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辉：读父亲的日记有感

yangharrylg

读父亲的日记有感


(三  女)  吴  辉


    父亲去世6年了。“子欲养而亲不在”，想起来心就痛。几年来总想写点什么，寄托思念，但是，提笔千钧，思绪沉重，从哪里写起好呢。


    我对父亲的印象很概念化，一个好人，一个老好人，一生总在忙工作，与我们聚少离多。“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审查，全家人都被抛进扭曲了的世界，压抑、彷徨，即使相聚也无言以对。晚年，他又忙起来了，忙许多社会活动，忙看书写文章，一直到病倒住院，我们用来互相了解的时间太少了。


    小时候，不关心他到底在忙什么；“文革”中似是而非地听别人讲他的历史，“文革”后知道那一切强加于他的都是不白之冤，才来重新认识父亲。


  ，最近，在他走了6年之后，看到了他在1969年11月——1971年1月问写的日记，对他的了解多了一些——但太晚了，心更痛更沉重了。


    1969年11月11日，父亲被下放到宁夏平罗。那时他已60多岁，头上戴着五顶“高帽”——叛徒，混进党内的假党员，反革命别动队，假共产党、真国民党，特务。这部心酸的日记自这天开始记，一直到l974年，他患胆结石，病得像具骷髅一样终被准许回到北京为止。


    他是“带罪”去劳改，等待“造反派”审查他，为他的政治生命做结论的。在日记里，他写道：“因我的问题未解决——混入党内，参加国民党…在干校比人低一等。”(1969年11月11日)。


    父亲是农民的儿子，他并不轻视农业劳动、体力劳动，一方面他诚意要“改造思想”，另一方面，他对大田、对牲口、对庄稼、对粪肥……都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我在想，这点帮助他渡过了漫长、艰难的一千多个日夜。


    那几年，他每月只有20多元生活费，日记中透露出他是多么的捉襟见肘：“我很想买一双胶棉鞋、半高水鞋、还想买点书、订些资料，可又怕增加家里负担，一再考虑，决定还是生活上苦点……不买了。”(1969年l2月12日)


    “国庆节前后花多了几个钱……我除留下2元(交党费)，再借几元，凑l0元寄给小妹(四女)，大妹(三女)要邮票，还想给小建(次子)买农村电工手册……寄报，便打报告，要给孩子补充冬衣，每月20元增为25元，结果批‘暂不考虑’。今后只有更小心节约，不应多提(要求)。”(1970年10月20日)


    生活上的艰难，尚可克服，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给他留下身心的累累创伤。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家8口人被分散在8个省市，干校、农场、兵团、生产队、工厂、工地……，父亲每每在日记里责备自己连累了挚爱的家人：“想到孩子、家人天各一方，不知如何过年，我祝福他们(孩子们)进步!”(1970年1月1日)


     “(审查)拖得太久了，我觉得像背着沉重的包袱走长途，越走越累，孩子们苦闷，我清楚我不是坏人，20多年来，辛苦工作呀，是什么原因?……小妹参加红卫兵，名字已贴出来又盖上，说是家庭问题，这么小，为什么要影响她呢？这样刺激，我痛苦，她又怎么看呢?懂得正确对待这问题吗？”(1970年3月1日)


    记得在1969年5月某日，父亲从软禁中放回家来，他单位的“造反派”到学校找我谈话：“你要认清你父亲的罪行，和他在思想上划清界线，帮助他悔过自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在这之前，我从未听过父亲在解放前是干什么的，在香港是干什么的，在国务院的工作是怎么样的，第一次“全面”听讲，竟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刚刚15岁的我，实在是真假难辨。记得回家后我鹦鹉学舌般地说了一番，多年后，父亲告诉我，他当时很痛心。


    我在内蒙古兵团下放劳动期间，有一次收到一位舅舅的来信，上面写道：“我们都知道你父亲是好人……(大意)”，我未等看完已趴在炕上大哭起来，记得这是我在兵团6年期间仅有的两次大哭中的一次。想来一定是一直在苦恼，自己的父亲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猜想，兄弟姐妹们一定也有类似的苦恼，受到父亲审查久拖不决的影响，想参军参不成，想去I)-去不成，想入团、入党甚至人红卫兵也不成……所以有时大家通信不知道写什么，父亲也不知道怎样给我们回信。他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回答不了家人的种种疑问，十分为难。


    记得我自己的信，每次都是几句报平安的话，然后就报告学《毛选》心得，叫父亲和自己竞赛“改造思想”……诸如此类。


    尽管如此乏味的信，父亲仍然望眼欲穿地盼、盼，一旦收不到家书，便疑惑重重：“我耐心等(审查)有了‘结论’再看情况和所有孩子通信，人是阶级关系，然后才是家庭关系，他们不和我通信，我想起自己不是敌人，一面觉得他们做得对，一面心里不好受。”(1970年4月8日)


