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晋安：我所经过“文化大革命”初期三年的亲历亲见（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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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历史记忆

——我所经过“文化大革命”初期三年的亲历亲见


壬辰2012年春节，我去朋友家串门时，遇见安康日报社编辑中心主编李大斌夫妇，闲聊中，谈及他准备在龙年编一本书，搜集、抢救“文革”中，我们这代人所经过的亲历亲见，让我也写点经历，我觉得很好，几十年过去了，从没有人提及这段历史，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很有必要把少年时代，曾经过的往事，如实展示给大家，将六十年代那个时候，自己在汉阴县一九六六、六七、六八这三年的亲身经过，写出来，留给世人，很有历史感和时代感。于是我欣然应诺……

“文革”开始

1966年初，我正值少年。随着毛泽东主席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举国上下，一片响应。停课闹革命的浪潮，波及到全国各地……

我当时所在安康地区汉阴县后街小学六年级一班的学业，也被迫停止。初中以上的学生们，纷纷组织起来，头戴黄色军帽，身穿黄色上衣，腰扎皮带，斜挎印有“红军不怕远征难”字样的黄帆布包，左臂上配戴“红卫兵”袖套，胸戴毛主席像章，脚穿解放鞋，看上去很神气。

在串联取经的倡导下，他们开始了全国性的红卫兵大串联，大学潮，各省、市都设立了兵团接待站，吃、喝、住、乘火车，均不花钱，每到有火车的站点，就蜂拥而至，先上车的红卫兵，将车窗打开，后面挤的人，翻越而上……。后听我堂兄讲：当时，他们串联在车上情景，简直让人望而却步，在车厢内，坐满了人，货架上面，座位下面，都躺着人，人行道、厕所内都坐满了人，车上无法入厕，男生打开窗户小解，女生只有翻窗下车找厕所，好多都掉了车。列车也没了正点，站站停，站站上，晚点了，又晚点，最终目的地——首都北京。

在小县城“文革”运动的我们，就是看纪录片电影，当政治任务完成，每天放多少场，有多少人看，电影票是发的，都不要钱。我们无学可上，只有天天看电影，天天街上看热闹。当时，林彪副主席题字：“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毛泽东主席神采奕奕，身着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向来自祖国各地一批批红卫兵，频频招手、挥手致意，还不时地脱下军帽，在城楼的各个方向，上下左右，来回挥动，天安门广场和城楼两侧站的红卫兵学生们，无比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不断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回音喊道：“红卫兵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这种场面，非常鼓舞人心。当时，只能从彩色纪录片中看到此情此景。毛主席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有十多次，数十万人。另外，还观看了刘少奇副主席和夫人王光美访问印度尼西亚的纪录片，主要反映王光美在印度访问期间，一天换了六套衣服和裙子，是带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还放映了刘少奇、王光美在河北省搞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桃园经验，记得有树干写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棵大树，刘少奇双手持板斧，将这三棵大树砍倒的片段。我们看了似懂非懂，但在灵魂深处留下了深刻记忆。

我当时是小学六年级学生，而错过了此时中学生可以串联的大好时机，好多同学也有此感。我们学校的老师们也想串联长长见识，就带领我们当时六年级学生到县委机关去造反，正好是我们同学的父亲刘鹏，时任县委副书记，他在大院里接待我们说：同学们，你们年级还小，不适宜到外地去串联，家长也不放心，大家表示不同意后，他又讲：你们如果很想串联，就在本县范围内，先试一试再说。……于是，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从汉阴与安康交界的双乳镇（当年文革改名为东方红公社）开始，向西步行到县城，三十多公里路程，大家背着行李、干粮、水壶，顺汉白公路国道，走了一整天，累的够呛，有的肩膀磨红了，有的脚上打起了血泡，同学们这才从真正意义上，体验了步行串联的滋味……，再也没人倡导去外地串联了。

接下来，一个小小的县城，立即响应毛主席倡导：“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号召，将百货公司文具类柜台的毛笔、排笔，大、小瓶华山墨汁，纸张等纷纷采购一空；将五金公司油漆类柜台的红、黑油漆，也一购而空。各个机关、单位响应“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口号，将大门、沿大街、小巷，凡是商店、街面门脸木板，都要用红漆上下刷成红色，以示祖国上下一片红的“红海洋”现象。

上中学的红卫兵小将们，废寝忘食，奋笔疾书，一夜之间，就在县委、人委（政府）、学校、主要街道路口等，铺天盖地般地贴满了大字报、小字报…，人们纷纷观看…，第二天，新的大字报又将前面贴的大字报全覆盖…，第三天，开始贴大字报的一方，又将第二天的大字报覆盖，…几天后，形成了厚厚一摞纸墙，就把它撕下来，重新再贴…然后，进行大辩论，辩的口干舌燥，面红耳赤…各个组织、各个单位也相继成立了形形色色的“造反队”、“战斗队”等派性组织。在公共场所，进行辩论，各辩各的理论，各论各的观点，辩到不可开交时，就大呼，坚决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决裂，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等一系列标语口号，此起彼复，声振天空。……于是，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统一口号下，开始了造反、声援，同一观点，同一理论的人群，组成一派势力；持不同观点，不同理论的人群，组成了另一派势力。与官方有联系的，就成立了“红总司令部”，司令是城关镇一般干部邹经武；与官方无联系的，就成立了“联合司令部”，司令是小学教师柳宗宪，（以后简称“红总”、“联司”）。之后又纵向联系，“红总”派与安康的“红三司”为一派；“联司”与安康的“六总司”为另一派；汉阴宣传队，两派都不参加，保持中立，成立了“东方红公社”，司令是汉阴中学教师刘世贵。

“红总”造反派，举着红旗，打着标语，呼着口号，到县委、县人委内造反，以求得到县级领导的肯定和支持，而这些领导，谁又敢支持谁！不支持谁！当年县委书记是从安康调来的赵文举，他站在院内，造反派让他表态，他不表示，于是就有人带头高呼“打倒赵文举、打倒走资派”口号，赵本人也同样随声附和喊这两句口号，我与县委家属院的小孩们，挤在人群堆里，光看热闹，不解其意…。

在以后的造反派，再去造反时，县委书记不在，就揪出副书记让表态，结果都是一样的。

“联司”造反派，也不甘落后，“红总”派刚撤离；他们就跟进，继续前面的内容，如出一辙，…。

当年的造反派，在县委唯一三层楼的外墙上，用排笔写上黑色的大字：“炮打县委资本主义司令部！打倒赵文举！打倒刘鹏！”，墙壁上写满了，还不过瘾，干脆将墨汁倒入脸盆中，用大排笔在院内正中，三合土人行道中央，写上同样的内容，穿过三层楼内过道，一直延伸到县委大门外斜坡地上…，仍不罢休，又在县委门外两边围墙及周边居民房墙上，用丑化的谐音字，将县委书记赵文举、副书记刘鹏，副县长薛自昌三人的名字写成：“打倒找蚊子、打倒牛棚、打倒邪自肠”，还有“打倒赵文举！火烧牛棚，油炸邪自肠”……。

