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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信阳事件”中五大罪责----纪念“信阳反右饿死百万人及人相食”五十周年
五十年了！人们奋力冲破重重封锁与迷雾，对“信阳事件”以往的三个误区进行了重新解读：
其一，“信阳事件”并非只发生于1959年，而是长达五年：从1957年9月4日毛泽东大驾郑州蛊惑吴芝圃“反右补课”，至1961年春中央派出452名中直机关干部帮助信阳人进行“民主革命补课”。
其二，“信阳事件”的直接责任者并非只是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而是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有直接责任关系：毛泽东、吴芝圃、路宪文“三点成一线”，毛泽东是“信阳事件”的“带头大哥”，是产生“信阳事件”的两大背景——禁止言论自由（“反右”红色恐怖）和专制执行机构（人民公社）——的始作俑者！
其三，“信阳事件”的要害，并非只是饿死百万人和“村村人相食”，而是公民言论自由民主权利被残酷剥夺而致大面积非正常死人。
近些年来“假大空”成风，将尖锐的贫富两极分化，政府整体腐败、生态污染濒临绝境等粉饰成“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大有“信阳事件”指石为金之风！
——提要
1、“信阳事件”也五十年了
2、“信阳事件”全新解读
3、毛泽东对“信阳事件”负有五大罪责
4、“信阳事件”在今日的新变形
1、“信阳事件”也五十年了
2007，一个不断沉痛默哀的“悼念年”！人们纪念55万右派在五十年前遭遇“阳谋”之害，又想起因“反右”而致的“信阳事件”也五十年了—— 一百多万信阳农民在“粮满仓”的官仓旁边或悄悄饿死，或疯狂人相食！曝尸数月，无人埋葬！一曲现代“白骨盈于野，千里无鸡鸣”绕梁五十冬！由此哀挽“大跃进”时期“三千七百五十四万八千人非正常死亡” [1]！——最新史料与研究表明，“饿死百万人及村村人相食”的“信阳事件”，始于五十年前毛泽东驾临郑州鼓动吴芝圃“反右补课”。
五十年了！人们奋力冲破重重封锁与迷雾，对“信阳事件”以往的三个误区进行了重新解读：
其一，“信阳事件”并非只发生于1959年，而是长达五年：从1957年9月4日毛泽东大驾郑州蛊惑吴芝圃“反右补课”，至1961年春中央派出452名中直机关干部帮助信阳人进行“民主革命补课”[2]。
其二，“信阳事件”的直接责任者并非只是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而是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有直接责任关系：毛泽东、吴芝圃、路宪文“三点成一线”，毛泽东是“信阳事件”的“带头大哥”，是产生“信阳事件”的两大背景——禁止言论自由（“反右”红色恐怖）和专制执行机构（人民公社）——的始作俑者！
其三，“信阳事件”的要害，并非只是饿死百万人和“村村人相食”[3]，而是公民言论自由民主权利被残酷剥夺而致大面积非正常死人；“信阳事件”以封锁真话的“反右补课”开始，以歪曲真相的“民主革命补课”暂停，其真相至今不能全面研究和公诸于世，导致“信阳事件”今犹在——近些年来“假大空”成风，将尖锐的贫富两极分化，政府整体腐败、生态污染濒临绝境等粉饰成“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大有“信阳事件”指石为金之风[4]；2007年各级政府面对物价逐月持续全面飞涨，矢口否认通货膨胀危机四伏，与“信阳事件”时明明看见饿殍遍地却仍然高呼“特大丰收”的“谎言大跃进”，如出一辙——与“信阳事件”时一样，“权力的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官方最高的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其运转的基本方法仍然是制造恐惧与谎言。
昔日以“反右”制造恐惧禁止真话，今日借“和谐”钳口高压圈禁真话。“信阳事件”正在复兴，正在以新的变形还乡！
“信阳事件”一日不充分曝光，中国一日没有希望！
2、“信阳事件”全新解读
此论的主要依据，可首先参考一本“黑书”（我近日从武汉老右派于真先生处借得）——由李锐作序，郭维敬、梁惠全编着的《共和国早期的故事》（简称《早期》。《早期》的表面格局似一部纪念反右50周年的各类右派人物回忆录，有京沪几个着名右派的别传领衔；但其主体部分（约百分之七十）是河南信阳地区的右派故事，集中展现了关于反右导致信阳饿死百万人，出现“人相食”惨剧的历史见证与反思，近乎一部“信阳反右饿死百万人及人相食”专着。也许碍于“信阳事件”和“反右”的出版忌讳，书名含糊为《共和国早期的故事》，希望借此暗渡陈仓。然而，李锐之序《按照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共和国早期的故事引出的思考》，已见2005年第6期《炎黄春秋》，广传于网上，但《早期》全书自2004年2月自费私印内部赠阅征求意见，时光已过三年多，至今仍然不准公开出版发行。这让人颇多奇怪，今日中国处处事事都标榜“和谐”“科学”，何以不能树立“科学历史观”，让一部研究”谎言大跃进”的“信阳事件史”和谐出版，自由问世？“和谐”何以要如此维护假话？莫非1958年代的“谎言社会”与五十年后的“和谐社会”实乃一根滕上两个瓜，一脉相承，唇亡齿寒？
到目前为止，《早期》是关于“信阳事件”最全面最有深度的纪录。其中不仅有的张树藩（“信阳事件”时任信阳行署专员）《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曾载《百年潮》1999年第12期），而且有张树藩秘书余德鸿关于“信阳几乎村村人相食”的回忆录：《痛忆“信阳事件”全程》，有信阳平舆县县长曹铭的思旧录《当年信阳地区“右倾代表人物”来信》，有《河南日报》信阳记者站站长鲁嘉宾的见证《千万不要忘记“信阳事件”》，更有15篇纪录信阳反右恐怖的残酷与荒唐的个人补证。
综合这些材料，人们对“信阳事件”有了全新的解读——
一、“信阳事件”实际跨度长达五年，关键原因是言论无自由，“谎言大跃进”。
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美称的信阳，之所以出现850万人中有105万人饿死（饿死率达12.4%，此为官方统计数，民间推算实际上还要多一倍），村村有“人相食”惨剧，源起于1958年”谎言大跃进”，而”谎言大跃进”产生于1957年反右恐怖消灭真话，导致言论无自由。因此，“信阳事件”虽然饿死人高潮在1959年，实际则跨越五个年度，即始于1957年秋的“反右补课”，延于1961年春的“民主革命补课”。这一“五年说”，比以往认为“信阳事件”只是发生在一年中（1959）或发生于四年内（1958至1961），更深刻地揭示了“信阳事件”的真相和根源——毛泽东是“信阳事件”第一责任者。
“信阳事件”时“谎言大跃进”达到何种程度？即使是用“体制内思维”叙述，也是瞩目惊心。余德鸿回忆：“信阳事件”中，“原信阳地区的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都变成了疯子，都变成了唯心主义者，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没有了，党内的民主精神没有了，共产党的一切优良作风都没有了，不分时间地点，闭着眼睛说大话、假话、空话，千方百计地发动组织带领群众搞无效劳动，不仅把新年中国建立后的主要成果毁坏殆尽，连老祖宗留下的家底（树木）也几乎全部搞光了。表面上是轰轰烈烈，社会主义建设在加速前进，实际上政治经济基本上都是全面危机，把一个鱼米之乡搞得一贫如洗，在全区850万总人口中，不仅有百余万饿死，其幸存者也都是饥寒交迫，濒临死亡的边缘。”[5]
二、“谎言大跃进”只因公民言论自由和民主监督权利被残酷剥夺。
1、灾年被迫谎报为特大丰收年。
据张树藩1993年写《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时回忆[6]——
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歉收或无收。……当时地委9个常委中，8个人认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只有张树藩在会上谈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歉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 30多亿斤最多不过40亿斤（后来证实只有20多亿斤）。
1959年8月底9月初、河南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在会议开始时省委要让各地市委书记预报秋收产量。张树藩先将地委集体讨论定的72亿斤总产说了。接着谈了他在地委常委会议上谈的不同意见，这便引起省委将他定成严重右倾分子。扩大会议后，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信阳地区又上交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公社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要饿死人了，反而认为是农民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大规模“反瞒产”运动。这就更逼得许多人饿死。
2、严禁干部上报饿死人、人相食的消息。
“信阳事件”最早饿死人是什么时间？目前的史料证明，“大跃进”“大丰收”的1958年11月底就开始饿死人。
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说：“1958年11月底，密县已经饿死人，1959年春，豫东黄泛区内‘浮肿病’的泛滥和死人的事态蔓延开来，省委书记吴芝圃在庐山会议上依然起劲地‘反右倾’，‘共产风’再度刮起来，夹带着疯狂地‘反瞒产’，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像土改时斗地主那样挨批挨斗；哪个农民交不够粮食，就吊打追逼，关压拘留，拆毁房屋，全省笼罩在恐怖之中。”
