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楚狂人：苏州七中文革纪实（1966-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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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声处听惊雷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序

我楚狂人


我曾经说过，苏州的文革最典型的单位不是造反出名的部属大厂长风厂，不是苏州最大的高校江苏师院（现苏州大学前身），也不是苏州名满天下的名牌中学苏州中学，而是已经消亡在历史长河之中的苏州市第七中学。苏州七中，“造反”最早，分裂最早，工作队进校最早，工作队级别最高，武斗最出名，最后同归于尽下乡插队最彻底。这是怎样的诡异？

日前，我与老友蒋开明聊起这些往事，感慨万千。其实我最想与之交流的人是我们的老校长杨泽海，可惜前两年他已经仙逝了，享年96岁。在杨校长生前我是有机会与之交流的，但是我不知因为什么缘故一拖再拖，以致成为无法弥补的遗憾。杨校长是七中文革中最早被“抛”出来的校领导，而我，则是最早被“抛”出来的学生。这诡异的事件背后有什么隐情？我很想听听杨校长的感受，但是来不及了。

严格讲起来，1961年进校的我们是苏州市第七中学的第一批学生，因为此前叫做“胥门中学”。七中的办学历史实在很短，满打满算，从1958年创办胥江中学算起，到1981年停办普中，改成职业教育，也就是短暂的23年。这期间还包括了“文革”十年，也就是说，在搞教育的时间，七中最多只能算13年。但是，就是这23年光阴，七中经历了艰难创业，迅速崛起，适逢浩劫，到无奈改弦更张的历程。七中就像是划过苏州天穹的一颗流星，一闪耀眼光彩，迅速消失了。今天，如果你要在网上搜索“苏州市七中”这样的词条，是找不到的。

1981年苏州市第七中学更名为苏州电子职业中学。

1985年苏州市电子学校创建(合署)。

1992年苏州电子职业中学更名为苏州高级工业学校。

2004年苏州高级工业学校、苏州市电子学校撤销。

2004年苏州高级工业学校、苏州市电子学校参与合并组建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今天的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认的是 1946年9月16日创办的江苏省立高级工业学校为自己的前身，七中只是一个入侵者，一个不速之客，已经被消灭了。

其实，苏州工专早就在1962年停办了，即使从1981年接上去，中间也断了近20年。把七中一笔抹煞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我是1961年作为新生到借寓在朱家庄苏州市委党校的七中初一报到的，一年后又自己动手搬家，搬到了位于爱河桥的苏州工专留下的校舍，1964年升入高中部，1966年参加“文革”，1968年底离校插队昆山的。我在七中整整七年半，说不尽的甜酸苦辣，道不明的恩恩怨怨。七中是我从稚嫩走向“初长成”的地方，七中是我从懵懂到开始学会思考的地方。就这一点，我永远感谢七中。

1966年6月，七中的文革开始。1968年年底，我们离校到昆山周市、陆桥两公社插队。我们在七中的文革岁月短短两年半，刻骨铭心的两年半！这两年半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轨迹。

文革后期，我在昆山插队，在江苏师院读书，很少介入。所以，严格地说，我写的是“七中文革前期纪实”。那么后期呢？应该更了解情况的蒋开明同学来写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文革是我们民族不堪回首的噩梦。但是，正因为是噩梦，我们必须忍着痛苦真实地记载它。如果我们这代人不做好这件事，噩梦将会以不同的面目重来。今天，我们的年轻人不知道那个噩梦，妄加评说，这很叫人忧心。我愿从苏州七中这一滴水，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影子来。

谨以《苏州七中文革纪实》献给我们逝去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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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旧事后记 诡异的文革六月

我楚狂人


1966年5—6月间，我们平静的学习生活突然被打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一下子把我们推向了不可知的洪流中去。一切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变化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苏州市七中在文革中很有影响，我敢说，在苏州的文革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不是江苏师院，不是长风厂，不是苏高中，而是七中。关于七中的文革，我一直想写，什么时候想清楚了，我会写《苏州市七中文革纪实》，用解剖一只麻雀的手法来观察文革。但是，这是另一组文章了，我的《七中旧事》就到这里准备告一段落了。

从1965年下半年，批判《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开始，到批判吴晗的京剧《海瑞罢官》，一时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后知后觉的我们觉得一切离我们很是遥远，何况，当年的我们是那样相信党的领导，相信毛泽东。反正是没有人有丝毫怀疑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伟大光荣正确。

但是，事情发展之迅猛，出乎我们的意料： 1966年6月1日向全国广播了5月25日在曹轶欧（康生之妻）授意下，聂元梓与哲学系另6位教师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也就是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一场政治风暴就这样席卷了全国。

在我们七中，1966年6月很诡异：在聂元梓他们的大字报广播之后，我们学生中就传说杨泽海校长的种种流言：说他是三青团骨干，说他是富农家庭出身，说他是地富反坏右的保护伞，说他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学生的目光一下子吸引到杨校长身上。我们当时不懂，现在就明白了：这是抛档案，这是把杨校长抛出来了。这是谁干的？

于是动员大家写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我也写了大字报。但是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6月16日，突然出现了一批针对我的大字报，大有把我打成反动学生的架势。声势之大，定有人组织。是谁？于是我写了大标语反击：“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就是学校里所说的“六一六事件”，也是工作队进校的由头。

就这样，人为地把我和杨校长放在了对立面上。这是个玩政治的老手干的，如果运动按照肃反的老路子搞，杨校长在劫难逃；如果运动按照反右的老路子搞，我在劫难逃。但是，后来的运动完全超出了这个操纵者的想象，谁也无法操控了。

七中的文革开始了，一切超过人们的预想。诡异的文革六月，留下了多少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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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六事件1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一

我楚狂人

我把“六一六事件”看做是苏州七中文革的开端，我想苏州七中的过来人大多不会反对。所谓“六一六事件”，就是1966年6月16日发生的突然对我的大字报围攻，从而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六一六事件”也种下了苏州七中文革的种种因果，一直影响到文革后期。甚至几十年后，还在人们的潜意识中留下痕迹。这一天，苏州七中的文革正式开始了。

一、序幕：抛材料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头版刊登了姚文元的长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SPAN>海瑞罢官>》，此文矛头直指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措辞极为严厉，完全是“打棍子”的架势。这是姚文元第一次进入我们的视线。但是，京剧离我们很遥远，吴晗离我们很遥远。我们完全意识不到对我们一生产生根本性影响的事情已经发生。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刊登关于北京文委书记邓拓的《燕山夜话》和他与吴晗、廖沫沙合作的《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材料，“三家村”被打成“反共集团”，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最早牺牲品。5月18日，邓拓含冤自尽，成了文革的第一个牺牲者。但是，苏州七中的校园依旧平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离我们也很遥远。

1966年5月25日在康生老婆曹轶欧授意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聂元梓与哲学系另6位教师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经批准，当年6月1日向全国广播。这一次，影响了苏州七中。6月2日开始，苏州七中出现了大字报。

从1966年6月2日开始，在苏州七中教师办公室“地板房”的走廊墙上贴出了大字报，很快就有铺天盖地的架势。很诡异，一夜之间很多不该流传的事情在大字报上出现，矛头针对的是校长杨泽海。杨校长被点名批判，主要罪名是：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地富反坏右保护伞、混进党内的三清团骨干分子。

为了证明杨校长“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就把杨校长重用“政历有问题”的教师为骨干为例，被点名有蒋经国秘书英语教师陈元瑞、三青团员数学教师黄居康、出身不好的语文教师骆伟里、周雪麟、物理教师尉迟梅云等等；又把器重成绩好的学生当做罪名，说是“漠视工农出身的学生”。

为了证明杨校长是“地富反坏右保护伞”，抛出了好几个教师的档案材料，“重磅”的有，右派分子图书管理员宋瑞楠是杨校长的中学老师，定为右派后杨校长安排进图书馆，继续他的明史研究。1964年苏州中考第一名的学生周小明（现改名周秦，苏州大学教授、博导，全国知名昆曲专家），因“出身反革命家庭”不被高中录取，杨校长收下了。1965年无锡中考高分考生葛玮，因祖父是国民党高官葛剑雄，不被高中录取，杨校长也收下了（当时两位同学没有点名）……

为了证明杨校长是“混进党内的三清团骨干分子”，直接抛出了杨校长是三青团区分部委员的档案材料。

这些材料是谁抛出来的？谁能接触这些材料？当时能接触这些材料的只有党支部书记顾祥斌，还有就是人事秘书徐明英。答案已经不言而喻了。

抛材料的高潮是6月14日出现的一张《群丑图》，《群丑图》的中央是杨泽海校长，拱卫四周的是他重用和保护的教职工。

我是所谓杨校长器重的“黑尖子”中少有的出身工农家庭的一个，因此被动员“反戈一击”，批判杨校长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当时的人极单纯，对毛主席、共产党、解放军极其崇拜，不会有丝毫怀疑。自然地对杨校长这个“混进党内的三清团骨干分子”恨得起来，于是我成了较早写大字报批判杨校长的学生，也就是说我就是较早“造反”的学生了。

苏州七中的文革就是这样在抛材料中开始了，这时间比苏州其他学校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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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六事件2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一

我楚狂人

二、高潮突然到来

1966年6月16日清晨，我一如平时早早地到了学校，进了教室，等待上课。那时还没有完全停课。忽然有同学一脸惊慌地在教室门口冲着我招手，我迎了上去。那同学急乎乎地说，你快去看看，贴满了你的大字报。

我一下子懵了。这怎么可能？

我快步进了地板房走廊，果然，昨天的大字报被覆盖了，贴满了“揪出反动学生张长霖”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来势汹汹啊！

我的热血往上涌。年轻的我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当时什么都不会想了。

我的朋友们很快聚过来了，纷纷说：“这是谁干的？”“为什么？”

是啊，谁干的？为什么？

我逐渐冷静下来，心想，这是有人在组织对我的围剿。而且这一定是有权势的人。会是杨泽海校长对我贴大字报的反击吗？不像！因为别的大字报被覆盖，唯独批杨校长的大字报还在。我陡然有些紧张：难道又是一次“反右”的复制，又一次“引蛇出洞”？

我豁出去了！既然选准了我，那就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如果真的是有一场“反右”，那么被精心选中的我在劫难逃。

我横下一条心，在走廊的上方贴出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字标语。随便吧！

我津津有味地欣赏起贴我的大字报，主要内容有：其一，不法资本家的孝子贤孙，那是说我的祖父是不法资本家。天晓得，我祖父是小业主，基本守法户，那时支援内地建设去了银川，是宁夏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其二，看反动书籍《燕山夜话》。我见到报纸上批判《燕山夜话》，找来看个究竟，不可以吗？其三，杨泽海精心培养的黑尖子。把杨校长动员我放弃报考苏高中，留在本校读高中的事情大大渲染。这是我的事情吗？其四，对党不满，经常发牢骚。主要就是这四条吧。

搞运动，总得要找人祭刀的，这次不幸选中了我。其实不是我也会有别人的，整人总得有对象，搞运动必须有对立面。没有的话，就制造一个。于是我这个“反对学生”就被制造出来了。

很快地，在师生间形成了不同观点，一些人同情我，支持我；一些人“紧跟党支部”，狠狠打击我。这就是七中两派最早的雏形，而随着运动的深入，有分化，有改组。

“六一六事件”爆发，七中停课了。“六一六事件”乱了七中，所以旧市委工作组率先进了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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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六事件3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一

我楚狂人

三、种下了分裂的根子

平心而论，年轻时的我真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我孤傲，我说话尖刻，我狂妄自以为是。

我爱抬杠较真。在文革前发生了“X等于侯立明”事件，于是我与学生会干上了，我就是同情侯立明同学，佩服他的傲气。于是我利用自己是班级学习委员，班级黑板报主编的权力，每天大量编写支持侯立明的文章。结果我被免去了学习委员职务，从此无官一身轻。我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二的学习委员职务告终。

我狂妄得过头。高一升高二的期末考试，我的成绩不错，五门满分，立体几何、代数、物理、化学、俄语；语文含作文，自然没有满分，97分；副科没有一门在95分之下。这在当年是难得一见的高分。于是团支部书记王仲君同学正式找我谈话，启发我的觉悟，动员我写入团报告。王仲君同学是我的街坊邻居，平日随便惯了，我一高兴又狂了。我说，哪天哪个团员成绩比我好，叫他动员我入团。这话我不是第一次说，初三时就对团支部书记徐雪英同学说过。于是弄得好孩子王仲君同学很尴尬。没想这就是“六一六”中我“对党不满”的罪名。

我得罪的人不少，包括班主任。班主任尉迟梅云是一个傲气十足的青年女教师，教物理。她的物理课我基本不听，基本自学，偏偏她还难不倒我，这让她很郁闷。我可以一个问题回答半节课，弄得她没得讲。“X等于侯立明”事件她找我谈话，说是“鲁迅文风不适合对待同志，鲁迅时代已经过时”，被我反驳。

但是我重交情，讲义气，不客气的说还多才多艺，爱好广泛，所以朋友也不少。“六一六事件”后针对我的态度，是苏州七中划分阵线的开始，而后来发生的故事，包括工作队进校后发生的许多变故，又深化了这种划分。

而杨校长被选中也有其必然性。杨泽海校长，河南王屋山下的济源人，解放前夕随河南大学流亡至苏州。中共地下党员，学生会总干事，阻止迁校台湾的负责人之一。但是解放后，他的地下党单线联系人找不到，安排他的掩护身份三青团区分部委员成了悬案。偏偏他又才气横溢，精明强干，事业心极强，挡住了一些人的路。于是杨校长一直限制不得担任党内职务，这个限制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解除。这样的“历史不清白”被选中抛出几乎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对杨校长的态度直接导致了七中文革一开始就激化。

有些事情的影响是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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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六事件4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一

我楚狂人

昨天，我的老友家权兄提醒我，“六一六事件”中的陈国民老师。真抱歉，我把这位正直善良的老朋友忘记了。

陈国民老师，年轻的复员军人，新上任的语文老师，对生活充满激情。在他身上既有军人的勇敢，更有浓郁的书生气，理想主义色彩极重。

陈国民老师，在见到围攻我的局面后，贴出了自己的大字报《对于当前运动的一点看法》，这是第一张为我主持公道的大字报。很快陈国民老师也陷入围攻，连他的名字“国民”也成了罪状，于是“破四旧”时改名“陈磊”，磊落光明的意思。

姜子金为首的军队工作队进校，陈国民老师成为校革会副主任。文革后，陈国民老师英年早逝，是他的忧郁气质让他一直不开心。

愿陈老师安息！

四、真实的背景是什么

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反思，为什么苏州七中的文革是这样诡异的开始？退休后，我服务了近二十年的苏州五中要我编写解放以后的校史，这让我有机会审视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对普通人的影响。我找到了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规律，那就是这样的步骤：引蛇出洞——抓住典型——打击树立的对立面。肃反是这样，反右是这样，“四清”是这样，文革初期还是这样。我只不过不幸正好被选中而已。

我因为年龄小了几岁，没有赶上反右，更不知道此前的肃反，所以才会鲁莽地踏中陷阱。

肃反是从“向党交心”开始的，每个人都提供自传，尽可能详尽的自传，从出身到当前。我见到了这些认认真真写下的自传的原稿。而这些真诚的告白后来都成了整人的炮弹。肃反当时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基本不抓”，但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1959年的“肃反复查”还是算了老账，还是根据这些材料，拘捕的拘捕，“戴帽”的“戴帽”，开除的开除。五中的老校长，了不起的教育家葛鸿钧就这样“莫须有”地被开除了，“戴帽”监督了。

反右是从号召“向党提意见”开始的，很快就变了“反击右派分子对党猖狂进攻”。于是在五中这所历史名校，原私立学校校长在劫难逃，葛鸿钧、陈友声的命运就这样定了。最可笑的是青年体育教师马铁生的右派。 马铁生老师1955年9月江苏师院体育专修班毕业，来校任教，大专学历，学科体育。也就是说反右时马铁生老师任教尚不满两年年轻体育教师。小青年，响应党组织号召，又没有东西写大字报，于是就抄写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几句诗贴出来，结果被视为别有用心，定为右派。所以在五中马铁生老师多年来被称为“憨大（傻瓜）右派”。选中你了，你就认命吧！

文革开始，包括派工作组，还是这个搞运动的老套路。这次选中的是我，是杨校长。可是历史没有重演，一切在向不可控的方向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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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梢日记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二

我楚狂人

“六一六事件”之后，我的朋友很快就发现异常——我们被人盯梢了！而盯梢我们的人也很快就被确定，他就是当时的学生会文娱部长、高三学生预备党员章志中。发现章志中对我们盯梢，并非因为我们有多大的反侦察能力，实在是章志中根本不想掩饰自己的盯梢行为，因为这是党支部交给的“革命任务”。

章志中，我的朋友，现在还是。章志中小学一年级与我同班，升二年级时因为学习优异，跳级直接上三年级，这样就比我高了一届。本来我在下一年还有希望赶上去的，但是跳级制度取消了，我就失去了机会。后来因为不在一个年级，联系也就少了。再后来，我上高中，搞口琴队、民乐队和民兵文工团，章志中作为学生会文娱部长，接触就多起来。但是这次盯梢时很伤感情的。如今的章志中改名章致中，成为苏州小有名气的书画家。他没有插队，参军了。在部队正好遇到中央美院的教师在他们连队“劳动锻炼”，章志中对同乡大画家吴作人多有照顾，就这样与书画结了缘。