半夜时分，一阵热烈的锣鼓声，将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急忙穿好衣服，到县委院内看热闹。原来是造反派们接到了最高或最新指示，来县委进行传达，在家的“走资派”和干部职工们，排列整齐，听从造反派传达带来的最高批示。这在当时，最高、最新指示传达是不能过夜的。

风靡一时的毛主席画像、石膏像、磁像、纪念章、语录本——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时代现象，也悄然兴起，到处都能见到，到处都有卖的，就连买张电影票，也要买个一毛五分钱一枚的小像章。顿时，家家都贴毛主席像，桌子上摆放石膏像，像下面垫着一至四卷的毛泽东选集，人人胸前别个纪念章，个个口袋内装有毛主席语录。按林彪副统帅的指示：“学习毛主席语录，要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把语录本称之为红宝书，视为理论工具，随时随地拿出来学习应用。每家、每人每天都要站在毛主席像前，进行早请示，晚汇报。又发展到早、晚都要在广场、院落、空地处组织干部、职工、群众学跳“忠”字舞，谁不来学，就是对毛主席不忠，所以，当时没有一个人迟到或不来的。记得忠字舞的歌词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地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地歌儿要对您唱，您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当时，听小道消息说：毛主席针对用铝材生产他的纪念章越造越大有看法，说“还我飞机”的话之后，象大型的铝制纪念章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塑料像章、磁质像章出现在市面上。

我们当年的小学生也参与其中，每人交一毛五分钱，领取一个印有“红卫兵“黄字样的红袖套，轮流到车站，公共场所门口，十字要道，拦住过往的行人，让其背诵毛主席一段语录，背过的，放行让走；背不过的，就教其背会了才让走。记得当年行人背诵最多，字数最少，也好背诵的，就是毛主席语录中的“要斗私批修”和“为人民服务”这十个字。当时的突出政治挂帅，革命造反有理的气氛相当浓厚，几乎是全民皆兵。

记不清当年发生在何人何地的一件事情，至今想起，觉得荒唐。那是一个老实农民，挑一担柴禾，到城里卖了，买了生活必需的食盐和煤油，将剩余的钱，没舍得进馆子吃饭，饿着肚皮进了商店，买了一尊毛主席石膏像，想带回家供奉，可没有装像的家什，思来想去没办法，忽见扦担上绑的葛藤，于是就解下来一头，绑在石膏像脖子上，扛着扦担往回走，并没意识到什么……被一激进农民看见，举报给公社，来人将其抓去，进行批斗，不该将毛主席吊回家中，后定为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入狱，文革后释放。所以在当时，每个人的言行，都受到周围人民群众的监督和举报。一旦被受牵连，都有脱不完的干系，故在当年的每一个人，都谨言慎行，不乱说话，不随便评论，以免遭来不测。

在这种革命风暴席卷祖国大地的时候，随着形势的进一步纵深发展，从上到下，从党内到党外，轰轰烈烈层层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形势展开了，各单位、各部门的一把手和当权者，统统被揪出来，统统被群众批斗，统统被造反派所打倒。我的父亲刘仁芳是1961年石泉大县分县时，从安康地委组织部调汉阴县委组织部任部长，后又任县委委员。遇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他也不可幸免，都成为被打倒的对象，还有和父亲他们一起工作的同僚们……虽然，还在上班，但都靠边站了。

极“左”路线

随着轰轰烈烈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央文革以康生、江青为首长的领导小组，大肆喧嚣“文攻武卫”和极左路线的推波助澜下，一大批在不同领导岗位上的大、小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1967年夏季的一天，石泉县造反派开着吉普车，先到安康城来抓钦海江（当年石泉县迎风区社教工作队教导员），因城内武斗，进不了城。于是，返回去来到汉阴县委，寻找1966年4月至10月，汉阴县派去石泉县迎风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四清”运动，简称：社教）的工作团领导成员。当时，从县委机关先后带走的有三个人。一个是时任汉阴县委副书记杨风保；二个是县计委主任白耀宗；三个是县委组织部长刘仁芳（也就是我的父亲）。他们又找到平梁区委副书记、区长刘贵财家里，也用车接走。把这四个人分别带往石泉县池河，步行至迎风区，对1966年社教运动以区遗留问题进行平反。

当年（1966年），石泉社教工作团团长：孔方休（安康地委副书记）；石泉县迎风区分团团长：杨风保；迎风区机关部门社教工作组组长：白耀宗；迎风区工作分团办公室主持工作：刘仁芳；迎风区和平公社社教工作队副队长：刘贵财。所抽社教工作团总人数约一百七、八十人，其中：以汉阴县为主，有120人，平梁区最多110多人占90%以上，其它各公社抽少数，省西工大毕业生来了40余人；部队抽来7～8人，陕西印刷厂来1人。这样一个庞大的社教工作团，在石泉县进行了半年多的社教运动，主要是查基层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加之受“文革”运动的冲击，极“左”路线的干扰，当地红卫兵小将们的介入，出现了许多极“左”行为和死人事件。就石泉县迎风区而言，有四个公社，几十个大队，几百个生产队，可想而知，他们被抓去，能有好果子吃吗？野火秋风般的群众运动，他们能挡得了吗？

被造反派带去石泉县迎风区当年工作团的四人。杨风保因是分团团长，没干过具体工作和事情，态度又好，否定了社教成果，承认了当时错误，被造反派送到红花大队休息，保护起来了；白耀宗因当时在区机关部门进行社教工作，机关干部职工们对他比较客气，能坐下来商讨解决问题，没有受太多的冲突和攻击；刘仁芳因在区工作分团办公室主持工作，涉及到全区各个公社，因此被造反派分别押到各个公社，一个大队，接着一个大队进行批斗，也叫“拼刺刀”即：对象站着，群众坐着，一问一答的形式进行，个别激进分子，还动手打耳光，弄的事后耳膜常鸣常响；刘贵财是最不幸的，因他当年任和平公社社教工作队副队长，分管生产，主要搞抬田造地，追肥等工作。当时队长是安康建行行长车恒元（山西人），负责全盘工作弄不展；钦海江（山东人），任队教导员，因刚从部队转业回地方，农村工作不知所措，开队委会时，由刘贵财主抓工作。刚开始培训半个月整顿，西工大来的工作队员都请假回西安了，社教工作团召开正、副队长会，大队以上队长在县上开会，池河公社队长介绍经验被批斗、戴高帽子……，过了几天，大字报就开始了，叫社教队部队长、办公室主任黄杰（汉阴县城关区秘书）站起来，造反派将其围攻了一个礼拜，大字报围着就神经了，就因黄说：平梁区卫生院张彬是资产阶级的小姐，……红卫兵起来批斗黄杰……。刘贵财给车恒元说：要阻拦，车回答：他管不了。就这样把黄杰逼的从石泉县大桥上跳入汉江，工作队派人，从石泉顺汉江到安康没找到尸体。工作队因此而改选，由刘贵财当了和平公社社教工作队队长。下面11个大队均驻有工作队，有队长，有观察员，大点大队驻三人，小点大队驻二人。