恐怖生产谎言，谎言制造饿殍。据余德鸿撰文回忆，他最早亲眼发现饿死人是在1959年2月，1959年12月份回家时发现路上平均一公里有一具饿殍，河边有好些成片的（一片百来具）尸体。但因自己已和张树藩一起被打成“右倾分子”，根本不能向外报告“饿死人”了，更不敢说“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是村村有之”：
“进入1959年后，饿死人的事就断断续续发生了。2月份，商城的汪桥、观庙两地，先后饿死数人。7月，我在遂平县（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地）和兴公社青石桥大队丁一生产队就亲自遇到薛水源兄弟二人饿死。”
“我于1959年12月份（奔丧）回家，在回家的路上，仅包信至防胡的9公里路旁，见到的尸体约10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感到及其难过。但在由防胡回家的4公里路旁，发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在防胡街西的幸福河南岸，发现一片尸体，可能有百具左右。走到何砦村西的苇塘附近又发现一片，数量也很多。我当时虽然眼中无泪，但心中好像正在流血。我到家后，我父亲及二伯父亲已经死了，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已无力行动，我母亲正在采野草树皮等物。我在家呆了两天，既没有力量安葬死者，更没有力量安慰生者，也没有吃到任何东西，就含泪离家了。据说在我走后的第二天、第三天，我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就相继死去了。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是村村有之[7]，很多典型的悲惨事例，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了。”
“我回到专署的当天就被拉进了批斗会场，继续对我进行批判斗争。平时同志们都说我敢大胆放言，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汉子，但这时我确实是害怕了，也不得不违心地说起了瞎话来。他们问我家中的死人情况，我说是年老多病；他们问我农村形势，我说很好。因为被批判斗争者和参与批判斗争者是不能平等的，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只能是他打你挨，他骂你听，打死你算是罪有应得，逼死你算是畏罪自杀，叛党叛国。面对这种情况，我不得不采取了个光棍不吃眼前亏的办法，得过且过。”
像余德鸿这样一个行署专员秘书的家尚且饿死这多人，并无法丝毫减轻灾难，一般的普通农民家庭，饿死者必然更多更惨。
3、严惩群众说真话，各邮局设关扣压的呼救信件达12000多封。
“信阳事件”中，干部皆因反右不敢说实话，敢说真话的百姓又受到残酷镇压打击。张树藩回忆说[8]：
“光山县委书记一天竟拷打40多个农民，一个被他活活踢死，1959年信阳地区领导班子中9个常委中就有8个同意把全地区粮食总产20多亿斤夸大成70多亿斤，强行征购，农民颗粒无存，1960年，一边是大小官仓堆满粮，一边是抓人、关人，一边是100多万人成饿殍、尸横于野，有的地方死人没有活人掩埋。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为了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短期拘留的人达10720人，死于拘留所的667人。饥民煮野菜、吃薯叶，干部还要砸农民的锅。农民外出讨饭，他们围追堵截。”
“群众写信到省委，被转回地委让严肃处理，结果有的被逮捕法办了，有的党员被开除了党籍。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信阳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当时路宪文在省委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门开会让各邮局把关，凡是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000多封。即使如此严格限制，还有人跑到许昌地区向上寄信。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已记不清了），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三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信，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要查处。”
如若当时让这12000多封呼救信发出，纵然政府不管，在亲朋帮助下，也必然会少饿死一些人！可怜当时信阳人的外地亲友也不能知道信阳正在人相食！
[8:53:46] 朱健国 说 : 3、毛泽东对“信阳事件”负有五大罪责
近些年不断有人为毛泽东的大跃进鸣冤叫屈，说毛泽东两次主持“郑州会议”反左，与“信阳事件”无关。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对“信阳事件”负有五大罪责。其证据如下——
1、毛泽东到河南视察27次，对“信阳事件”负有“培育浮夸风典型”渎职罪。
有目共睹，河南堪称毛泽东建国后的“蹲点省”（可能因河南是三皇五帝夏商周发源地，郑州不远就是黄帝故陵，帝王根基悠久深厚，让毛产生寻根封禅情结，情有独钟），是其发动农业合作化、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四清、文革一系列运动的重点联系省，既创造了“人民公社”、“信阳事件”这样的经典极权事件，又培养重用了反右酷吏吴芝圃和文革重臣纪登奎这样的经典老左。
据《党史博览》披露，毛泽东建国后离京行动总共有57次[9]，而到河南（郑州为主）视察、开会的次数高达27次（河南可谓“天下第一圣眷省”），其中2次到信阳——在“信阳事件”五年中，毛泽东到河南10次，并于1958年11月13日亲临信阳遂平县视察人民公社，而此时距郑州仅仅40公里的密县已出现饿殍，距信阳大面积饿死人只有两个月，各种濒死的饥民应该随处可见。然而，毛泽东此时被高官和“群众演员”前呼后拥，满足于“专列中听汇报，大路边听万岁”，对真情毫无知觉！——经过1957年反右，1958年反右倾，敢说真话者几乎绝迹。有回忆文章[10]说，1958年8月7日凌晨，“史向生（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在专列上向毛主席汇报了楂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情况。当谈到楂岈山公社试行简章时，毛主席聚精会神，边听边问，他说：‘这是个好东西，给我！’他如获至宝，极为高兴。”即使“毛主席来到咱们村”，也是事先准备得“千家万户齐欢笑”，只有高官和“农民演员”近得身旁。在信阳“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是村村有之”时，毛泽东先后五次到郑州视察或开会——1958年11月2 日至13日，1958年12月29日、1959年3月10日、1959年6月21日至22日、1959年9月22日至23日。但这五次到郑州，毛都没有抓住河南大跃进的要害是言论无自由，”谎言大跃进”，而是一再舍本逐末，泛泛空谈“反共产风”：1958年１１月２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仅仅空喊“纠正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错误；１９５９年２月２７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更是陶醉于“重点解决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具体政策问题”。
如果此时毛泽东真正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真正依照宪法保障干部百姓的言论自由，不可能不察觉密县和信阳正在饿死人，特别是1959年9月22日至23日，毛泽东在郑州呆了两整天，其时河南和信阳都已大面积出现饿死人，却仍然不知已有 “人相食”惨祸！还在笑聆“好学生”吴芝圃汇报的河南省水库里面有许多“十几斤重的鱼”无人吃，而幽默河南人“能治水不能治鱼”，其官僚主义、专制昏庸之可怕，比历代帝王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发指！
毛泽东在“信阳事件”五年中“十到河南”的具体行程是——
1957年9月4日到郑州（鼓动吴芝圃反右夺权）。
1958年8月5日21时至8月6日新乡——8月6日晚郑州——8月6日晚许昌（发表“人民公社好！”）。
1958年8月7日13时至14时长葛——郑州——兰考东坝头（鼓励“全民炼钢”，大办“公共食堂”）。
1958年11月1日晚新乡——11月2 日至13日郑州——11月13日17时遂平——11月13日信阳（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后视察“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
1958年12月29日郑州（鼓励吴芝圃）。
1959年3月10日郑州（鼓励吴芝圃）。
1959年6月21日至22日郑州（向吴芝圃下达500亿粮食高指标）。
1959年9月22日至23日郑州（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
1960年5月6日郑州（稳住吴芝圃）。
1961年9月25日郑州（嫁祸于人，鼓吹“民主革命补课”）。
毛泽东其它时期到河南的行程有——
