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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2 15:5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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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革中的武斗（二）
作者：bwh2006
二、武斗之风为什么能够刮遍全国？
1967年春夏之际，全国许多地区都出现了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之间矛盾激化，以至发生大规模武斗的事件，有些地区的造反派开始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枪支弹药用以武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曾多次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禁止夺枪、开枪，但收效不大，究其原因，就在于当时总的指导思想还是支持造反派在全国的夺权，对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发生的武斗、夺枪等事件，并不予以深究，甚至有时还予以鼓励。 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对河南代表团讲话中说：“我记得好象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作‘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次日，“文攻武卫”的口号在《文汇报》公开发表。[1] 8月10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其中第六条为：“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目前首先在南昌、赣州两地，准备研究实行。革命的群众武装，是协助人民解放军保卫国家财产、维护革命秩序、制止坏人杀害左派群众的强大力量。今后，军分区、人武部，决不准以任何借口把枪支弹药发给或变相发给保守派；各派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资。”[2]这个文件明文规定要给造反派发枪，建立群众武装，同时严禁给保守派发枪。其实，武装左派的问题是毛泽东最先提出来的。据王力回忆：“主席在7月18日晚上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主席还夸奖（武汉）钢工总在水院修筑工事好，还说自己要亲自去看一看。”（《王力反思录》1012页） 8月3日。毛泽东在上海听取杨成武的汇报时，表示同意湖南长沙准备武装1万工人左派的请示，并饶有兴致地介绍了上海准备武装10万工人的做法。他问道：“枪在右派手里好呢？还是左派手里好呢？他还说，正规军的枪夺了不要紧，以后再发嘛！听说47军有个团长的枪被夺走后大哭起来，就说：这是个好团长，右派抢了去哭是对的，左派抢去了就不要哭。”[3] 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对武斗，尤其是造反派搞的武斗，采取的纵容以至鼓励的态度，是武斗之风能够刮遍全国的主要原因。 “文攻武卫”和“武装左派”这两个口号在当时影响极大，对各地造反派争权夺利、大搞武斗是个鼓励，对全国已经非常混乱的局面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毛泽东对待对批斗对象的武斗的态度
很多史料表明，毛泽东对这种武斗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1966年12月，对北京清华大学造反派要揪王光美到学校去批判一事，毛泽东明确表态不同意。1967年7月，毛泽东外出不在北京期间，江青等人指使中南海造反派开了刘少奇的批斗会，毛泽东知道后批评了这种做法。毛泽东当然知道，这种群众性的批斗会开起来，很难保证不发生武斗现象。
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批评造反派说：“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是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4]
同年9月16日，毛泽东在浙江谈到要正确对待干部问题时，又一次对武斗提出批评：“龙潜、阮贤榜（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搞喷气式、抄家、戴高帽子、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 [5]
1972年12月，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写信向毛泽东反映了刘建章受迫害的情况，毛泽东在信上批道：“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表明了他反对审查干部中的刑讯逼供的做法。
但同时还有很多史料表明，毛泽东对武斗的否定并不是一贯的，有的时候他对武斗是放任或纵容的。
7月28日，江青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海淀区中学生代表大会上支持红卫兵造工作组的反，同时也谈到了打人问题，她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以后不打就是了嘛!……人的错误思想打是打不掉的，但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了。’” [6]不管现在对江青这个人的评价如何，我相信她说的这个话应该不是凭空捏造的。
8月2日，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在接见北京铁道学院的师生时，也谈到毛泽东对打人问题的态度。陶鲁笳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主席说过，毛主席说：‘为什么不把我的话全面讲呢？我后面还有一句话，今后不许打人’。今后要宣传打人是犯法的。”尽管毛泽东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后面有一句今后不许打人的话，但只要你说了“好人打坏人，活该”，就必然给人以“打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印象，后面再说多少“今后不要打人”也不会真正有什么约束力了。
8月23日，周恩来审定李富春等拟定的国务院八个口（外交、文教、科学三个口除外）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十条意见稿，题为《关于机关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问题》。这十条意见的主要精神是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提出要保护国家机密；对一部分干部“烧”到一定程度后要注意保护；既要放手让群众敢于革命，又要让群众学会善于革命、善于掌握党的政策等等。周恩来赞同并向毛泽东推荐这个文件。毛泽东于8月28日批示：“此事应当讨论一下。”但他实际上是不同意这个文件的。在8月29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它去搞。他还说：“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7]
