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照田交大课程：中国新时期兴起的精神与思想意涵

yangharrylg

2018年3月，贺照田在交大开课，感谢社文所愿意开放录音，让我们都能听到这个重要的课程。（录音在最下面）


这边是我个人的记录，只撷取重点，会随课程进度慢慢更新。


中国新时期兴起的精神、伦理、生活意涵


1、 本课程的宗旨、规划与要求（2月23日） ——从电影《无问西东》说起
一、 被遮蔽的历史
2、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思想构造及其终结（上）（3月2日）
3、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思想构造及其终结（下）（3月9日）
4、一个“新时期”还是两个“新时期”？（3月16日）
5、历史中的思想解放运动与历史叙述中的思想解放运动（上）
（3月23日）
6、历史中的思想解放运动与历史叙述中的思想解放运动（下）
——兼论关于新时期兴起“非历史叙述”的历史起源（3月30日）


二、被遮蔽的视域
7、在“科学的春天”背后……（上）（4月13日）
——1977-1978科技再定位的伦理、社会生活意涵
8、在“科学的春天”背后……（中）（4月20日）
——1977-1978科技再定位的伦理、社会生活意涵
9、在“科学的春天”背后……（下）（5月4日）
——1977-1978科技再定位的伦理、社会生活意涵
10、在“按劳分配”背后（上）（5月11日）
——1978年用经济管理经济的伦理、社会生活意涵
11、在“按劳分配”背后（中）（5月18日）
——1978年用经济管理经济的伦理、社会生活意涵
12、在“按劳分配”背后（下）（5月25日）
——1978年用经济管理经济的伦理、社会生活意涵
13、新时期群众路线重构的思想、实践后果（上）（6月1日）
——兼论新时期日常权力运转状态的起源
14、新时期群众路线重构的思想、实践后果（下）（6月8日）
——兼论新时期日常权力运转状态的起源
15、课程总结和论文撰写想法交流（6月15日）


录音在这里：http://iics.nctu.edu.tw/events/SpeechEvent/2018賀照田教授課程錄音檔-交通大學《中國新時期興起的精神與思想意涵》專題課程-72195967?locale=zh_tw


https://www.douban.com/doulist/46877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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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学期贺照田在交大开课，感谢社文所愿意开放录音，让我们都能听到这个重要的课程。（需要录音的话请豆邮我，原本的分享地址在墙外）

这边是我个人的记录，只撷取重点，会随课程进度慢慢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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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从电影《无问西东》说起

这节课是课程介绍，贺照田放映了《无问西东》让学生了解当下中国的思想状态。

贺：

我们就讨论一下电影

学生：

我觉得他是有野心的，他想把很多大叙事落到个人身上，而且是不同时代的。但电影不成功。因为觉得有点过于矫情了。

贺：

我看的时候最反感的就是，片子结尾出现一些清大在科学史上有地位的人，看到这边特别方案。

学生：

我想问老师为什么选这部电影？这部它涉及重要的话题，但是轻轻带过，很容易赚人眼泪。我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似曾相识，很有台湾的文青风，诉诸美啊、人性啊，我觉得剧情就算发生在台湾也说得通。直到文革出现，才发现，哦，这就是大陆的场景。我觉得赚到了观众的眼泪，是好电影。所以老师是要批评还是推荐？

贺：

我比较看的是80年代的老电影，我的研究兴趣是49-80年代中叶。80年代中叶之前中国的电影是特殊产品，有历史价值的，所以看得比较多。之后的片子只看过贾樟柯比较多。最近刚好看过这部电影。

你刚才讲的非常准。这部电影利用了很多现成的东西。这部电影唯一有原型的就是沈光耀。家世出身富裕，都是空军。但是有时空转换。原型是江苏人，可是这里换成了广东人。我这次来台湾看了《血观音》，发现也在说广东话，所以广东话在电影里真是有意思。

这些年大陆把西南联大塑造成神话了，但是它细节又很真实。电影里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在散文回忆里找到的。这里涉及到大陆对民国学术的美化。这部电影的问题是借用太多现成的东西。所以你的感觉是非常准的。

许伯承老师这段反映了知识分子和工农出身的人不和谐，造成了家庭问题。我同意你的话，但是它又拍得很认真。例如那个闹钟的细节是还原很好的。

这个电影，我在网上看大家的回应。就是为什么大家对它有一种反应。这个电影涉及了很广泛的历史，1923到2012年的历史，它展现了很多内容，但是它把东西抽取出来了。大家觉得可以接受是因为它借用现成的，例如说民国学术。我觉得它组织得非常从容，整个的串和细节交代很惊人。

重要的是核心主题：它在讲一个中国大陆的发展，你看大陆国家的讲法，是要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都好，可是物质文明发展是超出了文革后的规划，精神文明原本以为可以很快搞好。为什么，中共50年代掌权，物质非常差，可是它很快就把当时社会的精神带到了一个境地。所以它讲的60年代人的理想化没有夸张。我这两天看一个报告文学，写北京一个高中生可以去很好的大学，但去当农民。

就是说，它在讲历史的过程，我是觉得很造作的。比如说王敏佳这个人，大陆50年代报刊都会讲到核能这些，她怎么会不知道核呢？电影问题很多，可是它确实抓住了那个时代人的单纯和理想主义。它对60年代上半叶也没有简单化，比如说它那种怀疑，那种暴力，他在展现那种暴力的时候，旁边的人让人有点发凉的心态。这个不完全真实，你看余华的小说，大陆枪毙犯人大家都会去围观，那是反映一个特殊的心理状态。但是在这个里面，围观、打了不管都是不能推敲的。而且陈鹏回老家，他的村子形态也不能推敲。张果果也是太典型了。不过它抓住了那个时代突出的东西，我觉得很准。49年之后的历史还可以，抓住了传神的东西。49年之前就不行，例如很多人是因为反对现在的共产党控制，就会来美化当年的学术，当年的大学。

我选这个片子，一方面是让大家对大陆历史有个印象，另一个是让大家对现在人怎么想象历史有印象。

第三个，这片子反映了大陆某种跟我的课程特有关的主题状态。我在网上看，电影的中心，梅贻琦跟吴讲的话，他又讲给学生，后来陈鹏跟李想说，「逝者已矣，生者如斯。」再体现到张果果最后的独白，这些特别带有某种观念、思考性的话其实在网上引起了特别的反响。

这种东西为什么引起反响？大陆国家通常是不处理这个问题的。有句话是「不能用人民币解决的都是敌我矛盾」，为什么，因为经济上跟国家对抗它都能理解。不是经济原因你跟国家对抗，就是要颠覆国家。这个体现了一般官员和国家的状态。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就会把问题简单化。现代性的问题一定是有的，或者说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一定会带来的。自由主义就会说那是大陆国家专制。它都不正面地来讨论问题。

这个电影，你不管怎么说，它都是正面地来讨论这个问题。而且它把这个问题和人们的经验、印象结合起来。

你看这个导演，她很能学习，把问题处理得不错。反映了中国大陆今天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状态。这个思考状态我觉得特别有问题。

比如在大陆特别典型的，有人会称赞吴和梅贻琦的谈话，就是梅贻琦说：「能把自己置身于忙碌之中，有一种盲目的踏实，但是丧失了真实，你的青春也不过只有这些日子。」然后吴说：「什么是真实？」梅贻琦说：「你看到什么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

然后人们也称赞吴下面的话，他在称赞了泰戈尔的诗之后，泰戈尔的诗非常地好。但是这个里面，其实没有梁思成、林徽因....大家就觉得这段话特别好，实际上梅贻琦的话我觉得确实不错，那个话也非常有效。吴物理成绩差，文科成绩好，梅贻琦就是让他转文科，但是他把问题提到一个高度，所以说梅贻琦的话讲到什么样的身心状态对于一个中国人是值得羡慕的，而且他放到具体的问题情境里面，也特别好。

但是我们看吴的话，他是对一般学生讲的。还特别用到泰戈尔。这个里面讲泰戈尔，虽然不全面，但是他也讲到，「什么是民族，最深的，最有特点的东西，你要发现这个东西，把它拿出来。」这个背景是，在进入西方主导的现代之后，像东方这些有历史的弱势民族，中国/印度，怎么来思考问题。一个典型的思考，就是冯友兰给出来的，他就认为中国还处于中世，没有到近世，所以要进入。他的逻辑，那共产党就会觉得封建怎么样。

泰戈尔在当时的情境，考虑到如何面对当时的世界，弱势民族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思考并且面对自己的责任。所以泰戈尔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来讲你的真实、真心和真性的问题。他完全和吴讲的（不一样），没有那样的背景。如果脱离了泰戈尔前面几句诗，他更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在泰戈尔的话里面，「你如何面对自己的真实」，它是跟这个大的时代情势和你所在社会之间有一种积极的有机关系。我不知道这个关系应该怎么来描述。

这个积极的有机关系，有两部分作用。

第一个，你对一个特别敏感的人。一个人在社会特别有问题的时候，不可能是不动心的。他就对意义感有要求，他就要求我做的事应该对问题有所承担。这样的人他的自我才能安详和笃定。但是我们从吴的话中看不到这个东西。

第二个，这时建立的自我，有一定的吸收和改变社会的能力。范围大小这个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吴的话没有这个维度。

所以我觉得吴和泰戈尔是个反差。他也能安定人心，但这是消极的真实，我相信他也面对了。但是这种消极面对的话，我们通过瑜伽、传统的修身养性也能达到。这样的东西和更积极的关系结合起来，才能让真实、真心和真性满足敏感的心灵，才能有一定程度吸收和改变社会的能力。它才能有更强有力的稳固的笃定。这时候他真心的形式才更能被世界所效法。因为更多的人效法，世界不就被改变了吗？

所以我们在导演拍片之中，看不到这点。我们在大陆网站上，也看不到这个区别。我觉得这个特别反映了问题。

吴对沈光耀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沈光耀本身就有方向，那个时代情境，尤其是轰炸又在不断地召唤他的方向。吴的话对沈光耀发生了作用，使他真心实现，那是因为沈光耀身上已经有了现成的东西。不是他的那个话有什么特别。

所以我们再看影片的结尾，张果果对婴儿的独白，我觉得特别体现了导演的认识，和影片所要传达的核心东西。大家就看下面这段话：「如果提前了解了你们要面对的人生，不知你们是否还会有勇气前来?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抵抗恶意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

我在网上找到导演的解读：「每个人都面临纷繁的选择，唯有对自己真诚，内心没有杂念和疑问，才能勇往直前，无问西东」

为什么说这个电影特别有问题，这段话。

从电影来说，这段话的直接情境是他们去祭奠李想，然后爸爸就讲李想临终的话，逝者已矣，生者如斯。爸爸就说张果果最近笑容越来越少。后来张果果就积极投入辅助四胞胎家庭，和打电话拒绝参与同事斗争。

但是我们首先来看，从梅贻琦的标准，张果果做了这些就能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的生活和生命状态吗？大家想，能有吗？

更大的问题就是，张果果这里面，他有一个核心是把世俗和真心给对立起来。其实他是靠了这个。「世俗是这么强大，以至于生不出改变它的念头来。」

但是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大陆的世俗到底是怎么来的？它一定是这个状态吗？我希望你们读我的潘晓的文章，这个文章涉及了这些正面讨论的问题。看了以后你们就知道，这不是必然的。所以世俗是怎么来的？它不是必然是这样的。

然后，有没有一种，现代很多条件突破不了的话，有没有一种更配合我们真心生命状态的世俗可能性？实际上你会发现...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样的真心形式有助于世俗的变化？