此时，和平公社又连续出现了两起死人事件。其一是：一王姓副社长（工农干部、老实巴交），因家住八一大队，就在本大队驻队，工作队进队整黑七党（1966年文革开始，石泉县池河公社地方成立的反动派性组织——七路军。声称：让七路军进城，八路军出城。在社教中发现，红卫兵冲击，整的很凶，后省上社教工作总团定为“黑七党”），挖黑七党，群众将王弄到站板凳，站锯齿，说王是黑七党的排长，叫交待问题，逼的王上吊自杀了。其二是和平公社文书陈××与信用社洪××，二人有不正当关系，让陈交待，时达半个月，陈被逼无奈，吊在门后自杀了。

刘贵财被造反派弄到和平公社（下辖11个大队，几十个生产队，一千余户，五千多人），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进行批斗，并出言不逊，把各大队工作队的账，都算在他头上，让他给平反，销毁材料，向群众赔礼道歉；更有甚者，将头按下，两手反背后，此势为坐喷气式飞机，站板凳76天。有一次，将我父亲与他放在一起批斗，我父亲声音低，他说：“我嗓门高，让我来喊，大人教小孩们叫喊：打倒刘少奇，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直喊到小孩们叫停为止。还让他跪在姓王的副社长坟上拔草，烧纸……，整得他双腿不能行走后，送到迎风区医院住院，半个月后，刘贵财又被弄回各大队继续批斗，共整了他96天。简直叫受尽了非凡的折磨和礼遇。造反派把整个社教工作队成绩推翻……。直到最后，会也开不起来了，也没人参加会了，加之，汉阴县委通过石泉县委要人，才让他们返回汉阴。他们期间所受非人的磨难，是我们现在人们无法想象和无法坚持下来的。这些都是极“左”路线干扰，打击一大片，所酿出的恶果……。

话说回来，他们四人被造反派从单位弄走是在夏天穿短袖时，没带任何换洗衣物、用品和钱粮，几个月渺无音讯，时至秋天，才打听到去了石泉县迎风区，距汉阴县约百余里路。于是几家商议给他们送钱、粮票和衣物等，由张玉莲姨和女儿大平给白耀宗叔叔送东西，并捎带杨风保的衣物等；由我和母亲宋玉琴给父亲和刘贵财叔叔送衣物东西等。

打听好了行走路线，选了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一行四人在一邻居走亲戚的带领下，身背四家的衣物上路了，顺着通往汉阴县酒店公社的小路，延着四十五里梨园河往北，一路跳过来，又跳过去地过着小河，我数着数真是前后过了七十二道河，真应了世人对行这段梨园河“四十五里梨园河，七十二道脚不干”的顺口溜，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经过艰难涉水和蹒跚小路，终于在天黑前到达了酒店公社街上，在其亲威家住了一宿，见主人将带刺包的毛栗子往地里埋，方才知晓板栗的真面目。

第二天清晨，我们顾不上头天行路的疲劳，在其亲威的帮助下，邀请到一位老农为我们带路，继续去迎风剩余的三十里路，当走向山后，老农为我们指明道路欲返，我们害怕，山大人稀，又没人家，问不到路，苦苦相求，给其加钱，把我们带上柏杨大队山顶，直到隔河看见对面的迎风地界，才放老农返回……。这是我有生以来，最长的一次徒步。当我和母亲见到父亲消瘦，咳嗽带血，一脸疲惫不堪的样子，内心很不是滋味，直想哭……，听说：把刘贵财叔叔整得最利害，已住进了医院，母亲和张姨到区医院看望安慰了他，让他挺住……。

此次在写作前采访他时，八十五岁的他慷慨激昂地说：当时没想到事情会发展的那么严重，无论把当时任何一个公社工作队负责人弄去，都没有好果子吃，我当时是副队长，纯粹是代人受过，当了没带去人的替罪羊，幸亏和平公社伙房的炊事员周师傅是汉阴县平梁人，想将儿子从涧池调回平梁区，我答应回去后帮忙。造反派对他说：“我是山西人，爱吃面。”我让他每天早上在面条下面给塞两个荷包鸡蛋，才在那种环境下，坚持下来，不然的话，我这条命，早就被打折了……

“8.26”事件

1967年8月26日，这一天在五十年代以上的汉阴县城人，都能记得在县城发生的事情。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极“左”路线和“文攻武卫”的影响下，汉阴县规模庞大的农民进城武斗开始了。

阳光升起，一群手持木棍、钢叉、棱标、钢钎等工具，头戴草帽，脚穿草鞋，左臂上绑着白毛巾的农民装扮的人们，从城西边的西门、小西门，蜂拥而至，进到城里，一路小跑冲进机关，学校等单位，寻找另一派的造反派；而此时，另一派的造反派，见势不妙，纷纷从城东面，撤离了县城，避免了正面交锋的流血事件。但造反派所到之处，砸门扭锁，翻箱倒柜，查找文件材料，所有有价值的文件材料、贵重物品，都被造反派洗劫一空，所谓的“打、砸、抢”，就是从此刻开展起来的。据参加武斗的农民朋友事后讲，当时参加武斗，不图别的，只图热闹，每天能吃饱饭，而且不要钱。

我们家住在县委家属院后院平房，前后两个院子比邻县委三层、二层两栋砖木结构的办公大楼，也是全县建筑中独一无二的最高建筑。三层楼一层东楼道侧门已被打开，直通家属院。我家住房就在楼下第一家，在父亲被抓去石泉县迎风区后，母亲和我把当时值钱的东西、衣物转移到邻居家里，将家里仅有的木箱藏于木板床下，以防不测。院内居住的十户干部家，都不敢在此居住，先后均已外出投亲靠友，唯独我们这些外地人，无亲可投，临时去周围有私房的街访邻居家暂避一时，那时私人房屋都不宽敞，只能随身带着铺盖、衣物等，住在一余姓人家的阁楼上栖身。街道上动静小了，就溜出来看热闹……时隔几日，外面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我和母亲、大妹返回家中，眼前的情景，让人惊愕，房门大开，屋内物品翻乱一地，杂乱无章，一片狼籍，所有在当时认为是好的、能用的东西，不翼而飞，就连我小时候心爱的玩具和小人书籍，也难逃厄运。我不由地种种想法，油然而生……，是造反派砸门抄家在先，其他投机好奇者，顺手牵羊光顾于后，象这样有学不能上，有家不能归的日子，何时才到头，……心里头很是惦记着两个多月前，父亲被造反派纠去石泉县迎风区的处境状况如何，有没有危险……

