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河编译组：《南方周末》很多事没说清

fuqiangqiang

4月19日，《南方周末》刊载了一篇署名训诗的一篇文章，标题是“监狱里的翻译精英，被遗忘了半个世纪”，被各个网络平台广泛转载，影响很大。
从标题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篇历史钩沉类的文章，对于上世纪50年代扑朔迷离的“清河翻译组”和“北京编译社”作了一定程度的考证。
这篇文章为何能激起很多读者的极大兴趣？笔者分析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此文有一定的猎奇性质，原文也用了“拨开历史的迷雾”云云。之前就有不少的零散的老精英知识分子回忆录谈到过那个神秘的“犯人翻译组”。

50年代中后期，大陆市面上确实出现了一大批的高质量的翻译类的学术文章，理工类和文史哲类的都有，在对其做梳理的时候，很多文献综述都会有意无意提到这是“一批原国民党高官、战犯和汉奸”组成的翻译小组搞出来的，至于具体的细节就很模糊了，所以这篇文章满足了一批读者的好奇心。

第二点，就有点那啥了……《南方周末》想必熟悉它的读者都知道，有关建国后前三十年历史辨析类别的文章，绝大多数都透着一股喊冤叫屈的味道，这篇多多少少也带有这个成分，不过署名的训诗老师行文的语气还是很谦卑的：“文中揣测、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唯请当事人、知情者指正和补充，俾使半个世纪前的这一陈迹往事不致完全湮灭。”

很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在很多关键的地方语焉不详，没有对重大历史问题“以点带面”的自觉考证意识。就笔者本人来说，读完此文之后产生的疑惑比读之前还要多。

举几个非常值得探讨的例子：
一、“清河翻译组”和“北京编译局”负责翻译的犯人，都是因为什么罪名被判刑收监？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是因为1951-1952判刑的一批人和1958-1959被判刑的知识分子，原因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二、文章对翻译组和编译局的关系论述颇为精到，但文中还提到某某人是犯人，某某人是劳改，对此训诗没有进一步阐明到底哪些人是“罪犯”，那些人是“劳教”。罪犯意味着走的是正常的公检法程序，是敌我矛盾，而劳教有很强的思想改造的成分，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的。那么，罪犯和被劳教者是不是隶属同一个翻译体系，翻译的待遇是否相同，文章没有说得太清楚。

训诗考证，“清河翻译组”成立的时间早于1953年6月，这一点非常值得肯定。

为什么要问第一个问题，也是因为原文中的这样一句话：“本文提到相关人物，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获罪名或法院判决，绝大多数在改革开放后都得到了平反，判决被撤销，限于篇幅，不一一说明。”

这让笔者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清河翻译组成立于1953年之前，意味着很多犯人其实都是在1949-1952年就已经被判刑了。这批犯人和1958年被判刑的犯人，最大的区别，想必读者也能推断出来，就是前者带着旧时代的“原罪”，大部分人都是曾和前国民党官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建国后被识别为战犯，或者通敌的反革命，要么就是在伪南京国民政府当过差，属于“汉奸”序列，那么，这批人在改开后能大规模被平反吗？
下面我们来找几个例子辨析一下。

文章中第一个提到的人物是朱良澐，所有文中的举例她的事迹最为清晰——因为她对那一段历史有详尽的回忆。1927年出生的朱良澐老太太现在还健在，是已故浙江大学农学院茶学系张堂恒的妻子。张堂恒是海归精英，中国农学界的老前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博士，还给中国远征军当过翻译。不过，1950年年初新婚燕尔的朱良澐被逮捕，关进了清河监狱，罪名是通敌，盗窃和泄露国家机密罪，刑期从1951年算，一共被判了8年。

值得注意的是，朱良澐女士在1949年全国解放前通过了政审，被调到新华社当记者，因为外语很好，后来又去了华北人民政府工商贸易部给领导当秘书。

笔者推断，朱良澐以盗窃和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刑，极有可能和他父亲的出身有关，他爸在东北跟着张学良开煤矿，曾经镇压过矿工，而且其丈夫的国民党和美国背景，更是让朱良澐在50年代初的反革命甄别过程中无法全身而退，而且她被公安部发布公告点名是美国间谍，让她的家人尽管疏通关系找到法院院长沈钧儒，也无法再翻案。

