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国谈徐友渔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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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的一个细节
   眼下正在流行“细节决定成功”营销新修炼。吾辈远离商场，无从判断这一经济管理策略的正误。但举一反三，由此悟到，“人品来自细节”。近日思索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著名文革史研究专家徐友渔的一个细节后，更坚信不移。


   这一细节是这样的——3月28日早晨，邮递员送来3月15日出版的《收获》2006年第2期。随手翻开目录，“亲历历史”中赫然有徐友渔的文革回忆录《我的大串连》。顿然一震，脱口而出：徐友渔何其鲠直正义！


   尚未细读徐友渔之《我的大串连》，这感慨是来自徐友渔近三个月对“《收获》借巴金名义发行虚假广告”事件的多次直言批评。


   《收获》乃单月15日出版的双月刊，以双月刊的约稿发稿惯例，徐友渔这篇并非急稿的约稿时间至少在三四个月之前。而此后这段时间，徐友渔一再“论时事不留面子”地批评《收获》—— 一个学者厉声批评刚刚向自己约稿示谊的权威杂志，这需要何等勇气与良知！——


   2005年 12月 18 日，我在《世纪学堂》论坛贴出《<收获>杂志宣布：巴金继续主编２００６年<收获>》，批评《收获》盗巴金名义打虚假广告欺诈读者，虽然众多网友支持，但体制内的知名学者大都暂时沉默。


   2005年 12月 24日上午，我与从未谋面的徐友渔通了电话，本以为与《收获》常有联系，且素有“谦谦君子”之誉的徐友渔，至多只会给我说几句“中庸之道”，或者世故地说些“今天天气哈哈哈”。不料，徐友渔高声动感情地说——


   “近几天来，我每天关注着‘《收获》的虚假广告’事件，这是一个让《收获》非常难堪的丑闻，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本来《收获》（２００５年６期）的‘悼念巴金专号’又是‘巴金主编’，这就够荒唐！然后又来一个‘巴金继续主编２００６年《收获》’的虚假广告，这就太荒唐！太有戏剧性！这事是对广大读者的一个侮辱！《收获》不道福?得髁恕妒栈瘛返钠肺晃侍狻Ｕ庋?氖掠晒倭呕?估醋龆妓挡还?ィ?妒栈瘛啡幢裙倭呕?够棺龅貌睢１确剿担?桓鍪谐ぷ蛱炀退懒耍?憬裉旎贡ǖ浪?谥鞒止ぷ鳎?獠皇翘?尚α耍浚　妒栈瘛诽?薮懒耍?馐墙腥??嗣穸脊??笮Φ拇朗拢　?p>事后，我将徐友渔这番凌厉的批评公开引用到文章中，网上广泛传播。徐友渔不仅毫无顾忌，而且在2006年2月13日接受央视记者摄像采访时，再次一针见血地批评《收获》对虚假广告事件拒不认错（央视法制频道《大家看法》制作成18分钟的《较真》专题节目于2006年2月20日20时和次日12：30分播出）——


   “一个主编编了一期杂志，这一期杂志的内容是悼念自己的逝世，这件事在逻辑上简直是荒唐得，我觉得是太滑稽了，是一个大笑话！这一点哪怕他们是无意的，哪怕他们这么做是可以理解的。……”


   “一个文艺杂志、文艺家的本职就是监督社会，批评就是你的责任之一，他们本来就应该站在这种立场上，就是对一些错误，或者对不良的东西进行批评的。现在他们怎么能够比官老爷还要官气十足？别人批评他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反应是太官气十足了，那种居高临下的，那种傲慢的态度，我觉得这些都是说不过去的。……”


   更为难得的，2006年 3月 24日，徐友渔已经知道《收获》2006年第2期发表了他的《我的大串连》，但下午2时，电话中徐友渔告知我：昨天《新京报》（ 3月 23日）发表江子骏评论《崇敬巴金先生至少要尊重事实》，说得很到位。徐友渔用这番话，再次表明了他认为《收获》坚持说“虚假广告”是为了纪念巴金的“刻意为之”，是“比官老爷还要官气十足”的虚伪！


   俗话说，“吃了人的嘴软，拿了人的手软”，徐友渔却如此“吃了你的饭也还是要批评你”，坚持真理，“威武不能屈”，让人想起法国著名作家左拉晚年挺身而出，痛揭专制虚伪大案为大众伸张正义。


   由此可见，虽然巴金向往的“说真话”精神已遭《收获》文学杂志社负责人势利抛弃，但是像徐友渔这样不为私情私谊私利而左右，无所畏惧地担当社会公理良心的知识分子，在今日中国还是“砥柱中流障怒涛，折冲千里独贤券”（元•侯克中《艮斋诗集》）！