我们知道，自从《雷锋日记》问世以来，“革命者”留下一部准备被人发现的“红色日记”已经成为时尚，而章志中也应该有这样的记录。而这本日记肯定已经上交给直接指挥他的盯梢行动的教导处副主任姜祥章的办公室。于是我们准备拿到这本记录，掌握被盯梢的证据。至于这样的证据能有什么用处，没有想过。

具体哪一天忘记了，肯定是“六一六”之后不久，我们准备行动了！参加行动的有男生朱振明、钱家权和我，女生有朱蓓叶、王雪中、高峰（原名高金凤）、尉迟国勤等。

我们就在石路“小食品商店”将就了晚饭，然后隐蔽在操场的靶场附近的死角，等待夜晚降临。晚上，我们确定没有人在游走，就进入地板房，到了教导处办公室。玻璃门已经锁上。这时民兵训练练出来的功夫起作用了，我们卸掉了长窗的玻璃，开窗进了办公室，然后把办公桌桌面撬起，顺利拿到“盯梢日记”，再把一切恢复原状，再翻墙出了学校。清晨我们到了尉迟国勤的家里，早餐是豆浆油条，好香。“盯梢日记”，在解放军工作队进校后让我们站在有利地位。

多少次，我想问问章志中，他在当时是怎么想的。但是终于没有。因为答案是明确的，当时这样做就是“听党的话”。

章志中盯梢，盯朋友的梢，与人品无关，这是时代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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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梢日记》补正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二补正

我楚狂人

我的《苏州七中文革纪实》系列博文在博客上发布后得到很多老七中的朋友的关心，有些朋友还给我指正了很多具体内容。非常感谢。如周秦兄提及“群丑图”的具体细节，这一点我是故意略去的，请大家谅解。“大维”同学也在留言中指出了许多细节，如“八七”头头周凌同学也参加了《长征组歌》演出，这个细节我忘记了。葛玮兄和家权兄给我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原始资料。其中老友家权兄指点尤力，他提醒我“六一六事件”中陈国民老师的大字报，我已经及时补充。而且由此我回想起来陈国民老师在七中文革中的特殊作用，对我后面的写作大有好处。他指出葛玮兄祖父的名字错了，这有关史实，要纠正。而昨天家权兄打电话来提醒了我“盯梢日记”的一些具体细节，更是真切感人。我根据家权兄的提醒，把相关细节补正如下：

一、如何发现《盯梢日记》的存在？

发现《盯梢日记》的存在，是因为已故的陶錚同学的大字报。陶錚同学大字报揭露教导处副主任姜祥章指使章志忠同学盯梢，章志忠同学记录自己如何伏在草丛，被蚊虫叮咬的事情，很有点邱少云的意味。陶錚同学称是见到这本《盯梢日记》的，所以我们吃准有这本日记存在，并且已经交给了姜祥章。

陶錚同学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幸去世的，他当时任苏州玻璃厂厂长，进行企业改革，被一下岗工人杀害。凶手是精神病人，陶錚只能冤死了。

二、如何撬姜祥章办公桌的细节？

进了办公室之后，因为用回形针拨不开抽屉锁，才想出整体掀起桌面的笨办法。好在只有几个钉子，不难撬开，复原也方便。

三、事后如何处理？

我们拿到《盯梢日记》之后，商量如何处理。结果认为公布最好，因为见不得光的事情最怕见光。于是我们用大字报形式逐日公布《盯梢日记》内容，这让我们被围攻的处境大大改善。

四、姜祥章受到的影响如何？

姜祥章肯定不是最后的指使者，但是他没有咬出幕后人。军队工作队进校之后我们把《盯梢日记》交给了工作队。后来校革会成立，姜祥章进“牛棚”，主要导因还是《盯梢日记》。



毕竟事情已经过去将近五十年了，不少记忆已经模糊。为了历史的真实，真诚希望继续得到当时人，尤其是当事人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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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队来头有点大1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三

我楚狂人

1966年6月底，旧市委工作队进校。这是苏州最早进驻工作队的单位，首批单位只有两所中学，苏高中和七中。苏高中在苏州的特殊性是可以理解的，而七中则因为“事态严重”，优先派工作队进校。苏高中的工作队有本校人员参加。文革后知道，苏高中工作队的班底几乎是校党支部书记苏海明指定的。而七中的工作队则全部由市委调派外单位的干部进驻，主要成员是苏州规模最大的工厂苏州钢铁厂的中层干部，带头的姓王，一个四十出头的老山东，老党员。

工作队进校，从“六一六事件”入手，一进校就找我谈话。找我谈话的队长老王本人。

老王有点清瘦，长着一张憨厚的脸，不像干部，更像一个老实巴交的体力劳动者。老王的资格不浅，据说是解放战争时入党的。老王与我谈话时的态度似乎也很诚恳，很和气。但是谈话的内容叫我压力倍增，他反复暗示我，说我背后有“长胡子的人”。意思就是我与校领导的对峙是有成年人在背后教唆。

工作队的立场已经昭然若揭，他们就是奉命来平息事端的，他们是我们的对立面。我们的处境更不好了！

从抛档案到工作队进校，一切都是“四清”的老路子，也是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老路子。但是，很快，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军队干部介入工作队，并且取代了地方干部的领导权。在苏州七中，军队干部介入运动，这在全国或许都是最早的。

1966年7月初，以野战军27军干部姜子金为首的部队工作队进校。当时姜子金还没有明确职务，他是从军部机关调过来的，后来，1969年8月任命为苏州驻军27军79师参谋长，1970年兼任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南通农场）副师长，1975年2月任苏州军分区副司令，并在此任上离休。

姜子金为首的军队工作队进校，不久就发生与原工作队的争论。那天我正路过工作队队部门口，只听里面“嘭”地一声拍桌子声，接着就是姜子金的大嗓门吼着：“老王，你听着，别跟我说党性不党性！你是解放战争的党员，我是抗日战争的党员，轮不到你给我上党课！淮海战役你是支前模范，老子在前线拼刺刀，轮不到你给我摆资格！你有上级指示，我也有上级指示，别给老子搬背景！”真正地吼声如雷啊！

就在吵架当天，姜子金找我谈话，很明确地对我说，这次运动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矛头针对你们学生，这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不要有顾虑，大胆投入运动。

就这样，我被姜子金工作队“钦定”为革命动力。后来我曾与姜子金也有不错的私交。

被无端打成“反动学生”的我就这样解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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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队来头有点大2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三

我楚狂人

当年，年轻的我只觉得轻松，只觉得扬眉吐气。几十年过去了，我觉得整个事情充满诡异。

其一，军队是何时开始介入文革的？又是以何种姿态介入文革的？27军是南京部队当时的主力军，27军军部的干部姜子金介入地方运动，而且口称“有上级指示”，那么这个“上级”只能是南京军区，只能是许世友。

众所周知，许世友在文革前期多次向毛泽东表忠心，表示愿意跟着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打游击。更有趣的是文革期间毛泽东多次要许世友看《红楼梦》，还说“至少要看五遍”。可是大老粗许世友参不透毛泽东的玄机，于是毛泽东只能点拨：“难道看不出其中的夺权？”毛泽东说的夺权就是《红楼梦》里不起眼的情节，柳家嫂子的小厨房掌管权的得失。看来苏州七中就是许世友的“小厨房”，而我这个不幸的“柳五儿”也就这样侥幸解脱了。

几十年之后，我的朋友开明兄走访离休后的原79师师长向孝书，问他，“支左”到底是怎么回事？向孝书精辟地回答，就是打倒我们军队亲手建立的地方政权。如果这样看，军队介入文革始于文革之初，而不是1967年的“支左”。军队一开始介入就是为了帮助毛泽东摧毁当时的地方政权，就是夺权。

其二，为什么选择苏州七中作为“小厨房”？因为苏州七中是民兵试点单位，与部队有天生的亲近感，打起仗来也有一定战斗力。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苏州七中就在79师驻地附近，便于呼应。后来“砸联司”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苏州七中有79师的家属，便于联络。因为苏州七中正好有“六一六事件”，有介入的借口。所以，原先很不起眼的七中在文革中的苏州变得这样引人瞩目，实际上就是军队的选定。

其三，文革一开始，工作队就旗帜鲜明支持学生运动，在全国绝无仅有。试问为什么姜子金敢这么做？但是，现在看起来就合情合理了。这绝不是姜子金的个人行为，而是如他所说的“上级指示”。也就是何来两派谈判时79师师长向孝书所说的，27军苏南“支左”是组织行为，而空四军、江苏军区没有这个任务。

这本来就是一个“任务”。

联想起1966年底，27军军长尤太忠，多次电话指示苏州军工大厂长风厂“组织老劳模老工人造反夺权”，后来取代苏州市委，成立“苏州市革命委员会”（简称“苏革会”）。这个“任务”就更可以理解了。

苏州七中只是文革中的一块玻璃碎片，折射出的却是七彩阳光。

这个工作队的来头有点大！

附记：

军队工作队进校之后，学校一度相对安宁。这一阶段，我们原民兵文工团的骨干，以及全校的文娱骨干开始排练《长征组歌》，并在1966年8月1日在学校礼堂演出。那天，驻军领导来校看演出，军民联欢，具体来了谁，已经记不得了。

《长征组歌》正式开演，我任指挥。这是我第二次担任大合唱指挥，此前曾指挥过并不完整的《黄河大合唱》。与上次的《黄河大合唱》不同，这次几乎全是学生担纲了。独唱的就是崭露头角朱金福，群像造型导演是周健官。当时，舞台左侧是合唱队，舞台右侧是造型群像。七中礼堂的舞台并不大，乐队就被挤到了台下，我的指挥台则是用课桌搭起来的临时小台。38度的高温啊，一场《长征组歌》指挥下来，我的裤管里滴下的汗水在指挥台上汪了起来。我几乎虚脱了，坐在那里久久不想动弹。

这是两派分裂之前的最后一次文娱演出。后来，参加演出的朋友基本上都是“联司”的，或者是联司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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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第一次到北京！（修改稿）1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四

我楚狂人

一、第一次远行

前几天几位老友小聚，说起第一次到北京的事，屈指算来已经四十多年了，恍如隔世啊。

1966年8月中下旬，也就是全国大串联开始前夕，我第一次到北京。记得那天上午，我们几个好友去火车站贴大字报“宣传毛泽东思想”，看见一列上海开来的客车，挤满了学生模样的人，有几个胸口还挂着复旦大学的校徽。火车在苏州站台停了好久，那些上海学生看见我们，就高声叫着：“上北京啊，去见毛主席啊！”我们傻傻地看着他们，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好久才明白过来，原来有这样的好事，可以不花钱上北京了。狂喜！几个朋友一合计，分头回家稍作准备，也和家里打个招呼，立马上北京。

我回家和老妈说了一声：我到北京去了。还没等老妈听清楚我说什么，就拿了五斤粮票，两块钱，一身替换短衣裤，一阵风般出门直奔火车站。北京，等着我！

我到火车站，站台上已经很混乱了，乘务员都拦着越聚越多的学生不让上车。我们几个好友灵机一动，溜到停着的一列空货车的末尾，趴上了末尾的押送车，一会儿就和乘务员打得火热。就这样，我们离开了苏州。这是苏州第一批走上串联路的学生。

车到常州车站，停下不开了，我们无奈下车。站台上我们苏州七中的学生越聚越多，竟有不下百人；还有几个苏州五中的学生和我们在一起，都是各显神通离开苏州的，又不约而同在常州卡住了，当时常州是个不小的中转站。

在车站吃了两个白馒头——常州的高脚馒头，然后回站台。大家一商量：见车就上，南京会合。于是大家见到往南京的火车就挤上去，到了南京再说吧。常州车站一时大乱。

傍晚到南京车站，陆陆续续我们苏州七中的学生聚了有上百人，加上苏州其他学校的散兵游勇，苏州中学生的队伍也已达一百几十号人。上午看到的经过苏州的上海复旦的大学生200多人先期到达，也堵在南京站；还有安徽过来的合肥工大的大学生也有200左右，就这样在南京站一下子汇集了五百多学生要求上北京。南京站的负责人都悄悄溜走了，没有与这些突然冒出来的学生对话。这时，上海复旦有个带头模样的学生找过来，与我们联系，相约统一行动。我们同学就推我做代表，再找到合肥工大一联系，就成立了一个三人领导小组。我们闯进了空无一人的南京站站长室，半天看不见人影。可巧看见门外有一个身着铁路制服的偏胖的中年男子身影闪过，我灵机一动，冒着叫了声：“站长！”那人就是一顿，再要反应，已经被我们围住了。那人正是值班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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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第一次到北京！（修改稿）2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四

我楚狂人

二、从浦口到北京

经过长达两小时艰难的谈判，站长唇焦口燥之际，最终同意发车，并当着我们几个代表的面给浦口车站打电话，留下了一列车皮。我们就这样回到各自队伍中，三所学校分别整队，有序从下关摆渡，到浦口车站等车——当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修通。

在浦口车站等了足足三个小时，才上车。大家又饥又渴，看见旁边地摊上有卖长得极像山芋的东西，一问是“地梨”，剥开皮，里面果肉洁白水嫩，甜甜的，又充饥又解渴，还十分便宜。大家就买了些，后来车上也就靠它支撑了。

上车又等了好一会，列车终于慢悠悠地离开浦口站台，北上了。这车真够慢的，有站必停，无站也停，窗外的牛车也与我们并驾齐驱，不由大家不心焦。于是有人开骂了。紧接着有传来坏消息，这车不到北京，终点站是青岛，到了济南就要折向东了。大家又是一阵混乱，开骂的人更多了。我们几个代表紧急碰头。还说上海人脑子活络，复旦的领队提议用火车上的通讯，向国务院接待站求救——那时我才知国务院已经成立接待站了。不久就得到回音，国务院接待站派专列在济南接我们，据说是“特事特办”。

我们从浦口到济南，足足开了三十多个小时，你想，这是什么速度！不管怎么说，我这是第一次离家那么远，第一次跨越了长江黄河。

后半夜到济南车站，专列已经在等。我们迅速转乘，以后就一路直开飞奔到北京了。到北京车站下车时，我们算了一下，已经离家两天两夜也不止了。八月中旬的天气，又饥又渴，又没有换洗的机会，自己不觉得，旁人肯定觉得这群人汗臭熏天了。

就这样，我第一次到了北京。

到了当年“十大建筑”之一的北京站（现在早就因为跟不上形势翻建了），只觉得北京站好大！车站广场上挤满了来自各地的学生——看来苏州在“串联”上是滞后了。我们因为是专列，很快就安排好了，分散到了几个接待站，我和几个一起扒车的朋友分到西城区接待站。于是就离开车站，一路沿长安街往西去。只觉得北京好大：长安街好宽好长，天安门好大，天安门广场好大，人民大会堂好大，人民英雄纪念碑好高好大……我们几乎被这些“大”震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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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第一次到北京！（修改稿）3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四

我楚狂人

三、被“红色恐怖”镇住了

但是，一到北京就被一种不安的氛围压抑住了。还没有出车站广场，就听得广场上的大喇叭在杀气腾腾地呼喊着“实行红色恐怖”，“对黑五类（“文革”后来发展成“黑七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刚到广场口，就有臂挂“红卫兵”袖标的学生模样的人拦着，拿出尺子量裤管，小裤管就要当场剪掉。我们同行的有两个女生留着长辫子，“红袖标”恶狠狠地瞅了几眼，说这是“资产阶级尾巴”，要当场剪掉。只是一时找不到剪发的工具，才吩咐了一声：一会自己解决了。于是放行。这才走出了车站广场。

刚上长安街，迎面就是一辆开着高音喇叭的宣传卡车，车上一个稚嫩的女声在与声音很不相称地恶狠狠喊着：“黑五类的狗崽子们，竖起你们的狗耳朵听着，只准你们老老实实，不准你们乱说乱动……”

就在长安街上，我们看到一群“红袖标”挥舞着铜头军用皮带，抽打着气息奄奄的老妇，据说那老妇是“地主婆”。行人掩面摇头，有当地人悄悄告诉我们，这几天王府井、长安街天天打死人……

北京疯了！

但我后来知道，这些红卫兵后来大多也成了“狗崽子”——因为他们引为骄傲的父辈祖辈很快成了“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文革”的祭品！

我越来越不安了，因为我们同行的老朱、叶子、小高，还有我邻居的沈姓女同学，“出身”都不好，也就是“出身”“黑五类”的。如果有人遇到意外，怎么办？

事情终于恶化了，西城区接待站的一个头头模样的男子来找我，他脸色冷漠的直接对我说，有人揭发（据说是一赵姓女同学），你带的人中隐藏了“黑五类”，红卫兵会来找麻烦的。让他们走吧，你可以留下！

我不放心同伴在这样的环境离开，我决定还是陪他们一起回家，至少我还可以一路为他们掩护。那时相距我们到接待站仅仅一个多小时。我陪着几位到车站办理好返程的车票，那是到上海的直达车。然后我们又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上坐了好久，沉默着。大家似乎被这初经的恐怖吓着了。

北京，我还会来的。但是不想却迟到了1995年，将近三十年！

在返程车上，我忽然想到接待站里一位东北女孩，她用脆亮的东北普通话好奇地对我说：“你们是哪里的？你们那些女孩说话真好听，唱歌似的。可惜一句也听不懂。”我独自苦笑起来。温馨不属于“革命”。

