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朱健国两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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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更：访朱健国



  警惕“朋友的新衣”
  ——答李更十诘
   朱健国
  
  李更曾以《李更如是说》一书荣获“酷评家”殊荣。近年在《珠海特区报》“海天”副刊主持一个“奇人访谈”专栏，其访问方式是笔谈——李更因人制宜写下十个问题，受访者逐题笔答。已有张鸣、傅国涌等人入其圈套。
  2008年1月上旬，李更将我也列入其猎奇目标，发来“十诘朱健国”。面对其居心险恶的“十诘”，我想起其父李建纲（前湖北省作协副主席）的小说名作《牌》——说一个老劳模终生住在一间破屋里面，除了四壁都糊着历年的劳模奖状，穷斯滥也。然而领导总要在每年生产困难的时候发动他带头加班大干社会主义，年终常常是别人搬新居升新官，他仍在破屋里贴新奖状。人们笑称他是领导手中一张牌，平时忘记，“娱乐”时才会想起。想不到李更将乃父阴毒挑拨的小说技巧演变为文学酷评，我本当敬而远之，但想到曾国藩曾教导李鸿章，即使是与夷人打交道，也还是本着一个“诚恳”二字可以最终“无技巧胜于有技巧”，遂直言我《警惕“朋友的新衣”》之人生策略。
  其问答如下。
  
   通过直言“朋友的新衣”揭露“皇帝的新衣”
  
  李更（1）：对提问者进行提问是个困难的事，尤其是面对你这个高明的提问者，任何问题都可能显得幼稚，我算是个了解你的人，但是越了解越不好提出问题，谁都知道朱健国是个麻烦的人，这个麻烦可以从两个方面讲，不怕遇到麻烦；喜欢找麻烦。能够麻烦别人，就尽量麻烦别人；能够麻烦自己，就尽量麻烦自己。因为你的复杂，反而不知应该提哪些问题，作为一个单纯的采访者，我想的就是在采访中解释麻烦，以便解决麻烦，同时自己要避免麻烦。不知道健国兄怎么看待自己？
  
  朱健国：借用孟子的话，你是“善哉问也”，说得通俗而精辟，礼貌而诡秘，我确乎一个极“麻烦的人”，非常挑剔。既麻烦自己，也麻烦别人，既麻烦权势者，也麻烦弱势者，既麻烦陌生人，也麻烦朋友。我有一句格言：将每一个朋友得罪（批评）一次。其理论依据在于，既然每个人都必然有缺点，为什么不能对每一人都童言无忌？其历史借鉴在于鲁迅先生。鲁迅是得罪朋友的的大师，胡适、林语堂、刘半农都曾是他的好朋友，鲁迅却能毫无顾虑地尖锐批评他们。我觉得这是鲁迅最可贵的地方。说实在话，得罪朋友比批评权势者更需要胆识与学识。政界的病根往往在文化界，因此文化界朋友互当诤友，是一种净化政界的“防患于未然”。监督社会应该从监督朋友开始。“朋友的新衣”比“皇帝的新衣”更难说。当今中国，更缺少对“朋友的新衣”的警惕，许多人是宁可看着朋友祼游也不愿提醒其不仅仅并未穿新衣，而且是一丝不挂，惨遭了骗子的欺诈。
  所以，我愿意做一个通过直言“朋友的新衣”揭露“皇帝的新衣”的“阳光小孩”。我想，如若每个人都能提醒朋友，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正气浩然。当然，这种监督并非包括朋友的隐私与生活，而限于与公众利益相关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大事。
  我之所以如此“麻烦”，因为我对自己的人生定位是： “伪现代化”研究发起者、“共生主义”探索者、杂文作家。前面两个脸谱是近十年得到的，“杂文家”的帽子有20年了。一般来说，“杂文家”都是要得罪人的，但“新基调杂文家”只得罪庙堂的敌人，“公民写作杂文家”只按政府解释的宪法批评错误者，而政府解释的宪法并不等同宪政，袁世凯的宪法和美国宪法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鲁迅风杂文则有些“为在野党讳”。我是以研究“伪现代化”和“共生主义”为基础的“杂文作家”，“伪现代化”是一种言行背道而驰的谎言社会，“共生主义”反对任何名义的暴力，主张没有敌人，只有病人，一切违反宇宙共生规律的现象皆在批判之列。因此，我这个“杂文家”与传统的诸多“杂文家”不一样，我的批判范围要更大更广，我要通过批评一切反共生的问题而促进人类共生，万物共生。可以说，没有人不在我的批评视野之内，包括我自己。我是一个“四面树敌”（其实是四面悬壶济世）的人。
  近十年我的经典麻烦有“四大笔仗”：1997年“质疑余秋雨”（批评余秋雨谀颂深圳乃中国文化的桥头堡），1998年“质疑何清涟”（批评何清涟只许自己批评别人却压制学者对其批评），2005年“质疑鄢烈山”（批评鄢烈山的杂文倡导以“焦大之骂”为“公民写作”），2006年“状告收获”（批评《收获》杂志在巴金去世一个月后还刊登虚假广告说巴金还在主编《收获》）。这“四大笔仗”的对象，有两个曾经是朋友。
  
   力图纪录“伪现代化学案”
  