经受劫难

忐忑不安的几个月后，父亲他们终于从石泉县迎风区返回。时至1968年春节后不久，意想不到的事情又接踵而来，有一件事，心有余悸，终身难忘……。那是当年从部队上回到汉阴县城、乡的复员军人，约二十余人，当时的各部门单位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没人管事，也管不了事。他们先找到县武装部，当时县委书记兼政委的赵文举被打倒，只有副政委郑玉奎，部长刘正明，副部长王进仓在部上班，都做不了主，又找到县委组织部（当时父亲任部长），要求安排工作……。而县委组织部的干部都不上班了，公章交由父亲保管，他将其埋于厨房的角落里，因当时正值武斗混乱，又没有安置任务和相关文件。他们反复多次，不依不饶，不敢对武装部动粗，就把气撒在父亲身上，施以敲山震虎之计，将父亲从家厨房大蒲栏后搜出，带到武装部会议室，进行围攻示威后，又带父亲到县人委（政府）找当时的张继武县长，没找见人，出后门从马道巷往县委拉，我怕父亲被弄走，遭到不测，就尾随其后，被同院住的家属告诉那些复员军人，一个叫郭家保的人，满脸怒气地冲到我面前，用右手拧着我的左耳朵，拖着边走边喊叫：小兔崽子，我叫你跟，我叫你看，…因他用力很猛，我觉得耳内的脆骨嘣地响了一声，好象软骨断了，疼痛难忍，便大喊哎哟……，他才松手。和他同伙一姓姚的人，走到我跟前说：他这个人，手劲大，在部队练过功，手指能把小玻璃瓶捏碎，你离他远点，快回去吧！我摸了一下耳朵，耳后表皮已捏破出血，耳内脆骨阵阵作痛，见他们将父亲拉着远去，急忙用手捂着耳朵，追赶上去。见他们进了县委大门，我就远远观察……不一会儿，他们又怂恿着父亲，从县委出来，估计是没找见县委领导负责人，继续将父亲拉往县武装部，与部长、政委等交涉无果，又在会议室静坐等候，也不让父亲回家吃饭，运用着当年文革中的时髦作法——拼刺刀。我们全家，怕他们将父亲转移，整出意外来，不敢离开，整整一个昼夜，轮流在武装部大门内守候……直到第二天上午，我才回家吃饭，在此当口，他们这伙人穷途末路，穷凶极恶地使出了当年的刹手锏——游街示众……

当我从家赶到武装部时，他们已押着父亲从盐店街（解放街）往大街（民主街）方向去了……，老天似乎也同情父亲的遭遇，当时下起了小雨，我心中难受，不忍心追去看，就在武装部大门外等候，约一个多时辰，父亲被他们押着从仓房街（和平街）口出来，返回武装部。在电影院门口，我才看清父亲的身影是躬曲着的，两只胳膊分别被两个人押着，头上戴着他们用硬纸壳自制的尖尖帽，帽外糊一层白纸，上写着：“打倒走资派！”的毛笔字；胸前在脖子上，还挂了一个硬纸板做的大牌子，上面同样糊一层白纸，牌子上写着“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刘仁芳”的大字。身后面跟着这伙复员军人，其中一人不时地举手高喊着尖尖帽和牌子上写的内容……。此时雨也下大了，父亲从头至脚全湿透了，雨水淋在写的毛笔字上，墨汁字和着雨，变成了黑色的雨水，顺着父亲疲惫苍白的脸颊上往下淌，将当时粘胶布染成军绿色的外罩上衣，都污渍成黑绿色的了……一般不仔细辩认，很难认出此人是谁了？作为儿子，见此状况，无能为力，心如刀绞，只能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和愤怒，看接下来的事情怎么发展……

父亲此前在石泉县迎风区受整近半年，回来吐血医治，身体尚未恢复元气。又经此非人般的折磨，心力憔悴，身体不支，此劫何过？再照此行径，后果难料……。母亲带领我和大妹找到武装部长、政委诉说此事……王进苍副部长将领头的几个人叫到办公室，大发脾气，斥责如此做法，叫把人先放了，以后政策来了给你们安排工作；如再这样闹下去，出了人命，后果自负……。这番谈话还真管用，也许他们考虑到事情闹到现在这个地步，也算到头了，再折腾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就答应放人。于是，在部领导的督促下，我们才将父亲扶回家……

武斗升级

在人们刚刚平稳地渡过1968年春节后的四月，也许是造反派利用春节期间的养精蓄锐，新的一轮斗争又开始了。在此前的武斗中，造反派的两派性势力，不断扩大，他们之间一些人的私欲和权力不断膨胀，党、政各部门统统受到冲击，被造反派夺了权，各级领导干部被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统统被打倒，靠边站，各单位、各部门工作全部瘫痪，领导有的藏起来了，逮住的就参加学习班，支持派别的受到重用，有派别的工作人员均参加了武装斗争。甚至冲击了武装部等军事基地，主要目的是弄枪、弄子弹等军用物资。一切事务，都是造反派说了算……。

在汉阴观音河水库，当年有一群年轻人看库，为首的名叫龚厚群，组织成立了“3211造反队”，活跃在汉阴县城的各种场合。“文革”开始时，经常到县委大院进行造反，带头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让县委书记批条子，要钱、要粮、要物资……到后来举着印有“3211造反队”旗帜，肩上斜挎着步枪，有一次把县委书记赵文举揪出来批斗后，将其按倒在地，龚在赵身上踏上一只脚，口中高呼：让走资派永世不得翻身，……气焰十分嚣张。把围观的群众，看的目瞪口呆。……随着武斗形势的扩大化，以他为首的骨干力量，被造反派某些人所利用，发展到打、砸、抢事件，以至于冲冲打打，用枪杀害无辜人员，给人民欠下了血债……。

说也奇怪，往年都是冬、腊、正月，陕南天气最冷时下雪，而这年偏偏没下雪，直到四月有一天的上午，天空却漂落了薄薄的一层飞雪，时间很短暂，一会儿就停止了。老人们议论说：此现象从未有过，以前光是从《窦娥冤》戏中演的六月飞雪是窦娥冤，今年不知又要发生什么冤情。这也许是苍天对人间将要发生灾难的预告吧……

