年9月后兼汉冶萍总工会临时委员长主持工作）两年多，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聚集此地，最多时占全党总人数的1/3到1/2（杨尚昆回忆：1925年初全国900名党员，安源占300多名；罗章龙回忆占近2/3），当地15个支部300名党员，上缴的党费就是党中央最大的经费来源。安源被称为“小莫斯科”！对共产党人来说，安源既是风云际会之地，又是培训创新之家，创造出十个“第一”，其中就有“第一支工人武装”。红色摇篮，名副其实，功莫大焉！
父亲非常注重武装工人。首先，是宣传教育。安源工人俱乐部设有保卫民族国家所必需的军事课程（萧劲光从苏联红军大学毕业归来，到安源讲军事课），教授工友和各地来的党员，讲述劳动阶级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实现自身解放，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在我党“第一所党校”，刘少奇亲任校长，讲授《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继而，就着手实践。组织起武装工人纠察团，1923年纠察员就达200人（1925年已达800多人），并改造了矿警队，以维护矿上工人的利益。已被公认：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最早的实践，发轫于安源。这为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极为可贵的、能生长接续的基础——混沌初始，开天辟地，鼎立中华！
1925年春，父亲离开安源，到广东、上海参加领导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和五卅运动中规模空前的工人运动。他依安源经验再次亲手组织了工人纠察队。1926年2月下旬，刘少奇代理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明确指出：必须“组织人民的军队——武装工农”，又要求省港罢工“扩充武装纠察”。这为一年多以后的广州起义培养了骨干。
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以武汉为首都，中华全国总工会也随迁而至。那一时期，工人运动达到高潮。“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刘少奇顺应所需，依托他打下的汉冶萍（安源）总工会基础，亲手组织起工人纠察队，很快发展到5000多人，拥有3000支枪，在收回汉口英租界（中国首次收回列强的租界）等标志性大事件中做出历史贡献；在“四三惨案”后发起的抗日斗争中，在与军阀、国民党反动派以及黑恶势力的斗争中，维护了人民利益。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解散工人纠察队，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汪精卫还保持了三个月的“国共合作”，到“七一五”武汉国民政府也同共产党翻了脸。
6月底，得知汪精卫要“宁汉合流”，进行所谓的“清党、分共”（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准备政变攻击），陈独秀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把任务交给了父亲。一方面，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他在会议上坚决反对，但又必须执行中央的决定；另一方面，作为工人纠察队的组织领导者，刘少奇与29岁的同龄人周恩来等谋划，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解散，交出破枪、梭镖和棍棒，实则秘密转移这部分宝贵的武装力量，将3000名纠察队精锐连同较好的枪械装备，输送到叶挺与贺龙的部队里，正式加入中共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为20天后的南昌起义注入生力军。当今，所谓刘少奇的“卷旗不缴枪”，专指此时此事。这就使工农武装的雏形，变为八一起义之前我党所掌握的正式武装力量，成为人民军队的前身。
同时，共产党人也都快速疏散。父亲搭贺龙的官船到九江，上庐山养病。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当时，工人运动是我党最重要的工作，有工运才有党，“工会工作在先，党的工作在后”。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在党的武装部队中地位当然也高。
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常委决定南昌起义，派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上庐山面见刘少奇，秘密通告起义计划。聂帅晚年时对母亲和我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党认为工人是最可靠的，武汉纠察队在军队中最受信赖，而这些工人最听少奇的。少奇了解他们，在他们中间有威信。”父亲表示一定参加，后因起义仓促提前，没能赶上。在革命战争中“那部分工人的确是最勇敢顽强的”，越是可靠、英勇、顽强，牺牲就越多，“最坚定的战士早早拼光了”。工农武装开古今，老帅情深念旧心。百战拼杀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接下来是9月的秋收起义，在湘赣边区多地，工农揭竿而起。如果要确定标志性的地点，应该是在毛泽东开会发动起义的安源，起义组成的三个团中，有一个整团（二团和三团一部）是安源工人（主要是工人纠察队和矿警队，持枪械）。南昌起义是以国民党名义，打的还是国民革命军青天白日旗号；秋收起义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的红旗，“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那么，工农革命军（后称工农红军）的“工”，当时的体现者是谁？主力就是安源工人。显然，这同刘少奇多年的工作基础和教育成果，有重要而又直接的关联。
后来，井冈山时期也好，中央苏区时期也好，毛泽东和朱德多次到安源扩红。一座煤矿，前后上万工人踊跃参军，尤显可贵。一家企业，提供如此大量的兵员反抗血腥恐怖的旧势力，力绝空前！当然，百分之九十九都打没了。新中国仍健在的，孔原（曾任中央调查部部长、中共中央委员）就来自安源；开国中将丁秋生在安源当童工六年，恰逢1930年9月毛泽东来扩红，加入队伍。
有必要多强调一句：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李维汉、萧劲光等都是从安源走出来的。即使在“文革”中，《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也依然风靡。当初可是“红旗卷起”工农戟，如今已见“遍地英雄下夕烟”！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工农武装的历史贡献，我们的人民军队不可不知，决不能忘！
接着是广州起义，同样以工人纠察队为骨干，因失败没有接续，不赘述——谨向当年所有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烈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念发迹之源，“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看传承之世，国家前进民安定，常祭先烈花满径。
当年，最著名、最初的三大起义，都有工人阶级的重要成分。为什么重点介绍同为汉冶萍的武汉和安源工人纠察队呢？因为他们是构成南昌起义（党员骨干）和秋收起义（工人主力）的重要力量，血脉延续至今，称其为人民军队最早的雏形，当之无愧！这跟刘少奇多年领导的工人运动密不可分，早已功载春秋。
我说的这些，均有确凿的史料，在诸多文章和文献里都有铭记。但是，很少有人将建立工农武装、人民军队与工人运动联系起来。聂荣臻的回忆，意味深长地道明了两者之间的因缘：为什么要将南昌起义提前通知少奇呢？就是因为他做了大量的铺垫和发动工作。
之后的几十年间，父亲与国防、军事、军队的关系日益密切，终其一生，他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奋斗不息、舍生忘死！他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壮大，为根据地的创立和扩大，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建设，做出极其突出的贡献，可谓文韬武略、功勋卓著！

低潮撑持忍辱负重


1927年10月，刘少奇化装成水手从庐山潜回上海，找到中共中央。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基本由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组成。局势异常混乱，内外环境极端复杂，身处险境，我党非常幼稚。几十万革命者惨遭杀害，激发出巨大仇恨，上下同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集体趋同“左”倾冒险主义，到处发动起义暴动、“飞行集会”，更招来不必要的损失。而众叛亲离，敌我难辨，又导致关门主义，不联系广大群众，不联合中间势力，拒绝必要的妥协。
父亲对国民党的背信弃义切齿憎恨、义愤填膺，但冷静分析形势，他认为革命处于低潮，“依城市看来是低落的趋势”，一些“乡村看来是高涨的……但还不是有意识的行动，只是波浪式的而非潮流的”。所以，应采取低潮时的保全防卫，反攻也是防御性的。他提出，中央对暴动要有适合工农群众的纲领，“对暴动的军事计划而以为是军事投机，这是中央的错误认识”。1928年2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特别会议认为，“刘少奇的……革命潮流低落的观点，如不改正是大成问题的”。
批评归批评，干事归干事。3月底，中央派父亲“作为中央委员指导顺直省委工作”。中共顺直省委的工作范围曾包括北平、天津、河北、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豫北、鲁西和陕北等广大地区党组织。
中国的北洋政府，是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长期被直系、皖系、奉系军阀窃取占据。当时，张作霖统治了黄河以北，对抗国民党军北伐，自然更激烈地打压共产党。
置身于北方的中共，没有“南方党”的“国共合作”大发展期，群众运动受限，党内清谈多、实干难。仅1928年前一年多里，就数次遭破坏，领袖李大钊的英勇就义，激励了革命精神，却留下党内领导空白。加之共产国际挑剔成分出身，各级组织大量换上工人当领导，“幼稚的党换上无知的头儿”，空谈主义更加盛行，形式主义大行其道，光喊口号，不做实事，无原则纠纷层出不穷，思想极度混乱，组织极端涣散。
父亲到顺直省委开展工作。他反对冒险主义，克服关门主义，提出要真正发动群众，吸引群众跟随党，必须打抗日的旗帜。
1928年5月3日，民众欢迎北伐军进济南，日本驻军公然屠杀几千中国军民，制造了著名的“五三惨案”，全国震怒。刘少奇顺势安排工作，宣传群众，做暴动准备（不是立即暴动），预置力量。他一贯反对仓促盲动，强调低潮防御必须要有“适合的纲领”和“军事计划”，被批在前。此时，却又怪异地被中央领导指责为“有盲动趋向”。
6月，张作霖退出北京，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煽动闹经济纠纷的省委书记王藻文又提糙招儿，带头支持国民党军北伐，导致多级组织争执骤起，“流氓无产阶级把党闹得一塌糊涂……凶横一时，大批流氓投降敌人”。刘少奇严厉批评，制止混乱，力主“快刀斩乱麻”。中央则更为火暴，决定改组省委，撤换书记和常委。
此时出了件事，颇具戏剧性。6～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形势时，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现在“不是高潮，是低潮”。李立三则辩解，还是高潮，还有工农斗争。斯大林反驳：“低潮时也有浪花。”斯大林这些话几乎与父亲的说法一样。斯大林的话几乎像圣旨一样，会上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错误。作为中央委员的刘少奇没能参会，正在顺直省委苦斗，六大将他的“低潮问题”一风吹。父亲被中央任命为“特派员，代行顺直省委职权”的同时，被六大（取消监察委员会，设立审查委员会）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委员3人、候补委员2人），后又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另记载为书记）。
然而，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斯大林否定了“高潮”，中共中央就换成“两个高潮之间，促进新革命高潮”。被撤换的省委书记王藻文，却被选为中央委员，他在莫斯科操控，10月挑起京东党组织“请愿”抗议，闹得新省委工作停止。为制止清谈纠纷和派别乱闹，刘少奇暂停京东组织活动，并针对“玉田起义”失败后的消沉，做工作以抗日凝聚，转向为起义暴动奠基。
须知，那是在七七事变前九年，比1931年九一八事变还早三年。父亲就提出：“在军队中做组织与宣传工作，在工农群众中做军事组织与训练工作，实在是本党最严重的任务……争取广大士兵群众参加革命是最主要的军事工作。”必须要让民众看到日军对满洲、山东以至华北的企图，特别是在京东地区（天津、塘沽、唐山一带），抗日的主张最能凝聚人心。几年后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多地起义和冀东（京东）大暴动中，在创建的根据地和解放区里，才验证出刘少奇的先见之明、先行之远。
白区工作，不似沙场，却是战场！外间，成排结队的烈士被砍头枪杀；内里，没完没了的上下争闹纠缠。可想父亲当年奋斗的凶险与艰难。
“吾谋适不用”，只缘知音稀。因撤掉原省委书记引发的“京东问题”，中央政治局认为，中央的路线正确，方法不足，严厉批评父亲“在工作中有取消主义的观念，在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的错误”（“取消主义”指撤掉原省委书记后，京东党组织“请愿”，刘停止京东组织活动，中共早期用词；“命令主义”指动员山东、京东抗日。都是学苏联发明的词），并接受“请愿团”的诉求，恢复京东组织活动，开会重选省委等。刘少奇立表“坚决不赞成”，在承认自己“缺乏说服精神”的错误后，认为实际状况已陷于“极端民主化”和“闹经济主义”，中央的指示“实在是暗示……更大更多的纠纷……爆发，客观上会使顺直党的纠纷更加发展”，外杀内斗，如临深渊！中央坚持开会改组省委常委，处分王藻文，父亲做检讨。之后，“决定刘少奇调上海工作”。
对这一段混乱的情况、矛盾的决定、含糊的评价，我查了许多资料，一头雾水，整不明白。彭真（傅茂公，7月改组时任顺直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叔叔晚年时，我去拜望，向他诉苦。老人家说：“我们一直就没讲明白，你怎么能看明白？”他让我查阅周恩来1943年的多次讲话，说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和他本人（可能还有李维汉、康生）等都在场，应视为党中央的当事人都认可的结论，意思肯定是中央批评处理错了，刘少奇正确。我看到周恩来的讲话，概括大意是：向忠发为主席的中央政治局，以“立三派”的“调和主义”和“宗派主义”方式，错误处理了顺直问题。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父亲走后不久，王藻文公开策动分裂，投敌叛变，顺直省委各级组织崩溃（时任省委书记和大量党员被捕，组织活动暂停），几近瘫痪的实践结果已证明刘少奇是正确的。
1929年2月，中央特派员谢觉哉巡视东北后向中央报告：“满洲的环境是很好的……我们党的影响非常小，可谓等于零……需要一个有本事的领导者，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父亲回上海工作数月，6月又被派往中共满洲省委任书记。
按说，在革命顺利发展时，容易忘乎所以，而我党却反而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革命遭遇逆境，应该先保存自己的力量，再消灭敌人，而我党倒过来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错误。这在国际共运中，实属罕见。中共满洲省委负责东北（今东三省及内蒙古东三盟等）九省广大地区的工作，本就基础薄弱，又多次遭到破坏，仅有百余名党员。刘少奇指出：“自然，白色恐怖与叛徒破坏是重要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主观上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
父亲刚到奉天（今沈阳）不久就出了意外。他与省委二号人物孟坚（孟用潜）到纱厂了解罢工准备情况，由于叛徒告密，在大门外被厂卫抓捕。被关押10多天后，法庭宣判“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他与死神擦肩而过。这既突显出白区工作事必躬亲的涉险实干，又反映出当时革命环境之恶劣艰险。
这里插句题外话：这次经历，与1925年（国共合作时）父亲在长沙被军阀扣押、1927年在武汉的“卷旗不缴枪”，本都是他出生入死闹革命的殊荣奇迹功勋。40年后，却被诬蔑构陷为党史上最大冤案的主要“罪行”，成为颠倒黑白之典型载入青史。
回到当年的东北，张学良没收了中东铁路，为此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并惨败。中共中央提出必须拥护苏联，抗议张学良，不能没收铁路，要举行大罢工。可是，抗议中国人没收中国境内的铁路，在群众中很难做工作。刘少奇就把拥护苏联和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发动工人为自身利益，反对失业、争得“花红”集体怠工抗议，取得成功并保全自身。当时，无论在满洲还是在全国，这都是工运中少见的胜利。恰当是，“不以俗厚而易其真”。
同时，满洲省委“提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举起抗日救国旗帜来凝聚民心，感化张学良及其军队。父亲派杨一辰联系，1929年11月9日，我党领导在哈尔滨成功组织了以学生为先锋、各界参加的反日大示威，取得了成功，宣传了群众，得到广泛认可同情。更重要的是，保全了自己，发展了组织。这在白区还是空前的。亦可谓，“不以道昏而昧其视”。

1922年，刘少奇在安源时的留影

旗帜卷起，抓枪没变。刘少奇在满洲省委成立军委并亲自主持，开展兵运，秘密武装。为此，他向中央去要干部，赵尚志是他要来的，杨靖宇是他指派的，并送他们去学习，“效果作用比较大”。杨靖宇任抚顺区委书记，以前在河南搞兵运暴动，没在白区工作过。父亲交代，你的主要任务还是搞兵运，这你在行。同时还派遣多名中共党员进讲武堂、入东北军，从事秘密工作。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的成绩是在父亲“光荣脱险”后，我党极其弱小、内外局势极端复杂、环境极度凶险时取得的。仅仅9个月里，在“影响非常小，可谓等于零”之地“垦荒”，已经收获颇丰了。
然而，正当需要乘势而上力争再展之时，中央接连催促父亲回上海。党中央主要领导一见就劈面斥责：“错得该死，该打五百板子……中东路争斗（指“拥护苏联”罢工）可耻的失败，是……指导机关拒绝中央的路线”，就撤了刘少奇在满洲的职务。“中东路争斗失败”另有原因（主要领导变节），但刘少奇确实是“拒绝中央的（冒险主义、关门主义）路线”，灵活变通利则行，“不合于利而止”：“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后看，他又对了。
父亲走后不久，满洲省委也遭到毁灭性破坏。成败判明是非。
令人庆幸的是，刘少奇打下的基础没有白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联建立，正好杨靖宇、赵尚志都用上了，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正确，工作卓有成效，为我党领导的抗联在艰苦卓绝中坚持斗争、发展力量，做出可贵的人才储备和战略预置。“十四年抗日战争”，离不开我党早期在顺直与满洲的斗争。刘少奇的远见卓识，突显出难能可贵；他的领导实践，已成为历史贡献。
国破山河在，万里眼中明。父亲的所见所为，正契合时机、切合实际，不亦国防乎？不为军事乎？红区和白区的正确与错误，就是在这样的对比中体现出来，经实践检验出来的。
刘少奇被调回上海忙碌工作三个月后，又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赶赴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并被选为执行局委员留会工作。父亲因提出利用合法工会（当时被贬称为“黄色工会”）“来进行我们的工作，广交朋友，争取……下层工人群众”的正确主张，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政治帽子。
此时的国内，正值“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登峰造极，要“通过一省或几省暴动夺取全国政权”。三个多月后，李立三被批判，但“左”倾路线没有纠正。正是刘少奇坚持反对李立三的“高潮论”与“调和主义”，被斥为“老右”。也恰恰因此，证明刘果然不谬，非“立三宗派”中人。
那时，党急需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曾称刘为“工作过多年”，“最老的一个同志”）工作，鉴于顺直、满洲两省委的兴衰成败，实际上证明了刘少奇的主张正确，中央又任命他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然而，还是赤色职工国际牌子大，不放人。父亲就戴着“帽子”，襟怀坦荡，努力工作，坚持抗争。
刘少奇与李立三在莫斯科再次相处共事。父亲刚到安源时，同为中共湘区执委委员，受立三叔叔领导半年左右。以后的革命运动中，李立三在中央领导，他们多有合作，常有争论，坚持己见，熟悉而又独立。此时，刘当“老右”屡屡挨批，李因“极左”被撤职送学。不知道老伙伴能否吵个明白。我揣摩，或许都心知肚明，“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我只知道，老哥俩还挺融洽。新中国建立后，关于工会问题有场争论，刘、李两位最老的工人领袖观点一致，这是后话了。总之，他们不徇私情，不计私怨，保持友好。“文革”无端，蒙难同归——“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胡乱批判、否定一切，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主持改组党中央。估计正因为在红区、白区的“右倾”与“反潮流（反对冒险主义主流）”，未参会的毛泽东（37岁）和刘少奇（32岁）同时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之后的历史却搬演了更“左”的、更惨烈的大悲剧！否极泰来，血腥的炼狱反而造就出更雄壮、更辉煌的大事业！

