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康纳利 边缘与中心：重新书写文革历史（评吴一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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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与中心：重新书写文革历史（一）



边缘与中心：重新书写文革历史


克里斯托弗•康纳利（https://viewpointmag.com/author/christopher-connery/）担任中国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自强教授”和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文学教授。他发表的著作涵盖当代中国政治和文化、资本主义地理学和全球的20世纪60年代。


在清末和20世纪初，中国相当数量的革命活动家和理论家们相信，无政府主义是最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部分原因是无政府主义最为贴切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存在。毕竟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生活在一个与国家关系不大的生活之中。国家的官员几乎从未深入到乡镇一级的统治当中，当地的税收和管理大多都是由地方精英所控制的，后者在本地拥有繁多各异的关系网。人们生活在各种共同体、各种团结体之中——自助的、虔诚的、讲究的、以宗族为基础的、具有一定劳动周期的和依靠市场网络相连的——这些团结形式使得许多共同体在面对包括朝廷的过分行为在内的外在威胁之时，能够有效抵抗、动员。早期的革命理论家意识到地方的社会潜能可以得到强化，并在平等主义的方向上将其政治化。即将到来的政治的新兴力量并不在民族国家的当局手里，恰恰蕴含于这些本地组织、结构当中。[1]


当然，无政府主义革命从未爆发。大多数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及其代表的社会力量，正如一度是半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毛泽东那样，要么被吸纳到民族主义派别（中国国民党）之中，要么被吸纳到共产主义派别（中国共产党）之中。两党在争夺政权的斗争当中，不得不以各种方式与地方组织进行互动或结盟，从而革命实践在地方上出现了许多变种。[2]然而对于两党而言，它们的最终目标是强大的国家权力，是1949年中共赢得的那种国家权力。西方大多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毛时代和改革时代的学者，都认为存在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毛或邓小平这样的人物描绘了一幅国家主权的画面，因此很多人把强力的国家干预归结于这些领袖的存在。然而很多时候，这种国家干预并不像大家以为的那么彻底。


共和国的官僚并不像清朝那样，而是渗透到社会几乎各个层面当中。但是，尤其在改革年代，地方官员的利益与操作往往和中央的官僚存在冲突。我记得最初是在1991年我乘坐公共汽车穿过沿海的福建省——该省在1978年起的改革时期里显露为一个新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中心——的时候，告诫当地企业依法纳税的红色广告牌的数量让我吓了一跳。要是企业早已依法纳税，恐怕这里就不该出现这些广告牌了。中央无力征税使得国家面临财政困难，也迫使改革中期的政策发生改变。


地方政府一直展示出高度的应变和半自治的能力。在经济两位数增长的年代，这种职权的一分为二大体上是有利于中央的。[3]前线位置使得地方官员首当其冲地面对工人的抗议，面对地方保护主义（NIMBY，Not in My Backyard）的居民对于环境问题的抗议，或者面对那些领养老金者、退休人员、居留身份不明者等等债权未被满足者的抗议。这些抗议者遭遇的暴力镇压，正如几乎所有亲历者所揭露的那样，与北京当局的信念和信心相龃龉，后者强烈证明了中央在合法性上的努力。本地官员合法地或非法地从商业、企业、房地产开发或境外直接投资（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中获利的能力，在他们转变为中央政府的改革进程中的利益相关者、而不是保守的阻拦者的过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这种往往很极端的地方分歧模式在其他方面也有利于国家。资本积累的新模式可以先在地方试点，之后再推广到更大范围。无论用什么经济标准来衡量，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革爆发，上海始终是最为先进的城市/地区。而在市场改革和境外直接投资改革的第一波浪潮中，上海却被排除在外。这波浪潮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和与台湾隔岸相对的福建省。如果后来改革失败了，失败也轮不到上海头上，上海的资产阶级直到90年代才开始腾飞，这已经是南方改革“成功地”落实之后的事情了。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央政府一直在利用地区间差异实现内部的空间修补，这种修补是资本在全球都采用的方式：在四川省和西部其他地区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和经济的投资，这有助于平衡、消解工人不断增长的力量和沿海地区伴随着的工资上涨。在大多数省份，国家都成功处理好了地方与中央之间混乱的权力关系，因而飞速发展。民众在被吸纳进一个多变且不稳定的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以及一个多层次的消费社会之后，手上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少，但却善于形成一种共同的社会愿景。这种共识的形成一是靠大众传媒，一是靠一种附随的稳固的认同机制，它包括一些虚构的承诺，即个人自我奋斗和向上的流动性。


这种特殊的中央-地方权力关系也许即将画上句号。我写作此文时，是在2014年9月的上海，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数百人的代表团刚刚抵沪，安顿在当地宾馆。中纪委主管了习近平主席发起的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人们普遍认为他们的目标在高层，本地报纸报道并推测许多事件的意义，比如上周发生的一件事。一个居民团体数年来一直在和一个本地地产开发商作斗争，然而收效甚微。上周居民们向纪委上交了一捆据说包含对方罪证的文件，随后纪委同意审核这些文件。全国各地，每天都有地方官员落马，由此证明这是一次不屈不挠、范围广泛的行动。