果不其然，就在四月二十三日这天上午，一派在县城北边的龙岭岗上，架起了机关枪和步枪，瞄准县委三层楼侧窗不停的射击，另一派在三层楼制高点的窗户前也架枪还击，城外子弹打在楼房的木檐和墙壁上，将木檐都打着火了，墙壁上被子弹打地崩掉崩碎的砖块瓦片，落在我们住的房顶上，嘁里喀嚓响作一团，把我们吓得不知所措地爬在屋里地面上。……中午时分，三楼架枪的人撤了，枪声停了，我们全家五口人，匆忙转移出家属院，到同街道邻居，县工业局长邝友山家的私房内躲藏，碰巧遇见家住新街，汽车站的干部王佛根（江苏镇江人，1958年安运司成立时从汉中调来，1966年调汉阴汽车站，亲密的同志，都称他王眼镜，他在车站工作很热心负责，那个当权派有事，他听说后，马上去通知本人，并找车将人送走），准备到单位汽车站去，便叫他一同藏于邝友山家避难……外面的枪声，时远时近，时烈时疏，此起彼复，街上空无一人，家家大门紧闭。大家都很紧张，每个人的心都悬着，白天吃饭不香，晚上睡觉不眠，观音河电站，每天只发三小时的电也停了，城内一片漆黑，外头什么情况，一概不知，就这么煎熬着过了两天两夜……，王叔叔身上带的两合“火车头”牌香烟，省着抽，也抽完了，他说：所有商店里没有烟，只剩下这一种牌子的香烟，货也不多了（此烟当时价一角五分一包）。这时候体会“度日如年”这个词的含义，会是很深刻的。好不容易熬到了第三天，也就是二十五日上午，吃过早饭，王叔叔实在呆不住了，要去汽车站看一下情况，父亲和邝叔，都劝他再等等看，他执意说：不行，我得去单位看一下，顺便买几盒烟就回来，大家目送着他出了邝家大门，内心忐忑不安，直到夜色降临，再也没见他的身影出现……。

几日后，事态平息了，才打听到王叔叔那天去单位，走到北城门外，被造反派的人抓住，撤退时，有十余人带往安康方向，可能在恒口关着，王叔叔的二女儿王明珍，当年13岁，于4月27日，步行到恒口，去找父亲，造反派哄说没有，次日返回汉阴家中商议后，29日又二次去恒口，说是探子，被关起来，遇见蔬菜公司吴姓经理，将其父的一件衣袖交于她，确认父亲遇难。造反派说上面打仗，你回去路上危险，留其做饭帮忙（直到9月18日战事平息，才让其返回汉阴，与在平梁乡下一姚姓人家租房避难的母亲苟桂芳面前，几乎不敢相认。破衣烂衫，蓬头垢面，长满虱子的幼女，近五个月的分离，外人谣言人已不在了的她，突然出现在母亲面前，母女二人抱头痛哭……）。后来，从恒口传来消息说：造反派在越岭关打阻击时，吃了败仗，死了人，往下撤退时报复，将汉阴抓走运往恒口的人，几乎全部被造反派活埋了，后知此人不该活埋，便将王叔叔尸体和一史姓女尸运到汉阴县小街公社山坡上掩埋，并通知了家人……。消息传来，所有的人民群众，为之一震，纷纷疑惑：难道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了吗？

县武装部的老资格赵政委，有病住新街家中。有一天，造反派到家去搜查，他刚摸出手枪，被造反派用长枪当场打死，扬长而去。就这样一个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共产党人，当年在敌人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没有倒下，而在这场武斗中，在自己家里死于非命，令人痛惜和费解。

在人们奔走打听消息中得知，是联司派的一方，联合了汉中地区的同派“统临矿”，组织战斗队从汉中驰援，由西向东，又纠集石泉的同派“悍联”一行打到汉阴，与“联司”派汇同，继而使战斗漫延往安康方向，才使汉阴县城得以暂时平静。县城里无派别的干部职工，纷纷收拾行李，出城去乡下亲朋家躲避。我们是外乡人，到汉阴时间短，无亲友可投。幸亏邝友山他家是本地人，于是就随他家共十多口人，去了县城北边一黑沟地名的亲戚家安顿下来，在其亲戚的帮助下，又在对面坡上一杨姓人家，将我们老乡刘贵财叔一家人安排住下。中途让邝家亲戚长根进城买粮和菜，让顺便去我们和邝家查看情况，回来时，邝长根用我们家的一根扁担，挑的粮和菜，说我们家住的院内无人，房门均被砸开，里面的东西翻的乱七八糟，他顺便看到厨房门后面有这根扁担，就用它担着东西回来了……。在此地暂住了二十多天，城里再没有动静，一切恢复了往常，我们三家十多口人，一起道别了邝家亲戚和杨家老乡，返回了县城……。

期间，父亲和刘贵财叔，遇见六六年“文革”开始，造反派夺权，给百货公司经理王怀珍（山西老乡）办了退休手续，回山西不接收，连续两年返回到原单位找不着人，劝他说，我们想走都走不了，你还呆着干啥，快回去吧，并找有关人给解决了点生活费带上，返回原籍。

进城回到县委家属院，院内一片荒芜，杂草丛生，家里所有东西被洗劫一空。连原先防备武斗，怕城里买不到柴禾，而提前大量购买的半屋子木柴，也被周围群众搬空，烧水都很困难。刚刚收拾停当，生活准备就绪，以为平安无事了。人们所担心的事又重复了，被打下安康方向的“红总”造反派，又组织安康“红三司”派反攻打上汉阴来了，而且来势凶猛，不但人多，还都用上了新武器——自制火炮（俗称“飞毛腿”）……，不知从县城外哪个山头架起的火炮，只听见天空中嘘嘘飞响的炮弹，一枚枚落在县城的不同角落，发出巨大的爆炸声，县委二层砖木结构的楼，被两发炮弹击穿二层的木板走廊，落在一层地面上，形成了一个个弹坑，一墙之隔的家属院内也落下了炸弹，把一过道侧房上的椽瓦炸出一个大洞，我一同学的父亲常守仁（陕北人），是县物资供销公司经理，早上起来，蹲在家门口，一发炮弹正巧落在身旁爆炸，夺去了他无辜的生命……。据说造反派还在电影院和广播站各打死一人。