所以你会发现他把世俗和真心对立起来。很多时候强调真心是要从世俗中摆脱出来，但是真心也是跟产生世俗的社会大状态有关。你这个心的状态，不是说你想有真心，就能从过去对你的塑造当中摆脱出来。所以这里面有些时候我们为了认识自己的心，我们要看人生的轨迹，看要让我们如此的人生轨迹和历史社会，才能对我们这个心的很多方面有认识。

这里面，它其实就没有做。再一个，如果周围有很多好的人，他陷入到这个问题里，你和他的互动也帮不了这些人的话，帮不上这个社会的话。你那个真心，其实你会觉得有很大欠缺的。你其实是不能笃定的。

再一个就回到我们的真心产生出来的形式和对应的生活和意识的状态，那个不是说你强调真心就可以的。在有些问题上是比较清楚的，像张果果辅助四胞胎和不参与同侪互斗，那个真心很清楚。但是很多时候真心的形式不是很清楚，你怎么找到这种真心。

所以它这里面在建构的时候好像说梅贻琦、泰戈尔、吴、陈鹏的有些话，还有张果果的自白，它把这个看成是贯穿的、同一的线，其实根本不是。

但是大家为什么认为是？导演也认为是？

如果你理解这些，你会觉得影片无法传承。像张果果讲李想的话，但是他无法传递李想的话的历史复杂性。李想以为王敏佳死了，陈鹏跟他说「逝者已矣，生者如斯」，你要善待活着的人。李想就真的成了理想主义者，但是你看他后来就是，最后的死某种意义上他是求死。如果可以死他也很好。

它里面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时代复杂性，这个时代的理想主义怎么会这么纠结，到最后生命放弃都是可以的？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东西跟之后的中国大陆历史展开又是什么关系，就是产生了张果果的这个历史。又是什么关系？你会发现他爸爸的话里是没有传承的。

所以李想的经历和临死的话，在张果果的特定情境中。就像沈光耀和吴的对话，吴的话是不够的，但是在那个特别的情境中，那是够了。在张果果特别明确的状态下，它也能起到作用，但是它的作用有多大呢？真的能让张果果实现真心的一个状态吗？

这个电影讲的罗伯特，他不是也资助过一个孩子吗？我相信他那时候也还在资助，但是你看那个对他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其实是没有的。

而且李想也是在赞美别的生命的同时，常常忘了自己的珍贵。你可以说李想是这么个人，你如果这么把这个人或者这段历史打发了，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他爸爸说开心，让他健康开心，反正张果果也健康，你看他不断锻炼，实际上也是尽心的。罗伯特后来说骑摩托过去的人，你看他们多么尽兴啊。

但是这个东西，你要是对照梅贻琦关于什么是麻木的话，其实他没有挣脱那样的麻木。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部电影它的主题及受到欢迎的方式，实际上典型地表现了中国大陆在有关问题上看上去在思考的非思考状态。

我就要说这个结论，你说它不思考吗？它调动了那么多东西，但实际上它在泰戈尔、梅贻琦和吴上都没有发现差别，而且认为张果果那样就够了。体现了非思考状态。

我建议大家阅读我的长篇论文《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潘曉討論」與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的歷史與觀念構造》，还有我这学期的课，我们到底怎么思考这个问题？这个世俗怎么能去看得比较深，而且看到改造的可能性。这个改造更配合人心的状态。

https://www.douban.com/note/662606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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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笔记】贺照田：中国新时期兴起的精神与思想意涵（第二周：文X后期激进思潮的思想构造及其终结（上）1/3）

这学期贺照田在交大开课，感谢社文所愿意开放录音，让我们都能听到这个重要的课程。（需要录音的话请豆邮我，原本的分享地址在墙外）

这边是我个人的记录，只撷取重点，会随课程进度慢慢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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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文X后期激进思潮的思想构造及其终结（上） 1/3

贺：

思考如下问题：从1978年底到现在的历史新时期，一开始推动者的志向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都推进。物质文明超出了设想，但精神文明跟当时设想相比是惊人的不理想。关于物质文明为什么会发展那么好，确实有很多人认真研究。但关于精神文明为什么不理想，有很多人回答，可是回答得太粗率直观。我在潘晓文章里面做了概述和评论。

我在大量阅读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历史的时候，发现当代精神伦理困境不仅和我潘晓文触及的历史观念非常深切的相关，而且它和看上去与精神史经历不直接相关的诸多历史方面深切相关。因为我们直观地说，研究这些问题哪些是相关的就会去看。但是这个问题是看上去很多不相关的部分实际上非常有关。我就发现它跟科技、政治、经济等领域中很多没有被我们认真审视许多观念重构，制度管理重构密切相关。

同样让我吃惊的是，我所发现的问题在知识界是缺席的。作为中国大陆当代历史的一员，我本来的经历是要做中国传统研究的，80年代我跟着新启蒙思潮对应的感觉和状态一直往前走，到90年代以后越来越困扰，后来就像理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就做中国当代研究，做一做又回到中国传统研究上了。我发现这些问题不是很容易把握，我就变成了近代以来的研究者。传统研究那块放弃了。

现在很多人说文学研究、历史研究在人文领域，但是很多人对于人文是什么是不太管的。我自己很在乎，觉得有些问题必须是加以回答的，所以我就下决心来研究。

这个研究分为被遮蔽的历史和被遮蔽的视域，我就发现中国大陆那么多知识界认真有能力的学者没有人注意到这些问题，到底是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身处其中的中国新时期的历史起源，起源叙述的核心存在严重的非历史，在非历史的引导下。这些对于新时期历史中我们影响甚巨的历史点，它不会出现在我们的历史视域中，或者以简化变形很难引起我们思考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的历史视域。

我自己后来也做过一些小实验，我在长期阅读中发现一些文本非常重要。然后大陆现在当代史也变成很多人投身的领域，这里面有些非常认真的学者，我就拿文本去问他们，你们注意到这些文本了吗？他们当然不会注意到这些文本。这些文本其实是最常见的，比如人民日报头版的长篇文章。

这是为什么？大家在特定情况下出现了一种非历史的认识状况，这种认识状况就导致了这些点一定不会被看到。

所以现在关于新时期历史起源的叙述，存在了很强的非历史问题，是指在绝大多数有关新时期确立的历史叙述和历史理解中，新时期开始的标志被叙述为11届3中全会。大家就说这个会的成功得益于思想解放运动，我觉得这个叙述还可以接受，严重的问题在接下来，在什么方面呢？把这个被认为导致新时期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实际上直接或过度叙述为围绕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发生的论争。

这个是我觉得整个中国大陆的非历史的。它关于新时期起源的这个非历史最核心的方面。

当然，文革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当代中国大陆历史上非常重要。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新时期，但如此说，接下来的要点在于绝不能将此认为开启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直接叙述或过度聚焦叙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争。

这样说，就是说你如果把思想解放运动直接叙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在历史叙述上一定产生了如下两方面的重要后果。

1.把文革到新时期的历史变化归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争带来的。他就会对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实际发生的，对理解后来新时期为什么是如此，许多重要的讨论和观念变迁就被从历史叙述中排除出去了。或给予叙述，但强调不够，同时又包含误导性。像大家也会提到科学的春天，但绝对不会去思考。关于按劳分配也是这样，绝对不会去思考的。

这样就使得我们理解新时期必不可少的历史分析（缺乏），那些点都不在你的视野里面。这个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大陆那么多认真的优秀的学者，这么重要的问题不会去处理的原因。

很多人经历过当年的历史，自我的经验应该让你来挑战这个非历史叙述。但是为什么那种挑战，从成套逻辑（？）出发的，比如反思现代性整个大的潮流里面，比如科学主义的反省，大家当然也会从这个角度对它有质疑。但是这个不是立基于他在历史中实际的经验，我觉得这个可能有助于你们将来去看大陆那些看起来非常批判和反省的思潮。

实际上他们身上很多经验，并没有在他的批判和反省中真的发挥作用。他反而依赖了很多外来的成套的成就。

2.第二个后果就是夸大了两个「凡是」。对此前历史，从四人帮被捕到1978中5.11号，夸大两个凡是对之前历史的影响。不顾历史实际过程，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作为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心，实际上等于有意无意地把历史观念意涵丰富的思想解放运动过分先入为主地界定成对真理的一个追求。与面目可憎的教条主义，两个凡是当然是教条主义。这样等于把历史新时期的出现过度简单的看成是这个认识论翻转所引发的效应。

这会影响我们对文革之后历史转折很多重大方面的理解，我的课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今天就在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遮蔽的重要问题便有：

1.实际上在毛泽东逝世到1978，什么是在历史优势位置的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毛逝世的时候，最具气势压倒性的是毛泽东的三项指示，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的1978年上半年，主导的观念则是和毛逝世时的主导观念拉开很大距离的一个抓纲治国，这个抓纲治国是鼓励在社会经济方面进行大胆探索，鼓励对抓纲治国的前面界定的内涵进行发展和修正的状态。

是在装纲治国的框架下，对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所有这些我们认为是拨乱反正结果的这些东西全都高度强调。所以什么是理论，早就变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2.什么是被当成检验理论的实践，在毛泽东逝世的时候，实践的最核心内涵是如何找出中国免于变修，以找出使中国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各方面的探索。而到这个时候，实践是主要被感觉为社会经济发展成效。所以，什么是实践，有很大的变化。

而且还有一个大的变化，什么算作是检验。对文革而言，揪出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集团证明文革发动的正确。当然到了后来揪出邓小平。而此时很大程度上被转移到了社会经济的成长指标，效益的表现。所以什么是检验也变了。

3.和谁有资格参与检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那个时候，1976年，首先是毛，其次是毛信任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再其次是他们信任的周边。这时候则主要在快速经济发展的华国锋及其周边。到1978年中，文革中冲击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已经大部分复职，至少在相近的职位上重新安排了工作。所以谁有资格参与检验也发生了变化。

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看，它就这么一句话，把它界定成是简单的认识论事件的话，其实不能理解自身。因为什么是理论、检验、谁有资格来参与判断检验，全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而所有这些变化，和导致这些变化的复杂历史观念政治过程，包括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这么发生，和使这些变化被接受的社会基础、心理基础和时代氛围是什么。这些变化多方面历史内涵、多方面历史后果是什么等等。这些本来为我们要真正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当时的准确历史位置、历史意涵所不可或缺的，这样的重要问题都在认识论翻转的历史理解中被推出了我们的历史认识、历史把握视野。

所以，如果你要是过度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连它自身都不能理解的。更何况你要去理解其他的。这种先入为主强调，所以要真正地对有关新时期成立的关键历史有必要的历史认识。就需清楚已有历史叙述中的这种非历史的干扰，以把这段被非历史干扰很深的历史时期有效历史化，而回避不掉的两个研究课题便是：

1.必须抛开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同为思想解放运动。必须重新追问、整理具体历史过程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实际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情况。必须要问这个问题。

2.必须抛开四人帮被捕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前这段历史中被两个凡是笼罩的历史理解。而认真去看这段历史中所发生的种种历史观念、事件，认真体会理解实际的观念承载。这样才能把先前这段关于新时期理解最为关键的历史被遮蔽的部分充分打开，以这个为前提，我们才可以充分看见看清对我们反思新时期至为关键的，发生在这段历史时期的历史点的本来面貌。才能更进一步为遮蔽的视域打开，把这些历史点问题化。从而让它们被正面纳入我们的思考理解视野。