1967年9月4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一方面批评把干部“搞得很惨”的做法，一方面又说“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执行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另外是长期脱离群众，现在群众要报复一下，现在搞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又不是向敌人下跪。”毛泽东说得很轻巧，但经历过文革批斗场面的人都知道这个“搞一下”的厉害。
在“破四旧”的高潮中，有一天毛泽东把吴德找去汇报情况。吴德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8]“破四旧”中任意抄家、打人，甚至打死人这些严重违反法制的行为，在毛泽东看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值得大惊小怪，而且认为，对于像一些旧社会的“遗老”这样的人，“动了”“也好”。
8月下旬，北京掀起“破四旧”高潮，在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和各类“坏人”的家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打死人的现象，据统计，1966年8、9月，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9]林彪将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解放军报总编室编）第109号送毛泽东，毛阅毕于8月20日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10]这里，毛泽东明显地表现出他对打人、甚至打死人的现象的容忍以至赞赏的态度。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他说：“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他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运动。提倡文斗，不要武斗。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捉回来，惊惶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11]” 毛泽东的这番话值得注意。他是在北京已经出现了大批的非法暴力行为，死人事件频频发生的情况下讲这番话的。就在毛泽东说完这些的几天以后，北京进入了打死人的高潮，8月底到9月初的几天，是北京文革初期打死人最多的时期，北京市区打死人现象集中在8月最末一周，城区共打死840人。郊区农村打死人现象集中在8月29日至9月1日，共打死684人。[12]
毛泽东对待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的态度
“文革”中全国普遍发生武斗事件，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料想到的。1967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时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13]
毛泽东对武斗问题有他独特的看法。毛泽东认为，武斗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现象，对武斗要作全面分析。他说：“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毛泽东历来不主张急急忙忙解决武斗问题。
清华大学两派武斗，动了刀枪，打死了人，毛泽东并不着急，他对清华大学武斗采取了“四不”政策，即“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他在1968年7月28日的谈话中还说：“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14]
1967年8月4日，上海发生镇压“上柴联司”的大型武斗，毛泽东当时已从武汉来到上海，还亲眼目睹了武斗现场的记录片。毛泽东不仅没有反对，还明显透露出支持和赞赏的态度。
8月4日，毛泽东从上海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提出了武装左派的问题，二是提出了群众专政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此前林彪曾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说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夺枪问题，并且起草了一个制止夺枪的指示。[15]而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他在信中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毛泽东在信中还说到：另一个主要的问题是群众专政，说“北京过去大体上就是这样做的”。[16]毛泽东认为当务之急是“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称“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17] 国内许多有关文革的著作中都强调指出：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代表团时公开提倡“文攻武卫”的口号，次日，“文攻武卫”的口号在《文汇报》公开发表。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江青当时在全国的影响力、号召力确实了得，但真正对全国局势造成根本性影响的还是毛泽东。毛泽东提出的“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两大口号对全国动乱局面的加剧所起到的巨大影响，现在还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甚至还不太为人所知。
全国到处都在抢解放军的枪，抢枪的数目惊人[18]，到处都在用枪炮自相残杀，到处都在流血和牺牲，在这样严重的的局面下，毛泽东为什么还要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呢？
毛泽东是站在造反派的立场上说话的。鉴于全国多数地区的支左部队并不真正支持造反派，尤其是最早介入各地支左工作的各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更是与保守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二月镇反”中，各地驻军大多都参与了镇压造反派的行动。2月9日，毛泽东在《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文件稿上批示：“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19]