城里处处有隐患，人人心里不安全。我们刚从北面乡下回来的方向也有枪声，听说也被持枪的人占领，前次去乡下的地方是无法再返回去了。人们纷纷往西石泉县方向撤离，公路已被联司造反派封锁，无汽车可坐。于是，我们三家共雇了一辆牛拉架子车，拉上行李和小孩，随着造反派撤退的方向——石泉县走去。因刘贵财叔在平梁区工作，就在平梁公社棉丰大队找到一间房子，但房离公路和区委太近，房后面有一大水池，父亲觉得不安全，于是我们三家继续西行。沿途逃难的人很多，过汉阴县草沟到达石泉县池河镇，时至夜晚，因为人多，无法住宿，找人被暂时安排在池河街上的学校教室内住下，……。后在父亲认识的汉阴中学教师刘世贵（池河人）叔的帮助下，在池河街最东头一户姓傅人家和周围，找到房子，临时分散居住下来。因没带灶具，无法做饭，我们只有等主人家做完饭后，才在人家灶房凑合做饭，顿顿打的洋芋拌汤，主人家的子女们，见我们顿顿吃一样的饭，见了我也不叫名，直呼“拌汤”。

我成天无所事事，又没地方去玩，只有带妹妹们出后门，坐在石坎上，看着潺湲向西流动的池河，此时我才弄明白池河的水是由东向西流向的；偶然间水中游上来一只小鳖，扑打着水面，见到人后，一个转身，扭头回看，钻入水底；再瞅瞅吱吱呀呀不停转动地大水车，斜驮着均匀的长木桶，靠下面的水冲击，从眼前往下去，从外边往上来，将一桶桶池河水，倒入上面的水渠，灌溉着上边周围的水稻田……，难怪在夜深人静，躺在床上时，听到很有规律和节奏“吱呀！”、“哗啦！”的声响，原来是由此大水车打水发出来的。我这时才真正理解了毛主席语录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含义和体会到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

在池河镇避难期间，从安康、汉阴方向传上来的都是坏消息。印象最深的是与父亲南下，西进到汉阴县的洪叔叔的次子，排行为三，因停学在家无事，物资匮乏，经常随其哥及同伴到凤凰山上砍柴，以补家用，有一天在躲避山上溜槽放木柴时，砸在头部受重伤，其哥与同伴们扎滑竿轮换抬回县城，因县医院处于瘫痪，无法抢救，加之公路经常不通车，只有用架子车、汽车，走走停停，停停换换，将人往西安医院运送。由于时间拖的太长，耽误了有效救治时间，还没走出宁陕地界就厄运降临，他没能坚持到抢救他生命的那一刻，就离别了亲人们。……噩耗传来，我们全家人为之惋惜，为之难过，为之落泪。就这样一个可爱、聪明、活泼的小兄弟永远离我们而去。如果当年不是这场骇人听闻的武斗，所造成灾难的严重后果，象这个比我小几岁的小兄弟，如今也象他哥、姐一般，成为一代娇子或栋梁之才。……我在想，这场武装应尽快制止；社会、生活秩序应迅速恢复正常；象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八月的天气正值炎热，汉阴县联司造反派，将刚从部队转业到汉阴中学任书记的冯玉玺和县工业局长邝友山二人抓至县委三楼上住下，安康恒口“红三司”的人打上来时，联司派将他们押到石泉池河镇住一夜，第二天又押回汉阴县，到北坡龙岭岗上，给联司派指挥修工事，被抓住的当权派都得去修，当时有赵文举、佘德坤、邝友山等等，大家都在抬砖头修工事……冯玉玺原在部队上任师部通讯参谋，故让他指挥，他蹲在挖好的战壕上面，被油库梁上隐蔽的枪手，瞄准了他的左胸部，开枪射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刚站起身体，子弹打穿了他的左大腿，立刻倒入战壕，双手抱着受伤的左腿直叫…，佘德坤叔立即将他背下龙岭岗，造反派找车将其拉到石泉县中学，在汉阴“联司派”设立的战地医院进行医治，牵引一个多月，打石膏一个多月，疼痛难忍，又不能动弹，每天要抽掉上海产牡丹牌香烟两盒（当时价为五毛二分一盒）。因医疗技术，当时骨头没接上，留下了终身残疾…。与他一同转业的干部丁道达，因参加武斗被造反派打死…。

避难回家

随着造反派的横向联系，双方从对峙，发展成拉锯状态。造反派的汽车，忽上忽下，轰鸣而过，让人不安。我们再在池河街头住下去，已不是长久之计，应尽早作出选择，最后父辈们商议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离开此地，我们回山西省老家，刘贵财叔一家去咸阳亲戚家。主意拟定，接下来就是如何走的问题。于是，就在公路上等……终于机会来了，我们同院子的县纪监委副书记解云峰叔叔（河北省无极县人，六十年代从部队转业到汉阴县），文革中，他态度明朗，在造反派队伍中很有威信，是联司派的明牌参谋长、军事顾问，军事上他在后面指挥。……他乘坐造反派的大卡车去石泉途径池河，把我们全家拉至石泉县城，住在老乡刘隆镜叔叔家，老乡郭宪同伯伯主动借给父亲送我们回山西的路费……。

刘贵财叔一家，从池河镇直接搭乘大卡车，到石泉没敢露面，直到宁陕，又从宁陕换乘卡车到西安，去咸阳亲戚家避难。

当我们全家五口人，坐上石泉至西安的大轿车，高兴地等待发车时，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此时，汉阴县涧池中学的教师王彦明，带着两名持长枪的汉阴武斗队员上车检查，当看见父亲坐在车上时，指着对那两名队员说：“这个人是汉阴的走资派刘仁芳，让他下车，他不能走”。于是，父亲将钱和粮票等交待给母亲，同他们三人一起下了车，父亲劝慰我们：你们路上小心，我没事的。说我是老大，应多操点心，招呼好母亲和妹妹们。就这样，我们全家眼巴巴地看着父亲，被他们押走，一点办法也没有……。客车发动了，我们怀着悲愤交加的心情，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由于父亲不能与我们同行，路途中的困难就加大了。原准备由父、母、我三个人背的大、中、小三个背包，就依次留给母亲、我和大妹了。大妹当年才十二岁多，要背一个三、四十斤重的包，在众多挤火车的人群中，攀登天桥、挤上火车，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不可思议的，也是难以想象其艰难程度的。这与当时情形逼迫和面临处境，而产生的如此巨大动力是分不开的。我是老大，重任在肩，下决定将为母亲准备的中型背包，扛上火车。当晚在宁陕县城住宿一夜，第二天中午，当车驶向沣峪口时，眼前豁然开朗，车行出山外时，顿感山外面的天好大好亮，内心感到格外舒畅。

在西安南关汽车站外，问三轮车夫到火车站多少钱？车夫答：“一块五”，我们嫌贵！车夫道：“同志，八公里呀！”我们因东西、小孩多，就租了两辆人力三轮车，直奔西安火车站。买到太原的火车票，（因当时潼关过风陵渡黄河大桥没通，不能直达太原）必须乘坐从郑州、石家庄去北京的列车，在石家庄倒车到太原。