1952年10月29日19时兰封(今兰考)——10月 30日15时开封——10月31日早6时郑州——10月31日10时黄河大桥——10月31日上午至11月1日上午新乡。
1953年2月16日郑州——16日许昌——16日驻马店——16 日18时信阳。
1955年1月3日18时至1月4日6时30分郑州。
1955年6月22日上午10时郑州。
1962年3月23日12时14分至24日15时44分郑州。
1962年7月1日5时42分至23时17分郑州。
1963年1月30日2时 39分至31日19时15分郑州。
1963年6月13日郑州。
1963年10月11日21时56分至13日13时30分郑州。
1964年3月30日至4月1日郑州。
1965年7月17日郑州。
1967年7月13日下午郑州。
1967年9月22日9时至11时郑州。
1969年5月31日郑州。
1970年7月22日郑州。
1970年9月17日郑州。
1971年8月16日郑州。
毛泽东如此关心热爱河南、郑州，其秘密何在？后文将有一段落“泄露天机”。
2、毛泽东推动河南为全国反右状元，右派人数占全国15%以上；反右倾全国第一，奠定信阳”谎言大跃进”的思想基础。
据《河南日报》信阳记者站长鲁嘉宾在《千万不要忘记“信阳事件”》[11]文中说：河南省是反右的重灾区，划的右派占全国15%以上，全省学校教职员中被划右派、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平均占教职工数的23%，有的地区达50%以上，个别学校达70%以上。信阳是河南省的“重中之中”。信阳地区反右派中，反映真实情况，敢讲真话的人几乎一无例外地被戴上“右派”、“中右”甚至“反革命”之类的帽子。固始县划右教师占全体教师的48%，“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发源地遂平县的右派占52%，平舆县的右派人数竟然占全县公务员人数的18%。连老红军李华轩，也因为反映农村真实情况也被划为右派。
而毛泽东，正是以河南为典型推动全国反右的始作俑者。1957年9月到1958年12月，毛泽东五次驾临郑州，先是支持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批倒右派第一书记潘复生，在河南兴起“反右补课”，大抓“右倾分子”，850万人的信阳地区，被批斗的“右倾干部”多达20万人，数以百计的人被活活打死或逼得自杀。如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竟然发动县委批斗会，将“有右倾思想”的副书记张福鸿当场打死，然后说张畏罪自杀，立即埋掉。
1957年9月4日，为开好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到郑州对时任省委副书记、省长的吴芝圃鼓劲反右，支持其在8月的省五次全会上批判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主持制订《关於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自此，吴在河南占据主导地位，把持了河南的党政领导权。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五中全会还未结束，中央就发出通知，吴任省委第一书记，免去潘复生职务。吴从北京把潘揪回河南批斗，作出《关於彻底揭发批判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复生”20万之多。
张树藩认为，“信阳事件的发生，与此前河南省开展抓‘小潘复生’的一些错误的政治运动有很大关系。这些极左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从此，很多人都睁着眼脱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记得在1958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就是这样一些异想天开的宣传鼓动，把本来已经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又推向了高潮。” [12]
吴芝圃如此公然暗示干部必须顺从指鹿为马，因为他自恃有毛泽东的尚方宝剑，也可以指石为金。
3、毛泽东亲自到信阳诱逼农民创办人民公社，形成了一边国库粮满仓，一边饿死百万人的专制机制——由于毛泽东的钦命，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于信阳遂平县，而人民公社采取中世纪专制的政教一体，全民炼钢，强行公共食堂，禁止农民家庭做饭，厉行“禁真话，堵上访，抓乞讨”，造成信阳地区850万人“失去在家烧饭和外出讨饭的自由”，终于出现“村村人相食”惨剧。
毛泽东怂恿吴芝圃指石为金，诱逼信阳农民创办人民公社的步骤如下：
（1）面上号召暗示作铺垫——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通过《中共中央关於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1925年就是毛泽东“广州农讲所”学生的吴芝圃初具耳提面命，立即在豫南寻觅试点。一个月后——4月20日，就促成河南遂平县山楂岈山红卫社率先由27个小合作社、9369户合如成一个大社。接着平舆县也办了一个，然后在新乡等地全省急推。
史料[13]说，毛泽东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的成都会议上，全面肯定了河南上报的一些比1957年实际指标浮夸2.4倍的假数字，高度赞扬吴芝圃。吴便又对毛承诺，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毛在3月20日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引者按：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又说“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毛泽东甚至在成都会议上激励吴说：“你是马列主义，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就是根据毛这个“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的圣旨，吴芝圃指石为金地操作了“信阳事件”——1958年4月的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上，吴芝圃部署全省大跃进：6月8日，《河南日报》报道信阳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105斤，11日又报道该社亩产小麦3，530斤，在信阳放出全国第一颗“高产卫星”。到10月，吴芝圃宣称有亩产小麦7，300斤、芝麻5，600斤，单产增长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他引用毛泽东1955年合作化时的一段按语，说：毛主席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的事实了”。这一不合实际的“假话大跃进计划”，使河南各级政府开始向农民高指标征购粮食。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5%，达到75.43亿斤！同时还外调14.78亿斤，而信阳等地区，征购竟增加75%以上。
正是因为有“毛主席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才有了河南信阳的”谎言大跃进”。毛泽东就像清代雍正皇帝推动河南巡抚田文镜搞“税收新政”逼民逃荒一样，一步步推动吴芝圃搞“指石为金大跃进”，制造出古今中外空前残酷的“信阳事件”。
（2）亲临河南督战，钦命“人民公社”——毛泽东在吴的陪同下，1958年8月上旬巡视了河南[14]。8月6日到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视察社办工业和棉田，他看到公社大牌，点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并转头对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1958年11月13日又到信阳和遂平视察，要求把楂岈山人民公社的章程在《红旗》杂志登出来，“要好好吹一下，一个省找十个人吹。”于是河南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个农业社一个月合成1，355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达7，200户，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
（3）毛泽东对人民公社造成的空前灾难视而不见，放纵“喉舌”颠倒黑白。
余德鸿、张树藩等人回忆[15]：信阳地区成为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发源地，更加忘乎所以，继4月20日查岈山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将全区5300多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成了200多个人民公社，到8-9月间，又掀起了第二次并社高潮，将200多个人民公社并成了190个，经过毛泽东派来陈伯达等空想主义者的反复研究之后，制定了一套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统一经营，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劳动组织实行军事化，进行大兵团作战，取消商品生产，取消集贸市场，取消社员家庭副业，劳动产品由公社统一分配，实行供给制，取消社员家庭厨房，兴办公共食堂等管理制度。《人民日报》1958年8月18日在头版以“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结合，人民公社好”为题，发表了重要消息，将信阳的人民公社总结出十大优点及四项有利条件。这促使信阳地区人民公社再掀“指石为金大跃进”高潮，在8月份，各县市均先后召开了有数千人或近万人参加的扩大会议，组织了反右倾、鼓干劲和反瞒产、反“反冒进”的大会，批判斗争了所谓保守派、观潮派及秋后算帐派，使极左思潮进一步膨胀起来，五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共产、强迫命令）越刮越大，结果将广大社员搞得十室九空，所以在后来食堂停伙时，发生了大量饿死人的情况。