如果习成功创造了一个合理的、具有机能的官僚体系，他们多半不再把土地、合同（constract，又有承包、贿赂的意思）看成是本地可以挖掘的资源，而是更纯净地扮演执行国家意志的工具，那么习比起他的前任们来说，将会达到一个层次更高的中央集权。当然，这不一定会成功。就算取得了这种层次的成就，之后也是有可能被逆转的。但是，这将会极大改变政治可能性的生态。中国很多左派依然把希望寄托在中央政府身上，他们认为中央能够做到令行禁止，加之正确的意识形态方向，可以在新的社会契约下包容市场的存在。我怀疑不久就会证明他们想错了。[4]人们易于高估政治容纳市场力量的能力。


少数左派知识分子谈及人民自己出现的政治主动性和政治创造力——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帮助人民完成这个任务。劳工行动主义很大程度上依然停留在上文所述的本地界限之内。更为广泛的、跨地域的动员依然要面对重大的制度上、政治上的阻碍。尽管2014年春裕元（鞋厂）的罢工比起之前的劳工行动有着更广泛的影响，但是要想评价它预示着什么样的未来，现在还为时尚早。鉴于到目前为止的激进政治大体上依然被局限在“边缘”，鉴于现在的政治形势仍相当暗淡，那么如今检视群众层级的政治创造性在历史上的表现，则不仅仅只有史学上的意义了。


[1] 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1993。沙培德，《无政府主义与中国政治文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90。ArifDirlik,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3. Peter Zarrow, Anarchism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90.


[2] 革命时期中共在一个特殊地点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组织的关系，见伊丽莎白•裴宜理，《安源：挖掘中国的革命传统》，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2012。ElizabethPerry,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12.


[3] 中央/地方的动态关系被讨论于简•C. Oi，《乡村中国的经济腾飞：经济改革的制度基础》，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1999，以及戴维•茨威格，《国际化的中国：国内利益与国际联系》，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2。Jean C. Oi,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9, and David Zweig, Internationalizing China: Domestic Interestsand Global Linkag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4] 这个观点的实例，见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和韩毓海，《人间正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罗岗，人民至上：从“人民当家作主”到“社会共同富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Hu Angang, Wang Shaoguang, Zhou Jianming, and HanYuhai, Renjian zhengdao. (The Right Pathfor Humanity). Beijing: Zhongguo renmindaxue chubanshe, 2011. Luo Gang,Renmin zhishang: cong ‘renmin dangjiazuozhu’dao ‘shehui gongtong fuyu’（Thepeople come first: from “the people as masters of their own destines” to“common social prosperity”).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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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小番茄

校者：宗周

吴一庆对文革的再阐释《边缘的文革：危机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哈佛大学出版社，2014）正是这样的一种研究。它所描绘的力量动态关系与地方-中央力量关系的历史变迁深深相关。考虑到文革的历史的、持续的政治意义，尤其是在最近的许多激进哲学中的意义，文革依然是20世纪最缺乏研究的历史现象之一。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个格外急切的问题，对文革的否认和对文革再现的预防组成了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一个中心支柱。与此相关的对该时期进行不断的分析与讨论的缺乏，也造成我们无法深入理解过去半个世纪组成中国政治的变化着的性质。另一场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并最终以1989年所谓“天某门事件”告终的更为暧昧的政治性爆发和文革一起被禁止讨论，这对于国家正在进行的去政治化进程至关重要。

尽管当局依然禁止公开地和广泛地讨论文革，但最近十年乃至二十年来，中外文献在学术上还是取得稳步、缓慢的积累，特别是在西方语言中。[5]诚然，我们还需要做更多档案性、经验性的工作。但在目前的研究中，我们最为缺乏的是新的历史综合，能够对文革的政治特征，以及其在改革年代留下的遗产，做出明晰的、原本的和令人信服的阐释。除了进行重要且丰富的政治性和历史性的综合，《边缘的文革》还基于新获得的采访素材、很少被查阅的档案馆资料，包含了许多新的学术内容。吴一庆的“边缘”，并不是基于地理的概念，他的案例研究包括北京、上海的事件；而是基于民间的概念，即政治运动和出现在官方国家机关之外的分析。政治团体的急速增加和初期官方控制的不足使得这些民间运动和分析成为了可能。



有观点认为，文革的群众政治不过是中共中央威权政治在操控群众，或者是中央的意图被扭曲了。幸好近年来，这类观点失去了大部分市场，尽管在最近一本综合性的英语历史著作、麦克法夸尔（Macfarquahar）和沈迈克（Schoenhals）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中央领导的阴谋依然发挥主要作用。[6]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分析性的框架具有同样宽广的解释视野，能够取代这一观点。因此，讨论边缘的主导性和原创性变得重要。这些“从下往上”的政治研究——最近在此角度涌现了许多优秀作品[7]——着重于团体同一性、利害关系或者结构性敌对，而大体低估了政治的非功能主义（non-functionalist）维度。