正是以上这些原因，使我把中国新时期兴起的这个研究题目，这是我把它分为被遮蔽的历史和被遮蔽的视域两大部分的原因。而且为什么有一个新时期还是两个新时期，还有历史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历史叙述中的思想解放运动构成着被遮蔽历史中的主体部分的一个原因。

就是要通过追问这两个问题，充分打开被遮蔽的历史部分，并通过这种打开，使得我其实有动力专心中国新时期兴起的中国精神伦理文化生活意涵课题最关心的被遮蔽的视域。

我看历史剧，发现大量关于历史的东西是错的，有出入的。但是错了怕什么呢？为什么要对呢，所以不是说一个东西必须要对，但有些时候它不对会造成很大的后果。这时候我们就要求对。所以背后是有思想原因的。

因为近代以来材料是无限的，你可以无限产生知识，那有什么意义呢。但有些时候知识会产生重大后果，大家就必须要来承担责任。

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对历史中的普通人有特别的，他的身心精神状况有特别重要的影响呢？我特别关心的就是：一个是新的有关科技、学习的感觉和理解，特别涉及到学习的问题，这是跟每个人都有关。而且因为孩子，跟每个家长都有关。关于科技问题，涉及到的广度你们比我还清楚。还有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理解，涉及到一种新的中国世界感，它有一种根本的重构。这个我不会直接讨论。

一种新的关于物的感觉和理解，或者说相关的。为什么经济那么重要？因为对物和对经济的感觉是被结构在一个特定的状态里的。中国大陆特定的状态是怎么去分析，这堂课我舍不得去掉。最后给去掉了，一种有关新的分配的感觉和理解。一种新的有关管理的感觉和理解，一种新的关于政治关系的感觉和理解。

这些方面关键的重构所对应的制度与实践的重构，它其实对大量的普通人影响非常大。因为大量人，他不是一个，他自己的精神和身心状态，很大程度上他跟那个我们直接的系统或反思性的产生出来的观念不是直接有关系的。他们基本上跟周围的历史和社会状态，是那么动的。

所以，在中国大陆里面你会发现它的问题不是在乎观念的那些人才能碰到的问题。我在潘晓里面处理的是很大程度上是跟观念更有关的这些人的，因为你观念上出了问题一个人特别在乎观念的话，你当然就会出比较大的问题，但是很多人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和农民。有的工人和农民很能思考，尤其是毛泽东时代制造业的工人，非常地有思考习惯的。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不是那样的一个形态。

但是为什么这些人也会遭遇到很多困境？那这个困境里面有跟资本主义、市场、消费主义有关的，但也有很多不直接是，或者说是在他既有的东西上又叠加了那个。而这个他们这些人的东西到他出现的那些困扰和经验该怎么分析，我就觉得要跟这个东西有关。

这里面就涉及到另一个关于课程结构的问题，就说被遮蔽的历史为什么是以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思想构造及其终结作为开头，这是因为1975年1976年的激进思潮，是毛泽东逝世后新时期成立前思潮的主要对话对象。你不了解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基本状况，就不能很好明了以之为对话对象的1976年-1978年两年多思潮的准确意涵。它主要是在针对那个。

而且中国大陆是很奇怪的地方，就说特别在毛泽东时期，在毛泽东时期很大程度上最重要的是思想认识路线。如果你的思想认识路线对了，才能产生正确的政治路线，正确的政治路线，然后组织路线。它是这样的结构，所以它思想上的那个，在毛泽东时代形成非常强的势能。就说大家可能都觉得它是错的，但是你在思想上它反正它的论述是谁也，大家都觉得，怎么说，那个思想论述大家在直观的经验上觉得一定是有什么问题的。文革发展到后来非常典型。

但是呢文革后期的思潮，他们不光借助于了毛泽东的这个地位，毛泽东的地位有点像什么呢，就像基督教国家里面上帝有一天突然活了。就是这个，毛泽东在世界上地位特别奇怪，耶和华和世界互动，但是那个时候大家还没有普遍接受基督教。所以那时候还是多神的。等耶和华一定范围内成为唯一神的时候，耶和华已经不出现了。

但是毛泽东在中国大陆成为唯一神而且是活着的唯一神，你就这么来想象他在那个时候的特定地位好了。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也没有能力谈得非常好，基本上是这样情况。

然后呢，而且在于他提供了一整套的论述，我现在都有很多朋友，比我年纪大一点，他们都说听到当你比如张春桥的文章的时候，真正体现了一种理论的力量。但是如果你那个东西突不破的话，在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你政治上的一个重构是不能接受的。后来，所谓的观念是整个权力或其他需要的一个工具。当然它也会受观念的制约，但是和当时以观念作为前提是不一样的。

我要说观念研究在所有时期都是重要的，但是在有些时期如果不对它进行讨论的话，你整个写历史的前提就没有了。但是这样的时期非常少，毛泽东时代的有一些阶段，他虽然过世了，但是惯性还在的时候。观念成为首要的问题。不处理好，是没办法写历史的。

所以那个时候才能出现那种情况，突破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那样的书，那个时代从邓小平到普通人都会读。最典型就是我推荐很多朋友都读的，林子力和友林（音）的一本书，当时有个统计是印了一千四百万册。所有的那些干部，大家都要读这个书。所以这个书是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后各个省都要翻印，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情况。

https://www.douban.com/note/66266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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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笔记】贺照田：中国新时期兴起的精神与思想意涵（第二周：文X后期激进思潮的思想构造及其终结（上）2/3）

这学期贺照田在交大开课，感谢社文所愿意开放录音，让我们都能听到这个重要的课程。（需要录音的话请豆邮我，原本的分享地址在墙外）

这边是我个人的记录，只撷取重点，会随课程进度慢慢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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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文X后期激进思潮的思想构造及其终结（上） 2/3

贺一开始提到了一本书：《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的批判》

贺：现在中国大陆的研究很多，而且很多研究是非常认真的，但是另一方面很多基础的工作没有人做。比如说56年到80年。我换个说法，49年到76年跟毛泽东的思考非常有关，但是关于49年到76年的毛泽东思想没有很深入，很好的整理。但是那个历史呢恰恰是以他的思考为前提的。所以你就看中国大陆，它有很多好的成就，但你换个角度，很多东西是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做出来的。

我原来规划1956到1980年他对国家主要政治感的变迁，能不能写一本小书。这是基础性的工作，因为那个时代是以观念作为前提的，但是这个挑战性挺大的，我自己没做。我这个课要想讲好应该以那样的把握作为前提。这个部分大家有个感觉就好了。

首先涉及到对大陆党和国家文献怎么解读的问题，年轻的朋友看这个东西会困扰。这些文件以特殊的方式和语汇来表示。有些时候我觉得有挑战性，但很多研究不一定要完全掌握，要掌握的是在某个阶段党和国家的核心关怀所在和怎么去实现核心关怀的核心思路。中国大陆就会把这两个称作那个时代的最大政治。

这个东西知道了以后就有了最基本的时代背景，因为中国大陆的变化特别快，这个星期和下个星期它的感觉就有一些变化。你用上个星期的感觉去看下面的文本就有出入。所以要了解核心关怀所在和怎么去实现核心关怀的核心思路就特别重要。

我用扼要但也最冒险的方式来讲一下1956到1976年中国大陆党与国家在不同时期最具主导性的政治感的基本内涵情况。一个方便的切入角度是看不同时期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理解上有什么特别之处。

较早的表述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它是贯穿整个1956到1976。其实也到了80年代初的最核心的关切。但是它的很大问题是，在二十余年间有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又有着相当不同的理解变化。它是反复变的，而且中间非常复杂。

中国大陆过去三十余年所推的，1956到1976主流叙述和理解如下：

1956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改造民族资本手工业和农业，1978年以后的理解认为这个东西既然完成了以后，他就应该把中心任务转向经济建设，也包括科技文化发展这些方面。从这个角度，你就看中共1956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如下认识就会被认为是非常正确的。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内的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个矛盾的实质，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就说党和国家的任务从解放生产力，变成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发展和保护生产力。但非常可惜的是中国大陆接下来二十多年是对这一正确道路的偏移，文革是极端成果。

中国大陆78年底国家推动的主流叙述是如此。这个东西对我们了解中国大陆国家的历史感和被历史感制约的现实感是重要的。但它是一个在78年确定下来的理解，对历史的回头整理。它实际上对我们理解历史帮助很小。

那事实上如果我们以主导地位的毛泽东作为线索，我们就会发现1956-1976中国大陆政治感问题非常复杂。你看，因为现在关于中国大陆理解有很多方便，一个机构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些人能看到内部资料档案，主导研究室的历史学家也特别好，他会用大量档案来叙述毛泽东的传记来建立细节。他的用法让你一下看出来哪些东西是依赖档案的。

所以你看这个，如果以毛泽东为中心可以看非常细。1956年初中国大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把主要精力转向经济建设，跟经济建设有关的政治、组织、社会制度的运转情况，他就转向对这些的了解。所以毛泽东在1956年2月份他就开始找不同部委了解每个方面的情况。这个了解的结果就是几个月后的讲话，叫《论十大关系》。

毛泽东的这个行为怎么去理解？其实特别重要，之前他是觉得革命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所以之前革命是主要关切点。那国家的建设最主要的是在参照苏联的经验和模式。而《论十大关系》显然是在基本接受现实的情况下，他要建立自己的思考基点。他已有能力分析之前主要依靠苏联产生的观念理解与现实。他觉得社会主义改造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我们怎么确立基本的思想和观察所以依赖的意识基点。通过这个我们就能对中国这些年实行的苏联经验就能建立起自己的分析把握的踏脚点。

那相对于苏联要确立自己的思考，一个后来产生重大后果的聚焦点是什么呢？这个是我觉得在现在的历史叙述中注意得非常不够的。你仔细去看，他说我们跟苏联的情况不同的很多，共产党认为苏联还是一个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地方产生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比较落后的地方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中国的经济基础跟苏联没法比，而且人口压力大。

这些是已经清楚的，但是到这个时候他开始强调有一点：中国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发生的死亡事件是很少的。大家读苏联《静静的顿河》，大家就知道苏联建立集体农庄整个社会反弹很厉害，死了很多人。所以中共认为自己跟社会的关系是比苏联党跟社会的关系要好很多。他们比较会跟社会来互动。

那中国现在又是人口多，经济基础不足，资金极度不足。我们其实应该利用中国共产党特殊的条件，人口多人力足，我们来做发展。这个是我们中国自己的特点。

了解这个你就不奇怪，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1958中创办的。在这个创办同时有各省自治区党委创办的很多刊物，很多刊物里面，你看它那个题目，大约是「恨不得虚与实」，就是你是不是从实际出发什么的。按理，大家觉得大跃进是一个最主观主义的东西，但怎么还说要从实际出发？它实际上一个意思，就是相对于苏联，我们有自己的特点是什么。

但是这个发展结果变成了，苏联的制度没有把社会主义优势发挥出来。他没有给人民群众的干劲和创造性以充分鼓舞与空间。他慢慢越来越发展越过了。就说如果我们要是把，本来就说中国有一些特点，劣势和优势。现在变成了，苏联不光是情况不同，它还有更多弱点，没有把社会主义充分发挥出来。我们呢，就是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给人们群众干劲和创造性以充分鼓舞与空间。

所以呢，这个就是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当时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的一个背景。这个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听起来是一个挺奇怪的，但是它背后是有这些内容。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这么一句话，就通过了这个。