挺身而出拼死抗争


九一八事变后，在苏联一年多的父亲回国。他后来叙述：因为“工会工作在先……很重要……工会工作只有我做，他们不会做”，新成立的职工部是中共中央的首席部门，刘少奇任部长。此时，国内绝大多数同志尊崇迷信共产国际。然而，刘见识过共产国际的脱离实际，更反感中共“国际派”的教条。他反复讲，既然是“低潮”就应当防卫，要提出普遍能够接受的口号和任务，合法吸收会员，现在我们赤色工会的人只占全国工人的千分之一，“拘束在极狭小的秘密范围”，应迅速扩大组织。
中共临时中央承认处于“低潮”，说正因此才应努力掀“高潮”，“要反攻，现在就进攻、再进攻”，“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比李立三的“高潮论”和职工国际的“反黄色工会”还要“左”！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要保护和发展工会，先得在党内斗争，过“中央”这个关口！回国任职仅一两个月，临时中央就多次约谈父亲，做“总的批评”。
几乎同时，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刘少奇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为政府和执委会主席。
这三年，父亲几乎一直挨批坚持抗争，一直检讨坚持主见，一直拼命坚持工作，戴着“老右”帽子，又屡任要职，与同期在红区的毛泽东，经历颇为相似。
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犯上海，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临时中央坚信“九一八”和“一·二八”是“日本侵略苏联的序幕”，要求上海发动“大规模的总同盟武装暴动”，学苏联搞“中国的二月革命”（苏俄十月革命前有个二月革命），高喊“武装保卫苏联”口号，并宣称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为反革命。刘少奇持异议：“把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口号放到第二位”，完全“脱离了广大群众”，而在抗日官兵背后拆台，无疑是帮了日军，并提出主要在日本企业举行抗议罢工，组织全面支持抗日。中央再次斥责刘是“取消派（投降派之意）”，严令总罢工、总暴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喊口号下令之人，却不懂不会组织罢工，更不敢、不会领导暴动。
长飙风中自来往。父亲领导发动工人上战场阵地，成为支持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主力，又组织起“上海义勇军”，抵制日货搞得有声有色，各方声援。为救济日本企业罢工的工人和家属，在街上搞募捐、搭粥棚，团结群众，扩大影响。宋庆龄首捐2000块银圆带动各界支持。临时中央却“硬要在群众中宣布他们是企图收买工人”，严厉斥责“米袋子主义”，太没有工人阶级骨气，命令撤摊退款，决不能吃嗟来之食。刘少奇愤然顶住，坦荡处之。
显然，这本为“十四年抗战”早期国难当头时，我党对民族、对国家的重大贡献，更是“低潮”中，我党肩负起责任，发动起社会各界参与救亡，并发展了自己的空前大运动。
然而，3月14日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康生、卢福坦、博古、张闻天却认为“中央职工部、全总（全国总工会）党团在领导职工运动中，不能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路线，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方式”。会议转达共产国际指示，“刘湘（刘少奇）不能担任领导工作”，就此撤了他的中央职工部部长一职，并号召全党“坚决无情的打溃”这种“有害的机会主义路线”。父亲被迫检讨，不停抗争。因无人会搞工运，中央也“不敢开除”他。7月28日，索性“取消中央职工部”，并入全国总工会。
从1928年初到此时，刘少奇几乎动辄得咎。他后来尖锐地激辩：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是一定要把我们党的组织“弄到塌台的”，不把“群众和其他派别的同盟者完全驱逐出去……是不止的”。
无独有偶，几乎同一时期，1932年10月8日，中央苏区召开宁都会议，“集中批评毛泽东主观武断，抗上压下，不尊重苏联顾问等错误”，也免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职务，毛泽东回家“养病”。
情与貌，略相似，独自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可见，白区与红区的路线分歧，都直接与国防、军事和军队紧密相连。
由于顾顺章（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保卫和情报工作）、向忠发（中央政治局主席）、卢福坦（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工运的全总党团书记）相继被捕叛变，组织遭到巨损，血雨腥风扑面，临时中央在上海工作不成，陆续分散转移苏区，对白区的领导几乎全断了。连续五年的“左”倾路线，最终闹到全国白区党组织瘫痪殆尽。呜呼！“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932年底，父亲也进入中央苏区，到了被称为“小上海”的长汀。苏区的瑞金好比首都，长汀是汀江上的城市，几省交会之处，商业和工业都比较发达，工人也多。
汀州无浪换人间，楚客常思绘新天。作为总工会委员长的刘少奇，展开全新的工作。陈云是临时中央常委、总工会书记。他们就在长汀和瑞金进行调查研究，保护工人利益，鼓励苏区工商业发展。例如，确定厂长负责制。苏维埃的厂长和工人是什么关系？劳资矛盾怎么解决？私企劳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并非在解放以后才提出的，陈云、刘少奇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研究、实验。当时，什么都学苏联，根据中华苏维埃法律，工人福利过高，没有企业能办得下去。刘少奇说完全照搬苏联的肯定不行，就报毛泽东批准，改了法律。这一段，为多年后的根据地、解放区，为新中国的建设和经济恢复积累了最初的、可贵的经验。
孙子曰：兵“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当时，地方苏维埃和工会的工作，为红军的建设、发展、作战和勤务提供物质基础，直接关乎共产党和军队的存亡。
父亲提出“一切服从于战争，即是一切服从于工人阶级全体的长久的利益”。经各方卓有成效的工作，扩红运动形成热潮，仅一年左右，就动员了十万多人上前线。今日缅怀当年的老工农红军，绝不能忘掉这么多的工人是主体之首啊！
刘少奇在瑞金、长汀努力组建工农武装。1933年2月17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店员手艺工人师（兼军械修造），2月27日成立苦力运输工人师（兼军交水陆运输）。1933年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正式成立，也叫中央警卫师，12800多人全是工人。这应是现在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警卫师的前身。刘少奇不仅通过发动工运兵运，组织扩红，为人民武装输送力量，而且亲手组建军队——工人师。
1934年春夏（正史记载7月，长汀有记载是4月已到），第五次反“围剿”陷入极端困境。危难之际，父亲被任命为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刘少奇曾任职领导的地方很多：顺直、满洲、江苏，以至后来的北方局、中原局、华中局、华北局。1932年底，临时中央任命刘少奇为江西省委（也可能是湘赣省委）书记，由于交通通信极其不便，他到了江西以后，苏区中央局未免原省委书记（李富春）。刘少奇一看这情况，遂主动放弃（此为父亲的含糊自述。但时任湘赣省委书记的王首道，晚年时也向我叙述过几乎相同的情况）。之后，他就留在长汀搞调查，与陈云一道在全国总工会工作。此前，刘在苏联被任命为白区江苏省委书记，没能到任；这次，又被任命为红区江西省委书记，到没能任——实为逆旅颠沛奇遇。进入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前，很少人像刘少奇一样，在那么多地方打开局面，独当一面，被传为建功立业佳话。
父亲在福建任省委书记仅数月，主要任务是扩红、筹粮、运输，给军队输送兵员、运送补给，组织群众的生产生活，怎么减租查田，怎么分配土地，怎么解决工厂劳资纠纷等一系列问题，还特别召集各方合力，派政治保卫大队长吴烈剿灭竹山顽劣团匪。
其间，还做了件看似不起眼却意义不可小觑的事：划小区域党政组织机构，建立地方武装，普遍成立独立团、营，精兵简政，为适应游击战争、为接下来的敌后坚守，做出预置。
当时，最紧要的是支援前线，组织扩红。福建老百姓参加红军的人确实特别多，开始出征的时候，好几万闽西子弟啊，百分之九十都牺牲了！离断肠，人未归，今我念英烈，隔世长相思——福建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之巨大，毫不逊色于江西人民。
中央红军长征前，具有标志性的一战叫松毛岭战役。
松毛岭在长汀附近，是中央苏区的东大门，也是最后一道山地屏障。8月31日至9月3日，在朱德总司令支持下，林彪、聂荣臻不顾“三人团”短促出击和堡垒战术，诱敌深入20里，由红一军团的一师、二师和红九军团的二十四师在山前的温坊夜袭，第二天又伏击敌援兵，共歼敌4000余人，是第五次反“围剿”中少见的大胜仗。之后，红一军团奉命转移瑞金。有不少专家将此战算作松毛岭战役前段。
20天后，红九军团在山岭间又打阻击战，也多有专称此为松毛岭战役。无论分段还是专称，这是中央苏区的最后一场大战，战役目的就是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9月23日，松毛岭主战役开始，战况极为惨烈，死者枕藉、尸遍山野。战地不愁吃的，老百姓送粮很充足，但所有的水都混着血，漂着尸，全打红了，没法儿喝。此役激战七天七夜，是红军出征前最壮烈的一仗，牺牲了近万人，“鼓角临风悲壮，烽火连空明灭”。最后，部队基本打没了才撤下来。9月30日，红九军团前往瑞金。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启程长征——泪如雨下！为掩护主力转移，福建省委组织的汀州保卫战（跨时松毛岭），仍坚守至11月。国民党军队蜂拥而入——血流成河！
无论在山前的温坊，还是在山间的松毛岭，刘少奇不仅组织运粮、补给弹药，作为省委书记还亲自调遣组织了近万地方武装（赤卫队）配属红一、红九军团作战。临战时，父亲受命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直接领导、参与战役指挥。
现在，反映红军长征的文史资料和文艺作品海量。依我看，其艰险、其困苦、其英勇、其惨烈仍远远没有表现出来。幸得今年，《绝命后卫师》《湘江战役》总算反映了片段，主要集中在截肠决战的英雄豪气，而其巨大损失和教训怎么尽现？特别是松毛岭战役、湘江战役、西路军浴血河西，这样的硬仗、恶战如何再现？确需思考创新，仅知古人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

全程长征绝地逢生


前面讲到的中央警卫师，又叫红军工人师。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当时普遍认为工人是劳动阶级中最有觉悟、最有纪律、最富牺牲精神的可靠力量，这个师的装备也好。因为大量的骨干纷纷被外调到作战部队、领导机关和负责干部身边，加之反“围剿”的战斗减员空前，中央警卫师成立也就半年，员额所剩已不足三成。1934年2月28日，中革军委将其改编为红二十三师。
长征前的9月21日，军委颁布命令成立红八军团，由红二十三师和红二十一师组成，共7000余人（也有的说3000多人）。由于我父亲一手组建了原警卫（工人）师，中央匆忙调他火速回来组建红八军团。
松毛岭战役打到一半，中革军委急电刘少奇（福建省委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罗炳辉（红九军团军团长）、蔡树藩（红九军团政委）回瑞金。派刘赶到红八军团，告罗、蔡中央已定红军“战略转移”，命令死守松毛岭，速返火线，“争取时间”，“掩护主力”。松毛岭大战正酣，战阵指挥员集体回来听令，而且是如此命令，令人匪夷所思！
刘少奇立即动员江西、福建几千子弟补入红八军团。有资料记载，出征时该部共11000人（也有资料记载是7000多人），可只有3000支枪。长征开始后的10月22日，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央代表，领导红八军团。
这里稍加说明，现在没有中央代表这一职务。当时，中央代表代表中央，要比军团长和政委高一些，一般都是政治局成员（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只有十人，候补委员也有表决权）。
长征初期，红五、红八、红九三个军团殿后，负责阻击尾追的国民党军。这种仗最难打，无后援、多牺牲、难撤退。此时，更打得残酷而又混乱：前面军团顺利突破几道封锁线，中间人多路窄走不动，尤其是大量辎重拖累，举步维艰，阻击战打成大灾难！红八军团本就是新兵多、枪械少、战力弱，打阻击的牺牲难以计数，让谁去打，基本就是告别了，即使活着也很难追上队伍。回首征战地，不见有人还，就这样走了上千里啊！红八军团折损惨重，加上掉队、跑散的，减员过半。
11月17日，中革军委下令：红八、红九军团各合并成一个师，由刘少奇负责组织红八军团的改编。那时候，晚上走路，白天打仗，收拢掉队的、追寻逃跑的、照看物资的、安置伤员的，成了一锅粥。其间，又蹦出个罕见荒诞命令：红八军团全部改为辎重部队（就是挑夫），必须追上前方部队。走走打打，突然敌人追上来、插进来，成连成排的士兵和民工挑夫或遁入山林，或就地被俘，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乱中无编可整。此时，接朱德总司令急电：丢掉辎重，轻装赶往湘江。部队边打边退，境况可想而知。
渡江片段，陈云叔叔有生动的回忆。上面讲过，他和我父亲在白区和红区共事，按现代词儿叫“搭过班子”的老熟人。刘少奇赶到湘江渡口，巧遇时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陈云。见面互问，刘说：我们部队差不多打光了，就剩千把人。你这儿有吃的吗？我两天没吃饭了。陈马上把自己的口粮给了刘，叮嘱一边过江一边吃，眼看就顶不住，一旦炸桥沉船，就渡不过去了。此时，渡口两岸到处是死伤官兵，湘江上顺流漂着活人死尸。两位老战友在连天炮火、厮杀呼喊中，心情会多么凝重悲愤！战罢，当地百姓“三月不饮湘江水，三年不食湘江鱼”。陈云叔叔晚年还多次感慨，对这一段记忆特别深刻，那是最危难、最凶险的时刻呀！领袖常共英魂语，晚辈投书赠湘江。
12月1日过江后，军团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点名，整个红八军团仅存600余人，加上挑夫也不足1000人。奇迹般地，居然还带过来百多担珍贵文件和银圆！
中央红军出发时8.6万（博古：内含民夫5000多人；另记载加民夫共10万）人，湘江一战后打掉了5万（当时清点仅余36919人）。红八军团几近覆没，刘少奇幸亏接朱总司令命令赶到湘江边，幸亏碰上陈云给了口饭，促他过江，不然命就没了。多少个幸亏，可谓九死一生啊！12月13日，中革军委决定，撤销红八军团番号并入红五军团。父亲接替陈云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红八军团是长征中唯一几乎全部打光，不得不撤掉番号的军团，其经历人间炼狱般的战火实难以想象，曾感受人性极端化的扭曲已不可言喻，每想象人心再造式的升华却无法妄度。我试着观察品味那些抢渡湘江、挺过长征的人，他们身上、眉宇之间，都有一种大从容气质、大无畏精神！
不久，召开遵义会议。父亲在军事路线上完全拥护毛泽东，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和王明，第一次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八七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因为这显然会追究到共产国际，而当时最紧迫的是拨正军事路线、解决军事领导问题，会上无人呼应刘。实践证明，遵义会议的抉择非常明智。毛泽东后来讲到，刘少奇出的题正确，但“当时……领导军队的权拿过来了，便是解决政治路线”。此题留待以后一步步解决，并由此开辟出中国革命史上焕然一新的光辉篇章！
遵义会议之后，父亲先返回红五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又按要求到红三军团传达。2月，中央命令刘少奇就地任政治部主任。
这里有一段故事：红三军团军团长是彭德怀，政委是杨尚昆，父亲任政治部主任，也没说是中央代表，应该是服从军团长和政委的。杨尚昆主席晚年时见我说：“我跟你父亲非常熟，在莫斯科，他留学比我们早好多届。1930年他在莫斯科开国际职工大会并留会工作，我跟随他，实际上相当于秘书翻译。我从苏联回来就在中央职工部，他是部长，我当职工部的宣传部长。以后我在许多地方就给他当副职或受他领导。”我说：“红三军团的时候您是政委，他是政治部主任，您也领导过他。”老人家说：“那时候我留在红军总政治部（任副主任），他到三军团后我就没去过。少奇是政治局成员，他实际上是彭总和我的领导。虽然没有明文通知是中央代表，但长征期间还有什么文件不文件的呀，就是一句话嘛。不久，中央成立筹粮委员会，他当主任，我是副主任。”近来，我看《杨尚昆回忆录》，其中确有些蹊跷，似是说与“会理会议事件”有关，此处有真意？耐人寻味。其实，革命战争年代，无论谁领导谁，都很正常。
1935年6月26日，在两河口会议上，刘少奇坚决支持周恩来提出的红一、红四方面军北上川陕甘，并主张向部队说明南下之弊、北上之利。刘少奇出席8月4日的沙窝会议、9月2日的巴西会议和9月12日的俄界会议，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支持毛泽东整顿红一方面军的报告，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央反对张国焘分裂，主张红一、红四方面军加强团结等。
谁都知道，长征时除了跟围追堵截的敌军打仗，最要紧的是如何解决饿肚子问题，吃什么？父亲到红三军团几个月后要过草地，7月中旬成立了中央筹粮委员会。
自古兵法，专务于兵之首：“委积不多则士不行。”用兵制胜，以粮为先。草地在藏区，地广人稀，去哪儿找粮啊？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红军所过之处，留下最普遍的传颂口碑是买卖公平、秋毫无犯！从百姓鸡窝抓只鸡，放块银圆；背走粮，墙上大字写明借与还；开仓放粮，先给赤贫百姓；酒香巷子深的茅台镇，是留下过金砖的。蒋介石听此传报，都感慨系之，严饬各部效法。而这亘古未见的“败走奇兵”是怎么做到的？金条、银圆是哪里来的？有多少人深思追问过？
简单两句话：来自苏区的地方党委和苏维埃；留自红军战士，特别是红八军团的战士挑夫。长征时多数官兵都领到几块银圆，有的战士直到陕北还揣着这留人体温的光亮救命钱。红军青史留名、有口皆碑的佳话背后，正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支撑。“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没有后勤，何以得生？
兵不可一日无食，事关全军生死。中央任命刘少奇当了这么个筹粮官，他再次受命于危难之际。多少年，多少事，哪里最复杂、最凶险、最难办，刘少奇就出现在哪里，担当起重任。往日与今时不同，给你个官儿就好当了？那个年代任职担责任，要挨骂、要冲锋、要丢性命的，要恳求、要跪乞、要报终生的！歃血结拜者，远不止刘伯承伯伯一例；亲访喇嘛寺，现珍藏贺龙伯伯手书大字。多少年后，毛伯伯和父亲，不知感慨过多少次：最困难时给予帮助，我们欠藏族人民的啊！
公道说，波澜壮阔的革命年代，刘少奇这样的人多了！挺身而出、大智大勇、舍生取义、敢于担当，历史造就出那一代人，艰难困苦全不论，危难险阻挡不住，出生入死浑不懔！他们是在实际斗争中成长、九死一生时打拼、大浪淘沙后仅存的一批精英。
过草地时，父亲前后招呼部队行进，即时果断下了道小命令：所有女兵分散至各男兵部队，由男兵照顾。直至长征结束，红一方面军的女兵一个也没死，全部活下来！筹粮委主任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措施，为我们老红军赢得人人称道、令人自豪的大荣光！
到陕北后，父亲没进延安就代表党中央奔赴北方局。在长征那种特殊的环境中，部队很分散，队伍拉得长，在一个军团，不在一个纵队，互相也不认识。谁走长征谁没走，彼此不太清楚。长征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难怪有的中央纵队的同志都不知道刘少奇参加过长征。
松岭枪炮声悲壮，草地星河影动摇。从长征开始前标志性战役（松毛岭）的红九军团，长征初期担任后卫和挑夫的红八军团，遵义会议和前后的红五军团、红三军团，中央筹粮委员会，一直到长征结束的瓦窑堡会议，父亲一步没落。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的7000余人里面，还有些是半路加入的，像刘少奇这样全程参加的更要少。■（未完待续）
    《党史博览》 2017年第7期P9-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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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专稿

不忘初心卫中华了却军民天下事（中篇）[size=; font-size: 0.8em,0.8em]——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