不过，朱良澐之前通过政审的经历，以及证据不足等因素，让她在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第2063号文件）获得了平反。

朱良澐老太太在回忆中对一个叫沈立中的印象很深，认为他俄语很好，跟着他在监狱里俄语水平突飞猛进：“翻译组有个犯人叫沈立中，进来之前是铁道部顾问，解放前担任中长铁路局总工程师。沈在苏联待过二三十年，俄文倍儿棒。沈立中进了监狱，铁道部经常有人来要求提前释放他，理由是沈立中太有用了，铁道部太需要他了。沈立中他在里面待了两三年提前放了。我的俄文就是跟他学的。”
沈立中是民国期间少有的铁路高级技术人员，业务相当精到。

我国在建国后就谋划搞南京长江大桥，于1953年成立了铁道部武汉大桥工程局，中苏蜜月期，铁路没有苏联帮忙还是不行，于是要选派一批留学生去苏联留学培训。去之前，显然要对这批即将留学的青年骨干进行政审，政审期间，有海外关系的、和国民党纠缠不清的都很难过关。

有个小伙叫詹之祥，本来个人政治上没什么问题，但他进单位时候的介绍人恰恰就是沈立中。沈立中当时已经被判刑入狱，罪名是军统特务。沈立中由于是急需的特殊人才，所以提前释放了。至于原本有期徒刑的长度，就不得而知了，至于改开后是不是被平反，也不得而知。

沈立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个是他有资格给几个年轻的后生写推荐信进铁路，说明大约在1949-1950周年左右组织上还是信任他的；另一点是沈立中出狱之后继续还搞翻译，而且直接用了自己的真实姓名署名，和“清河”不一样。目前，在网上可以查到当时沈立中的很多翻译，除了机械制造之外，他还翻译文学作品，确实是个人才。

沈立中被判刑入狱，实际上是让当时铁道部的很多人不满，觉得浪费了人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为了稳住局势，镇压反革命是绝不手软，走的是取法乎上的路子。

文中提到的张文华身份比较难以查证，按照朱良澐的回忆，说他在解放前担任过《晋察冀日报》的主编，《晋察冀日报》在改名创刊后，主编基本上都由老媒体人邓拓担任，张文华很可能参与过《晋察冀日报》的编辑。为什么这么说？张文华在1929年担任过中共在西北的机关报《西北红旗》的编辑，是油印的，而且是被山西省委党报编委会任命的。还查到，1935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长也叫张文华，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而且，笔者查到这样一份资料：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的敌军工作训练队。

抗日，不懂日语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日语的知识分子，在宣传和搜集情报方面都很有帮助，我们在其中看到了张文华的名字：
延安で育てられた敵軍工作幹部は各前線に派遣され，活躍していた。当時の新四軍第4師団の敵軍工作部だけでは，延安敵軍工作訓練班から卒業して派遣されて来た人は6人もいた。それぞれは張文華，劉滔，趙彤，呂風翔，呉振中，史華だった。彼らはみんな敵軍工作の中核となったという。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张文华的日语水平为什么这么好，而且他懂五六种外语，说明在掌握日语之前，已经也掌握了好几种外语。

一个很大的疑点是，抗战期间就被选拔为对敌工作训练队的骨干，而且是1928年就是参加宣传工作的老革命了，为何在建国后马上就被逮捕入狱，张文华的罪名是什么？

张文华这样的党内有资深经历的知识分子，如果入狱，也基本上都在1958年左右，而不会在1951年前后清算反革命的三反五反中掉队。这个很大的疑点，原文没有提，其实是很值得探讨的。

根据“训诗”掌握的信息，他列了一个清河翻译组的名人名单，第一个是燕庚奇，在括号中的注释如下：1900-？，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训诗本可以再继续追问一下，这个京都帝国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为何当时身陷囹圄。

从燕庚奇的生卒年月上可以读者们也可以推断，训诗确实掌握的信息比较少，因为燕生于1900年，那么他今天如果还活着，已经是一个118岁的老人了，这不太可能。但燕到底哪一年去世的，训诗并不清楚。