   对比徐友渔，一些为打倒今天揭了自己疮疤的民主自由批评者而不惜“统战”自己一向反对的专制者之“相逢一笑”者，一些因“领奖”而谀颂颁奖大人的“著名焦大”，因与“虚假广告”者有礼尚往来之“利益共同体”的“著名卖笑者”，因有世交、同学、乡党之情而沉默的“正人君子”、或指鹿为马之“著名法学专家”，是否会暗暗脸红、忏悔一秒钟？


   与受到“特殊保护”拥有政治特权和文化霸权的《收获》相比，我只是一介无权无财无拳的体制外之弱书生。徐友渔不畏强权，不受利诱，一不袒护《收获》，二不装聋作哑，勇敢亮剑支持我这弱者的正当诉求，何尝不是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反伪现代化”之歌！


   这“反伪现代化”之歌是徐友渔高风亮节的一个细节，亦是许多中国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今日中国人脊梁”的一个细节。


   2006年 3 月 28 日于深圳“早叫庐”


   深圳龙华人民北路125#玉华花园玉永阁306# 邮编：51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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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国：徐友渔的一个细节

眼下正在流行“细节决定成功”营销新修炼。吾辈远离商场，无从判断这一经济管理策略的正误。但举一反三，由此悟到，“人品来自细节”。近日思索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著名文革史研究专家徐友渔的一个细节后，更坚信不移。


这一细节是这样的——3月28日早晨，邮递员送来3月15日出版的《收获》2006年第2期。随手翻开目录，“亲历历史”中赫然有徐友渔的文革回忆录《我的大串连》。顿然一震，脱口而出：徐友渔何其鲠直正义！


尚未细读徐友渔之《我的大串连》，这感慨是来自徐友渔近三个月对“《收获》借巴金名义发行虚假广告”事件的多次直言批评。


《收获》乃单月15日出版的双月刊，以双月刊的约稿发稿惯例，徐友渔这篇并非急稿的约稿时间至少在三四个月之前。而此后这段时间，徐友渔一再“论时事不留面子”地批评《收获》——一个学者厉声批评刚刚向自己约稿示谊的权威杂志，这需要何等勇气与良知！——


2005年12月18日，我在《世纪学堂》论坛贴出《<收获>杂志宣布：巴金继续主编2006年<收获>》，批评《收获》盗巴金名义打虚假广告欺诈读者，虽然众多网友支持，但体制内的知名学者大都暂时沉默。


2005年12月24日上午，我与从未谋面的徐友渔通了电话，本以为与《收获》常有联系，且素有“谦谦君子”之誉的徐友渔，至多只会给我说几句“中庸之道”，或者世故地说些“今天天气哈哈哈”。不料，徐友渔高声动感情地说——


“近几天来，我每天关注着‘《收获》的虚假广告’事件，这是一个让《收获》非常难堪的丑闻，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本来《收获》（2005年6期）的‘悼念巴金专号’又是‘巴金主编’，这就够荒唐！然后又来一个‘巴金继续主编2006年《收获》’的虚假广告，这就太荒唐！太有戏剧性！这事是对广大读者的一个侮辱！《收获》不道歉，说明了《收获》的品位问题。这样的事由官僚机构来做都说不过去，《收获》却比官僚机构还做得差。比方说，一个市长昨天就死了，你今天还报道他在主持工作，这不是太可笑了？！《收获》太愚蠢了，这是叫全国人民都哈哈大笑的蠢事！”


事后，我将徐友渔这番凌厉的批评公开引用到文章中，网上广泛传播。徐友渔不仅毫无顾忌，而且在2006年2月13日接受央视记者摄像采访时，再次一针见血地批评《收获》对虚假广告事件拒不认错（央视法制频道《大家看法》制作成18分钟的《较真》专题节目于2006年2月20日20时和次日12：30分播出）——


“一个主编编了一期杂志，这一期杂志的内容是悼念自己的逝世，这件事在逻辑上简直是荒唐得，我觉得是太滑稽了，是一个大笑话！这一点哪怕他们是无意的，哪怕他们这么做是可以理解的。……”


“一个文艺杂志、文艺家的本职就是监督社会，批评就是你的责任之一，他们本来就应该站在这种立场上，就是对一些错误，或者对不良的东西进行批评的。现在他们怎么能够比官老爷还要官气十足？别人批评他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反应是太官气十足了，那种居高临下的，那种傲慢的态度，我觉得这些都是说不过去的。……”


更为难得的，2006年3月24日，徐友渔已经知道《收获》2006年第2期发表了他的《我的大串连》，但下午2时，电话中徐友渔告知我：昨天《新京报》（3月23日）发表江子骏评论《崇敬巴金先生至少要尊重事实》，说得很到位。徐友渔用这番话，再次表明了他认为《收获》坚持说“虚假广告”是为了纪念巴金的“刻意为之”，是“比官老爷还要官气十足”的虚伪！