  李（2）：我想，还是来谈谈你的访谈吧，从1996年开始，你把自己的文字重心很大程度上放到了访问各种各样文化、政要名人上，你是想代人立言呢？还是通过别人的嘴巴说自己的思想？
  
  朱：我向来主张“六经注我”，“借他人酒杯浇自身块垒”，我手写我心。
  1995年我在任职《中华读书报》深圳记者站站长时，开始了写作转向：从原来写杂文为主，转向写人物访谈为主。十多年来大约采访了三百多人，采访对象以文化界为主，施蛰存、王元化、蔡尚思、王蒙、祖慰、方方、池莉等著名学者、作家，兼及政界改革者、商界争议人物和底层草根代表人物，如李锐、任仲夷、袁庚、牟其中、史铁柱、杨剑昌、安子等。由于我有采访后再沉淀一段时间再被动局面出来的习惯，约有三分之一的采访至今还未能写成文稿或定稿。
  我做人物访谈，实际上是为我的“伪现代化”研究做做系列调查和个案研究。就像黄宗羲通过做《明儒学案》——对明代学人学术历程一个一个的梳理概括评述，根据“一本而万殊”的学术史观，对明代理学思想的发展历史做了总结。我则是通过人物当面采访加上事后资料搜集，力图纪录“伪现代化学案”，展示“伪现代化”大潮中各种文化政治商业人士的沦陷与挣扎，借此呼吁共生哲学。
  
   我做人物访谈有6项原则
  
  李（3）：反正我是在对受访者有好感时才去采访对方的，当然，首先是要对受访者有极大兴趣时才能有问题想问。帮助别人扩散影响，其实就是一个普通采访者的基本想法，既然这样，那么肯定是要以受访者完事以后感到高兴为前提的，可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采访者，为什么？
  
  朱：多数情况下，我也是在对受访者有好感时才去采访，但也有不少是因为采访对象具有独特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虽然并不赞同其言行，我也仍然以极大兴趣去采访。比如1998年底我采访牟其中，并非因为喜欢他，但是对其独特理念与实践深感兴趣，觉得是一个伪现代化的难得标本。
  这样你就可明白，何以我的人物访谈，不能像大陆有些记者学人的人物访谈风平浪静？这与我独特的人物访谈理念有关，我做人物访谈有6项原则——
  
  1、 访谈的目的不是为了美化、颂扬、讨好受访人，而是为了探求历史真相、追求人间真理，因此，访谈稿是在对历史负责的前提下尊重受访人，如遇与对历史负责有冲突之处，将不以受访人及其追随者满意为准，访谈稿将竭力为存历史真相而保留不利于受访人和采访者的原始材料。（这一原则深受袁庚等智者的赞同，但遇到一些以为采访者必以受访人之是非为是非的人，就难免发生争执。）
  
  2、 为了切实“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凡访谈必公开录音、照相，甚至录像，据此整理出访谈稿，尽力原汁原味地保持受访人的回忆情节及语言风格。我深信再好的记忆力，也顶不上录音机，包括受访人，事后也须以现场录音为准，而不能以受访人自居而随意否定现场录音——受访人可以事后改变意见，但不能否认曾有的现场录音之真实性。
  
  3、 依据国际新闻采访惯例，“新闻采访稿无须经受访人审阅，文责自负”，对于受访人没有要求事后须审阅的访谈稿，或本人没有承诺送受访人审查的访谈稿，一般不给受访人审读。经验证明，访谈稿送受访人审订，虽可以避免极个别的词语误听误会，或进一步扩展意见之便，但却可能使受访人删除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真相和深刻而敏感的思想闪光。因为再伟大的人在接受采访时，也总有一种趋利避讳美化自己宣扬自己的潜意识，这一“自我保护”在访谈时会因情绪高涨有所放松，情不自禁流露出许多常态下掩饰的真情和潜意识，而到审稿时，则在高度“理性”下加倍强化“自我保护”，不惜删改一些真相真情真思想。如据日本学者增田涉回忆，鲁迅晚年曾对他多次说过，“他（鲁迅）在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上级命令他去暗杀某要人，临走时，他想，自己大概将被捕或被杀吧，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亲怎样生活呢，他想明确知道这点，便向上级提出了，结果是说，那样地记挂着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还是不要去吧。”然而，当增田涉把这段话写入《鲁迅传》并请鲁迅审定时，鲁迅把它删除了。所以，访谈稿以不送受访人审查为上策，除非一些开明者承诺，采访者对受访人删节的真话有权再恢复。当然，这亟需让读者明白，访谈稿只是受访人的“思想时点数”，只代表受访人在访谈时的思想，并不能说是受访人始终如一的思想。
  
  4、 我的人物访谈一律是对话互动，不是只纪录受访人一人之说的“单口历史”（因此与纯粹的“口述历史”采访规则有所不同）。虽然访谈稿中多是受访人主讲，但主导访谈的是采访者——不同的采访者访问同一个受访人，因访谈目标不同、问题不同、倾向不同而会得到不同的访谈稿——所以，访谈稿具有采访者深刻的个性，其版权完全属于采访者——受访人接受采访者的采访，就是将自己的谈话授权给采访者传播。须知，没有经过录音或文字纪录的谈话，是没有版权的。
  