吴一庆的主要论点是，中央助长了但却没有掌控文革早期的新政治能量的异军突起。它们的涌现既代表对长期存在的委屈和不满的一种回应，也代表了政治想象的突发形式。国家，从1968年一直延续到现在，对这种新能量的回应决定性地塑造了党-国体制自身的性质。吴一庆并没有夸大“边缘”实际具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边缘的政治具有试探性、凌乱性、异质性，而且失去控制。国家积极的遏制政策不仅使得政治、意识形态的试验过早终结，也造成遏制本身、政治中立化的合力成为国家机制中的核心成分。吴一庆是这么描写遏制的：

政治解释从严整的官方思想的范畴中解放出来了，这创造了一个狂欢的空间。在这里，官方认可的理念与异端的意思并存，并且互相冲击；被仪式性地提起的正统观念仍然被暗中挪用，创造性地修正为新的解释。（13）

然而，文革的群众政治激进主义的特点，并不必然意味着它是之前存在的社会委屈和不平的直接表达。这种激进主义往往更像是在一次骚动的过程中，政治的语言和行动的新形式所带来的结果，而很少有参与者能够完全理解这个过程。在拥护“炮打司令部”和“造反有理”这样好斗的口号时，毛泽东，中国的党的领袖，变成了造反的领导人，为运动提供了新的动态，彻底打乱了现存的政治安排。随着毛的至上权力突然与政党机器分离，先进的政治领悟不再由党所垄断。确实，文革的群众政治的特色的基本解释是，毛泽东思想可以被广泛的人民大众所直接领会，无需经过党。虽然每个人都以毛泽东的名义说话，但毛泽东的残破（fragmentary）思想随着不同的环境而有着各式各样的阐释，也因各种目的而被挪用——为了合理解释人际冲突和派系敌对，为了明确表述群众的不平，或者为了辩解对当权派的攻击……给当时一直潜伏的无数敌意赋予新的含义，文革的事件拥有自己的逻辑和动力。无论是最高领袖还是任何确定的政治纲领，都无法控制乃至预见。（51）

吴一庆总结道，对文革关键的、正本清源的研究方法[8]，是依据一种明确的历史分期法，来对待文革的政治关系。这个分期法以政治行动者和小团体构成的变化的特征、敌对的性质和遏制/制度化的性质为中心。当然，吴一庆的分期并不是齐齐整整的，运动当然是受到各种本地变量的影响。为了方便不熟悉运动内容的读者，下文梳理了史实。在此当中，我将对吴一庆阐释性的分段法作出必要的注解。而在后面的部分中，我会讨论到他的一些特别的论点。

[5] 一些大陆学者依然需要在境外出版他们的成果。李逊：《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6。（台湾出版的名字叫“兴亡史”，而康纳利在这里说的是“yu wangshi”，可能是笔误——译者注。）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Li Xun, Da bengkui: shanghai gongren zaofanpai yuwangshi. (The great breakdown: The lost history of the rebelfaction of Shanghai workers) Taibei: Shibao wenhua chubanshe, 1996. XuHailiang, Donghu fengyunlu: Wuhan wengede qunzhong jiyi (Wind and clouds over East Lake:popular memori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Hong Kong: Yinhechubanshe, 2005.一个在中国出版的周详而被很好地研究的成果的例子是金大陆，《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Jin Dalu, Feichang yu zhengchang: Shanghai wenge shiqideshehui shenghuo (Thenormal and the extraordinary: Social life in Shanghai during the CulturalRevolution, 2 vols.). Shanghai: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 2011.尽管徐的书同情造反派，但李逊并不是。

[6] 许多有细微差别的针对文革的研究包括乔尔•安德烈亚斯，《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文革与中国新阶级》，斯坦福，2008；保罗•克拉克，《文化大革命：一段历史》，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JoelAndreas, 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Revolution and China’s New Class. Stanford 2008; Paul Clark, The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关于那个时期的文化生产；韩冬屏，《未知的文革：一个中国村庄的生活与变迁》，每月评论出版社，2008。裴宜理和李逊，《无产者的力量：文革中的上海》，韦斯特维尔出版社，1997。魏昂德，《破碎的反抗：北京红卫兵运动》，哈佛大学出版社，2009。Han Dongping, The 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 Life and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8. ElizabethPerry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Revolution. Westview, 1997; Andrew Walder, Fractured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Harvard 2009.