俗话说，“吃了人的嘴软，拿了人的手软”，徐友渔却如此“吃了你的饭也还是要批评你”，坚持真理，“威武不能屈”，让人想起法国著名作家左拉晚年挺身而出，痛揭专制虚伪大案为大众伸张正义。


由此可见，虽然巴金向往的“说真话”精神已遭《收获》文学杂志社负责人势利抛弃，但是像徐友渔这样不为私情私谊私利而左右，无所畏惧地担当社会公理良心的知识分子，在今日中国还是“砥柱中流障怒涛，折冲千里独贤券”（元？侯克中《艮斋诗集》）！


对比徐友渔，一些为打倒今天揭了自己疮疤的民主自由批评者而不惜“统战”自己一向反对的专制者之“相逢一笑”者，一些因“领奖”而谀颂颁奖大人的“著名焦大”，因与“虚假广告”者有礼尚往来之“利益共同体”的“著名卖笑者”，因有世交、同学、乡党之情而沉默的“正人君子”、或指鹿为马之“著名法学专家”，是否会暗暗脸红、忏悔一秒钟？


与受到“特殊保护”拥有政治特权和文化霸权的《收获》相比，我只是一介无权无财无拳的体制外之弱书生。徐友渔不畏强权，不受利诱，一不袒护《收获》，二不装聋作哑，勇敢亮剑支持我这弱者的正当诉求，何尝不是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反伪现代化”之歌！


这“反伪现代化”之歌是徐友渔高风亮节的一个细节，亦是许多中国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今日中国人脊梁”的一个细节。


2006年3月28日于深圳“早叫庐”


http://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56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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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放谈焦国标“讨伐”－－焦国标“深得人心”、“大快人心”
如果说1947年是中国知识分子明确期望告别儒生角色的一年——理论上，有留美硕士、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以《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一书在当年定稿，睿智呼吁警惕新儒学，行动上有《观察》主编储安平在1947年勇敢确认“中共倡导的也是‘党主’，肯定不是‘民主’”（1957年更明确为“共产党，党天下”），并预言：“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2007年可以来一个中国读书人期望告别儒生角色60年纪念。

   整整一个甲子了！六十年来，中国读书人在储安平1947年的起步线上前进了多少？我以为徐友渔是一个好标本——2007年恰好是 徐友渔的“耳顺之年”。徐友渔60年来，是如何彻底告别“儒生情结”成为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此文愿为研究徐友渔的“花甲变迁”提供一点史料——徐友渔从一个文革时代的中学生领袖（红卫兵是有深厚保皇“儒生情结”的现代儒生），变为新世纪中国“自由主义”阵营的代表人物,有一经典细节，这就是徐友渔放谈焦国标“讨伐中宣部”。

   余杰评徐友渔

   近二十年来， 徐友渔以“谦谦君子”饮誉华人汉语文化界。1998年，香港资深记者蔡咏梅在感叹大陆某学人“学浅气盛”时对我说：“像徐友渔那样的谦谦君子真是难得！”——“彼君子兮”，乃“君子寡欲”、“君子登山”，有公共关怀有独立风骨有博大学问，不以屁股（既得利益）为是非，惟良心（公共情怀）为动力；所谓“谦谦”，谦诚谦冲谦和之大成。2000年余杰有篇《坚守自由的尊严——徐友渔侧记》，其中对中国“自由主义”阵营的代表人物徐友渔有不少高屋建瓴的传神之笔：

   ——外貌很温和，骨子里却有一种不可摧抑的气质。

   ——跟马克斯•韦伯一样，徐友渔也在一手写冷性的学术文字，一手写热性的社会批评文字。

   ——游学牛津、剑桥、哈佛等英美第一流名校并洞察西方当代最新学术思潮，他最终的目的还是扎根中国今日纷繁复杂的现实境况并力图“庖丁解牛”。

   ——徐友渔从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罗素入手，开始了他艰苦的学术道路。他在进入具体的学者和学术着作之前，有一个大的目标和方向，这就是“改变我们的思维习惯”。他的诸多研究都在围绕着这一轴心展开。

   ——徐友渔对常识和理性的呼唤，尽管不如另一些人“锦上添花”式的、对浪漫和审美的把玩，但对于现实的中国来说，才是真正的“雪中送炭”。他把准了脉，知道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什么。

   ——9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爆发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在这场硝烟仍然未散去的论争中，徐友渔是“自由主义”阵营的代表人物，他与上海的朱学勤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为扞卫自由的尊严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自己的一点切身体验

   不过，再多的外在评价，也不如自己的一点切身体验。我是通过三次交往，真真切切体验了徐友渔何谓“谦谦君子”。

   第一次时在2005年3月，深圳刘宗秀文革博物馆和广东汕头塔园文革博物馆（中国首座民间文革博物馆）想邀请徐友渔南下指教，托我代为联络。已被多种学术活动邀请包围的徐友渔，不仅欣然应承，而且在电话中极为诚恳地要求，住一百来元的招待所就行，两人住一间房，千万别花冤枉钱，反复强调不已。事后虽因“有关部门”干扰未能成行，但徐友渔的俭朴厚道，将文革四十年纪念研究置为重中之重，让人感动。