■刘源

独闯白区掀天揭地


中央到瓦窑堡后，在公开报纸上看到北平发生“一二·九”学运的报道。白区还有爱国学生运动？我们一直挂在口头上说，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红区红一、二、四方面军（包括红二十五军）出征前的总人数到最后（包括红十五军团）就剩约百分之十。白区与党中央的联系，长征前已中断，到陕北时竟一个人都联系不上，确实叫“损失百分之百”。此时，居然发现白区还有学生运动，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不知道。
中央立即决定赶紧联系。谁当此任？又落在父亲身上。他对白区最熟悉，主持过顺直省委、当过满洲省委书记；他对领导白区有极深刻的认识和最丰富的经验，有整套想法和工作思路。毫无疑问，他最合适。简单征求刘少奇的意见——这是“重返虎穴”啊！他回答：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中央决定派他作为中央代表主持北方局工作。
1936年1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后，父亲化名胡服（刘少奇自解，是胡服骑射、抗击外敌之意）赶赴平津，孤胆独身蹚地狱。对刘少奇来说，“长征”继续前行，他肩负新重任，走上通天的漫漫征程。
“出塞复入塞，处处黄芦草。”打探、联络、疾行、智对……当年的河北省委秘书长王林晚年时回忆：到天津北洋饭店，见一位学者，手持当天的《中央日报》为接头暗号，无言相跟，示意对坐，在茶几的玻璃板上，慢慢手写“刘少奇”三个字……消息传回北方局——老家来了熟悉长辈——那份激动啊！此时，父亲才知道北方局仍驻地天津，仅剩一个河北省委（北方局兼），限于平津地区，仅有党员30多名，全国各地均无联系。
“一二·九”时的北平市委书记林枫，刚调任天津市委书记。刘少奇询问了解各方面情况后，经中央批准，林枫任中共中央代表兼父亲的秘书，朝鲜国际主义革命家李铁夫接任天津书记。不久，父亲派李大钊之子李葆华接任北平书记。北平女一中学生、地下党隐藏的“一二·九”学联执行主席郭明秋与林假扮夫妻，实际是当译电员，他们与我父亲同吃同住，既当代理人、联络员，又当警卫、哨兵。
父亲废寝忘食，与北方局领导昼夜深谈，立即任命“老顺直”彭真为北方局驻冀东代表。在刘少奇领导下，彭真、林枫、李葆华、李铁夫、郭明秋是将“一二·九”运动成功推向全国的关键人物。
在满眼肃杀的白色恐怖中，千头万绪的工作忙碌展开：恢复各级组织，联络全国各地省委；传达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大政方针；秘密派出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周小舟与中国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撤并）教授吕振羽到南京，联系国民党最高当局谈判“联合抗日”；广泛宣传党的主张，大力开展群众运动，导正学运。
首要的，就是坚决铲除根深蒂固的“左”倾顽疾。刘少奇响亮地喊出：“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发与批评过去的恶劣传统，否定过去的错误原则”，“彻底转变党和群众工作”。
为了安全可靠又保证高效，每项工作必须单线联系、单独面谈、分别布置、反复安排。父亲是通宵达旦、夜以继日，一刻也没耽误，把党在白区各地各级组织凝聚到抗日上来，迅速扭转北方局工作，带动人民大众，掀起救亡热潮，发展党的组织。
这些工作看起来似是远离硝烟，但说到底不就是为了国防、军事吗？所谓的白区正确路线，就是要卫黄保华，为民保国呀！
“一二·九”运动学生喊出的口号是保卫华北、收复东北。刘少奇完全肯定，因势利导，就势提升，将其推广至全国。在群众运动中，他禁绝冒险激进做法，尽量避免牺牲，养护有生力量；又坚决克服“关门”问题，团结最大多数的群众，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公开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等进步团体，人家想入，敞开大门；共产党从中选优，秘密吸收大量新党员。父亲认为，共产党必须有公开的活动，不能全是秘密的，要进行区分。“我们要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开的可能来广泛地联系与组织”群众，才能提升党在群众中的号召力，不然共产党就丧失存在的意义了。我们的旗帜就是抗日，必须团结、拉动尽量多的党派和群众团体。
父亲领导组织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又到上海召集全国各救国团体，成立联合会。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等为理事。当时，共产党的组织是高度秘密的，而群运、民运，“特别是学生文化界的救国活动，多少冲破了一些统治者的严格限制，使党的秘密工作与群众的公开半公开活动……重新配合……使党的组织隐蔽在广大群众中……发展了党的组织”。
一系列的指导思想和策略的“彻底转变”，迅速廓清扶正了工作路数，显现出惊人奇效。令人拍案叫绝的，硬是让秀才去见兵，讲清道理！
本来，“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高喊打倒汉奸宋哲元，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是冀察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他下令弹压，九门禁闭、开枪示警。父亲即令停止过去的那种“飞行集会”和“抬棺游行”，主动领导师生，将“打倒卖国贼”的口号转变为“一致抗日”。先是天津“五二八”万人大游行成功，宋在报上发表谈话，说“不便取缔”。接着，1936年6月13日，北平万名学生上街。时任北平西郊区委书记刘杰叔叔叙述，宋哲元路过，眯眼细看从车窗塞进的传单，赫然大字“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侧耳细听学生们高喊的也是。这下宋兴奋起来，派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召集游行学生以示支持，“在景山集合时，数万群众唱出了同一的救国歌声”。宋自己也接见师生代表即席演讲：同学们，你们不知道，我是在喜峰口抗过日哒！老子打日本出过血啊！几句慷慨激言，欢呼声起，他自己也感动流泪。瞬间，整个二十九军、华北政府全转过来，抗日运动由非法变合法了！警察宪兵维持交通秩序，社会各界声援支持。
父亲立即指示地下党因势利导，发动师生民众前去军营拥军。姚依林叔叔向我回忆：二十九军欢迎，请学生野营骑马，给大家操演大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一系列抗日文艺作品蓬勃传世。宋哲元冲动，也拿一个师到天安门示威。地下党迅速组织群众和学生们夹道欢迎。本想是绕天安门转这么一圈儿就行了，但军队顺着站满百姓的街道下不来，如此热烈场面真是从没见过，沿街欢呼、披红挂花。几百骑兵真是好拉风，被欢送到长城才算完。军民乐翻天，延安派出张经武为联络代表，秘密常驻二十九军。
地下党精心组织学生到北平宪兵队等东北军，慰问演出《打回老家去》《放下你的鞭子》，一曲《松花江上》“九一八”——恸哭泪雨满军营！
此时，父亲大力倡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彭真直接领导总队部）也迅速发展，在全国，甚至在巴黎、东京都建立了支部，疾风烈火般的抗日民运、兵运席卷全国，盛况空前。《义勇军进行曲》风靡神州！青年朋友们请牢记：当年中国最危险的时候，千百万青年扑向抗日战场，唱响的正是我们今天的国歌——声震寰宇！
被毛泽东称为“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有经验的”实干家刘少奇，还被党内誉为理论家。这时期，父亲创作发表了大量文章，统一思想、协调步骤。他的理论不复杂：力求知己知彼，顺势转变策略，力促上下同欲，必定事业有成。
不到半年时光，随着斗争方式的转变，整个革命形势为之骤变，路线的正确与否，很快由实践检验出来：民众的抗日热情和救亡意识，与军队共鸣、拉政府转向，转眼大变天。为什么我们党过去不多做这样的工作，而非要做一些群众不理解、与各界相抵触，甚至是严重对立、极其危险的工作呢？既然我们的主张是正确的，为什么得不到群众支持呢？显然是我们的策略、方法、口号不对头，甚至做反了、做错了。共产党做工作，就是要凝聚人心，得到大家拥护。
当群众发动起来、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心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刘少奇写道，“无产阶级必须自己确实地、不动摇地独立起来，然后才能与别人进行平等的联合”。否则，“就不能联合别人，只能供别人利用”。
今天看来如此明了的道理，却让我们党付出多少鲜血和生命，经历千辛万苦才真正懂得。当时党内也有反对声，说这个“老右”太右了（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等）。父亲反问，保国家救民族怎么不正确呢？我们党的主要工作，就是动员和领导全体人民，抗日救国！毫不迟疑，刘少奇果断撤换柯庆施，任命彭真为北方局组织部部长。
再三强调，父亲是戴着“老右”帽子，“万方多难此登临”。基础，比早年在顺直、满洲省委时更弱；内里，力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利箭恶风；外间，隐蔽于嗜血屠刀下，不分昼夜拼搏。杀戮险象环生，保存实属不易，谋求发展，更是难上加难。
无论红区白区，正是在这种“两条路线两重天”的比较中，我们党才开始萌生并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全国的抗日热情迅猛高涨，救亡运动呈燎原之势。原先由几所学校进步青年发起的小范围行动，还遭到强力弹压。此时的“一二·九”运动却已迅猛扩展成全国性、全民性的重大运动。你说这算不算国防？这是时代所决定的，时代无法离开这个主题；这是刘少奇们的事业所决定的，革命离不开军事。北方局搞兵运，动员起二十九军七七事变在卢沟桥跟日军交火，将抗日战争推上惊天动地的新发端！这不算军队之事？当然算！
多年后，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写道：“一二·九运动的成功，证明了白区工作中这些策略原则的正确性。”某人某事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性，并不仅仅是简单随意的一个评价，而是由领导人民大众掀起波澜壮阔的潮流、创出排山倒海的伟业所决定，由历史检验定格的。

营救战友建功山西


刘少奇刚到北方局的时候，能够联系到的共产党员也就30多人，而在北平草岚子“军人反省分院”里却关了60多人，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一方面我们党急需干部；另一方面这批干部都服刑到期，甚至过期多年。只因为出狱手续要签一份“悔过启示”，保证不再犯法犯错误之类的，大家都不签，所以一直拖延在押。1929年至1930年任满洲省委书记时，刘少奇就曾遇到过：监狱里囚禁大量共产党人，“九一八”后全遭残杀，令人痛心疾首。近期，日本人可能就要侵占华北，这批同志肯定又会遇害。父亲当机立断决定营救，经请示中央，张闻天（时任总书记）、毛泽东批准后迅速行动：三次下通知命令给草岚子，分九批出狱。同时，还在各地搜寻，先后营救出王若飞等许多同志。“成熟的老同志”被安排到全国当各级领导，迅速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发挥出巨大作用。
薄一波为其中之一。阎锡山曾派人到大牢里拉薄回山西，被拒绝。1936年9月他刚出狱，阎锡山又托人带话邀请他放下国共之争，“共策保晋大业”。薄一波再回绝，但这么重要的情况，必须向党组织汇报。刘少奇知道后说：送上门来的工作，怎么能不去呢？“不想去也得去！去谈嘛。”
薄一波“单刀赴会”，看了一圈、听了数遍，没有表态，也不见阎，只说自己已经脱离共产党刚出监狱，得回家去见见老人，请给他时间考虑，一定回复。刘少奇听罢汇报说：太好了，阎锡山不是拉我们抗日吗？自然要送人过去。立即请示中央，成立了一个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刘少奇定义其为“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并指示大胆去做，放手去干。
回复见阎，当场商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组“牺盟会”，全称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会长阎锡山，1936年9月18日成立。这个时间建会，就是向外界展示抗日的姿态，但冷冷清清没声势，搞不起来。阎想试试看，共产党搞群众运动可是拿手。11月，组织了多种大会造势，被营救出狱的老同志杨献珍，开办各式各样的训练班、学习班，向村一级派出“村政协助员”，往每个县派遣“巡视特派员”，发现旧县长不合适，马上就建议换。阎锡山也觉得旧县长确实不行，只要不抗日，就换新县长，先将沦陷的七个县换上“有牺牲精神的”青年“游击县长”。如此这般，有200多个中共秘密党员和进步人士来到山西当“县官、区官”。农村、工厂、学校还派驻大量地下党员和革命知识青年。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年时间，牺盟会轰轰烈烈地发展到一二百万人，阎锡山超满意。牺盟会领导机构7名常委中除阎会长外，6位均为中共秘密党员；山西100多个县，最多时约70个县的政权由共产党暗中掌握。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7年9月，八路军总部进驻太原，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前出山西的边缘地带。刘少奇提出要迅速发展到数十万人枪，当时多数人都认为绝不可能，做梦吧？其实，父亲心里有底：“到处都有群众寻找和等待共产党和八路军去领导他们，告诉他们办法，要求党派人去领导他们打游击”，而这些地方的山西县长全部都是我们地下党掌控，可全力动员参军。何愁无兵？宋平叔叔多次对我生动回忆，因为群众强烈期盼，青年急切投身抗日部队，有深厚文化积淀，有我党掌控的地方政权支持，果然，大量爱国热血青年踊跃加入八路军，仅仅山西地区，就扩展了10万人。进入华北地区的两万多“老八路”，一年就“成为拥有数十万人枪的强大的集团军”（不包括地方武装、民兵、游击队）！这次扩军开始叫扩红运动，包含河北、河南，而山西最为突出。这当然与牺盟会打下的基础分不开。
可见，白区工作对国防、军事和军队建设意义非凡，功不可没！
上面讲了牺盟会与扩军的关系，再说说山西新军的事。
1937年5月，刘少奇前往延安参加会议期间，到山西了解情况。他满意地肯定了工作成绩后，明确了下一步骤：拿到兵权、掌握武装。因为抗日除了发动群众、团结各方，还必须有军队，有军事实力，并说阎锡山会赞成。阎细闻动议，果然高兴，一拍即合，当场决定建立一个团新军，随后筹备工作迅速开展。
七七事变后的8月1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当时的政府和报纸都不敢明提“抗日”）正式成立，为区别晋绥旧军队而称“新军”。“换旗抓枪”，这可是我党领导的军队呀，人、枪、弹药以及其他配置一应俱全。共产党有特别强的号召力，很会做基层工作，农民、工人和大量的知识青年踊跃加入。决死队发展极快，两年组成4个纵队，50个团，10万人（包括各县3万决死队）规模。素质也很高，名列世界各国军队大中学生占比的前茅，很明显看出官兵的觉悟水平、爱国热情和技能战力比旧军要强。
阎锡山啧啧称赞，超爽之余，可诡诈精明得很。新军的军事长官由国民党军官担任，政治工作主持人基本是地下共产党人，当时叫政治部主任，个别设有政委。无论是牺盟会还是决死队，一律由山西人组成。阎曾表示，只要合作抗日，共保山西，就没问题。然而，阎老西儿及其部下始终暗打算盘，眼见新军飞速壮大，利用之心瞬息变幻，过河拆桥断然行动。
1939年底，蒋介石提出抗战要胜，必先灭共；暗示“宁亡于日，勿亡于共”。阎锡山下令将决死队负责政治工作的人都拿下来，诬蔑“叛变”的同时，旧军大举进攻新军和八路军，史称“晋西事变”（十二月事变）。这成为全国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顶峰。新军外遭攻击、内陷厮杀，自古兵家断言：此兵必溃无疑。而薄一波等“顺阴阳之数、审藏用之机”，索性带四个纵队半数官兵（包括县属共5万多）连人带枪加弹药，公开进入八路军新序列（自组建就是共产党秘密领导的军队）！我军的内乱外攻顿时化解，攻守强弱瞬间逆转。八路军未及拉开架势，已大获全胜！
大胜大功对应出大败大过：后来有话说，阎老军阀机关算尽，没把小书生看在眼里，错一招砸锅崴泥，彻底晕菜！算计人一辈子，唯一后悔莫及让他哭掉泪的，就这一次。事后，毛泽东以薄一波的名义给阎写了一封信，表示特殊情况下统一战线还是必须维持的，这些部队进入八路军，还是你的部队，目标不变，一致抗日、共保山西，决死队的名义仍保留。阎锡山只好“低头向暗壁”，自吞苦果。这几万人分别转隶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县属决死队就地转为我县大队或游击队。一纵队主力进入了太行、太岳地区，陈赓任太岳纵队司令员（1927年曾任武汉工人纠察队队长），薄一波为太岳书记兼政委，直属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指挥（后解放军十四军一部和武警四十一师，原二十八军已撤）。
刘少奇在七七事变前提出的“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到此结束。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自然撤销，其所领导的万千党员（无一人向阎承认是共产党员），全都是冒死赴险的英雄儿女！
再插两句题外话：当年，康生、柯庆施等人就“采取两面派的办法来反对”（刘少奇叙述），指责父亲营救战友出狱，拉宋哲元抗日，做张学良、傅作义工作，与阎锡山合作、“换旗抓枪”是“右得不能再右”了！“文革”时，将所有从大牢里营救出来的同志，都扣上“叛徒集团”之名。然而，即使在随意栽赃陷害的年代，也没听说过哪个人将共产党的军队拉走投敌。而事实上，仅“新军”这一次就拉起超过当时“江南老新四军”（不包括刘少奇在华中拉起的新四军）的“枪杆子”入列归建，还“扩红扩军”人民武装数十万！古今中外有这样的“叛徒集团”？为正名祛污，立此存照，我浓墨记叙这一段。
所谓“换旗抓枪”，就是以统一战线形式，戴上青天白日徽，建起正规的、“白皮红心”的革命军队。杨尚昆（当年接任北方局书记）主席后来说：北伐时我们就想搞，但没搞成，只搞了个叶挺独立团。抗日时山西搞成了，完全是在少奇同志的支持下。
当时，这可是震动朝野军地的大功啊！父亲从来是为而不争、功而弗居，以至整个白区的领导都很低调，谦虚谨慎、埋头苦干。这一段，在军史上算是半空白吧，正史很少，研究更缺，评价几无。但作为个人回忆，如“一二·九”时的彭真、薄一波、林枫、李葆华、刘杰、周小舟、徐冰、王林、黎玉、魏文伯、黄敬、姚依林、宋平、黄华、郭明秋、蒋南翔、李昌、袁宝华、刘玉柱、杨秀峰、陆平、康世恩、朱穆之等，经历过晋西事变的杨尚昆、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华国锋、戎子和、宋劭文、李立功等，却常常谈到。
前些年，习近平同志的母亲齐心阿姨写过一篇文章《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谈及这一段，非常生动，感人至深，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
在红军时代，江西和福建人民对于革命和军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在抗战初期，山西人民和党组织为全国抗日运动和军队大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当时，八路军十倍增长的主要兵员在山西，比河北加河南的数量还多。这是建立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的直接结果，与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直接相关。
看了以上史实，谁能说“白区正确路线”与国防、军事、军队无关？刘少奇说：“一二·九”运动“和当时人民武装革命一道，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划分革命开始重新前进阶段的标志”。对中国的国防军事，对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来说，偌大史功！
另一方面，刘少奇说：革命的青年学生“到乡村去，到革命的武装部队中去，和人民特别是和工农结合起来，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进行抗日战争”，走上“在民族危机中争取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对人民来说，偌大贡献！