后来留在北京的同学参加了“8.31”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也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外地红卫兵，“8.18”是接见的首都红卫兵。在新闻影片里看见他们流着泪，跳着，笑着，欢呼着。而我却感觉到了“革命”的残酷。

第一次北京之行，我的心变野了，不久我就踏上了大串联的行程。

补记：

有人告诉我一个数字，说是有内部资料说，当年“红色恐怖”的一周，北京被打死的“黑五类”及其子女竟有一千多人！简直算得上一场屠杀了。

这些挥舞铜头皮带的稚气未脱的屠夫后来就是“首都三司”和“联动”的骨干。

老友家权提醒我，离开苏州去北京的确切日子是1966年8月24日，这是第一次出远门。这样，8月24日晚在浦口车站上车，8月25日午夜到济南，8月26日上午到北京车站，8月26日晚上我护送几位回苏州。苏州七中，一个中等城市的普通中学，在1966年8月下旬就有一百多人上北京，其中上百人参加了1966年8月31日的红卫兵接见，也就是第一次京外红卫兵的接见，这绝不是一个寻常的事情。在文革中，七中一直有一只手在引领着走在运动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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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一接见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五

我楚狂人

1966年，文革之初，毛泽东非同寻常地前后前后八次接见红卫兵。这八次接见最早的一次是 8月18日，接见了北京的大中院校红卫兵，8月31日是第一次有外地红卫兵参加接见。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是11月26日，参加接见的全国各地师生达1300多万。

“红卫兵”，意即毛主席的红色的卫兵。“红卫兵”这个恐怖的名词，据说始作俑者就是后来成为作家的张承宗。红卫兵组织最早于1966年6月出现于北京，那是北京的一些中学生自发成立的一个群众组织，而且还是被视为非法的地下组织。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毛泽东对其表示肯定和赞扬之后，红卫兵组织如烈火燎原一般迅速风靡全国，并几乎形成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红卫兵就是毛泽东亲手放出搞乱时局的重要工具。

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就是“破四旧”， 即所谓的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四旧”从改路名、店名、校名、厂名、影剧院名、公园名开始，一切被认为与封、资、修等“四旧”沾边的名店、老店招牌被砸，高档商品禁止出售。红卫兵还对被他们视为奇装异服的行人采取粗暴行动，如剃时髦发型、剪小裤脚管、剁尖头皮鞋等。甚至违反党的宗教政策、文物保管法规，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

破“四旧”过程中，由北京率先刮起的打人抄家风，我们在北京见到的所谓“红色恐怖”的屠杀就是这样开始的。抄家的对象起初只是所谓“牛鬼蛇神”，以后逐步遍及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且生活用品及私人财宝也被抄走，许多图书、唱片被销毁。一些知名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名演员，更是红卫兵抄家的集中目标。

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党委，并造成群众之间派别纠葛和纷争。在北京红卫兵冲击政府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情况越来越频繁，这一切都加剧了社会的动荡。而“破四旧”就是搞乱社会的第一步。

8月17日，北京二中红卫兵发表《向旧世界决裂》的宣言，第二天毛泽东就破天荒地接见红卫兵，肯定了“破四旧”。8月31日接见百万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就是对全国发布了“破四旧”的总动员令。于是，一场浩劫正式拉开序幕。

我们是“八三一”前夕到北京的，着实被北京的“红色恐怖”吓着了，于是我当天就护送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回苏州，自然也没有参加接见的荣幸。第一次北京之行，一路千辛万苦，只见到了天安门和长安街，还有就是北京空气里弥漫的血腥味。我们学校的大多数赴京同学都参加了“八三一”接见，有几个还幸运地排在前列。那时没有电视实况转播，我们在后来的新闻影片中见到了他们的身影，有几位还有特写镜头，如金靖德、顾洪泉、孙为柱、杨坤林。镜头里，他们忘情地跳着，喊着，脸上挂着激动的泪花。那种感情显然是真诚的，他们确实觉得自己是在跟随“红司令”毛泽东干革命。

据他们时候说，事先北京各接待站通知集中，整队去了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最前排是解放军，后面就是百万红卫兵。毛泽东走下天安门来到红卫兵近前，于是全场疯魔。嗓子叫哑了，鞋子跳丢了，浑然不觉。

这就是个人崇拜的力量啊！

八三一之后，他们回校了，学校也组织起红卫兵，也开始了“破四旧”。就这样，北京天安门广场丢下的石块，在苏州七中这个角落卷起了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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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队与校革会1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六

我楚狂人

一、“敢死队”成立

今年春节期间，几位老友结伴来看望病中的我。闲谈之间，老友开明兄忽发一问：“文革初期，你们怎么会成立‘敢死队’的？”“敢死队”是我们的“战斗队”的名称，全称叫做“革命造反敢死队”。从名字上看，极左的背后有点悲凉。

我们是怎么会想起成立战斗队的？

敢死队的老伙伴老朱脱口说：“他（指我）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个“我们”就是指敢死队里相当一部分“家庭出身不好”的伙伴。是的，我们敢死队首批成员总共才十几个人，非“红五类”的就有钱家权、朱振民、朱蓓叶、高峰、金靖德、陆惠元、马新元等好几个，剩下的还有被人说这道那的“家庭问题”，如葛玮，甚至包括我本人。自以为革命的我们参加官办的“红卫兵”是不可能了，但是自卫的本能让我们几个朋友聚在了一起，也就是“抱团取暖”的意思。

敢死队由三个班级的十几个同学组成，高一（1）班陆惠元、马新元、葛玮、李斌、吴湛仁、徐永前、潘天智、冯荣保，人数最多；高二（1）班朱蓓叶、朱振民、钱家权、高峰，人数其次；高二（2）班金靖德和我。回想起来，首批成员基本是民兵文工团的骨干和我的几个朋友。还有就是一起上北京熟悉起来的彼此。但是奇怪的是高一（2）班无人，我自己班级也只有我自己和我的街坊邻居金靖德。这可能是“六一六事件”的后遗症。还有就是最可能参与其间的周秦（当时名周小明）没有在内。那天，周秦开玩笑说“当时他们不要我”。肯定不是的。因为我们中间“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已经够多了，不怕再多一个。但是随着文革深入，该在一起的还是走在一起了。那是“联司”成立之后的事情了。

“八三一”之后，学校官办的红卫兵成立了，我们是不可能参加官办的红卫兵的。面对咄咄逼人的“血统论”袭来，我们除了抱团自保，还能怎样？

正因为敢死队的这种特殊背景，敢死队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始终是这样十几个人的同人小团体，直到联司成立。

其实，在文革中，有很多“群众组织”都是这样成立的，抱团自保。在那个疯狂的岁月里，谁也没有安全感。

敢死队的队部先在音乐教室，那是七中校园东北角的一间大教室。因为这里是原来民兵文工团的活动地点，所以很自然就“进驻”了这里。后来搬到物理实验室，也就是当年七中仅有的一幢二层楼的楼上。因为物理实验室是外楼梯，形状极像上飞机的舷梯，所以外号“飞机”。我们的“办公地点”就在楼面东北角的教师办公室。外面的分组实验区堆放了大批“破四旧”的书籍，于是我们空闲时间就找书看。可惜，那个疯狂的年代，哪能静下心来看书？

建队之初，葛玮刻了一枚长方形的“公章”，后来又有了“圆而带柄”的正规型公章。那枚公章李斌保存了四十年，去年他特地找到我，交给了我。我很感慨！四十多年啊，就在这一回眸间。

我们的袖章是马新元写的，马新元患胰腺癌去世好几年了。岁月催人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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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队与校革会2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六

我楚狂人

二、老红卫兵和校革会

学校的官办红卫兵（又称“老红卫兵”）成立了，工作队指定的负责人是高三的外号“坦克”的王家厚。于此同时，工作队主导下，学校“革命委员会”成立，简称“校革会”，接管了学校权力。校革会主任是我的同班同学孙为柱，新刻的“校革会”公章就装在孙为柱的兜里。孙为柱和王家厚就成了当时学校工作队以下最有权势人物。平心而论，王家厚并不是一个权力欲很强的人物，存在感并不强。而孙为柱则掌权欲望很强，强悍地掌控自己的权利。就如我们后来外出串联，都要校革会批准。后来两派分裂，孙与王都是我们联司的成员。两人几乎相近的起点，却走了不同的人生轨迹。孙与王被工作队选中，其共同的原因，那就是血统的工农出身。“上山下乡”时他们都没有下乡，参军了，到了27军当兵。但是孙很快就复员回苏，重返权力角逐场，当上了大厂苏州轧钢厂的党委书记，后来又莫名其妙成为“三种人”，判刑入狱。出狱后成为普通工人，直至退休。大起大落。而王一直在军队干到正营级，转业回乡，直至平静退休。

最近，与朋友闲聊起往事，老友楼建新是我校老红卫兵的常委，我问他是否了解老红卫兵成立的内情。他说，不很清楚，具体事情要问王家厚。他说王家厚记忆很清楚，也愿意说。什么时候问过王家厚再补充吧，毕竟这是文革早期七中最重要的学生组织。

但是，楼建新同学提供了一条线索，说是当时的教导主任王介敏找王家厚商量，才有了老红卫兵的成立。这与后来“大联合”后王介敏主任出任学校革委会主任联系起来，七中文革中原掌权者的第三股力量清晰起来。我说的三股力量是指：其一杨泽海校长，运动一开始就被“抛出来”，但是由于他有学问有办学思想更有认真办学的精神，在师生中的影响根深蒂固，而且越到运动后期越能看清这些。其二党支部书记顾祥斌，出身农民，太湖游击队小队长，文化不高，斗争权术精通。运动初期掌控运动动向，后期游走于两派之间，左右逢源。顾祥斌最大的本事就是遇到难题装傻，这一招很管用。当时的团委书记司凤祥、工会主席姜祥章等“工农干部”都依附于他。其三就是王介敏，教导处主任。文革前，教务主任是学校真正的实权人物。按照惯例，学校的支部书记、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工会主席、团委书记、总务主任都由教育局直接任命。而至今学生成绩册上也只有校长和教导主任两个图章。

王介敏主任能够成为黑马杀出，这是她的军队背景。王介敏老师是新中国初期培养的第一批女干部，论资格与后来身居高位的江苏顾秀莲、上海郝建秀并列，她就是浙江的顾秀莲、郝建秀。但是她嫁给野战军干部老乔之后就放弃了自己的副县级待遇，做了随军家属，来到苏州，进入教育系统。她当过苏州第二初中的副校长，调任苏州七中教导主任。但是，她的母亲的“出身不好”，影响了她和丈夫老乔的升迁，老乔当了11年的79师副师长，直到文革后期27军北上，老乔才有所升迁。不过，当姜子金这位27军的干部进校掌权之后，与这位27军高级军官干部家属就有了天然的亲近感。军队本来就袍泽情深，不足为怪。王介敏占据运动有利地位之后，一直保持低调，即使后来当上革委会主任之后也是如此。她宁可让学生冲在前头。这也正常，当时的“三结合”的“革命干部”大抵如此，我后来接触的江苏师院的党委书记姚焕熙也是躲在红革会头头武继羽的背后“摇鹅毛扇”。

这样，老红卫兵与军队工作队，与支左的27军干部的关系就理清了。这样，被称为“老保”的老红卫兵与一些“老造反”组织联合，成立联司的背景也就清楚了。共同背景就是军队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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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旧1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七

我楚狂人

“破四旧”这个历史名词离开今天的年轻人已经非常遥远，但是这在中国文化史上绝对是一件大事，其影响超过了焚书坑儒。当我在媒体上见到阿富汗的塔利班不顾世界舆论的谴责，悍然炸毁世界第一和第三大立佛时，我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

所谓破四旧，是指“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后来文革《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但如何破 “四旧”，中央没有说明。

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第二天，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首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他们把基于中共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思想文化上的破旧立新，简单化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一系列物化形态的破坏行动。一时间，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成“反修路”、“东风商店”、 “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揪斗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暴力行为成风。行动的狂热，使许多原本置身事外的学生参加到红卫兵的行列。

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的肯定性、歌颂性报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 （1966年8月23日）：“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却对此给予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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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旧2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七

我楚狂人

随着“八三一接见”，这股潮流迅速冲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如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

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海瑞墓、龙门石窟佛头、善本图书），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的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竞赛，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私生活领域，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连老人的胡子都当成四旧来革除），破四旧成了践踏法律、肆意妄为的绝对律令、通行证件、神符魔咒。

这些活动在一些地方引起了反弹，工人、农民、军人与红卫兵发生冲突。中共中央批准、转发公安部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值得注意的是，破四旧给中国文化带来的这场浩劫，破坏的大多是地面上存有的文化文物，一些国宝级的文物由于其价值重大却被保存了下来，比如作为最高皇权象征的故宫，由于周恩来派北京卫戍区一营进驻进行军事保护，以及其“作为反面教材”的作用，并未遭到直接破坏。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有11.4万多户被抄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

“八三一接见”之后，随着上北京的学生回归，把“破四旧”也带回了苏州七中。在我的记忆中，抄家来的东西在校园里堆积如山。大量的书籍和名贵字画堆起来集中焚烧，火光烛天。高档的红木家具凌乱地堆在墙角，后来竟不知所终。从这一小小角落足可感受到文化遭到的摧残。

有几件事记忆犹新：

改名字。

当时不但改路名，改店名，还改自己的名字，以表示与“旧我”的决裂。我们“敢死队”的成员基本上都改了新名字，钱家权叫做“全无敌”，典出毛泽东诗词；老朱叫做“东艺”，毛泽东的文艺兵的意思，至此也不改艺术家的心愿；最好玩的是我们几个，都叫“某松”，我叫“雪松”，正好是当时一种大众化牙膏的牌子，所以插队时朋友们把我叫做“牙膏”。

改校名。

当时的学校纷纷改成“革命化的学校”，“反修战校”、“反帝中学”这样的名字到处有。最好玩的是帮苏高中改名“九中”，实在是有点嫉妒，心态不平衡所致。

自我抄家。

我们“敢死队”没有参加社会上的抄家，而是“自我革命”，抄自己的家。如老朱家是“工商地主”，也就是抄家对象了。省得外人骚扰，就邀我前去“破四旧”，可怜老朱家早就家徒四壁了，哪里还有“四旧”可破？老朱的母亲年纪很大了，与我祖母同龄，所以我们一直戏说老朱是“隔代遗传”。老太太颤巍巍拿出一只黄金的名字方戒，说，要么把这交上去。我迟疑了一会，把戒指还给了老太太，什么也没说。我妈也有一只这样款式的戒指，这是我爸留下的纪念物。我保留至今。然后，我在老朱家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已抄家”。我想，这就是老朱说“保护”的意思吧？

破四旧，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史无前例的人伦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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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与嚎歌1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八

我楚狂人

人啊，本身具有其残忍的潜质，学坏样子，干坏事往往很容易。所以古人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文革初期，“革命小将”北京归来，北京红卫兵的残酷的做法很快风靡全国，例如把“牛鬼蛇神”关进“牛棚”实行专政，进而勒令他们天天挂着沉重的牌子打扫厕所，唱“牛鬼蛇神嚎歌”，简称“嚎歌”。苏州七中也不例外。

苏州七中的校革会和官办红卫兵成立后，总得要有点“革命行动”，于是就有了“牛棚”。所谓“牛棚”，实质上就是“牛鬼蛇神”的集中营。非常时期，不需要任何法律手续，“牛鬼蛇神”们就失去了人身自由和最基本的尊严。

何谓“牛鬼蛇神”？“牛鬼蛇神”语出唐代名诗人散文家杜牧的《李贺集序》，原句是这样的：：“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现在的辞书一般解释，杜牧用的是佛家的典故：“牛鬼”，传说为地狱中的牛头鬼卒，又称阿傍，或连称为牛头阿傍。《楞严经》卷八谓：“亡者神识见大铁城，火蛇火狗，虎狼狮子，牛头狱卒，马头罗刹。”又《五句辛经》谓：“狱卒名阿傍，牛头人手，两脚牛蹄，力壮排山。”“蛇神”，即佛教所说“八部天龙”之一的大蟒神摩睺罗迦，相传它是人身蛇首的乐神，护卫佛法。因此，“牛鬼蛇神”不是一个贬义词。后来人们把陆离光怪的奇想异事，甚至匪夷所思的怪诞之说称之为“牛鬼蛇神”。文革初期，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此，“牛鬼蛇神”成了一个专用名词，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可以被打成“牛鬼蛇神”。而践踏法律糟蹋人性的“关牛棚”更成了那个疯狂时代的印记。

我生病前在为我服务的五中编写校史，走访中我知道，五中先后有70多人被或长或短地“关牛棚”，占整个教职工队伍的50%以上。这里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主持校政的支部书记卓爱山；有“死老虎”“老右派”，如原校长葛鸿钧、教师陈友声；有所谓“反动学术权威”，有出身“黑五类”的“狗崽子”“孝子贤孙”；甚至还有说不清什么原因的，如老教师彭果先生当年就被莫名其妙关了几天，又莫名其妙被放了出来。

七中的情况也是如此。我还没有机会走访相关人员，但是单是记忆中的片段足以叫人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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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与嚎歌2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八