[7] 参见注6。

[8] 可特别参考亚历山德罗•鲁索的著作，在处理文革分段问题时，他具有极大的理论精准性。亚历山德罗•鲁索（1998年），《可能的挫败：中国文革的初步札记》，《立场》，6（1），春季刊：第179-202页。亚历山德罗•鲁索（2005年），《决定性的事件：1968年7月的毛泽东与红卫兵》，《立场》，13（3），冬季刊：第535-574页。为了有效审视文革学者的政治色彩，可以参见亚历山大•戴的《用政治角度诠释文革》，《亚洲文化研究》，7.4（2006年12月），第705-712页。AlessandroRusso (1998) “The Probable Defeat: 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Chinese CulturalRevolution,” Positions 6(1), Spring: 179-202. AlessandroRusso (2005) ‘The Conclusive Scene: Mao and the Red Guards in July 1968’, Positions 13 (3), Winter: 535-574. For a usefulreview of the political character of Cultural Revolution scholarship, seeAlexander Day, “Interpret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olitically,” Inter-AsiaCultural Studies 7.4(Dec. 2006): 70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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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于1966年晚冬，毛和他的盟友对中央的一些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后者被认为遵循了一个反对毛的“修正主义”路线。毛和他的反修正主义盟友自2月起不断巩固力量，最终在5月16日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最著名的的成员包括毛的妻子激进派江青、康生、善辩者姚文元和理论家张春桥。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聂元梓发表了第一张“大字报”，抨击了校领导及其对革命热情的压制。毛公开支持了这张大字报。北京各大高校和中学几乎一夜之间都出现了红卫兵组织，不久这一形式扩散到了全国。在1966年初夏，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后来变成了反修正主义运动的主要矛头——向学校和大学派遣“工作组”去指导和监管学生的激进主义。这个试图压制新生力量的尝试遭遇了学生们坚决的抵抗。文革小组也认为工作组是反革命的，随后工作组在6月被撤回。在这一关头，按亚历桑德罗•鲁索的说法，“多元化”阶段快速发展，无数各异的红卫兵组织不断产生，通常互相冲突。尽管红卫兵的组成各种各样，但吴一庆观察到在早期，通常老革命和领导干部的子女——“自来红”——占有主导地位。这些年轻人一开始把矛头对准“阶级成分不好”的人，他们认为坏的出身使得后者成为反革命特务——就算不是真的也是预备特务。北京的人口成分——工人阶级数量几乎没有，政府官员人数比例出奇的高——塑造了力量关系。按吴一庆的看法，这个情况造成了初期革命身份的“血统论”在战略上、逻辑上的风行。1966年的夏天和初秋出现了无数对于阶级成分不好的人的暴力攻击，以及对封建时代历史遗迹的毁坏。在吴一庆的分析中，此阶段的高度暴力与血统论在意识形态的盛行不无关联。通过书里各处的研究，吴一庆暗示，从总体上看，文革中最为严重的暴力并不是文革的特色，而是不同政治危机的产物。



然而，中央文革小组对“血统”分析并不上心。过了秋天，文革的目标迅速扩大到所有当权派，无论他们有什么阶级背景。吴一庆说，这既助于群众更广泛参与到运动中，重要的是，也有利于政治创造力的产生。在前几个月更加严格的身份政治环境中，这种创造力出现的可能性要小得多。1966、1967年之交，最为重大的事件发生在上海。与北京相比，运动中，上海有大量的工人积极参加。在文革研究里，上海事件被研究得最为深入，可是对它的诠释却五花八门。在整个秋天，工人们因各异的不满——工资、就业率、住房安置、工作环境和工厂管理——而组织起来。到了十一月，一个松散的工人组织联合逐渐浮现，自称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在工总司的要求当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官方承认与合法性的诉求。因为在1966年的秋天，中央文革小组的代表在工人参与的问题上态度显得有点暧昧。其他组织也纷纷出现，包括保卫上海市当局的东方红兵团，与工总司相对立。12月末和1967年1月初之间，事件来到了高潮，工总司及同盟组织的战斗性达到了顶点——机关被占领，总体情况类似于一次总罢工。文革小组的张春桥1月抵达上海，代表官方承认工总司是一个革命组织。1967年2月5日，著名的上海公社成立。公社是一个新榜样，代表着自下而上的夺权的政治发展。然而在此之前，人民解放军的部队被派进上海帮助造反派夺权。而在吴一庆的分析中，解放军蕴含着秩序、有时候甚至是遏制的能量。

随着上海事态发展，毛对公社却有了新的看法，由于东北出现的一种新的行政机构，毛在2月24日命令公社解散。在上海乃至全国，文革都由革命委员会所指导，革委会成员包括解放军、造反派代表和党的干部。贯穿晚秋和整个冬天，贯穿公社整个存在时间，不同成分和议程的组织蜂拥而起，要求解决他们的不平，要求分享权力。公社之前、之中和之后的情况变化得都很快。然而革委会统治模式却被希望能被全国仿效，它的贯彻缓慢而又不易。上海一直到1967年夏还处在派系内斗局面当中。上海事件促使全国各地许多人在那一年的冬春尝试去夺权。

华中的武汉在战略和工业上都具有重要意义。1967年春，解放军无视文革小组的禁令，武装干预武汉最大的激进红卫兵组织。当文革小组两名成员抵达武汉后，其中一人受到了猛烈攻击。这引发了一场批判“军内走资派”的短暂运动。解放军正统性的削弱造成了广泛对解放军权威的挑战。事态的发展使得许多中央领导确信，国家面临着全面动乱的威胁。1967年9月，毛发起运动，旨在消灭派系斗争，并迅速将文革置于革命委员会控制之下。这在许多地区都遇到了大量阻力，但到1967年底，革委会显而易见地成为中央看中的行动方向。