白区春秋游击战争


所谓中共的“白区工作十年”，指1927年至1937年，从大革命“国共分裂”到抗日战争再次“国共合作”。主要分两层：中央领导层，从八七会议开始到临时中央转移至苏区（1927年至1932年底），中断三年后，1936年初刘少奇回归联系上全国各级组织，恢复并重新大发展；第二层全国各级党组织，1932年与中央断线失联后，大部分停止活动，仍在坚持的也是分散隐蔽，影响甚微，所以叫“几乎损失百分之百”。1936年春又井喷式发展至1937年7月为止。
全面抗战开始后，地下党秘密工作和隐蔽战线工作，后称城市工作部或社会部的工作，长期由刘少奇领导或总负责，但就不叫“白区工作”了。
所谓中共的“白区工作路线”，1927年至1932年是“左”倾错误路线为主，但有正确的部分和抗争；中断三年（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后，1936年春至1937年7月逐步“转变”为正确路线。所谓路线的正确与否，是由实践的结果验证出来的。

1959年11月，刘少奇在陶铸（前左一）等陪同下检阅海南岛榆林港基地的海军部队

1937年2月、3月，刘少奇给总书记张闻天连写多封长信，再三重提他在遵义会议上出的题：全面检讨从八七会议以来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
5月17日，在延安召开中共白区工作会议，由政治局成员与北方局所属省特委以上20多位负责人出席。刘少奇做两万五千言的《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报告，深刻地总结惨痛的教训，尖锐地揭露错误的传统，特别是彻底转变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等，引起巨大震动。会议热烈讨论、激烈辩论、猛烈争论，甚至有领导当场悲愤气死过去！指责父亲“老右（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声再起，而维护呼声也日盛。6月3日，毛泽东态度鲜明地做长篇发言，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群众斗争和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明确指出“我们党中存在着错误传统”，要“来一个彻底的转变”。毛泽东还谈到，过去“对少奇问题的处理态度上是完全不对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打击，不尊重他的意见，几次的组织结论）——并以之对付一个中央的领导同志”，“今天应该做出正确的结论”。接着，张闻天在白区会的总结中肯定刘少奇的正确和成绩。
会议对推动“彻底转变”起了积极作用，对“白区工作”开始以实践的结果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但父亲后来说“结果是不好的，困难不独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个白区工作会议所留下的恶劣影响，是很久以后还没有消除的”。会议刚结束，1937年7月7日爆发“卢沟桥事变”，历史进入全面抗战新阶段，国共合作正式确立。史上唯此一次的“白区工作会议”，成为“白区工作十年”结束的标志。直到四年多后的1941年，“九月整风会议”成为“改造的关键”，中央层形成新白区观，而六年多后的1943年“九月会议”，全党认同。但真正确立“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已是过八年的七大前后了。
七七事变当天，正好在延安的父亲，代中央书记处给北方局起草的指示中就提出：“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次日发出）。与中央各主要领导商议后，先赶到抗日前方指挥部向彭德怀传达了中央精神，又马不停蹄到前线的太原。此时平津失陷，刘少奇亲任书记，重建北方局，指挥地下党：尽力做好隐蔽工作，将有可能暴露的同志，全部撤到新驻地山西。
8月22日至25日，党中央在洛川会议上，通过毛泽东“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报告和“持久战”方针。刘少奇因正忙于敌后和前线指挥，没有参会。
25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摘下红五星，戴上青天白日徽，陆续开赴山西。此间，党内军内领导层的思想很不统一，多数人认为，我们的武装力量必须全力配合国民党军，进行正规化的运动战，顶住华北日军进攻，并与阎锡山、卫立煌商定拉开阵势。
9月21日，周恩来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聂荣臻等率八路军总部也赶到太原，当天下午就和北方局一起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发生重大争论。
刘少奇仍是“卷旗不缴枪”，坚持洛川会议战略方针。他说：我党所领导的部队就一个八路军（当时新四军尚未组建），还有刚成立的“半个决死队”，以及地方游击队，加上白区地下党人，是我们拥有的全部力量。打正规战不会有大的作为。我们当然要服从统一战线，但这个统一战线必须是正确的。蒋介石排斥异己、个人独裁，“中国是不能统一的”，与人民的“和平也不能保持”。因此，国民党实在靠不住，几十万国民党军必败。“我党至今还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我们应该独立自主运用“拿手好戏”——“今天华北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广大地组织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
那天，大家畅所欲言，争论非常激烈，包括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等多数人，都反对刘少奇的意见，甚至有人（如稍后的王明）指责刘为“老右”“失败主义”等。争论到凌晨，激辩的情况上报延安。第二天，毛泽东就回电支持刘少奇，“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第四天，毛又追来电报，说务必按照少奇的意见，“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服从洛川会议精神。早在父亲到北方局之前，在瓦窑堡政治局会议（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上，就针对游击战争进行过讨论。当时会上不同观点很多，而刘少奇和毛泽东的观点惊人的一致，他俩都属“赞成派”。
历史上，国内外军事理论都没有游击战争这一说。游击战，古今中外皆有，但属于小规模袭扰，历来不登大雅之堂。将之上升为战略甚至战争层次，提出人民战争这一概念，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毛泽东思想是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理所当然包括刘少奇所做出的贡献。毛刘均反复强调游击战争概念，并将之成功地运用于实践，逐步上升为理论。此时，毛刘又同时提出“持久战”。专门考证下来，最早系统论述游击战争，最早见诸文字公开发行的专著，是刘少奇发表于1937年10月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1938年2月他再出版另一专著，二者后被称为刘少奇“论述游击战争的姊妹篇”。这本合编小册子《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是为了统一北方局和八路军很多同志的思想而写就，在各种军政训练班讲授，下发各级军地干部。接着，公开向社会发行，实际践行。
父亲写道：“共产党人素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共产党人愿意自己成功，也愿意一切抗日的政府、军队、团体、党派和游击队大家成功，所以共产党愿意提出自己对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全部基本政策，贡献给华北一切从事抗日的……志士之前。”“最后的胜负要在中国的持久抗战中去解决！”自然，日寇也当成“防范教科书”，但帝国主义者学不会、更对付不了！随着伟大的游击战争打遍天下，满世界唱起《游击队之歌》，经久不衰！
近八年后党的七大上，彭德怀总结经验教训时讲道，这一道理“在今天看来，是极平常简单的，是很容易的，但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由城市转入农村，由运动战转为游击战，是件不容易的事。在这里证明了刘少奇同志，不仅有白区城市工作的经验，他也懂得农村的敌后战场”。
此处说明，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并不是反对游击战，事实上，早在红军时期他们就是游击战争的创始人和伟大实践者。只是在那一特定时期他们认为，应协助国民党军打运动战，才能抵抗住日军大举进攻。平型关大捷堪称正规运动战的典范，超棒！但助长了以此类作战为主的观点。而我父亲也从未反对运动战、正规战，而是主张“以游击战争为中心任务”，以持久抗战解决胜负。刘少奇一贯认为，在党内展开正当的争论，严肃认真地发表不同意见，是健康和必要的。当时有争论，确属正常，绝无褒贬。
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军事界普遍认为：靠游击战不可能取得战争胜利，打赢战争必靠正规战，包括运动战。而中国、朝鲜、古巴、越南（现在甚至还包括中东数国战争）的实战成功，证明游击战争无疑是一种战争形式，一系列实战和理论总结，证明游击战争的正确性和有效性。越南打赢美国后，世界才承认了这一概念。包括美国军校也专设热门课程讲游击战争——人民战争，并承认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其创造发明权，应该归功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中国共产党人。这是那一辈军人从实践中打出来的概念和理论。游击战并不新鲜，但将之上升为游击战争，上升为理论又成功地指导实践，上升为依靠人民的战争并视之为取胜的法宝，当之无愧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创举！
“平原游击战”是游击战争中极富创造性、极为夺目的一种战争形式，几乎无人不知。而鲜为人知的，是刘少奇最早提倡并领导河北平原的游击战争（吕正操为司令员），建立平原抗日根据地（黄敬为书记）。在冀中、冀南、冀鲁豫的广大地区协助八路军开辟游击战场，打击日军，有效支撑人民武装力量的大发展。
“冀东大暴动”，几乎少有提及。更鲜为人知的是，这是刘少奇组织并领导的。抗日战争伊始，父亲即把冀东划为“游击战略区”，“准备迅速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命“老冀东、老满洲”马辉之（武汉工人纠察一队队长，曾任河北省委领导，从草岚子监狱营救出来的老同志）、李运昌（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顺直省委时在京东党组织中任职）分别前往任河北省委书记和冀东特委书记。又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联署电令，调派宋时轮、邓华第四纵队5000多人奇兵深入，接应加强起义。
1938年7月6日，“冀东大起义”爆发，波及20多个县，一举占领9座县城。须知，那是日军气焰最嚣张、国人屈辱最低迷的时期，华北陷落，上海陷落，南京陷落，华东、华中大部陷落，武汉大战正酣，突然在敌后异军突起，拉出10万武装，爆燃大战火！阴霾沙场亮战旗，水深火热逞英豪！
回述两个背景：建党以来，开滦煤矿的工人斗争前仆后继、可歌可泣；重复上文的1928年，适逢党内发生“京东请愿团”事件，刘少奇指出，地下党与其搞清谈、闹无原则纠纷，毋宁积极动员准备冀东抗日暴动（李运昌正在冀东），之后又以顺直省委名义提出“在工农群众中做军事组织与训练工作，实在是本党最严重的任务”，“在军队中做组织与宣传工作……争取广大士兵群众参加革命是最主要的军事工作”。
而这次暴动，与开滦煤矿工人纠察大队长、工人英雄节振国互为表里的，正是日伪军警七八个旅、拳门枪会成千上万的觉醒义举。
这场抗日“大地震”，极大地震撼了中国，激励了民心！冀东人民英勇顽强抵抗日军的疯狂镇压，损失虽惨重（加被烧杀的百姓超过唐山大地震死难者数字），却真是“坚持游击战争”，建起冀热辽根据地。“老满洲”马辉之、李运昌（都在满洲工作过）还联系上东北抗联！
其间，刘少奇直接领导，现存的电报信件、命令指示诸多，并着重称其为“很值得研究的人民大起义”！
抗日战争一结束，李运昌和冀热辽军区一部最先进入东北。后来成为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一部分（后解放军四十二、五十四军各一部）；宋时轮、邓华部队进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后解放军二十七军）。抗美援朝时，这两支部队都参加志愿军，把美军打得屁滚尿流，创出全歼美军最大建制部队的历史记录，声震全球！
这往前，可以追溯到“冀东大暴动”；或许再往前，可否追溯到顺直省委的前期准备？——诸果皆有因，先果为后因。那么往后，可否延续想到今天满世界的“平原游击队”？这一切，肯定是令河北人民最为自豪的英雄壮举，肯定是令中国人民备感钦佩的惊世奇功！

路线是非决定国运


这里，再重复几句背景：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因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控，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成了政治局委员，推行比“立三路线”还“左”的错误路线。
顾顺章、向忠发和卢福坦先后被捕叛变，临时中央被迫陆续转移。王明暂时主持了几十天中央工作，就委托24岁的博古（四中全会前也不是中央委员）总负责，自己挂上中共代表团团长的牌子回苏联。在共产国际大会上，王明被选为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公布名单时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总书记）、台尔曼（德共总书记、共产国际书记）等七位得到“暴风雨般的掌声”，头像并排上了《真理报》，可谓“炙手可热势绝伦”，身价百倍。
1937年11月，离国六年的王明，代表共产国际回到延安，俨然成了天上掉下来（毛泽东当时说“喜从天降”）的太上皇。他指示中共，必须“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同样是他，过去是极左的“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斗争到底”（刘少奇语），猛然转到右的“两个一切”。拿现在话说，大家都懵圈儿，就任命王明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接着，召开“十二月会议”，王明做报告否定毛泽东及洛川会议方针，毛处境异常困难。似是而非多颠倒，真伪混淆分歧路。痼疾又重发。
刘少奇深知共产国际和王明就里，站在毛泽东一边，以华北的抗日高潮和国民党的不可靠反驳王明。因此，父亲再度被冠以“老右”遭到围攻。王明点名批刘“过分强调独立自主”、过分强调游击战争的作用、游击战争“小册子提的太多”、“对战争的估计是失败主义”，明确指斥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为“不能允许的行动”。
历史往复谕示：真理之初，常在少数人手里！“市中可信有虎”、毛刘一同挨批，胸中自信有为、他们同守战壕。激烈地抗辩和抵制，使会议没能形成错误决定。
极其自负的王明带团到武汉（南京已沦陷）去见蒋介石。出乎意料，蒋介石根本不甩什么共产国际书记或“中共原代理总书记”，倒是照顾周恩来的面子。在长江局，王明更是大力推行“两个一切”的右倾路线，跟着国民党走，不许建立独立政权等。项英负责，将8省14支坚持在老红区的游击队收拢，组建成新四军，自然完全听信并执行了王明的路线。
当时，王明是“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周恩来语）。中共中央常委在延安的只有张闻天和毛泽东两位，在长江局有王明、周恩来和项英。王明认为，长江局占了常委的多数，没把延安放在眼里，持对抗立场，严重违背组织原则，拒不遵守组织纪律。武汉即将失陷，王明与周恩来回延安，项英留在新四军军部任长江局书记。后来，批判王明“另立中央”“分散主义”“武汉中央化”（周恩来语），就指的这一段（半年）。
“十二月会议”后，刘少奇和彭德怀带几十名干部回前线。
前面说到，刘少奇提出要在短时期内发展“数十万人枪”的人民武装。通过北方局全力发动，到1938年底八路军扩军近20万，加地方部队、游击队、武装民兵，真的发展到几十万人枪！而国民党军抗日一败涂地，大多溃散逃离，我人民武装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军队”（刘少奇语）！
刚才说到，1936年初北方局仅有30多名党员，一年后党员已经发展到5000多名，按现在8000多万党员来说不算多，但从30多人到5000多人，还不算全国各地区党组织得以恢复发展的人数，已是百倍的增长啊！共产党在极其凶险的白色恐怖环境中，搞起如火如荼的运动，发展成百上千的党员，堪称奇迹！再一年（1938年）党员17万人，中国共产党早已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政党”（刘少奇语）！
八路军进山西时，刘少奇说我们有了抗日的旗帜，需要人、枪，需要钱、粮，最重要的我们应该有个家呀！必须要建立一个家，马上建立抗日根据地。他发出大量电报，指示彭真（原代理北方局书记）、聂荣臻（一一五师政委）如何在晋察冀建立根据地（调北方局黄敬为书记）；又给贺龙（一二○师师长）、关向应（一二○师政委）和林枫（北方局副书记）发电报，指示如何建立晋西北、晋绥根据地；并依托八路军总部彭德怀等，建立晋东南根据地。同时，开辟山东、冀中、冀鲁豫、冀热辽。这一片片根据地的建立，不仅与国防、军事和军队建设息息相关，也标志着中共着手建立“新中国的雏形”（刘少奇语），向建国迈出一大步。
最大的政党、最大的军队、最强的政权、最大的地盘。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正是人民给了共产党、给了刘少奇及其战友们这个支点，他们已撬动整个中国，也将撬动整个世界！
华北的“轰轰烈烈”与华中的“冷冷清清”（六届六中全会报告）形成鲜明对照。武汉会战之后，华中地区基本上遍地是枪、到处是匪，国民党军队战败后仍留在敌后，与日军犬牙交错，恰恰就是没有共产党军队。当时，新四军在江南国统区，一无地盘，二无政权，枪弹和粮食都得找国民党要，难以发展。到处要钱要粮要装备，成了叶挺军长最重要的事务。蒋介石再三催逼，新四军分兵江北敌后作战，断了后勤不说，连兵员都成了大问题，顽强坚持，进退两难。
1938年7月，王稼祥从苏联返回，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毛泽东的政治路线。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届六中（扩大）全会，父亲为主席团成员。
开始阶段（先开了十几天政治局会议），王明先声夺人，抬出国际吓，乱扣帽子压，继续他的“一切经过、一切服从”那一套，俨然掌控主导局面（此时武汉失陷，急令项英返新四军）。会议的后半段，毛泽东做了酝酿已久、胸有成竹的报告，议程大转折；刘少奇等多数同志的报告和发言，使会议整体大翻盘。经过异常激烈的争论，否定了王明的路线和“配合国军打运动战”主张，肯定了洛川会议的战略方针，肯定了刘少奇对王明的批判，肯定了北方局独立自主进行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的正确性。
早在1937年6月的白区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说，过去“对少奇问题的处理态度上是完全不对的……应该做出正确的结论”。这次全会上，毛泽东在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中，代表中央政治局正式做出结论：对“左”倾宗派主义错批错整的同志予以平反，其中包括对刘在顺直省委、满洲省委和上海时受到的批评和撤职处分予以纠正，明确宣布：“少奇同志历来是正确的，过去的帽子（中央职工部）、打击（满洲省委）、批评（顺直省委）等等是不对的。”
会上，毛泽东支持，刘少奇提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一切领导集中于中央”，并主持起草了我党第一份党法党规党纪的报告和决定。会议还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南方局、东南局。
巩固壮大华北很好的局面，同时全党把发展的重心转移到华中地区。刘少奇又成为不二人选，被任命为中原局书记，再次“深入虎穴”。马不停蹄，他继续披荆斩棘“长征”，开辟新天地。