   “困难我还是克服了，只是等了许久，爱人、孩子没信来，心里着急，很孤立，悔恨自己。”(1970年4月13日一l8日)


   “接到小建的信，他去工厂愿望也未实现，我心久久不能平静。”(1970年10月17日)


   “别人过组织生活，我心情沉重，儿女也背着包袱，大孩子懂得不唯成分，重在个人表现，自己努力写自己的历史，但如小建去不了工厂参不了军，小妹当不上红卫兵，就都想到是爸爸被审查影响他们。还有各地执行政策也不同，如我在海外工作过，不管那是地下工作，就说小建有海外关系，孩子如何分辨？这些思想有时压得我透不过气来!”(1970年11月13日)


    在这艰难困苦中，能令他高兴的，是劳动中的收获：“叫我去搞孵小鸡，这是个科学工作，我很有兴趣，虚心请教，又学到一些新知识。”(1970年6月7日)


    “今夜有600多只小鸡出壳，我百倍小心，十分高兴，细心体会，帮着接生……大有收获。”(1970年6月9日)


    让他养小鸡，他就去买养鸡的书；让他管菜窖，菜要吃到5月份，可是窖内温度日渐升高，他夜不能寐，想出像过去在家乡叠木材那样叠成井字或6边形，可通风，菜就不至于很快烂了；做木工，他向木匠师傅请教：“又学了一门学问。”(1970年5月25日)


    让他去喂猪，他也尽心尽力：“今天发现一头又瘦又小的猪，站在槽边不去吃，××说它是受气猪，其它猪吃了，它才敢去，啊，猪也有受气的!我就另备点好料热了喂它，还得赶走抢吃的猪呢。”(1970年1月30日)


“读报《喂牲口的学问大得很》，铡草：一寸三刀、草放齐、手卡紧、眼看准、续得紧”、‘下雨先收马后收牛’、‘晒牛晒马’……我愿做饲养员。”(1970年1月19日)


    那几年里，对父亲的所谓罪状内查外调找不出罪证又不信，再查再调，现在已经知道，其实三番五次外调结果，反而证明了他如何忠心耿耿，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被当作戴罪之身、多年里忍辱负重中他反复思考回忆自己的前半生：“我对自己很清楚，决不是阶级敌人，历史问题也有数，我没有出卖同志、党和人民的利益，30年来积极做党的工作……这些我既没诉过苦，也没炫耀过功，这是一个党员应该做的。”(1970年5月26日)


“我那么几件事，早已内查外调清楚了，而且也承认我还做过许多进步工作。我对党的工作，真比保护自己眼珠更重要，没考虑过自己的生命……同志们不相信我，也不相信自己的反复外调。那什么时候才放下心来呢？”(1971年2月11日)


    日记有很多篇幅是他回忆香港工作的，包括1967年抵制极左思潮对香港工作的干扰，他既肯定自己的工作，也真诚检讨一些实在是他负不起的责任，大环境如此，他又能有何作为呢？


“文化大革命”中，每个人都表演得很充分，将人性善恶美丑忠奸愚智各个方面都反映出来了。有人挨整，有人整人，有人没整完别人呢，自己也挨整了，有人愚忠害了自己又害了亲人、同志，有人奸狡，照样害了自己又害了亲人、同志，有人很幸福，因为善忘，有人很幸福，因为善钻营，有人经“文革”千锤百炼，“永远正确”，已达炉火纯青的程度。


    父亲的日记中也披露了一些个人的、以及周围的人人性丑陋的一面。这篇文章中不欲涉及，也许有一天会再写一篇。


    父亲是个记忆力奇好的人，“文化大革命中”、“文化大革命”后为人写了不下几十万字的证明材料，日记中也常常记着：“今天为××写证明”。“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侮辱，尊严扫地、斯文扫地的经历一定令他痛人心脾，但他三缄其口，从未提及在于校期间的思想活动，或受过什么人欺侮。不是翻出了他的这叠日记，我们谁也不知道。我越看越理解他的“痛”，关于我家“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连我也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感慨，更何况是他呢。我爱父亲，不因为他在我们小时候少有照顾我们而怪责他，不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受他牵连而怪责他，不因为我们互相并不十分了解而减少了这份爱，也不因为他有许多人性弱点而减少了这份爱，因为他把热爱生活，积极面对人生的血遗传给我，把坚强的生命赋予了我。


    我庆幸自己总算赶得及在他生前亲吻了他，那是l992年3月，我去日本研修，临别前亲吻了已84岁高龄的父亲两颊，明白地，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告诉他：“爸爸，我爱你。”


    我仍在怀念他，心中仍在隐隐作痛，但我相信他会明白我的爱。那之前，我的日本老师到我家做客，父亲对他说：“我没有田、土、遗产留给吴辉，我自己一生也是一无所有，只有一支笔。”


    今天，就让我接过这支笔，写这篇小文纪念他吧。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4842cd0100w5o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