1968年上半年中，运动和派系大多被遏制了，而重心则转向将文革几年来成功的权力斗争制度化。截止1968年9月，全国各省的革委会都建立起来了。在1968年底到1972年之间，革委会打倒了数千人，指控他们参与派系斗争和反革命行动。正如数位学者所提及的那样，这些清洗标志着文革最为暴力的一段时期。到了1972年，解放军已经成为国内最为强大的行政力量。在工厂和学校，文革的政治和价值观依然有效，显著表现在“工农兵”大学、工人大学和对组织形式的持续讨论上，等等。尽管红卫兵已经不复存在，最后一个阶段还是目击了周期性的全国运动（例如“批林”运动等等）和个别工厂的内部斗争。这一阶段也以中央领导的权力斗争而著称，最为突出的事件是1971年林彪在军中的支持者策划的一场流产了的政变。随着政变失败，解放军的权威又一次受到质疑。文革一直进行到了1976年“四人帮”被捕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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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与中心：重新书写文革历史（四）
原创：康纳利荆棘鸟AThornBird 2017-04-03
译者：小番茄

校者：宗周

批判官僚阶级特权是文革政治的中心，《边缘的文革》为我们理解共和国的阶级、阶级分析和阶级冲突的性质，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该书开始于确认1949年后的阶级政治的不合适的、不协调的世情。阶级划分的法律依据，首先基于家庭出生，也就是说，是根据在60年代时其冲突场域大多已经不复存在的一个社会系统，而它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坚决要求为阶级成分“好”的人保障一种肯定态度的仪式，并进而避免阶级特权的自发的再生。可是这些官僚化的、物化的阶级范畴，在成为个人身份的一个决定性的元素后，有了它们自己的生命，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脱离了实际的社会关系。同时，官僚特权阶层正在形成，它的每个行政级别都有着界限清楚的利益。毛针对这一新阶级结构的产生而发出的警告——他决心使中国革命避免走上苏联的修正主义道路——为社会场域增加了新的冲突维度。现存的阶级话语，为这一最新移用的批判官僚阶级特权的语言，提供了一个棘手的媒介。吴一庆写道，这造成了以下的结果：

阶级的物化和阶级分析的简化，取代了产生适合中国社会主义的阶级概念，着重于新的或旧的、或者说革命前的和革命后的社会关系，最终创造了差异甚大的诸多阶级政治关系在其中互相渗透、融合的毫无希望且前后矛盾的一个意识形态空间，而且新类型的社会矛盾继续被描述为以前的革命力量与旧制度代理人之间的宏大战斗的表现。（49）

尽管许多已有的对于1949年后阶级政治的研究都承认共和国阶级话语的支离破碎，但在对于这种不可通约性及其后果的研究上，学界缺乏更为精准的分析。吴一庆认为，对边缘的政治的、理论的研究为我们在这支离破碎之中指出许多道路。党-国体制对于这些主动性的遏制与压制，最终以随着改革年代的推进的对于阶级话语的压制而告终。例如，今天“阶级”这个词令人厌恶，而“阶层”这个词就好得多。尽管吴一庆没有提到，但是今日中国阶级的另一个特点是，阶级成分“不好”的人在高校学生、行政人员和文艺界人士中的比例出奇地高。这一现象在后社会主义社会并不罕见，像波兰的什拉赫塔（贵族）这样的前革命时期的上层集团，在数十年的社会改革后，又重新攫取了大量的社会的、经济的特权。这种重现使得人们在看待早期的再分配的以身份为基础的阶级政治时，带有更多同情的心态。

边缘中的一股重要力量是遇罗克，他的作品代表着对官方阶级话语的主要挑战。遇罗克最为知名的是他反驳血统论的议论文，发表于1967年1月的《出身论》。文章不仅批判了法定阶级身份的僵化，并且批评这个系统有能力产生一个新的精英阶级。吴一庆严肃指出，遇罗克的立场并不是普罗大众利益的功能性表达，而是来源于组织给他自己定位的（特权背景的）阶级位置。因此，并不像某些研究者声称的那样，遇罗克并不是预言着后来更为普世的人权话语的先驱。他的话语更像是一次重要尝试，从整体重新构建革命年代的阶级话语，将革命话语转变为“道德自治”和“人类尊严”的问题。正如我前面所提及的，尽管文革小组成员对于血统论有所保留，但是遇罗克的分析中的广泛的反独裁、人民民主的实质对中共而言，却构成了极大的挑战。遇罗克被贴上各种标签，如托派分子或无政府主义者，他于1968年1月被捕，1970年被执行死刑。吴一庆认为，国家对阶级话语的反冲性的排斥，构成了它不断增长的中立化功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今日国家的“和谐社会”的陈词滥调中，这一功能生机勃勃。