逐鹿中原正党保民


新成立的中原局辖长江北、陇海线南的豫、皖、苏、鄂广大地域，驻地河南确山。1938年11月，刘少奇（仍化名胡服）前往杨靖宇的家乡老红色游击区，确山县竹沟镇，组建中原局。
当时要打开局面，最需要的是大量干部，更急需成熟的老干部。父亲向中央要，特别是在延安有点“问题不清”的，说把他们给我，在敌后抗日他们都会是英雄好汉！
朱理治、徐海东、戴季英，因处理陕北红军之事在延安多有不便。1937年夏刘少奇安排朱回北方局任河南省委书记，此时依托河南省委建中原局，朱任组织部长，徐到新四军（江北）四支队任司令员，戴任政委。
李先念、刘瑞龙、王必成，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将。刘少奇派李到鄂中、鄂豫挺进支队，与陈少敏（支队政委）开天地；派刘瑞龙到豫皖苏，同彭雪枫辟江山；派王先任团长，后当旅长。
彭雪枫（原在红三军团）和罗炳辉（原在红九军团）在“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时，到太原八路军办事处任主任、副主任。父亲把他们要来，罗先在陈毅部当副职，后任新四军五支队司令员；彭先到河南任军事部长，后任六支队司令员。以上仅列举少数。
当时，我父亲恨不得把在延安能带走的干部全都要来，对有思想包袱的老同志，他挨个儿进行思想教育，然后分派到各地各处任要职。至于新干部，更是不拘一格、多多益善。
刘少奇到达中原地区后，就提出要扩展军队，反对摩擦。但情势要比华北更为复杂：日、伪、顽、匪盘踞，日军、伪军、中央军汤恩伯等、非嫡系韩德勤等，加上占山为王的帮会土匪，蜂拥横行、硬挤强压。共产党的军队想要在这豺狼蠹蝎之地、犬牙虫蛇之间插足、生存、发展，更难上加难，如赴汤蹈火。长话短说，中原局在竹沟，谋篇布局统一思想，指挥用兵派出干部，融于百姓培训战士，厉兵秣马，蓬勃兴旺，被誉为“小延安”。
不久，父亲又急回延安（朱理治代理中原局书记），完成中央托付的重任要务。这段时期，可谓是到处、多方、诸事需要他。仅举一个在当时远悖功利、绝非彰显，日后却历久弥新、隔世生辉的大作为。
1939年夏，全国抗日已两年，敌后抗战大发展。我党在陕甘宁、华北、中原的党组织和人民武装，成几何级数增长。群众运动轰轰烈烈，踊跃参军热情高涨。新形势、新党员、新青年、新官兵，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是什么组织，什么宗旨，知之甚少。知识青年与工农兵怎么结合？党和军队的文化成分大提升，如何发挥？怎样做合格的党员和战士？谁是楷模榜样？缺少准绳。
毛泽东（45岁）、张闻天（38岁）和刘少奇（40岁）等，深感必须回答这些大问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应时而生。
在往返延安途中的河南渑池，父亲手拿几页提纲演讲，反响甚佳，众呼由衷。
回到延安，刘少奇又丰富了思想内容。宋平叔叔多次对我回忆：张闻天让他接父亲到马列学院。因听众越来越多，只好站在操场的一张木桌上，刘少奇生动地讲了好几天（每天三四小时），实事入情，鞭辟入里，经典哲理深入浅出。大家完全被吸引住，情绪思考随声起伏，全神贯注、如饥似渴，甚至忘了记录（宋平记了厚厚一大本，课后许多同志借去补记传抄），轰动延安。后来，几经压缩提炼（许多精彩的实例、经典和故事减了），精品发表，成为那一代以至几代共产党员与军人的教科书。
后来的情况和影响，我就不重复和评价了。只讲一段从未公开披露过的故事：1961年，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原为无党派红色律师）在天安门上对刘少奇主席说：“多年前，我很不了解共产党，菲德尔（卡斯特罗）给我一本西班牙文的书，告诉我：这是共产党人的‘圣经’，一位中国人的著作。”
30多年后，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对中国的外交部长吴学谦也说道：被监禁32年，一本共产党人的“圣经”，激励我从容以待，是中国人刘少奇的著作。并背诵了其中的段落。
多尔蒂科斯读《修养》时与曼德拉一样，并非共产党人。他们都曾有备感迷茫的时候，但后来都被公认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革命家。父亲的《修养》，是把一名革命者最崇高远大的理想信念，与最现实日常的行为操守，统一起来；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与要经历的“所以动心忍性”，阐述清楚；把战士必须从容应对的历练考验，必须具备的品格修养，摆出亮明；把为官、做事，还原成为民、做人！而父亲奋斗毕生，诠释出典范楷模。我想，正因为如此，《修养》才被奉为圭臬，为众铭记，历久弥新！
被誉为理论家的刘少奇，可一直是文武兼备的著名实干家。
由于国民党的节节惨败，共产党的飞速扩展，父亲预料到国民党反共高潮将临。再三催促中原局机关及所属单位分批转移。再次响亮号召“到敌人后方去（在北方局时已提出）”，“最困难的最前线，是共产党应站的岗位”！至今追念呼出，口号蕴涵的胆魄与坚毅，仍令人热血沸腾！
1939年10月下旬，刘少奇率领中原局挺进“敌占区”，离河南，赴皖东。仅10多天后发生“确山惨案”，国民党军突袭竹沟，杀害我200多名同志。回头千百里，“掩面救不得”，故人长决绝，“血泪相和流”——何其悲愤！
刘少奇到皖东定远、滁县，举旗高呼：“东进、东进、再东进！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到敌人后方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而最主要的，就是建立抗日武装，建起军队、游击队、民兵以自卫。“东进！把日寇赶进大海！”成为划时代的口号！同时同步，建立抗日根据地。
几个月中，父亲连续主持了三次中原局会议，深透分析敌、友、我情况，明确战略方向，批判片面的“两个一切”口号，提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建立根据地、敢于“反摩擦”等重大方针，三次会议跨出三大步，解放干部思想，推动工作转变。
之前，新四军没有建立过根据地。魏文伯叔叔对我回忆：国民党叫我们去杀敌，却不补给枪支、粮弹、资金。我们赶走日伪，打下地盘。没有政权，求着国民党派县长，好给部队征兵、征粮。国民党不仅不派，反倒百般刁难。刘少奇反复说：这就叫“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咱们怎么能办这傻事！又讲起“要人要粮要枪，首先要有家”的道理。当即委派魏文伯去当了第一个共产党县长，叮嘱道：一定要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我们打下的地盘，国民党派县长咱们还不承认呢！就这样，在华中敌后地区建立了第一个由共产党委派掌控的县（定远）政权。
之后，刘少奇通电，“派遣最好的干部去做县长、区长”，又陆续任命了几百名，确立起小片根据地，再连成几大片。
根据地是政权：我党武装人民，就是要夺取政权，执掌政权。
那时，共产党地方干部，无工资，吃军粮、穿军衣、同军籍，而军人地方征召，伤残军烈属地方优抚，军粮军费军衣军鞋都是地方筹集。无家哪来的兵？无国哪来国防？无民事哪有军事？谁说地方党政与军队无关？那是营盘那是根呐！
根据地是政权：我党夺权执政为何？就是为人民服务。
那时，共产党人舍身拼命，不就是为了报国保种救百姓吗？中原局建起根据地，没忘这个根本宗旨。打奸除霸反封建，解救民众保民权，尊重劳动倡民主，救济难民利民生，组织群众生产生活，查田均赋减租减息，拥军爱民轰轰烈烈，村镇一派欣欣向荣！阴晦华夏，晴空一方！
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当年留诗为证，“心怀人民转乾坤……春风荡漾大江天”。有一桩湮没无闻、不见经传的举动，在几十年后多次应时创造了中国历史：
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首推“包产到户”。在皖东、淮南、淮北，军地开荒平坡、群众拥护，分给无地农民、取信于民，种公田缴军粮、足兵足食，余粮自家全留、成效显著。农民生产生活比“敌占区”和“国统区”都温饱红火。刘少奇击节赞赏，加以推广（许多老革命的回忆中提到包产到户的起源，在老文电中也能找到证据）。
追根溯源，“包产到户”打根儿上就是“红色基因”。邓子恢，这位曾留学日本军校却“土得掉渣”、作为闽西红军创始人的“老军头”，后来被称为“中共头号农村工作专家”（1960年代“非常时期”，邓子恢最坚定强烈地呼吁包产到户，父亲支持），或许就此可找到渊源。
“包产到户”，对今日之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人民可还记得首创的那些人及其功绩？是否想知道他们的遭际命运？
登高望烽火炊烟、千古江山，荒草埋将士村妇、英雄无觅。刘少奇和邓子恢都曾经说过：那是人民群众的创造！

开辟苏北东进到海


红色区域的迅速扩展，人民群众的拥护赞誉，必然会引起敌对方的打压摩擦。
日军大、中、小“扫荡”不断。我军民同仇敌忾，“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麻雀战、抄后路、劫粮草，村村起火、城城冒烟，袭扰纠缠、昼夜轮番，坚忍顽强、零敲碎打，“捉鬼子敌探”、处处设陷阱，炸炮楼摸哨、天天有进账。
战术上，合孙子兵法，贵胜不贵久、积小胜为大胜，诡道、用间、诈术、野攻，样样俱全；战略上，从老子兵法（不少古兵家新专家认同《道德经》亦为兵书），贵久不贵胜、不败即打赢，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幕幕连台——上演了长年累月、精彩绝伦的“拿手好戏”——游击战争。
日伪军被打得风声鹤唳、胆破心寒，应战不暇、筋疲力尽，实施愈加残暴的烧杀报复，激起愈加汹涌的血仇反抗——“跟着新四军，杀尽小鬼子！”响彻天下。眼见共产党的地盘日渐扩大，日伪占领区盛传，共军来了个“胡子头儿”（刘少奇化名胡服，民间俗称土匪为“胡子”）。父亲闻言，手拂下颌诙谐笑道：“我没留胡子呀。”众皆开怀，传为趣谈。
在中原的国军嫡系、皖系、桂系、奉系、苏系各派系军队，抗日差劲，抢夺人民胜利果实却十分带劲。中原局领导坚持“正确的统一战线”，文武并用“反摩擦”，打拉捉放“为统战”，不仅游击袭扰，还调集多路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武装，中心开花反包围、出神入化，打了三大场“连环”运动战，政治军事双赢，歼灭摧垮顽军。最后，还活捉了国民党江苏省主席、中将韩德勤。此为后戏。
1939年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在华北以山西决死队转隶八路军为标志宣告失败。1940年春，反共摩擦的重点转到华中，由于指挥体系复杂、通信不畅，徐海东、张云逸旧伤沉疴卧床，刘少奇在紧急关头，亲自披挂指挥半塔集之战。
3月，桂系李品仙猖狂攻击我部，并残杀我百余人。我军民被迫反击，立即围歼严惩刽子手，随即在所属各县区“肃清反共势力，争取中间势力”。
无巧不成书，刘少奇命罗炳辉部，就近分兵前出。罗原是红九军团军团长，曾与父亲一同血战松毛岭。此间，除留守2000人外，倾全力与徐海东部共同歼灭桂系顽军2500人，湔雪远仇近恨。3月21日，正当我军肃清残敌、清理战场时，韩德勤部万余顽军，乘虚强攻罗炳辉部驻地半塔集。面对绝对优势之敌，罗部再次血战坚守七昼夜！与松毛岭一样的英勇激烈，但半塔集战况不同：进攻之敌身后，被我游击队和民兵袭扰，腹背受击，陷首尾不能相顾之境。而战果更不同：罗部主力火速回援之时，刘少奇就近向陈毅“借兵”，叶飞雷厉风行，率挺进纵队先到，多路强击、里应外合。韩德勤顽军损失过半，仓皇溃逃。半塔集之战胜利，完全肃清定远、凤阳、滁县的反共武装。
叶飞回忆，几天后刘少奇到半塔集，把叶部“扣”下就地屯守。叶找刘说，军部项英令他归营归建（此时国民党军长官顾祝同强令新四军江北叶飞、陶勇部南调）。正谈着，来人打断，请父亲处理急事。刘起身指着桌上摆放的一叠电报叮嘱：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绝密电报，外泄可不得了，你守着，千万别离开，等回来接着谈。叶为召回之事正焦心，又不敢离开，踱来踱去，瞄了几眼电报，都是中央发给项英和刘少奇的，指示新四军军部要向北靠拢，尽快过江。叶飞立省，是中央有意。刚一回谈，叶就表示愿意留下，刘也不啰唆，立即部署下一步吸引顽军的重要任务。
不久，陈毅追来。叶飞报刘少奇说，我得赶紧去接一下，不然非被枪毙了不可。陈毅见面就骂，叶笑呵呵地说：到胡服那儿你就知道了，我看了几眼中央发的密电，中央的意思是让咱们离开江南。陈毅一愣，恍然大悟。一见面，刘少奇对陈毅说：你是中央领导的，这些中央的绝密电报，请你看一下。陈毅看罢，明白了中央的意图，无话可说。刘又反复强调：已急电中央和项英，“江北部队南调，这是准备消灭我军之毒辣计划，我坚决不同意”。讨兵不成，反而自己也被“扣”下，一起打了郭村和黄桥。多年后，陈毅说：“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
刘少奇到中原一年半（到皖东半年多），指挥各级党组织全力发动群众，积极抗击敌顽，拉起数万军队、几十万地方武装，打出大片天地，开始向苏北进发。
熟知地图的人细想则明，盐城往东，河网港汊密集，交通不便，适合游击作战；我党顺势夺得苏北，北接冀鲁豫八路军，南连江南新四军，就占据成片，是“发展华中”的关键——打开苏北，成为我党重要的战略任务。
当时，华中地区的建党建军和任命干部，由刘少奇操持起家、主持负责。因为是抗日武装割据，各地都有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武工队、游击队、自卫队和民兵，互不统属、密切配合，一个目标：共同打赢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主力远离直接上级，互相间各无指挥关系。要打一定规模的运动战，刘少奇必向八路军总部和新四军军部“借兵”，甚至请延安军委下令。
为打下苏北，父亲已领导或“扣住”陈毅、粟裕、张云逸、徐海东、罗炳辉、戴季英、张爱萍、叶飞、韦国清、陶勇、王必成等部队；中央军委先调八路军彭明治、朱涤新苏鲁豫支队，稍后又调一一五师黄克诚（原红三军团师政委）率三四四旅、新二旅等大部队，南下东进作战（后与彭朱支队合并组成八路军第五纵队）；一二九师也调来部队加强。还没算上邓子恢、李先念、彭雪枫、陈少敏、郑位三、刘瑞龙等军地双跨的领导及部队。刘少奇麾下，将帅豪杰云集，个顶个是民族英雄，部队如风如林，眼见皆为虎豹之师。而兵机莫测、军情如火。
刘少奇指挥若定，却心焦如焚，多次电请中央派专精军事的同志来当总指挥。毛主席多次回示，“统由胡服负责”。父亲谦辞，索性点名推荐陈毅、徐向前、刘伯承挂帅。毛泽东反复斟酌后认为“少奇指挥得不坏”。1940年6月27日中央通电各方，长江以北华中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统归胡服指挥”。
郭村保卫战正如刘少奇筹谋，由中央军委下令，叶飞率军挺进苏北，诱导顽军包围。八路军南下、新四军东进，驰援反包围。经顽强、机智、英勇拼杀，于1940年7月2日取得完胜。
黄桥战役规模更大，由刘少奇、陈毅、粟裕指挥。7月30日，毛泽东、朱德电：“关于苏北战略，我们同意胡服意见”。经布局谋划、调兵遣将，9月1日刘少奇电告陈毅、粟裕、张云逸、彭雪枫，准备敌人进攻；9月2日，又电令黄克诚部、罗炳辉部，攻占盐城。父亲“未战而庙算胜”，9月3日，韩德勤果然趁日伪军加紧“扫荡”之机，起兵3万对我两路攻击。陈、粟一让再让，血战黄桥。10月初，八路军黄克诚率部进攻，与新四军夹击，一举歼灭韩顽军1万多人，取得大胜。
这两场谋定而胜之战，文史记载和回忆甚多，我就不展开了。
1940年10月8日，刘少奇发电：“我党在华中工作已取得决定的胜利……”10日，八路军、新四军胜利会师，雄军凯旋。东进东扩连海，华北华中连片，一年时限，半年成就，党中央，也是刘少奇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胜利实现！
刘少奇先与黄克诚会合，11月4日联袂到盐城见陈毅。陈老总兴奋地写下豪迈诗句：“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未完待续）


《党史博览》 2017年第8期P9-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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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卫中华了却军民天下事（下篇）[size=; font-size: 0.8em,0.8em]——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

刘 源

左右生死 力挽狂澜


1940年11月10日，刘少奇再次电报中央：为统一华中军事指挥，提议由中央任命陈毅为八路军新四军华中部队总指挥。中央复电：叶挺未过江前，陈毅代理总指挥，以胡服为政委。11月17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成立。
胜利带来喜悦振奋，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为常例。11月29日，苏北万余部队分三路攻击曹甸，历18天未下，“消耗甚大”。虽然歼韩德勤部8000余人，我亦伤亡约2000人。刘少奇冷静判断，“急切不能彻底解决”（12月15日），下令撤出（19日）。从战伤比例看，曹甸攻击胜而不败，“杀敌三千，自损八百”，自古就是大胜仗；以战止战为义，攻城未下，却使韩德勤蛰伏一隅，无力较量。我苏北所占地域得以稳固，战略上是为打赢。
无论如何，此战不可少。但近似百团大战，如此大的牺牲损耗，当时的我军难以承受，可否待机从容亮剑？对此，父亲极其痛心，多次自责。无论是批评还是自我批评，他从来都是极其严格的。每打胜仗，刘从未自诩，总推功于众；每有教训，他绝无推诿，要率先汲取。刘少奇是华中军民的总负责，敢作为，就敢担当！
12月3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决定，华中军事指挥，统一于副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指挥之下。同时又决定：“山东分局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父亲的担子更重了。
正当父亲准备全力强党、建政、抓民生时，又迎狂飙劈面。
1941年1月6日，发生惊世的皖南事变！载入史册的资料陈述详尽，我不讲了。仅就史实谈些联想。
先倒叙几句很少提及的背景：
红军长征后，项英与陈毅、邓子恢、粟裕等留在老苏区，确实历尽艰辛鏖战，却是不了解延安的党中央。组建新四军时，谁知西风吹血腥，项英又自然听信并执行了王明的路线。
项英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前半段，恰逢武汉失陷，叶挺气愤已极挂冠而去，项英速返新四军，所以主要听了王明灌输的那一套。全会结束，长江局被撤销，项英改任东南局书记，辖区少了大半。对后来传达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半段批判王明，做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多项决定）精神和决定，他是整个跟不上趟。历史上，将军百战身名裂，毁于一念一战者，并不鲜见。
正当中原党政军民大发展中，父亲多次向中央建议，并直接给项英发电报、写书信，应将新四军军部迁至华中，可到陈毅、粟裕等老新四军处。刘少奇反复劝说，新四军在皖南难以发展（受国民党军编制所限，项英又一直反对所谓的“招兵买马”，担心刺激蒋介石），总共力撑至万把人规模，而在江北则发展到七八万人马，占据几千万人口的根据地，有的是地盘，有的是发展空间，就是急缺老部队。况且，军部长久滞留江南，极其危险。
毛泽东、张闻天多次致电新四军军部转出国统区。由于上述背景，延安中央对项英的指示中多有商量语气，而父亲当时是政治局成员，苦口婆心地建议、劝说政治局常委项英。1940年4月（“扣住”陈毅、叶飞前后），刘少奇就万分火急致电：“顽方必然要摧灭我江南军部”……至皖南事变前一个多月中，刘频发急电：“从速北移……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皖南新四军军部北渡道路很可能被切断”，“愈迟情况将变得愈困难，以从速行动为妙”。
然而，项英踟躇不前。“用兵之害，犹豫为大。”
以晚辈度长君：
项英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革命的坚定性毋庸置疑。很可能他身为东南局书记，所以不愿让新四军军部离开地界？很可能他是真的相信了王明，所以才造成“一向不听延安的”？很可能他是真的相信了国民党抗日，所以才自感无颜以见江东父老，造成临阵出走，遭杀身之祸？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项英纵然有大错，但先人已矣，逝者为大，我辈应予宽宥，起码应予尊重。
1941年1月6日拂晓，皖南事变爆发。1月14日，最后消息“弹尽粮绝”，新四军军部所率部队9000余人，分散突围2000余人。这么可贵、这么好的老部队呀！遭受巨损心疼死，使我三军泪如雨。全党捶胸顿足，一片喊杀复仇！那时，共军可是千锤百炼、血气方刚、动如脱兔的勇猛之师啊！
父亲最先得知，盯在电报机旁七天七夜没合眼，旧仇江流不尽，新恨云岭千叠。他激愤难耐，赞成并亲自部署反攻。
党中央发出全面反攻国民党电报后，刘少奇经过反复思考，给中央发电建议：“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他认为，我军还不具备硬拼实力，死战正中老蒋下怀；我党还很可能从王明、项英右的“两个一切”，倒退回极左的“两个一切”（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翻脸打内战，人民怎么想？失去了不易得到的人心，便失去了基础。可以肯定，得益的是日本人。毛泽东即刻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
父亲已是新四军的主持人。照常理，提此建议是自找难题、自讨苦吃。他周围，无一不是久经沙场、视死如归的职业革命战士；他统领，十万“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的鹰狮劲旅。要压住怒吼、疏导愤懑，如同引火自焚。但千古兵法定理：“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决不意气用事，而应冷静以对，斟酌损益，谋大局以利战、智战攻心为上，化被动为主动。
忍辱负重说易行难，父亲虽以身示范，但要说服自家亲人，更难上加难！刘少奇与陈毅、粟裕等人谈话，设身处地，可怎么谈呀？义愤正确，理智更对！刘通宵达旦，烟雾缭绕，促膝倾诉，亲自谈了上百位好同志。先国难，后私仇，大道理说服小道理，大原则管着小原则。千钧一发之际，方显书记政委之重！
时势造英雄。现在党史军史上公认，最关键的历史关头，刘少奇保持头脑冷静、力阻全面军事反攻，为历史做出重大贡献。
可以回想一下：如果不是父亲顺势把陈毅“扣住”，把粟裕、张云逸、邓子恢、叶飞、韦国清、陶勇、王必成、刘培善等部队都留在了江北，情形会怎样？这不是假设历史，而是透视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皖南事变后，刘少奇立即重建新四军。1941年1月17日，国民党通令撤销新四军番号的当天，刘就将重建方案报党中央。1月20日，中央军委下令重建新四军军部。
1月25日，皖南事变结束十天后，蒋介石通令撤销新四军番号八天后，新军部成立大会隆重举行。中央军委正式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在重建大会上，陈毅宣布：胡服政委的真实姓名就是刘少奇，“刘少奇同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一。他有20多年的斗争历史，中国的工人运动就是他一手领导起来的……抗战后，他到华北，华北抗日运动就有了大的发展；到皖东，同样展开了大的局面；到苏北，也一样是如此。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到这里来直接指导我们的。新四军直接在中央和刘少奇同志领导下，我们的政治方向不会错，能依照中共的政策做下去，就好像火车在铁轨上走，一定能够顺利的达到目的”。
此时，父亲才公开了真实姓名身份。他讲：“新四军是真正抗战的力量，是人民的军队，是植根于人民之中的……我们是越打越强！”再次向世人郑重宣告：“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经多次向中央提出整编方案，2月18日中央军委决定，将原在江北指挥部的陈毅、粟裕部整编为第一师，后组建的张云逸、徐海东、罗炳辉部为第二师，原八路军一一五师黄克诚部和彭明治、朱涤新部划为第三师，毛泽东又令原非新四军军部指挥的彭雪枫、张爱萍部为第四师，中原局在鄂豫皖的李先念部为第五师，仍在江南的谭震林部和张鼎丞部为第六师、第七师。其中，二、三、四、五师都很大，不属原新四军军部建管。新整编的新四军9万人（其中老新四军1.8万），壮大了多倍。父亲英气十足：“原来我们只有几个支队，现在他（老蒋）一打，就打出我们几个师来了！”