那我们通常在历史叙述里面不会特别地强调这些，我们会强调1956年的中共八大的那个决议，那样的一个理解，毛泽东就会对它有一些质疑，待会我们再讲到这个质疑，然后接下来也会提到1957年反冒进，一个综合平衡，速度要慢一些。

接下来提1957年的反右，反右是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但实际上你要是以那个核心主导人——毛泽东及其周边的人的话，你就必须了解我上面讲的这段他的想法。那有了这个脉络作为背景的话，你才知道毛泽东对1957年的反冒进他是一个大发雷霆。「本来我们从中国实际出发，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经济发展模式，你现在还要反冒进。」他就觉得这些人已经和右派差不多了，周恩来、陈云他们。这是以那个想象作为背景的。

然后呢，到了文革以后大家开始回忆共产党历史的时候，他们把1956年前后想像成一个社会黄金时代。某种意义上很多人都是这么感觉的，有的人看过电影《青春万岁》，那个确实某种意义也是那样的。但毛泽东为什么这时候觉得党和国家状态不理想？就是因为他设想了一种不同于过去受苏联影响的一个经济发展模式，那个需要一种党和国家的状态和社会的状态。

所以呢，57年反右大家知道，对知识分子的反右，他的前提是57年上半年鼓动这些人出来对共产党整风。他为什么要对共产党整风呢？按理说党的状态非常好，但是毛泽东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还不配合他希望的状态。所以他觉得社会整体状态还不够。所以57年-58年开始讲「大鸣大放大辩论」。包括插红旗、拔白旗。

他都是要让社会进入到一个意识状态，让社会进入到能开展出来，他期待的那样的一个建设模式。他是这样对党和国家的。1957反右要历史地理解，你会发现它在前后的事件当中。贯穿这些事件里面有没有，第一，一些贯穿性的东西。

第二个，你还会发现共产党它之前做事比较谨慎的，这时候它为什么反右就特别离谱。后来我们说反右扩大化，后来就有五个人没给平反。不是五十多万人吗？就五个人没给平反。当时如果进行甄别的话，共产党以你的标准也许其实打到一千人就行。你这打倒了五十多万不是荒唐吗？

但是这个做法里面，大家现在会追究那个，一个体制化的共产党。非常体制化的共产党他们也会给毛泽东压力说这些右派必须打，所以对毛说：「你让这些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来帮助共产党整风，结果怎么样，你看他们是反对共产党的。」所以毛为了安抚这些人，也为了掩饰自己，就说这是阳谋要引蛇出洞。然后我现在就狠狠打击。

这是一个方面，但我觉得你还是要解释，为什么毛之前是一个相当谨慎，为什么这个时候就没有？当然，一个很重要的背景，这也是他不同意56年决议里面中国社会以后的矛盾在什么地方的重要原因。那时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了，我们就进入建设，毛就不太同意，说其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那是因为社会主义改造主要解决经济上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但是在思想和政治上我们还没有战胜。这在1956匈牙利事件的背景下，毛当然就会更加重视这个问题。但是你看毛的东西你就比较清楚，他讲650万人的问题，他主要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那些政治上还有一定位置和号召力的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他指这部分人。所以57年的东西跟他的这种认识有关：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在思想和政治上还没有完成。

但是，他在当时这么粗放，这么不计后果，很大程度上也跟贯穿它前后的那些思考有关。就跟他急于过去的问题，然后解决这个问题，尽快来开展大大超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方略有关。

所以我说，其实57年反右事件，我不是要为它辩解，但是你要真的去理解它。要放在一个时段当中来看。起码要放在1956年初到1958年中期这个时段。不光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也针对内部他依赖的权力力量。还有他怎么来对待社会。这个贯穿性的思维逻辑到底是什么。

那本来大跃进呢就使毛泽东以为找到了使社会主义迅速战胜资本主义，同时也迅速地把中国建设成工业化强国的捷径。但是大跃进的挫折宣告了他这个自以为捷径的虚幻。

这个东西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虽然一开始大跃进的问题还暴露得没有那么充分。因为大家知道大跃进有几个事情对大家印象深刻。第一个是所谓放高产卫星，第二个就是大炼钢铁，第三个就是死亡非常多人。之前毛泽东当然不知道这些东西负面后果这么大。特别死了这么多人。但他比较早就看到大跃进里面有相当的问题，这些问题就让他重新看待苏联的经验，本来大跃进让他们以为真的找到了特别好的模式，那个模式当时建立起来了特别的自豪气氛。大家以为那些奇迹也都是真实的，因为社会主义的优势和劳动人民的创造性一旦发挥，生产力就是爆发性的方式来出现。

所以你们看梁漱溟那时候在写一本书，说这种人民创造力的大爆发应该怎么去解释。他要在哲学、思想上解释。但是毛泽东算比较早看到这里面一些问题，所以他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发现苏联的经验没那么简单。不是那么容易超越，这时候他重新看待苏联经验，表现在他认真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有一个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为什么是下？因为上是写资本主义部分的，下是社会主义。

这个过程中，毛就发现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还是有它的一定位置，不可能马上就告别。他也不可能尽快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告别三大差别什么的。他都觉得不现实，但是毛和很多人相比它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不想就（这么放弃），既然我们认为超越苏联的模式有很大问题，那我们就退回苏联模式吧。他不想这样，为什么不想？毛对有些东西在前面他是比较反感，一个就是所谓跟资产阶级法权有关的，这个将来课上讨论。还有一个，他对等级制，他对官僚专家治国这些都很反感。

但是反感的话，这些东西实现不出来，那也不行。因为他到底还是国家领袖，毛就认为通过比较有想象力的强调的政治，通过充分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可以相当程度上实现人们在精神和觉悟上的社会主义化。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虽然告别不了，但是我不让这些东西特别起主导作用。所以大跃进的挫折在思想上带来第一个变化，我要充分超越苏联模式不可能，我要一定程度退回来，但是我又不要完全退回来。

这是他的一个做法，这是很重要的特点，你们在这个背景下可以去读毛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毛有大量批注和谈话。

巨大的挫折，特别是人口大量死亡，我自己以前看过这方面书，应该有三千万人左右的数字，大约是。所以当时，其中有些人了解的，顾准当时一个感觉说中共是不是有计划地在消灭多余人口。因为毛要快速工业化，又没有资金来源，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农业出产，但是人口太多了又会把这些东西消耗掉。但实际上肯定不是，我们后来通过材料来了解。

但是死了非常多人，比如河南荥阳，特别集中。后来上面知道以后非常震惊，就下去调查，他们就总结是往阶级斗争方面总结：其实很多坏人阶级敌人都占了地方领导权。所以他带来一个结论就说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彻底。不像我们想的，起码要清除掉坏人，至少从领导和管理阶层。但现在发现不是，他就说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彻底，而且他后来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最激进就是刘少奇的估计，可能有多少多少权力都不在我们手里。

这就是后来四清为什么这么激进，还有刘少奇所谓的让他夫人搞的桃园经验，用了一种做地下工作式的方式去做四清的原因。所以呢，在57年的时候毛不同意八大的结论，他的原因和大跃进挫折以后，他重提阶级斗争，这个背景是不一样的。因为毛基本上在57年觉得通过反右社会主义在思想和政治上的问题也解决了，所以毛，你看他为什么谈向科技革命、文化革命什么的。他在1960以前和1960以后是不一样的。

但是1960以后他首先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彻底，然后接下来中国在国际上有很多遭遇。第一个就是围绕怎么看待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中国和苏联的理解开始非常不一样。再一个是，苏联当时对中国大陆很多做法非常不以为然。再加上要在中国建立军事基地什么的。所以毛这种民族主义方面也特别反弹。这个东西再加上对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应该怎么展开，怎么跟资本主义相处看法不一样。

所以就对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它不只是一个对真理的认识问题，还是民族主义的情感问题。他们就认为苏联是变修了。但是他们真的认为苏联变修了。所以民族主义和革命认识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我觉得有很多可以细作的地方。

一旦这样，毛他们就要总结苏联这么一个国家为什么会变修了。他就有非常多的总结，可以一直从哲学上开始，比如苏联不那么强调对立统一这样的。然后他们基本上就认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不再存在矛盾啊，人民之间都是和谐的，他觉得跟这些东西有关。然后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不是还应该有阶级斗争意识。

这就使得对苏联的分析，导致了对怎么认识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开始形成了一些想法。在这些想法里面，毛在大跃进挫折以后，他们再重新来对待苏联经验的时候，苏联有些意识和经验他们接受。有一些他们不愿意接受是因为毛对很多东西反感。他就是觉得这些他反感的东西会把社会带向资本主义，其实会带向修正主义。

所以呢，他在前面只是觉得很多东西有害，这时候就觉得不只是有害，它是一个决定性的会让中国偏离社会主义。具体来说呢，伴随大跃进探索的挫折，是一个社会经济方式的回摆，但在如何回摆，回摆到什么程度。党内其实非常有分歧。很多人希望回摆到58年之前的经济方式。

毛的理解不太一样，他希望在回摆当中有更多坚守。他的坚守很大程度上要通过政治来实现，这个政治在相当程度上就把资产阶级法权、官僚专家治理、等级制等更加相对化，虽然不能告别。毛就觉得通过政治、思想工作才能实现这一点。而林彪1960年开始执掌解放军以后，他恰恰在这个方面被认为特别成功，这就是林彪为什么在60年代上半叶特别重要，毛就觉得林彪特别不得了。毛只是有意愿，林彪就把这个成功的现实中实现的经验拿出来了。

一旦拿出来，毛就会觉得林彪在军队创造的经验可以应用于全中国了。但是呢其他方面的人还不应用，毛就会更对这些人不满意。

https://www.douban.com/note/663209399/

yangharrylg

【录音笔记】贺照田：中国新时期兴起的精神与思想意涵 （第二周：文X后期激进思潮的思想构造及其终结（上） 3/3）

这学期贺照田在交大开课，感谢社文所愿意开放录音，让我们都能听到这个重要的课程。（需要录音的话请豆邮我，原本的分享地址在墙外）

这边是我个人的记录，只撷取重点（但不知怎么回事变成了逐字稿），会随课程进度慢慢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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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文X后期激进思潮的思想构造及其终结（上） 3/3

大跃进后经济方式的调整，61年开始，反正有八个字。它也确实使中国经济从大跃进造成的内伤中恢复了元气。这个恢复元气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因为整个社会付出了代价。尤其是当中的农民。不过，经济上恢复元气的同时，是毛代表的中共中央对苏联从社会主义变质为修正主义越来越决绝的判定。

这样呢，毛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尚未彻底的感觉，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尚未完成的认识，他又加上了一个反修、防修的视角。

那对苏联怎么变成社会主义的追索呢？又因为当时从大跃进后退时，毛不主张后退那么厉害，而另外的人呢他们采用很多措施意识，是毛认为不应该后退到这个程度的，他认为是不好的。这个时候，他不光认为那个不好，而是认为那个东西就是苏联所以变成修正主义的原因。

那毛之前就觉得怎么让中国更加社会主义化，他就开始对文化各个领域中存在的东西，开始不满意了。毛到这时候就觉得那些东西的存在，过去只是反感而已，现在他就觉得文化上的东西也是中国存在修正主义危险的重要方面。所以毛在这时候讲文化革命和58年时候讲文化革命意义是不一样的。

还有，这时正好在中共自己的权力演变过程中。毛就在中高层看到了状况，他认为那些状况是非常的（严重），官僚阶级在吸劳动人民的血。这已经完全变成了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对立面。他就从这些角度。这些东西以前存在时，毛也会批判、否定，但是在以前他也不觉得那个东西具有结构的决定性。现在，他是说苏联为什么变成了修正主义，他现在就说这些东西都是修正主义的基础和迹象。