  5、 因访谈稿版权完全属于采访者，特殊情况下（如因时间紧张采访者在现场将时间让与受访人多说话），采访者有权在事后整理文字时，对自己的某些“缩写对话”酌情作一些不改变意思、语气和语境的精确恢复或延伸，以便让受访人的话语得到更清晰的解读或注释。
  
  6、 除特殊情况，我的访谈稿一般不及时公布，多在数年后选择一个适当时机传播。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有充足的时间反复核对原始资料，查证相关背景；二是“好钢用在刀刃上”，让对历史负责的访谈稿在最具影响力的时机“以一当十”；同时也可在时间检验中淘汰一些历史价值不大的访谈稿。所以，我至今仍有许多已有十来年历史的访谈稿未发表，如关于蔡尚思先生的三十万字长篇访谈。
  
  以上六条“人物访谈原则”，并非随心所欲而定，而是依据法拉奇、唐德刚和国际文化界关于人物访谈及人物传记的写作通例而形成。特别是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和亲密五十年的女友波伏娃相互争议采访者文章的故事，更令我坚信自己的人物访谈原则——萨特晚年时，其秘书本尼•列维（学生运动领袖）将与他的对话写成人物访谈《今天的希望》，萨特和波伏娃的朋友纷纷试图阻止该文发表，因为其中真实地透露，萨特对自己的哲学令人心碎的自我批评。作者坚持将文章面世后，波伏娃愤怒地哭泣，四处指责本尼•列维是在利用萨特老年的思维衰退进行欺骗。反过来，波伏娃在萨特死后出版了《告别仪式》一书，讲述她的“灵魂伴侣”萨特身体上的衰弱，但遭到萨特的晚年情人阿莱特的刺骨批评，说萨特曾批评波伏娃回忆萨特的文章是“像对待一个死人那样，对待一个不方便自我表达的人”。由此可见，真实的人物访谈常常会因敏感问题引起包括受访者在内的不满。
  
   最能评判我的人物访谈的，只有历史
  
  李（4）：你的采访，影响越来越大，正面的影响自然是越大越好，负面的呢？对你的访谈，反映是两个极端，赞扬者说超好，诋毁者说恶毒，甚至有被采访者觉得很生气，后果当然很严重了。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哪壶不开提哪壶？如果有记者对你也这样，你会高兴吗？
  
  朱：我在写人物访谈时，追求的不是影响，不是外界的评价，而是自己的快乐。选择采访对象都是自己有兴趣的人，所以我在写作中得到极大的快乐。外界的赞扬和诋毁，包括受访者的评价，对我都影响不大。我从来不认为真理的标准都在受访者那里。由于“伪现代化”研究是我发起独创，“共生主义”理论研究虽然有几个人在做，但真正密切联系实际研究“共生问题”，我是第一个探索者，所以我认为最能评判我的人物访谈的，只有历史。它的真正价值，要等到几十年后才能为大众所接受。
  我的一些人物访谈只所以有些影响力，可能因为所选人物多与历史重大事件相关，我又比较善于挖掘受访者不太愿说的一些敏感问题。如采访任仲夷时，我挖出了他开始不想说的与华国锋、陈云的矛盾。但后来他还是称赞了我。能够让受访者说出只对你一人说的话，这是一种采访技巧。
  至于有人对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会像任仲夷老人一样，始而遮掩，继而赞扬。
  
   赞扬者和认可者居多
  
  李（5）：你联系访谈时被拒绝的时候多吗？访问以后成为朋友的多吗？
  
  朱：还没有遇到拒绝的情况。百分之九十五的都在采访后成为朋友或相安无事。只有极少数以为采访者必须歌颂受访者或必须以受访者之是非为是非的人，才会对我的访问有极大意见。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最终还是会感谢我如实地纪录了他们的思想状态。
  像袁庚，十一年来我多次采访他，前几年发表他批评巴金“不得好死”直言时，使他受到强大攻击，余秋雨为此专门在书中用一章节反讽袁庚，可以说给他带来很大麻烦。但袁老仍然乐意再接受我的采访，前几天又同意我再去访谈。每年春节，袁老还主动打电话问候我“龙体安康”。任仲夷读了我写他的访谈后，称为是最有深度的访谈，又推荐我去采访他的朋友黄大夫。其孙子任意去年还在美国请我吃饭，代表家庭谢我。还有雷宇、严秀、牧惠、余杰、国标等，都是多次接受我访问。从目前来看，赞扬者和认可者居多。
  再比如你，我们是朋友，但在关于你父亲和你朋友的文学评述上，我就因坚持己见而让你难受。好在你像许多真正有境界的朋友一样，最终还是能理解我、宽容我。我对一些为尊者讳，为朋友讳的人是很担忧的，他既然能“为朋友讳”，那恶人就可通过其朋友来让他“为恶人讳”。这种只对陌生者铁面无私的人，必然不可能事事公正，坚持正义。
  
   我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另类
  
  李（6）：我有个观点，只要对世界具有挑剔的眼光，你就可以当杂文家了，挑剔得越厉害，你的名气就越大。在中国杂文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你的，你是个过于挑剔的人吗？
  