我楚狂人

中国自古以来的“士”的精神支柱莫过于气节，他们靠着自尊傲视公侯，保持着思想上的独立。但是，解放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不是从摧毁知识分子的自尊开始的。从解放初的“思想改造”就要知识分子“向旧我决裂”，“反右”更是一次全面打击知识分子自尊的运动。但是这一切到了“关牛棚”登峰造极，已经不给知识分子半点做人的尊严。随意殴打，剃阴阳怪头，挂着沉重的黑板甚至铁牌批斗游街，“喷气式”一斗就是几小时，早晨集中还要唱“牛鬼蛇神嚎歌”：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想人民请罪……”

听说，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自杀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士可杀不可辱”。但是，“关牛棚”就是要“辱”，“辱”你这批“臭老九”，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苏州七中的“关牛棚”应该发生在1966年9月，也就是“八三一”参加接见的“革命小将”归来，校革会和官办红卫兵成立。当时“牛棚”的设立是校革会的决定，管理权归官办红卫兵，我们这种杂牌战斗队是无权介入的。

七中“关牛棚”的第一批人员是“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子”杨泽海、“老右派”宋瑞楠、还有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等等。我不知道有没有完整的记录？应该没有。

“牛棚”里，被斗得最厉害的杨泽海校长，我经常看见被打得头破血流。有一次我们几个战斗队批斗杨校长，我见他两腿发抖，站不住，就摘下他脖子上的黑板，放在他脚边，又让他坐下，结果被人批为“右倾”，“资产阶级温情主义”。

最可怜的是“老右派”宋瑞楠，天天被小孩子戏弄，叫他一遍遍唱“嚎歌”，偏偏他五音不全，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小学里唱歌就是60分”。为了这个没少挨打。宋瑞楠老师出身《明史》研究世家，关在“牛棚”里还躲在被子里整理笔记。可敬！但是他的《明史》笔记终于被发现，被撕碎，烧毁。十几年的心血啊，就这样毁于一旦。那天，宋瑞楠老师哭得像疯了一样，一面被毒打，一面大哭。我从来没有见到一个男人这样大哭。几十年过去了，这一幕始终在我眼前。

看到平日敬爱的老师一个个被关进“牛棚”，我对运动产生了怀疑。再加上我自小酷爱传统文化，看见如山堆积的书籍被烧毁，心痛如焚。偷了一些平日爱看的诗词选本和外国名著藏起来，后来就成了插队期间的精神食粮，在朋友间转相流传。这些书在反复转手中早已尸骨无存，但是却是我们在死一般寂寞的插队生涯中活下来的精神支柱。

我开始游离。我想外出串联。我一直以为这种残暴行为是个别人的自身品质所致，现在看来，我幼稚了。这本来就是文革的运动本质所在。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就是“关牛棚”的根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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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串联（修改稿）0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九

我楚狂人

文革初期的所谓“大串联”史又称“红卫兵大串联”，实际上是中央文革搞乱地方的重要手段。最早在1966年六七月间就有各地“红卫兵”上京“取经”的事发生。 1966年9月初，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1966年9月5日的《通知》发表后，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开展起来。

毛泽东主席分别于1966年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8次会见了红卫兵，先后受会见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青年师生大约1300多万人。这为大串联推波助澜大串联在全国便轰轰烈烈开始了。当时串联师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饭住宿全部免费，成为“文革”一大特色。

“文革”要有人“冲锋陷阵”，先把中学生和大学生“串联”起来，通过“旅游”的方式来冲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事半功倍，比起动用工农兵来“成本”更低。那时各地都成立了很多“接待站”。红卫兵不管到哪里都有人接待。接待站就像现在的旅行社一样搞全程服务，以保证“文革”的顺利进行。而各地政府生怕招待不周会“引火烧身”，得罪了红卫兵就是“破坏革命”的罪名，明知红卫兵危险也得欢迎。红卫兵所到之处有吃有喝，这在那个年代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别人没有粮票就寸步难行，而红卫兵没有粮票却能吃遍天下。城里的公共汽车也成了他们的“旅游公车”，不管到哪里都可以随便乘坐，不用买票爱到哪儿就到哪儿；至于火车就更是成为“红卫兵专列”了，一分钱不交就可以周游全国。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串联”的“盛况”，也是改革开放以前唯一的一次“旅游高潮”。这个“大串联”很快就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了，红卫兵 “炮轰”、“火烧”、“揪斗”、“游街”，从“为所欲为”发展到后来的“无法无天”。把各地的“造反”串联起来。

苏州七中校革会和官办红卫兵成立之后，在工作队的支持下，成为学校运动的主导力量。而我们这些“早期造反派”，开始游离于运动的主流之外，这正合我意。年轻时的我，中李白的“毒”甚深：“事了拂衣去，不惭世上英”，我以为似乎是应该离开的时候了。正好此时全国刮起了“大串联”的风，于是，我们“革命敢死队”的全体成员便积极准备大串联。更确切地说，我们准备要“壮游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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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串联（修改稿）1、2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九

我楚狂人

一、会师武汉

我们想全体一起外出“大串联‘是有困难的。吃饭、住宿和乘车倒都不是问题，反正那时全国遍地都是接待站，走到哪，吃到哪，住到哪。出门经验自以为也不是问题。有了八月下旬顺利上北京的体验，胆子更大了。一本地图册，就敢“走遍天下”了。问题是，我们中有几位的“家庭出身不好”，校革会不会放行。于是，我们定下一计：我和几位“出身没问题”的同学先走一天，乘火车北上，造成我们“放弃”几位“出身不好”的同学，自己外出串联的假象。临走，我从姜子金手里拿到了几张校革会的空白介绍信，以备不时之需。而第二天，几位“出身不好”的同学乘坐夜班轮船去杭州，然后再从杭州上火车。我们两路约定在武汉会合。当时没有电话，约定在武汉火车站留言板留言，很是有点“谍战”的味道。

就这样，1966年10月中旬，我们开始历时两个多月的“大串联”了。我们大队往北。我们这一队有葛玮、钱家权、金靖德、李斌（李永鑫）、陆惠元、马新元、吴湛仁、徐永前（徐荣泉）、潘天智、冯荣保，和我，共11人。具体出发日期想不起来了。我们从苏州出发，经南京转车到徐州，未出车站再转车去郑州。稍作逗留，转车直奔武汉。当时的交通就是这样的。南线是个3人小队，1966年10月18日（朱振明船票为证），朱振民、朱蓓叶、高峰（高金凤）。他们坐轮船到杭州，然后转浙赣线，到株洲转京广线，再到武汉。

1966年10月19日，我们大队先到达武汉，住了5天。我们被安排在武昌药检学校接待站住宿。到武汉，第一个任务是去火车站看留言板。武汉的主要火车站在汉口，从武昌到汉口要乘坐公交车，经长江大桥，穿越汉阳，再经汉水大桥，到汉口，路很远。另一方式是轮渡，斜着渡江，直达汉口。这两种方式我们都尝试过，反正我们算是领教到什么是“大城市”了。我们在汉口的武汉车站和武昌车站都留言了：长江大桥会合。很顺利，我们真的在长江大桥会合了。

万里长江第一桥——长江大桥，让我们兴奋了好一阵子。钱家权回忆，长江大桥玩得还是比较仔细的原话如下：“武汉长江大桥，我们玩得很仔细。看了什么，我记得很清楚：建桥的纪念碑文（文笔不错）、新技术建桥桩的样品（钢筋混凝土桩柱）、富有民族特色的铸铁桥栏（‘孔雀开屏’等等）。哪一次？想不起来了。”

接到朱振民他们3人后，全队齐聚，大家非常高兴。在武汉，我们去了长江大桥、东湖和武汉大学。那时，黄鹤楼还没有重建。那时的武昌是典型的行政区和教育区，行人少，树木多，很是安静。武汉长江大桥的雄伟，珞珈山的优雅，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的东湖还很荒凉。

我们这一路上很是“革命”，主要是到各大学看大字报，参观“革命圣迹”。敲各“革命圣迹”的纪念印章成了我们的重要目的。至于游山玩水，那是两年后“外调”时的事情了。第一次串联，即使想“游山玩水”，也要给自己一个“借口”。如去嘉陵江小三峡，去北温泉，非得说是去北涪西南师范学院“串联”。

当年我们年少气盛，为了“北上” 还是“南下”，争执了许久。最后，勉强统一为“北上”。

1966年10月23日，我们离开了武汉。武汉就这样匆匆而过。1968年“外调”，我又经过武汉。此后，我竟再没有去过武汉。现在交通便利，我们可以坐高铁去武汉了。只需三、四个小时。什么时候再去“旧地重游”呢？钱家权说，当年他在武汉，是生平第一次买柠檬。没有糖，用“含糖可可”代替。柠檬浓郁的香味，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郑州—西安—成都

从武汉返回郑州，因为是原路返回，觉得很枯燥。在郑州转车，住了一夜。当年的郑州给我们的印象很不好，车站广场很乱，羊油炸的油条又大又硬，腥味难忍。那时，是必须在郑州转车的。

在郑州，马新元、吴湛仁、潘天智三位走了。离队的原因，也许是在武汉，为了“南下、北上”问题，大家争执得太多了。事后，据钱家权讲，马、吴两位，曾经为此事多次大声发牢骚。如今，马已经英年早逝。想起他，不禁使人黯然！

从郑州坐车西行，一路上经过了许多《三国演义》里见到过的地名。钱家权对什么都好奇，兰考白茫茫的盐碱地，地理课本上的“黄土高原”，都使他惊讶。我们也曾经在西岳华山脚下经过。1966年10月25日，颠颠簸簸来到了西安，在西安逗留了7天。

没有经历过“大串联”的人，也许不知道什么叫做“拥挤”。在火车上，走道里站满了人，前心贴后背；座椅底下躺着人，行李架上坐着人，厕所里面也挤满了人。所以，一停车就要跳窗下车“方便”，而上下车的“通道”就是窗口。没有水，没有饭，车厢里弥漫着难闻的“人味”。没有强健的体力，很难坚持。那时，我们正年轻，精神高亢，不怕苦，也不怕累。

好不容易到了西安，已经筋疲力尽，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在西安，我们住在莲湖路的莲湖大楼，“虽然只是五，六层民居，那时就称大楼了”（葛玮原话）。这里实际上是新建的居民区，莲湖路莲湖新村，刚建成的小区，还没有居民入住，就让给了串联的红卫兵。在西安，我们先后去了西安交大、西北大学、西北政法学院等大学“看大字报”。又去了大雁塔。碑林不开放。那时半坡村还没有公开开放，兵马俑还没有被发现，钟楼闭馆保护，小雁塔破败不堪，临潼又太远。西安可去的地方也就是大雁塔了。印象中，那时的西安，城墙外除了大学就是田野了。城内是棋盘街，只要看着中心标志钟楼，怎么也不会迷路。西安的南城门也很雄伟。

大雁塔只能参观，不能上去，门票是人民币“2分”。这里可以望见西安整齐的街市，大路尽头是西安火车站。西安那时的新建筑很少，大约也就是钟楼边的邮电大楼像样些，在大雁塔处可以看得见。在大雁塔，我们见到了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年钟声”节目里敲响的巨钟，见到了那块著名的唐碑。第一次见到大雁塔这样的四方塔身的砖塔，形制与江南常见的楼阁式佛塔迥异，还是很有新鲜感的。但是外墙面积满了黄土，也无人清理，很是“憔悴”。

1966年11月2日，离开西安去成都。陆惠元与我们在宝鸡分手，他去看望他的姐姐了。他姐姐、姐夫在宝鸡工作。约好他到重庆赶上大队，但是他最终没有赶来。

宝成铁路在当年很神秘。这是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以隧道众多，地形险要著称。上坡了，要“前一后两”，三个机车头推拉前进。我们好奇地数着经过了多少个隧道，数着数着就睡着了。就在这睡梦中，我们越过了奇险的川陕边界。

一昼夜火车，我们来到了成都。又饿又累，我出鼻血了。我们住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我们去了武侯祠和杜甫草堂。那时，武侯祠和杜甫草堂都没有遭到破坏，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成都居民门前的溪水和锦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都甜食街的小油条又脆又香，真好吃！

1966年11月5日，我们离开成都去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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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串联（修改稿）3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九

我楚狂人

三、雾锁重庆

1966年11月6日到重庆，下车就见到了重庆著名的缆车站。但是我们刚到重庆并没有乘坐缆车上山，而是由重庆接待站的卡车直接拉到了沙坪坝的西南政法学院住宿。从中心市区到沙坪坝有很长的一段路。山城重庆的道路，就是不停地上坡、下坡。重庆的司机艺高胆大，开起车来很“疯狂”。一开始，吓得我们心脏突突地跳，但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

西南政法学院在歌乐山，我们经过沙坪坝镇区，然后上山路过重庆烈士陵园去西南政法学院。岂料，这一住就是二十来天——我们被困在雾都重庆，出不去了。在重庆二十来天，只见过两天太阳，“雾都”真是名不虚传！

我们坐了缆车。当时重庆的缆车上站在闹市区两路口，下站就是火车站。重庆的缆车是车厢式的轨道车。当时很觉新鲜。

住在西南政法学院的日子里，出门必经沙坪坝。每次出门就下山坡，到沙坪坝等公交车。这里就能见到重庆大学的大穹顶，觉得很雄伟。我们原来准备坐轮船下长江的，但是根本拿不到船票。朝天门码头也不知跑了多少趟，毫无结果。在重庆的串联学生越积压越多，拿到了慢车票也上不了车。后来，钱家权想了一个“好主意”，请在苏州的初中要好同学顾金林从苏州拍个电报来，谎称“学校里黑帮翻案欲翻天，速回 ”, 这才好不容易拿到了特快火车票。但是，进了站台还是上不了车。签了“25次特快”（电报、车票、证明尚在）也没有用。车里塞满人，轮流到窗口透气。车顶上也爬满人，有人要“骑火车”了。那边一声大叫，那是有人从车顶跌落受伤了……。

在重庆呆的时间太长了，角角落落地跑。我们去了歌乐山、曾家岩、红岩村、枇杷山山顶公园、朝天门码头，……。甚至还去了北碚，见到了嘉陵江小三峡。有时趴在嘉陵江大桥的桥栏上发呆。晚上在山顶公园，看重庆的万家灯火，与星空相映，真有上下星空的奇异感觉。

那时的重庆还没有流行火锅。我们品尝了担担面，一角钱，一两粮票。辣得葛玮眼泪直流，想逃出店门去找白馒头“解辣”，结果没有白馒头，买了山楂“解辣”。担担面，那鲜味真叫人回味。我们见到了陶坛子装的豆瓣酱，“6角5分”钱一小坛，半斤。那小坛子古朴典雅，漂亮极了！我们每人都买了一坛，包了厚厚的废大字报纸作保护，最终背回了苏州。豆瓣酱是早已吃完了，那小坛子却至今还珍藏。1982年，它还成了钱家权第一张摄影作品《古瓷新葩》的道具，作品当年曾经在北京展出。他说，后来才知道，这就是著名的“荣昌陶器”。

这期间，金靖德、徐永前几位，曾经一度搬到解放碑体育场住，那里交通便利些。到步行串联前，我们又会合在一起了。

重庆烈士陵园高大的龙舌兰，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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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串联（修改稿）4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九

我楚狂人

四、步行穿越川黔边界1

既然进了火车站也上不了车，我们离开重庆的唯一选择，也就是步行了。我们来到位于两路口的重庆市接待站，提出步行串联到“革命圣地”遵义的申请。常州籍的接待人员听说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步行串联，喜出望外，热情地接待我们。不但很快办好了手续，还给我们出谋划策，为我们配备装备。

我们从重庆市接待站拿到的装备有：一张毛泽东像，这是必须的。一面红旗，这不仅是“门面”，更是山间远距离联系的标志。地图，标识了“行军”路线，沿途各接待站，沿途各主要地名，每天的里程等等。每人一顶箬帽，当地人叫做“斗笠”，这算是雨具。每人军用水壶和电筒任选一，我选了水壶。每人一双草鞋，甚至还有一个细细长长的米袋。少量现金和粮票，以备不时之需，毕竟主要吃住在沿途的接待站，这些交李斌保管。其实，草鞋很快就磨烂了，我们还是穿自己的鞋。后来在路上，我们部分人接受了别人建议，买了绑腿，感觉缠上绑腿是要轻松些。

回到西南政法学院，我在红旗上用黄漆学着“毛体”写上了“长征”二字，葛玮用红漆在斗笠上用当时流行的“新魏体”写上“将革命进行到底”，然后准备出发。这次行程从重庆到遵义，现在的火车车程7小时，高速公路行车时间也差不多，而我们当年步行走了11天。

1966年11月26日，我们启程步行串联。根据葛玮兄的记载，行程如下：

第一天 11月26日：重庆——土桥 30里  （下午1点半出发，走公路）

第二天 11月27日：土桥——一品 60里  （走公路）

第三天 11月28日：一品——綦江 110里（走土路）

第四天 ：11月29日：綦江——三江 30里   （綦江休整，傍晚17点才开始走，走铁路）

第五天 ：11月30日：三江——赶水 90里   （经过铺壩，休息1小时，走土路）

第六天  ：12月1日：在赶水商量路线问题，休整一天

第七天  ：12月 2日：赶水——松坎90里   （走公路、山路）

第八天  ：12月 3日：松坎——桐梓140里 （走公路、山路）

第九天  ：12月 4日：在桐梓休整一天

第十天  ：12月 5日：桐梓——板桥52里  （走公路，过娄山关）

第十一天 ：12月6日：板桥——遵义80里  （走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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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串联（修改稿）5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九