5月初，山东省军区向济南军区并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发电报，反映山东省的造反派将斗争锋芒指向了解放军，省军区、军分区、县市武装部参加“三结合”的领导干部几乎都被造反派公开点名，成为打倒的对象。毛泽东对山东省军区的电报颇不以为然，他批示说：“看来山东学生、工人出事地点(就全省说，占少数)，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大都可能有些问题。”意即：不是造反派冲击军队有问题，而是军队自己有问题。5月10日，毛泽东又对刘伯承转来的，署名为“济南军区机关全体革命群众、济南驻军全体支左工作人员”的来信做了批示。来信称“目前济南反对解放军的大风已经刮到十二级了”，毛泽东批道：“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其实不是那样严重”。5月11日，毛泽东看到《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上登载的《济南、山东两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材料，其中讲到济南军区政治部、山东省军区司令部两位干部来信，反映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存在许多缺点错误”，认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已由过去对造反派感情不深发展到目前的公开对立”。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值得一阅”，“同样情况在全军内，在许多人身上都存在，当然不是多数”。5月13日，毛泽东又对济南军区一位支左干部的来信做出批示。这封信认为：济南部队支持的不是左派，而是保守派，支持保守派打垮了革命派，解放军不是左派的后盾，而是成了保守派的后盾。部队与造反派十分对立，这种对立现已公开化，双方支持的群众组织不断游行示威，有时还发生武斗。毛泽东批示：“这位同志反映的问题，是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很值得注意”。并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将此信印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印的《快报》上。[20]从上述毛泽东对山东的四次批示，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对待此类军队与造反派矛盾问题时，倾向性是很鲜明的。
多数地区的激进的造反派与当地驻军的关系都比较紧张，而当两大派群众组织矛盾激化发生武斗时，激进的造反派往往要吃亏。毛泽东在武汉看到驻军支持保守派，造反派力量处于劣势时，就提出要给造反派发枪，把造反派武装起来。江青7月22日讲话支持“文攻武卫”的口号，其实与毛泽东的“武装左派”的提法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的逻辑是：要以真正拥护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为核心，来搞“大联合”、“三结合”，如果造反派在与保守派的斗争中处于劣势，就应该武装左派，帮助造反派打败保守派。左派夺枪，理所应当，谈何“严重”？
什么是毛泽东认为的严重问题呢？7月4日，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的《群众来信摘抄》上登载了江西赴京控告团、江西赣州赴京控告分团的电话汇报，反映赣州武斗情况严重，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要求中央立即派部队前往制止武斗。毛泽东将此件批给林彪、周恩来：“赣州问题严重，涉及整个赣南十多个县，调一个师去，只能管南昌、吉安、宜春、抚州等处，对赣南鞭长莫及。是否可从广州军区调一个师，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将事情办好后仍返广东。此事请先考虑，待面商。”[21]
赣州武斗造反派被打死200多人，毛泽东认为这才是严重的问题，遂紧急调兵遣将，前往增援。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一些省市向造反派发了枪。
7月10日，中共中央对河南省军区党委的检查作了批示，指责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明确指示应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负主要责任。中央决定刘建勋重返河南省主持工作，成立以刘建勋为首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不久，中央决定调原十五军政委王新接替何运洪任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8月12日，河南省革筹小组、省军区召开各军分区及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等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省革筹负责人刘建勋、纪登奎讲话要求军分区、人武部、公安局把枪发给造反派，不允许保守派有枪，并提出“枪换肩”(即由保守派换给造反派)的口号。同时明确提出，当前军分区、人武部由支持保守派转向支持造反派的标志就是：枪发给了造反派。此后，河南全省各地抢夺军队、人武部、公安局枪支弹药的事件接连发生，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不断升级。[22]
8月16日下午，北京航空学院举行“武装北航红旗誓师大会”，宣告成立北航“红旗”武装部队。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等参加了大会。会上宣读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一封信，信中指出：“武装北航红旗是中央决定的”。
8月18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也发了枪。李钟奇等出席了授枪大会。这次给师大井冈山发枪是谢富治亲自批准的。与此同时，北师大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下设民兵师、基干民兵团。“井冈山公社”负责人谭厚兰任军事委员会主任、民兵师政委。
之所以选中北航“红旗”和师大“井冈山”为“武装左派”的典型，因为这两个组织都是在全国有相当影响力的造反派组织，校内基本上是一派掌权。在北京红卫兵中搞的武装左派，主要是象征性的，发的枪支弹药始终并未派上用场。
“武装左派”，给群众组织发枪有相当大的风险：一是谁是左派有时候分不清楚，有的地区几派群众组织争相造反，相互之间又矛盾重重，确认哪个组织是左派成为一道难题；二是左派内部会分裂，拿了枪自己与自己打，例如武汉地区即是如此。所以“武装左派”喊得挺响，实际上真正实行的并不多见。
9月28日，张春桥在接见江苏代表团的讲话中说：“中央决定一定要武装左派，要发枪，但有个条件，等到大联合搞好了，局势稳定了才发枪。”[23]真等“大联合”搞好了，局势稳定了以后，“武装左派”还有必要吗？
另外讲一下中央文革小组对武斗的态度影响。一般来说，中央文革在对待武斗的问题上是态度是紧跟毛泽东的，即并不把武斗当成什么大问题，对待造反派搞武斗和保守派搞武斗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了支持造反派夺权，对他们在夺权过程中的一些武斗并不过多责怪，而对保守派搞武斗则会大加训斥。
