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我所知道的“文革”中的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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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的事
　　在1965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考虑到战备形势，彭德怀等人不宜留在首都，并提议把他们挂职下放，分配到外地去。为此，毛泽东和彭德怀亲自谈了话。接着，彭德怀被分配到三线任副总指挥。

　　1966年“文革”开始后，江青于12月13日接见军事院校代表时说：你们红卫兵这也能，那也能，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回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神，将来好回来反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最近出版的一本书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戚本禹指使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头头朱成昭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头头韩爱晶，派人到四川揪彭德怀。

　　揪彭德怀回北京的过程和情况，我（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江青办信组负责人）作为当事人和亲历者，再加上对一些知情者的访问，在此作一些说明。

　　大概是1966年12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戚本禹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说：“你去找朱成昭，叫他派人把彭德怀从成都揪回来。”我到地质部机关地质学院“东方红联络站”找到朱成昭，向他布置这个任务。朱表示接受这个任务，说：“但我去不了，我们王大宾很能干，可以叫他去。”我说：“只要完成任务，你们谁去都行。”我回钓鱼台向戚本禹复命。不几天，戚本禹收到地质学院“东方红”的一份报告，主要意思是说：彭德怀拥护毛主席，也拥护“文化大革命”，态度很好，不应该揪。戚让我看了这份报告，并说：你看，叫他们去揪彭德怀，他们却被彭德怀征服了。我也感到没完成任务。

　　江青批评红卫兵的话“你们这也能，那也能，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回来呀”，据王大宾说，这正是江青批评地院“东方红”的。显然，戚本禹不是根据这个批评才指使朱成昭去揪彭德怀，而是在此之前。大概听到了江青的批评，戚本禹又布置韩爱晶，让他们去揪彭德怀。

　　戚本禹布置韩爱晶的事当时我不知道。记得是2005年，韩爱晶来京，我向他问起这件事。他说：戚本禹跟他讲，派地质学院“东方红”的人去揪彭德怀，他们反而被彭德怀“腐蚀”了，你们去把彭德怀揪回来。最近，我电话询问王大宾，他说：朱成昭挨了批评后，心里窝火。他可能见了周恩来总理，得到了总理的口谕。很快，朱成昭派地院“东方红”的作战部部长胡乐成到成都，把我们训了一顿，并说带来了总理的指示。总理的指示有五条：一、把彭德怀揪回北京；二、不能在成都批斗；三、成都军区要和地院好好配合；四、回京不乘飞机，乘火车专列；五、情况随时报告。这时，彭德怀已被北航“红旗”揪到成都地院(他们是一派)，我们找到彭德怀把他抢了过来，他也愿意跟我们走，因为我们对他好。我们联系好专列。成都军区派了一位参谋长，带20多名战士，我们地院有100多人，和彭德怀及其工作人员一起乘专列回京，外单位的人和其他人一律不准上车。火车到北京站，一下火车，见到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他出示周总理手令：“把彭德怀交北京卫戍区”。适逢我们的头头朱成昭赶到，坚决不同意把彭德怀交北京卫戍区，双方僵持了三四十分钟。文革小组的戚本禹也赶来做我们的工作，朱成昭无论如何不答应。没办法，重新上车，车开到西直门车站，乘我们校车把彭德怀拉到地院。吃了饭，谢富治赶到，经过反复商量，才将彭德怀送北京卫戍区。彭德怀在地院大概呆了两三个小时。

　　 这就是把彭德怀从成都揪回北京的大体过程和情况。可以看得出，戚本禹派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去揪彭德怀不是同时，而是有个先后。正因为这样，也就发生了两个学院的红卫兵在成都抢揪彭德怀，以及把彭德怀揪回北京后双方联系批斗彭德怀的情况。