大放”卫星”的“谎言大跃进”，一时间成为人民公社的标志。不论你走到哪里都能经常看到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放卫星、送喜报的场面。“卫星”虽然都是假的，但却受到了各级党政领导的支持及各种新闻媒体的表扬鼓励。突出见报的就有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亩产7320斤的小麦卫星（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信阳县鸡公山人民公社新集大队亩产稻谷48925.7斤的水稻卫星（1958年9月9日《河南日报》）；西平县盆尧乡东风人民公社第三大队第六生产队亩产芝麻7239斤的卫星（1958年9月29日《河南日报》）；息县包信乡张大庄农业社吴庄生产队亩产202735斤南瓜卫星（1958年8月1日《人民日报》）。其中对信阳地区影响最大的是信阳县鸡公山公社新集大队放出的水稻卫星。1958年秋季，鸡公山党委迫于整个大跃进的形势，迫于县委提出的“十年规划一年实现”的要求，迫于扫暮气、拔白旗、反瞒产、反右倾及反“潘、杨、王”运动的压力，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绞尽脑汁，苦思冥想，违心地想出了一个不仅能保全自己而且能飞黄腾达的两全之策，将新集大队的130多亩水稻的产量都加在6亩试验田上，以总产324375.5斤，亩产48925.7斤的特大喜讯，分别向省地县委报了喜。1958年9月9日《河南日报》在第二版上，以“鸡公山上红旗插，水稻亩产四万八”为题，进行了详细报道。新华社也随即发表了消息。省、地、市三级领导偏听偏信，在不调查、不研究、不分析的情况下，就给予了肯定。不仅如此，原信阳地委为了夸大大跃进的成果，又派人去现场对这颗假卫星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增加了很多粮仓以示大丰收。为解决粮源不足的问题，便将稻草放在仓下，上面盖点稻谷。假现场布置好后，以此为教材，将其当成了批判右倾的武器。组织全区各县市社队领导及群众积极分子以及所谓右倾思想比较严重的同志前往参观学习，接受教育。
毛泽东不愧为“秦始皇加马克思”，一面鼓动指石为金，一面又要求“吹牛要上税”，报高产地区必须按比例上交国库，结果信阳地区农民的口粮种子全部被“反瞒产工作组”强行搜走上交。
于是，1959年秋收以后，人越死越多，进入冬季，饥寒交迫，饿殍百里。因为当时一律是公共食堂制，社员家中不准起伙，也没有炊具（都搜走炼钢了），食堂停了伙，就只能饿死了（又不准外流不准偷吃家畜等）。毛泽东到河南视察时亲自接生的“人民公社”，成为信阳饿死百万人的铁面刽子手（直接因素）。
据余德鸿回忆：“人民公社的发源地、遂平县的查岈山公社死亡人数也为4000名左右，占总人口的10%左右。据遂平县的一位老同志回忆，他在1959年11月中旬接到刘班庄村群众的一封来信，说他村已饿死62人，另有几十人外流出去了，家中剩下的人也只有一口气了。他赶到该村感到很累，想在一草垛旁休息，忽然发现垛根旁躺个死人。约在下午5点左右，在该村西头推开了一家屋门，见当门坐了一位妇女，满脸浮肿，身旁摆着三个孩子的尸体，剩一口气的老头躺在床上，又走进了一家，推门一看，发现全家4口人全部饿死，其中床上2个，地下2个，真是惨不忍睹。”
[8:54:29] 朱健国 说 : 4、1959年6月22日毛泽东逼吴芝圃要500亿斤粮，又在半月后主持“庐山会议”大批彭德怀，全党“掀起反右倾新高潮”，使“信阳事件”饿死人速度再一次提速。
毛、吴关系之密切，可从“毛主席给《河南日报》题写报头”一事管中窥豹。据《河南日报》报史载：１９４９年９月初，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作为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河南代表赴京，请毛主席为《河南日报》题写报头，毛主席风趣地说：“各家报纸都让我写报头，那全国报纸的报头岂不成了清一色啦？还是不写为好！”但最终毛主席还是破例给了“好学生”吴芝圃面子，在一张约八开大小的宣纸上，笔走龙蛇，书写了四组“河南日报”共１６个遒劲大字，于１０月下旬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寄到了河南省委。这是毛泽东1949年至1966年期间唯一的一次为省报题写报头，可见对吴芝圃的圣眷之隆，对河南的别有用心。
所以，毛泽东与吴芝圃谈话一向趣味多多。现在网上有一份1959年6月22日毛泽东同吴芝圃谈话的录音整理稿[16]，其中可见这一对君臣的极端昏庸无道——百姓就在不远处纷纷饿毙，无人掩埋，他们却在饿殍旁边畅谈“特大丰收”“特大跃进”，时而轻松掉书袋炫博识，时而发思古之幽情，寻觅商代帝王河南故地，为纣王鸣冤翻案。最后，毛泽东“图穷匕见”，直逼吴芝圃要500亿斤粮。正是这一500亿斤粮高指标，逼得信阳农民又上交了16亿斤粮，将最后的一点口粮与种子全部上交一空，于是信阳村村人相食！如果没有这最后一次上交16亿斤粮，信阳人不会饿死百万。
此事发生在毛泽东已两次主持“郑州会议”，大喊“反左反共产风反高指标”之后，足见毛泽东反左是假，继续推动“谎言大跃进”是真！毛泽东一再巡幸河南，主要是对“谎言大跃进”的先锋河南再鼓干劲！
请看毛泽东逼吴芝圃要500亿斤粮谈话的“华彩乐段”——
（1）吴芝圃；前年（河南全省粮食总产）是二百五十亿斤，去年报了七百零二亿斤，多了，实际只有四百五十亿斤到五百亿斤。
毛主席：我不信你那个五百亿斤，我信你那个四百亿斤。四百亿斤就是增加一百五十亿斤。今年能不能搞五百亿斤？（毛泽东以为打点折扣就是“反浮夸风”了，似乎不知四百亿斤也仍然水分多多，仍是“谎言大跃进”。朱注。）
吴芝圃；假使天气没有什么变化。今年搞五百亿斤比较有把握。今年种得很多，种得早。
毛主席；今年的吃法、收法、管法、用法，都不同了。收要精收，颗粒还家。管是分散管，农民个人的由他家里自己去管。吃法就是以人定量，自愿参加。完工吃饭，旷工找钱，吃饭不要钱同吃饭要钱相结合。
（2）毛主席：今年秋天种多少麦子呢？
吴芝圃：今年种小麦，连种杂粮，秋季可种八千万亩，今年比去年多种五百万亩。
毛主席：没有肥料怎么办？麦子要放底肥才好。
吴芝圃：现在的问题就是肥料问题。我们已经提出口号了，今年农业是肥料挂帅，搞积肥运动。现在是急抓一把晚秋追肥，再抓一把给麦子准备肥料，准备这三个月大量积肥。
毛主席；你要他积，开电话会议，他就虚报，说有那么多，实际没有那么多。
吴芝圃：不要求那么高，他就不虚报了。
毛主席：好。粮食前年产二百五十亿斤，去年四百五十亿斤也许有吧，今年搞五百亿斤。 （毛此时又推翻自己前面只相信四百亿斤的话，在引诱吴自报了五百亿斤后，逼吴落实五百亿斤的“谎言大跃进”。朱注。）
吴芝圃：假如没有变化，今年粮食五百亿斤比较有把握。
毛主席：明年总要略微超过一点吧？
吴芝圃：明年六百亿斤，后年八百亿斤。我到下边看了一下，我们都下去看了。我跑了将近三十县，从许昌专区、信阳专区、开封专区一直跑到新乡专区，大体上转了一圈。现在农业生产能够迅速总结一下经验，增产比较有把握。去年大跃进不能否认，基本建设搞得很多。 （吴跑了那么多地方就没看见饿死人？吴是深知毛泽东心意——河南大跃进的真假无所谓，就像十七大时对陕西“纸老虎”真假不屑一辩一样，关键是由此鼓动全国，帮助毛推翻“八大”路线，掌握政治主动权。于是吴放心大胆“谎言大跃进”。朱注。）
毛主席：那个东西否认不得。几亿人民群众槁的，你否认他们的成绩呀？（毛支持河南继续“谎言大跃进”的铁证。因为否认“谎言大跃进”就是定毛。毛一向有一秘诀：在权力斗争中，坚持错误比改正错误更有利。朱注。）
（3）毛主席：你这个汲县是夏禹封的，汲县人是大禹的子孙。商朝纣王亡了之后，微子被封为宋，就是现在的商丘。
吴芝圃：从封丘到濮阳、夏邑、商丘、杞县，一直到禹县，这都是夏朝活动过的地方。
毛主席：商朝起于商（现在叫商丘），后头它的后代搬到豫北殷（今安阳小屯村）。武王伐纣，还在朝歌（今淇县）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武庚后来跟武王的弟弟管权、蔡叔同盟造反，起来反对周朝。
吴芝圃：管叔就封在这个地方，郑州的老城就叫管城。
毛主席：蔡叔就封在蔡，后头变成上蔡。对于周朝说来．管叔、蔡叔都是叛乱分子。当时微子是里通外国。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活都是周朝人讲的，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了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为宋，就是商丘。 （这一段可能透露毛的另一种潜意识：河南是三皇五帝之乡，臣民传统深厚，会特别有利于毛的圣旨畅通。毛不但勇于自比秦始皇，而且也不惧与纣王相提并论。其帝王情结非常人可想象。毛对微子里通外国的重视与愤恨，可能是他暗将彭德怀比微子的结果，半个月后的庐山会议上，给彭德怀的一顶帽子就有“里通外国”。毛善于资治通鉴、古为今用的高超艺术，于此可见一斑。朱注。）
吴芝圃：伏羲氏也是在郑州那一带活动的。（吴已深知毛常常来豫是想接帝王之气的帝王情结，处处投其所好。朱注。）
（4）毛主席：比如绿化，你们这个绿化就很好。
吴芝圃：这是近三五年我们搬到郑州以后才绿化的。
毛主席：我说绿化要一百年，看样子不要。你们是左派，我是右派。（毛又给吴灌迷魂汤。“信阳事件”就是毛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蛊惑而出现的。朱注。）
吴芝圃：我们在沙丘搞了几片。改变过来了，很好。