我楚狂人

四、步行穿越川黔边界2

话说1966年11月26日，下午1:30，我们举着“长征”红旗，背着简单的行囊，穿过重庆市区，到了朝天门附近的牛角沱轮渡码头，渡过长江。这是我们至今越过的长江最上游。重庆的长江江面并不太宽，水深流急，清澈见底。渡船过江时我们是热血沸腾，豪气冲天，那个“激情岁月”的热血青年啊！

过江后顺着公路，一路到小站土桥住宿，行程30里。这是适应性行军，但是已经有人脚上打了血泡。

第二天， 11月27日，从土桥出发，走了一段铁路，然后还是顺着公路行进。在走铁路时，发现很多插向深山里的铁路岔道。往往进入一个隧道，在隧道口就有哨兵站岗。这些线路地图上都没有标识，是秘密线路，或称“战备铁路”。我们现在想起来，应该就是通向“三线”工厂的，这里是“大三线”了。许多年后，曾经在核工业系统工作的钱家权说，“一点不错，这都是通向各个保密单位的。”他工作期间，曾经去了许多这样的单位。

第二天行程60里，到小站一品住宿。按照葛玮的家信记载：“11月27日8:30出发，11:00到大窝休息。13:30出发，15:30到一品过夜，走了60里路。”毕竟是第一次走远路，我们都有些吃不消了。但是年轻就是好，睡一觉就好了。明天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呢。

第三天11月28日，从一品到綦江。按照葛玮的家信记载：“7:45出发，10:00到龙岗休息。10:45出发，18:00到綦江县城，走了110里路。今天走了最多路，全是抄小路，翻山走山路……”。葛玮注明，这是“未修铁路前，农民走的路”。   这是葛玮写步行串联途中，第一封家信的一天。他当时没有想到后面还有更长的路要走。那一天真的很累，晚饭时分，我一口面条入口，眼前发黑，有点虚脱了。正如葛玮言，我们算是初步领教到了“蜀道之险”了。

钱家权走了。“因意见分歧，他一人离开了大家，孤雁南飞了。在大雨中，透过车窗，他看到两名头戴高高的黑色圆锥型帽子的妇女站在铁路边（犹如“黑无尚”，令人生畏），等待列车通过……”（家权原话）。许多年后，我同他说，这可能是“黑彝”居民。分手后，他又一个人去了许多地方，20多天后才回到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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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串联（修改稿）6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九

我楚狂人

四、步行穿越川黔边界3

第四天，11月29日，送走了钱、高二位，我们也休整了大半天，还要商量下一步行程和遇到的问题。傍晚17:00出发，离开綦江，走铁路，到三江住宿，行程30里。但是这30里路却很艰难：天上下着蒙蒙细雨，走的是铁路，走不快，到三江已经是午夜23:50,。浑身湿透，又饿又冷。好在接待站还有吃的，吃了一点倒头就睡。这是我们第一次走夜路，而且是在陌生的山区走夜路。葛玮的记载，那天夜路，有人滑倒，差点坠崖。这一险情我已经记不得了。据葛玮近时回忆，那是还未入夜，席地休息时，冯荣保从一块临崖的大石头上滑下，还好停住了，后由李斌用旗杆把他拽上来的。好险！如果出了事情，那就不好交代了。

第五天，11月30日，再次“瘦身”的队伍继续踏上步行的路程，这支队伍一直坚持走到了目的地遵义，成员有：李斌、朱蓓叶、朱振民、葛玮、金靖德、徐永前、冯荣保和我八人，正好超过武汉出发时的半数。从三江到赶水，这一天走了90里土路，走到后来，大家讲话的力气也没有了。真羡慕徐永前旺盛的精力，总是那样不知疲倦，走得总是这样轻松。中午在铺坝休息午餐，傍晚到赶水。

第六天，12月1日，在川黔边界重镇赶水休整一天。马上要离开四川（当时重庆还没有从四川分出来）进入贵州了，需要商量一下下一阶段的行程。

赶水镇位于重庆市綦江县南部，距重庆主城105公里，到县城59千米，是渝黔边陲要隘，东邻同县扶欢镇，南与贵州桐梓县松坎、羊蹬交界，西同贵州习水县温水镇和同县打通、安稳两镇相连，北和同县东溪镇，丁山镇接壤。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煤炭、大理石、云石、白砂石、石灰石、页岩、铁矿、铜矿、硅矿等矿藏密布全镇。萝卜爪、英竹笋等农业加工产品名扬华夏。交通便利，赶（水）松（藻）铁路支线及赶（水）温（水）公路过境。当地人把镇叫做“场”，我们还是写作“镇”吧。

第七天，12月2日，从重庆綦江的赶水镇到贵州省桐梓县的松坎镇，行程90里。

顺着公路离开赶水镇，不远就上了山路。这是一座好大的山，山名分水岭。山道盘旋着，我们气喘吁吁前行。好不容易到了山顶，见一块巨碑赫然在目，上面大书“贵州北界”四个大字。见此巨碑，年轻的我们欢呼起来，一种自豪之气油然而生——我们凭着自己的双脚，越过了川黔边境，征服了号称天险的蜀道。

过界碑，一路下行的石阶，幽深得见不到底。我们拾级而下。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这一路下坡，小腿肚子发软。估计这一溜下坡要上千级石级。就这样，天黑之前我们到了松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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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串联（修改稿）7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九

我楚狂人

四、步行穿越川黔边界4

第八天，12月 3日，从松坎到桐梓，行程140里， 这是我们这次步行串联最艰难的一天，也是行程最长的一天。我们顺着公路离开松坎，走了不多路，就走上了山路。原计划走70—80里休息的，不料走岔了了山道，错过了宿头，直接走到了下一站桐梓县城。筋疲力尽，到接待站已经是半夜。这一路奇丽的山里景象叫人难忘。我曾有文章记载：

……

我们一路上见过无数条小溪。生长在江南水乡的我们只是在文学作品中见到过小溪，原来小溪真的这样美，它清清的浅浅的，时而平缓，轻柔地冲刷着水底的卵石，经年累月地冲刷，使卵石变得晶莹圆润；时而跌落一个小坎，溅出雪白的水花，激出淙淙的流水声。溪水中有鱼，很小，活泼泼的，在卵石中间游来游去。

山里猴子很多，也不很怕人，有时我们在小溪这边走，它们就在对岸若无其事地喝水，一付不爱答理的懒样子。有时就在我们前面十来米的路上悠悠然踱步，只有我们走近了，它们才不情愿地爬上树。

在离开桐梓县城两三里的地方，傍晚我们居然遇到了野狼，隔着溪水，它喝着水，连正眼也不看我们一下。（见《溪·猴·野狼》）

第九天12月 4日，在桐梓休整一天。已经很疲劳了，一天赶140里路，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也受不了。就在这贵州的小县城休整一下吧。

桐梓县是贵州省遵义市辖县，素称“黔北门户”、“川黔锁钥”。到了桐梓也就是进入古夜郎国的属地了。历史上长期以来这里都是世袭土司管理，直至明朝万历年间才改土归流。桐梓地处大娄山支脉，山峰林立，资料说海拔17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18座，其中就包括我们翻越的分水岭，海拔1820.7米。那时，桐梓经济落后，也没有可以看看的地方。据说现在搞了很多地方风情的旅游项目。真想什么时候再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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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步行穿越川黔边界5

第九天12月 4日，在桐梓休整一天。已经很疲劳了，一天赶140里路，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也受不了。就在这贵州的小县城休整一下吧。

桐梓县是贵州省遵义市辖县，素称“黔北门户”、“川黔锁钥”。到了桐梓也就是进入古夜郎国的属地了。历史上长期以来这里都是世袭土司管理，直至明朝万历年间才改土归流。桐梓地处大娄山支脉，山峰林立，资料说海拔17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18座，其中就包括我们翻越的分水岭，海拔1820.7米。那时，桐梓经济落后，也没有可以看看的地方。据说现在搞了很多地方风情的旅游项目。真想什么时候再去看看。

第十天12月 5日，桐梓—板桥行程52里。这一天虽说路走得不多，却是我们整个行程最值得纪念的一天。

我们离开桐梓县城顺着铁路走了一段，因为我们要穿过著名的凉风垭隧道。在桐梓我们就打听好，只有解放军和红卫兵可以在隧道串行。果然，守洞的哨兵见了我们的串联介绍信就爽快地放我们进隧道了。

凉风垭隧道位于贵州桐梓县境内川黔铁路新场车站和凉风垭车站间穿越娄山山系支脉凉风垭的分水岭。隧道周围山势险峻，川黔公路著名的“七十二拐”就蜿蜒在隧道的上方。凉风垭隧道于1957年11月开工，1960年竣工，全长4270米。在贵昆、成昆线未通车之前，它是全国最长的铁路隧道。这座隧道穿过的主要地层为志留纪和奥陶纪石灰岩，断层构造发育，岩层破碎，裂隙水丰富。凉风垭隧道是中国第一座采用平行导坑法施工的长隧道。修建后，贵昆、成昆等铁路线上的长隧道相继采用这种方法施工。所以，凉风垭隧道是我国铁路建设史上里程碑式的工程。

我们进洞走了一段，就要打手电了。远处有火车来，先来一阵大风，我们赶快按照守洞战士教的办法，钻进洞壁的小洞躲避。火车一过，又是一阵大风。这火车就像是一只大活塞，推挤着空气。在黑暗中走了不知多少时间，终于看见前方有亮光了，要出洞了。心里一阵莫名的激动。

出凉风垭隧道，我们上盘山公路，这就是川黔公路著名的“七十二拐了。川黔公路这一段完全是山壁上凿出来的，一边是仰头不见顶的削壁，一边是俯首不见底的悬崖。公路急转，拐弯处看不见前方。此生走过的险路不少，但是奇险莫过于此。

就这样我们一路走过川黔线最险的公路，来到天险娄山关。

娄山关又称娄关、太平关，位于娄山山脉的主峰大娄山，大娄山海拔1576米，而娄山关在主峰下面山道险隘处，海拔1440米，古称天险，“北拒巴蜀，南扼黔桂”，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有黔北第一天险之称。南距遵义市50公里，在遵义、桐梓两县的交界处，北距巴蜀，南扼黔桂，实为黔北咽喉。历史记载，明朝时曾经发生过激烈战事，而娄山关真正出名则因为毛泽东在这里打了两场漂亮的以弱胜强的硬仗，还留下了著名的词作《忆秦娥·娄山关》。

我们前一天在桐梓县城休整了一天，就决定沿盘山道登娄山关。本来娄山也如凉风垭一样，是有隧道的，可以穿行。尽管我们已经是强弩之末的疲惫之师，但是一说去娄山关，大家情绪一下高涨起来，清晨就出城，出凉风垭隧道就走在登山路上了。由于贪看大娄山景色，再加上山高路险，到娄山关时已经过午，只见关口两峰对峙，如刀砍斧削一般夹路而立，一条山道蜿蜒其间。抬头看山顶，巍巍然如撑天巨柱，低头看来路，如一条巨蟒游动在群山间。接近关口处，西风甚烈，人几乎站不住脚，大有把人刮下山的架势。我们手拉着手，弯着腰，一步一步进入关口——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刚硬的风。

在关口，有一块一人多高的石碑，三个行草大字“娄山关”。据说是1932年，时任贵州省民政厅厅长的黄丕谟（黄道彬）题书，錾碑立于川黔公路遵义与桐梓两县交界处。此碑现已不存。现在的娄山关三字是后由舒同题写的。我们见到的应该是黄丕谟所书的碑。我们的艺术家老朱早有准备，拿出准备已久的纸和粉笔开始拓碑，我和葛玮等几个人轮流为老朱抚着纸。山口的风太大太大了，几乎吹得人喘不过气来，我们只能轮流拓，终于顽强地把碑文拓下了。当天住夜，葛玮把碑文拓片重新用铅笔勾了一下。

拓好碑文后，我们沿草丛中的小路爬上关口的山顶，当年的炮台依然还在，仿佛还在给人们诉说着当年惨烈的战斗。

这里虽不是大娄山的绝顶，但是地势已经极高，只有身后主峰耸峙苍穹，而周围群峰无不下伏。南方植被深，经冬不雕，风起处远山如波涛汹涌；冬天日短，夕阳西下，天边一片血红。这时才觉得毛泽东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写得好，而且居然是写实，不是虚夸。

恋恋不舍地离开娄山关。老朱把拓好地碑文折好，珍重藏好。前些年在马脚儿子的婚宴上遇见老朱，问起当年的拓片，老朱说，当然还在，言下十分自豪。我真想再看一看这拓片，这是青春热情的象征啊。我想叶子、老葛以及其他同行者一定也有同感吧。

下山时有这样的趣事：那天从娄山关山上下来，大约走了两里地了，叶子忽然发现自己的小包不见了，我就陪她回头找，还爬上山坡，没找到。看看天色渐暗，就沿着公路下山。正走着，忽然后面一辆卡车在我们旁边停下，司机下车开口就骂：“你们不要命了！”一下把我们骂晕了，心想我们没有挡道呀。司机接着才说，娄山关冬天有老虎出没，晚上不能步行经过。这才把我们吓住了。司机让我们上车，带到前面的板桥镇与大部队会合。我们居然没有请教司机的姓名——因为当时这样的事似乎很平常。到了板桥，我们才知道叶子自己把小包交给了李斌了。害得大家一阵紧张。

板桥镇紧依娄山山脉主峰，仁江河、亮石河、汇塘河在镇周纵横交错，平均海拔900米，最高海拔1780米。是一个美丽的山间小镇。我们就在这里歇息一宵，明天就是最后冲刺了。

第十一天 12月6日，板桥—遵义，行程80里。一路是平坦的公路，再加上将近终点，大家情绪很高涨，不觉辛苦。这一路见到了溪流对岸喝水的野狼。

傍晚，我们到达遵义，我们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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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遵义

我们到达目的地遵义了！我们步行十一天，行程七百里，穿行在完全陌生的川黔边界万山丛中，栉风沐雨跋涉在天险蜀道。说实话，到达遵义，我们这一群大孩子真有一种自豪感成就感。

我们被安排在遵义延安旅社，“条件不差”（葛玮家信原话）。但是，当年的旅社房间是没有卫生间的，使用公共的厕所和盥洗室，因此我们安排住下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解决洗澡问题。太脏了！十一天来，天天一身汗一身雨，一路连擦洗一下的条件也没有。身上的气味很难闻，自己也受不了，何况旁人。于是我们结伴找到延安旅社附近的浴室。那浴室的池水也够脏的，也顾不得了。洗吧，像剥了一层脏皮一样痛快。

我们到遵义，主要目的就是参观遵义会议会址，于是第二天我们就去参观。

当日的遵义虽说也是一个地级市，但是实在很小，几乎没有像样的商业街。遵义会议会址位于遵义老城（当时也没有什么新城）子尹路96号，是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是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砖木结构，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我们去时还是遵义城里首屈一指的宏伟建筑，高墙垂门，巍巍峨峨。1935年1月初，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这里是红军总司令部驻地。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在主楼楼上原房主的小客厅举行。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红军军事指挥权。

我们参观了复原的小会议室，发现林彪的位置被挪动了，从角落搬到了前排。也就是这次参观，纠正了我们的认识：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而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的指挥权。

我们在遵义休整。成功到达遵义，让我们一下子松弛了下来，激情也似乎释放殆尽。毕竟离家两个多月了，大家都有些想家了。我在遵义收到了在昆明工作的小姑妈的电报和电汇款，我准备离队去昆明探亲。其他朋友就准备回家。当时国家已经下达停止串联的通知，只给红卫兵返程车票，返程没有问题。而我要去昆明，只能到贵阳买票了。但是，胆子大的同学串联还在继续，大串联真正完全停下，要到1967年8月。

严格地讲起来，我们大串联的终点在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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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昆明十日

我与朋友们从遵义上车，到贵阳车站匆匆分手，然后买票去昆明。严格讲，这一段我不是串联学生，而是普通的观光客。我在昆明呆了十天，每天都在鸥鹭翔集的翠湖走过，游玩了西山、大观楼、滇池、筇竹寺等昆明美景。我心底一片宁静，仿佛游离在运动之外。如果一直能在这样的心境里活着，该有多好。这一段，包括刚刚试运行的贵昆铁路的见闻，我在以往的系列回忆录《串联纪实》中曾经写过，因为无关七中串联的宏旨，这里就从略了。

我在昆明很想去西双版纳，去大理，但是那时管得很紧，去不了。十天之后，我就从昆明返城，返程是红卫兵串联的返程票。这一路，我也在《串联纪实》中写过，不赘言。如果有朋友感兴趣，可以参见我的相关篇目：《穿行在乌蒙山》、《翠湖的沙鸥》、《海立云生看西山》、《大观楼的长联》、《筇竹寺的罗汉》、《木棉花开》。

1966年12月底，我回到上海，住在大姑妈家。我还不想回学校。说实话，那时的我已经对运动有点厌倦了。谨以《木棉花开》的一段记录我当时的心路：

……

我在昆明上车时，发现是一个硬卧车厢，中铺拆掉了，上铺堆行李，下铺变成座位，一床挤了四个人。同座的除我之外，有三个攀枝花钢厂的技术人员，上海人，两个也是攀枝花的工人，长沙人，准备到衡阳转车。还有两个是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是从西双版纳出来的，居然是与两个上海学生换的票，上海学生去西双版纳了，而她们却在别人返回原地时到远离故乡的江浙串联了。我不禁有些佩服两个女孩很勇敢。