  朱：不挑剔的人是当不了杂文家的。《杂文选刊》主编刘成信评论我说：“鲁迅之后有聂绀弩，聂绀弩之后有邵燕祥，邵燕祥之后是朱健国”。这可能就是说我善于“挑剔”的一家之言，意在鞭策鼓励我。但我自信，在当代中青年杂文家中，我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另类：我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既非传统马列，又不是时髦的自由，而是以研究“伪现代化”中的“共生问题”为独特视角。特别是我的通过直言“朋友的新衣”揭露“皇帝的新衣”的批评路径，这是一般人决不敢走的路。
  
   真假杂文的分水岭
  
  李（7）：杂文家是不是思想家？杂文的性质是“杂”还是“骂”？
  
  朱：真正的杂文大家必须是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完美结合。缺一不可。
  我曾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过《20世纪中国杂文真相随想》，其中对杂文的定义是——
  杂文的本质是反代圣人立言，我手写我心的独立思想。这种独立思想，既不听命于当朝，也不是事事代表什么反对派在野派的利益，而是一种超越任何党派、任何团体的独立意见。它既不是为了推翻当政者，也不是为了建立新王朝，纯粹是一种对人性、对社会的独立思考。而这种独立思想又以短小精悍、文采盎然、生动活泼而区别于学术与文学的其它体裁。
  　　在“体制外”和显学外独立自由地思想、批判（并非一定就是真理），冲破一切压制、阻碍，曲折隐晦勇敢艺术地表达发表，这就是中国现代杂文的本质和标准。
  　　而一切“体制内”的杂谈，不论其是“缺德”与“歌德”，是否代表“公民写作”，都只能是代圣贤立言的“新基调”，是“焦大之骂”似的准杂文、伪杂文。
  　　是“体制外”思维还是“体制内”思维，这才是真假杂文的分水岭，试金石。
  
   人与人的高低在于思想影响的时空大小长短
  
  李（8）：一个人写一篇杂文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写杂文，而杂文总是要批评的，没有谁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批评。你批评的对象越多，朋友就越少，你会因此感觉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吗？会不会由此而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你的杂文有多少篇多少字了？
  
  朱：在没有网络之前，最好的杂文和最差的杂文都发表不了。有了网络以后，最差的杂文都可以发表了，但最好的杂文仍然发表不了。因为有“网络文明协议”。因此，我的最好的杂文，一直关在电脑和柜子中，但我仍然每年要写一些只供自己高兴的杂文。因为我的杂文的第一功能和目的是让自己快乐。尽管这种快乐常常是“痛并快乐着”。
  我没有统计过自己写了多少篇杂文，我以为没必要。一个杂文家，如果能有一篇好杂文真正流传后世，就是天大的幸运了。我争取能给后世留下一篇杂文。这是我的杂文努力目标。目前我的杂文有《改写叶乔波》比较受欢迎。
  我不以杂文发表多少为快乐，也不以为朋友多就是成功的标志。我以为一个人思维空间和影响空间大于他人，一个人的历史影响长于他人，这才是成功的标志。人与人的高低在于思想影响的时空大小长短。
  从历史上看，好像思想影响的时空大而长的人，生前都是特别孤独的。
  
  
  
  李（9）：你的访谈有多少字了？访问了多少人了？
  
  朱：字数没统计过，因为多数访谈还没有发表，如关于蔡尚思的三十万字访谈，因时机不到，还未能定稿。人数大约有三百多人吧。
  
   我和鄢烈山的分裂与论战，是时代变化的缩影
  
  李（10）：随便问个问题，因为你、我和鄢烈山都是武汉来广东的，都是写杂文的，大家都是老朋友，你和老鄢还是几十年的交情，你们两位交恶，我和朋友们非常痛心，希望你们停止上演《投名状》，你认为有和解的可能吗？如果没有，困难在哪里？
  
  朱：我和鄢烈山的分裂与论战，是时代变化的缩影。
  朱学勤说中国的改革分为两次，第一次改革是1978年至1989年，第二次改革是1992年至2008年的今天。我和鄢烈山的友情产生于第一次改革，那时，庙堂与江湖都在真正解放思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都在启动，知识界目标一致，比较团结。那时上下都倡导鲁迅风杂文，杂文界宽松而兴旺。那时我和鄢烈山的杂文写作都是一个目标：在体制内争民主。所以我们那时情投意合。那时我也在体制内工作，生存环境一致，感受也差不离，分歧自然小。
  第二次改革开始后，我因一个杂文风波得罪巡抚大人，被迫南下深圳，从此离开体制内铁饭碗，完全靠市场经济生存。这种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使我发现了社会的真正症结所在，于是我的杂文风格有了重大变化：从体制内思维为主转向了体制外思维为主。而鄢烈山，仍然生存在体制内，格守着八十年代的体制内思维。当1998年我提出：是“体制外”思维还是“体制内”思维，这是真假杂文的分水岭时，鄢烈山明确表示不能同意，此后他提出了“公民写作”是杂文的唯一正道。于是我们因杂文观念不同而开始感情疏远。后来他发展到因获奖而粉饰太平，沾沾沾自喜以焦大为荣，我只得提醒他在陷入“朋友的新衣”悲剧，公开应战。在这种论战中，由于有人在其中挑动，我们双方又加入了个人意气，致使论战一度偏离学术轨道。但总体来看，朱鄢之争，是中国思想界大分化在杂文界的典型个案。这从后来余杰、萧夏林、刘洪波、于成玉等许多文化人也加入对鄢烈山的批评可以看出，绝不是什么朱健国与鄢烈山争名夺利、“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事实证明，这是一场两种杂文观（焦大怨言与鲁迅风杂文）和两种民主观（犬儒民主与自由民主）的论战与争鸣，是从只揭露“皇帝没有穿新衣”向警示“朋友也没有穿新衣”的纵深前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意气平静，理性地回到学术争鸣上，当然是可以求同存异的。连中美都可以建交，国共都可以握手，人间没有什么化解不了的误会与冤仇，何况我还是个“共生主义”者。我会在适当时机，首先表示高姿态。
  我提醒“朋友没有穿新衣”，是希望朋友真有新衣穿。
  