   第二次是2005年7月，我因研究“焦国标真相”，电话访问徐友渔，请他谈谈焦国标“讨伐中宣部”事件。在此之前，已有几个重量级的名人委婉谢绝了我的采访。我担心徐友渔也会婉拒，至少不会纵情放谈——徐友渔毕竟“身在屋檐下”，作为“体制内”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他如果直接得罪中宣部，后果可想而知。我甚至自问，这样逼徐友渔是否有些不厚道？但徐友渔不仅坦荡无畏地表示了对焦国标“讨伐”的赞扬，而且深入寻根对知识分子中间一些苛求焦国标的“党文化”言论进行了独到的批判，甚至不惜冒犯与他关系极好的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这让我明白，余杰称赞徐友渔“坚守自由的尊严”，不仅指他对西方哲学和自由主义学说的精通，更在于徐友渔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勇敢践行。

   第三次是2006年3月——我曾有一篇短文《徐友渔的一个细节》详细纪录该事件——

   眼下正在流行“细节决定成功”营销新修炼。吾辈远离商场，无从判断这一经济管理策略的正误。但举一反三，由此悟到，“人品来自细节”。近日思索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着名文革史研究专家徐友渔的一个细节后，更坚信不移。

   这一细节是这样的——3月28日早晨，邮递员送来3月15日出版的《收获》2006年第2期。随手翻开目录，“亲历历史”中赫然有徐友渔的文革回忆录《我的大串连》。顿然一震，脱口而出：徐友渔何其鲠直正义！

   尚未细读徐友渔之《我的大串连》，这感慨是来自徐友渔近三个月对“收获》借巴金名义发行虚假广告”事件的多次直言批评。

   《收获》乃单月15日出版的双月刊，以双月刊的约稿发稿惯例，徐友渔这篇并非急稿的约稿时间至少在三四个月之前。而这段时间，徐友渔正在一再“论时事不留面子”地批评《收获》—— 一个学者厉声批评刚刚向自己约稿示谊的权威杂志，这需要何等勇气与良知！——

   2005年 12月 18 日，我在《世纪学堂》论坛贴出《<收获>杂志宣布：巴金继续主编２００６年<收获>》，批评《收获》盗已故巴金名义打虚假广告欺诈读者，虽然众多网友支持，但体制内的知名学者大都暂时沉默。

   2005年 12月 24日上午，我与从未谋面的徐友渔通了电话，本以为与《收获》常有联系，且素有“谦谦君子”之誉的徐友渔，至多只会给我说几句“中庸之道”，或者世故地说些“今天天气哈哈哈”。不料，徐友渔高声动情地说——

   “近几天来，我每天关注着‘《收获》的虚假广告’事件，这是一个让《收获》非常难堪的丑闻，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本来《收获》（２００５年６期）的‘悼念巴金专号’又是‘巴金主编’，这就够荒唐！然后又来一个‘巴金继续主编２００６年《收获》’的虚假广告，这就太荒唐！太有戏剧性！这事是对广大读者的一个侮辱！《收获》不道歉，说明了《收获》的品位问题。这样的事由官僚机构来做都说不过去，《收获》却比官僚机构还做得差。比方说，一个市长昨天就死了，你今天还报道他在主持工作，这不是太可笑了？！《收获》太愚蠢了，这是叫全国人民都哈哈大笑的蠢事！”

   事后，我将徐友渔这番凌厉的批评公开引用到文章中，网上广泛传播。徐友渔不仅毫无顾忌，而且在2006年2月13日接受央视记者摄像采访时，再次一针见血地批评《收获》对虚假广告事件拒不认错（央视法制频道《大家看法》制作成18分钟的《较真》专题节目于2006年2月20日20时和次日12：30分播出）：

   “一个主编编了一期杂志，这一期杂志的内容是悼念自己的逝世，这件事在逻辑上简直是荒唐得，我觉得是太滑稽了，是一个大笑话！这一点哪怕他们是无意的，哪怕他们这么做是可以理解的。……”

   “一个文艺杂志、文艺家的本职就是监督社会，批评就是你的责任之一，他们本来就应该站在这种立场上，就是对一些错误，或者对不良的东西进行批评的。现在他们怎么能够比官老爷还要官气十足？别人批评他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反应是太官气十足了，那种居高临下的，那种傲慢的态度，我觉得这些都是说不过去的。……”

   更为难得的，2006年 3月 24日，徐友渔已经知道《收获》2006年第2期发表了他的《我的大串连》，但下午2时，电话中徐友渔告知我：昨天《新京报》（ 3月 23日）发表江子骏评论《崇敬巴金先生至少要尊重事实》，说得很到位。徐友渔用这番话，再次表明了他认为《收获》坚持说“虚假广告”是为了纪念巴金的“刻意为之”，是“比官老爷还要官气十足”的虚伪！

