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辉：香港十字路口回望﹕從吴荻舟筆記回望六七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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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從來沒在香港生活過的內地朋友對年初二「魚蛋事件」的議論，很令人痛心。比如說「香港鬧不起太大的風浪來，就是幾萬港人上街鬧事也還是少數人。別說什麼政治覺悟和愛國主義，就是香港人唯利是圖、滿腦子是錢的那種自私心態，也不可能真正參與太多的政治事件。鬧事的，也就是些容易被海外反華勢力挑撥的年輕人」。又比如說「以香港人的心態，搞什麼全民普選和中央委派都是扯淡！只要能讓他們有錢賺和有奢靡文化伴隨，就是讓成龍當特首，也未必就不行。」


籠統地說「香港人」怎麼怎麼樣，是片面；說香港人唯利是圖、滿腦子是錢，只要有奢靡文化伴隨就行，更不是事實。遺憾的是，越是對香港情況不了解的人，越容易接受這些膚淺說法，而在微信上，中肯分析香港問題的帖子會被刪，令人想到背後有權爭、政爭，以及不想讓民眾知道真相的運作。香港和內地人之間的對立情緒空前氾濫。


紛亂的香港令我想起父親吳荻舟五六十年前的一些經歷。


我的父親吳荻舟（一九○七—一 九九二），在香港工作時的對外身份是：一九四九年前後是《華商報》讀者版編輯，一九五○至一九五七年是招商局顧問，一九五七年起是《文匯報》社長兼招商局顧問。實則從一九五五年開始已是中共香港工作小組負責人，港澳工委成立之後任常委，主理交通、文教、新聞界工作。一九六二年周恩來點名把他調到北京，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組長缺）。至一九六七年夏秋之間被關進「牛棚」，作為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廖承志的左膀右臂，他一直負責香港工作，與香港結緣前後逾二十年。


香港上個世紀發生的兩場「暴動」—一九五六年的「九龍暴動」和一九六七年的「反迫害鬥爭」，都發生在我父親任內。我從父親留下的大量筆記函件裏找出一些相關內容。不過限於篇幅，在此只做部分摘引。


九龍暴動：有理有利有節


一、關於「九龍暴動」，父親時任中共香港工作小組負責人、招商局顧問。其回顧如下：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親台分子在青山道尾李鄭屋邨插上「青天白日旗」為進步工人扯下來，他們就尋釁打人、鬧事，攻打進步工會，越搞越大，約六七千人上街打砸搶。不僅打工會，國貨公司，也搶劫金舖等。對此，陶鑄（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指示：香港政府的態度是坐山觀虎鬥，要把保護我人身財產安全的責任交給港英政府。同時，暗中採取自衛。根據陶鑄指示，在中國銀行八樓建立了聯合辦公室，我坐鎮辦公室。


我們採取的應變措施：一是把責任交給港英政府，要他阻止蔣幫鬧事，保護香港居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二是自衛為主，要各工會、報館、通訊社、銀行等根據自己的特點，因地制宜，秘密組織自衛武器和自衛力量，在原單位做堡壘式的抗擊，不上街，不出大門，又不能把力量暴露給港英。三是走群眾路線，組織情報網，及時掌握敵人的動向。港九的每個角落都有進步工會的會員，會員家屬和愛國單位的職工及其家屬，他們是憎恨蔣幫搗亂的。只要我們把掌握敵情的任務交給他們，就是說把情報網撒下去，敵人的一舉一動都能反映上來。同時為了使鬥爭合法化，一切情況都集中到《文匯報》，我們安排新聞支部的書記金堯如坐鎮《文匯報》，把收集到的情況反映給我，我坐鎮中國銀行，經過分析，然後以報館記者的身份打電話給港英政府。


六七暴動：阻止七八千大鐮刀運港\n

二、關於一九六七年的「反迫害鬥爭」，父親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一九六七年香港暴動期間，周恩來指示，由國務院港澳組、外交部、中央調查部等組織了「聯合辦公室」，父親負責「群眾鬥爭組」，每天把香港的事態向周總理秘書錢家棟匯報請示。其回顧如下：





五月二十三日總理在北京召開會議，周恩來指出不能在香港打戰（打仗）。這只能是群眾運動，還是有理有利有節，政府絕不參與。但文革左的風吹下去，影響了工委對總理指示精神和港澳長期方針政策界線的分寸（掌握）。


當時受文革的影響，造成許多左的做法。我記得有幾點：


一是反迫害鬥爭指揮部要了三線兩百多個骨幹的名單，這些名單擺在指揮部，準備示威遊行作為骨幹用。我認為這與五二三會議時總理關於三線力量決不能暴露的指示（不符）。因此緊急通知指揮部馬上燒毀該兩百名三線骨幹名單。


二是以華潤公司總經理的名義訂購七百打大鐮刀，已付運。我說在未查清用途之前，先不要往下運，到什麼地方就停在什麼地方。待我們查清是準備組織遊行示威用，已運到深圳了，幸好及時截住。否則，如果用七八千大鐮刀武裝群眾示威遊行，港英一鎮壓，勢必造成流血事件。


三是廣州海運局一批護航的槍支被提上岸——說是中央指示，並說槍支提上岸是準備武裝新華社、中國銀行和招商局自用。而且要海運局繼續供應武器。我說中央沒有這樣的指示，不能再提供武器。提上岸也要馬上撤下來，船上的武器是護航用的，不能離開船。我一面做了緊急處理，一面向總理報告。


的確在五二三會後，在某次匯報會上，曾經有人說過要把香港打得稀巴爛之類的話，但那是個人的意見，不能作為指示來執行。


還有一點就是火燒英代辦處。那是有些人奪了外交大權後的事。事件發生前幾天，我被撤下來了。我還在「聯辦」時就看到了那個請示，內容大意是限港英四十八小時內把抓的人全部放出來，否則一切後果由港英負責。報告已送到總理秘書錢家棟同志處。這樣的報告要陷政府於被動，我打電話給錢，要把報告撤回來。可是就在這事發生後一兩天，我就被通知回外辦受隔離審查。回到外辦沒兩三天，火燒英代辦處的事就發生了。


從父親留下的一份會議記錄裏我看到，周恩來五月曾經表明，「既不和英打一仗，又不準備收回香港」，但是這個方針沒有完全貫徹落實。


「九龍暴動」和「反迫害鬥爭」至今已經過去五六十年，還是不停被提起，到底從中可以借鑑什麼？從那時候父親的工作可以看到，首先是始終要把香港的穩定放在首位，把保護群眾人身財產安全放在首位的。當時他們面對港英殖民政府，面對內地文化大革命中的極左路線高壓，也要求做到有理有利有節，合法，有遠見，以推動事態解決為目的，而不是造成更大矛盾。父親能做到的十分有限，但是起碼，他在完成職責的時候，沒有摻雜權謀或者個人、小集團利益這樣一些今天常見的東西，他始終是按客觀情況、按常識、按邏輯判斷，盡量避免造成大規模流血犧牲。看似簡單的道理，如果攙了雜念是做不到的，只能每一個人都有這樣一份堅守，才看得到更為和諧快樂的香港。


亂局發展下去，一個正常事不能正常做的社會，一個不能按邏輯、按常識辦事的社會，一個沒有哲學、沒有靈魂的社會，將會十分可悲。


我不喜歡暴力，也認為暴力抗爭走不遠，但是，暴力抗爭是表象，不去解決「因」，卻不斷放大「果」，後果會怎麼樣？


香港站在十字路口，需要的是大智慧，不是小聰明。


（作者是旅美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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