对于上海事件，吴一庆做出了一个全新而又独到的诠释。文革没有停留在学生层面，而是扩展到了工人群体当中，这并不是文革初始计划的一部分。共和国当然是个以经济发展为纲的国家，毛也一直坚持强调维持生产水平的重要性。尽管允许工人在严格的政治领域内的激进主义，例如向市政当局的权力挑战，但是在共和国历史上，人们首次开始担忧“经济主义”。从表面上看，“经济主义”的疑虑确实是上海动员的最初的催化剂。说明这一点的理由十分充分。60年代初期，大量的工人被解雇，许多人都被下放到农村，生活水准严重下滑。一个系统已经因为下面的情况而形成：根据生产计划的需要，附近农业地区的农民季节性地进入工厂，并且他们的工资要比城里工人低得多；农民在许多工厂占到劳动力的三成或更多。住宅危机十分严重，城镇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3平方米左右。尽管国家花言巧语地声明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但在上海，工人的地位似乎正在恶化。

1966年底到1967年初，这时的国家权威处于最低点，激进工人则势头正旺，支付欠薪和福利的要求很快都会得到满足，而企事业单位和市财政资金则被掏空。“经济主义”的指控是当局用来抑制这种令人不安的苗头的语言，运动中的他们的支持者也群起响应。然而，在阶级话语里，“经济主义”没有真正抓住吴一庆认为是这一不成熟政治中的潜在动力的东西。要想真正了解，那就需要考虑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

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工人阶级为工资和工作日长度的斗争可能会被视为经济主义的（或者按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说法，叫“经济-工团”主义），这种斗争在结构上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系统的，然而，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相似斗争也许并不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领域并没有分化，因而剥削剩余劳动依靠的是超经济手段……但是在某些非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融合可以用国家强制机器剥削剩余劳动。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议题上的斗争可以冲击国家权力潜在的对剩余的剥削，表面上的经济斗争往往与政治斗争密不可分。（107）

吴一庆认为，中共早在文革激进阶段初期就已经成为一股遏制的力量。这股力量甚至在上海公社自己的公告里都能看出来。吴一庆对于1-2月间事件的复杂经过做了详细的分析。分析认为，张春桥并没有成为一个新的工人政治的发言人或理论家，公社也并不代表着工人的胜利。恰恰相反，国家从一开始就试图阻挠群众政治的发展。这种群众政治尚未联合，但假若给了空间、时间和机会，就可以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话语，将它一开始明显的“经济主义”关心更充分地扩展到社会、经济领域当中。公社的公告具有双重性质。它在国内其他地方激发起了政治想象，正如吴一庆在关于湖南省的“省无联”组织的章节中提到的（见下文）。但同时，尽管是在造反派的政治成果的界限内行动，公社也是一次恢复秩序的尝试。

为了应对当时文革阶段的去激进化，省无联在1967年9月成立。杨曦光为省无联所写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反映了作者从上海公社中得到的教训——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需要大批地消灭官僚阶层和普遍地建立公社。这篇文章十分精彩，我向本文的所有读者推荐它。（2014年9月时可以浏览，http://www.signalfire.org/?p=6810或http://anti-imperialism.com/2012/10/17/whither-china-1968/。）

有观点认为省无联的组成反映了一种利益政治,它的成员通常来自那些被认为与文革主力军无关的群体，例如退伍的士兵、离开了下放的乡村、回到郊野的城市知青，以及其他人。而吴一庆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正是这种边缘地位使得对官僚权威的批判更加广泛、全面。根据在湖南的访谈和档案工作（因为这件事，吴一庆还被拘留并审问），吴一庆写下了一段相当清晰的关于湖南省的省无联的组织前身的历史——这是历史编纂学的卓越的功绩——和它所面对的其所从来的特定历史情形。此章节还清晰地指出，省无联的成员、著名的《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杨曦光并非唯一一个积极参加运动的知识分子。吴一庆指明，虽然对于省无联的标准定义，即被疏远的人与被迫害的人所发起的运动，并不算特别错误，但是他很令人信服地主张，这一组织的政治观点并不能被简单化成那样。

新的政治思想的发展与以本地为基础的诉求之间的联合，活跃了特别的事件与不满，并赋予其新的含义，对文革的群众政治产生了潜在的爆炸性的影响。但是这一断裂性的时刻并没有实体化。这些批评的思潮在被定罪为“无政府主义”和反党之后，被中央的和当地的政府迅速镇压。积极分子的政治上和理论上的主动性遭到了无情的压制。他们被斥责为煽动放弃党的领导、蓄意将官僚阶级描绘成一个监守自盗的阶级。随着组织纪律和对解释的控制的恢复，运动中出现的批评声音沉默下来，政治正统得以再次推行。（185）

省无联活跃的时刻，恰恰是文革最激进阶段开始退潮之时，是党正巩固遏制和中立化（containment and neutralization）的政策之时，这些政策的具体化就是为了应对上文所说的这些发展。省无联是对全新巩固起来的国家正统的一次格外激进的挑战。吴一庆在分析中清晰说明了为什么省无联遭遇了国家如此严肃的对待。