   俗话说，“吃了人的嘴软，拿了人的手软”，徐友渔却如此“吃了你的饭也还是要批评你”，坚持真理，“威武不能屈”，让人想起法国着名作家左拉晚年挺身而出，痛揭专制虚伪大案为大众伸张正义。

   由此可见，虽然巴金向往的“说真话”精神已遭《收获》文学杂志社负责人势利抛弃，但是像徐友渔这样不为私情私谊私利而左右，无所畏惧地担当社会公理良心的知识分子，依然在“中国特色”中“砥柱中流障怒涛，折冲千里独贤券”（元•侯克中《艮斋诗集》）！

   对比徐友渔，一些为打倒批评者而不惜“统战”自己一向反对的专制者之“相逢一笑”者，一些因“领奖”而谀颂颁奖大人的“着名焦大”，因与“虚假广告”者有礼尚往来之“利益共同体”的“着名卖笑者”，因有世交、同学、乡党之情而沉默的“正人君子”和指鹿为马之“着名法学专家”，是否会暗暗脸红、忏悔一秒钟？

   与受到“特殊保护”拥有政治特权和文化霸权的《收获》相比，我只是一介无权无财无拳的体制外之弱书生。徐友渔不畏强权，不受利诱，一不袒护《收获》，二不装聋作哑，勇敢亮剑支持我这弱者的正当诉求，何尝不是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反“伪现代化”之歌！

   这“反伪现代化”之歌是徐友渔高风亮节的一个细节，亦是许多中国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的一个细节。（2006年 3 月 28 日）

   一年后的今日再回顾，以上三件事中，最能体现徐友渔风采的，当首推“徐友渔放谈焦国标”。

   兹将2005年7月25日的电话访谈录音录音整理如下，以飨注家。

   其目录有——

   “深得人心”和“大快人心”

   最感兴趣郭飞雄对焦国标的批评

   它从深层次暴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软肋

   一些自认为拥抱“民主自由”的人实际上没有摆脱党文化

   照道理这件事应该有一个公开讨论

   “深得人心”和“大快人心”

   朱：友渔，你是海内外公认的文革史专家和自由主义思想研究者，想必你已关注了焦国标“讨伐中宣部”事件。最近我在研究“焦国标真相”，采访了一些人，包括李锐、李普、余杰、刘洪波等，我还想听听你对焦国标“讨伐”事件的一些想法。

   徐；你所谓的“事件”是具体针对哪一点？

   朱：就是整个“讨伐”事件的全过程，如果以《美国之音》2004年3月5日报道算“讨伐”事件正式在世界各媒体问世，到焦国标因“有关方面的精神”在2004年9月17日被正式宣布“停课”——其名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老师名册上除名，停止《对外传播学》教学，拟将其调往北大古典文学研究院，再到2005年3月16日焦国标因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邀请，赴美做访问学者，于2005年3月18号被北京大学以“自动离职”除名，这个由一篇“讨伐”文章自由发表引起一个北大教授丢掉铁饭碗的“不自由”发展过程，包括外界对它的众说纷纭，我将它称之为“讨伐事件”——它极其典型而完整地体现了中国大陆现在人权的困境和言论自由的困境。

   徐：我的看法倒很一般，没有什么特殊：第一，我觉得他这种“讨代”，用我的话来说，两句话：一个是“深得人心”，第二是“大快人心”；第二，因为他要到美国去讲学而被学校开除，我觉得对他的处理是非常错误的！这一点我对他表示同情、支持和声援，我态度就是这样，非常简单。

朱：你身为体制内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立场却如此鲜明，对这样敏感事件的表态如此明快，毫不掩饰自己“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体制外思维。这要让一些惯于委婉中立甚至于明哲保身沉默失语的智叟学者、“现代儒生”相形见绌！难怪许多人敬佩你不仅有思想有学问，而且为人极其善良质朴坦荡。

   最感兴趣郭飞雄对焦国标的批评

   徐：但是我也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一个名叫郭飞雄的人，对他（焦国标）进行了批评，这是让我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也是难点——就是郭飞雄对焦国标进行了批评，而且这种批评对很多人，有些甚至是比我们年龄大一倍的德高望重的人，都产生了效果，这件事我就觉得值得深究了。

   朱：你是说，由于郭飞雄对焦国标的批评，使一些本来支持焦国标“讨伐中宣部”的人，又改变了态度？我前天电话访问过郭飞雄。他似乎批评焦国标基本上代表着激进理性，是卢梭那条法国革命路线，不是个自由主义者，把人权作为绝对的压倒一切的价值观；而他是维权派，是2003年以来的历次网络签名和维权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他认为只有维权派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他说，维权主要是维护法律权。强调法律优先，这一条是自由主义一个非常清晰的观念，法制优先，不要把法制等同于纯粹的自由主义。维权是维公民权，不是维人权，只是维护公民权利。我对郭飞雄的维权实践表示敬意，但不能理解他何以要将维权（公民权）与人权对立，并由此苛求焦国标？