毛主席：人散发二氧化碳，树木吸收，它散发氧气，人吸收。树木又好看。每一个村庄侧边、房屋侧边都搞。陕西搞得不错，他们那里工厂都用树林互相隔离。牧业也多，马牛羊，鸡犬豕，还有骡驴，一个大牲畜，一个小牲畜，犬这个东西大概是不受人欢迎的。你们河南有没有马？（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毛居然不知道？朱注。）
吴芝圃：马不少。
毛主席：马牛羊这三种东西，主要是牛，然后就是猪鸡鸭。要来他个综合平衡。还有渔业、你们有没有鱼？
吴芝圃：渔业大发展。 现在水库里都有鱼，有的鱼十几斤，就是捞不出来。
毛主席：无可奈何，能治水，不能治鱼。（毛真是善于幽默，饿殍就在身旁时还能如此宽心。毛比古代皇帝听说百姓饿死，建议百姓何不吃肉羹，实在是高明而风趣。朱注。）
面对毛泽东这样“英明的昏君”，奸臣酷吏吴芝圃竟然萌发了一个梦寐以求的一个理想：让党中央在郑州开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吴不顾其时“河南全省死亡人口在二百万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万多头，荒芜土地四百四十余万亩，扒毁农民房屋一百六十多万间”惨烈的灾难，在郑州北郊黄河岸边兴建了一座豪华的园林型别墅群，内中除按当时中委和候补中委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了一幢大楼外，还别出心裁地给当时党的七位领袖（毛刘周朱陈林邓），每人建一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主席，规格面积逐级递增，以毛主席别墅最为宽大考究。不料刚一建成，‘信阳事件’案发，吴芝圃下台，中央（毛泽东）不敢来郑州开会。这群别墅竟长年闲置，无以利用，日渐荒芜，室内墙粉剥落，地板朽烂。那幢豪华无比的主席别墅，永远紧锁着大门，自建成从未有人住过……”（《1959年庐山之夏》，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版。[17]）
5、毛泽东以“民主革命补课”解决“信阳事件”，嫁祸于信阳广大基层干部，让信阳人民雪上加霜，祸不单行。
“信阳事件”真相最后是在老红军尤太忠、张体学、周俊鸣等几个省级高干的干预下才通天的[18]，但在毛泽东的庇荫下，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及以路宪文为首的信阳地委串通一气，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将死人的责任全部推到自然灾害身上。而毛泽东自知“人祸”之根在自己，为彻底推卸责任，他棋高一着，将“信阳事件”认定为“反革命复辟”，虽不否定“人祸”，但指出人祸来自 “阶级敌人”，嫁祸于信阳广大基层干部，开了“民主革命补课”的南辕北辙药方。结果将信阳惨案的幸存者又加倍伤害了一次。
据余德鸿回忆[19]：由于高干呼吁，国务院内务部于1960年春派郭处长来信阳了解情况，在张树藩（刚从被批判斗争中解脱出来）陪同下，检查了淮滨、息县等地，发现问题很大。据说回京后向习仲勋汇报。习又向中纪委作了反映；董必武随即派李坚、李振海两位处长（李振海后来在信阳但任了一段地委副书记）花费了近三个月的时间，逐县进行了调查访问，在调查报告中，写上了饿死人105万的数字[20]。这时，毛泽东在关于信阳问题的报告中批示：“信阳出现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要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 1960年11月份，中共中央先后派副总理李先念、农业部长廖鲁言、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来信阳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并分别在光山、潢川、商城、固始四县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逮捕了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商城县委书记王汉卿、潢川县委书记梁得柱、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李先念在光山耳闻目睹了信阳事件的惨状后，曾流出了眼泪。1961年元旦，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要求信阳地委要象土地改革一样，认真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为了保证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国务院直接从中直机关抽出骨干力量452名，中共河南省委也从省直机关及各个地区干部队伍中抽调出骨干1844名，新地委也从地区干部队伍中挑选了骨干1483名，组织了近4000人的力量，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基本上是同一时间内，夺取了地县社各级领导班子中的各种权力。
继全面夺权之后，接着就是清理整顿阶级队伍，主要措施是将原信阳地区的各级干部，包括正式脱产的国家干部不脱产干部，甚至包括公共食堂的司务长、会计、炊事员等人，统统的集中起来，被集训者一般都按敌我矛盾对待，在驻地周围放上流动岗哨，门前架着机枪，武装力量不够，就请当地驻军协助。准备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因此，除已经逮捕的几个县委书记外，又逮捕了罗山县委书记徐文波、息县县委书记徐锡兰、汝南县委书记付良太、淮滨县委书记石绍举及少数问题及其严重者。一时间信阳地区出现几十万反革命分子和反属，比饿死百万人时更紧张的政治局面。
这使原信阳地区的干部队伍中，不分政治地位高低、阶级出身好坏及思想上的左右，都没有逃脱被审查、批判、斗争的厄运。有不少人在批判斗争中被活活打死或被逼自杀。那些自1958年来一直在台上左右局势，为了保存自己，违心地充当革命左派和反右斗士的人们，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也遇到了同样的对待，包括那些趋炎附势、左右逢迎、见风使舵，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贯正确的不倒翁，在“信阳事件”后期，皆在劫难逃。如汝南县的一位中层领导干部，“三面红旗”举得很高，在反右倾、鼓干劲、拔白旗、扫暮气、反瞒产、反潘杨王等诸多政治运动中，始终是站在前面的革命动力，1959年冬季，家中7口人饿死了3口，还是红旗不倒，但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被编入了特训班，变成了反革命分子，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的家属由于精神上的折磨，疾病及生活的困扰，社会上的歧视等诸多原因，又死了3口，最后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
后来进行平反复议，据不完全统计，其甄别复议的案件涉及到10万人左右。其中有6000余人部分平反，3000余人维持原处分未变。自此原信阳地区的干部队伍形成三种阶层，一种是自1958年以来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划为右倾或中间偏右，受过审查或批判斗争和组织处理的那些人，他们一般都是实事求是，敢于向组织上反映真实情况，结果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同志，后来虽然大部分进行了平反，恢复了工作，但影响了提职提薪，心怀怨言。一种是自1958年以来，一直在台上左右局势的人，他们一直是高举“三面红旗”，站在各种运动的前例，有名有利，在“信阳事件”中，家属基本上没有饿死或饿死的很少，结果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一度变成了反革命，也深感窝囊。第三种是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上级派来的那些干部，这些人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都担任过领导职务，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执行了过左的政策，伤害过一些人，留在地区继续工作后，在思想与工作上都遇到了许多困难，当然也想不通。现在时间已经过去50年，但是这三种思想体系中，相互间的鸿沟仍然难以填平。“信阳事件”好似一次文革演习，先是政治思想大批判制造红色恐怖，然后是全面夺权让两派群众互斗，继而“清理阶级队伍”，最终让死者和生者，右派和左派，全成失败者，全都饱受一个帝王（毛泽东）的摧残。
当然也有例外。“民主革命补课”如此声势浩大，造成“信阳事件”饿死百万人村村人相食惨剧（河南全省共饿死数百万人）的“前线总指挥”吴芝圃，所受惩罚只是降官半级，调任中南局文教书记，且还是拖到1962年，仍保留中央委员。只是吴的心灵大约在几百万饿殍冤魂的日夜追究下不得安宁，以致 1967年10月19 日，61岁的吴芝圃就在广州病逝。但吴在毛、邓的庇护下一直被作为“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含冤逝世”的英雄和名人得到纪念，至今在各种文献和传媒中受到纪念与尊重。
可见，毛泽东发动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不仅没有挽回“信阳事件”的损失，反而而嫁祸于信阳广大基层干部，制造了信阳干部队伍“反革命集团”新冤案，让信阳人民五十年还不得安宁，“信阳事件”五十年不能真正彻底结束。
毛泽东为何如此庇护吴芝圃等人和“信阳事件”？因为毛深知“信阳事件”的真正元凶就是自己，保“信阳事件”和雪藏“信阳事件”真相，就是保护毛泽东自己。这正是“改革开放”30年仍然投鼠忌器，不能还“信阳事件”的庐山真面目的重要原因。
[8:55:00] 朱健国 说 : 4、 “信阳事件”在今日的新变形