攀枝花出来的人都挂着招牌——他们的毛巾全是铁锈红的。他们说，只要在攀枝花住一阵子，在攀枝花的水里洗洗毛巾，就变成这样了。真是令人咋舌，这水里的铁质也太多了，我不敢想象这水喝多了会怎么样。

由于五个一起从攀枝花出来，当然就自成圈子，而我们三个同龄人就另成一个小圈子。两个西双版纳女孩有着南国女儿的阳光般的开朗，我刚一问西双版纳的风光，她们就叽叽喳喳地说起老榕树，说起泼水节，说起大象老虎，说起木棉花……让我非常神往。听得出她们很为家乡自豪。其中一个姓唐的女孩（另一个忘记姓什么了）有一双大大的眼睛，说话柔柔的，我和她说话更多。

当时昆明到上海要三天三夜，我们轮流在铺上靠靠，说说闲话，倒不觉无聊。路上，姓唐的女孩（当时她没有告诉我名字，只是调皮地说该知道的时候自然会知道）偶尔说起身边带了一些钱，路上即使有些波折也不要紧。在我们到车厢接头处站站时（坐的时间太长了），我对她说，你不该在人多时说自己有钱，不安全。女孩有点异样地对我说，不要紧，有你呢，你是好人。我的心猛的一颤，我不敢看女孩的灼热的眼光。

女孩后来就一直要我介绍我的家乡苏州，仿佛我们单独说话的时间越来越多。

到杭州，两个女孩下车了，临下车姓唐的女孩要了我的通讯地址。她本来要我一起在杭州下车，我没有，也不知为了什么。姓唐的女孩下车后来到车窗口，大声对我说，我会到苏州来看你的，等着我。

后来她没有到苏州，她来信告诉我，她回西双版纳了，她名叫唐桢样，是思茅师范的中师生，她匆匆回去是因为可能要分配工作了。

此后我们一直通信，有一段时间几乎每星期一封，一直到我插队之后。我们谈生活，谈读书，谈快乐，谈苦闷，几乎无话不谈。在我插队前的半年，她分配到西双版纳的一个小学。因为我说起没有见过木棉花，她寄了一张在校园的照片，背景是一棵高大的木棉树，木棉花盛开……

我插队后，她希望我能转到她那里去。我不能，我有老母。更何况，我到那里能干些什么？于是她的信渐稀，后来就没有音讯了，我知道她失望了。我想，她应该有一个幸福的小家了吧。

她并不非常漂亮，但是她叫人能信赖。

我们从来没有说爱，但是我知道彼此心里都有对方的影子。这是一种淡淡的略带忧伤的，然而又隽永的感觉。

我的朋友，你知道你在我心里的位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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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串联（修改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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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楚狂人

七、补记

我详细记录我们串联的经过，并不是我们走得特别远，如我们的陈振康同学就去了新疆。而是我们的经历比较典型，想让大家真实了解什么是大串联，以及大串联时串联学生真实的心态。

交代一下有关事情：

最早离队的马新元、吴湛仁、潘天智三人并没有继续串联，从郑州直接回苏州了，到我们大队回苏州再参加活动。

陆惠元去宝鸡姐姐家之前，与我们约好重庆碰头。但是一直没有等到他。事后知道，他一直住在姐姐家。后来直接回苏州的。1968年我和他一起外调杨泽海校长的历史，许多地方重新走了一遍。

钱家权在綦江离队后继续“串联”。先后去了遵义、贵阳、桂林、广州等处。他是我们中间玩得最多的一位。在衡阳，他被迫上了开往上海（苏州）的列车，后又乘机偷偷地溜了下来，登上了开往广州的列车。“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于 12月11日到达了广州”。半个世纪以来，钱家权一直高度评价这次大串联，称它是自己“年轻时代最有意义的一次经历，影响了我一辈子的人生道路……”。高峰綦江离队，脚伤了，直接回苏州。

等我们全队在苏州重新集中，已经是1966年底，将近元旦了。

大串联，让我们有了一个那个时代的人很难有的到处乱串的机会，户口管辖全冲破了。大串联给我们一代有了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机会，开了眼界。但是大串联搞乱了国家经济，也许也直接导致了我们的插队农村。

说不清道不明的大串联。



附录：朋友们提供的回忆和纠正。

参考资料：

……

11，西安大雁塔门票，1966年11月。

12，离开重庆的火车票（正面），1966年11月。

13，离开重庆的火车票（背面），1966年11月。

14，顾金林电报的封套，1966年11月。

15,《古瓷新葩》的照片，1982年10月，北京。



当年， 假电报原文：黑帮翻案欲翻天，速回。是托初中同学顾金林从苏州发往重庆的。原件，重庆站的女值班员已收走。又及。钱家权

是“武昌药检学校”。       钱家权
假电报，我是经办人。    钱家权

几处笔误，纠正如下：1. 莲花路莲花新村，应为：莲湖路莲湖新村。2. 从苏州打电报谎称家里有人生病，应为：谎称学校走资派要闹翻案。3. 每人一双草鞋，这是走山路必备的装备，应为：每人一双草鞋、一副绑腿，甚至还有一个细细长长的米袋。        

另：发的雨衣，还是蓑衣，记不清了，或许根本没有。      

4. 那天夜路，有人滑倒，差点坠崖，应是白天，席地休息时，冯荣保从一块临崖的大石头上滑下，还好停住了，后由李斌用旗杆把他拽上来的。

5. 上有毛体的三个大字“娄山关”，实际上此三字并非毛体，经查为1932年，时任贵州省民政厅厅长的黄丕谟（黄道彬）题书“娄山关”三个草书大字錾碑立于川黔公路遵义与桐梓两县交界处（百度）。此碑已不存。现在的娄山关三字是后由舒同题写的。      以上仅供参考。

武汉长江大桥，我们玩得很仔细。看了什么，我记得很清楚：建桥的纪念碑文（文笔不错）、新技术建桥桩的样品（钢筋混凝土桩柱）、富有民族特色的铸铁桥栏（“孔雀开屏”等等）。哪一次？想不起来了。 钱家权

此事犹如发生在昨天，我记得太清楚了：不是“川北凉粉”（我至今没有吃过），是“担担面”（是朱蓓叶提议的，她说她的父亲当年在四川吃过。我是第一次知道有这种食品）。1角钱，1两粮票，没有错。我当时觉得很贵。因为我当年在七中读书，几乎天天早上要在“大马路饭店”吃阳春面：1角钱，2两半粮票，印象太深刻了！后来，发展到吃“一大一小”，1角6分，4两粮票！（“中光”8分）。此后，我再也没有吃过“担担面”，尽管“担担面”的店曾经开在佳安对面。葛兄冲出去“买馒头”，我有如电影出现在眼前。要买“馒头”，是葛兄当年自己说的。馒头没有买到，这也没有记错。买到”山楂“，我没有印象了。如果是”三毛或5毛“，当年就几乎要”买不起“了。另外，四川东西是很便宜的。如：1985年，我在四川成都。炒肉丝一大盘，8角。新鲜牛肉，1.44元一斤（随便买。苏州猪肉计划供应！）。卤鹅肝，7分一只（大家常常买，乱吃！）。出差津贴，每天6角。……。2，其他，葛兄说的都对。仅仅”半坡村“，我想不起来了。后来是于1997年去参观的（去拉萨途中）。当年如果我去了，可一点印象也没有啊！钱家权（以上钱家权）

1. 我记得担担面比较贵的，可能是三毛或五毛。因为后来在綦江小镇上买足球般大的柚子，一毛一个，感觉比较便宜，尽管买回一吃是很酸的。

2. 白馒头没买到，后来买了山楂解辣。

3. 二七纪念塔全称郑州二七大罢工纪念塔，为了纪念发生于1923年2月7日的二七大罢工而修建，位于郑州市二七广场，建于1971年，钢筋混凝土结构， 是中国建筑独特的仿古联体双塔，它是为纪念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而修建的纪念性建筑物。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最年轻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于1971年，距今仅有不到四十三年的历史）。以上摘录自百度。所以那时还没有二七纪念塔。

4. 半坡遗址肯定去的，可能当时动荡时期，开放不太正常。

5. 斗笠上的字是用当时写标语比较流行的魏体写的。（以上葛玮）  

老朱：关于绑带又想起来了，1打绑带的主意是看到别的串联队打了绑带，于是有了启发，而且我是特别心有独钟，2，当时有两种不同的绑带在售，一种是土布的一种是类似帆布的，但是有编织感的暗蓝色的，我们都买的这种，3我打的方法是交叉打法即每打一圈要把绑带折叠一个45度角。为什么我记得特别清楚呢，因为小时候一直敬慕打绑带的英雄好汉，一直想尝试打绑腿的滋味。

夜路走的是铁路，应该不会滑到。我记得是白天，冯荣保（还是徐荣泉？），休息时从一块临崖的大石头上滑下一段，还好自己止住了。是李斌用旗杆把他拽上来的。闹钟摔坏可能是另一起事件。 对的，想起来了，是这么回事。

我们长江大桥肯定是去玩的，从另一个角度去回忆，到大桥去玩如果不是另抽时间特意去玩的，那么就是为了碰头而顺便去玩的。

记得在步行路上有一个小插曲，长霖和叶子不知什么原因闹起了别扭，一个劲的加快速度跑在前面，我们几个有意拖在后面，还把山上的一种野果子血红的果汁涂在脸上（当时山上最多的野果就是野山楂和这种紫酱色的果子），到了住宿地我们骗长霖说我们和别人打架了，表演逼真逗得他们还真信了。    重阳同祝身体康健。



什么肯定不是发的呢，理由有1，因为我们开始走的不知几天走得脚肿了，所有才买的绑腿,2，买绑腿的时候自己还不会打，是小店里有当地人教了一下才打好了,3，如果是和斗笠一起发的话，当时是不会有人教我们打绑腿的,4而且我有一个深切的体会，就是打了绑腿后走路确实比以前轻松了，脚也不肿了。5绑腿带绝对是买的，我记得很清楚，是在一家杂货店买的，小店的样子尚有记忆，不是所有人都买了绑腿。有机会再问问大斌他们。

图片1是与各地红卫兵交流的毛主席语录宣传卡片。

图片2是我们自己刻印的毛主席语录宣传卡片。

图片3左上是我在娄山关山顶残留碉堡上鸟瞰娄山关即时的素描画

         左下是我在遵义会议会址的墙上临摹的红军留下的标语。

         右边是遵义会议会址纪念章和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的纪念章

图片4和图片5是我们三个黑七类坐轮船到杭州的船票的正反面，表明了我们出发的具体日期时间。

图片6是在各地的参观券

图片7我们在各地的公交卡和出入证登记证。

娄山关石碑拓的字的照片以前我拍过也上传过，自己倒是不见了，不知哪位收藏了再传上来，省得我再大动干戈了。

草鞋和米袋有，绑腿是自己买的，开始走的时候到第二天早上小腿都肿了，好像是遇到当兵的还是什么人教我们打绑腿，于是我们就买了绑腿，效果确实是好。所以，绑腿带是自己买的。

记得到重庆出火车站，坐的是当地接待站没蓬的解放牌卡车，我站在车头的后面，看着汽车在陡峭的山坡上上下疾驰，紧张得心都提到嗓子眼上。这是人生第一次坐卡车而且那么得刺激，终身难忘。是卡车送我们到接待站的，缆车是后来才去坐的。

这几天没有上网，今天才看到，可是诸君的附件都没看到，能否麻烦再发一遍？大雁塔去了，但是不可以上去，只是在底下四周看看。我有大雁塔的门票，到时再把其他材料一并上传。

我的印象是在武汉长江大桥碰头的。至于是事先约好的还是看了火车站的留言有点吃不准。
关于我的名字为什么会改”明“的呢，是因为第一代身份证时派出所不知怎么改了，而且把出生日期都往后挪移了四天，如果要去改过来那要大动干戈了。

钱家权：1，“小队伍”是10月16日出发的，有船票为证。抵达日期呢？2，“大队伍”是10月19日抵达武昌的，有我的家信为证。出发日期呢？3，在武汉，我们如何会师的？“车站留言”没有错，何处见面的？车站？接待站？

乘卡车，一点不错，振明兄揭开了我尘封的记忆。2，乘缆车，后来上、下都乘过。走上来是“故意”的，有时间、有体力，试试看，仅仅一次。各位老友，对不对？

我的回忆：当年，好像是说，火车站的留言上写了：“某日某时在某地（长江大桥上？）会师'。没有在接待站会师，会师很顺利，没有错，我有印象的。我有没有去？想不起来了。接待站，你们住了没有啊？以上对不对？

葛玮：夜路走的是铁路，应该不会滑到。我记得是白天，冯荣保（还是徐荣泉？），休息时从一块临崖的大石头上滑下一段，还好自己止住了。是李斌用旗杆把他拽上来的。闹钟摔坏可能是另一起事件。

米袋和绑腿，因为这两样东西我保存了好久，直至最近一次搬家才不见的，所以肯定有。但是绑腿似乎不会自己去买，乡下小镇上好像也买不到啊，应该还是一起发的。

缆车确实是后来才去乘的，而且是乘了往下的，返程是走上来的。至于乘卡车的事，我已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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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毁黑材料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十

我楚狂人

1966年12月下旬，新的一年即将来临，我住在上海大姑妈家。从昆明小姑妈从到上海，火车整整三天三夜，这也许是我单程火车坐车时间最长的一次。我把昆明带来的云南茶叶滇绿和沱茶带给大姑妈，就在大姑妈家暂住。我还不想马上返校，我有点怕重新投入运动了。

但是，一只长途电话让我立即启程返校。马路对面公用电话的阿姨来叫我，说是学校有要紧事找我，我赶紧穿过马路去接电话。是我的敢死队的队友打来的（记不清了，好像是叶子），说是学校档案室发现我的黑材料，需要我赶快回校处理。我也没问他们怎么找到上海的公用电话号码的，要紧准备动身回校。

今天的人们，知道什么是“黑材料”吗？“黑材料”是文革中出现的一种说法，本义既是指记录着某人罪行、错误和污点的文件，又指领导人或其他人暗地以非法手段，恶意地收集或编造别人的不慎言行乃至罪行的记录，可以用来指控和迫害人。广义的说，本人或者别人所写的思想汇报、会议发言、大字报、检查、日记、通信、个人档案等等，都可以成为“黑材料”的构件。量上不断积累起来的材料自身便会发生匪夷所思的质的异化：即使此时此地没有问题的言行，到彼时彼地就可能成了问题——在政治运动频繁、主题多样、政策多边的时候，尤其如此。

在文革中，它最初特指1966年6、7月向学校派驻工作组时搜集的指定运动对象的材料。感到运动危机的当权派本能地运用收集、整理材料的武器对付潜在的造反对象。毛泽东下令驱逐工作组，这些材料（排队统计表格、大字报抄件、会议记录、简报）被定性为“黑材料”，并要求予以销毁。后来逐渐泛化为统称历次政治运动中，暗中整理的个人或群众组织有关政治、思想、言行、生活等方面的材料，也包括图书馆的历史资料（书籍、报刊）和敌特档案等。

这类材料有本人自述交待被引申、附会、歪曲了的，有屈从于强大压力用无限上纲、凭空捏造等手法，编造出来以求过关自保的假话，有第三者向上级反映的某人有越轨言行（私人信件、私人交谈亦被搜罗其中）、历史污点的材料，有历次政治运动填写的个人履历表格、评定记载，或者是这些材料的规纳整理。这类材料的整理意图本来就多出于领导收益，往往能引起他们的格外重视，但多半由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悬置起来，却又被塞进了档案袋，成为下一次政治运动寻找阶级斗争对象，与新的运动需要、斗争主题对位的根据。这些材料有的来自单位内部，有的来自公安部门。由于官方档案制度的完备，它会跟随当事人终生，因此极具杀伤力、威慑力。政工部门的权力不仅在于其职权定位是专司人事管理的，而且还在于掌握了档案材料。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一纸黑材料就可以让无辜者含冤一辈子。所以，听到黑材料我的头皮发麻，无二话地把腿就往苏州奔。

后来我回校，翻检了我的黑材料，发现我的所有大字报都被抄录，所有大标语都拍成照片，还有不少“检举”的言行的材料。直到眼看着这些定时炸弹付之一炬，我才如释重负。

我返校途中不容易，下文专门记述。

附言：葛玮的两张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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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夜归人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十一

我楚狂人

1966年12月下旬，我回到上海。在大姑妈家刚住了没几天，对马路公用电话的阿姨来说，有苏州的长途电话，我要紧赶去接电话，原来是学校里催促我立即回校，说是处理“黑材料”。原来，当时学校领导早就为我这个“出头鸟”准备了材料，内定为“反动学生”，如果真是又一次“反右”，我的结局可想而知。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

我决定连夜回苏州处理事情。但是，正好是上海造反派“夺权”的所谓“一月风暴”的前夜，以王洪文、潘国平等为首的“上海工总司”在1966年11月初的“安亭事件”尝到了甜头，又一次发动步行上京情愿，造成上海“三停”——停水、停电、停交通。火车停开，长途汽车也停开，甚至当时还运行的到昆山的轮船也停开，全被阻断在上海与江苏的交界处安亭。