　　顺便说一下，迄今为止很多有关彭德怀的书和文章，在谈到从四川揪回彭德怀这件事情时，都没有把这个过程和情况说清楚。

关于1966年12月16日会议的情况

　　我在一些书籍和文章中看到，提及“文革”时期的“西城纠察队”、“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等，往往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我觉得，对“西纠”和“联动”，要作历史的分析。客观地说，“西纠”和“联动”都有其出现的历史必然性。“西纠”发布了有一定合理性的《紧急呼吁书》，还做过一些维持秩序的工作；“联动”反对揪斗老干部，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等，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他们宣扬和坚持“血统论”(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等），对所谓“非红五类”(指非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出身的同学和教师残酷迫害，张口骂，动手打，制造血腥的“红色恐怖”，还有抄家、破坏文物等，引起群众的极大反感和不满。当然，破坏文物，揪斗领导干部，采取野蛮行动等，即有种种粗暴行为也不仅仅是他们，如到曲阜砸孔庙，就是在戚本禹等的指使下(按：这件事，至于戚本禹是奉江青或是谁之命，我不清楚；有人认为是戚本禹自作主张，我想他不敢)，谭厚兰他们大学红卫兵干的。无论哪一个学校的造反派批斗领导干部，都不文明(所谓保守派批斗“牛鬼蛇神”的凶狠也不次于造反派)。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可以说是一个大破坏的年代。而在大破坏方面，“西纠”和“联动”存在的时间虽短，但表现比较突出、比较集中。可以说，他们是“文革”中打砸抢的始作俑者，所以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对“西纠”和“联动”的问题没作过研究，也不掌握什么材料，发言权不多。在这里，我着重说说1966年12月16日会议（即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的情况。许多书和文章对这次大会的叙述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

　　在这次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是江青，第二个是陈伯达，第三个是周恩来，第四个是康生。我们主要看看江青和周恩来，究竟讲了些什么。以下是他们讲话的摘要。

　　江青说：我只想讲这么两点，就是斗争的锋芒对准着什么，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刚才有些同学讲，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所谓的“纠察队”，他们有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小家伙，他们斗争的锋芒是对着你们，这是错了!今天我们要自我批评，我们对他们教育不好，四五十岁的、六七十岁的人，对他们教育不好。他们以贵族自居，血统高贵，什么东西!在这儿，我觉得，周荣鑫（时任国务院秘书长）是负有责任的，雍文涛（时任国务院文教办副主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也是负有责任的，王任重（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当时不在场）也是负有责任的。让他们向你们检讨，他们是怎么支持他们这一小撮坏蛋向你们做宪兵工作的。我希望你们对这些青年（年轻）的、犯了错误的同学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坚决死不回头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斗倒、斗臭、斗垮!要不要周荣鑫、雍文涛站出来看看？(群众强烈地回答：要!)出来!(群情激昂、愤怒)好，安静。小将们，战友们，你们都认识他们了，让他们回去吧!他们纵容他们，所以，我觉得要特别着重他们的责任。

　另外，我想讲专政和民主的关系。……对于一小撮杀人犯，打人、破坏革命……这样一小撮，我们坚决地实行专政。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觉得有一小撮做了这样坏事情的小家伙，其他的人就都不好了。这一点我希望你们头脑要清楚，才能团结大多数。但是，对于这一撮，如果不实行专政，你们也就很难达到革命的团结。

　　 陈伯达说：刚才江青同志讲得很好。她的意见就是代表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方针……

　　周恩来接着讲话：我只说一点，自从红卫兵在北京诞生，已经发展到全国。这首先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抓到这个地平线上新出现的事物，马上就加以支持和鼓舞。因为有了毛主席的支持和鼓舞，所以全国大中学校的红卫兵（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

　　 总结这四个月的经验，成绩是主要的。新生事物在成长过程中，不可能没有毛病，没有缺点，没有错误，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像一个新生的孩子，刚从胎里出来，毛手毛脚的，长一个疮呀，长一个疱呀，把它割去就是了，新生的力量总是要成长起来的。

　　红卫兵经过这四个月的发展，要很好地总结北京和全国的经验，要把红卫兵中间经过斗争锻炼、证明是革命左派的小将们团结起来，来带动我们中学的同学，革命的同学。要帮助他们，团结他们，把最大多数的同学团结在一起。当然，对那少数几个，或者十几个，或者几十个，或者更多一点，总之是一小撮犯了严重错误的，甚至犯了罪的孩子们、小家伙们，现在采取专政的办法，逮捕起来了，加以法办了。但是因为他们是青年，只要他们诚心悔过，低头认罪，坦白出来他们所以犯罪、犯这些错误的原因，可以更好地教育我们大家。刚才两位同志都说了……应给他们改过自新、将功赎罪的机会嘛!所以，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而且应该更下定决心，认识这样的事情是不应该做的，以此为戒。

　　这四个月的发展，我们出了这一点纰漏。我们把它纠正了，而且纠正还是你们大家检举出来的，你们眼睛是亮的。所以我们是依靠着你们，信任着你们，发动了你们，把这种一小撮犯罪的、犯错误的孩子逮捕起来，教育他们，使你们大家革命的左派的正气、阶级的力量更加生长起来、更加发展起来。这就是这个阶段的最好的一个经验总结了!