1967年8月4日，戚本禹接见湖南“工联”派代表时，说到“工联”的确有打砸抢，有些作法不对，作得过分时，“工联”派代表极力为自己辩解，说：“打砸抢我们从来没搞过一次。”“有些材料不真实”。戚本禹说：“你说一次打砸抢也没有，我才不信。真的一件打砸抢没有，那就不是革命派，是非常温和的非常稳重的中间派。当然我不是鼓励打砸抢啊！”这说明，中央文革的这些人都知道造反派搞打砸抢，但并不把它当成很严重的问题。这和毛泽东对待武斗的态度是一致的。
在文革中，林彪基本上从不主动提出什么问题，实行“毛支持我支持，毛画圈我画圈”的办法。从各种迹象分析，林彪是反对武斗的。1966年8月29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上讲话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林彪接着说了一句：“全部形势很好，就是要去掉一个打人。不打人，就什么都好了。”1966年“破四旧”时他将反映有关“破四旧”中问题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送毛泽东，1967年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将武斗中的夺枪问题列为当时最严重的问题，都说明了他对武斗的态度。据其秘书说，有一次，当林彪听到武斗频繁的消息时，说：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喽！
周恩来是一贯反对武斗的，他在各种场合无数遍地重申“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但在政治上，周恩来还是要和毛泽东保持一致的。在对待文革中的造反派和保守派问题上，周恩来基本上也做到了在总体上站在造反派一边，反对保守派，对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发生武斗的，坚决支持造反派，批评和斥责保守派。
叶剑英元帅曾经对文革中不讲政策的错误行为做过很严厉的批评，但他在对待武斗问题上有些观点和毛泽东也很接近。
9月25日，叶剑英在接见北京13个艺术院校、艺术团体部分师生代表时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搞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的，谁也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24]叶的最后一句话：“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代表了许多老干部的看法，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成为被社会认同的主流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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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齐彬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2]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532-534页。
[3] 刘松茂：《毛泽东“文革”中对待武斗的态度》，《老年人》2004年第12期。
[4] 《毛泽东传》第1474页。
[5] 《毛泽东传》第1504页。
[6] 江青对北京市海淀区中学生的讲话(1966年7月28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112。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440。
[8] 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第27页。
[9] 北京市区打死人现象集中在8月最末一周，城区共打死840人。郊区农村打死人现象集中在8月29日至9月1日，共打死684人[卜伟华按:此数字估计要大大小于实际情况。现已知：昌平打死327人，大兴打死324人，房山崇各庄乡小马村一个晚上就打死所谓“黑五类”十几个，此三项相加即为660多人，还有门头沟、通县、密云、延庆、怀柔、顺义、平谷等7个县的数字尚未计算，这7个县的数字至少应有数百人。]。8、9月间，北京市被打死的人数共计1772人。（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北京出版社，2001，第224页）
[10] 《毛传》，第1438页。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上，第151-152页。
[12]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北京出版社，2001，第224页。
[13] 《毛泽东传》，第1472页。
[14] 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1968年7月28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5] 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林彪的信中说：“当前的问题仍然是两派对立，武斗升级；特别是抢夺部队枪支的事，已在南方五省发生，且有蔓延之势，急需设法制止。”见《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第130页。
[16] 《王力反思录》（下），第1012-1013页。
[17] 周恩来对毛泽东致江青信所作的摘记、手稿，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32页。
[18] 据统计，到1967年8月19日止，全国共发生了1175起抢夺部队的武器、弹药的事件，共抢夺各种枪约32000支，子弹600多万发。而到1969年9月的统计数字是：全国共收缴各种枪200多万支，各种炮1万多门，手榴弹270多万枚。邓礼峰：《“三支两军”述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8卷第6期。
[1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221页。
[2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328-329,336-337,338-339,343-344页。
[2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370。
[22] 中共河南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河南党史大事记》下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页193。
[23] 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9月28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4] 叶剑英戚本禹谢镗忠接见艺术院校团体部分师生代表时的讲话(1966年9月25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二、武斗之风为什么能够刮遍全国？