毛泽东时代不许公布“信阳事件”真相，因为“信阳事件”的第一责任者就是毛泽东。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何以还不愿公开研究“信阳事件”真相？这就说明，“信阳事件”的根本症结，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晚年错误”和帝王情结，总根子可能更在于一党专制：有中共一党专制的党天下，才有毛泽东的纣王作风、雍正情怀；有毛泽东的雍正情怀、纣王作风，才有吴芝圃等人的“谎言大跃进”，才有饿死百万人、村村人相食的“信阳事件”；有“信阳事件”，才有“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三千七百五十四万人”。据凯迪网“文化散论”2007年11月16日披露最新解密的档案史料证明，1959年至1962年，四年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呈马鞍型，死亡高峰在1961年：
1959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有五百二十二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万八千多人。
1960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万多人。
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万七千多人。
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七百五十一万八千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万八千多人。
全国有十二个县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一百万人以上。（其时中国超过一百二十万人的县没几个，这意味着有十二个县的人几乎全部非正常死亡。朱注。）
如此惨绝人寰的历史数据说明什么？“信阳事件”开始饿死人，只是全国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的先兆，如果及时正确地亡羊补牢，至少可以避免后三年再饿死三千二百多万人！——当时只要认清“信阳事件”是“谎言大跃进”的结果，“谎言大跃进”是没有言论自由的“红色恐怖”的结果，没有言论自由是没有“党内民主”的结果，没有“党内民主”是没有社会民主的结果，没有社会民主是一党专制“党天下”的结果——这样顺藤摸瓜，就一定能对症下药，迅速制止大面积“非正常死亡”。然而，毛泽东的应对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仅在毛泽东时代始终坚持掩盖和歪曲“信阳事件”真相，而且让其一直持续到五十年后的今天！在党天下的机制下，毛泽东真能万岁万万岁——毛氏接班人如“不尽长江滚滚来”，毛之后来了邓泽东、江泽东、胡泽东。
2007年的今天，人们可从哪些事件看到“信阳事件”的变形与再现？
可以先看看四个新闻事件。
1、2007年春国家新闻出版署“禁书八本”事件。
2007年1月11日全国图书定货会开幕当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一口气宣布八本说真话的书为禁书，名曰“2006 出版违规书选”，尤其特别坦白：此次禁书的“探花”（第三名）——章诒和的《伶人往事》——之所以要严禁，“是因人废书”，“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言下之意分明说：尽管《伶人往事》是一本“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们去追求真理”的好书，但因为作者章诒和身为大右派章伯钧之女，始终顽固为右派鸣冤，虽说所鸣皆实事求是，但有损圣祖和“中国特色”之声誉，此书必须成为禁区。
这就让人想到，“反右”并未真正结束，还在继续“扩大化”，扩大到大右派章伯钧之女，扩大到今日一切异见知识分子；“禁书八本”与1957年“反右”，1958年“反右倾”，实质一样，皆是禁止百姓说真话，剥夺公民言论自由，制造“红色恐怖”。“禁书八本”皆是真实地纪录历史，其中一部《如焉》（胡发云着），虽然是小说，却是真实而艺术地再现了2003年中国各级官僚禁止人们披露和知情“非典”疫情的悲剧——先是严禁人们自由诉说“非典”疫情，事后又严禁作家纪录这一荒唐历史，这与“信阳事件”先是禁止人们披露和知情“饥荒正在饿死人”，后又禁止作家学者纪录研究真相，“何其相似乃尔”！
2、2007年春季以来的“猪肉疯涨”事件。
2007年5月，一场“猪肉涨价风暴”突然席卷大陆，全国一片“涨声响起来”！——6月4日，上海《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报道：国家发改委上周五发布的价格监测显示，5月全国36个大中城市猪肉价格平均上涨10.5%，每公斤猪肉的平均批发价格已经达到14.5元（6月10日,深圳猪肉零售价达到每公斤50元,比10天前又上涨了20%），较去年同期上涨了40%以上；尤其在北京，整个5月的前23天中猪肉价格连续出现14次密集上涨，均价较去年同期上涨109%。其多米诺骨牌连锁反应极其迅猛，带动了大米、鸡蛋、花生油、蔬菜、奶粉、餐饮、液化石油气、商铺、住宅、家具、建材、钢材、尿素等22种生活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人们惊呼通货膨胀，狼来了！甚至出现民谣——涨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涨价，我遭灾/ 涨声响起来，我心不明白，“和谐社会”是个什么怪？/涨声响起来，我终于明白，平民啊，只有去忍耐！ ……
但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代表，各地官员和御用学者纷纷出来辟谣，极力否定通货膨胀危机到来，吹嘘“猪肉价格很快会降下来”，“猪肉价格已经开始呈现回落趋势”，同时各级宣传部门严控各类媒体，严禁擅自发布相关消息。然而，猪肉等物价从 6月到11月，一路“涨声高歌猛进”，亿万平民生活难以为继，引发众多抢购悲剧——重庆食用油价格上涨，不少超市推出了特价油、套装油，引得市民疯抢，超市不得采取囤积和限购措施，每人限购20斤。新浪网更披露，涨价风使不少地方出现将病死猪肉、不合格猪肉充当合格猪肉出售，销售注水肉、缺斤短两、以次充好等损害消费者权益、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急骤上升，上海等地出现“瘦肉精”中毒事故；11月10日8时20分许，重庆家乐福沙坪坝店推出了一个限时抢购桶装油的活动，由于抢购人众多引发踩踏安全事故，造成4人死亡，30人受伤的涨价抢购悲剧。与此同时，深圳瓶装煤气达到每瓶130元，比去年同期上涨80%；深圳房价更是成倍天价上涨，超越香港，造成大批深圳企业外迁“逃荒”。但政府此时却坚持说物价上涨是“恢复性上涨”，“农民可以受益”， “深圳企业外迁是扩张”……其颠倒黑白、指石为金的指导思想与伎俩，与“信阳事件”时的“谎言大跃进”有过之而无不及。 学者指出，由“猪肉涨价风暴”带动的通货膨胀危机，主要是由于政府压制真话信息所致。
其一，言论自由权削弱导致预测信息系统失灵。“风起于青萍之末”，“猪肉涨价风暴”不可能突然产生，它的风头至少在一年前已有预兆。只是由于近年大陆恣意以“民无声方和谐”，“外松内紧”地实行“钳口术”，违法封杀了许多敢讲真话的媒体和网络，使体制内外的言路空前窄小，导致百姓真话无处说，学者沦为犬儒，官员甘当“喜鹊”，万马齐喑，举国无声。本来农业部、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等许多部门都有对市场信息进行监测的庞大体系，但在“政治上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紧箍咒下，无人敢报有损政绩有碍“和谐”的真数字真信息，报了也被层层压制。
其二，政府系统的“过滤器”至今仍只能放行假话谎言。面对已经出现的灾难，仍然坚持说假话，这是今日中国最大危险。古代专制帝王，在灾难到来之前说假话，但当灾难降临之际，多还能下罪己诏，说一些真情实感。如明代崇祯皇帝的罪己诏，敢于“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多有真情。但今日大陆官僚，见了棺材也不落泪。总理温家宝在调研时，明明听到了陕西兴平市西吴镇散区村村支书马志勇表示，“目前全村生猪存栏量3500多头，恢复到去年的7000多头，需要一年左右时间。”但政府有关部门仍然吹牛，猪肉价格可以马上降下来，猪肉涨价有利于农民提高收入。农业部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甚至说：“其实目前的猪肉价格相对还是在合理范围内的。”[21]如此“睁着眼睛说瞎话”，完全是“信阳事件”遗风。
3、2007年10月以来的“纸老虎”、“周老虎”事件。
2007年10月12日，陕西省林业厅为“喜迎十七大”隆重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绝迹24年的野生华南虎又出现了！证据是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文采村村民周正龙在文采村神州湾拍摄到了71张野生华南虎照片。这一新闻被认为是陕西省用野生华南虎再现铁证了胡总书记的“科学发展观”已取得生态环境和谐的重大成就，是对十七大极其珍贵的祥瑞和献礼。然而，仅仅五天后，10月17日，《南方都市报》和许多媒体都发表整版更正报道《野生华南虎照片遭遇质疑》——许多网友和中外专家皆认为陕西野生华南虎照片有假：71张照片上的野生华南虎皆一个姿势，毫无任何细微变化，像是纸板老虎置入草丛而摄；众多德高望重的动物学家、摄影家、植物学家立足专业常识，纷纷指陈“周老虎”有疑有伪，认定照片中的所谓老虎不过是纸板模型。果然，11月16日，有网友报料，声称周正龙拍摄的虎照竟然“取材”于他家墙上的老虎年画，此一发现为指控“虎照”为造假提供了最关键的原始凭据，经南方都市报记者求证浙江的年画生产商并得到确认。然而，国家有关部门和陕西省政府却一直拒绝对“纸老虎”进行证伪，冷漠应对民间强烈的说真话，要么不予理会，要么顾左右而言他，拒绝以主管之责主持真假鉴定。即使在美国的《科学》杂志刊登“周老虎”照片，配以“平面的猫科动物” 解说对中国“以纸老虎当真老虎”进行讽刺，中国政府仍然无动于衷。有官员甚至说：“盛世出国虎，神虎壮国威”；“照片真假无所谓”。