　　毋庸讳言，江青点名批判周荣鑫、雍文涛以及粗暴对待他们，周恩来是绝不会满意的，但他怒不形于色，表现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涵养。

　　顺便说一下，我看到在“文革”中出名的红卫兵、后来成为作家的咏慷（本名陈永康）在所著的《红色季风》一书中说，1966年12月16日周恩来“讲的内容主要是‘大联合’问题”，但在周恩来的讲话中，我们除了看到“团结”两字外，“大联合”或“联合”的字眼连影子都看不到。

　　显然，关于1966年12月16日会议的情况，至今还没有得到全面和准确的揭示。我认为，这是研究“文革”应该引起重视和注意的一个问题。
关于“全国全面内战”和“全国全面阶级斗争”

　　“全国全面阶级斗争”，是1967年《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的话。这篇社论是根据毛泽东在1966年12月26日生日家宴上的谈话写成的，而“全国全面阶级斗争”这个短语，就脱胎于毛泽东的祝酒词：“为开展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为什么把“全国全面内战”改成了“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社论起草者之一的关锋，有一次跟我说：“毛主席当时讲的是‘为开展全国全面内战干杯’，我听到后都怔住了，觉得不好理解，在起草《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时把‘全国全面内战’改成了‘全国全面阶级斗争’。”我相信关锋这个说法，即毛泽东在祝酒时说的是“全国全面内战”。

　　1967年1月10日，参加过毛泽东生日家宴的戚本禹，在总政话剧团接见部分造反派时说：“现在形势，一句话，概括地讲，全民（全面）的全国的阶级斗争，各个战线，各个地区，用火药味的话来说，就是全面展开内战。”我认为，这可以看做是关锋记忆的一个佐证。显然，如果毛泽东没这样说过，戚本禹是不能也不敢这样讲的。

　　 这件事，徐景贤也曾谈到。徐景贤说，1966年12月27日姚文元给他打电话说：“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毛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徐景贤问姚文元：“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可不可以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范围内传达?”姚文元说：“不要开大会，你们先在小范围里吹吹风吧!”接着，徐景贤在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骨干会议上传达了这一指示，并提醒与会者思考：“毛主席说的全国全面内战开始了，究竟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我们应该怎么做？”

　　看来毛泽东在生日家宴上确实说了“全国全面内战”。唯当时在场并参加起草《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的王力说，他从来没听毛主席这样说过。王力所说，不符合事实。这是王力的记忆选择和记忆错讹，还是有其他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事实总是事实，事实是改变不了的。

　　毛泽东为什么提出“全国全面内战”，我觉得还难以完全理解。而我们看看“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全国全面内战”不是真正地不折不扣地变成现实了吗？从冷武器到热武器，即从砖头、棍棒到机关枪、大炮、坦克，各种形式、各种规模、各种级别的武斗遍布全国。“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武化大革命”。连毛泽东本人最后也不得不承认，“全面内战”是“文化大革命”的缺点和错误之一。那么，“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姑且沿用毛泽东这种说法)？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客观地讲，这原因恐怕不是别的，就是毛泽东提出和主张的“全国全面内战”！当各地的武斗正酣时，他又提出给工人发枪，“武装左派”——这正是给非常难以制止的武斗火上浇油。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枪杆子打出了一个新中国。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则是要用枪杆子改造新中国，“文革”中喊得震天动地的“砸烂旧世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新中国变成了需要砸烂的“旧世界”，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所提出并奉行的思路和基本逻辑。新中国遭遇这样的命运，实在令人感到心酸和痛心！

关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时间

　　 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时间，在“文革”史研究中长期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1967年8月30日，另一种说法是1967年8月26日。

　　主张1967年8月30日的有：

　　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中说：“王力、关锋1967年8月30日被隔离审查。”

　　马齐彬等编著《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中说：“8月30日经毛泽东批准，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

　　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说：“8月底，经毛泽东批准，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

　　 主张1967年8月26日的有：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说：“（1967年8月26日）中午，我(杨成武)回到北京，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晚，在钓鱼台，周恩
来主持召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和《毛泽东传（1949—1976）》(下）的说法完全相同。

　　看来这两种不同的说法仿佛都十分具有权威性。然而，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对？事实只有一个，决不能既是8月30日，又是8月26日。二者必居其一。