所以，毛这时候的看法就变成了更加的担心，国家高层的领导人在这时的行为方式，你正面问他，他觉得自己是社会主义的。但毛觉得他们的那些做法，比如同意单干风或什么的，正在滑向修正主义。

他反修防修就变成了毛泽东社会主义感觉的核心焦虑所在。而由于这样的核心焦虑以及围绕这些问题的认识，就使得他之前的认识也在这个里面获得了验证，中国是危险的证据。

文革前，从64年开始一些革命化措施，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毛的核心意图都是在把中国变成一个免于变修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这是导致文革的毛的政治感演变。

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这么做？他的很多具体做法里面，还有毛特定哲学辩证法上的理解。我举一个小的例子，我那本书里面有篇文章是讲梁漱溟的。梁漱溟就说中国大量的根本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大量的当时人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者。

那你现在都是小生产阶级，你却在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他就觉得你这个不是完全背离了现实吗？而且毛也知道这点，你还这么做。那不疯头了吗。

因为梁漱溟到后来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了中共对于毛泽东时代的批评视角，就是毛时代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但是呢，梁漱溟这么讲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完全不懂毛的辩证法的思考。

毛就说，当然知道中国社会主要是小资产阶级，但他为什么还要说恨不得变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决。这跟毛的特定辩证法感觉，怎么应用在社会上，应用在政治上，应用在实践上，这个东西有关。

辩证法在毛泽东有时候想象的，是说他建立起来了一个特别有效的装置，就说大部分人都是小资产阶级。没有谁可能在那时是一个那么反动的资产阶级，毛通过一定说他是，实际上就是把大家里面没有有形的，没有清晰的一些东西，通过把一个东西说成是就是“是”。他其实建立起来了一个媒介，通过这个媒介，我们可以来自我反观。通过这个装置或者镜像，我们就更容易不光看清自己，也看清别人的问题。

然后，这些问题在平常也不是特别严重，现在我就说它是一个（特别严重）。平常，某个人有什么习惯，大家就说，诶，他人就那样或是他有那些，其实无碍大局。他现在就要把那些东西说成是决定性的。那些东西就会在自我身上建立起来特别的警醒，别人也在帮助他的时候，特别把那个东西上升到一个高度。这样的话他就会实现变化。

我这么说是比较简化，但梁漱溟的批评实在是跟毛是隔的，这是他不理解毛的辩证法。所以呢，毛的辩证法，为什么很多东西这么设计，你要想真正理解他，和特定辩证法感觉有关。

而这个汇结为哲学上辩证法的理解所对应的他的关于政治和社会应该怎么去操作，实现一个能加快社会进程，往他希望的方向上变化的这些想法。他又在社会上，又因为毛对社会的看法出了比较大的偏差，这些东西一起导致了他的文革的设计。

文革的问题要仔细讲，第一要花很多时间，第二个我的能力不敢说够。那毛其实有一个问题，我有点惊讶，其实他事后反省不太够。就是你看毛他用的调查研究的方法，你要掌握社会现实的话一定要调查研究。他的调研方法到了五十年代以后和他在49年以前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毛在调研方法里面有一个变化，有一个大的变化他没有特别认真面对，在之前中共能掌握的东西之外确实是有一个社会现实在那里。那些人也处于特定的状态。所以毛之前的调查方法再加上他的能力就是有效的。

但是到这个时期，体制的存在变成最首要的现实了，而且体制里面，毛泽东变成了一个特别首要的现实。别人在跟他互动的时候，他都以这个体制的存在和体制状态作为前提。所以呢，他过去的有效调查研究方法在这时实现没有效果了。而他又没有发展出来怎么突破这个体制限制的模式。

他也想了很多办法，最典型就毛的警卫团，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直那样。毛的警卫团，由来自两千多个县的人组成的。他要干什么，万一体制出了问题的话，还有人对我讲真实。但实际上在有些状态下，谁敢跟他讲真实。

所以毛到这时候就变得，对社会相当地不了解。这个在文革当中表现得特别清楚。我让大家读的材料里，毛反复地说我们不要蒯大富和聶元梓那样的。蒯大富是清华文革领袖，大约是最有名的红卫兵，聶元梓大家知道，是北大的造反派领袖，第一个起来贴大字报的，当时说他的大字报具有什么什么样伟大意义。

但是毛说不要那样的，你看文革十六条里面，毛泽东本来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有特别期待的。但是到了68年的时候就对这些人非常失望，以后这个失望就一直延续。但是，青年知识分子本身就特别不好吗？还是毛泽东对他们有一个过度的想象。

因为毛泽东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想象，我讲一下过程。在1963，大家知道有个人物叫雷锋，那个时候毛向雷锋同志学习，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成为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党国需要你在什么位置上，你要始终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但是到了64年，苏联变修问题被看得越来越重，毛这时候就说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我们要培养什么接班人的时候，你就发现要求的接班人已经不是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了。他要求的人像什么呢？你要把周围的人给组织和带动起来，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是希望你成为细胞，他这时有点希望这些人成为器官。在这个地方你能独立地思索。

但是，文革的时候，你们看毛泽东1967年1月1号的两报一刊社论里面，那个是根据1966年12月26日毛生日，他跟当时的那个激进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谈话，那些人回去写成的。毛就对知识分子有更加的想象，他的想象来自于自己当年的经验，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他们这些人起来，后来又下去跟工农结合，结果这些人最后成了打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核心的领导人。

他就说文革的设计会让这些人创造出来一个比较动乱的时代，他认为这些人其实也会像他们那样，通过文化革命，再跟工农相结合，产生出来像他们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意味着什么，他能主导历史。当历史出了问题时他能把历史扳回来。

所以，毛本来对青年知识分子是这样的（想象）。但是他不知道那个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所处的问题状况里面，和他们当年那个情况是一样的吗？当然不一样，不一样你还希望人成为那样，你要想办法。你会发现毛是没什么设想的。他只是失望。

所以毛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他到最后还跟他说，我本来是支持你们的，但到这时候我就要放弃你们了。那这些人为什么发展得不好呢？就是这些人本身差吗？还是你毛的设想就有问题。

还有一个对工人也是，毛反复说工人之间怎么会打起来呢？工人基本的利益是一致的，他觉得这个特别不可思议。但是工人对立和打起来的话，它背后是有一个机制的。如果你希望工人之间不是打起来，而是更起建设性作用，你其实应该做点什么，毛不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在那个毛的中央文化革命十六条里面，毛泽东所要依赖的力量是，工人农民解放军。解放军在组织里面先不管，而且那时候解放军在文革中有点另外的政策。工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他要批判的是不革命的干部，不革命的知识分子或者反革命的干部知识分子。他是这么界定的，但是你看他对工农的判定其实都是错的。

他一方面对小生产者在每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表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不理想，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在文革的设计，以为大家起来，怎么大鸣大放，他的某种辩证法的状态的落实。农民很快就能得到改善，他就设想这个，你就知道毛在那时的社会认识确实是有问题。

所以毛泽东围绕辩证法的想法里面，推上去又跟毛的矛盾论的想法有关的一个来设想实践、构想实践的方式。能不能说文革的挫折是他这套想法就一定是不对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因为也可能他的辩证法理解仍然是对的，但是他的社会判定是错的话，你下去还是不行。

所以文革的失败确实有高度的理想主义，特别是他对青年知识分子的那种想象，但是他实际上做法里面带来了中国大陆社会急剧的问题。我潘晓文章里面也涉及到这个。但我们今天不是要讨论这个，我也没能力展开。

不管怎么样，文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中共九大的召开，使毛认为中国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已经免除了变修的危险。九大喊的口号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我这次让大家读的材料里面有一篇是《在斗争中建设党》，和九大为什么看起来是完全相反的，背后它有一个思考的脉络和对现实的看法。

但是，九大的召开和他们当时很多设想，至少到1971林彪问题发生的时候，就让毛知道中国变修的危险并没有因为文革的发动而解除。所以我们没有自己后来仔细去对，有一个说法就是林彪问题出现让毛一下子就衰老。因为林彪在文革中的地位是第二位的，毛占了90%，林彪可能就占了9%。他们跟第三位什么其他人是几何级数的差别。这个人结果有问题。

所以林彪问题出现就产生了怎么来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我觉得至少看时间的话，是把毛困扰住了。对他这个问题做一个比较结构性的回答，实际上是到了74年，先是批林批孔。在这个批林批孔里面，思路是林彪这样的人经过文化革命还能出现（反革命），他实际上是跟长久的文化基因，儒家的影响相联系。他的批林批孔很大程度上是这个意思。

儒家被认为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向后看的，反正强调克己复礼的这些东西。长久社会文化基础导致了林彪的出现，他这样的好处就是不用否定文革，因为林彪是文革里面第二个象征。毛泽东是第一个。那你现在都有问题怎么来解释才能保住文革。

跟批林批孔特别有关的就是评法批儒，同时但是有些时候可以区分来谈。这评法批儒的问题就更加地复杂，因为通常在大陆批判它的一个说法就是，它是影射史学。在现实当中想法特别叵测。比如打倒周恩来这些人，然后它在知识上完全是影射史学，没有任何价值。

但是评法批儒不是这么简单，它和现实当中的东西应该怎么来看？这个问题我接下来的课有些部分还会涉及到。它和马克思主义进步的历史观有关，但是不完全是，挺混杂的。还有一个我自己从史学视角来看最有挑战性的，很多东西像秦始皇，它看起来是特别被否定的，但是大家好像秦政的很多东西一直都在用。对习惯上被否定的但又长期存在的这个制度和实践到底怎么看？这些我觉得问题都相当的复杂。

这个你看毛泽东的诗就非常有意思，毛泽东在73年的一首诗，读《封建论》呈郭老   。所以很多人就说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首先因为蒋介石的文章不如毛的白话文。但是他们还说，很多人特别羡慕，因为在中国过去的传统里面一个人字写得好，诗写得好，这都是最大的政治资源之一。

《封建论》是柳宗元的，郭老是郭沫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里面你看他涉及到的问题，其实特别复杂的。从秦始皇，祖龙魂死业犹在，百代都行秦政法。你会发现这些问题都是不像我们过去想的那么简单。因为在过去的话，你通过说一个特别美好的理想传统，然后我们有一些跟儒家的价值和道有关的超越性的价值，我们不断对现实实行批评。那是一种结构性的情况。但是，为什么这个东西一直被否定，但是一直都在呢。祖龙魂死了嘛，秦犹在。百代都行秦政法。他就说这些问题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

但是在那个里面，他确实可以是护卫结构的。但是到了当代的一个情况里面，特别关联到毛泽东对所谓的后来讲修正主义或者说资本主义，最后所关联的那样的一些认识。你会发现在这时候他就强调怎么来肯定心中事物，那这个问题就变得相当不简单。包括你看他把儒家里面哪些人挑出来说是法家，说荀子和王安石这种最典型的儒家，他都说是法家。

这么说牵扯到的东西都特别复杂，我下面有一句最棒的话。（笑）但是呢我就说关于林彪的问题，其实如何做一个像样的解答，其实是非常地困难，所以到了74年的时候才。批林批孔基本上是从74年开始的，虽然这些想法可能73年就有了。我讲的文革后期激进思潮是在74年下半年酝酿的，75年上半年开始发动的，这个回答又和批林批孔的回答思路不一样。