“纸老虎”何以如此受保护？因为“纸老虎”可以证明野生华南虎回来了，评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推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吸引外资吸引眼光，提高税收和GDP，可以歌颂十六大以来的新党中央“科学发展”恢复了和谐社会生态，为各级官员们的前途增光添彩。不幸今日有了互联网，真话可以“东方不亮西方亮”，冲破封锁毫不留情地让谎言曝晒在阳光下。最终让人看到“纸老虎”后台的总导演，看到“纸老虎”的后台有一只手，不仅能指挥“纸老虎”，还在左右中国的前途命运——这只手就是永远离不开“谎言大跃进”的“党天下”。
4、2007年十七大“和谐大跃进”事件。
2007年10月15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实际是一次发动“和谐大跃进”的大会。从字面上看，“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关爱民生”，与1958年“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一样，没有什么不好，人人都应当接受。但实际上，却是一场带来压制真话，剥夺言论自由的“指石为金大跃进”。
2005年2月19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提出了“稳定即和谐”的新论，后成为十七大的指导思想——胡在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说：“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2007年11月12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在广州宣讲“十七大精神”时，对这段话着了重点解构解读：就我个人的理解，和谐社会的基本性标志，是安定有序。现在说这个社会和谐或者不和谐，是针对该社会稳不稳定而言的，“稳定即和谐”。
奇怪的是，中共越是强调稳定，社会却越是不和谐。于建嵘举例：从1999年到2004年，整个社会治安形势日益严峻。1999年治安案件的受理数3356083，及至2004年，数据已经递增到6647724，正好是翻了一番。另一组关于社会群体性事件逐年递增的数据，同样指向这样一个问题。根据中国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资料，最近十年来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在迅速增加。群体性事件1993年共8709宗，此后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趋势，1999年总数超过32000宗，2003年60000宗，2004年74000宗，2005年87000宗。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的社会冲突中，维权事件为主体，可分为农民维权、工人维权、市民维权、社会纠纷等。
但是，面对如此尖锐的社会冲突，在中国各级政府的公开宣传中，都被掩饰成“一派和谐”，今日中国各地都在自封为“和谐市”、“和谐县”。
这些“和谐大跃进”是如何建成的？于建嵘随即揭露了许多地方政府工作为实现“稳定即和谐”而采取的特别有效措施——
“我的研究结论表明，在许多社会冲突事件特别是社会骚乱事件中，地方政府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迟报、谎报、瞒报、漏报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或者通报、报送、公布虚假信息。结果往往是外界都知道了，而中央却还不知道。
“一个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例子，是基层政府对付上访的所谓‘销号’。我手头有河南某县下发的一个正式文件，规定当地官员可以采取前往北京贿赂国家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让他将已经登记的上访事件销号。文件是这样写的：‘销号是最后一招，目前个别单位对销号不理解，发牢骚，有的向县里反映销号不科学，有的说信访体制不科学，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合理不合理、科学不科学，不是我们在座各位决定的，上级这样考核，我们只能与时俱进，适者生存。’文件还明确说，‘销号只是经济上的付出，如果不销号，那就是我们政治前途的损失。’我当时拿到这个文件的时候目瞪口呆，我可以想象中国基层官员的所有腐败形式，但是绝没有想到地方政府会下文件让他们公开行贿，就是不让中央知道多少人到这里来上访了。这足以暴露出，我们体制的某些方面是出了明显问题的。”
连真实信息都不愿掌握，政府如何执政？“销号”这一压制封锁真话的自主创新，又首创于有“信阳事件”传统的河南，不正是说明“信阳事件”今犹在？联想到河南政府官员前十年为取得政绩，鼓励农民卖血致富而致艾滋病整村整县，泛滥成灾，又千方百计封锁消息，禁止医生研究治疗，结果流布全国，更让人深感“信阳事件”又还乡！
中国社会之所以出现诸多不稳定，主要是因没有宪政而致官员腐败、司法不公等等。如1999年刑事再审改判率（错误率）为24.76%，到了2004年上升到了50.41%了。民事再审改判率也是如此。而法院的已生效的判决特别是行政诉讼决定执行率又在显着下降，从1998年的44.8%下降到2004年的21.1%.。
法律是社会规范的底线。如果这个底线都无法得到有效的坚守，社会岂能稳定和谐？司法何以如此不公？当然是因为“党管司法”的一党专制所致。然而十七大不是正视现实，积极地从根本上解决一党专制问题，反而以掩耳盗铃的鸵鸟方式；回避要害，粉饰太平，光天化日之下谎话连篇。
2007年11月15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奉命发表《中国的政党制度》1.5万字白皮书，向全世界声明：中国是多党合作制度，中共没有搞一党制：“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走过了58年的光辉历程。实践证明，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伟大的创造性和巨大的优越性。”
这真是当面撒谎！中国的民主党派能和中共一样，有自己报纸、电台、电视？中国的民主党派能有自己的经济实体？能与中共争鸣？能批评中共？
每一个中国人和外国人心里都清清楚楚。但中共却要如此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指石为金，莫非自知理亏，无可奈何谎言来？
一份《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如同“亩产万斤粮”的大跃进谎言，代表了“信阳事件”的最新变形！
中国人啊，对执政者不敢奢求，只要求能听到真话，能说出实话。一个知情权和一个表达权，虽然早已写进宪法，今日又写入十七大报告，却从来没有兑现的可能，这是为什么？
面对“信阳事件”五十年不绝，中国人，你何去何从？！
注释：
[1]民间原来一直流传“大跃进非正常死亡三千万人”，据凯迪网“文化散论”2007年11月16日披露最新解密的档案史料《大跃进遗祸秘密档案解封》（作者罗冰），说，大跃进非正常死亡 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其中城市人口六百八十七万三千人。其解密的背景是“今年（2007），中央政治局经两次讨论，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下令解封。但又严禁公开，只准有限的高干接触这些档案。）
全文如下——
大跃进遗祸秘密档案解封
罗冰
今年，中央政治局经两次讨论，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下令解封。但又严禁公开，只准有限的高干接触这些档案。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解封
有关建国以来若干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档案的解封，可谓波折多矣。
今年二月、七月，中央政治局二次讨论，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下达命令解封。但迟至九月中旬才正式执行解封命令，这是因为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虽然收到解封命令，但有诸多清规戒律的限制手续，如规定要专业部门对口，经省委宣传部核准，省政府新闻办、人事部门核准；并规定解封档案材料一律不作新闻、政论、宣传用途；还规定获准审阅解封档案部门、人员要登记备案，还严格限制在厅局级或以上干部，等等。
过往通称“三年自然灾害”的档案资料，县经过整理编辑后，已改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粮食、钢年度实际产量情况》。
以下是摘自该档案的原始资料。
一九五九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五九年四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建议提出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该计划规定：钢产量为一千八百万吨、粮食产量为一万零五百亿斤。同年六月三十日，降低钢计划指标为一千三百万吨。一九六O年一月十二日、四月二日、九月十日，三次统计：一九五九年实际钢产量为一千一百二十二万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O年七月三日，三次统计：一九五九年粮食的实际产量为五千一百三十亿斤。