　　我们先看看当事人王力的说法：“8月30日，召开文革扩大会，张、姚专门从上海回来参加会议。参加的还有杨成武、吴法宪。叶群身体不好请假。江青最后宣布，王力与关锋‘请假检讨’……当时总理坐在主席的位置上……这次会议从下午三点开到下半夜两点。然后就把我和关锋关在二号楼，隔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王力对这一天无疑是刻骨铭心的，他的记忆应该不会错。

　　对这件事情，我问过戚本禹，他说应以王力说的时间为准。他不会忘记这一天，他说的是对的。戚本禹说，杨成武的回忆有问题，周恩来听到他汇报和传达后，不可能当晚就宣布，一定要和一些人(如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通通气、酝酿酝酿。总理做事非常周密、谨慎。我1967年9月4日给主席写信检讨，如果王力、关锋是8月26日被隔离审查，我能拖到9月4日才检讨吗?

　　对这件事，我还问过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他是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第二天、即8月31日，被勒令离开钓鱼台回到马列主义研究院的。这一天他印象很深，记得很清楚。

　　王力、关锋在1967年8月30日被隔离审查，这个时间是清楚的，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地方。

　　 还有一个更直接的证明，就是研究武汉“七二○”事件问题的专家徐海亮。他在《周恩来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署名：徐明)的文章中说：1967年8月，总理两次接见武汉群众代表，一次是8月9日，一次是8月26日。8月26日这一次，王力也参加了——很显然，如果这一天的接见王力也参加了，他就不可能在这一天被“隔离审查”，因为时间恰好冲突。徐海亮说，据当时《武汉钢二司》等红卫兵报纸载：8月26日，从23时到次日零点多，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接见武汉造反派在京代表(仅是几个联络人员，非造反派头头)，强调不能把形势搞乱，要支持军区领导，要团结，武装左派，但不能乱抢，不要全国乱跑出坏主意，要正确对待“百万雄师”的问题，做政治工作。

　　其实，当天中午杨成武从上海回来，转告毛泽东的指示后，周恩来先去林彪处面商，后又召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顾问康生开会。之后，才来到接见群众现场。神色凝重的周恩来到场时，谢富治、王力已经对群众说了半个多小时。当时记录如下：

总理：现在搞出来了一个“新武汉”，知道吧?这是个新问题。
王力：三钢的同志刚才说他们不同意。
谢：搞得不对，听说三新支持的。这么搞，三新的威信就会降低的。
总理：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夺枪的问题。武装问题不能乱抢。武装左派嘛，我们说了嘛，为什么又要抢呢?
王力：随便抢枪，你们自己又不能掌握了，坏人也可能去抢。难道内部没有坏人吗？自己的敌人往往被派别斗争掩盖了。
谢：要顾全大局，全国都在支持武汉，你们把武汉搞糟了，就辜负了毛主席。
王力：总理提了两个问题，“新武汉”，夺枪。刚才还说了一个不要到全国串联的问题。
总理：今天主席又说，出去自己以为出好主意，其实出坏主意。出去也许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往往帮了倒忙。武汉很多事要做的，不要到外头乱跑。

王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百万雄师”的问题。
总理：听说现在武汉出现了对“百万雄师”的头头挂黑牌的现象。上次对你们代表讲过的，第一政府不抓，第二左派也不抓，让他们自己组织和群众处理。这个法子是最好的。前些时，“百万雄师”就有人反映又不抓，又不斗，这个办法最厉害。
王力：这并没有解决问题。两个办法比一比，你们说哪一个厉害?他们不怕你带黑牌子、游街，就怕你搞政治工作，就怕你们不脱离群众。……下面组织发生了问题，要及时解决和教育。听说二司有很多人到沈阳去了解曾思玉同志的情况，还搞绝食。
总理：二司代表去了多少人?沈阳代表对我说，在那里搞得很乱。
王力：我们打电话去有三条：一是都回去，二是矛头对准沈阳军区是不对的，三是调查曾思玉同志是不对的。曾司令员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选派去的。
谢：应该好好搞大联合。
(要开会了，首长与代表一一握手)
总理对新华工代表说：你们回去要搞好大团结，大联合。(新华工代表说：我们内部意见争论很大。)哦!你们内部要搞好团结，你们也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组织。过去患难中能够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希望你们胜利后，也能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

     “七二○”事件中的王力，因“揪军内一小撮”宣传问题此时的处境已经十分艰难，仍坦然地与周恩来一起教育武汉群众。王力当时不知道，谢富治也不知道，群众代表更不可能知道，周恩来刚刚向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传达了由杨成武记录的毛泽东的指示，即把王力、关锋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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