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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向上的南开学生生活
东山 （1965届）
我们的大学生活是在五十多年前共和国史上称之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艰难岁月中度过的。这三年一般指1960年到1962年。这三年我们外文系1960级英语班正好全赶上了，凡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也全都经历过。我们班1960年9月入学，1965年7月毕业，那时我国重点综合性大学的学制是五年。我的记忆中这五年的学习生活是刻苦而愉快的。
那时南开外文系的师资力量非常强。系主任是我国著名翻译家诗人李霁野教授。霁野先生相当重视提高教学质量，注重培养新生师资队伍。我班刘士聪同学在回忆老系主任时说，“记得在老图书馆五楼的迎新会上，霁野先生说，这五年你们至少要读 100 本书。这在当时的气氛，他敢这样说是胆量，也是远见，现在这句话仍然好”。我们系里教师队伍中，有对英国浪漫主义时期诗人有深入研究的李宜燮教授，听李教授上课是一种享受。他能流利背诵出多位诗人的长诗短句。至今他那声情并茂地朗诵英诗的情景仿佛仍在眼前栩栩如生，李先生对诗歌的激情对我们很有感染力。教我们五年级精读课的杨善荃教授对英国小说家哈代有独到的研究。著名翻译家金隄教授担任我们四年级时的精读课。他教授的丹麦英语语法学家Otto Jespersen的语法系统让我们受益终身，至今本人在翻译实践中仍经常应用。担任高年级翻译课的是高殿森教授。高先生给我们授课时已经几乎完全失聪，我们与他交流，无论是在课堂还是在他家里，都靠书写。我们把写好问题或答案的条子递到讲台上，他就按条子回答同学们的提问或讲解。我的同班同学崔永禄曾这样深情地回忆高先生：“他批改我们的翻译练习作业一丝不苟，连拼写和标点符号的错误都不放过。看着他用已经颤抖的手写出的一笔一划的批改，同学们都感动至深”。高殿森先生在历届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声誉。鲍凯教授、罗旭超教授（其女儿是女高音歌唱家、歌剧演员罗忻祖，曾在歌剧《货郎与小姐》、《望夫云》、《刘胡兰》、《阿依古丽》、《夕鹤》中饰演主要角色）教我们口语。南开老教务长黄子坚教授教我们泛读，教材是小说《Pride and Prejudice》。吴则田同学回忆说，“黄教授的讲解出神入化，至今仍然记得他朗读和解释：‘My dear, don't flatter me !’ 这句话的前因后果时的情景。黄老师1982年曾到美国旧金山访问，当时我正在那里，有机会为向老师以适当的方式表达了敬意。”
我们的基础英语能力是经过曹其缜老师、马振铃老师和高清正老师等为我们把关，严格训练出来的。曹老师为我系培养了几届优秀的英语毕业生，一直教到文革前夕我系为外交部培养人才的代培班“英一五”。这个代培班虽然只学了一年英语，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以英语为工具担任了重要工作。该班的周轩进和李亦雄同学都曾撰文赞扬曹老师，曹老师仅仅几个月的教学给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说曹老师为他们后来工作的成功打下了最好的基础，令他们感激不尽。
由于老师们对学生的学业要求严而高，加之同学们都有为祖国而学的崇高理想和动力，校园充满着浓郁的的学习氛围。每天早晨起床后不少同学就到大中路边树下练发音，记单词。记得我班李明德同学很早起来就手拿一本《北京周报》（现已改刊为《今日中国》）到荷花绽放垂柳成荫的马蹄湖畔成篇地背诵。这时住在单身宿舍的高清正老师也会早起到同学们练习发音的地方，听我们练习，纠正我们的口形，改进发音。我们晚自习全班同学几乎全部都到主楼五楼的教室里上。每天晚上都有一位辅导老师到教室回答同学们的问题。晚上各个教学楼都灯火通明，同学们埋头学习，一些白天课堂上没弄懂的疑难问题，经过晚间老师指导很快就解决了。
