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快要搞“120周年校庆”了，学校几个同学采访我当年90周年校庆的一些事。一晃已经30年过去了。
90周年校庆的时候，学校有很多文艺活动。我当年还写了一首歌，中国的几大作曲家都作了曲，曾经被准备当成校歌，那个时候还连天在学校广播站播放。很快就到了89年，时代的惊涛骇浪就把88年的事儿淹没了。以后再提八十年代，就没有人再去想88年甚至以前了，只想到89年了。
其实89年是一个转折，可能越往后会看得越清楚——89年是一个大的历史的分水岭。89年以前，是一种社会形态；89年以后，是本质改变了的另一种社会形态。中国当代史的切分，最大的一刀并不是1976年。1976年之后，包括1979年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它的旗帜还没有变，话语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内涵在慢慢地抽空。真正本质性的改变是1989年之后。1988年应该是前面的那一套话语走到顶峰的一个时期。1989年以北大学生为代表的那种狂欢，其实是文革积聚的能量的最后一次释放。
其实89年的事情，大家并没有独立的一套意识形态操作，并没有形成一套独立的话语。在那之后不久，有一次我和钱理群老师讨论89年的事，钱老师就说：“很遗憾，你们89年，竟然没有留下一首歌。你们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为什么不创作一首歌呢？”钱老师很具有一种文学史意识——他希望留下一首歌。我就说：“好像不存在创作一首独立意识形态歌曲的这样一种基础。”这个基础好像不存在。1989年所使用的很多话语，在我看来其实跟文革话语很近，或者说就直接用的文革话语。
比如说当我在学校广播站号召同学们去干什么事的时候，号召大家去游行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说的就是：“国家是我们的国家，社会是我们的社会。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不去谁去？”这话并不是我的话，这是文革中经常使用的话语。然后我这么一说，大家马上群情激奋，大家就去了。我那套发号施令的办法，都是以前的话语。比如，请物理系的同学组织所有理科同学在28楼门前集合，然后请某个系的同学到哪里集合，说的这些话没有什么突破。也就是说，如果把它看成一个戏剧的话，这个剧本是旧的，是一个很旧的剧本；在这个剧本的基础上，演一个貌似很新的戏。所以说，89年事件最后的结局，其实是对文革话语的一次彻底剿灭。可能还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总结过。
正因为如此，在89年之后，我们才能在大炮和刺刀之下，强行进入弱肉强食的一个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然后再把这个国家的领导阶级，很轻描淡写地就说成了“弱势群体”。这样，这个历史的剧本，就被全面改写了。九十年代之后，如果说我们都是演员的话，我们在演的是另外一个本子——这个本子，彻底地被改写了。这个事情，是历史拉开一段距离之后，我们才能够看得比较清晰一点。大家也可以参考汪晖老师的有关文章，看看汪晖老师对于89年的事情是怎么评价的。
88年的时候，那种话语达到一个狂欢状态，那时候的校园文化、各种演出，在某种程度上也仍然是文革话语的延续。八十年代跟今天其实有相当大的异质性——当然不完全是异质的。我们今天看八十年代，好像也要注意它传承的一面，但是有很大的异质性。当历史拉开一定的距离之后，可能我们才能看得清楚一点这种“实和虚”的关系。2016年12月27日 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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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18 17:0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