1967年春夏之际，全国许多地区都出现了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之间矛盾激化，以至发生大规模武斗的事件，有些地区的造反派开始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枪支弹药用以武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曾多次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禁止夺枪、开枪，但收效不大，究其原因，就在于当时总的指导思想还是支持造反派在全国的夺权，对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发生的武斗、夺枪等事件，并不予以深究，甚至有时还予以鼓励。 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对河南代表团讲话中说：“我记得好象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作‘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次日，“文攻武卫”的口号在《文汇报》公开发表。[1] 8月10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其中第六条为：“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目前首先在南昌、赣州两地，准备研究实行。革命的群众武装，是协助人民解放军保卫国家财产、维护革命秩序、制止坏人杀害左派群众的强大力量。今后，军分区、人武部，决不准以任何借口把枪支弹药发给或变相发给保守派；各派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资。”[2]这个文件明文规定要给造反派发枪，建立群众武装，同时严禁给保守派发枪。其实，武装左派的问题是毛泽东最先提出来的。据王力回忆：“主席在7月18日晚上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主席还夸奖（武汉）钢工总在水院修筑工事好，还说自己要亲自去看一看。”（《王力反思录》1012页） 8月3日。毛泽东在上海听取杨成武的汇报时，表示同意湖南长沙准备武装1万工人左派的请示，并饶有兴致地介绍了上海准备武装10万工人的做法。他问道：“枪在右派手里好呢？还是左派手里好呢？他还说，正规军的枪夺了不要紧，以后再发嘛！听说47军有个团长的枪被夺走后大哭起来，就说：这是个好团长，右派抢了去哭是对的，左派抢去了就不要哭。”[3] 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对武斗，尤其是造反派搞的武斗，采取的纵容以至鼓励的态度，是武斗之风能够刮遍全国的主要原因。 “文攻武卫”和“武装左派”这两个口号在当时影响极大，对各地造反派争权夺利、大搞武斗是个鼓励，对全国已经非常混乱的局面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毛泽东对待对批斗对象的武斗的态度
很多史料表明，毛泽东对这种武斗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1966年12月，对北京清华大学造反派要揪王光美到学校去批判一事，毛泽东明确表态不同意。1967年7月，毛泽东外出不在北京期间，江青等人指使中南海造反派开了刘少奇的批斗会，毛泽东知道后批评了这种做法。毛泽东当然知道，这种群众性的批斗会开起来，很难保证不发生武斗现象。
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批评造反派说：“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是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4]
同年9月16日，毛泽东在浙江谈到要正确对待干部问题时，又一次对武斗提出批评：“龙潜、阮贤榜（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搞喷气式、抄家、戴高帽子、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 [5]
1972年12月，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写信向毛泽东反映了刘建章受迫害的情况，毛泽东在信上批道：“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表明了他反对审查干部中的刑讯逼供的做法。
但同时还有很多史料表明，毛泽东对武斗的否定并不是一贯的，有的时候他对武斗是放任或纵容的。
7月28日，江青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海淀区中学生代表大会上支持红卫兵造工作组的反，同时也谈到了打人问题，她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以后不打就是了嘛!……人的错误思想打是打不掉的，但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了。’” [6]不管现在对江青这个人的评价如何，我相信她说的这个话应该不是凭空捏造的。
8月2日，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在接见北京铁道学院的师生时，也谈到毛泽东对打人问题的态度。陶鲁笳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主席说过，毛主席说：‘为什么不把我的话全面讲呢？我后面还有一句话，今后不许打人’。今后要宣传打人是犯法的。”尽管毛泽东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后面有一句今后不许打人的话，但只要你说了“好人打坏人，活该”，就必然给人以“打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印象，后面再说多少“今后不要打人”也不会真正有什么约束力了。
8月23日，周恩来审定李富春等拟定的国务院八个口（外交、文教、科学三个口除外）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十条意见稿，题为《关于机关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问题》。这十条意见的主要精神是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提出要保护国家机密；对一部分干部“烧”到一定程度后要注意保护；既要放手让群众敢于革命，又要让群众学会善于革命、善于掌握党的政策等等。周恩来赞同并向毛泽东推荐这个文件。毛泽东于8月28日批示：“此事应当讨论一下。”但他实际上是不同意这个文件的。在8月29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它去搞。他还说：“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7]