谈燕庚奇就不得不谈九一八事变。1936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身边有这么一群秘书，都深度参与了事变的整个过程，首先正副“秘书团”的团长分别是应德田和孙铭九，燕庚奇和杨心梅的等级较低，不过也是秘书班子的重要成员。

注意，当时张学良身边的秘书团队绝对不止这些人，应、孙、燕、杨四个人其中除了应是美国大学毕业的之外，其他三人都和日本渊源颇深，日语相当好（不过孙的文化水平不高，武将出身，还负责安全保卫）。这几个人的主要工作是管理情报和人士调查，属于“隐蔽战线”的秘书团。

孙铭九在改开后成了政协委员，负责文史整理工作。燕庚奇在建国后被审查、劳教甚至判刑都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张学良身边的秘书没有一个能逃脱层层政审。熟悉东北军历史的读者对孙铭九和应德田应该不会陌生，这两人在东北军在西北“剿匪”的过程中，做过抗日联共的工作，不过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迅速泡沫化，孙铭九枪杀王以哲，更是加速了东北军的灭亡。

我党出于大局考虑，曾短暂收留应、孙二人避免东北军其他派系的将领寻仇（毕竟他们俩在联共方面有功），但忌惮于蒋介石的压力，没能再进一步庇护（毕竟出于抗日大局考虑）。失去了共产党的保护，而已经投靠国民党的东北军不少高级将领欲杀孙而后快，孙最后走上了一条令人不齿的道路——投靠了汪成了汉奸——而东北军，在历史上也消失了。

厘清了这段历史，我们就明白燕庚奇“难逃法网”也是一种必然，和燕庚奇经历极为相似的杨心梅在1943年还参加了共产党，受华北城工部的指挥，是参与北平解放之前地下党的骨干。即便是这样，出身东北军张学良秘书的杨仍有8年的劳改期。

对东北军这批人旧臣来说，当年的所谓秘密联共、抗日和解放战争中为共产党的“潜伏”都无法成为护身符，地下工作者本身历史复杂，社会环境复杂，双面间谍不再少数，严密的政治审查也是一种必须。

训诗还提到，像燕庚奇这种日语相当好的在清河翻译组其实还有一批，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一种联想，即北京翻译社和清河翻译组有伪满洲国的高官，比如狱中的黄鸿森也回忆说有一批日伪汉奸，但必须要指出的是，伪满洲国的“战犯”在1949年之后一律被关押在辽宁省抚顺“东北战犯管理所”，抗美援朝期间又转移到哈尔滨，北京的监狱和劳改营其实并没有伪满战犯。

在燕庚奇之后，清河翻译组的精英阵营中还有一长串的名字，但原文并没有做分类处理，是比较败笔的。笔者在此，大约给他们分一下被判刑、劳改的事件、时间类别。

我们发现了江氏堂兄弟江泽垓和江泽墉的名字，原文注明说这对堂兄弟都是出版社的编辑，一个是高等教育出版社（江泽垓），一个是外文出版社（江泽墉）。目前不少文学作家传记类和回忆录之类的文章，会时不时提到江泽垓这个名字，比如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系博士马逢华平时也喜欢写诗作曲，在北大读书时结识了江泽垓，回忆录中提到在1948年江泽垓和朱光潜、杨振声等文学界名流一起参加过座谈会。也就是说，在解放前江泽垓和江泽墉已经是人文学术圈内相当活跃的后起之辈，而且我们额可以判断他的出生年在1920-1925年之间，在那个年代是相当年轻的学术后辈。
江泽垓还有一个特长和奇技——打桥牌。桥牌大师王建华老师也曾回忆过，1950年的时候和江泽垓一起打桥牌的愉快经历。他的《桥牌挤压法》很多技术都是得益于江泽垓。

不如我们把这段直接搬运过来：
江泽垓是一位很风趣的人物。他家的电话是21752。那时的电话才5 位数。他说：“我的电话很好记，2 是局号，1752 就是要去打 52 张牌。”1950 年代初，北京刚解放。我们常常在东厂胡同北京大学研究生宿舍里打桥牌，顾玮琳读研究生，就住在那里。打牌的时候，江泽垓除了发表他对叫牌和打牌的高见外，有时打到得意之处，还会哼出一句京剧。有一次听到他低声唱出“改男装只觉得威风浩荡”。原来头一天晚上他去看了荀慧生演出的《荀灌娘》。