而这个东西又牵扯到了什么呢？70年代上半，特別是1974年的经济现实也让毛泽东意识到，批林批孔发动的时候中国经济再次下滑，武斗那些东西再度非常厉害。在那之前毛一直有个想法，就是我是一个真正地实践了社会主义的话，一定会带来经济快速的发展，所以抓革命一定促生产。但是这个时期，大家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去做，可是经济表现却不好。

而且，也不见得表现为社会成就和人的精神心理状态。所以，毛当时就说了几句话。一个是74年他说要安定团结，还有一个就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然更核心的关系就是免于变修。批林批孔和毛泽东74年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但是怎么能把这几个要求结合起来？既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又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社会又一定程度上实现比较好的状况。这个确实是毛自己也不知道的事情。但是这时他们就发现了这些东西的挑战性，过去认为把社会主义解决了，其他问题都跟着解决了。

从这样的一个视野下，什么视野呢？就是毛之前认为文革发动可以让中国免于变修，同时也使得中国免于变修的革命化措施更有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他之前这么认为，这时候一定程度上还会这么说，但是实际上这个问题他们已经不再乐观了。而且在很多人来说，这么多年，66年文革导致了中国经济的一个后退，但是后退是在预期的，而且也不在乎。就是我革命实现好了，接下来经济会发展很快。但这时候大家的感觉就不再是这样了。

在这个视野下我们看1975年，75年和那个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同时发生的还有一个，实际上在当时并没有被广泛宣传的，但是后来因为被批判被强调，就是扩大的思潮——三项指示为纲的思潮。三项指示为纲是什么呢？就是邓小平把毛泽东的三句话，就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然后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这几句话综合起来说，应该综合理解。

你就知道这个小的思潮，虽然在毛泽东还有那个毛派代表人物四人帮看来是非常的错误。他们认为错误是用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上去来压阶级斗争。压毛泽东对变修问题的担心。但是呢，社会上反而对当时的东西有特别的同情。这个同情我们透过事后的材料就可以看到，因为邓小平被批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东西印成广泛的材料给大家看。大家一看，这个想法挺好的。又照顾了中国不要变修，同时又考虑了社会的需求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大家当时不敢说，因为毛所支持的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当时是占压倒性地位的。

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里面邓有不顾毛指示的准确内涵，按自己的理解，硬把毛的1975年末、1975年初的谈话综合成一个整体之前，但在表示上，邓的三项指示为纲却有在照顾到毛反修防修关切的同时，正面处理很多毛派回避的保生产的问题。反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深入人心的目标愿望有直接回应的优点。

包括张春桥这些人，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有点奇怪，就是毛泽东唯一批评张春桥的一次，而且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里面也看到，毛泽东一再强调就是让张春桥写文章。就毛泽东知道张春桥和他的想法一样。但是，毛泽东为什么不用张春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治理一个大国你是要运转庞大机器的。但张春桥他们在这点上不行，毛泽东包括让他做副总理，包括让他做解放军的总政治部主任，实际上就是让他获得这个能力。他现在没有，而且张春桥在思考上也不太关心这个。张春桥自己说过，我只关心中国的社会主义怎么保持的问题，至于生产怎么发展上去那我就不管了。

在文革初的时候，大家认为主要是社会主义保持，那经济一定更好。但是这时候大家不再这么认为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而且意味着你对社会和组织的里面运转现实。其实你也没有掌握，所以张春桥，毛泽东不用他，我想最直接的原因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运转这么一个大的国家机器。

但是，张春桥为什么不能这样，也跟文革后来出现的大家一些心态变化。他自己不有意识去认识，你要有意识去认识，其实你对这个社会可以怎么去运转你也就掌握了。

你也确实对毛和毛派来说，不管安定团结还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都必须免于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为前提。也就是现代化强国若不以社会主义为前提便没有意义。因此当毛觉得邓的整顿有使中国背离反修防修社会主义路线时，毛反击：「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也就是必然的了。这样，到了1976年，四人帮被抓捕前，与三项指示为纲相对，我们看到的便是在反击右倾下铺天盖地对唯生产力论，对资产阶级法权，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批判和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强调，但是在提及经济问题的时候，只是原则性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原则下的抓革命促生产。

确实毛派后来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在社会上他们的说服力小了不少。

下面我就对今天讲的做一个小节。以上对毛泽东时代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革命和生产，各种辩证关系的一个粗略的整理已经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1956年国家对工业农业手工业，民族资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之间仍有紧张关系。而在有紧张关系时，社会主义理解通常处于强势主动位置，很大程度上正是毛泽东，毛时代不同时期有关社会主义的感觉和理解和如何才能有效建设富强中国的感觉和理解，和这两方面感觉与理解的关系，决定着毛泽东时代不同时段的政治感。

但不管怎样，毛时代社会主义理解常常在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中处于优势主动位置一样，更被其时社会主义理解所规定的政治相对于经济，也通常处于主动优势制约的位置。而经济经常处于守势被制约的位置。

所以我们在毛泽东时代看到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当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有紧张的时候，当政治和经济有紧张的时候，社会主义和政治通常是处于一个主动优先位置的。但是一旦我们知道了这个的话，我们再来看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我们才会非常惊讶地发现从1976年10月四人帮抓捕到这个时候，虽然不过是短短两年，中国大陆党和国家主导性的政治经济感觉与理解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文革后期的激进毛派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当然会谈到经济问题，欢迎经济快速发展，欢迎现代化，但在具体经济制度，生产组织，经济分配，生产管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等等方面当然都绝对优先强调他们所理解的革命、社会主义和政治。即使当时被激进毛派视为右倾方案的三项指示为纲，其强调的具有首要性的第一项指示也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

而到了1978年末，1979年就在中国大陆党和国家最具有主导性的论述上，不仅经济被当成时代中心任务，经济要求被作为经济来对待，而且经济被当成时代最大最重要的政治。并且这一时期说经济是最大最重要的政治，不是经济后面紧随其他可与经济制衡、拮抗的结构要素，从而政治在高度关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仍另有支点，广幅展开政治的关怀和理解视野

，而是政治感觉、政治理解、政治想像力，真的由经济来界定。

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在很短时间内中国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有一个就是他的政治感的巨大的变化。

提一个问题吧。

劉紀蕙：我想具体了解一下所谓的反修防修的具体意义，所谓的修正主义，苏修之类的。几个相关的就是说，中苏关系一直在57年以后就快速恶化，或者说林彪事情。林彪因为当时掌着军权，已经扩大了，然后69的珍宝岛事件引发几乎是核战。可是因为林彪的动作非常直接，使得危机扩大。

所以，我看了几本有关这方面的研究都说这个毛泽东对于林彪已经非常生气了，包括他的军权扩大，也包括他在珍宝岛事件。在家上72年尼克森访中，其实早就已经是中国要往美国那边发展。可是他这个林彪当时所说的话还是要去反殖反美帝。导致中国，毛或者周恩来要往跟美国合作显得有点尴尬。所以才会这个把林彪做掉，林彪不得不逃，听说还有刺毛的一段。所以后来的批林批孔，还说这些都是什么修正主义。可是所谓的苏修的讲法是说在史达林之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就说他要开始反转这个极左的政策。

这个修正主义本身好像并没有这么不对，如果我们说史达林整个的白色恐怖红色恐怖，那它其实是必须做修正的。那为什么这个修正主义看起来在中共的论述脉络中，它其实是反对苏联而已。不是这个修正主义，因为它自己已经走向了跟美国要合作的一个资本发展的。这是我觉得我不太了解的。就是所谓的政治感，这个反修防修的概念。

另外也包括这个，就是陈伯达帮毛泽东撰写16条，内部的问题他在检讨。还有张春桥什么的。可是你似乎是把林彪的位置放得很高。理论上的，因为我过去只了解他对于，当然他比较温和，比较没有冒进、极左。他们是反对的，周恩来也是比较反对的。可是我不太了解你觉得到底林彪的位置在73、74之前他的位置，除了我刚说的珍宝岛事件之外，他的理论性贡献或者其他是怎么样的？

贺照田：这个部分是我这两天加上的，这个东西怎么去整理。我只是刚才在讲毛泽东文革设计背后的考虑，还有就是他为什么一定失败。因为毛泽东觉得这个东西不可思议，他最有名的就是他引用的诗歌：「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就说之前他做什么就有什么，说要实现的目标。最后他这么好的位置，他有这样的地位，结果到文革后来他的想法完全失败了。

林彪的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涉及到分期的问题。大跃进以为是能完全超越苏联的经验，而且中国会马上有一个惊人的表现。但是发现不是，这时候重新来看苏联的经验，这个时候毛泽东就建立了核心的内在的，他的情感和价值感就确立下来了。这些他就说哪些斯大林苏联的经验我是接受的，不接受不行。所以文革的发生是后大跃进。就是认为那么短时间内超越所有东西是不可能的。他就在想斯大林的哪些东西是必须接受的，哪些是不想接受的，而且他认为不想接受是可以实现的。大寨啊大庆都是这个例子。

在一个比较大规模的情况下，我们就说，原来社会主义有一种理解是跟经济有关的，经济进到什么条件下，人们才容易有什么觉悟。但是林彪在军队实现的就是，我不需要那些政治经济条件，我仍然可以有很高的觉悟。我觉得这个等于支持了毛泽东，坚定了他的想法。

他坚定这个想法，使得毛泽东觉得自己是对的，那刘少奇或者陈云邓小平这些人就是错的。本来可以做，就是你们不做。再一个就是说，军队的经验被社会接受的时候导致了一个变形，最典型的就是我自己写关于雷锋那篇文章，没有展开来讲那个问题，我在讲雷锋这样人的出现，他不能由仅仅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些东西来解释。他要由一个整个革命发展创造出来的那样的一些状况，再加上对毛的著作学习。

但是他们把这个东西解释成了什么呢？他是因为读毛的东西，认真对待毛，他就成为了这么一个人。当时塑造了很多这样的人。有这样一个解释，有点像新教式的，一个人直接读圣经，不通过中间的阶层，他们是能掌握的。因为这些人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毛泽东自己不也说，我也向群众学习。因为群众是在生产实践中的第一线。所以这些人是直接能读懂毛的。

所以文革时候他们为什么觉得要把全中国变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且不管是邓小平还是当时宣传部长陆定一。他们检讨说，他们最主要的问题都在于他们阻碍了大众学习毛泽东思想。他最主要错误不是别的，是这个。但是这个东西的想象来源，在经验上大家支持，塑造了很多工农学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模范，但是一个大规模学毛泽东思想局面的是解放军。

这就导致了文革当中激进的人，他有一个想象，所以林彪整个军队创造的经验和对军队经验的宣传方式。导致了社会对这个东西有一个坚信。具体开展的就是毛泽东516通知嘛，518林彪有个讲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什么那些社论。那些社论最核心的逻辑实际上是林彪的逻辑。这个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是什么呢？林彪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文革要迅猛暴力地发展。其实有一个支持他提供论述的就是，毛泽东后来都质疑，就是林彪当时说有可能会发生很多阴谋和什么的发生。这些人真的要马上就....当然他隐指的是贺龙啊，罗瑞卿这些人，但是当时造成了一个情况就是说，让社会有一个情绪就是说，如果不马上行动，就有可能政变。

所以林彪我觉得他是在毛泽东怎么想象政治上，想象中国的可能性上，社会怎么当时有一种热情上，包括文革具体发动的临门一脚。他都是起了最关键作用。他的作用到什么程度，毛泽东自己说，我这辈子比较唯心要跟着别人转，他也就是在那个时期。

