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应该怎样生；路，应该怎样行（1972）

yangharrylg

有一天我也不免有信仰，不过在站上之前，我要像考古学家叩叩敲敲，把它研究个透彻的 / 如果文化革命算是发动了群众的话，那么也必将导致自己的掘墓人 / 我国的民主又是怎样呢？能否完全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领导有自知之明者还可，而如果遇到一个官僚主义者或者强权主义者，人民便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1972年信札一束
　　（一）


　　有一天我也不免有信仰，不过在站上之前，我要像考古学家叩叩敲敲，把它研究个透彻的


　　金波：


　　信收到，前天从阿新那里得到你被批准上北工大但拒绝的消息，大家很吃惊。你的信证实了这一消息。当我把埋在信笺里的头抬起来的时候，开始时的激动平静下来，我已经没有必要劝你上大学了，因为这种劝告显然是徒劳的。


　　通览信的全篇，那高昂的激情，战斗的姿态，激扬的文字，确实使我回忆起六七、六八年的生活，而且我相信永远不会忘掉它。那时理想主义献身精神，无视旧习俗的勇气在我身上也并不比你少，这一切的一切，唤醒了身上的一些特质并增添了一些好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我应该感谢它，没有那时的我，便没有我的现在。


　　你变了——你这样对我说；我确实变了——我坦率地回答；而且我会继续变的——我进一步告诉你。


　　你在信中说：“你的思想却未必能愉快，而是时常充满着烦恼与无聊的忧虑”，这话只对了一半：忧虑是有的，但并不无聊。我承认，我的思想是混乱的，并不成熟，但却是在澄清这一总趋势中的混乱。“敢于提出并尝试解决生活中新问题的人，使社会日臻完善；而那些循规蹈矩的人，不过是使社会得以维持下去。”我想，为了这些，再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痛苦和忧虑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我所得的乐趣数倍于这些。


　　钟摆摆起来大概并不难，但要造一座钟却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你在为一种“崇高的理想”而奋斗，你有着“无限的乐趣”、“无限的愉快和幸福”。我并不否认，这种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而且你确实是诚心诚意地信仰它。你并不像我时常遇到的一些假道学先生。可是你却忽略了一点，没有细看一下你脚下的这块信仰的基石是什么石头的，它的特性和它的结实程度。这样就使你失去了一个不断进取的人必须的支点——怀疑精神， 造成不可避免的致命伤。接踵而至的“无限的乐趣”，“无限的愉快和幸福”，不过是几百年前每一个苦行僧和清教徒曾经体验过的感情。我并不是一概否定信仰，人几乎总是需要一种绝对的东西占据自己的灵魂之上。我相信，有一天我也不免有信仰，不过在站上之前，我要像考古学家叩叩敲敲，把它研究个透彻的。


　　关于农村的问题，我的发言权有限。我之所以当时要扯那些，只不过想告诉你：除了你观察的东西以外，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希望你把这些也考虑一下。我当时绝非处于“自信”。可你的信中却很自然地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它们统统分成左中右了事。这不是做算术题，用公式套一套就行了，在这个公式中，正号是“做一点有益工作”的“革命者”，负号是“站在一旁”的“慈善家”，我不希望用公式化的语言来讨论问题。


　　随便写几句。我既不想为我辩解，又不想改变你的想法，因为这同样是不可能的。我不希望我们之间任何一方由于在讨论时言词不当而被激怒，以至破坏我们的友谊。在这里，我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要求：希望你能够保持着我们六九年临分离时的求知欲。 在这次回京时，我明显地感觉到，你在这方面逊色了。


　　到达真理的岛屿必须经过知识的海洋。


　　祝好！


　　振开


　　72.2.18


　　（二）


　　如果文化革命算是发动了群众的话，那么也必将导致自己的掘墓人


　　孙海：你好！


　　风可以使平静的水面泛起微波，你的信则使我的思想不能平静了，开始动荡了。几天来联想很多，主要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即：人，应该怎样生；路，应该怎样行？


　　有史以来，古今中外，这个问题不止一次地被人们提出来，有谁能够圆满地回答呢？它就像一个炫耀夺目的闪电，吸引、召唤了无数年轻的热诚的心灵。但是，这些是有时间性的，事过之后，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因为，这些东西本身就不存在，这一切不过是宣传，不过是渲染，靠了这种宣传而激起人们一时的热情，这种热情是不可能持久的。有哪一条河流是奔腾直泻地流入海洋呢？没有绝对的东西，没有永恒的真理，也没有万世千秋一成不变的逻辑，事物是发展的，变化的，历史往往也会嘲弄人，培根就是死于自己发明的武器。我在想，如果文化革命算是发动了群众的话，那么也必将导致自己的掘墓人，所谓“人民革命”、“人民战争”真是这样的吗？这只是一种现象，当历史的车轮滚过之后，两边必然要荡起无数灰尘，它们不是也动起来了吗？不是也喧嚣了一时的气氛吗？难道这就是“人民革命”、“人民战争”？