  
  2008年 1 月14日 于深圳 早叫庐
  
   深圳龙华人民北路125#玉华花园玉永阁306# 邮编：51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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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数： 7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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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牧:自我找抽的朱健国

自我找抽的朱健国

       “请虐待我吧！求求您了。”

      这世上确有一种人,以自虐为快乐之源；当自虐都不能满足时，还要寻求他虐。我对这类人曾下过一个定义：“自我找抽型”。

      自我找抽型的人有，但很罕见。所以遭遇这样的人，也多少应该以“福份”待之：）比如我，最近就遭遇了一个亲自送货上门的典型样本：朱健国。

      下面说一说此事的缘起。

      朱健国曾于去年猛烈地攻击过鄢烈山的“公民写作”主张。我在三年前，也曾撰文支持过“公民写作”的主张（其实，这个概念是束学山首先提出来的），朱健国连篇累牒批驳“公民写作”概念时，把我也捎上了。

      “公民写作”这个概念是否成立，其实完全可以是个严肃的学术命题，所以我并不反对朱对这个概念的批驳。问题是，我知道朱健国早在1999年，就写过一篇《三无人员是公民》的文章。也就是说，如果朱健国要批驳这个概念，首先就要有勇气打自己一个耳光说：“我错了”，然后再批驳“公民写作”吧。然而他不，就像他一贯正确似地从来没有认同过公民的概念。

      能印证朱健国是个“自我找抽”的货色，这是个较早实例。

      现在朱健国的病情显然加重，真的很可怜。

      但正如俗话所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最近这段日子，朱健国骨头发痒，自虐都不能满足自己了，一而再再而三地跳到半空中说：是朋友的，曾经是朋友的，就请来抽我几鞭子吧。

这个情形，我在前几天网批上发的《给垃圾朱建国的留言》（不知何故给锁了）已有概括性交待。不过，在那个留言里，对这个以意淫自虐为能事的滚刀肉相当手下留情了。但这显然不能使朱健国满足，他还需要我抽他几鞭子，他才能爽。

      这个装B犯在最新的〈“朱健国搜狐博客”今日取消封杀〉(见链接http://www.ccforum.org.cn/viewth ... &extra=page%3D1)一文章如是写道：
      “被赵牧等鄢党非法封杀一个多月的‘朱健国搜狐博客’，在朱健国强烈公开抗议七天后，“刽子手”终于迫于海内外网友和传媒的共同遣责，悄悄于２００６年6月4日15时取消了对“朱健国搜狐博客”的封杀。“朱健国搜狐博客”于２００６年6月4日15时１５分发出新日志。”

      我在《给垃圾朱健国的留言》中其实已经写得很明白，朱健国不过是搜狐百万级用户中的一个，他根本就不像他自己意淫得那么重要，压根就没人关注过他的博客。我说我对这个垃圾已经手下留情了的原因是，我实在不忍让这个意淫货色伤心欲绝，但鉴于自虐狂的“找抽”需要也可能有治疗的功效，我还是把那几句话说出来吧：
      朱健国，不要说搜狐博客的运营人员根本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从来都没有光顾过你的博客，哪怕一次。今后也不会。
      你是否觉得很伤心,很想说我瞧不起你这堆滚刀肉？的确如此。

     其实，即使没有瞧不起你的这层因素，就是从门户网庞大的博客用户服务的一般要求来讲，我也根本没时间给你什么特殊关照，无论是“优待”还是“虐待”。

      所以，你跳在半空中说什么：“海内外网友和传媒共同谴责”，我除了哈哈大笑，没有其他想法。你对互联网的博客服务的基本情况的无知或者是故意装B，还会让你继续出丑的。

      如果要形象地比喻一下你的举动，情形就是这样的：
      朱健国站在大街上，请求一个路人扒掉他的裤子。
      路人恶心地斜视了他一眼，走开了。
      朱健国见状很愤怒，为什么你不配合我的需求呢？为什么你就不能虐待我一下呢？你以为你不迫害我，你就能逃掉干系吗？      说完，愤怒的朱健国就当街把自己的裤子扒掉了，然后在大街上高声叫道：看啊，此人把我的裤子扒掉了。我受到了严重的迫害，请海内外有正义感的人士来为我主持公道吧。