   徐：其实郭飞雄开始对焦国标被北大开除，他也是非常义愤，拼命地抨击北大当局，而且当即表示支持。后来他的态度忽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可能是他发觉焦国标在支持美国打伊拉克，或者是觉得焦国标有一种倾向：只要是美国做的事，都无条件的支持，他一下就感到焦国标突破了做人的爱国主义的底线了，他马上由焦国标的支持者变成了谴责者，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很多人，比方我知道的一些德高望重者，但是我不希望说出去。比方我们这有一个很德高望重的许医农，我们都很尊重她。

   朱：许医农先生编辑出版“传统与变革丛书”、《山坳上的中国》、《长江，长江》、“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宪政译丛”、“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等上百种影响深远的学术着作，深受业界和学界的尊敬。不过，她对焦国标失去爱国主义的反感，是否有些国粹儒生的负面传统，我想文化界有识之士不一定赞同。

   徐：她（许医农）当时是非常积极，拼命地转发郭飞雄对焦国标的支持。但后来她看见郭飞雄对焦国标的批评，她觉得可能郭飞雄有道理，马上采取一种相反的态度。这件事我就觉得非常值得深究。

   它从深层次暴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软肋

   朱：这确实是焦国标“讨伐中宣部”后，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的一个耐人寻味的戏剧性现象，也许它从深层次暴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软肋？历代中国儒生总是容易因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而陷入与皇帝保持高度一致的陷阱；这种儒生传统就是在新世纪，也依然在许多知识分子身上潜伏着，常常因“天时地利”而轮回暴发。

   徐：第一点，我当然不赞成、不支持焦国标他那首诗（《致美国兵》）里面写的无条件支持美国这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是焦国标个人（在某一方面）的观点；这与我们判断焦国标在公共的政治生活中间发生的事（如“讨伐中宣部”）应不应该支持与同情，完全是两回事。

   朱：对，应该将焦国标2003年4月5日（写于伊拉克战争第十五天）那首诗《致美国兵》，与2004年3月发表的《讨伐中宣部》视为两个不同性质的事件，即使焦国标《致美国兵》事件有错有罪，也不能株连“讨伐中宣部”事件。奇怪，《致美国兵》发表一年，一直不见什么人批判，而当此次公众盛赞焦国标“讨伐中宣部”时，却有人借焦国标《致美国兵》来否定焦国标“讨伐中宣部”，这真是耐人寻味。有人批《致美国兵》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分明想焦国标狙击《讨伐中宣部》。当然，这一猜测不包括郭飞雄等人，但他们是否受到什么人幕后利用？

   徐：所以我觉得我这种立场是值得一提的，焦国标那点（《致美国兵》）我也不支持，但是这种不支持就像我跟大家彼此常常会有很多分歧一样，这一点并不重要，大家对于美国反恐的步骤，具体步骤到底有多大的分歧这是一回事，但是这一点都不影响焦国标“讨伐中宣部”以及后来余波发生的所有事情。在这一点上，我自己特别要谈一点，我觉得郭飞雄，以及他影响到的一些本来是对民主自由非常支持的人，态度有一个这样大的转变，实际上他们代表了一种很深刻的值得我们认真分析与批判的东西——焦国标怎么就变成了“越出了人伦的底线”？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代表中国一部分人，虽然他们自认为是对民主和自由的价值是肯定的，但是他们那种激进的民族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导致的所谓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实际上是跟四九年以来“党文化”的意识形态灌输完全是没有划清界线的，这就会导致他们有一个非常糊涂的看法。所以，虽然对焦国标诗里面写出来的那种无条件支持美国的任何的外交政策，我不予赞成，但这跟焦国标受到迫害应不应该支持，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朱；也就是说，尽管你不认同“焦国标无条件亲美”，但你坚决支持焦国标“讨伐中宣部”，并对焦国标因“讨伐中宣部”所受到的直接与间接，明里或暗里的迫害表示义愤。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刚出道的郭飞雄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呢？许医农在出版《山坳上的中国》时，有那样令人钦敬的眼光与智慧，怎么今日就会受到三十多岁的郭飞雄的“忽悠”？恐怕更重要的原因一些身上顽强残存的“儒生情结”？

   徐：这一点就非常值得重视，有很多人，尤其是像许老太太这样的人，她在此之前是非常狂热散发支持焦国标东西的，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