1967年9月4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一方面批评把干部“搞得很惨”的做法，一方面又说“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执行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另外是长期脱离群众，现在群众要报复一下，现在搞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又不是向敌人下跪。”毛泽东说得很轻巧，但经历过文革批斗场面的人都知道这个“搞一下”的厉害。
在“破四旧”的高潮中，有一天毛泽东把吴德找去汇报情况。吴德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8]“破四旧”中任意抄家、打人，甚至打死人这些严重违反法制的行为，在毛泽东看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值得大惊小怪，而且认为，对于像一些旧社会的“遗老”这样的人，“动了”“也好”。
8月下旬，北京掀起“破四旧”高潮，在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和各类“坏人”的家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打死人的现象，据统计，1966年8、9月，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9]林彪将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解放军报总编室编）第109号送毛泽东，毛阅毕于8月20日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10]这里，毛泽东明显地表现出他对打人、甚至打死人的现象的容忍以至赞赏的态度。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他说：“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他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运动。提倡文斗，不要武斗。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捉回来，惊惶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11]” 毛泽东的这番话值得注意。他是在北京已经出现了大批的非法暴力行为，死人事件频频发生的情况下讲这番话的。就在毛泽东说完这些的几天以后，北京进入了打死人的高潮，8月底到9月初的几天，是北京文革初期打死人最多的时期，北京市区打死人现象集中在8月最末一周，城区共打死840人。郊区农村打死人现象集中在8月29日至9月1日，共打死684人。[12]
毛泽东对待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的态度
“文革”中全国普遍发生武斗事件，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料想到的。1967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时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13]
毛泽东对武斗问题有他独特的看法。毛泽东认为，武斗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现象，对武斗要作全面分析。他说：“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毛泽东历来不主张急急忙忙解决武斗问题。
清华大学两派武斗，动了刀枪，打死了人，毛泽东并不着急，他对清华大学武斗采取了“四不”政策，即“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他在1968年7月28日的谈话中还说：“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14]
1967年8月4日，上海发生镇压“上柴联司”的大型武斗，毛泽东当时已从武汉来到上海，还亲眼目睹了武斗现场的记录片。毛泽东不仅没有反对，还明显透露出支持和赞赏的态度。
8月4日，毛泽东从上海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提出了武装左派的问题，二是提出了群众专政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此前林彪曾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说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夺枪问题，并且起草了一个制止夺枪的指示。[15]而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他在信中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毛泽东在信中还说到：另一个主要的问题是群众专政，说“北京过去大体上就是这样做的”。[16]毛泽东认为当务之急是“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称“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17] 国内许多有关文革的著作中都强调指出：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代表团时公开提倡“文攻武卫”的口号，次日，“文攻武卫”的口号在《文汇报》公开发表。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江青当时在全国的影响力、号召力确实了得，但真正对全国局势造成根本性影响的还是毛泽东。毛泽东提出的“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两大口号对全国动乱局面的加剧所起到的巨大影响，现在还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甚至还不太为人所知。
全国到处都在抢解放军的枪，抢枪的数目惊人[18]，到处都在用枪炮自相残杀，到处都在流血和牺牲，在这样严重的的局面下，毛泽东为什么还要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呢？
毛泽东是站在造反派的立场上说话的。鉴于全国多数地区的支左部队并不真正支持造反派，尤其是最早介入各地支左工作的各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更是与保守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二月镇反”中，各地驻军大多都参与了镇压造反派的行动。2月9日，毛泽东在《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文件稿上批示：“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19]