我们每次打到午饭或晚饭的时候，就一同到位于沙滩的小饭馆去吃面条或炒饼充饥，饭后再战。江泽垓说：“一桌桥牌，一盘炒饼，with a quarter of a watermelon, 真是神仙般的生活！”他所说的 with a quarter of a watermelon 就是加上四分之一个西瓜。 当时吃完饭顺便带回来一个小西瓜解渴，也是常有的。

江泽垓知道我热中于学习挤压法，他对我说：“你应该给我提鞋穿鞋，就有可能看到我的红皮书了。”原来他以黄石公自居，他所说的红皮书或红书乃是著名桥牌大师克柏森 (Ely Culbertson) 的桥牌名著《Contract Bridge Red Book on Play》。

吃炒饼，啃西瓜，打桥牌，听京剧，说话夹杂英文，幽默风趣，读者们大致可以推断出江泽垓确实是一派旧式文人气象。

不过还是回到主题，江氏兄弟到底是因为什么身陷囹圄，并且最终死在了监狱内呢？至少有两个原因。江泽垓和“燕京大学最后的疯狂”有着密切的关联。

燕京大学特殊的办学背景让它和美国牵连甚深，在1949年之后，这所桃李芬芳的大学和新时代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1951年随着朝鲜战争的深入，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燕京大学也逐渐走到了历史的终点。

被教育部接管后，1951年燕京大学由私立改公立，而且要逐渐剥掉其“教会”背景，财政、人事等方面受到很多调整，操作难度很大，很多教授觉得发的工资变少了，怨气冲天，开始闹。

1951年2月，调回北京的某一批志愿军曾经征用过燕京大学二楼的宿舍。俗话说，秀才遇到兵，难保不冲突。从“民国”到“新中国”，不少学生和老师的心理调整本来还在磨合期，结果酿成了比较大的群体事件，搞了保卫燕京的串联签名活动，加速了燕京大学的裁撤。

配合燕京大学院系拆分的，是和“三反”运动的同时进行的“清除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燕京大学“思想洗澡运动”，当时的大学校长陆志韦受到严厉批判，不少教师因为海外背景受到隔离审查。

而在燕京大学任职的江泽垓应该就是和著名翻译家巫宁坤同一批入狱的。笔者很喜欢的英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诸多英译本中，最佳译本仍然是巫的译本。他在回忆录《一滴泪》中，详细叙述了燕京大学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的来龙去脉。

当江泽垓和巫宁坤同时被判刑和劳教之后，江的堂弟江泽墉并没有和他一起，因为他是1957年的“百花齐放”运动造成的反右扩大化而被判刑。
笔者在这里补充一句，江泽垓和江泽墉都是安徽宣城人。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同志和江氏兄弟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有没有什么联系？

第三代领导核心和第四代领导核心同出一辙，可谓人杰地灵！可见江泽民同志和江泽垓和江泽墉，不但年纪相仿，而且确实极有可能是同族同宗。所以江泽墉是和文中提到的徐璋本、贺永增、徐式谷、陈奉孝、同一批入狱：

徐璋本是那一批人中的典型代表，他和钱学森是同学，本来是搞理工的，但是对政治很热心。同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且都是学导弹的。徐曾经公开发表文章，抨击共产党的文化政策，串联其他党员知识分子退党。在徐的鼓动下，出现了江泽墉这类的“叛逆”性比较强的知识分子，也曾公开叫嚣共产党应该下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是没有前途的云云。

也就是说，江泽墉进入清河翻译组，主要是依据1957年的“右派分子处理办法”，而他的堂兄，则主要是因为燕京大学的裁撤和“三反”。 两者的时间序列还是很不同的。

不少翻译组的人下场如何？

文中提到的很多清河翻译组的骨干，在卒年一栏中都是“？”，也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死的。目前已知江氏兄弟都是死在了清河农场和劳教所。九六三年七月造册的《死亡右派份子情况调查表》在大约2002到2003年间的旧书网上还有卖，从中还能找到不少信息，史料价值还是很高的。在北京潘家园，曾经一本卖到两三百块钱。现在不知道要翻多少倍。最后，笔者发现，清凉庵的一个和尚，也是死在清河农场劳教所。（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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