   朱：忽然从支持焦国标转过来反对或冷淡焦国标，这是她自身的原因还是外在的影响？面对一向尊敬的长者的反常，真是令人费解。

   [下午 03:11:03] 朱健国 says: 一些自认为拥抱“民主自由”的人实际上没有摆脱党文化

   徐：她转过来纯粹就是受了郭飞雄的影响。我在此之前，早就知道焦国标，看了他的很多东西，当时我收到许老太太不断发来的就是声援焦国标的东西，最后郭飞雄一封信就使她做了一个彻底的转变，而且肯定还不止她——据我所知，还有很多跟她同样德高望重的长者，觉得郭飞雄提出那个观点，具有决定性的说服力：就说焦国标虽然在受迫害，但是焦国标的行为已经是突破了人伦底线了，这个人伦的底线他们认为是爱国主义。

   朱：更根本的是民族主义。立足于统治者专制特权的民族主义加爱国主义，是“党文化”、“党天下”得以泛滥成灾八十年的一大法宝。

   徐：这一点就非常值得追究了。这一点充分说明了中国一些自认为对于民主自由价值持拥抱态度的人，实际上没有摆脱以前的这种意识形态和党文化的灌输，这一点（民族主义加爱国主义）就能使他们对一个受到赤裸裸的专制迫害的人，马上转变态度，觉得既然你是支持美国了，你不爱国了，你不爱祖国了，哪怕你受到迫害，我们也应该是另外一种态度。

   朱：真理应当不受国界与民族的影响，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国际主义、世界公民意识，更没有人类共生，万物共生的共生观；习惯于以一国一民族一党之私利为是非标准，一国一民族一党之私利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种毛病，即使是美国，也没有完全杜绝。美国虽然在国内较好地实现了民主共生，但其国际事务原则，还是多以美国利益第一为原则，而不是人类共同利益第一。私意下的民族主义加爱国主义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软肋，他们其实仍是“现代新儒生”。

   徐：这一现象我高度重视，非常值得追究，所以我干脆跟你说，我常常能够看到很多自认为是非常开明、非常超前、非常反叛的人，好像是非常对社会具有批判精神的人，实际上，他们受“党文化”的那种中毒之深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像的，一遇到考验人的问题（如焦国标“讨伐中宣部”和《致美国兵》），他们的立场就会非常混乱。

   朱：从这意义上来说，焦国标“讨伐中宣部”，最大的冲击力还不在于对执政党，而是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生”，特别是一些从“新民主主义”走过来的“民主主义”者，也就今日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者”。

   徐：但是，我还是认为，他们的基本立场应该还是像他们主观上说的：他们是赞成民主自由的。但是，一碰到这种所谓民族大义、所谓爱国主义，以郭飞雄那种话说，什么“人伦底线”之类，他们的立场一下子就产生了这种糊涂的转变了。我觉得作为焦国标的基本立场，其实跟大家是一样的。（但结果出现这样“大大水冲了龙王庙”），这一点是更值得用放大镜来解剖一次。

   朱：你说的这个问题的确非常重要。有网文说，“围绕郭飞熊《焦国标的言论越出了人伦底线》一文，海内外掀起了针对‘焦国标现象’的大讨论。但奇怪的是，除焦国标本人抛出了‘自豪八百辈子’的回应、张三一言撰文为焦辩护外，素来活跃于海内外媒体、网络的自由民主精英大都对此讳莫如深、沉默如金。”听说有很多原来支持焦国标的人，现在都已经都变转变了态度了，甚至有已经发表了支持焦国标意见的人，也在设法收回或雪藏，这可能都是因为郭飞雄所说的原因？

   照道理这件事应该有一个公开讨论

   徐：对。郭飞雄那封信，他提出“人伦底线”是爱国主义这一点，对很多人有非常大的影响，很多人非常认同他这一点。你想，许老太她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她发了无数封邮件去声援焦国标，后来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完全是郭飞雄的观点。所以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值得做文章，后来我也跟很多郭飞雄周围的人说，苦口婆心跟他们讲这个问题，证明郭飞雄这种观点实际是个非常要不得的观点。但是我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说，照道理这件事应该有一个公开讨论。

   朱：我听郭飞雄说，刘军宁他们都对焦国标有看法了，是不是这么回事？

   徐：我相信不会，当然，我觉得有些人会有些看法；我相信刘军宁这种头脑清醒的人，他绝不会在我刚才说的基本立场上有混乱的或者动摇的看法。第一，他会支持“讨伐中宣部”；第二，他会反对迫害焦国标这种事。我相信他。但他在另外问题上会不会与焦国标有分歧，我当然不知道了。我在逻辑上不能排除。假定我跟焦国标接触很多，我会对他有些立场观点甚至个人为人我不喜欢，这当然完全有可能。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能够摆到桌面上来谈的焦国标，实际上是一个公共事件上的焦国标（即焦国标“讨伐中宣部”事件），这一点不容置疑。如果说到那一点，我当然对焦国标的那首诗也不太喜欢，这一点我想以后我们见面还可以讨论。比方，我觉得余杰的有些观点，从策略上我也不赞成，虽然从实质上我一点意见都没有。但我不赞成包括余杰包括焦国标的有些言论，并不等于我不赞成他们的基本立场。