5月初，山东省军区向济南军区并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发电报，反映山东省的造反派将斗争锋芒指向了解放军，省军区、军分区、县市武装部参加“三结合”的领导干部几乎都被造反派公开点名，成为打倒的对象。毛泽东对山东省军区的电报颇不以为然，他批示说：“看来山东学生、工人出事地点(就全省说，占少数)，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大都可能有些问题。”意即：不是造反派冲击军队有问题，而是军队自己有问题。5月10日，毛泽东又对刘伯承转来的，署名为“济南军区机关全体革命群众、济南驻军全体支左工作人员”的来信做了批示。来信称“目前济南反对解放军的大风已经刮到十二级了”，毛泽东批道：“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其实不是那样严重”。5月11日，毛泽东看到《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上登载的《济南、山东两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材料，其中讲到济南军区政治部、山东省军区司令部两位干部来信，反映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存在许多缺点错误”，认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已由过去对造反派感情不深发展到目前的公开对立”。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值得一阅”，“同样情况在全军内，在许多人身上都存在，当然不是多数”。5月13日，毛泽东又对济南军区一位支左干部的来信做出批示。这封信认为：济南部队支持的不是左派，而是保守派，支持保守派打垮了革命派，解放军不是左派的后盾，而是成了保守派的后盾。部队与造反派十分对立，这种对立现已公开化，双方支持的群众组织不断游行示威，有时还发生武斗。毛泽东批示：“这位同志反映的问题，是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很值得注意”。并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将此信印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印的《快报》上。[20]从上述毛泽东对山东的四次批示，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对待此类军队与造反派矛盾问题时，倾向性是很鲜明的。
多数地区的激进的造反派与当地驻军的关系都比较紧张，而当两大派群众组织矛盾激化发生武斗时，激进的造反派往往要吃亏。毛泽东在武汉看到驻军支持保守派，造反派力量处于劣势时，就提出要给造反派发枪，把造反派武装起来。江青7月22日讲话支持“文攻武卫”的口号，其实与毛泽东的“武装左派”的提法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的逻辑是：要以真正拥护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为核心，来搞“大联合”、“三结合”，如果造反派在与保守派的斗争中处于劣势，就应该武装左派，帮助造反派打败保守派。左派夺枪，理所应当，谈何“严重”？
什么是毛泽东认为的严重问题呢？7月4日，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的《群众来信摘抄》上登载了江西赴京控告团、江西赣州赴京控告分团的电话汇报，反映赣州武斗情况严重，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要求中央立即派部队前往制止武斗。毛泽东将此件批给林彪、周恩来：“赣州问题严重，涉及整个赣南十多个县，调一个师去，只能管南昌、吉安、宜春、抚州等处，对赣南鞭长莫及。是否可从广州军区调一个师，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将事情办好后仍返广东。此事请先考虑，待面商。”[21]
赣州武斗造反派被打死200多人，毛泽东认为这才是严重的问题，遂紧急调兵遣将，前往增援。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一些省市向造反派发了枪。
7月10日，中共中央对河南省军区党委的检查作了批示，指责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明确指示应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负主要责任。中央决定刘建勋重返河南省主持工作，成立以刘建勋为首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不久，中央决定调原十五军政委王新接替何运洪任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8月12日，河南省革筹小组、省军区召开各军分区及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等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省革筹负责人刘建勋、纪登奎讲话要求军分区、人武部、公安局把枪发给造反派，不允许保守派有枪，并提出“枪换肩”(即由保守派换给造反派)的口号。同时明确提出，当前军分区、人武部由支持保守派转向支持造反派的标志就是：枪发给了造反派。此后，河南全省各地抢夺军队、人武部、公安局枪支弹药的事件接连发生，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不断升级。[22]
8月16日下午，北京航空学院举行“武装北航红旗誓师大会”，宣告成立北航“红旗”武装部队。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等参加了大会。会上宣读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一封信，信中指出：“武装北航红旗是中央决定的”。
8月18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也发了枪。李钟奇等出席了授枪大会。这次给师大井冈山发枪是谢富治亲自批准的。与此同时，北师大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下设民兵师、基干民兵团。“井冈山公社”负责人谭厚兰任军事委员会主任、民兵师政委。
之所以选中北航“红旗”和师大“井冈山”为“武装左派”的典型，因为这两个组织都是在全国有相当影响力的造反派组织，校内基本上是一派掌权。在北京红卫兵中搞的武装左派，主要是象征性的，发的枪支弹药始终并未派上用场。
“武装左派”，给群众组织发枪有相当大的风险：一是谁是左派有时候分不清楚，有的地区几派群众组织争相造反，相互之间又矛盾重重，确认哪个组织是左派成为一道难题；二是左派内部会分裂，拿了枪自己与自己打，例如武汉地区即是如此。所以“武装左派”喊得挺响，实际上真正实行的并不多见。
9月28日，张春桥在接见江苏代表团的讲话中说：“中央决定一定要武装左派，要发枪，但有个条件，等到大联合搞好了，局势稳定了才发枪。”[23]真等“大联合”搞好了，局势稳定了以后，“武装左派”还有必要吗？
另外讲一下中央文革小组对武斗的态度影响。一般来说，中央文革在对待武斗的问题上是态度是紧跟毛泽东的，即并不把武斗当成什么大问题，对待造反派搞武斗和保守派搞武斗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了支持造反派夺权，对他们在夺权过程中的一些武斗并不过多责怪，而对保守派搞武斗则会大加训斥。
1967年8月4日，戚本禹接见湖南“工联”派代表时，说到“工联”的确有打砸抢，有些作法不对，作得过分时，“工联”派代表极力为自己辩解，说：“打砸抢我们从来没搞过一次。”“有些材料不真实”。戚本禹说：“你说一次打砸抢也没有，我才不信。真的一件打砸抢没有，那就不是革命派，是非常温和的非常稳重的中间派。当然我不是鼓励打砸抢啊！”这说明，中央文革的这些人都知道造反派搞打砸抢，但并不把它当成很严重的问题。这和毛泽东对待武斗的态度是一致的。