1949年3月下旬，刘少奇在北平西苑机场检阅解放军

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决议：因已不能发挥作用，“将东南局合并于中原局，由刘少奇、饶漱石、曾山、陈毅组织”。曾山叔叔提出，地理名称“中原”不包括“东南”，“改为华中局”可好？父亲速将建议转报中央。
4月27日，中共中央将东南局、中原局合并为华中局，辖区包括新四军活动的所有地域。刘少奇为华中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实际上是华中的最高军事领导。

实践真知 故地新生


革命斗争中，有顺境必有曲折，错误挫折在所难免，能汲取教训为至善。为什么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失败了呢？特别是牺牲了游击战争发源之地的老种子部队，由谁来承担责任？我们可以争论，但不妨对照新四军在华中的蓬勃兴盛和辉煌胜利，可见功过兴衰，必有是非对错，洞若观火。
重新整编的新四军，壮大了许多。但仓促组建后的问题繁多，很不统一，更不平衡。“皖南事变后遗症”、各自为政的游击习气、项英的错误思想影响，都不可小视。
父亲首先抓住思想政治整顿。此时，皖南事变突围脱险的胡立教等人陆续归队，使大家对皖南事变的详情及原因，有更清楚的了解和认识。刘少奇一针见血地总结教训：“没有按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敌后，举起民族抗日的旗帜，求得发展壮大，被统一战线束缚了自己的手脚。结果，在皖南的弹丸之地守株待兔，守了三年，没有守到兔子，却守来了一只老虎，反而把自己吃掉了。”
错误与挫折启迪我们，必须迅速肃清党内军内错误思想。父亲旗帜鲜明地提出建设“党军”的任务，强调“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完全执行党的政策命令来完成党的任务”。为消除皖南事变后的茫然困惑，凝聚军心、统一思想、发展壮大，奠定了稳固基础。
综上概括：
无论白区红区，父亲在华北两年多——从无到有、夙兴夜寐勤文武，以柔克刚、枕戈待旦力抗倭，“对此漫嗟荣辱”。
无论敌占区解放区，父亲在华中两年多——以弱胜强、“沙场烽火侵胡月”，反败为胜、“而今迈步从头越”，战地叱咤风云！
“实践的结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刘少奇语）邓小平说，毛、刘、周、朱这一代领导人是历史形成的，在中国革命实际成败中，检验出孰是孰非；在最重要关头，推举出第一代领导集体。
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史称“1941年九月会议”“整风会议”），检讨正确与错误的路线问题。陈云、任弼时和王稼祥等提出，现在检查起来，过去十年来（1927—1937年）的白区正确路线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他是久经考验的，很老的、很好的领导人，“位置摆的不适当，要正位”。
毛泽东在1937年就说过，少奇同志在路线问题上很少犯错误，“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工作和处理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他一生很少失败……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
这不仅为错误路线的实际结果所验证，也为刘少奇这些年在华北、华中的一系列成功实践所验证。
毛泽东后来回顾，说了段平实而又耐人寻味的话：“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还有五个人，只有少奇同志和我是受他们反对的，其他是拥护王明、博古路线的。要改造中央，就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1941年‘九月会议’是改造的关键。”“九月会议”未结束，毛泽东发紧急电报，一定要让刘少奇安全回延安，并在返程中解决山东等问题。
此时，父亲到华中（包括中原局）不到三年，局面已大变。然而，许多棘手问题仍需解决，华中局和新四军（新建半年左右）不赞成刘回延安，“否则会失掉中心”。逆强势、力顶暴风骤雨，顺民意、苦战夜以继日，繁重的工作、劳神伤体，巨大的压力、呕心沥血，使尽洪荒之力的刘少奇，积劳成疾，更难即时离开。
毛泽东关心、询问、催促了五个月。
1942年3月，在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快结束时，刘少奇宣布中央决定他回延安。19日，父亲带领100多名干部，离开华中局经山东转赴延安。
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将德国人赶走，划山东为势力范围（半殖民地），甚至比满洲还早纳入日本所谓的“共荣圈”。前面提到父亲在顺直省委时（1928年），适逢济南“五三惨案”，他深谋远虑，就做过暴动准备。在北方局时（1936年），刘少奇领导恢复和发展山东党的工作，派黎玉任省委书记。初到济南，黎在街上拉黄包车，既以此糊口，又挨个寻找断线、隐蔽的同志，恢复重建起各级党组织。蓬勃兴起的全国抗日高潮，对山东人民既是巨大的声援和促进，也使山东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一方面，气急败坏的日寇对抗日军民镇压更残酷；另一方面，水深火热中的民众反抗更强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父亲即把山东划为独立的“游击战略区”，发动山东多地起义暴动，拉起武装。其恸地牺牲，不亚东北抗联；其惊世顽强，不逊冀东暴动！1938年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1942年5万多人）。1938年底至1939年夏，徐向前、朱瑞、陈光、罗荣桓率一一五师第一纵队（共7000多人）梯次突进，与山东纵队并肩作战，共同发展，形同插入日军肋间的钢刀，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当年所谓的“山东问题”，简单说是军地之间不协调，领导之间有分歧，干部不团结，影响了发展。父亲在山东四个来月，广泛调查研究，反复交换意见，开了多次重要会议，加强组织和领导、调整机关与部队，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改善民生等等，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复杂问题。“山东党拨正了航向……从根本上扭转了局势，而且由此乘胜前进”（黎玉回忆），为坚持抗战，发展壮大，为日后的解放战争打下很好的基础。
刘少奇再次启程，7月底到微山湖。铁路线是日寇最强的封锁线，为全力护送刘一行跨过，铁道游击队奇兵巧计、神出鬼没。父亲目睹耳闻、仔细询问，很是赞赏、鼓励推荐。解放后，出小说拍电影，影片结尾有句话：我们马上有新的任务，要护送中央首长——小说则提到首长名字。
上面讲到在北方局时，父亲发现、发动平原游击战，并进行推广。这次沿途，他还发现了地道战（吕正操、黄敬总结）和地雷战（陈赓、王新亭总结），广为推荐。他赞扬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并将游击战争上升到人民战争的高度，普遍应用于实战！后来这些都被拍成电影，并在世界上被广泛效法，载入军史和教科书。
在世界军史和军事理论界，总结就是创造。一个战例、一种战法登堂入室已极其难得，如闪电战、登陆战、偷袭珍珠港等。而游击战争——人民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战术、战法，一系列蔚为奇观的战例，其整套的理论与实践，在世界军事史上写下极为辉煌的一页，占有重要位置。其发明者当属中国人民！我想，当年的发现者、推广者和理论总结者，功不可没。
经过晋冀鲁豫根据地，老战友们久别相逢，情深意切。曾在“文革”中与我父亲紧绑一块儿的邓小平叔叔，晚年回忆起刘少奇，少不了那次迎接途经过客，炖了干羊肉，“好久没吃过肉啦”，倍儿香！四川人最会吃，能让一位尝遍天下美味的巴蜀老叔回味终生的，那得多香啊？——闻香思人，真情实意！
有时，我会陷入冥思妙想：老辈将帅，指挥千军万马、驰骋血雨疆场，久别托命战友，重逢相拥摩肩，尽享口福笑谈，返璞归真还童。那气息氛围，历久回味，别样浓浓香！那天真神态、童叟无异，同样萌萌哒！——不觉痴迷，让我泪盈。

战友佳话 历史选择


1942年9月底，父亲到达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太岳等地区。毛泽东（9月21日）电示“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并附材料。父亲熟悉华北，深入考察，肯定了大局主流加以鼓励后，批评了彭总（彭德怀代理北方局书记，书记杨尚昆已调回延安）。主要是指，兵最多、人最强、军地条件最好、群众基础最厚，各方面发展却没有许多地方大；彭偏重军队，轻视其他，主观自负等。看着刘当众批评，彭却微笑着给刘倒茶水。大家都很吃惊，彭总脾气大是有名的，谁都敢顶敢骂，没见过这样和气的。
最近，市井网络风传，毛主席称“不是好人”的“文革”小爬虫瞎煽呼，说刘少奇一直整彭德怀。我不得不就我所了解的情况简述看法，以却尘嚣，以正视听。
刘少奇（生于1898年11月24日）与彭德怀（生于1898年10月24日），俩湖南伢子从青壮年起，都坚毅执着、敢作敢为、实话实说、平强扶弱，不露温情却内心如火。按时下话，哥儿俩肝胆相照，关系更坦诚率真，更平易随性。彭对刘也发脾气，但每次或被刘严肃理智地说服，或证明彭有误，有时几句话就噎住没词断片儿了。所以越吵越少，甚至听着严厉批评，彭也成了“好脾气”。除了刘，还有一位高岗，对彭是你粗我更粗，开口即骂，见面即骂，骂了笑，笑着骂，骂了夸，夸着骂，彭只得笑笑“没脾气”〔我从很小时候就反复听此说。据说一次彭总骂“高麻子”，高回骂了一句，彭被逗笑了，以后经常用以自嘲：“我的坏脾气是，高山顶上（高的原话是‘高岗头上’）倒马桶，臭名远扬”〕。这在党内高层已见怪不怪，彭总恰恰与这两位“不对脾气”的人交好，传为美谈。
攀比行伍缘分，彭伯伯入湘军当兵那年，父亲高中讲武堂，同年兵龄；彭1922年也入湖南讲武堂，刘是早六年的学长。长征时，刘与彭共事几个月，以后就是“争吵”游击战争（北方局与八路军总部驻同地），密切并肩，合作无间。一个严肃、稳健、智慧，一个严厉、暴烈、机敏。
杨尚昆叔叔有段回忆，认为这次路过，父亲批评彭伯伯过严过苛、不平不公，说俩湖南老倌，倔起来拍了桌子。我还听许多当事的老人讲：刘批评后，彭犟起来，一头扎进地方党政，像打硬仗狠抓猛冲，深入调研仔细倾听，民主讨论群策群力。彭总脾气没改，工作力度和方式大变，强将手下本就无弱兵，又为大将军憋着一股劲，像杨尚昆那般感同身受、齐心协力，推举各项工作报捷！正应了《论语》中说的：有过“更也，人皆仰之”！我琢磨着，父亲或许做对了？可能是过于严苛，但至少他是为公，何况效果奇佳！
后人有戏言，父亲是用“激将法”来“激”老帅。在我看来未必。因为刘少奇一贯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同志间的互相批评，也是党的自我批评，如同党批评自己。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闻过则喜，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听我外公说，日本有本小册子，将毛泽东比作刘邦（不是刘备）、曹操，刘少奇是“小诸葛”，彭德怀是“猛张飞”。彭敬刘，修养楷模、雄才慎行、俊杰非凡，有难必定先商；刘敬彭，赤胆忠心、战功彪炳、英雄自别，无不牵肠挂肚。总之，他俩是同志式的敞开心怀、直抒胸臆，和而不同。
出兵朝鲜前，毛主席见彭谈话不长，刘与彭却忙里拨冗、长叙短晤不隔日。彭回国后，在中南海与刘、朱、杨邻居，同一个饭厅，如果愿意，一天数见。“高饶事件”时，众人担心“彭大将军”会“横刀立马”，毛泽东甚至让人传话警告，刘少奇却泰然自若。
1959年上庐山时，列车同行、共车倾诉。近来有书公开透露，彭总在火车上讲：中国问题的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我母亲回忆，在车上彭总谈了意见、说过气话，还是相当克制的，没听到上面那句话，只看见父亲再三叮咛彭帅不要多讲话。
庐山会议顺利开过十多天，毛主席突然将彭的上书印发。开始许多同志认为彭总反映的意见很好，张闻天说毛主席还当面肯定了他的发言。始料不及，毛主席临时召集全体会议激烈批评，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会议转向。并非当今有些人意想的众皆默然，庐山批彭一边倒，群起而攻，群情激昂，批判的不是彭上书的内容，不在“为民鼓与呼”，而是纠葛积怨旧账，上纲到趁机发难篡权，彭百口莫辩。我始终默忖纳闷，彭对毛说了句名言：“华北会议你骂娘我四十天，我骂娘你一天还不行？”这指的是1945年七大前后断续开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为什么冲着毛嚷？这句话被抓住当作彭动机不纯、挟嫌报复的话把儿。我觉得是欲加之罪，这话没那么简单。但从效果上看，不说为好。
毛主席要父亲主持批判会，刘一直压制众口喧噪，甚至声色俱厉喝止对彭动粗。三十年间似反掌，朱老总脱口一句：“谁能想到，当年我们在一口锅里吃过饭呐！”至今让人心碎！
更大的损失是对国家和人民，纠“左”主题立时冲没了，变为反右。这最让父亲心疼气愤！庐山会议后遗症极大，造成的历史恶果早已定谳。会上会后的一段时间里，父亲几乎天天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谈话，有一次在中南海西楼饭厅，我低头侧目亲眼见，隔着屏风偷耳听，恍如昨日。
1962年一二月间的七千人大会上，父亲解脱了黄、张、周，说彭德怀给党的主席写信“不算犯错误”，只要搞清彭利用高岗是否与“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立即“郑重声明没有此事”，后上《八万言书》），明摆着给彭的“庐山事件”平了反，明摆着留下一小步由毛主席做决定。林彪逆向大搞个人崇拜迷信，谗佞言行记录在案，可谓“谮人之酿祸”。
七八月间的北戴河会议就批了“翻案风”。柯庆施叵测挑拨《海瑞罢官》借古讽今，江青秘密到上海与柯庆施、张春桥奸宄陷人，策划批吴晗文章。康生同恶相帮、阴诡栽赃“利用小说反党”，批倒彭伯伯的老搭档仲勋叔叔，正是“鬼蜮之害人”。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文字纪年连续三千载，“大奸似忠”典型不绝，“大伪成真”古怪层出，“佞臣叛将”屡见不鲜。凡败类谄官得势、小人恶吏得志，岳飞海瑞蒙冤亭狱，忠臣良将众眯齐喑，盛世明君万难抵挡，国难民灾百业俱毁，非完蛋不可！
一个月后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再次严厉谴责“翻案风”，上纲到“阶级斗争”，审查彭德怀、习仲勋“反党集团”案。回顾真个是：“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
父亲锲而不舍，耐心说合转圜。直到1965年9月23日，毛主席见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座）谈去三线工作，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同月，习仲勋也被“下放”洛阳矿山机械厂当副厂长。可算松了口气吧？仅一个多月后的11月10日，上海就刊出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直斥为彭翻案。难道江青、姚文元、戚本禹（后均被最高法院判刑）敢批判毛泽东不成？
被称为“‘文革’序曲”的“批海瑞”恶檄出笼半年，“文化大革命”伊始，长是相隔千里，故人不知何处。“保彭德怀、习仲勋”正是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的“一大罪状”。
这些，均为众所周知、千真万确的史实。
要说彭德怀与谁最和好、关系最正当，我敢说一定是与我父亲。但有个前提，即使从本文看，诸公也会认同：除了维护大局、严守政治规矩等，毛刘交往之深厚密切，相契相合，恐怕在党内无人可望其项背，更非毛彭、刘彭关系可企及。
今天，毛伯伯、彭伯伯、我父亲，仨湖南老伯老爹已居天上人间、和光同尘，千唤不一回。我说的这些，凿凿镌刻，历历在史，自是人生长悔水长东，“休言万事转头空”。
早被历史定为造谣、诬蔑、挑拨、猛舔之蛊吏小丑，自会越抹越丑！我们后代起码要尊重历史和前辈，不能找碴儿抓话把儿，信口开河。否则，以后就没有历史。
1942年11月，父亲从彭总处开拔，过晋西北。贺龙元帅后来多次跟家人回忆为刘少奇洗尘，热情热烈，朴素真挚。不知刘可曾向湖南老乡提起八一起义前，搭贺军长差船上庐山的往事？雁北的凛冽寒风中，贺龙伯伯把皮大衣披在父亲瘦高的身上。现在的影视照片上可看到，1949年中央进北平检阅时，刘少奇穿的就是这件军大衣，一直到“文革”。今已成珍贵文物。
回望此地，更是“昔日长城战，威言意气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代理书记正好是林枫叔叔，他和郭明秋妈妈迎送父亲，可以想见，旧情谊之深远、新感慨之良多。
前后九个月的“小长征”，父亲披星戴月、沐雨栉风，穿过103道封锁线，终于在1942年12月30日回到延安。1943年1月1日，中央在延安大礼堂开了欢迎大会。此时的刘少奇，“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而眼前，是万里江山！
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组建新的书记处。这可以说是我们党第一代核心领导集体的雏形了：三位书记，毛泽东是书记处和政治局主席，刘少奇和任弼时是书记处书记。与此同时，中央军委改选，刘少奇是副主席之一。
三位又同为湖南人，祖居地相距不足百里。当毛伯伯“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时，父亲和弼时叔叔作为第一批留苏学生，负笈莫斯科。一年后，刘少奇“从西天取经”归来，与毛泽东（书记）同在湘区执委“一个班子”。因反对“立三路线”，毛、刘各自在红区白区挨整，又同时于六届四中全会进入中央政治局为候补委员。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逐渐成为党中央的主持人，直到这时才正式成为“一把手”。刘少奇成为“二把手”，同案辅佐指挥全党全军，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这里，借我母亲的一句比喻：如果说长征和遵义会议挽救了我党和人民军队，是“起死”；那么由少奇（在华北、华中的继续“长征”）的“小长征”和这次中央大改组所标志的，则是发展了党和人民军队，是“回生”。
这年5月，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却易被忽视的大事：共产国际突然宣布解散！让各国共产党备感意外。显然，这是出于复杂的国际关系和苏联卫国战争之需，斯大林当机立断。无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弊得失如何，此事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则意味着历史性的大解脱、大激励、大飞跃。雄鹰羽翼已丰，直上山巅云间，翱翔海阔天空！
1943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会议批判王明前“左”后右的错误路线，史称“1943年九月会议”。会前会中，周恩来长篇报告路线问题，说道：“白区工作时期（1927—1932年）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经过断断续续几个月认真深入讨论，认定了许多是非，为后来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供了依据。出于下文之需，仅简述一事：受王明错误路线影响，我党在整个南方的抗日武装只有万余人，北南态势相比，成败天壤之别。项英已故作古，没人追究；王明巧舌如簧，也无辩词，没咒念了。实践得出的结论，证明了真理在哪一边。会议决定，“巩固北方，发展南方”。准备先从河南、湖北向南突入，刘少奇负责。
1944年春夏，日军实施“一号计划”，打通平汉铁路河南、湖南段。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几个月丢失了100余座城市。日军占领长沙、衡阳，已是强弩之末，又发动桂林、柳州会战，攻入贵州，直插重庆。数倍于敌的国民党军队，在拥有美式装备和制空权的优势下惨败溃逃。民怨沸腾，国际震惊！
有台湾将领跟我说，抗战时，国军在正面战场，起主导作用，共军是敌后战场（意为偏师）。我说，你们的官兵确有许多英勇事迹，为中华民族做出牺牲很光荣。但你们实在是没打几场漂亮仗，台儿庄战役三十万打胜五万，整个徐州会战（台儿庄是其中一场战役）、武汉大会战（徐州会战是其中之一）都惨败。“降兵如潮，降将如毛”，成千上万官兵，换身衣服、改个建制就成了伪军。直到1945年，以优势装备对苟延残喘的日军，你们“国军”还丧失大片国土，仅日本投降前的一个月中，浙赣闽竟有十来个市县陷落于日军铁蹄，你们丢了半个中国。而我们共产党“步行夺得胡马骑”，在敌后打出100万军队、几百万民兵游击队，打出1亿多人的解放区，没靠你们国民党的支援，枪支弹药、物资装备都是我们自己缴获、自力更生解决的。更从未有过成帮结伙的叛降。谁是中流砥柱，事实胜于雄辩！“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已达到惊人的程度，挽救全民族危亡的全部责任，更加明显的落在我党身上。”（刘少奇语）为什么抗日战争之后，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废了国民党呢？