（围绕郭飞熊《焦国标的言论越出了人伦底线》一文），我觉得我们一点不应该低估中国人的不觉悟与受“党文化”的毒害到底有多深。

   当然，我跟你还要强调一下战斗策略，焦国标他没有多想这一点，他是该说什么就说什么。在这一点上，我可能还是要考虑中国人现在的“中国特色”，要考虑到他们中毒有多深这一点，我不能是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朱：尽管有人说焦国标“讨伐中宣部”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你觉得他的保护策略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像鲁迅那样讲究“壕堑战”？

   徐：对，对对。

   朱：我们不能人人都赤膊上阵，不能都去“左倾盲动”？

   徐：至少，对焦国标在那里表示“无条件支持美国外交政策”，我觉得他不应该表达，至少我认为不应该表达。

   朱：他有些话我也不赞成。我一再提醒他，我们要汲取当年鲁迅等人因中国黑暗而全面向往苏俄赞颂斯大林的历史教训。虽然美国是今天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但美国现在的体制并不是人类先进制度的终点，依然需要全世界人民的来历监督与批判。

   徐：而且他用那种感性的语言特别容易被人抓到把柄，如他说他也愿意当个美国兵之类的。

   朱：是，他的有些话容易引起误会，如“美国兵/请允许我喊你一声/brother！/如果招募志愿者/请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假如有来生，当兵只当美国兵。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 他有些像鲁迅所说的刘半农，作文待人，是大门大敞，所有武器一一摆开，明码实价，绝无暗道密室。

   徐：这种话（《致美国兵》）本来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中国这么复杂，人们觉悟这么低，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觉得考虑周全一点还是好些。有时候小事情是要坏事的，焦国标其实也可再多一点策略。

   朱：谢谢你无所顾忌的坦率。你曾在《新世纪对自由主义的重新阐释》一文中说过：“不论自由主义有多少变异之说，它都不折不扣、始终不渝地坚持个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主张宗教信仰和政治信念的宽容，思想专制和书报检查制度是自由主义的大敌。”你始终坚持了这一精神。你曾经倡议：“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如果要使讨论和争论富有成果、提高水平，每个人都应该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态度。 ”可惜，今天的“三个代表”们，真正的价值观总是在潜规则中。连一些自诩拥抱自由主义的先锋，也不幸传染了“中共病”。更不幸，患病者还不知自己也患上了自己一向痛恨的“中共病”、“儒生病”。这是更大的悲剧！

   附网上徐友渔简介

   徐友渔，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1977年考入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导师为杜任之、洪谦(维也纳学派领导人石里克的学生)。获硕士学位后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工作，1986—88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进修，指导教师为当代语言分析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达梅特。?

   徐友渔在本学科研究处于前沿地位，其着作《“哥白尼式”的革命》在1995年获金岳霖学术奖，与人合着的《语言与哲学》在国内和海外均获得较高评价。最近出版有《哲学家和他的假面具》。维特根斯坦文集第6卷：《论数学的基础》。

   1995年其研究发生了明显转移，他开始就后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喧嚣的作用发言，并写出一系列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学术性论着，并于1999年出版专着《形形色色的造反》。他是中国学术界对给现代思潮在中国的负面作用发出最早、最有力抨击的人之一。

   1997年他开始梳理90年代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潮，并主张对自由主义的研究应大大加强。在中国知识分子出现思想分化和对立，在关于中国目前的社会性质、主要问题，以及有关市场经济、社会公正等问题方面出现分歧和争论时，他积极地投入论战。在启蒙和理性遭到质疑时，他毫无含糊地表明扞卫的立场。

   业务范围和研究方向：当代西方哲学和文革研究。

   主要科研成果：

   “哥白尼式”的革命(着作) 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罗素(着作) 香港中华书局， 1994?

   语言与哲学(合着) 三联书店，1996，4?

   精神生成语言(自选文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10?

   告别20世纪(文集)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7?

   蓦然回首(着作)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9.2?

   自由的言说(自选集) 长春出版社 1999.12?

   直面历史(文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2?

   告别“文革” 青年报刊世界，1996，4，第4期?

   “文革”群众运动的虚伪性 亚洲周刊，1996年5月26日?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行为动因的调查和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5，夏季卷? “文化大革命”30年祭 焦点，1996，7，七月号?

   关于“两个文革”说 中国研究，1996，8，8月号?

   “文革”中红卫兵的派别斗争 中国研究，1996，8，秋季号?

   异端思想和红卫兵的思想转向 二十一世纪，1996，10，十月号?

   -- 2007年 7 月 26 日于深圳 早叫庐

https://blog.boxun.com/hero/2007/zhujianguo/17_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