      朱健国，这篇文章是否能让你有点快感呢？但愿你能喊“爽”！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 ... ID=1&ID=1134989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 ... ID=7&ID=1127644



附：朱健国：“朱健国搜狐博客”今日取消封杀

来源：
世纪中国系列论坛 » 世纪学堂 » “朱健国搜狐博客”今日取消封杀    2006-6-4 08:33
“朱健国搜狐博客”今日取消封杀

“朱健国搜狐博客”今日取消封杀

被赵牧等鄢党非法封杀一个多月的“朱健国搜狐博客”，在朱健国强烈公开抗议七天后，“刽子手”终于迫于海内外网友和传媒的共同遣责，悄悄于２００６年6月4日15时取消了对“朱健国搜狐博客”的封杀。“朱健国搜狐博客”于２００６年6月4日15时１５分发出新日志。
对“朱健国搜狐博客”的封杀取消了，但事件真相并没有彻底披露，违法者并没有公开道歉。朱健国将继续追究，并保留依法追究权利。
朱健国在此郑重提醒国务院新闻发言人：中国公民的网络自由言论权利并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国家有关部门有必要介入“朱健国搜狐博客”封杀事件，调查并公布真相，由此开展一次“清查非法封杀个人博客或私人网络言论自由”的民主法治教育活动。
此次事件再一次证明：从来就没有神仙皇帝，民主共生的权利全靠我们自己争取！
谨向关注这次非法封杀“朱健国搜狐博客”事件的朋友、网友和媒体表示衷心谢忱！
（附两封抗议信于后。）
　　　　　　　　　　　　　　朱健国

2006年６月 ４日１６时于深圳“早叫庐”
   
    深圳龙华人民北路125#玉华花园玉永阁306#  邮编：518109
     电话：0755-27746908 ，13902918149； 电子信箱：zaojl@163.net
字数：                   zaojl.blog.sohu.com（搜狐博客）



      赵牧，建议你不要封杀“朱健国搜狐博客”
——致赵牧公开信
　　　　　　　　　　　　　　　　　　　　　　　　　　　朱健国

赵牧，早在2月下旬我就给你打电话，向你这个“搜狐博客”高官投诉我的“朱健国搜狐博客”常常被关闭和刁难，你承诺立即过问解决，但结果却是，原有的问题不但没有丝毫改善，反而变本加厉，让我从４月２３日起就彻底无法登陆管理自己的“朱健国搜狐博客”——既不能发新帖，也不能重排被你的“队伍”蓄意破坏的目录模版和内容。只能无奈地面对许多读者的质疑：为什么“朱健国搜狐博客”没有目录？没有新帖？内容混乱，常常关闭？！说实话，这种似关非关的封杀，远比直接全部关掉“朱健国搜狐博客”更阴险有效——它让人以为这是“朱健国搜狐博客”的主人在偷懒，而很难想到其实是有高人在智行封杀。
赵牧，因为你是“搜狐博客”高官，你的博客可以在“搜狐博客”首页天天以“土著状元”强势广告推销（恕我直言，你的博客文章只是充满一个曾经蒙冤者的“回头是岸”的唯唯诺诺），但对此我毫无意见，我明白，你在饱经流浪后重新获得一份稳定的经济收入和权力殊不容易；在任何条件下，“绝对的权力都会带来绝对的腐败”，尽管你曾经呼唤过自由民主，至今还在“赵牧搜狐博客”标筌中鼓足余勇强称自己信奉“人的一切权利，从表达的权利开始”，但一旦你小有“管博”权力，且不受博客监督，自然就免不了要享受一些“门板也挡不住”的特权。你可以让你的“赵牧搜狐博客”优先传播，但又何必一定要阴杀“朱健国搜狐博客”？你我毕竟曾经朋友过几天，毕竟至今都还在认同自由民主，你又何必如此“一阔脸就变”，自毁人格？
自然，你我本无过节恩怨。赵牧你此番智行封杀“朱健国搜狐博客”，不过是为密友“两肋插刀”——有人点拨我：其一，赵牧与鄢烈山多次合作搞“公民写作”征文活动，已结成“既得利益团伙”，而“朱健国搜狐博客”有系列批鄢文章，为向鄢表明“阶级立场”，赵牧只有以阴杀“朱健国搜狐博客”来跳一个“忠字舞”；其二，赵牧与《收获》朋友的朋友多有关系，而“朱健国搜狐博客”天天“状告《收获》发行虚假广告，赵牧又只有以智行封杀“朱健国搜狐博客”来曲线表示热爱“红宝书”。
谁都知道，今日鄢烈山与《收获》皆是“朝庭”褒奖之典范。牺牲朱健国一人，可以成全赵牧两面受益，多方获利，何乐不为？按现代经济学的交易成本论，我只有“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不过，为了让赵牧更加高大全，我希望赵牧立即在“赵牧搜狐博客”中摘下那“人的一切权利，从表达的权利开始”金字招牌，以免“挂羊头卖狗肉”之恶名。若你又实在舍不得那“人的一切权利，从表达的权利开始”金字招牌，我就建议你从即日起，以变通之法暗暗恢复“朱健国搜狐博客”的自由——放一个“朱健国搜狐博客”自由言论，就真能让“伟光正”的鄢烈山与《收获》之类出现“颜色革命”？哪有“一言丧邦”的先例？
一个自称信奉“人的一切权利，从表达的权利开始”的“搜狐博客”高官赵牧，偏偏要智行阴杀“朱健国搜狐博客”，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自由知识分子？！这就代表着“和谐社会”、“依法治国”？
在一个遍地冤狱的时空，此文也许难免受污染有不实之处——如若此文某处冤枉了你赵牧，你就尽情地伸冤吧！