在西安上火车和石家庄倒车，是最艰难的。因为走时将全部家档整理成三个背包，都很沉重。大的有七、八十斤；中的有五、六十斤；小的有三、四十斤。主要是劳力不够，关键是进站后过天桥、跑站台、上火车这三个环节，我和母亲、大妹，每人必须背一个包，还不算只有几岁的二妹和小行李。想之犯愁，行之艰辛……，由于是脱离苦海，再难也要咬牙坚持。到石家庄倒车是午夜，时间紧迫，又是大站，挤车的人很多，天桥又很高，扛的背包是越背越沉，还要拉着二妹，简直是要人命，特别是我大妹，人小力单，身背重包，好不容易进了站，过了天桥，跑过站台，挤上火车，整个小人就象水浇过一般……，我看后心很痛，很无奈。短短十五分钟，累的人人满头大汗，个个喘着粗气，一句话都说不上来。庆幸的是终于过了最难的一关。这一切都是武斗给我们留下的深刻记忆，永世不忘……。

到太原站是清晨，由于东西太多太重，也没停留，又买到回老家的火车票。因五台县河边站没汽车接站，只能买票到蒋村火车站。下了火车，又背行李出站去赶汽车，回到五台县城已是下午了，把人也累的不行了……。打电话到刘家庄公社传话给大舅家，等亲戚们从离城十五里地的农村，赶着牲口进城来接我们，回到家已是夜晚掌灯时分了……。

这次避难回老家，从陕西石泉县出发，到达山西老家，除在宁陕县城住一夜外，其余时间都在车上、路上，马不停蹄，历时四天，是我有生以来，最艰难、最脑火的旅途，终身难忘……。

山西老家的社会生活，秩序井然。秋季，我和大妹在村小学插班上学，一切回归正常，也就是在这个阶段，我学会了家乡五台话……。

转眼天气渐冷，父亲来信说：武斗结束了，秩序恢复了，开始复课了，我们该回了。于是，我们打点好行装，告别了亲戚，踏上了返回的路程，在太原伯伯家逗留后，由堂兄刘子刚护送走近道，乘坐太原至风陵渡的列车，因怕形势反复再回山西，而未带过冬棉衣，大妹衣服单薄，在车上冻的直拉肚子……我们一行五人，在风陵渡下火车，奔到黄河边，上了大木船，站在比我个子还要高的船仓内，渡过了黄河，到了陕西地界，下船后紧随人群，爬上陡峭的河堤，到了三省交界的潼关，继续搭乘火车到西安，换乘汽车，顺原路辗转两天，回到陕南汉阴县……。

平息武斗

阔别数月后的汉阴县城，已经没了过去的那种恐慌，据说是在支左军管组的监督执行下，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结合了双方造反派推荐的骨干成员，改变了武斗时期那种无政府主义泛滥状况，使得工作生活等诸多方面，恢复了正常。学校也开始复课，我和大妹同时进汉阴中学，开始初中学习，可能是军管的原因，学校也将原来的班级制改成连排制。我原先是六年级，上初中时改成三连二排，大妹原先是五年级，改成二连四排。在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精神下，我们由春季生，改为秋季生，初中少上了半年，后升高中时，又将秋季生改回春季生，又少上了半年，初、高中合起来，少上一年学，我们总共上了五年学。

在此过程中，我从父辈和周围的人，打听到我们回山西老家这段日子，安康地区武斗是怎么结束的。据说：当时两派性势力，打得很利害，期间有好多单位的职工也参与其中，有的成了派性头头，武装斗争，异常强烈，不但组织了派性队伍，甚至冲击了当地武装部，弄枪支弹药，双方都打红了眼，一派抓住另一派的，不是拷问，就是殴打致死，甚至被活埋。所干之事，令人费解；所行之事，令人发指。如此发展下去，将如何收场……。

安康地区武斗状况之严重，惊动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安康专门下发了“七·三”、“七·二四”布告和命令，双方僵持不下，后由陕西省军区，专门派部队，沿路宣传，制止武斗行为，到安康进行军事接管地方，成立军管会后，战事方才平息。

在军管会的直接领导下，双方派代表，成立了安康地区革命委员会，方才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解放了象父亲一样一大批参加学习班各部门的“走资派”，负责处理在武斗中的各类刑事案件，将在武斗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打、砸、抢”和泄私愤，图报复，致人命案的首恶分子，绳之以法，进行公开逮捕，公开审判，以还人民之公道。

当我在汉阴县体育场，参加了军委组主持召开的，以龚厚群为首的等十一人的审判大会。那天下着倾盆大雨，犹如上天的声讨，数千人冒雨参加大会。军管会组长在台上宣读十一人罪行时，场内鸦雀无声，只有沙沙的雨响声……。当最后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全场一片欢呼声：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全副武装的部队和武警，将身挂牌子，五花大绑的十一名罪犯，押上大卡车，游街示众后，开赴县城以东，月河边的龙滚荡执行枪决……，随着数十声枪响，我随人群蜂涌而至时，这伙曾经在汉阴县文革武斗中叱咤风云的显赫人物，均一字排开，倒在沙滩的血泊中，双后反背大绑着，个个头脑开花，脑浆飞溅，围观群众，拍手称快地说：这就是作恶多端坏人的下场！有一摆药地摊的陈药客（湖北籍），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热馒头，蘸着脑浆就大口吃起来，并将其它蘸好脑浆的馒头装起来，说是此方能治人头晕和神经衰弱症，他的举动，让人看得个个咂舌，有五脏不硬的，就此离开了。此时的大雨也停止了，我想这些罪犯所干之事，如此大雨磅礴，是该遭天谴的。

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由军管组领导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展开，凡参加武斗没有问题的干部职工，回到单位开始工作；有问题、有命案的干部职工，进行了处理，该撤职的撤职，该开除的开除，该查办的移交司法机关。原蒲溪粮管所长李××（与冯玉玺一块转业来汉阴），因枪毙一个地主分子他点了头，判刑12年，刑满后回老家江苏。对无正式工作和社会闲散人员，以及农民，犯有刑事案件的，同样进行了惩罚。王叔叔等人被活埋，纯属私人报复。后查明：汉阴县西门外修鞋匠，一个外号叫吴瘸子的残疾人，曾偷了汽车站一个轮胎钉鞋用，被王发现追问，吴说给赔30元钱，王讲不行，一个轮胎价值三百多元，也没报案就走了，“文革”也就开始了，吴担心王以后还会找他麻烦，于是给其参加的派性组织举报，将王抓走，并亲自到恒口打王，造成王被造反派活埋的事实。吴被判刑15年。当年复员军人整父亲，要求安置工作的有几个人，也因参加武斗中干坏事犯罪，被判刑处理。其中拧我耳朵的郭家保，因犯持枪强奸等罪行而获刑。