那时老师们不仅白天教授晚上辅导，还经常把学生请到自己家里进行个别辅导。这里只举一个例子。记得年事已高的罗老师曾几次单独让我到他家里练习口语。那时他家在芝琴楼附近的一座联栋洋房里，家里的陈设高级典雅。我告诉罗老师我父亲和我的一个伯父在唐山开滦煤矿工作，他说他曾在位于天津的开滦矿务局（其所在地解放后成为天津市委大楼）做过高级职员，负责与矿务局英国资方及高层管理人员的沟通。这样的家常话使我在老师面前的紧张情绪放松了许多。罗老师主要帮我练习英语口语句型的语调和节奏，讲解英语声调与汉语声调的不同。他画龙点睛的指导使我在学习英语口语方面少走了许多弯路，至今心存感激。每次到罗老师家都有简单的茶点招待，这在那物质匮乏的时期对我来说是非常稀有的美味佳肴了。系主任李霁野先生不仅在业务学习上严格要求学生，而且在生活上也关怀备至。我系1962级的高书宪同学因家庭困难，向系里提出要退学。霁野先生听说后，马上伸出援助之手，用自己的工资资助高书宪一年，使他度过了难关，没有退学，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如期毕业。五十多年过去了，回想那个年代亲切融融的师生情怀至今都十分留恋。
在学习上，我们班按照每个同学的特点还分成了几个学习小组。小组根据需要聚会，一般在每天上完精读和口语课后都会聚会一次，交流和讨论上课的心得，互相帮助、取长补短，使小组的每个成员都有不同的收获。这种小组学习方式很受欢迎，一直坚持到毕业。我们的毕业照的形式之一就是分小组在图书馆新开湖前合影。
除了在学习方面互相帮助，我们班同学之间在思想和生活上也互相关心照顾。我班刚入学时只有26人，后来加入了三名插班生和三名调干生，加上入学时就有的一名，共有四名调干生。这些调干生政治思想方面都比我们其他同学成熟、先进。比如鲁琪大姐解放前就在南开大学外文系读书，是学生地下党员，曾参加校内和天津1947年爆发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和其它革命活动。1963年复课加入我们班的李维树同学和吴则田同学是1957年入学的老大哥。他们在学习期间被抽调出到系里担任领导职务。1963年国家经济形势好转后，需要更多的专业人才，他们又响应号召重归学生生活，继续学业。他们三位调干生来到之后，使我们班的各项活动立即活跃起来。他们思想境界都比我们其他同学高一大块。但他们没有架子，平易近人，生活简朴，都与其他同学一样住集体宿舍。他们善于团结同学，因此大家有什么思想问题或实际困难都喜欢与他们讲。在晚饭后经常可以看到他们与班上的某位同学在校园里散步谈心，从政治思想等方面帮助同学上进，在生活和健康等方面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因此他们受到同学们的信任和拥护。当时班里的气氛可以用团结友爱、互谦互让、相互理解、互相帮助这十六个字来形容。五年里学习上没有一个掉队的，绝大多数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生活上我们成功地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政治思想上全体同学都有很大提高。在“学雷锋”、“学毛著”、“忆苦思甜”，“学工、学农”，60年入学不久我们六位同学到秦皇岛市暖气片制造厂劳动，到唐山丰南县下乡四清，“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等各项活动中我们班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甚至可以说走在前面。学校办学雷锋事迹展览，其中有我们班的踪迹。我们班也曾被评选为学校先进班集体。
现在很多人都对的我们当年如何度过的“困难时期”很感兴趣。下面就讲一点有关这方面的记忆。1960年我考上大学从唐山来到天津以后，生活学习条件等等都比高中阶段改善了一大块，感到十分满足。1960年是困难时期的第一年。入学后不久同学们就一起互评粮食定量。首先每个人自报自己每月需要多少斤粮食，然后大家评议。每位同学都十分有风格，互相谦让。让个子高，运动量大的同学的定量多一些，他们的定量可以达到每月三十五六斤。男生少的每月有二十七八斤。女生每个人都比男生少一些。在粮食吃饭问题上，女同学们的表现十分令人感动。他们不仅在评议时让着男同学，而且他们经常把自己节省下来的粮票无偿送给男生。当时在班上确实有几个同学出现轻度浮肿。对这些同学学校发放特殊食品补贴，定期发给他们补贴粮票，还有实物糖、红枣、鱼和黄豆等。