在文革中，林彪基本上从不主动提出什么问题，实行“毛支持我支持，毛画圈我画圈”的办法。从各种迹象分析，林彪是反对武斗的。1966年8月29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上讲话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林彪接着说了一句：“全部形势很好，就是要去掉一个打人。不打人，就什么都好了。”1966年“破四旧”时他将反映有关“破四旧”中问题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送毛泽东，1967年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将武斗中的夺枪问题列为当时最严重的问题，都说明了他对武斗的态度。据其秘书说，有一次，当林彪听到武斗频繁的消息时，说：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喽！
周恩来是一贯反对武斗的，他在各种场合无数遍地重申“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但在政治上，周恩来还是要和毛泽东保持一致的。在对待文革中的造反派和保守派问题上，周恩来基本上也做到了在总体上站在造反派一边，反对保守派，对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发生武斗的，坚决支持造反派，批评和斥责保守派。
叶剑英元帅曾经对文革中不讲政策的错误行为做过很严厉的批评，但他在对待武斗问题上有些观点和毛泽东也很接近。
9月25日，叶剑英在接见北京13个艺术院校、艺术团体部分师生代表时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搞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的，谁也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24]叶的最后一句话：“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代表了许多老干部的看法，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成为被社会认同的主流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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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齐彬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2]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532-534页。
[3] 刘松茂：《毛泽东“文革”中对待武斗的态度》，《老年人》2004年第12期。
[4] 《毛泽东传》第1474页。
[5] 《毛泽东传》第1504页。
[6] 江青对北京市海淀区中学生的讲话(1966年7月28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112。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440。
[8] 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第27页。
[9] 北京市区打死人现象集中在8月最末一周，城区共打死840人。郊区农村打死人现象集中在8月29日至9月1日，共打死684人[卜伟华按:此数字估计要大大小于实际情况。现已知：昌平打死327人，大兴打死324人，房山崇各庄乡小马村一个晚上就打死所谓“黑五类”十几个，此三项相加即为660多人，还有门头沟、通县、密云、延庆、怀柔、顺义、平谷等7个县的数字尚未计算，这7个县的数字至少应有数百人。]。8、9月间，北京市被打死的人数共计1772人。（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北京出版社，2001，第224页）
[10] 《毛传》，第1438页。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上，第151-152页。
[12]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北京出版社，2001，第224页。
[13] 《毛泽东传》，第1472页。
[14] 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1968年7月28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5] 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林彪的信中说：“当前的问题仍然是两派对立，武斗升级；特别是抢夺部队枪支的事，已在南方五省发生，且有蔓延之势，急需设法制止。”见《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第130页。
[16] 《王力反思录》（下），第1012-1013页。
[17] 周恩来对毛泽东致江青信所作的摘记、手稿，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32页。
[18] 据统计，到1967年8月19日止，全国共发生了1175起抢夺部队的武器、弹药的事件，共抢夺各种枪约32000支，子弹600多万发。而到1969年9月的统计数字是：全国共收缴各种枪200多万支，各种炮1万多门，手榴弹270多万枚。邓礼峰：《“三支两军”述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8卷第6期。
[1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221页。
[2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328-329,336-337,338-339,343-344页。
[2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370。
[22] 中共河南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河南党史大事记》下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页193。
[23] 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9月28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4] 叶剑英戚本禹谢镗忠接见艺术院校团体部分师生代表时的讲话(1966年9月25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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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2 15:5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