我听说上海到安亭的公交车还正常开行，地图上一查，安亭到苏州也就是50多公里，就谢绝了大姑妈全家的劝阻，决意步行回苏——在当时我的眼里，50多公里，也就够一次急行军。下午2点多，我从上海北站出发，到安亭已经快4点种了，路上实在不好走。安亭街上满是带红袖章的人乱哄哄的上海话，叫嚷着“谈判”。我穿过人群，出镇，不一会就走在往昆山的公路上。不认识路没关系，反正当时就这样一条公路，不可能迷路。这是我第一次到昆山，我没有想到不久开始，我会与昆山纠缠了20多年，打下了终生的烙印。

在昆山青阳港大桥附近，遇到了一队浙江富阳的步行串联的初中生，还有女孩子，一个个走得歪歪斜斜的，我不禁侠义心动，主动上前帮忙，一路带他们到昆山，帮他们安排在昆山一中接待站。而我，吃了一碗热乎乎的面条，就继续踏上归程。

在我吃面的时候，天空飘起小雪，我也没在意。出城时天色基本暗了，公路上悄无人迹，雪也越下越大了，不一会就成鹅毛大雪了，漫天飞舞。我打开手电，只能照见一两米远。我突然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仿佛天地间只剩下我了，感到莫名的恐惧。我似乎想逃走，想调头回昆山。但我强行遏制了自己的想法，义无返顾地往前走。我常常把前方的微弱的灯光当作目标——走过去，接近它，然后又离开它。人总得有点目标，虽然这目标有时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就象这雪夜远处得灯光一样。但是有目标就有动力，就能前进，不是吗？

饿了，拿出干冷的馒头啃几口；渴了，拧开军用水壶喝一口冰冷的水。倒是不觉得冷，身上都冒汗了。

下半夜，雪停了，再过一阵，公路上偶尔有卡车开过，车灯照得人晃眼，但当时一点不觉得讨厌，因为毕竟有人气了。

将近天亮时，我进了苏州娄门。

早晨7点多，当我出现在学校里同学的面前时，他们惊讶地说，你怎么回来的？我诡异地一笑，说，飞回来的。

附言：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几张昆山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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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夕夜谈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十二

我楚狂人

1966年的最后一个夜晚，七中物理实验楼小办公室的灯光彻夜未灭。我和几个朋友朱蓓叶、葛玮、朱振明彻夜长谈，直至拂晓。这不是为了守岁，而是有许多话想说。串联回来，敢死队添了两个新成员，冯禹和我妹妹梅玲，这是我们敢死队仅有的增加人口。那夜，她们两个女孩早早睡了。其实冯禹与葛玮是同龄的，但是总觉得她和我妹妹一样，是小妹妹。而我们几个却越说越觉得想说的话越多。

也许因为大串联，什么样的小道消息都会接触到。特别是北京的学生，小道消息特别多。也许因为一路见多了乱象，特别是听说了重庆开始的武斗。也许是串联途中听说了有贺子珍这个毛主席夫人的存在，听到了中共历史上历次的残酷内部斗争。这些我们以前都不知道。更重要的，我们脑子里有根深蒂固的“忠奸之分”，直觉上总觉得江青像是个“妖妃”，林彪则一脸奸相。我们开始对这场运动怀疑了。

我们交流着串联途中听到见到的资料和传言，抒发着自己的感想，越说越起劲，根本没有感到1967年已经悄悄来临。忘情了，那年头，很难得能说出藏在心底最深处的想法。当曙光从东窗射进来的时候，我们忽然噤声。我们被自己一夜的大胆惊呆了。在当时，怀疑甚至攻击“副统帅”和“旗手”那是杀头的罪名啊！我们怎么会这样忘乎所以！

于是我们相约，谁也不能说出这一夜的事情，谁说就是谁的事情。没有赌神罚咒，大家清楚，巨大的恐惧就是最好的封口禁约。此后的日子里，我们相见时再也没有说起过那一夜，就当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吧！这块石头在心头压了好多年。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林彪垮台了，江青还在。我们还是被心头的石头压着。1976年，也就是那一夜之后的将近十年，四人帮垮台，才觉得长舒了一口气，心头的石头终于搬开。但是，我们还是没有交谈起那一夜的事情。是习惯，还是余悸？也许这一次才是我们直面那一夜的时候。

一席彻夜长谈，给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对这场运动的根本看法变了，再也没有感觉自己在革命这样的理直气壮了。也许这就是我最终没有参加武斗的终极原因——我不想糊里糊涂死去！我不知道葛玮和老朱为什么没有参加武斗，也不知道朱蓓叶为什么参加武斗，而且那么勇敢。

这是我思想趋向成熟的一夜，对我的一生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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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援长风厂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十三

我楚狂人

1967年1月，不平静的历史时刻。 1967年1月6日，由张春桥、姚文元指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全面夺取上海市党、政、财、文大权，很快在全国掀起夺权高潮。这种夺权，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人民日报》社论把这场上海开始的夺权称之为“一月风暴”，又称为“一月革命”。 继上海之后，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等省市“造反派”也相继起来夺权，建立所谓军队、干部和造反派群众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毛泽东迅速题词：“革命委员会好！”此风就不可收拾地席卷全国。至1968年11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为纪念和庆祝这一事件，邮电部决定于1968年11月25日发行1枚“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但是因为台湾问题，这张邮票成为有“政治错误”的错票，没有正式发行。一些意外流出的“一片红”就成了天价邮票。

全国性的大乱正式开始了。

苏州城里仿佛一夜之间出现了独领风骚的造反派长风厂造反派，这是苏州文革最诡异的一幕。多少年来，苏州长风厂这家隶属航空部（二机部）的保密军工厂一直默默地存在于苏州北园，存在于人们的视线之外，忽然一下子成了苏州人的视线焦点。苏州人也开始知道长风厂有个八级工老师傅、老劳模华林森。

长风厂造反派一出场就不同凡响，他们不是把矛头对准了本单位的当权派，而是与旧市委当面锣对面鼓地拉开场子对着干。摆明着，就是要取而代之。他们的斗争形式也不同，一来就“步行华东局”告状去。记得走在最前头的就是英姿飒爽的长风厂幼儿园教师汪永珠，后来一段时间苏州的风云人物。

产业工人和学生娃就是不一样。

长风厂这样高调登场，自然引起全市的关注。于是看不惯的人有之，这就被称之为“围攻长风厂”。支持者有之，称之为声援长风厂。苏州两派的雏形开始形成。我们也近乎看热闹地声援长风厂，天天到长风厂看热闹。

前些日子，老友蒋开明告诉我这样的背景资料：据长风厂原头头何传林说，长风厂的突然造反，是27军尤太忠军长直接指示的。尤太忠电话指示长风厂当权派何传林，要他选择“有代表性的”老工人老劳模，组织“战斗队”，准备夺苏州市委的权。就这样本来游离在地方文革之外的军工单位长风厂突然奉命造反，而华林森也就这样历史性的被选择为工人领袖。

时态发展得叫人眼花缭乱。1967年1月26日，长风厂这个后起的造反派在军队支持下抢在所有造反派的前头夺了苏州市委市政府的大权，宣布成立“苏州市革命委员会”，简称“苏革会”，华林森担任苏革会主任。苏革会先天不足，不能满足“三结合”的条件，但是很快补足。但是苏革会的抢权引起了很多“老造反”的不满，开始“炮轰苏革会”。苏州很快形成了“踢开苏革会”的“踢派”和“支持苏革会”的“支派”。形势严峻，大规模冲突一触即发。

那时候，我们因为与驻军的特殊感情，很快成了支派骨干。七中的两派分裂也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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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厂被围

——苏州七中文革之十五

我楚狂人

1967年，春暖花开的季节，苏州没有春天应有的浪漫。两大派的斗争渐入高潮。当时踢派的全市性组织“苏州市工学运动串联会”已经成立，而支派还是各自为战，一盘散沙的局面，但是互相之间的联系还是有的。

具体哪一天记不得了，那天上午位于留园马路的苏州茶厂支派来人求援，说是被踢派围攻，于是我们敢死队几个人匆匆赶去。天晓得，我们几个人能解决什么问题。

一进茶厂，只见一片混乱，人群骚动着，拥挤着，推搡着，大声争论着。我们很快被包围，在茶厂支派指引下退上了茶厂办公室的二层小楼。楼梯口，数百踢派堵着，双方僵持。据茶厂支派说，这些人并非全是本厂的。踢派的“串联”已经有效进行。

这是出现了诡异的一幕：门外来了江苏师院“红反团”的大批游行队伍，扛着红旗，拉着横幅，停在茶厂门口，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队伍足足有2000人。老弱残兵啊！不少老教师还带着小板凳，随时准备坐下休息。这就是反包围吗？

师院红反团游行队伍怎么来的？正巧路过还是特意赶来？

乘着楼梯口踢派的气势渐落，我们几个与茶厂支派冲下楼梯，冲出厂门，汇合到游行队伍中。

也许就在这时候，我感觉支派也要联合起来，否则只能等着被各个击破。

回校以后，我找到蒋开明商量，说要联合起来。后来蒋国平、王根琪（“大无畏战斗队”）、曹金才（“全无敌战斗队”）等也先后响应，由于老红卫兵的加入，七中支派的队伍人数激增，这就是后来名震苏州文革的“七中联司”成立的背景。当时总共有十几个小组织参加了联司，有些已经想不起来了。

早在联司成立之前，苏州七中的踢派组织已经成立，那就是以高三学生周凌为首的“八七兵团”。“七中八七”在苏州踢派中也大大有名。

至此，苏州七中两大派正式形成。

关于“联司”和“八七”的成立及有关情况，我们后面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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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司与八七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十六

我楚狂人

文革初期，苏州市第七中学曾经有过很多小山头，大大小小不下几十个，但是现在已经除了当事人几乎想不起来了。而真正留下七中人记忆里，甚至留在一代苏州人记忆里的，就是两个名字：“七中联司”和“七中八七”。到今天，只要是有点年纪经过文革的苏州人，一听说你是七中毕业的，就会不由自主问你：“七中的？是不是联司的？”将近五十年过去了，联司在人们心里刻下的痕迹就这样深。

我前面说到，支派是被踢派逼出来的，联司是被八七逼出来的。事实就是这样。

1967年春天，一批高三学生带头成立了七中“八七兵团”，把全校的踢派聚合起来。“八七”的用意应该是纪念“八七会议”吧？没有问过当事人，不敢臆断。八七兵团为首的是周凌，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其核心人物有徐乃新、邹伟志、项东等人，都是高三的。他们的政治诉求是“踢开苏革会”。他们准备在七中夺权，物色的“三结合”对象是顾祥斌。但是他们没有得到部队的支持。

周凌其人，在七中学生中有点影响，喜欢出头露面，脑子也比较活。但是此人心浮气躁，不是一个优秀的领袖材料。但是周凌很有号召力，这是八七成立之初一下子势力壮大的原因，就如我所在的高二（2）班，大多数同学都参加了八七。平心而论，八七很有些厉害人物，如徐乃新多谋，邹伟志果敢，项东勇烈，都算得一时之选。但是他们选择了与驻军部队相对立的立场，注定了他们最终失势。

茶厂被围之后，我们迫切感到要联合起来应对局面。这个阶段，我因为处事方式问题，与敢死队的一些人闹意见，基本游离出敢死队了，经常在蒋开明他们的地方走动。我提出，应该联合起来，校内对抗“八七”，校外对抗踢派。这个意见很快得到呼应。一下子有十几个小山头愿意加入，取名为“苏州市第七中学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

“联司”没有司令，也没有指定“召集人”之类的领袖，只有民主选举产生的平起平坐的常委，常委七人：蒋开明、蒋国平、陆惠元、马新元、金靖德、王根琪、孙为柱。意外地，老红卫兵的原头头王家厚没有进入常委，他的位置被原校革会主任孙为柱替代。更意外的是小小敢死队出了三名常委陆惠元、马新元、金靖德，敢死队的“老造反”影响还在。其实，“联司”内部的小山头还隐隐约约存在，这在后来的进程中逐步显现。

联司做了好大一面战旗，战旗上就是浓重的“联司”两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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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联络站初期1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十七

我楚狂人

七中联司成立不久，新常委蒋开明找我，说是市里成立统一的支派组织，叫做“革命造反派联络站”，简称“联络站”。显然，联络站就是为了对抗串联会的。蒋开明要我作为联司代表参加联络站的工作。我犹豫了一下，因为当时敢死队内讧，对我的攻击就是说我要权。但是开明告诉我说，没有人愿意去。我说，没人去，就我去。

现在或许有人会奇怪：为什么苏州两派的名字都带有明显的“临时性”“松散型”的特征？一个叫“工学运动串联会”，一个叫“革命造反联络站”。这是掩耳盗铃的做法。因为当时“中央文革”严令，不准成立跨地区跨行业的组织。我想这也是害怕造反派坐大，以生事端的措施。特别是不准成立单独的转复军人的组织，忌惮之心显而易见。其实从这里就可以知道，造反派就是棋子，而且是早晚要被弃的棋子。因此，以王烈为首的复员军人组织“苏三司”注定要倒霉。但是有例外，“中央文革”御用的“上海工总司”就是跨行业组织，照样风生水起；上海工总司等跑到苏州指手画脚，武斗中无锡“六二六”参与苏州武斗，照样无人管。

联络站设在苏州医学院，具体办公地点就在医学院进大门往南，靠人民路的一幢二层小楼上。多年后。我们联司的常委蒋国平担任苏州医学院学生处处长，办公地点就是这幢小楼。

我从家里或者学校去医学院，都要经过金狮巷口，也就是每天都要在踢派急先锋铁司火车头门口过，着实有点风险。但是我心里还是有底：运动初期，我带人救过“116红卫兵”的急难，而铁司火车头的打手组织的头头路留宝又是我的邻居和自幼的弟兄，真有问题还不至于有性命出入。

我去联络站报到，当时联络站有一个中心组，中心组的组长是江苏师院红反团的张勇，中心组成员好像有苏医的钱声远、小教的王洪肃、郊区的曹根男和苏中红旗的一位。记不住还有些什么人了。与人打交道拉关系不是我的强项。我不是联司常委，进不了中心组。好像给联司留了一个名额的，不知后来谁顶了这个名义。就在第一天，我见到了苏革会的头头华林森、邹学琪、汪永珠全在联络站。我忽然明白，原来两家就是一家。怪不得联络站要设在苏医，因为与占领老市委的苏革会紧邻，便于跑动。此后，在联络站果然经常见到苏革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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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联络站初期2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十七

我楚狂人

报道后简单开了个碰头会，分工明确一下。我分在组织联络组，任副组长。因为我是联司的代表，不能怠慢。组织联络组的组长由张勇自己兼，所以组织联络组实际上就是我负责。

我在联络站主要是两项任务，编写《动态报》，掌握全市两派动态，以供决策者参考；发展支派组织，壮大队伍。

就这样，十九周岁还不满的我走马上任了。因为我是联司代表，还掌握动态，所以我经常列席中心组会议。给我的感觉张勇就是个摆炮的，根本不是拿主意的人。

我开始工作了。首先，我发现，支派力量与踢派相距悬殊，完全不对等。于是我在列席中心组会议上提出，开门发展。我当时是这样说的：“人家流氓阿飞也要，我们为什么老工人老劳模不要？”

我的意见被大多数人支持，决定大扩展。

我提出这个意见有底牌。之前，纺工系统的王仁林找过我，表达了参加联络站的意愿。苏州有不少所谓“老保组织”深受踢派压制，也有抱团的意愿。王仁林是我的街坊，又是我大叔叔的同窗好友；他的爱人是我父亲生前的同事，全国劳模；他的大儿子又是我们联司的活跃分子。几层关系，促使我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于是在列席中心组会议时提出。

我迅速把意见反馈给王仁林，很快纺工大批加入，紧接着冶金厂等几家大厂和“红交会”等工人组织加入。队伍迅速扩大。联络站麾下有多少人马？搞不清，当时没有详细统计。但是，当时实力足以与串联会抗衡，这是肯定的。

我的第二项任务时掌握动态。每天一早到联络站，就到各组收集信息，然后汇编《动态报》。每天中午之前与支左部队的副政委迟浩田碰头，交换信息。然后汇编定稿《动态报》，自己刻写，有人帮着印刷。下午把刚印好的当天的《动态报》交中心组，然后带上几份《动态报》回学校，发给《动态报》，并采集西北片的情况。

迟副政委原先是6308的团政委，6308与我们七中只隔一条小河，是近邻；这就是赫赫有名的英雄部队“济南第一团”。迟副政委是解放上海立下大功的战斗英雄，但是迟副政委在与我这个中学生交往时没有丝毫架子，极其随和。为避人耳目，迟副政委并不进联络站办公楼，而是我到时间迎出去。我们并不多交谈，见面握手之后就找一处楼前台阶席地坐下，然后交换笔记本看，交流信息。看完，我把新一期《动态报》交给迟副政委几份，就握手告别。我在联络站的日子天天如此。这也是我掌握动态更全面的根本原因。整个过程中，迟副政委都没有对任何事情表过态。

我与迟副政委完全是工作联系，没有发展个人关系。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无论插队，无论分配工作，我都没有找过任何关系。尽管迟副政委后来担任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最高军职，我也从没有动过联系一下的念头。

我在联络站的工作，让原敢死队的一些人不舒服，以为我又“东山再起”了。于是我让贤，让敢死队的某人（姑隐其名）顶替我去。但是他没有得到认可，又意外被踢派抓去了，材料被抄走。于是我又去联络站，直至武斗前夕。