父亲没有参加派性，也没支持任何一派，而由两派参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对父亲的解放，迟迟没有动静……最后被解放出来，安排在县文教局系统工作，算是还了他的公道。

文革持续三年的战斗气焰，烟消云散，喧闹的单位和大街、小巷，异常的宁静，老百姓也都忙碌着各自的生济，恰时用上文革中常用的一句词语：“战斗洗礼”，或暴风骤雨过后的朗朗乾坤，实在恰当不过了……。

当年给我留下的体会：是象父亲一样，这些所谓的“走资派”，不幸受到这么大的冲击和伤害，无辜遭此劫难，当干部真是不值得。当时给我留下的想法是：以后长大了，只当工人，不当干部……。命运真是会捉弄人，没想到十年以后的我，是依工人招的工，后又转成了干部……。

历史见证

往事如烟，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每当说起“文革”初的三年经历，内心波滔汹涌，往事不堪回首；每当想起这段历程，总是可歌可泣。可歌的是这三年，就象试金石，检验着象父亲这样的革命老前辈，对党的忠诚，对事业的追求，对人民的爱戴，对原则的坚持，对家庭的呵护；可泣的是这三年，他们就象身不由己的“囚犯”一样，接受着“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看你的思想，看你的观点，看你的毅志，看你的身体，看你的操守。对于我们这些被牵连的子女，没有安全，没有快乐，没有学上，没有安居，四处躲藏。可以说是毁了一代人的梦幻和理想……。

对地方而言，这三年所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是前世不能，后世无有的破坏。比如：“破四旧，立四新”、“打、砸、抢”，“打倒牛、鬼、蛇、神”，这类行为，毁掉了多少古迹和名胜。举一个我所见的例子：1980年我回山西老家，到五台山的台怀镇风景区的最高处——菩萨顶，寺院内有一大殿右手东侧墙外瓦棱上，有一个瓦槽，长年四季，天旱水涝，始终不断往下滴水，将墙下石条上穿成钵盂（碗状）一个小坑，很可惜给砸毁了，还有许多菩萨、神像，寺庙被挖眼、挖洞、推倒或砸坏，据说是为了找宝藏……。虽然，“文革”后，对此进行了修缮，但工艺不如从前，据菩萨顶和尚讲：长年滴水檐，已翻修了三次，均恢复不了以前的常年滴水不断这一奇观，可能是将水脉挖断了……。八十年代至今，我先后五次到五台山，去此处观看，没有复原，很是遗憾。

对国家而言：总结“文革”十年，使国民经济倒退了十年，加之重振旗鼓搞恢复建设，没有前进的十年，我们国家的建设和经济，就整整落后了二十年……

对人民而言：由于国家动乱，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给社会主义建设进度和人民奔小康的进程，也大大延迟了二十年……。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开发西部、加快发展。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步入了快车道，彻底改变了过去的旧思想、旧体制、计划经济的做法，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小康建设。人民群众锦衣玉食、无忧无虑地奔小康……。从过去家庭的“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发展到以后的“三电三机”（电冰箱、电空调、电脑；电视机，洗衣机、手机）一体化；再到如今家庭的“三室二厅二卫的房子”和四个轮的车子，以及大把的票子，简称为“三子”。若不是亲历亲见，真是让人不可思议。而这一切恰恰变成现实。回想当年个人的幻想：以后长大，如能一个月挣上县委书记一百多元钱，就心满意足了的想法，真是幼稚可笑。……恰恰历史、现实的实践经验证明了这一切。

此次写作，专程到汉阴县采访了八十五岁的冯玉玺叔叔，他珍藏于心中多年的一段对话，揭示了中央的政治斗争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背景及总结。他于1965年秋天，在舟山要塞区军级部队（原22军改编），固定守卫舟山群岛，刘少奇到部队视察时，他任八师师部通讯参谋。一天，刘问他：当军长好，还是国家主席好？他答：都好，革命分工不同。刘说：你错了，军长下一道命令，可以调动千军万马；我出来，讲什么话，还要事先由毛主席批准。……刘少奇戴着工人帽与他在工地上照了一张合影像（文革中他在汉阴烧毁）。他当时觉得中央有矛盾了。在北戴河党中央会议上，毛主席提出：当前是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的关键时期，仍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以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陈云等人观点一致，提出：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生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应集中力量搞建设，提高全国人民生活水平，尝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后中央文件确定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毛主席一看形势不好，观点都倾向刘少奇一边，必须采取“文革”，把政权搞乱，把绝大部分走资派清理出来，保证自己的路线，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基础。

当时，中央有三派势力：毛泽东派势力，刘少奇走资本主义势力，林彪的军事势力。毛主席和“四人帮”的作法，利用林彪军队支持“文革”，打倒刘少奇等人后，返过来打倒林彪，当毛主席觉得刘少奇的势力打下去了，回过头来打林彪，林知道上当，当时兼任国防部长，刺害毛未遂，乘三叉机逃离被摔死。毛泽东当时发表一篇文章，意思是林彪爱学习外国的军事政变，此次“文革”的目的达到了……。

他情由独衷地叹息道，我曾经见到过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陈毅、刘伯承、粟裕等多位首长。原在部队第三野战军时，陈毅是司令员，栗裕是副司令员，在华东地区（以山东为主），有一次护送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进大别山时，见到二位首长。在那个战争年代，我都没受过伤，真没想到在和平年代“文革”的这场浩劫中，真是命大，给我左腿上留下了永恒的伤疤，永久记忆，终身挥之不去…。

1966年，我刚转业分配到汉阴县，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不分青红皂白，当权派统统打倒。过去有过历史问题的人，乘机搞报复；有些人掺杂了个人思想，借题发挥；过去毛泽东整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人都起来造反。从中央到地方，政权搞乱了，失去了控制……

痛定思痛，“文革”这三年，给党和人民群众，对国家带来的损失是巨大，无法用数字衡量……。

岁月如歌，四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年如今的我，已步入退休年龄，有幸将我所经过“文化大革命”初期三年的亲历亲见，报道出来，也算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以儆效尤。


撰稿人：刘晋安

2012年7月16日


注：①文中提到的人和事均系实情，但不详尽。

②文中主要内容、情节以个人和母亲记忆及与当事人子女核定。

③重要情况和细节，采访驻汉阴县离休干部刘贵财、冯玉玺（山东临沂人）、杜昌三位前辈提供。

④有了解知情者，请与本人联系。

⑤作者本人情况：刘晋安，男，出生于1954年8月，党员，山西省五台县刘家庄人，1974年参加工作，现任安康市干休所主任科员。联系电话：13992523306。

http://lgj.ankang.gov.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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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见http://bbs.newlinyi.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2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