在最困难的1961年寒假我没有回家过年。这次在学校过春节，再次感受到学校对学生的亲切关爱。在过年那几天不仅学生食堂伙食大大改善，而且在大年三十那天晚饭后，还特别给我们每个留校过节的同学发了红酒、酱肉和小零食。那天夜里我和张连泰、梁一雄等几位同学一起在宿舍喝酒，我们都没有酒量，我和张连泰都喝得脸红脖子粗，几乎都喝醉了。张连泰在毕业前夕与吴则田同学一起提前分配到国防部外事局。80年代他穿着军装回到校园看望老同学时我提到这件事，他也感到十分亲切，对往事兴趣盎然地开怀大笑起来。
另外一个在困难时期的应对方法就是减少运动量。体育课不再练跑练跳等大运动量科目，而改为学太极拳。因为外文系教室在主楼五楼，为减少体力消耗，改为在学生二宿舍里把角的那间大集体宿舍上课。那时是双人床，全班同学都去，下层上层都坐满了人。记得赵兴同学当时住在上铺，他趴在床上探出头来注视着老师讲课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现在还能清楚回忆起曹老师、马老师提个小黑板来到我们大宿舍给同学们上英语课的情景。一时间宿舍成了学生活动中心。校系领导也都经常来到宿舍看望我们。
有条件的同学周末和寒暑假期间回家“充电”也是办法之一。我们家在唐山市区的边缘，属于工业区中的农村。我在暑假这个较长的假期基本都回家。虽然食物质量不一定很好，但每个人都能吃饱。每天吃饱就睡，每次回校时体重都增加了不少。当时全国普遍的情况是农村比城市好些。后来听我“内人”祝宝银讲，北京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家为了节约粮食就把她打发到了河北衡水附近的饶阳县农村老家空城村，与奶奶姑姑一起过了一年吃喝不愁,悠闲自在的农民生活。她因此也在北京外院附中念高中时休学一年, 比其他同龄同学晚一年上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同学们的精神状态都非常好。我们班晚饭后如没有其它特殊活动，同学们都自愿来到二宿舍前的大中路旁小河边、树荫下学唱歌。那时我们唱的有现在大家都熟悉的革命歌曲，也有外国抒情歌曲，如印度电影插曲《拉兹之歌》，印尼歌曲《宝贝》，还有苏联歌曲《喀秋莎》、《红梅花儿开》等。那时政治气氛相对轻松, 系里和班里有不少有艺术文艺细胞的同学, 他们都能大显身手。如谷启楠同学会拉手风琴,能识五线谱; 朱柏桐同学演唱技巧好,她是我们班的文娱委员,是我们唱歌娱乐的带头人和教我们唱歌的老师;刘士聪、李维树等同学嗓音好,成为男低音和男高音的代表人物;宫自强同学善于朗诵,他那浑厚和富有感情的诗朗诵可以和当时的中央广播电台的关山、齐越相媲美。
系里和学校也经常组织文艺演出晚会和舞会，可以看到系里其他班也是人才济济。如65届俄语班的吴育群同学的独唱和朗诵很出色；1964届、63届和62届老大哥班更有不少高手。如系学生会文艺部部长64届阿莎同学的婀娜多姿的少数民族舞蹈，郑荣萱同学的越剧独唱拿手戏《蝶恋花-答李淑一》，王志洁同学的朗诵，63届张迈增同学二胡独奏，等等。在校系文艺晚会上这些同学都会献出精彩表演，赢得同学们的热烈掌声。这些同学使我们的学生生活丰富多彩，我们十分感谢他们。
另外，我们班还经常组织师生一起到天津水上公园游园。游园是非常适合当时的情况的活动，运动量不大，使大家都感到回来后身体轻松、精神愉快。那时男女同学之间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上都互相帮助，接触都比较多。男生到女生宿舍办事，女生到男生宿舍，都是常事。但大家都感情纯真，两小无猜。也有认真谈恋爱的，系里并不禁止，同学们也不感到奇怪，都像没有这件事一样和他们二人都友好相处。