至于我建议成立西北片联络站和借朱家庄党校的事情，另文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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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烂狗头”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十八

我楚狂人

文革时期，人走出来样子都是杀气腾腾的，这叫做“造反派的脾气”。“语录歌”怎么唱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那年头，男男女女，最时髦的就是一身军装，武装带扎腰。女孩子不是齐耳短发就是扎两把“浆糊刷子”，更有激进的剃个光头，照一个“革命造反光头照”。毛泽东对宋任穷的女儿说：“要武嘛！”于是宋彬彬变成了宋要武。说话方式也是相配的，动不动就是“打倒！打倒！”“枪毙！枪毙！”动不动就要“砸烂”人家的“狗头”。

两派形成之初，就是在互相“砸烂狗头”的叫骂声中度过的。双方整天拉着队伍游行集会，于是冲击对方队伍和会场的事情时有发生，摩擦在一天天升级。踢派迅速形成了自己的武斗骨干队伍，如“苏三司”、“二轻抗暴”。开始出现铁棍之类的“冷兵器”。武斗在迫近。支派队伍人不少，但是老弱残兵多，循规蹈矩者多，一上来显然吃了大亏。如果没有身强力壮的“红交会”和郊区农民造反派的四出支援，吃亏还要大。支派在城里越来越站不住脚了。

在七中，诡异的一幕又出现，对立派“八七”把矛头指向了不是联司头头的我。选择要“砸烂”的居然是我的“狗头”，桌面大小的标语刷到市中心察院场。我听说以后专门到现场观赏了一番：那大标语就写在景德路到察院场的路口马路的沥青地面上，足有三尺见方，顺着路面从东向西延伸，我的大名三个字写得东倒西歪，打上叉叉。署名“七中八七”。呵呵！很壮观啊！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奇怪：我从来不是联司头头，为什么对方要选择我来“砸烂”？我在联司充其量是一个幕僚的角色：写写文章，出出点子。仅此而已。我早已游离敢死队，浮萍一枚。为什么还要写这样的大标语？几十年来，我至今不解。其实我早已对运动心灰意冷，只是混迹其间罢了。

种种迹象表示，苏州的武斗已经迫近，不可避免，而四面冲锋陷阵的联司必将是首当其冲。

就在我的“狗头”被“砸烂”于察院场的当天，我敏锐地感觉到，应该为联司找一个退路了。

我们需要一个安全的后方。我把目光投向了朱家庄党校，那个我初一读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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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日砸联司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十九

我楚狂人

知道什么是“想念式大字报”吗？那就是文革中经常出现的“×××战士日夜想念毛主席！”这样的大标语。别以为这只是红卫兵的煽情，实际上一见这样的标语，就知道有人不妙了——那个“×××”或许已经被“砸”了，或许是即将被“砸”了。

什么叫做“砸”？那就是文革中攻击对方派别的终极手段。纠集一帮人冲进对方派的大本营，把人家的头头、骨干抓走，进行一番肉体摧残和精神侮辱；把人家的办公设备砸烂或抢走，还要刷上侮辱性大标语；把对方人员驱散，单方宣布“取缔×××”。而一般来说，是“砸”不烂的，于是被“砸”的一方就会贴出“×××战士日夜想念毛主席！”的标语来。

这条标语有一个来历，来源于一首歌，也许是文革中唯一有点抒情味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红军想念毛泽东》，歌词是这样的：“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困难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指路程……”据说现在是中国大妈广场舞的“神曲”之一。世界变化真大！

1967年6月3日清晨，苏州七中的围墙上出现了“想念式大字报”：“七中联司战士日夜想念毛主席！”原因是，6月2日晚，联司被砸！

1966年6月2日傍晚，我从联络站回到七中，在蒋开明的战斗队队部交流情况。忽然有人跑来，说是有外人冲进学校。我只来得及把盛放联络站文件的小挎包塞进地板洞，一帮人就冲进了我们所在的房间。当时，办公室是两排办公桌对面排成一大行。我们很快就被挤得站不住脚，被迫站到了办公桌上。我们向办公桌尽头的窗口退去，想趁乱跳窗逃走。忽然有人抓住了蒋开明，大声叫嚷着：“抓住了！抓住了！”反扭了蒋开明的手，推推搡搡把蒋开明押出办公室。我就乘着混乱跳出窗口逃走了。

校园里到处是外单位的人，“八七”的人在指路。仅有的北校门和东校门已经被看死。我们几个就从学校西北角翻墙逃出，直奔兵营，只有那里可以保证安全。在北兵营会客室呆了一会，有联司同学说对方已经退了。这时我发现了被抓的蒋开明也到了北兵营。他说，乘着对方一松手，拔腿便跑，脱下了显眼的白衬衫，翻墙逃出来的。于是蒋开明说，走！回校看看！

回学校，外单位的人影踪全无，连“八七”的人也逃走了。联司的各办公室一片狼藉，好几个人被抓走，如孙为柱；好几个同学被打。如高三的张惠庆。

直到今天，我心里还有着疑团：其一，对方进校是带着名单来的，谁开列的名单？名单上哪些人？据蒋开明回忆，事实上我们被抓的有孙为柱、阙金生、楼建新等八人。孙为柱是原校革会主任，联司常委，被抓很容易理解，其他人为什么呢？这些人被挟持到尹山湖，被毒打。联司常委蒋开明被抓逃脱了，但是另外几位联司常委没有触动。我这个被点名“砸烂狗头”的也没有抓。其二，红交会支派组织数百壮汉到校门口支援，但是有我们联司的人在校门口说“没事”，红交会退走。据说这人是陶铮。陶铮已死多年，无法求证。但是我们就此失去了援军。其三，砸联司之后，踢派队伍迅速退走，没有像以往的惯例，占领对方阵地。连八七也从此彻底退出学校。那么，踢派砸联司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悲愤！队伍集中起来，蒋开明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大家群情激愤。联司某女同学（记不住是谁了）把缠在腰里保护起来的联司大旗展开，大家的眼里都是仇恨。

我找回了自己的小挎包，安然无恙。心里想着，该为联司找一个大后方了。

六月二日砸联司，这是联司的转折点。这之前，联司从来就是“文斗”的；这之后，联司开始“武斗”了。不久的苏州大武斗中，联司成了支派中的王牌军，所向披靡，令对方闻风丧胆。

六月二日砸联司，把联司潜在的能量激发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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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党校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二十

我楚狂人

1967年6月2日联司被砸，蒋开明被抓脱险，多名联司成员被抓被打。我觉得，应该找一个安全的据点了。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初一读书的朱家庄党校大楼。

我找蒋开明说了这个想法，一拍即合。我们选择朱家庄党校，理由是进可攻退可守。党校大楼东面是6308部队，北边是6307部队，情况紧急可以及时求援，南面与友邻队伍冶金厂呼应，此其一；党校大楼南面和西面都是郊区的田野和村庄，食物无忧，尤其是背靠同盟军“赤脚司令”的地面，转身就能蛟龙入水，此其二；党校一进步就是石路，控制护城河几座桥梁，扼住对方的进攻咽喉，此其三；党校四面开阔，是附近的制高点，不易受到偷袭，此其四。这就是我们选择朱家庄党校的理由。

后来的进程也证实了我们的预期，我们估计的几大优势都显现了出来。

1962年，借住的七中搬出朱家庄大楼之后，大楼归市委党校所有，所以又称党校大楼。但是，后来一打听，当时朱家庄大楼的所有权在江苏师院。当时江苏师院是支派组织红反团掌权，因此要向红反团借大楼。这就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讲究彼此的尊重。否则那年头占领了就是了，哪有那么多讲究。

事情交给我来办。

我在联络站中心组会议上提出了这个建议，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好，就进一步说，成立分片联络站，党校就是西北片联络站的根据地。又指定了各片的负责人。等等。我知道苏革会和联络站有退出市区进入城郊的打算了。

于是，以联络站中心组的名义，写了一张便条给师院红反团头头武继羽，说了借大楼的事情。张勇是做不了这个主的。

我去江苏师院，红反团的办公地点就在东吴大学老校门的东侧一幢小洋楼里。我进办公室，老式的小洋楼光线有点幽暗，静悄悄，几近阴冷。

办公室虚掩着，我敲了一下门，进去。办公室空荡荡的，靠窗的角落放着几张办公桌和靠背椅。两个人面对面坐着，说着悄悄话，听不清。一个是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一个是干部模样的老者。老者坐的地方背阴，看不很真切。几年后我到江苏师院读书，认出来，那就是江苏师院的党委书记姚焕熙。

我说，我是七中联司的，要找武继羽。年轻人点点头，说，我就是。有点傲气，没有起身，也没有请我坐。

我把张勇写的纸条给了武继羽，他飞快地看了，说，已经知道了。就写了一张便条给我。这就算是把党校大楼借给我们了。

当年来来去去就是两条腿走路，骑自行车的也不多。我拿到纸条，回头走。时近黄昏，准备回家吃晚饭。走到饮马桥，正遇到出来刷大标语的周小明几位，我把纸条交给了周小明就回家了。

第二天胥门到阊门的路被踢派阻断，我回不了学校了，开始了将近半年在上海的流亡生活。

朱家庄党校发生了很多故事。但是我不是当事人，只是听说一点，我就不说了，留给当事人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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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前夜

出走前夜——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二十一

出走前夜——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二十一

我楚狂人

借党校大楼的当晚，我住在家。文革真是“深入人心”啊，我家的小院子里也分了两派：我家和西面的老王家是支派，南面的陈家是踢派，北面的老张家是两不介入的逍遥派。老王是理发店的小负责人，消息灵通，但是从不多话。老王阿姨是个热心人，她对我妈说，苏州就要大武斗了，要我妈送我走。

我比谁都清楚，苏州的大武斗迫在眉睫。实际上，连日发生的砸联司，冲击市立第二医院的武斗规模已经在升级。但是我犹豫着，走还是不走？走吧，我的自来奉信的忠与信的观念在制约着我；不走，自元夕夜谈之后我对这场运动已经心灰意冷，实在不想成为这场运动的炮灰。我痛苦地矛盾着。

那一夜，我的儿时玩伴陈家的外甥路留宝也回家，他是踢派一号打手组织铁司火车头的武斗专业队“小老虎队”的队长。我俩有了一席长谈。

路留宝，已经长成身高一米八，体重一百八的彪形大汉，依旧那样憨厚。路留宝的力气有多大？不知道，我只见过他头脚搁在长凳上，腰悬空，卧推杠铃180斤。据说是猛男如林的铁司的第一条猛汉。

那一夜，我们在院子里的星空下促其而坐，轻声细语。他要我小心，不要再走过金狮巷，有人要抓我。他说自己在冲市二院的时候被水龙淋湿，被丢了石灰包，皮肤都烫伤了。我看着他背上通红发焦的皮肤心痛。

我对他说，快走吧！自古以来，冲锋陷阵的都是炮灰。大武斗马上就要开始，武斗过后最倒霉的就是双方冲锋陷阵的人，而好处是躲在幕后的人。

他沉默！他摇摇头叹口气。他走不了？

忽然听到他的阿姨在屋里骂，和“老保”有什么话说！我知道那是说我，踢派把支派称为“老保”。

而我，在说这个话时，下定了走的决心。不料第二天就被阻隔在胥门家里，联络站去不了，学校也去不了。有传言，联司已经撤离。就这样我被母亲送到外跨塘火车站，到上海大姑妈家避难。这一住就是半年。

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与路留宝这就是最后一面了，他在苏州大武斗开始不久，“火烧苏医”一役中阵亡。打死他的是一颗小口径步枪子弹，准确地命中他的脊椎。据说死的时候很痛苦，说不出话来。

半年后，我从上海回来，天天晚上听到的是路留宝的外祖母的凄惨的哭声，彻夜不息。老人没有儿子，路留宝的父亲本是老人家饭店的伙计，忠厚老实，招为女婿。路留宝就是老人的心头肉。老人不知哭了多少日子，记不清了。多少年过去了，至今我的耳边还仿佛听到老人那撕裂人心的哭声。

我忽然想到，如果我在武斗中死去，我母亲会怎样？我不敢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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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独行

——七中文革纪实之二十二

我楚狂人

我到上海大姑妈家避难。我没有想到这一住就是大半年，我到1968年初才回校。我没有见到苏州的三把大火，没有见到朋友金凤祥战死后的惨象，没有见到壁垒森严的两军阵前，没有见到一身武装的我的同学……

我在上海独行。每天，我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漫无目的地独行，形只影单，更孤独的是我的心。

上海的文革要比苏南平静得多，四人帮不想搞乱自己的根据地大后方。除了满天飞的大字报，叫嚣着这个事件那个事件的。最轰动的就是我初到上海时，1967年8月发生的上海工总司砸“上柴联司”的武斗。但是这场大武斗偏在杨浦区，对一般市民来说只是增加了谈资而已。但是，这件事显现了王洪文的狠辣。我在上海，正是两次炮打张春桥的空隙期。

除了改动了的古怪的地名，上海人的生活似乎依旧。南京路依旧车水马龙，淮海路依旧梧桐婆娑，黄浦江依旧传来传网，海关依旧钟声悠扬，只不过报时的钟声改为《东方红》的旋律。

我在静安寺宽阔的马路漫步，昔日的中苏友好大厦的巍峨的身影依旧，只不过改成了“反修大厦”。法国梧桐的黄叶飘落，秋日将近。我走过，昔日灯红酒绿的大世界，门前冷落，据说是什么造反司令部占领了。我摆渡去浦东，除了几家船厂高大的塔吊和龙门吊，基本上还是乡村。

我在南市区小巷子里的小面馆叫上了一碗大肉面，那天是我二十虚岁生日。这也是我第一次一个人给自己过生日，插队以后就是常事了。

桂林公园的桂花飘香，中秋了。对时间有点麻木。

最苦闷的不是没有谈话对手，而是没有书。姑父家没有读书种子，几个表弟表妹全部是读书料子，于是家里也就没有书。翻遍了，只有姑父的一本杨官璘编写的《中国象棋谱》上册，于是天天打谱。我姑父是上海自行车缝纫机系统的业余象棋高手，我这个野路子出身的小棋王本不是他的对手，但是我精研了杨官璘的“当头炮”和“屏风马”，很快就战胜了我姑父。夏夜里纳凉，与姑父月下下盲棋，然后回家摆盘复盘。棋艺大进啊！这是我中国象棋的巅峰阶段，也是在上海的一大收获。

我小姑父的弟弟畴镛在上海的华东化工学院上大学，从抄家物资里拿了一本线装的《宋诗精华录》给我。这是我认真读宋诗之始，以前我是只读唐诗的。天天读几首，倒也消磨不少时光。集子中的王安石的六言绝句“三十六陂春水，白首相见江南”给了我终身的印象。

就这样，两本书陪伴了我半年。这两本书我至今珍藏。

姑父家是狭小的蜗居，坐落在闸北区的狭小而噪杂的弄堂里。拥挤不堪的空间，叫人越觉寂寞。

寂寞会叫人发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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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逝

——苏州七中文革纪实之二十四

我楚狂人

七中联司，在苏州大武斗中名声显赫，几乎就是就是支派中最英勇善战的队伍。这一点，连对手踢派也佩服。但是，武斗的这一段我不在苏州，我逃避了。所以这一段不该由我写，让亲历其境的朋友去写吧。隔靴搔痒，总是不解痒的。其实，有资格写的大有人在。

苏州武斗为苏南武斗之最，持续时间之长，战火之激烈，武器之精良，规模之大，死人之多，局势之诡异，都是苏南之冠。应该有人把它真实地写下来。

多少年来，外地人总讥笑“苏空头”，说苏州人就是嘴巴厉害，“独出一张嘴”。但是这场武斗改变了苏州人的形象——原来专诸、要离、庆忌的血性一直深深埋在苏州人性格的深处，一旦爆发，便如地火喷发。吴人依旧尚武。

苏州两派停火以后，我从上海回来。这已经是1968年初。在清冷的冬日里，我坐火车，过了苏州车站，到浒墅关车站下车。经过踢派控制的苏州车站时心里还是突突的。到了浒墅关就安全了，于是步行到镇上，乘车回家。

回到家里，就听到隔壁陈家老太太的哭声。母亲告诉我，留宝死了，死在苏医一战之中。一颗小口径步枪子弹，结束了一条彪形大汉的生命。

妹妹告诉我，我的朋友金凤祥死了。我又是一震。

金凤祥，我们喜欢叫他“老金凤”，我隔壁班的同学，一个憨厚到极致的好人。他喜欢跟着我们玩。他没有音乐天赋，但是愿意为乐队打杂，于是敲个梆子木鱼之类的角色他一个人顶着。难得有敲鼓打锣的“重活”，就让他高兴好一阵子。

金凤祥，一个贫困家庭的长子，上有父母，下有弟妹，他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据我的老友周秦说，金凤祥就倒在他的面前。那是在试验仪器厂，踢派摸了上来，一梭子冲锋枪子弹斜斜地打在金凤祥前胸，从肩头到腰际。就这样，金凤祥栽倒，没有留下一句话。

后来每年，我们都去金凤祥家去坐坐，这习惯一直持续了好多年。也曾为他们家募捐，但是这能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曾经在光秃秃的狮子山上刻上了“联司”的字样，那些年年年去狮子山给这几个字加深上漆。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遥望的是金凤祥的灵魂。

死亡离我们竟这样近。但是，这是为什么而死的？谁能告诉年轻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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