然后你讲到的在珍宝岛那个时候，林彪发布了一号命令，还有人说他反对跟美国的沟通。这些我也看到过，我看到时候的印象，我不敢把这个当作历史叙述的依赖。什么原因我有点忘了，我当时的一个直觉。我想给毛泽东震惊的是，庐山会议上他们竟然事先做了。军队变得特别重要，九大政治局的人都是跟林彪有关。

https://www.douban.com/note/664564392/

yangharrylg

【录音笔记】贺照田：中国新时期兴起的精神与思想意涵 （第三周：文X后期激进思潮的思想构造及其终结（下） 1/3）

这学期贺照田在交大开课，感谢社文所愿意开放录音，让我们都能听到这个重要的课程。（需要录音的话请豆邮我，原本的分享地址在墙外）

这边是我个人的记录，只撷取重点（但不知怎么回事变成了逐字稿），会随课程进度慢慢更新。

其他记录看豆列：https://www.douban.com/doulist/46877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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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

（回顾上次课内容）

这次课还是讲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及其终结，上部分。进入主题之前，我还是先谈一下相关方面知识的状况。

这几年我写到中国大陆49年以后研究的时候，特别是6、70年代到80年代的研究，我经常写成一个固定的表达：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不能否认的是在....也....。因为确实这些年的研究出版书和质量是相当让人兴奋的，但是问题也是非常多的。而且大家对这些。一个学科如果发展不久一定存在问题，但对问题应该有一些意识，我觉得大陆这些方面进展很快，但是它不光存在问题，而在于问题本身缺少意识。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

所以我有几篇研究都是这么表达的。那么落实到文革思潮的研究，就出现特别大的问题。比如后来大家说成是文革异端思潮的，过去近二十年有非常认真的研究，随便举两本书，《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那是一个不太厚的一本书，但是选的文本非常精要，还有就是印红标研究的专书《失踪者的足迹》，这本书也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宋的书是在香港田园书屋。关于这方面的论文就更多了，比如大家熟悉的王绍光（音）。他就有长篇论文，大家熟悉的钱理群的《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里面，他也涉及到很多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你大约知道历史的话，你就知道实际上历史的展开更大程度上由毛泽东和他所支持的那样的思潮，更在主导中国的文革基本面貌。但是相对于异端思潮，你会发现主流思潮的研究，反正大家都会涉及，但是缺少正面、专门、认真的研究。我没有读到特别好的。都是有点随意的。有一些把握比较有意思，跟美国左派有关，他们强调巴黎公社传统，他们认为那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解。从这个角度来谈文革，很多文章都会这个。反过来又会影响中国大陆左派学者怎么谈文革。

但是像这样的东西都过于从自己的视角出发，过于抓自己感兴趣的。其实都没有对它整个过程做认真的处理。这就带来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家对文革主导思潮没有认真的关心，就带来一个，比如涉及到75、76年的话，非常首要的就是要处理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问题，这个东西别说有人对它做比较好的研究了。我自己的印象也听大陆、日本学者的印象。他们说连这个问题连提都没有人提出来。你就知道现在我们的这个研究里面，成果非常多，也值得参考，但是另一方面又处于一个很奇怪的状态。

但是这样的现状，带来了两个在历史叙述理解上的后果。一个是1975、76两年历史中一些有重要性的问题它就不容易被讲述清楚，因为这个和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特别有关系。包括大家现在在叙述上一定特别会重点叙述的邓小平在75年的主政，这些问题都不容易谈深入了。还有一个，由于毛泽东的逝世，四人帮被捕后国家在1977、1978所发动的批判四人帮运动，特别是1977年上半的四人帮批判运动，它的核心观念实质便是跟文革后期激进思潮来做一种争辩。当然，它是用批判性的甚至对对方简化的方式来批判，来角力。但是核心要做的就是说要，这个我在下次课，77年怎么终结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但是他们的核心要从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控制逻辑，逻辑就是政治感和政治感所对应的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理解。它都压着，一定程度上是跟着它来。怎么说呢？构造出来了一种观念和实践的空间。文革后看起来是一种特别粗暴的断章取义大批判，实际上是从这里面挣脱出来。挣脱出来才能结束文革，才能开始历史新时期。你们听我下次课就知道，只有结束比较巧妙，才能，在之前，直接去看没有条件的东西它做了那么大的变化，历史为什么还发展特别平稳。

我就是要说由于对文革主流思潮的研究不够，落实到75、76对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研究不够，就使得77、78年在做的那些事情是在跟这些东西来对话。那你就其实不了解77、78很多在做的表达，大家处心积虑在干的事情，它为什么是那样的状态，为什么会带来我刚才说的。我们事后历史所看到的那样一种后果，你就都不能明白。当然你就谈不上对那里面发生的值得分析的做一种讨论。

怎么来掌握文革后期激进思潮？

第一个是文本特别多。国家掌控主要报刊上，特别是后来所说的四人帮，重要的宣传机器都是他们掌握的。所以呢，这样的文本是铺天盖地的，这样的思潮落实在中国这么广大的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带来的后果都是值得细致讨论的。但是那个就本身是特别大的课题。不是我们这个课能做的。那我们又不想，没有时间读那么多文本。没有时间看落实带来的方方面面后果，我们要想对它有有力的掌握。我推荐的一个做法也是我自己的做法就是把1975、76年的文革后期思潮跟那个导致文革发动的这个文革初期或者前半的主流思潮，来比较异同，从这个角度你一下就能谈得比较深。把握比较深，而且可以把很多核心重要的特征把握住。

1966年的文革发动，如果你回到中国大陆当时的时间点来说，实际上是特别不可思议的。这个不可思议我在这里随便举了它的国际环境，在之前大家一直担心将来会跟美国发生战争冲突。那时中国的方案是，林彪怎么概述的，我有点忘了。它就是讲美国从海上过来的话，大陆的南方是打一打就放弃了，但是到了北方，寸土必争，沿海的话就会一个岛一个岛跟美国打。当时这个情况，但是那样的前提就强调北的策略是因为背后有苏联作为后方。但是到了，大家知道60年代上半以后跟苏联的关系就特别不好，到了60年代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所以苏联根本就靠不上。文革发生到一段时间以后苏联就是甚至成了中国首要防备的危险来源。所以中国在战争上，比如东北和华北，它准备跟苏联打一段就放弃了。我出生在黑龙江，我老家在边境上。那要求我们当地能支撑多长时间？15分钟，就是你这个地方15分钟就可以被苏联占领，因为大家知道，当时苏联在军事上，在很多方面是超过了美国的力量。那美国比中国的军事优势多少倍，苏联也同样，所以它等于跟两个大国同时交恶。但是66年大家知道美国是在越南打。北方又跟苏联关系特别不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发动文革必然社会内部要乱一段，按理说这是特别不可思议的事。

为什么毛特别着急发动文革，其实跟两个情况特别有关系。一个就是他觉得当时中国正在往，如果不加以比较大的变化的话，它正在往修正主义的方向走。跟苏联变修前的状态，他觉得差别并没有那么大。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毛对自己的年纪，到66年毛是73岁，他特别急迫要来发动文革。关于战争的问题，大家看一看就是，这个都是在那个时期讨论历史特别大的背景。中共准备当时跟苏联打的话，东北、华北都会失去，但是他比较想守住内蒙南部、山西北部的山地。当年跟日本打的时候，因为日本就，山西的情况大家可能知道，西面是吕梁山，东面是太行山，然后当年如果山西全部守住的话等于是太行山特别高。日本想利用华北就不太可能。因为太行山能俯冲下去的地方。结果当时军事情况，山西的重要经济交通要地很快全被日本占领了。后来共产党就在太行山和中条山那边坚持抗战。那个坚持抗战重要在什么，不是正面打了多少仗，而是日本无法使用华北的资源。那中共一定程度吸收了经验，它想把山区守住。原来跟美国打，它想的是小三线，往后退，退到湖南西部、湖北西部，然后湖南西部在那里守住。那边的山里到处都是防空洞啊、机场，在山的内部。所以，中共一直说独立自主，你就知道它在这么说的时候，内在有相当的，正面说是志气，另外一个意义上说是相当悲壮的。因为确实差距太大了。毛泽东认为修正主义的问题是他更关心的，如果中国变成了修正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他就觉得那其他的东西也就没什么价值了。

如果说毛泽东的66年在发动文革是那样的心情，你们有空可以读他的诗。他有些时候心情特别复杂的时候会写诗，还有时候，他用一种正面方式没法来，不知道怎么跟社会讲了。因为你文革搞了那么多年怎么经济跟社会情况还不好，他这时候也会写诗，或者说他有些诗也会在人民日报头版登出来，所以毛泽东作为诗人这个事情，不是像通常大陆研究历史或思想的人那么讲的。所以我经常想到他的有些诗，比如「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我们也特别典型，现在北京发生很多事，我们反正没法关心那个，我们就到好像到南方来，离那个地方特别远。但是心情是特别复杂的。毛在发动文革时就有这样的诗。

肇端于毛的75、76年的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就和毛1974年底的如下判断特别相关，用毛的话就是说，虽然文革已经进行了八年多。但是当时的中国现实却仍然处于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的危险之中。他这么说的话，党国家社会仍然没有足够的反抗、矫正这个危险的能力与能量。这个等于承认此前文革的措施远远没有从根本上使中国党和国家社会本身具备足够的，当出现社会主义危险时的反抗矫正能力。本来毛的文革有很多目标，其中一个目标就是他到地方去，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你们能不能有能力反抗。包括那时候他提孙悟空。孙悟空也是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能不能做孙悟空啊。反抗中央，这个意思。

但是这些东西，这也是文革特别值得研究的地方。因为之前的共产党它有一个假设，它通过一些设计和逻辑最后国家就，高层的国家中心应该是对的。这时候你要求在组织上，个人服从组织，下层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这个就容易讲得通的。但是毛在这个阶段里面，他就觉得最有可能中心就是不对的。中心不对怎么办？所以他实际上是把自己处在一个，过去逻辑上很顺的状况，现在其实也让自己处于矛盾当中，所以他文革当中发生的很多经验，如果你要从政治学上去讨论的话，他的经验方面展开很多议题。

但是我们先不管这些。我们就说本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展开和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标志成果的1969年中共九大的召开，使毛泽东认为中国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在党和国家核心出现资产阶级司令部问题。国家和社会抵抗修正主义体制也大有改善，这样在以九大召开为标志的，党和国家重建关键一步跨过之后，接下来便是把文革的精神和成就落实到各具体方面去，从而把中国党、国家社会改造为更无出现修正主义危险，若出现国家与社会本身具备足够反抗和矫正能力能量。

毛在当时对现实比较乐观的感觉，反映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毛的讲话里面。我下面就引了讲话。毛就说：「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大会，在团结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大会能否胜利，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那九大提出的口号：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其实是特别配合毛的理解和心情的。从这样的背景你就了解林彪问题的出现，对毛的理解和认识真是可以说当头一棒。不仅毛九大有关此前文革胜利的乐观断言，在最核心处大打折扣，而且怎么解释文革问题的出现都成了挑战。