众望所归 乾坤翻转


1944年9月22日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酝酿成立毛泽东提出的“解放区联合会”，认定我党实际上抵御了四分之三的日军，而国民党军队仍在丢弃国土。刘少奇在会上又提出：“除解放区联合会外，还可成立解放军（8月刘已在军委提出），八路军、新四军名义已经不适用了。”经会议讨论交七大决定。
半个月后，中央就命名了延安指挥的河南人民解放军，王树声为司令员、戴季英为政委，率部与李先念的新四军五师对进河南，占据国民党军汤恩伯部溃败沦丧的地区。这是最早在党中央提出，并由中央命名“人民解放军”，标志着开始筹备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统一的人民军队。当然也是军史、国防史上的大事！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召开。关于七大在党史上的地位与贡献，关于“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家都耳熟能详。
只强调说明，父亲是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倡导者之一，为将其确立为我党的指导思想，他多年来所起的作用，无人能比肩。七大上，刘少奇将毛泽东思想定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指导思想，并全面准确地概括了思想要义内容。虽“文革”数年歧义蹉跎，终又回归他的原定意，沿用至今，永志党史。
七大选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集体毛泽东（52岁）、朱德（59岁）、刘少奇（47岁）、周恩来（47岁）、任弼时（41岁），时称“五大书记”，毛泽东任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的满天璀璨明星中，聚合出最耀眼的中央星座。
只提一点：七大确定了“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的战略方针。1944年9月，中央正式决定王震、王首道率三五九旅等军队向南插入，开辟湘粤桂边根据地，连通东江纵队。此时，又组成第二梯队南下，均由刘少奇负责和领导。日出华夏红胜火，春来江海绿如蓝，谁不忆江南？
1945年7月12日，中共中央任命刘少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此前，毛泽东就委托朱总司令和父亲着手统编解放军，先组建野战兵团。
8月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二次会议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为党史的“定海神针”，其中肯定了刘少奇是十年内战时期（1927—1937年）“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关于刘少奇在解放战争中所做的重大决策和贡献，各种文献都有记载，我仅点出最关键的，快闪呈现。
日本投降后，毛主席、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隆重送行后，他和朱老总直奔中央党校，向东北派出大量干部。父亲动员：“我们决定还是派军队去，能走路的先走，能快走的先到，到了热河边境瞪着眼睛望一望，能进去就进去，以后再抽些队伍抽些干部去东北，抽几万去，一切要看情况，有空子就钻，铁路不能走就跑路，大路不能走走小路。日本人垮了，‘满洲皇帝’溥仪捉到了，苏联红军走了，国民党还没有去，你们要赶快去抢。”一场潜流汹涌的闷头大赛跑、惊心动魄的战略大调动，就以这句“抢占”光耀史册。
接着，最早进入满洲的“老满洲”李运昌来电报告情况，到东北的“老冀东”曾克林直飞延安面报。刘、朱决定抓住“千载一时之机”，派大量军队前往。请示毛、周同意，速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先派林枫率中央干部团奔赴他的老家黑土地——再度唱响“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满怀豪情壮志！
此时，有两大难题：第一，党的七大刚刚确定的战略方针已不适用，刘少奇急电毛泽东、周恩来，必须因时而变、就势改新“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第二，接收日降区（包括东北）、合并解放区，必须重新划定党政各级组织区域，调动任命大量干部。而此时，不可能开党代会、中央全会，甚至书记处领导都分散开，无法集体决定。
为满足我抢占东北之需，又受制于我重庆谈判之需，毛泽东建议由“政治局成立决议，在此工作紧张时期内，全权委托书记处，及中央主席及代主席，行使政治局职权”。
得到授权通报全党后，刘少奇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改变战略方针，将“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改为“向北推进（后称‘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在我党我军历史上的意义，不言自明，可称为父亲军事生涯中一大亮点！
刘少奇主持当机立断，先后将三分之一的政治局成员、百分之四十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派往东北；从全军抽调100个团的干部（团营连排班全套），收编改造几十万伪满军警；将八路军（主要是山东和冀热辽）10万、新四军（三师）3万多部队速调东北（称东北人民自治军）；新四军（包括军部） 10万调入山东；华中及江南10多万部队梯次向北收缩。从速动员、闻令出发、疾进前行、昼夜兼程。百万军队的调整过程，可谓我军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紧急大调动、大转移、大进军；布局的结果，逐渐形成大野战军集团，可谓我军正规化的大飞跃、大手笔！
英雄割据俱已矣，文武风流更无前！
借“收复失地”，蒋介石调几百万大军抢“摘桃子”。父亲下令所在军队、地方武装迟滞国民党军北上，适时提出“纠缠扭打战法”。简单说，就是野战军倒过来分散配合地方武装、游击队和民兵，围追堵截、游击骚扰、摩擦破袭（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全套“拿手好戏”，集中派上用场，大显神威），前后左右粘住，一路纠缠扭打，即让美蒋军焦头烂额、称之为“八路扒路”的全新战法，令其进退维谷、如陷泥淖，晚了三个多月进入东北、华北，为我党赢得时间。而我军民“不暴甲而胜”，几无损失，收获颇丰。
从兵法上讲，以奇用兵、批亢捣虚，集孙子老子，这一战法已近“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大战无形”之最高境界。更难能可贵的是，刘少奇概括这一“战法”并推广成大规模战役，创新这一“战法”并指挥成大规模战略行动，又发展丰富了人民战争宝库。大战三千里，力当百万师！可称为父亲军事实践中光辉的一页。
这时期，朱德总司令和父亲不失时机，陆续组建了实施机动作战的野战兵团，下决心打了上党战役，歼灭阎锡山军10多个师3万多主力；又赢得平绥等战役，保卫张家口，消灭傅作义军万余。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闻讯，连呼打得好：“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刘少奇又及时组织各方，大力宣传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在邯郸战役中起义，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最跋扈忘形时，顿晦其颜挫其锐。
毛主席在重庆谈判40多天，由于长期疲劳过度，返回延安即病倒。中央决定让他静心疗养，仍由父亲主持中央工作。
这期间，形势极其复杂，变幻无常，“抢占东北”仍是最棘手的。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蒋介石动用了最先进的装备，将国民党军队大批运往东北。苏军遵守“中苏协定”，撤军时将城市交予国民党军队。而此时，中共虽立足未稳，却占先机进驻了主要城市。夺得未坐稳的宝座、掌控难保住的政权，谁舍得拱手让出？七七事变后八路军前出山西，关于游击战争有一场激烈争论，与其相似，我军又面临胜败攸关的大抉择！可想各种思想行动碰撞之剧。
如此背景下，刘少奇果断地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农村包围城市，放手发动群众，一手抓土改，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练兵（整训15万野战军、20万地方武装，进行剿匪），广泛建立根据地，党政军企全面发展。刘少奇说：“只要我们争取到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取得胜利。”这为以后的辽沈战役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已被定为大转折期的历史性贡献。
这段时期，形势变幻莫测，敌我消长难料，喜忧得失参半，进退取舍难计。父亲主持，将与“五大书记”紧排的彭真、陈云两位候补书记，加张闻天、高岗两位政治局委员和大量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集聚东北，可见委任之重。对父亲来说，最头疼难定的，恰恰是在这重中之重的内部，是在亲密战友间的无私争议、高明判断中，做出抉择。中共中央东北局内部的争议，甚至吵到投票改选了书记（当时有内称“小遵义会议”）！对秀才们吵不清的问题，自己断不明的官司，刘少奇索性甩给兵，拼枪杆子说硬话，由战场打出个清明来。四平战役之惨剧激烈，即为内因的外在表现结果。让实践来验证判断。
毛主席养病初期严格保密，刘少奇不能擅定却又实在难言，只好自揽豪杰众将之怨懑！东北局的会议与新当选的书记迟迟得不到中央书记处批复，可想东北局之紧张，林彪之急切！稍后，密电通报主席休养之事，虽冰释前嫌，却未解当务之急！
调养中的毛主席反复看了文电，多次与各位书记商议，批准了东北局党委意见，完全肯定了父亲的正确领导和得体决策。这段开始让人懵懂、“文革”初又惹来疑诟（所谓的“支持林彪不够”）的半透明历史，未见有人深透研究。但这绝对是一段极其精彩、极为动人的光辉篇章！

1955年，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检阅陆军部队

当时，最令人纠结的是“和”与“战”的问题。十四年抗战胜利，人心思定，人民要和平，如久旱之望云霓，而我们党更是应乎天、顺乎民，力主和平建国。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出面调停，国民党摆出建立联合政府的样子。我们当然渴望并力推中国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文革”中，父亲曾两次透露，毛主席甚至一度考虑：将中共中央从延安迁至南京附近的天长（皖东）、六合（南京郊县）……然而，再好的愿望也必须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应该说，在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始终保持相当高警惕的，父亲为其中之一。
刘少奇主持党中央工作的这八个月，抢先部署下中国政治版图上强弱胜负的阵势，被形容为“乾坤翻转，日月重光”。对父亲个人来说，也是最为繁忙、备感重压、成就辉煌的高峰期。然而，他依旧为而弗恃、推功于众，甚至功遂身隐，毫不显山露水。至今，几乎每位当事者回忆到这一段，都有令人热血沸腾的精彩故事，而我们却见不到，被公认为彪炳春秋的这位统帅领袖，有任何自诩言辞。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作为修养到家的共产党员，原本自然。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刘少奇在群众心目中的印象朦胧缥缈，他说出、做过些什么？他贡献、遗留些什么？今人知之多少？甚至连“刘少奇何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把手，何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长久以来却是青年人不知，中年人不清，老年人不详的一个讳莫如深的疑问”。眼下，我愧为人子，谨俯首轻言点提纲。