　　我觉得我明白了一条可怕的真理：群众不过是工具，统治阶级的工具。但是，在它的外表却罩上了一道美丽的金色的光圈——什么“相信”、“依靠”——虚伪，虚伪，全是虚伪！这是一种社会现象。痛心吗？渺茫吗？但这有什么用处，消沉是可以的，因为冬眠毕竟要苏醒。但是，永远消沉是危险的，它完全是走向死亡的同义语。人，到底应该怎样生？也就是我应该怎样活着？人应该努力奋斗，不应该是为了个人的，但也不应该是为了全民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我只相信自己的真理：人从来就是阶级的代表。拿破仑代表了新兴的资产阶级，蒋介石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就是这样。人人都为本阶级利益，我们也是如此。生活就是斗争，能说我们消沉了吗？能说我没有目标吗？不，它像结束了寒冷的午夜的晨雾，像蓦然间出现在东方天边的美，我们是多么深切地期待着它，我们要为它而不屈地斗争。


　　怀着我们的期待和理想而战斗吧，创出一个金灿灿的新世界（多么俗，被市民们盗窃了）。新事物、新思想、新潮流、新学派的出现往往不被广大的人民接受，甚至认为是反动的。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我们自己的会议室里高谈阔论；总有一天，我们会热泪盈眶地感叹道：“我们曾经是多么艰苦啊！”


　　好了，我们马上就要见面了，一定好好玩玩。


　　祝你快快成长！


　　路谊


　　72.3.17


　　（三）


　　我国的民主又是怎样呢？能否完全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领导有自知之明者还可，而如果遇到一个官僚主义者或者强权主义者，人民便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一凡：好！


　　难熬的零点班又来到了。我整天躺在床上，力图补足失去的睡眠，可偏偏睡不着。等刚进入梦乡，班前会的时间又到了。今天干脆不睡了，写完信再说。


　　向你借的两本书，前几天已寄出，不知收到没有。看过之后，有些想法。苏联是一个修正了的国家，可是我看到许多社会现象，政治、经济制度诸方面，都和我们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计划经济，存在许多不足，当然不一定是理论上的不足，而是在执行当中的缺点。这些缺点苏联没有克服，我们也没有克服，而且同时都采取一种强制的手段，宁愿生产力不十分充分地发展，而不使其“资本主义化”。就是说，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包括赫鲁晓夫时期（现在不十分清楚），也进行过限制、改造，至于是不是为了达到最后消灭的目的，我不能说，但是限制和改造是存在的。比如给办一些搞黑包工的集团，将自留地控制在一定数量之内，对私人雇工的限制等等。如果说苏修完全修了，他还搞这些东西干什么？社会主义时期还是存在着资本主义法权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能说在社会主义时期他国比我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多一些，就是在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吗？而在有些方面苏联甚至比我国还控制得严一些。比如不许可私人租赁房屋，而这在我国是被允许的。


　　在农村，赫鲁晓夫执行了斯大林在世时拟定的计划，将很多集体农庄过渡至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是否是事实，不敢肯定，但这是走向了垄断方式吗？再则，将机器、拖拉机卖给集体农庄，这在本质上和我们国家现在把拖拉机卖给生产大队也无不同之处。对于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也有抵制的表现。我就不明白，这是装装样子，给马列主义看呢？还是怎么回事？


　　苏联有些高薪阶层，存在特权，这是毋庸置辩的，但如果说这便是修正主义的根本标志，而我国呢？有没有这种现象？是不是严重存在？苏联的国家性质，是为一小撮特权阶层服务的，但这一小撮特权阶层是怎样的呢？他们私人不占有大工厂、企业，这种非私垄断，非竞争的资本主义到底又能算个啥呢？想不明白。记得上次你说，对于国家资本主义是什么还不甚清楚，我回来之后和同学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讨论的题目是资本主义在我国应不应该存在，以什么方式存在？当然，我们谁也没有在马列的经典作家的书中找到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定义，不知你有所发现否？


　　还想谈谈民主。记得今年1月份在北京时，我发表演说，说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可以代表一部分民意，你同意我的观点。但我后来想一想，美国总统都是为垄断资本家效劳的，而决不可能选出一个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总统，这是肯定的，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当选。但我国的民主又是怎样呢？能否完全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领导有自知之明者还可，而如果遇到一个官僚主义者或者强权主义者，人民便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没有一个能够监督和制止不良现象出现和泛滥的机构存在。以前的监委有多大的职能？怎样才能建立一个真正可以防修的权力机构？


　　上面所谈的实例都是引自《共产主义掘墓人》一书，《大量的矿石》是本现实主义作品。但为什么被苏方捧得那么高，实在不大明白。这些书能够启发人的思想，使眼界开阔。能否再借几本，保证不给丢失！！这封信是联系的纽带还是分手的信号，就看你的回音了。


　　首三


　　72.11.23


　　【编辑附记】


　　1972年“文革”进入中期，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一年可以说是个转折。1971年9月的“林彪事件”，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文革”的盲从和狂热，许多人已经完成了从迷茫、怀疑到否定的过程。从1968年兴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亦已进入第四个年头。一些善于思考的青年开始从国外的哲学、文学书籍中获得思想资源，兴趣转向理论的思考。此时，社会上虽然仍是风声鹤唳，但在一个个小圈子里，通过读书，写信，聚会等形式，异端思想开始形成气候，导致“文革”后期大批知识青年以“思想罪”被捕入狱。


　　这里三封信的作者，都曾是“老三届”学生。第一封信作者赵振开，即北岛，后成为著名诗人、作家。北岛在游学美国多年后，将从今年8月始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70年代初时，他与路谊、首三有的是工人，有的是下乡知青。从信中可见，他们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当时的主流话语，但可以清晰地感到，他们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对“文革”、对体制、对价值观的大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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