　　　　 2006年５月 2８日于深圳“早叫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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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要求搜狐调查“赵牧阴杀‘朱健国搜狐博客’”事件
——致搜狐总裁公开信
　　　　　　　　　　　　　　　　　　　　　　　　　　　朱健国
尊敬的搜狐总裁：
您好！
因为出现“赵牧阴杀‘朱健国搜狐博客’”事件——“朱健国搜狐博客”已于2006年4月23日被秘密关闭管理权，至今已一月有余——我不得不写此公开信来打扰您。
我于2005年12月18日在贵网开通“朱健国搜狐博客”（早叫庐九窍），发表自己关于文化思想界的随想日志，其中的重要文章有关于广州时评家鄢烈山的“焦大心态”和上海《收获》杂志发行虚假广告的系列批评。
“朱健国搜狐博客”在开通2个月后，一再出现许多反常现象——常常不能登陆（可同时我却可登陆其他搜狐博客，比如“赵牧搜狐博客”），或勉强进入后却不能管理，不能发新贴。为此，我于2006年2月下旬给赵牧先生（据说他在分管搜狐博客的有关工作，我们曾相识）打电话，向他这个“搜狐博客高官”投诉我的“朱健国搜狐博客”常常被关闭和刁难，他承诺立即过问解决，但结果却是，原有的问题不但没有丝毫改善，反而变本加厉，竟让我从４月２３日起就彻底无法登陆管理自己的“朱健国搜狐博客”——既不能发新帖，也不能重排被他的“队伍”蓄意破坏的目录模版和内容。只能无奈地面对许多读者的质疑：为什么“朱健国搜狐博客”没有目录？没有新帖？内容混乱，常常关闭？！我以为，这种似关非关的秘密封杀，远比直接全部关掉“朱健国搜狐博客”更阴险害人——它让人以为这是“朱健国搜狐博客”的主人在偷懒，而很难想到其实是有“高人”在为了私利智行阴杀；甚至让人误会，以为中国大陆舆论环境恶化，不让有“共生主义”自由言论的“朱健国搜狐博客”继续生存。
然而，据我初步调查，“朱健国搜狐博客”被变相秘密封杀，只是搜狐博客职员赵牧先生公报私仇的“私家秘密行动”，其证据有：
1、我在2005年2月开展批评广州时评家鄢烈山的“焦大心态”后，赵牧先生因与鄢烈山多次合作搞“公民写作”征文活动，已结成“既得利益团伙”， 为向鄢表明“阶级立场”，多次在网上发表对我的无端人身攻击。比如此次他又在网上发表“致垃圾朱健国”之恶骂。此为其“阴杀‘朱健国搜狐博客’”之动机背景证据。
2、2006年2月下旬我给赵牧先生打电话，投诉“朱健国搜狐博客”常常被关闭和刁难，他承诺立即过问解决，但事后却泥牛入海，杳无音信。不说是我们相识过的熟人，就按对客户服务的原则，他至少也得给我一个回复。可见其对“阴杀‘朱健国搜狐博客’”至少是在支持纵容，助纣为虐。
3、有朋友披露，赵牧除与鄢烈山关系非常，与《收获》朋友的朋友也多有关系，而“朱健国搜狐博客”天天“状告《收获》发行虚假广告，且直接报道法庭审判消息，促使赵牧下了“一箭双雕”之决心，以智行封杀“朱健国搜狐博客”来曲线表示热爱鄢烈山和《收获》虚假广告。
自然，以上证据尚不能充分铁证，赵牧在“阴杀‘朱健国搜狐博客’”确为“主犯”、“首犯”（他是一个支持者或帮凶是无疑的），所以，我想麻烦您介入此事——“赵牧阴杀‘朱健国搜狐博客’”事件已经严重影响到搜狐博客的信誉，有悖“文明网”准则，作为“文明网”的发起者之一的搜狐网，有责任迅速调查并公布事件真相。
虽然“赵牧阴杀‘朱健国搜狐博客’”事件对我产生了极大的伤害，但我仍然对“搜狐博客”寄予希望，因为搜狐一再宣称“搜狐仍会将‘革命’进行到底”。我希望搜狐博客立即壁还我对“朱健国搜狐博客”有管理权，尽快让我在“朱健国搜狐博客”发表新帖。
我相信您和搜狐网会迅速公正地处理这起“赵牧阴杀‘朱健国搜狐博客’”事件。
特此专函，谨盼指教！
此致
敬礼！

                              朱健国
                 

2006年6月 1日于深圳“早叫庐”
   
    深圳龙华人民北路125#玉华花园玉永阁306#  邮编：51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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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网友06月15日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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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子实在该抽！