盖世奇勋 横扫千军


1946年6月底，父亲不幸而言中：美国通过《军事援华法案》，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大举围攻鄂豫两省的中原解放区李先念、郑位三部。刘少奇在中央军委负责指挥中原突围：大部队血战，胜利杀出重围。按先念叔叔晚年见我时的说法：“你爸爸指挥我们又打了场大恶仗！惊心动魄啊！”伟大的解放战争，就此拉开序幕！
蒋介石接连疯狂下令，向苏皖、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全国规模的大内战爆发。毛主席休养痊愈，全力投入工作。父亲协助，指挥全军，奋起抵抗！
刘少奇总负责地方党政的转移转型和坚决斗争。这次拉锯激战的主要地域在华北，而从中原突围始，我军收缩转出的主要地域则在华中。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还乡团蜂拥卷土重来，内战烽火爆燃，和平期盼归零。父亲严令陕甘宁、华北、华中党政军：“不以退却为方针，应以防御为方针”，城市“隐蔽精干”，“准备乡村的进攻”。各级党政顽强坚守，组织机构必须健全，人员精简分散，重操“拿手好戏”，“开展游击战争”，“不作别的打算”。刘少奇特别指示豫、鄂、皖、苏：“反对退却逃跑，畏难怕死”，除必须撤离的，尽量留下加强农村和基层，“坚持斗争，保存力量，以待时机”；同时还组织派出一批批干部和部队，分散遣回老区，到敌后去。
这时期涌现出大批英雄，最伟大的就是女共产党员刘胡兰：碎尸溅血的铡刀前，大义凛然、英气如虹的圣女，让所有人都不得不为之震撼和动容！父亲激励道：“望你们咬紧牙关，坚持斗争，保存力量，在不久的将来……你们将发生伟大的作用！”
华北抗日之初，东北抢占之时，我党我军都有以退为进的大抉择。这第三次“重返”游击战争，没有异议争论，空前一致同步，显现中共高度的自觉自信。我想，这来自全党全军对毛主席指挥战争的信赖，也来自三次“重返”都由父亲直接主持，大家已熟悉信任。
不久之后，所有的预见果然实现——噢？事已先知？历史的进程果然验证——耶！料定如神！
1947年春，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处处碰壁，捉襟见肘，不得不收缩兵力，对陕北和山东集中“重点进攻”。胡宗南等突袭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陕北指挥全国战场；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河北平山西柏坡。
所谓的“重点进攻”，实际是逼使解放区拼消耗。国民党军虽然损失巨大，但我军民也深陷困境，特别是经济难以为继。
鏖战三个多月，1947年7月，毛泽东深谋大略，转坚守为强攻，挥令三军：刘伯承、邓小平率12万大军，力战20天“千里跃进大别山”，杀回李先念中原突围后仍顽强坚守的鄂豫“老区”；同时，陈毅、粟裕率大军跳出内线，搏杀荣归新四军“老家”豫皖苏；陈赓率大军拼向外线，速战高歌打回豫西的“中原故乡”。“大军回老家”如鱼得水！党政军民喜泪飞！战略大局立现品字形进攻态势，俯瞰南京、雄视武汉，遮断国民党军为南北两大集团。此勇猛“南征”，备宏大“北战”！为日后在东北、华北、华中我根据地上的大决战，摆开阵势格局。
自中原突围历时整一年，我军撤出华中，往北收缩，“老区”顽强坚守，没有丝毫败落，反倒愈加牢固。此时，更强势的“大军”回到更坚实的“老家”——早已布好子的棋局，满盘皆活：依托以河南为中心的老华中根据地，不仅消解陕北、山东之压力，更展开了重塑华夏千秋的大反攻！
中央工作委员会到西柏坡，最先办的一件大事，就是在已组建的野战兵团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强大野战军”。受毛泽东委托，朱德（军委副主席兼）总司令、刘少奇（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首先从华北开始，炮火连天一年多，统一按序列整编成五大野战军。这在解放军建设上的意义，在现代中国军事上的意义，毋庸赘言。
全国大反攻展开前后，朱德、刘少奇指挥新整编的晋察冀野战军，在华北连续打了青沧战役（6月）、保北战役（6月至7月）、大清河战役（9月）、清风店战役（10月），越打越大，所向披靡。1947年12月攻下石家庄，朱德总司令誉其为“夺取大城市之创例”。
简言之，在西柏坡父亲还做了许多大事，仅举三件提几句。
第一件：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展开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这场“耕者有其田”的大革命，为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夯实根基。世所公认土改瓦解了百万蒋军，中共得到百万浴血奋战的战士，得到千万英勇支前的民工，更得到了亿万人心！这场空前彻底的改天换地，已被大书特书、浓墨重彩载入史册。
第二件：先召开中央兵工交通会议，统一领导，实行企业制，重组合并，互相调剂，提高生产，立见大批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供应，被千百万支前民工输送前线。继而，着手统一财经，果断合并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中央局，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统一华北党政军群机构，为建立新中国做组织机构准备。为此，刘少奇兼华北局第一书记，董必武为政府主席。
第三件：面临着土改分地和建国执政的大任务，预见到百万雄师的大决战和即将接管全中国的大趋势，中国共产党在内部开展了空前规模的反腐败、倡民主教育整顿。从禁止“村长、县长称王称霸”、村民“投豆选举”，到各级干部必须舍己为民，决心“给人民当儿子、当长工、当牛马”；从军队的大“诉苦翻身”热潮，到中共力戒国民党“接收”恶行、镜鉴李自成教训。置身于“天翻地覆慨而慷”前夜，刘少奇大声疾呼警示：“共产党是什么都不怕，就怕的是脱离群众，只要共产党永远依靠群众，就是不可战胜的！”
这时期的大事，无论单挑出哪一件，都足够写下长篇巨著。
我实在想不出，该如何定位这段特殊的历史。在战争的危急险难之际，中共创造出极其高明、极其特殊的体制：“两个中央”，合理合法、共济互补！最高最终决策在陕北；九成工作任务和独立决策在河北！一个中央、两边独立运行；各自决策，互通要情急务；严格集中、高度民主自觉；支撑共举，遍世英雄辈出！
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最为团结、自信有为，最为辉煌、生机勃勃的第一个时期。或许，正因为这次伟大的成功和辉煌的成就，致使建国后的毛泽东，“文革”后的邓小平、陈云，多次提出党中央领导层设一二线？这仅为我提出的参考题，请专家学者深入研究。
1948年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到西柏坡，与分离一年的朱德、刘少奇会合。“五大书记”领袖，“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指挥赢得了三大战役。对此，人们了然于胸。
我仅提请回顾，三大战役都是“围点打援”，战场都以解放区为依托和支撑：辽沈战役（在东北）的实力是怎么抢得铸就的？平津战役（在华北）的基础又是什么？傅作义的政令出不了海淀，被逼到何等地步，北平才能和平解放？淮海战役（在华中）两大野战军，逐鹿中原，陈毅说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正是我党我军在东北、华北、华中稳稳站住，建立广泛稳固的群众基础，方能纵横捭阖，势若摧枯拉朽，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而刘少奇，曾在顺直、满洲、上海中央、中央苏区、长征、北方局、中原局、华中局，抢占东北、“向北推进”的战略大调整、三次“重返”游击战争、西柏坡中央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华北局，正是第一线的直接指挥者。三大战役，在东北、华北、华中连环重叠开打，刘少奇是当之无愧的奠基者、实干家、战略家。
淮海战役后，对“60万（共军）吃掉80万（蒋军）”，斯大林数度惊叹：“实在了不起！”但他一直不解，询问手下傲视全球的苏军将帅，无人能解答。1949年夏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时，礼回所问，先略述解放区的布局，又简介了“围点打援”的筹划，再概括了制胜因素。斯大林频频点头赞许，伏罗希洛夫、朱可夫等元帅们连连举杯高呼“乌拉——！”我想，“老大哥”赞叹欢呼的，是天才的指挥和军队的善战，更是父亲话语中的精髓：这最大规模、最为经典的正规运动战背后的制胜真谛——人民战争！
从1947年7月的解放战争大反攻，直到“百万雄师过大江”，近两年时期，在华北、东北，特别是在华中大地上，养育出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消灭掉几百万国民党大军，支撑人民解放史上空前规模的战争，出动亿万民工，救治百万伤病，优抚烈属伤残，供给军粮军需，动员补兵入伍，遣返消化俘虏……尤其在屡遭“水旱蝗汤”劫难的河南，在饱受日伪欺凌蹂躏的山东，沉重的养兵负担、巨大的战争灾难，任何人都不难想象。
历史往往聚焦辉煌的战绩军功，但也没忘记代价和牺牲，每每改朝换代，中原战乱，民不聊生，饿殍遍野，赤地千里。实在令人惊异，中国史上空前宏大的战争中，却罕见兵荒马乱、兵灾难民的史记实录。在中共各级报告的文献里，可见叫苦喊难、战场损毁的报告，但没有推卸责任、上交问题的，反倒多有主动提供帮助、争抢最艰巨任务的。居然，“老区”还实实在在支援救济了无数新解放的城市乡村！真会没有问题？我想，只能说明：人民群众的全力以赴支持拥护，地方党政的根深蒂固务实高效，人民军队的纪律严明拥政爱民。这最生动描绘出、最深刻解答了：什么是真正的人民战争！
商鞅曰：“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凡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战者王！”这才是最大问题的根本！这才是制胜的真谛法宝！这才是最应获得历史青睐的！
回到三大战役前，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主持研究思考并着手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
济南战役（淮海前战）和锦州战役（辽沈前战）疾进接火，决杀在即。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七名政治局委员和各方大员等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开了非常重要的政治局会议，史称“1948年九月会议”。毛泽东报告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刘少奇主持会议说：“要准备大的会战”，一役“消灭两三个兵团”，“锦州、济南会战，如果他们（国民党军）的援兵来，那是对我们有利的……这就是围点打援。”并将“打倒国民党，统一全中国”正式摆上全党的议事日程。之后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确如料想和庙算展开，我百万大军决战完胜！
会议中，父亲先讲了新民主主义建设中发展合作社经济的问题。最后一天，他又做了长篇讲话，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五种经济成分，社会经济的“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是长期的……和平的竞争，这里就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决定胜负的“是小生产者的向背”，对其“必须采取最谨慎的政策”，要靠办好合作经济“使他们成为小康之家”。这为建立新中国明确了最根本的问题。与会者听后顿感耳目一新、身心振奋。毛主席带头鼓掌盛赞，并让父亲组织起草文件，准备七届二中全会时用。
会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反复讨论，9月30日，没能参会的张闻天（在东北）也给中央报来《经济方针的提纲》。集体的智慧与刘少奇的思考相辅相成，构成了一年之后《共同纲领》的主体灵魂和基础，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部代宪法（毛泽东称为中国的“人民大宪章”）。至今，我们仍在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仍在“和平竞争”，仍在为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而奋斗。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包括经济和社会制度）。毛泽东号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克服困难，夺取全国胜利”。这次全会对中国共产党极具指导意义。刘少奇在这次会上做《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发言，号召“大家应努力学习解决”城市管理问题，“接收得好，还要管理得好，还要改造”。最后他代表中央提出：“大量的搞”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至今，这仍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会后十天的3月23日，中共中央赶赴北平。至今，我党仍接续行进在毛泽东提出的“赶考”路上。
4月20日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在长达千里的战线上全线出击，强渡长江。
4月23日，第三野战军解放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灭亡！5月3日，解放杭州；5月27日，解放上海——猛虎扑食，吞尽东南。
4月24日，华北野战军解放太原。
5月20日，第一野战军（西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十九兵团）解放西安；8月26日，解放兰州；11月6日，解放迪化（第一兵团入乌鲁木齐）——长途远征，解放大西北。
5月16日、17日，第四野战军解放武汉，一路攻击直下湖南、广东、广西——势如破竹，劲扫华南。
5月22日，第二野战军解放南昌，挺进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第十八兵团西北入川、滇）——铁流奔涌，荡涤大西南。
“横扫千军如卷席”，毛泽东是当然的统帅。按分工，有些大事由刘少奇总负责，例如全国的军事管制、军地干部的大调动等。大军风卷残云，如何镇住站稳，为成败之首要。
此时，父亲依然是作而弗始巨细落实，泰而不骄从容应对，威而不猛周密摆布。“海畔云山拥蓟城（北京）”，“天下英雄谁敌手”！

卫我国防 倾世之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父亲逐渐将工作重心放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思想建设上。我认为，他也是有意在军队建设方面疏离了一些。抗美援朝时，毛泽东先后委托林彪、周恩来、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事务，但许多工作仍由刘少奇主持。例如，组建和装备中国的防空兵、空军、海军，是刘少奇在建国前的1949年6月至8月，赴莫斯科直接向斯大林提出，并当场得到满意答复。
1954年9月下旬，中央军委不设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就没有再任中央军委职务。从1943年3月起，父亲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共11年半，并主持过军委工作。他任职期间，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革命战争胜利进程和国防建设突飞猛进、成效最为卓著的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军事和军队在世界上崭露头角、为世界所公认的最重要时期。
早在1950年，朱德总司令提出军队正规化，准备授军衔。经过长期细致酝酿，基本设计套用苏联的军衔体制，拟订的方案和名单反复上下。1955年2月8日，刘少奇委员长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按斯大林例，原拟毛泽东为大元帅。毛伯伯坚辞不受：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呀！到群众中去讲话多不方便呀！依我看哪，现在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不评军衔为好。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也在部队搞过，你也应该评元帅。父亲说：不要评了，我现在不在军队工作了。毛泽东又问周恩来和邓小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委员）：你们的元帅衔要不要啊？周伯伯说：不要评了。小平叔叔说：当什么元帅哟，早不带兵了。
之后毛泽东接见南美代表团时，讲到自己被迫打仗，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又说：“我们的许多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其他许多元帅、将军，起初都不会打仗，是在战争中学习起来的。”
不担任中央军委职务后，在军队的领导和管理上，父亲不具体过问。但当军队需要，比如说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干部教育、军队党建发展等，他总是认真尽力，一丝不苟。对国防建设、军事战略以及战争问题，刘少奇的关注从无丝毫放松，决策和工作从无怠懈。
譬如，关于“两弹一星”，是刘少奇向毛泽东建议，单靠部长或副总理都抓不上去，必须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管，并决定建立专门的政府机构。
我的大哥和二哥从苏联留学归来，一个到偏远艰苦的内蒙古，献身原子弹、氢弹的研究生产；一个穿上军装，投身导弹、卫星火箭的研制。早年时期，父亲为革命战争，被迫诀别爱妻，舍弃儿女；晚年时期，父亲为国防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两个爱子，了却心愿——父“卫黄”，儿“保华”！
1964年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中国的中程导弹发射成功，1967年中国的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中国的卫星实验成功——连续震惊世界！
有些更大的事务，在中共中央一直是由父亲总负责，至今鲜为人知。仅举援助越南、抗法抗美大事。
1949年12月，毛泽东赴苏联访问，刘少奇再次代理主席。不久，周恩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也随去莫斯科谈判。忽闻广西边防急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来访。刘少奇和朱德很是惊喜，下令以最高规格，“热情接待，周密护送来京”。
胡志明（原名阮爱国），越南劳动党的创始人，后成为震撼世界的伟人。越南原为法属殖民地。胡留学法国，1920年加入法共，后到苏联。1925年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到广州参加大革命。在毛泽东为主任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旁听，刘少奇讲授中国工人运动；在黄埔军校旁听，认识周恩来、陈赓等。所以，胡一直称毛、刘、周为老师，尽管胡的年龄比他们都大一些。
1930年，胡志明在香港成立越南共产党（后改名印度支那共产党）。当时，法国在越南统治极其严酷，中国相对宽松些。胡与其说为越南革命，更多是为中国革命做贡献，在香港被捕、押返越南。
1941年，日本打跑法国，侵占越南。胡志明在中越边境的高平组建越南独立同盟并任主席，高举抗日旗帜。1942年，胡在中国又被捕，曾坐过广西18所监狱，经周恩来在重庆全力营救，1943年获释，往来于中越边界山野城乡斗争，艰苦卓绝。
1945年日本投降。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50万人集会上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后任国家主席兼总理。此时，法国佬又回来，1949年从香港迎回日本人扶植、随日本投降而流亡的越南保大皇帝，统治南越，攻占城镇，绞杀共产党（1951年印度支那共产党改称越南劳动党）。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越南，胡志明立即派两位特使持亲笔信来北京。1949年12月28日，父亲起草中共中央致胡志明电，同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两次与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面谈，派他赴越南当中共联络代表，持刘的亲笔信出发。此时，胡志明已请长假，“赤足步行”亲来中国，在崎岖山间走了17天，见到边界上的解放军战士，高兴得又抱又亲。战士们听说这位老爹是越南主席，不敢相信，马上速报。
1950年1月30日，隆重欢迎胡志明主席，刘少奇、朱德见老战友，其情其景其兴奋，可想而知。胡讲述了越南状况，提出援助要求。刘、朱当场盛赞胡，对援助要求“给以满意的答复”。2月3日，送胡志明访苏，去见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
自此，父亲一直总负责援助越南。他与韦国清（新四军老人，时任解放军第十兵团政委）面谈，委派其任援越军事顾问团团长。韦是广西壮族人，懂些越语，认识胡志明。之后，开始大规模、“全方位”、“毫无保留”的援助。刘给胡的信笺电报不下百件，以至军队怎么编，物资怎么运，根据地怎么建，边贸与援助怎么区分，群众生产生活怎么抓等，全面周到。
首先，就是要打通接壤的边界。父亲亲手修改作战方案：不仅打通广西，还加上云南。1950年5月23日，刘少奇电示陈赓（原武汉工人纠察队队长，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军区司令员、军管会主任），“望用心协助他们，使他们在老街战役中获胜……将来作战指挥及后方勤务等，陈赓同志均有亲自前去协助之必要”。7月，边界战役初定，刘少奇委任胡志明的这位老熟人（黄埔军校时），为中国共产党全权代表，入越南帮助。9月至10月打了大胜仗，消灭法军8000多人，解放5市13县750公里边境。
这时，我抗美援朝开战，更引起法国的恐慌，开始调集大军决战。陈赓奉调入朝鲜任志愿军副司令员，韦国清援越指挥作战。
在听取韦国清汇报后，父亲敏锐地察觉到越南西北高原的战略地位，若占领后我将与北越连片，滇越铁路疏通，援助力度大增，兵锋利指平原。1951年9月，刘少奇当面向秘密访华的胡志明提出“西北战役”重大战略建议。胡惊喜瞠目，泪流不眨……刘即派罗贵波兼军事顾问团工作，韦国清全力帮助越南建立正规军。
1952年，父亲指示罗贵波提请越南党：“注意解放老挝。这将在战略上有价值，目前又是敌人力量最薄弱的地方。”胡志明高度赞同一致，对中越双方来说，这一“西北战略”，浓缩为刘的一句话：“帮助老挝解放，甚为重要！”
此时，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全换苏式装备，在朝鲜的陈赓联署彭德怀请示军委：缴获大批美军装备如何处理？刘少奇商毛泽东、周恩来后，将绝大部分赠予越军。韦国清在中越边界，抓紧整编、装备、全训越南正规军几个师。速运交的美军武器，将整训部队焕然一新。

胡志明到刘少奇家做客

1953年冬至1954年春发动旱季进攻，越南新建的几个师正规军，全部上阵接受实战考核。韦国清也将我全套教官转为顾问团，遂行战场考核。骄傲的法军经过“边界战役”已不敢轻敌，但说什么也想不到，全套美式装备的“土越共”如此厉害！法军一触即溃。我“西北战役”取得重大胜利，打乱法军部署，将其压抑在奠边府地区。我夺得主动权。
任何战争都充满意外！仗打得挺漂亮，但还是出了我顾问团意料外的重大事件：考核下，越军过于亢奋，战事过于顺利，追击过于生猛，山林过于迷乱，一不留神、没能勒住过了梭，顺带打出个全天候兄弟国家——老挝！这就是战争，不用讲的硬道理！
紧接着1954年5月7日，刚被我训练合成步、炮、工、通、装的越南正规军，大胜于奠边府，法军1.6万多人被歼，俘虏将军和士兵1万多，西方大受震动。法国要回战俘，撤出越南和整个东南亚，保大皇帝被废黜蛰居巴黎。越南按17度线北南分治；早一步驱逐法国殖民者，已解放的老挝王国，也就独立了。这就是日内瓦会议谈判定的。
美国介入南越，先暗中操控，后发动战争，“逐步升级”。中国进一步加大了援助力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军援，刘少奇的意见，中央军委不折不扣地执行。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6年7月22日，在天安门广场十万人集会，发表《刘少奇主席声明》：“我代表七亿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庄严声明……中国七亿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中国辽阔的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文化大革命”初始，胡主席正在中国，到杭州见毛主席（江青、康生在座），毛伯伯说：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不请我自己去……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已经七个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现在我们……搞“文化大革命”。胡伯伯表示不理解：我们越南不搞，武化大革命还没搞完呢。毛泽东建议到学校看看大字报，胡志明看完后，纵有千般味，更与何人说？自语一句：大字报所指的那些人要是看到这些，该多伤心哦！
我想今人看至此，能够体会出什么叫作同志加兄弟、情同手足，患难总相顾、生死与共！
三年后，1969年9月2日越南国庆节，胡志明因病逝世，东方已白明星灭，备享哀荣空前；同年11月12日，刘少奇含冤去世，夕阳西下几时回？身披白发盈尺。
几十年抗法、抗美，越南凭的就是绕行老挝，特别是“胡志明小道”，靠的就是游击战争，特别是把“大战三千里，力当百万师”的“纠缠扭打战法”持久，把“游击战与运动战的适当结合转换”推广到新高峰。1973年，几十万美军陆续撤出；1975年，越南人民军攻入西贡。
美国曾宣布，“朝鲜战争是唯一没有打胜的战争”，而“越南战争是唯一彻底失败的战争”。美国人承认，这两场战争都败给了中国人。
游击战争——人民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美国，一定程度上还在改变世界！

不忘初心 死而不亡


国防是个大概念，军事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军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中央军委负责军队的指挥，而国防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举全民之力，甚至举世界人民之力来进行的。
“文化大革命”是人民、国家、共产党和所有老一辈革命家的大灾难，皆遭迫害、玉石俱焚！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华国锋主席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讨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
1980年，党和国家隆重为刘少奇平反，推翻了一切不实之词，给他的一生做出全面、公正的评价，恢复了他中国共产党党籍和党的副主席职务。刘少奇至死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1959—1969年）。还有很重要的：刘少奇至死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委员会主席。
一直到去世，父亲始终致力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始终执着于巩固国防、建好军队——奋斗不息、竭尽忠诚。
父亲的一生，多灾多难，历尽坎坷，而他又极其成功、建树奇伟。我常想，刘少奇久经鏖战苦斗，力克千难万险，为什么能闯过狂风巨浪，被推举到历史的巅峰，成为党和人民拥戴的领袖呢？他自己曾说过的一段话或许能够解释：“我们党的及我们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各项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并都是（无一项不是）经过人民群众去进行的工作……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都要有群众观点。”什么是群众观点和路线呢？他说：“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有这些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怎样做好群众工作呢？简言之：“小道理应该服从大道理，小原则应该服从大原则。”
复述上面提过的：“共产党是什么都不怕，就怕的是脱离群众，只要共产党永远依靠群众，就是不可战胜的！”
我想，这就是父亲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屡屡从无到有、以弱胜强、反败为胜，甚至起死回生，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原因。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对我说过一句话：“我一生只办过一件事，就是群众的事；只做过一项工作，就是群众工作。”他是不是在教导我：此身非我有，血雨任平生。
我今天向大家叙述的主题，正是在那个群星灿烂的年代，父亲与领袖、战友、同志、人民群众的故事（无一项不是），所以尽量多地写上共事者姓名。而我讲述的主角，是一位平民、凡人、真人，在人民群众、革命事业中，在学习锻炼、忘我奋斗中，成长为一位领袖、伟人、完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故事。
在中共中央的悼词中，邓小平超出常规评定：“刘少奇同志言行一致。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对广大党员提出的党性锻炼的要求，自己都以身作则地实践了。”
“少奇老亦奇，天命早已知”（朱德赠刘少奇的诗句），父亲的一生与军队、军事、国防确实有不解之缘，紧密相连。那个时代，决定了他必须为保卫炎黄子孙而拼搏，必然为振兴中华而革命；那个时代，决定了他的理论信念、文武兼备，造就了他的卓越卓荦、文武殊荣。他披肝沥胆，乘势顺民，披荆斩棘，卫黄保华，将永昭史册。
老子曰：“死而不亡（通假忘、朽）者寿。”党和国家，伟大的中国人民没有忘记刘少奇，从“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中解救他，永远纪念他。
“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父亲终生不忘初心，他竭尽全力去做了，他舍生忘死做到了——了却军民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何怜白发生！ （全文完）


《党史博览》 2017年第9期P9-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