在1967年底至1968年间，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群众性反官僚运动，省无联是其中一例。这些运动都遇到了国家的严厉对待，遭受了和省无联一样的命运。确实，正如吴一庆对大部分汉语学术文献所作的调查所显示的，文革最为暴力的阶段，是国家为了反对后期的激进分子而犯下的暴力的结果。就算假设该书并不打算作为一本文革的“历史”，在吴一庆的历史叙述里空缺着的1970年至1976年时期仍然是十分重要的。这是研究最薄弱的一段文革时期，在该时期被更充分地评价之前，我们需要期待更进一步的学术研究。[11]虽然非党（Extra-party）群众运动宣告终结，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随着文革的体制化，学校和工厂内的斗争依然在进行。尽管这一阶段以清除“阶级敌人”而著称，但是这一阶段很有可能跟之前一样，散漫的框架中蕴含着一系列的对抗。未来对这一阶段的研究有望揭开个别机构内部的“微边缘”（micro-margins）的面纱，深化吴一庆对中立化和遏制的研究。

[11] 也可以参考前面引用的金大陆的书。



【感谢康纳利先生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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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邊緣與中心：重新書寫文革歷史（五）
2017-04-07 / VIEWS: 6

譯者：小番茄

校者：宗周



吳一慶跳到了緊接著的70年代末的後毛時代，繼續他對反官僚趨勢的分析，他運用的是英語學術的讀者們更為熟悉的材料，像李一哲、陳爾晉和民主牆，這些材料通常被認為是西方模式的人權和自由民主制的話語的萌動。吳一慶將70年代末的政治爆發置於1967年底至1968年初出現的基層反官僚運動的語境之下，為他在兩個時期的運動中發現的許多延續性提供了清晰的、令人信服的理由。當然，緊接著的後毛時代的政治、經濟的突然轉型引起了後來的開放，而政治偶然性在最初也讓鄧小平改革派能夠方便地利用並容忍這些運動。然而，對這些能量的遏制與中立化將隨著1978年的鄧式改革而採取新的形態。吳一慶利用葛蘭西的“消極革命”概念對其進行分析，由此而使得早期的對抗在市場改革的新語境下被取代和被中立化。出現於1968年的進行遏制的國家邏輯還在延續，儘管是以一種新的形態。




一般有觀點認為“文革”中群眾運動在“中共九大”召開前已經被壓制（網路圖片）

儘管在《邊緣的文革》一書中並沒有討論到，我認為回到本文一開始提到的改革時期中央-地方的動態關係是很有用的。正如我說明的，這種動態關係代表著邊緣的政治和經濟的另外一種版本。吳一慶的70年代末的“邊緣”指的是工人-知識分子的反極權主義的積極分子，他們採用文革的激進反官僚的政治觀點的新形式和新語言而延續著。在改革階段早期同樣重要的是鄉鎮工業自發的村級水平上的重新組織。關於這種發展的實質，重大的意識形態上的和政治上的爭論依然存在。中國左派當中許多人認為在它的早期階段，鄉鎮企業的發展代表了生產合作模式的一種大眾化、本土化的變種，更多地脫離了國家控制，但是所有權和私有財產權的發展並未列在政治-經濟議程中。我傾向於認同這一觀點。[12]中國“延續性”學派也持有這樣的觀點，他們認為，鄧時代早期的改革與毛時代的社會主義的唯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具有重要的延續性，但是前者並沒有後者中的官僚主義、極權主義的束縛，換言之，鄧時代早期的改革是一次政治進步運動。在延續性的主張中，蘊含著重要的政治含義。在該學派對當前時期的略顯粗陋的總結中，中國依然是個社會主義國家。普遍的私有權的缺位，而且擁有它自己的社會權力的確切的資產階級也並沒有鞏固起來，因而國家保持著將發展規制在社會主義、平等主義的道路上的能力，儘管國家大部分時間都不去運用這個能力，這還是考慮到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和中國以自己的方式參與全球經濟。這顯然高估了中國創造一個作為目前全球性的資本主義積累的支配性模式的嚴肅的替代物的社會經濟系統的能力和意願。[13]這確實是表現了人們的一個信念：在某些方面，中共的政治經濟領域的關係仍然與其他資本主義世界有所區別，而社會主義的或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在黨內佔據主導權依然是有可能的。




毛澤東在1976年去世，中國在之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網路圖片）

我更寧願認為改革程序，尤其是90年代以來私有企業和資本主義市場關係的發展（即使是在國有企業內部）的大大加速，代表著中央-地方或中央-邊緣動態關係的重塑，這種動態關係不再位於政治範圍，而是在分化的資本主義空間之中。直到今日，它還對國家相當有利。但其負面後果，如腐敗、生產過剩、地方債務和環境汙染，不僅使得經濟更易陷入危機，而且更重要的是威脅到國家的合法性。當前重振中央控制和合理化官僚的努力是為了應對這些威脅，但這些努力即使成功也很難讓中國避免資本主義的危機。但是無論如何，不久之後，它很有可能將會削弱“邊緣”創新的能力和政治創造性。