马少华06月15日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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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焕转贴此文不当。这种令人心痛的文人争斗，咱们还是不要掺乎。


搜狐网友06月15日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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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华也许说得对。但我不敢肯定全对。有一些内情，也许你不了解。其实我早在几天前就看到此文，当时看了就看了。但是今天联想到其他一些人和事，就想把它存下来，做一个将来分析的范本。
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上，往往是一些最善于做秀的“斗士”成为赢家，而他们的胜利，往往却是民众灾难的开始。因为他们一开始就并不是冲着所谓的民/主/自/由来的，那些东西，往往只不过是吃饭的旗号。所以，那些人的残酷，及至可以把任何人都当成他们脚下的砖头，踩着他们，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我理解少华的心情，是因为你把双方都当成真正的文人了。事实上，文人和文人并不一样，有文在其表而野蛮其里的，也有野蛮其表而文在其里的。如果要我选择，我选后一种。


搜狐网友06月16日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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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位师兄曾说,做秀的“斗士”最害中国了,以致中国在国际关系屡次为小节而挫,哎.
其实为何不能坦诚做人呢?


马少华06月16日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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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焕,你已经进入甄别(用老话说就是清理阶级队伍)了.我怎能避免不被你打入另类呢.这种倾向很可怕.--少华


搜狐网友06月16日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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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华：我不想甄别任何人，因此对这个问题只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沉默，只在和一起朋友私人交流时可能提及。一个人说话做事，必须有证据有底线，不要以为把自己打扮成被迫害狂就成了民主的先锋了，过去是。如果今后还是，那就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而且是社会的悲剧。因此，作一些适当的提醒也许是必要的。
事实上，我这里还转过朱健国告《收获》杂志的消息。
这个问题我不想和你争论，我只能说你恐怕太善良了，乃至于看不到人性的阴暗。这未必是什么好事。


搜狐网友06月17日 0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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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不住置喙两句。常常为我们的现实而备感悲哀。究竟是中国水土不服，还是上帝真的不愿意眷顾这块土地，以至于尽管我们无时无刻不把自由主义挂在嘴上，可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却无法在“神州大地”上扎下根来？自由主义的脊髓是什么？宽容。然而，就连鲁迅先生这样睿智的人，临终之前也要认认真真地誓言“一个都不宽容。”
有时候我甚至胡思乱想，孔子根本就不是中国人，而是上古时代从西边过来的传教士，要不，两千多年都过去了，他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却还至今无法深入到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们的心中？


搜狐网友06月17日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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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志：很欣赏你这句话——自由主义的脊髓是什么？宽容。
问题在于，我们可以对任何观点宽容，但是不是可以对不顾事实的行为宽容？一些人试图靠踩着别人（这本身就既不宽容更不地道）达到某种目的，我们是否也该对之宽容？
这个事情我之所以会把它挂在这里，事实上并不如少华说的我是在“甄别”，我是把双方的观点平等地摆在一起的，未加任何评论。但我把它挂在这里，的确是因为你们成都某“著名人士”某些行为在我的心里一直耿耿于怀，虽然我跟他没有过任何交道。其行为，是很不宽容且很自私的，本质上就是为了做秀。它让我重新思考一些自封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性问题。


搜狐网友06月17日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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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焕，观念上我们是大同的，小异也许只有一点点。但是，涉及到具体的人头上，更具体到对他们的人格评价上，我就没什么话可说了，因为我对他们都无深入了解，不知晓其中的有关内幕——如果有内幕的话。
至于“布什会见”那档子事中的谁是谁非，我觉得，“谁是谁非”本身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意义。但是，假如这样的问题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演变成了一定范围内的公共事件，我们就应该而且必须以公共理性去看待它了，即根据所有的公开信息，加以去伪存真的综合分析，做出更接近事实的判断。
从公共理性角度上看，鉴于王某等人认为，他们和另外的某人在观念与路径上存在着原则分歧，不想因为共同参与会见这样的事实，而给世人造成不应该有的误会，甚至对今后的事业发展造成思想上的障碍，因此他们向美国人提出，要么单独会见他们，要么单独会见他人。我觉得，假如事实果真如此，他们的做法无可厚非。这里面没有多少高深的道理可讲，只需要诉诸常识常理。而王余二人的所作所为，跟当年维新党和革命党的斗争相比，我认为不知要文明多少倍。
其实，和布什会见了又怎么样，没会见得了又怎么样，犯得着那样如丧考妣吗？这里面，折射出了一种


搜狐网友06月17日 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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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志：布什会见这档子事我知道得并不多，所以无权置喙。我说的事其实是和你上次聊到的事。我认为文明的政治是给对手（何况那些根本不是对手，理念上其实上相同的）以体面和台阶，不能仅仅为了抬高自己而一味挖苦别人甚至把别人踩在脚下以垫高自己，那样只会以高尚的名义恶化政治关系。
至于说“著名人士”，乃是因为有人自称为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力。因为是自称，所以加引号。


真实的智慧大学06月19日 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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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识了


搜狐网友07月11日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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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说话干净一些吧，我的孩子也看到了，文化人怎么都这样？？？？？


肃霜如水05月08日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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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人心惊胆寒，惊心动魄


http://tdh318.blog.sohu.com/45860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