大家知道我自己前面说过，文革里面它发生的情况已经和之前中国大陆的国家特别不一样了，之前中国大陆的国家毛泽东即使远远高于众人，但是他那个高于众人可能还不是神和人之间的差距。到了文革，他已经变成了现世的唯一神。还有一个人大家不敢说他的神，但是给个神的待遇的是林彪。所以它等于，文革里面最重要的第二位怎么一下成了要暗杀毛泽东要搞政变的人呢？大家知道，共产党后来对路线斗争，它们就说林彪当然是路线斗争，但是怎么解释路线斗争。共产党形成的解释习惯，它是要从一个更开阔的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视野来解释的，有些时候是从阶级啊什么，从其他的角度来解释。但是林彪这么解释，当时是不知道怎么办的。所以林彪事件出来以后，林彪是1971年9月13号他当时是驾飞机往北方飞。一个说法是中国用导弹打下来的，还有一个就说他出事故，死在蒙古。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就要批林整风，另外一方面，如何在一个开阔的视野中解释林的问题。其实我们看不到一个思路。实际上对林的问题形成一个解释，一个宏观的大处着眼的解释实际上是到了73年底，74年的上半年才介绍给整个社会。这个采用办法就是林彪和尊孔关联起来。就是说他之所以会像林彪这样，是有中国长期以儒家为代表的历史文化传统，是由于那个东西的存在。这个东西，形成了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这个总算是不伤及文革的前提下为林彪问题的出现做了历史和文化的解释。但是若仅止于此便会有本文要讨论的，也就是今天要讨论的75年到76年全国压倒性的文革后期激进思潮。

就是如果林彪事件只是官僚小集团的问题，经过文革锻炼的党和国家内部不容易再出现这样的问题。或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经过文革锻炼的党和国家社会也会对可能一时取得国家领导权力的修正主义举动有一个广泛坚决的抵制能量的话。那即使再有林彪的小集团出现，也不会在毛去世后的中国出现修正主义复辟问题。而若真的如此，那此前的文革努力和到此的文革设计还是成功的。就说，批林批孔，文革里面有一个解释，文革的出现是很混杂的东西，其中有一个就是破四旧，所有旧东西对革命的妨碍，但是批林批孔就在强调这个根子挖得还不够，清算还不够。批林批孔可以说是对文革理论的补强。如果到这个时候文革已经达到了避免修正主义效果，那它也还是成功的。周恩来代表政府做的关于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他就是按这个方向来讲的。

你明白了这些的话，才会明白毛泽东的「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个关于当时中国现实的判断有着非常强的颠覆能量的。首先，毛事实上承认，现实证明，毛此前所思想的那一种文革道路在中国并没有取得他预期的成功，就是中国党与国家社会并没有因开展了八年的文革运动而获得他期待的能在相当时间内免除修正主义危险，并获得有效抵抗、克服修正主义的能量和体制。而这无疑是最让他寝食难安的。是晚年的核心焦虑所在，其次，这个判断也在要求解释，为什么前面的文革努力未能使党和国家机体和社会机体获得强有力的抵抗修正主义的体制，从而消除中国变修的危险。第三就是，有关解释，有着以前解释中国存在变修危险没有的新解释方向。那么就还有重新设计新应对方案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在74年底对理论问题的谈话，看着很短，实际上你回到当时的脉络里面他是非常颠覆性的东西。而且也是把自己置于一个困局之中的东西。

就像我上次课提到的，直接触发中国1975、76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并在触发同时使它在短时间内成为全国压倒性思潮的毛的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虽然很短，不超过500字。但其中不仅包括毛有关中国现实的尖锐判断，而且在很短的谈话中，还包括着对现实会如此发生与以前解释中国存在修正主义危险非常不同的新解释。和对如何应对这一现实的一个扼要指示。所以，这个看起来不超过500字，但是非常重要。鉴于这个文本非常重要，我做了全文引述（74年跟周恩来的讲话？）。

然后毛泽东说我同丹麦首相谈了社会制度，他就说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8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大的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工资制度也不平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的，每日每时的，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当然，毛这篇点到即止的谈话所以能开启强有力文革后期激进思潮，首先因为这是毛的谈话。我觉得就是，比如耶和华和现世有直接互动的时候，耶和华那时候还有其他神，等到他成为唯一神的时候他已经不出场了。毛是个唯一神又是个现世神。至于他为什么会成为那样的，在大家当时的感觉和反应方式里，后来就成为了一种现实了。那是成为了一个前提了，为什么会那样，也都是特别值得讨论的。其次，毛所昭示的理解思考方向跟之前的文革主流思潮有相当的距离。也就是说文革后期激进思潮之所以能成为时代笼罩性思潮决定性得益于毛其实无人能比的地位。因为这样的一个基本思路其实在中国早就有了，就是张春桥的很早就有这方面想法。对这个想法的系统表达是上海市委写作组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72年、73年已经出过两个版本，基本上是这个思路的。但是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个在很少的人内，很少的人里面所接受的一个思潮，而且表达得也不足够正面和尖锐。但是到了毛这么一讲，那就非常不一样了。毛就说让张春桥来写文章，看来毛也是了解张春桥的想法的。

但是毛自己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想法，这个就是材料不够，有些细节没法讲很细，但是将来课上也会涉及，这个东西在毛泽东的思考中是有很多浮现的。再加上毛对现实的掌握。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接受了张春桥的解释，不太好说。但他自己应该了解，这方面的想法张春桥能做很好的阐发。

毛这篇讲话和当时通行的文革主导思潮存在重要不同，包括那个批林批孔加起来也是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但是毛的这篇谈话非常重要，由于是和周恩来谈的，反正就说到就行，点到即止。这个东西就变得很难掌握，因为太短了。所以要想真正掌握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思想构造，直接通过它确实非常困难。参与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文本多如牛毛，不过以我的阅读了解，张春桥因毛谈话所写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我觉得是，如果要选一篇文本的话，通过把握这篇文本然后就了解他的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那个最主要逻辑、最基本的想法是什么，他的核心的那个感觉是什么。这个文本是最合适的。今天比较可惜，没时间对张春桥的文本做展开的分析，不光能把握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思想构造特点、政治感特质，也能把握住思潮在思想实践困境的一个所在。而且你们就比较懂了，这篇文章的话，通过张的东西懂得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基本构造，再跟之前的文革理解做对比。你们反正也就会了解文革后期激进思潮上面增加激进二字。因为文革已经被认为是激进到无以复加，为什么这个地方还要说它更激进。

因为文革涉及到非常多的东西，我们先从一个最，在现实毛泽东认为一定有发动必要的，他到那时候开始认为在国家的上层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使得，而当时国家、社会大部分人的状态，又对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又对这个东西没有清醒的认识，更谈不上自觉的去抵抗。所以这些人一旦掌权，那些人就会跟着走。当时是这样一个状况。但是他当时那么来发动，因为文革很大程度上有点，把党政严密组织打乱了。有点让社会和权力内部都可以造反，某种意义上可以自由出来组织。这个也包含了一个东西，就是说在63年强调雷锋的时候雷锋是，希望很多人成为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我说这是个细胞。到了64年吧，关于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的时候，他就要求人不仅成为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些人也能有把周围带动和组织起来的能力。我说这是在要求人成为器官。那到了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对于青年知识分子的希望是说，这些人起来有革命的意识，然后起来革命。他们同时也会去跟工农相结合，这些人获得的能力是，有能力当中国出了比较大的问题的时候，他有能力来改变这种现状。使历史回到他认为的社会主义方向。这就意味着他对青年人的最理想的期望，这些人能成为主导历史的人。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毛一个是用他自己怎么成为这样的人，他把经验做了投射，但是同时毛泽东也是，他对这些人的设计当中，成长有一种乐观。所以文革是这么发动里面，他一个是现实当中觉得存在危险，再一个他对整个社会和权力内部的大多数人可被改造性他有一个乐观。这两点是最核心的。

关于那个国家内部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中国有很强的变修的危险，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在这个点上当然不会有意义。但是，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和文革后期主流思潮，它们之间的核心差异在于，国家内部的修正主义危险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它们是怎么来的，根源方面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因为此前的主导文革思潮，把党和国家内部这些危险存在解释为过去历史社会遗留因素的影响，国内外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影响等等。这个就意味着说什么呢？这些修正主义的危险和走资派在党和国家内部的存在，根源原因是在外面，是外部影响了党和国家内部的结果，这是过去理解，另外一个也就是说在文革发动时也有大量关于什么样的制度存在，什么样的组织运转方式更有助于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看法。文革的核心目标便是重构这些制度，这些实践。

关于什么样的制度存在，什么样的组织运转方式更有助于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这个认识，特别反映在他们后来批判刘少奇的时候，说刘少奇有黑六论。六个方面论述，这是文革要批判清算的，要超越的。所以呢，文革的核心目标要重构这些制度，这些实践，它也要重构人们与这些制度实践相伴生的精神思想状态。所以大家看文革十六条里面也都提出来这个。文革里面特别的，它说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但是这个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呢？它当时的整个设计你又觉得是比较容易的，不觉得这个东西特难。一个是构造了一个非常尖锐的，比如农民挑着一担粪。你走到村头了。左边是集体田，右边是自留地，你往左边走还是右边走，往左边走你就是资本主义，往右边走你就是社会主义（？？不懂）。它通过这样的一个构造机制。这就是我说的毛时代辩证法的运用问题。在这个之前，他的辩证法就是后来课后刘老师跟我说的，他主要是跟毛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他们相信找到了一种特别好的让中国发展的道路的东西。那时候强调辩证法，主要是从不平衡到平衡，怎么再构造不平衡，然后达到的一种能导致人的精神和社会，包括国家和党的一种状态的方法。那个他们觉得能导致中国快速发展。

但是到了后来，他的发展，特别包含一分为二什么的辩证法思考里面，它在于构造了一种机制。农民当然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资产阶级，但是农民在中国以前的定义里面，他有革命性的一面也有小资产阶级的一面。小资产阶级的一面怎么办？让他革命的一面发挥出来，把小资产阶级的一面克服掉。这时候你要构造一个机制。反过来，他也认为这样的方式能让农民很快变，他那时候是这样的。

如果制度和实践的东西都变了，然后人相伴生的精神思想和精神状态也都变了的话，那人的这个，黑六论所对应的状况，他们也觉得是很容易超越的。那时候在一个相信学习对人的改变，这也真是一个，我觉得中国社会真是乐观的社会，那就是觉得全国要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但是核心都是人的可改造性的乐观。

和文革后期激进思潮不同的是：由于这时候对人们的精神思想的可改造性特别乐观，一个像伴随的对一是不能变革的中国社会主义最基座的那些制度部分，比如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他对人的规定性也就没有那么悲观。以为通过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世界，精神世界的改造和对社会主义存在可变革部分的变革就能做到使那些本有利于修正主义滋生发展的制度实践模式，使这些东西都变成有利于社会主义巩固的存在。他就认为是这样的。

相比呢，在文革后期激进思潮中，都发生重要变化。一个就是这一思潮在已经相当激进的文革之后，还要再冠以激进之名，就在于它在对中国还存在修正主义危险根源，他有一个特别新的解释，这个解释就跟之前的解释不一样。之前的解释主要是旧历史文化遗存，社会新老剥削阶级的存在，国外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影响。过去它认为主要跟这个东西有关。就是它的根源性是外来的。那这个时候开始认为，再加上他们对中国权力内人员的可改造性这时候也不再乐观了。

这两个东西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有些东西在当时中国社会是你改变不了的。你再有社会主义追求也改变不了的，因为经过大跃进的失败，毛泽东他们就认为现实中很多存在你是没法短期内变化的。其中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像商品生产，货币的存在，按劳分配的存在，像干部制度的一些基本状态等等。这样一些基本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存在，社会经济运转存在，制度性权力存在，这些东西你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你怎么。这个是没法变的。在当时是变不了的。

毛就认为这些东西不变的话，那这些东西就在中国不断滋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根源。这个和文革初的东西非常不一样。大家要记住，这个特别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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