到1963年国家经济形势就出现了明显好转。吃饭虽然仍有定量，但由于副食品多起来了，特别是肉类增加，粮食就吃的少了，大家都感到能吃得饱吃的好，定量都用不完了。令我们记忆深刻的是大操场边上新建的学生第二食堂大厨做的红烧茄子肉片，其味道之鲜美，至今想起来仍会垂涎欲滴。从那时，系里开始组织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我班的刘士聪同学和孙学诗（孙毅兵）同学分别成为校篮球队和排球队队员；63届的张迈增同学更是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我个人参加过学校组织的身背木制假枪20里地长跑活动。
我们从1964年开始进行毕业教育，系里组织我们到位于天津北仓（现北辰区）的烈士陵园举行缅怀先烈仪式，我们都是步行去的。请老红军、老工人和贫下中农讲革命传统，忆苦思甜。系里喜欢长跑的几位同学组织在一起从校园一直跑到北仓烈士陵园，瞻仰烈士墓之后再跑回来。现在我还保存这支长跑队在天津东站中途休息时拍的集体留影。通过这些活动毕业班的同学们都树立了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服从组织分配的坚定决心；“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每个人发自内心的愿望。
现在网络上一提起60年代初期的“困难时期”就那么可怕，仿佛到处是骨瘦如柴的灾民，人人愁眉苦脸，到处是饥荒，如解放前一样饿殍遍野，等等谎言。我们班和系里其他班里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同学，有大小城市的，有边远农村的；更有全国出名贫困的苏北农村和粤北农村的客家人，以及近在咫尺的河北沧县、衡水这些极端贫困县的。我们每年暑假寒假回校后都在宿舍里闲谈家乡见闻。大家无拘无束诉说说亲眼所见，亲耳所听，都说心里话，没有一位同学谈到过他们村里有饿死人的事。同学们所谈情况与我本身在唐山地区所见差不多。大多数地区都是在60和61这两年的时间里粮食不够吃，副食品少。吃地瓜（也就是现在说的红薯，WHO推荐的健康食品），土豆，胡萝卜，甚至野菜，这几样多一些，这就是著名的困难时期的“瓜菜代”，意思是用这些“瓜”和“菜”代替粮食。我们班在那两年也曾组织过一两次到学校南门口附近采集野菜马齿苋，採回来后交给食堂与大米饭煮在一起。到开饭时，二两的饭给差不多三两多的量。我们班的这种活动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是作为当时听完“忆苦思甜”报告后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亲身体验“吃野菜”是什么滋味。
我刚来美国的前三年是在纽约州北部的University of Rochester学习。我们住在学校南边的研究生园区，一家三口住一个两室一厅的独立屋。为节省开支我们就分租一间卧室给一个国内来的医学院研究生。有一次我们买了一大包胡萝卜，想送给他一些，没想到他回答说，“再也不想吃胡萝卜啦，在‘困难时期’都吃怕了！”。显然他是当年“瓜菜代”的实践者之一。1961年我曾有一次机会到山东农村办事，到村边找村干部时他正在一辆大车边给村民分发土豆。他一只脚踏着车尾，一只手拿着一个生土豆在啃。我看了很奇怪，问他土豆能生吃吗？他说土豆和地瓜一样，生吃也很好吃。我心里很清楚，人饿了吃什么都香甜（“Hunger is the best sauce in the world.”-《唐吉歌德》作者塞万提斯语）。这就是“困难时期”最困难的一两年的真实情景。
最后我重复一下本文的题目，六十年代我们在母校南开大学的学生生活是克服困难，学习刻苦，团结向上，生动活泼，精神振奋而愉快的五年学生生活；是永远令人难忘和值得怀念的五年。南开大学，我们感谢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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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26 19:4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