一九六O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六O年一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会议，确定一九六O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三年和八年设想，规定年度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同年五月，中共中央转批国家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三个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六O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帐的安排报告》，把钢产量提升到两千两百万吨。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七月五日二次统计，一九六O年钢产量为一千三百五十一万吨。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四月、六月二十九日、九月，四次统计，一九六O年粮食实际产量为二千七百三十亿斤。
一九六一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规定年度钢产量为一千八百万吨、粮食实际产量为四千五百亿斤；五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把钢产量调低为一千一百万吨。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统计，一九六一年钢产量为九百三十二万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统计，一九六一年粮食产量为四千二百亿斤。一九六二年三月十日、七月、九月，三次统计，一九六一年粮食实际产量为三千三百亿斤。
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
一九五九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有五百二十二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万八千多人。
一九六O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万多人。
一九六一年，全国各地区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万七千多人。
一九六二，全国各地区有七百五十一万八千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万八千多人。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人口增长率
一九五九年人口增长率为负百分之二点四；一九六O年为负百分之四点七；一九六一年为负百分之五点二；一九六二年为负百分之三点八。
全国十二个县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一百万人以上。
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肃省、贵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七个省，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点五。
[2] 郭维敬、梁惠全编着的《共和国早期的故事》P470，
[3]、[5] 、[7] 、[12] 、[18]、[19]余德鸿《痛忆“信阳事件”全程》（2003年摘要收入《中国农村研究》一书），《共和国早期的故事》P472，P469，P471，P466，P486，P487，
[4] 、[6] 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共和国早期的故事》P466，P458，
[8] 、[13]此处见张树藩《信阳事件—— 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未删节版，下载于 [新观察]网•文库版•大饥荒档案，http://www.xgc2000.com/。《共和国早期的故事》所收的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无此，可能被删节。
[9]可上网搜索题目《建国后毛泽东的57次离京》，文章说：“从1949年至1976年27年间，毛泽东到各地巡视、开会、休息、养病共57次，约2851天，按每年365天计，在外地有近8年的时间。”
[10] 2005年4月13日《河北日报》：《河南信阳查岈山人民公社：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2) ，网上搜索可见。
[11] 鲁嘉宾在《千万不要忘记“信阳事件”》见《共和国早期的故事》P498。
[14] 网上搜索《毛泽东三次到新乡》xx.dahe.cn 时间： 2007-06-12 14:30:23。
[15] 见《共和国早期的故事》P477。
[16] MSN首页 > MySpace社区 > 新闻评论 > 历史发现 >《毛泽东：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
[17] 网上搜索《1959年庐山之夏》，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版。
[20]余德鸿认为民间间推算的饿死人数要比这多近一倍。他在《痛忆“信阳事件”全程》一文中说（《共和国早期的故事》P470）——
“究竟整个信阳地区饿死了多少人？现在已经无法精确统计。但从《信阳地区志》中发现共饿死48.39万人（不包括今驻马店辖区的正阳、确山、新蔡、平舆、汝南、上蔡、驻马店镇、西平、遂平等9个县区），据此推算原信阳地区的死亡人数当在90万人左右。1960年上半年，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的李坚、李振海处长（其中李振海同志后来留信阳任地委副书记）以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逐县进行了调查统计。他们在报告中说是饿死了105万人。对这个数字，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个数字太大，理由是有很多人都是外出觅食去了，并没有饿死，在形势好的时候又回来了；一种说法是这个数字太少（我就是这种人中的一员），理由是在1960年的生产救灾中，粮款是按人头多少发放的，人多则发多，人少则发少，不少大队、生产队为了多领钱粮，不少社员为了多打饭菜，故将死人报成了活人。我岳母赵王氏、我党兄余德敏就是死了很长时间还在领取救济粮款的。在信阳事件中，我虽然职务不高，但我在专署办公室工作（办公室秘书，负责文牍及农村工作等），除经常随专员、副专员们一起下乡外，自己也不断带几个同志一道下去检查农林水利方面的开发部，在1959年内我曾先后向地委、专署写过10余份反映情况的报告（在批斗我时，揭发我共写的16份），所以既了解一些全面情况，也了解不少典型情况。在全区18个县市中，虽然有好有坏，灾情有重有轻，饿死人有多有少，但悬殊是不很大的，没有饿死人的社、队是没有的，没有饿死人的农户比例也不是很大。……记得当时的淮滨约50万人左右，有人说死了18万人，也有人说死了16万人或17万人，占总人口的30%左右。但从我家住的那个防胡公社看，全县的死亡比例还不算大。据原防胡公社党委书记熊仁宽同回忆，当时防胡总人口为5万人左右，共饿死了2.2万人，占总人口的40%多。其中吴砦大队（我家那个大队）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52%。小余庄生产队（我的祖居之地）共12户、75口人，共死亡38人，也超过了半数。我父母及二伯父母、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均相继死去。其中，我二伯父因生前日做有棺材，死后我姐姐找人将其装了进去，因无力抬动，尸体在屋内停放了数月，到1960年春季才被埋进村边的一个粪坑里（无力重新年挖坑）。冯庄大队小李生产队13户死绝了9户，黄岗大队马楼村原400多人，饿死300人左右，杨围孜大队王庄生产队207人，饿死107人，其中死绝了6户。原地委党校副校长李心龙同志在家的6口人，死了4口。总之凡是我了解的村庄，死亡人数差不多占半数左右。由于死人的时间比较集中，数量也比较巨大，而活着的人也大奢阳东倒西歪，少气无力，不能逐个掩埋，一般都是放在拖车上（一种用牛拉着向前滑行的木制农具），用牛将其担到村外停放。死人的高潮时期，也正是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的高潮时期。
[21]网上搜索可见相关新闻。
2007年 11 月9日-18日 于深圳 早叫庐
(毛泽东在“信阳事件”中五大罪责----纪念“信阳反右饿死百万人及人相食”五十周年 全文完博讯
https://blog.boxun.com/hero/2007/zhujianguo/31_7.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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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16 02:3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