中國的左翼大體上熱心於21世紀前十年末重慶的進展。重慶市委書記薄宣佈了一系列的社會民主改革，擴大經濟中政府所有的比例，並通過“唱紅歌”和其他公共論壇，重拾毛時代的一些群眾語言。正如我在別處所寫的那樣，重慶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市場化改革國家的唯發展主義道路，但值得質疑的是，最輕微的社會民主改革在經濟上是否可持續，以及它們是否像薄的支持者聲稱的那樣，一般說來可以推廣到全國，而不僅僅是空間修復的一種略微進步的版本。[14]薄在2012年倒臺了——這在何種程度上是一次政治行為或非法行為，依然備受爭議。當溫總理在對薄的譴責中提起文革的幽靈時，許多左翼支持者的反應十分驚恐。儘管薄的政治並沒有格外激進的地方，但是文革話語警示中央關注過度的地方偏離的政治隱喻。他的倒臺有可能標誌著——至少是暫時地標誌著——地方層面的重大創新走向終結。

中國現在對於文革的研究大多要麼遵循著 “十年動亂”的官方觀點，要麼侷限於細枝末節的、通常是地方性的特定的經驗性研究。想要做得更多是很困難的，吳一慶推進的政治爭論在中國也是不可能的。在英語學術界則流行著另一套限制。其中之一是雅克•朗西埃曾提及的“對歷史的警察視角”，即歷史學家像一個警察出現在事故現場當中一樣行動，用“沒什麼事情發生”這樣的話催促目擊者走開：文革是一個災難性的錯誤，在內容層面上沒有任何重要的東西。更多嚴肅的研究通常關注對抗這一層面，要麼是中共高層官僚的層次的，要麼是群眾中不同派系的層次的。這些派系的組織邏輯以不同方式被詮釋，最常見的是依據物質的或團體組織的利益，以及中央和非黨組織中的政治的親密和生疏（relationship or non-relationship）。

本書的成果是，吳一慶考慮到了黨-國官僚和“邊緣”政治力量之間的要麼出現於文革初期的、要麼是為了應對1967年底至1968年的遏制/鞏固的最初的對抗。他的分析與裴宜理和李的研究有所重疊，但歸根結底相當不同，裴宜理和李認為文革中的工人政治根本上是工人利益的表達。正如上文所概述的，吳一慶對“利益”的看法略有不同。他與亞歷桑德羅•魯索的有趣研究也略有重疊，但總體上差異很大。魯索對於毛和文革小組成員的反官僚政治抱有更為樂觀的看法。吳一慶對於文革群眾運動的政治內容——儘管這些政治並不完整——和這些運動對於黨-國體制性質的深刻影響，提出了條理清晰且意義重大的論述。當代中國國家的合法性取決於兩個支柱：唯發展主義和維穩。後者向來是一個臭名昭著的易變的概念，服務於多種目的，如壓制群眾抗議、少數民族地區的軍事化、控制網際網路——但是它被不少人廣泛理解為針對的是不那麼遙遠的過去的“亂”。為了和這一立場所蘊含的否定邏輯保持一致，國家依然停留在文革所設定的界限之內，因此吳一慶的研究在現在顯得如此緊要。



【感謝康納利老師授權，書評連載結束】


【註釋】：

[12] 黃亞生和喬爾•安德烈亞斯的爭論涉及了這裡的重點問題。喬爾•安德烈亞斯，《上海模式？關於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新左翼評論》，II，65：第63-85頁，2010；黃亞生，《中國道路的政治：回答喬爾•安德烈亞斯》，《新左翼評論》，II，65：第87-91頁，2010。Joel Andreas, “A Shanghai Model? On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Left Review, II ‚65: 63-85. 2010; Yasheng Huang, “The Politics of China’s Path: A Reply to Joel Andreas,” New Left Review, II, 65: 87-91. 2010.

[13] 可參見張旭東，《作為“主權者”的鄧小平：鄧小平誕辰110週年紀念與思考之一》，觀察者網，2014年8月20日，Zhang Xudong, “Zuowei ‘zhuquanzhe’ de Deng Xiaoping: Deng Xiaoping danchen 110 zhounian jinian yu sikao zhiyi” (Deng Xiaoping as “sovereign power”: recollections and thoughts on the 110th anniversary of Deng Xiaoping’s birth).Guanchazhe wang, August 20, 2014. http://www.guancha.cn/zhang-xu-dong/2014_08_20_257504_s.shtml。2014年9月11日可以瀏覽。

[14 ] 參見克里斯托弗•康納利，《重慶道路》，《邊界》，2015年第2期，即將出版（原文如此——校者注）。Christopher Connery, “The Chongqing Way.” Forthcoming 2015, boundary 2.

https://tw.saowen.com/a/c87b65bd ... 02cc13abad928ca641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