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刘宗秀收藏的几则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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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一退休干部筹办文革博物馆
(博讯2005年9月13日)
    (中央社记者林于国香港十二日电)明年是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深圳一名退休干部在多家企业和老干部资助下，在深圳筹备一家文革博物馆，将他个人文革收藏品在明年公开展出，以便让后人深入认识文革。
    南方都市报报导，「尽管我是『文革』的受害者，但我绝不会以个人恩怨简单地展示『文革』史料，也绝不会以个人好恶解读『文革』史料」，筹备文革博物馆、七十三岁的深圳退休干部刘宗秀，文革期间被打成走资派，一九七九年获得平反，九年后南下深圳工作。

     刘宗秀将自己的收藏划分为三个阶段：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七一年是崇拜收藏期。基于对毛泽东的崇拜，从一九四八年开始就收藏各地的毛泽东选集。但一九七一年他被打成走资派后，内心满是疑问，至此展开十年的疑惑性收藏阶段。一九八一年到现在，发现国外许多学者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分析文革，从此，他开始研究性收藏。

经过多年在旧物市场寻宝，他目前拥有的文革收藏品约有七吨，大部份和毛泽东有关，涉及八十多个专题，其中包括文革时的精神病患者、文革时的酷刑等，而江青实录是众多收藏品的重点之一，至少拥有一百多件江青在文革中的种种指示及档案。

    刘宗秀在收集文革物品时发现，许多关于文革的东西已经被人丢弃。「这绝对是个损失。倘若若干年以后，我们想要知道文革的历史，却还要专门组织人员考察，那将是多么令人悲哀的事啊！」

    他认为，文革的历史地位非常重要，但现在的新一代未能深入了解，直到现在，许多人对文革的认识还是模糊。他希望以个人名义筹办文革博物馆，让后人对文革有更多的认识，不让子孙留下遗憾。

https://www.boxun.com/news/gb/china/2005/09/20050913002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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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7噸收藏品　不讓子孫遺憾
退休幹部深圳辦文革館

明年是中共已故領導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內地近期掀起一股民間興辦文革博物館熱潮。全國第一間民間文革博物館在汕頭出現後，深圳一名退休幹部亦在多間著名企業和廣東的老幹部資助下，在深圳籌備一間文革博物館，將他至少七噸重的文革個人收藏品，在明年公開展出，以便讓後人深入認識文革。

「儘管我是『文革』的受害者，但我絕不會以個人恩怨簡單地展示『文革』史料，也絕不會以個人好惡解讀『文革』史料。」籌備文革博物館的深圳退休幹部劉宗秀，現年七十三歲，在吉林出生，一九四八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文革期間被打成「走資派」，一九七九年得到平反，九年後南下深圳工作。
舊物市場尋寶涉80專題
劉宗秀將自己的收藏劃分為三個階段：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七一年是崇拜收藏期。他指出，基於對毛澤東的崇拜，他從一九四八年開始，就收藏各地的毛澤東選集。但到一九七一年他被打成「走資派」後，內心滿是疑問，至此展開十年的疑惑性收藏階段。一九八一年到現在，他發現國外許多學者從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分析文革，從此，他開始研究性收藏，令史料更有系統。
劉宗秀指出，經過多年在舊物市場尋寶，他目前擁有的文革收藏品約有七噸，大部份和毛澤東有關，涉及八十多個專題，當中包括文革時的精神病患者、文革時的酷刑等，而江青實錄是眾多收藏品的重點之一，至少擁有一百多件江青在文革中的種種指示及檔案。
劉宗秀在收集文革物品時發現，許多關於文革的東西已經被人棄掉。「這絕對是個損失。倘若若干年以後，我們想要知道文革的歷史，卻還要專門組織人員考察，那將是多麼令人悲哀的事啊！」
「為整個民族做件大事」
他認為，文革的歷史地位非常重要，但現在的新一代未能深入了解，「直到現在，許多人對文革的認識還比較模糊，只是簡單地蓋棺定論」。他希望以個人名義籌辦文革博物館，令後人對文革有更多的認識，「我劉宗秀要用自己規模化的收藏，給後人留下文革史料。我要以個人的名義為整個民族做一件大事。以我個人的名義創辦文革博物館，不給子孫留下遺憾。」
《南方都市報》/黑龍江《生活報》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i ... le/20050912/5216872

網民：一萬個支持！

「支持！一萬個支持！」深圳退休幹部劉宗秀籌辦民間文革博物館的消息傳出後，內地關注文革歷史的公眾心情為之振奮，紛紛湧上互聯網，留言支持，有網民留言，表示有意參與，希望盡一分力，籌辦文革博物館。
盼盡一分力參與籌辦
「（我們的民族）應該敢於批判自己的錯誤，敢於讓民眾知道歷史的真相，只有如此，我們才會真正成熟起來，站立起來，才能獲得世人的信任和尊重……建設一座文革博物館，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希望得到參與的方式。」
網民指出，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而文革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大災難」，不應忘記，而後人亦要了解該段歷史。網民認為正視歷史、勇於面對歷史，只會對中國有益，不會有害，讚揚劉宗秀有良知，對他以個人名義籌辦民間博物館表示敬佩。

本報記者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i ... le/20050912/5216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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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1名离休干部欲以个人名义建文革博物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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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sup] [sup]　刘宗秀和他的“文革”史料[/sup] 　　一位曾是黑龙江人的深圳离休干部，欲以个人名义展示“文革”史料—— 　　刘宗秀：要办“文革”博物馆 　　刘宗秀，离休的深圳市委宣传部正局级调研员，一个普通的离休干部。近日，《南方都市报》对刘宗秀要以个人名义在深圳创办刘宗秀“文革”博物馆进行报道后，这位曾在黑龙江工作、生活了近40年的老干部成了深圳的名人。9月5日，当刘宗秀为充实博物馆文物回到家乡哈尔滨时，记者采访了这位73岁的老人。刘宗秀说：“尽管我是‘文革’的受害者，但我绝不会以个人恩怨简单地展示‘文革’史料，也绝不会以个人好恶解读‘文革’史料……” 　　“文革”收藏始于黑龙江 　　“我收藏‘文革’史料起步于黑龙江。黑龙江拥有相当丰厚的‘文革’史料，而且我每年不断增量的藏品，许多来自哈尔滨的旧物市场。所以，这次我回到哈尔滨，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道外二十道街的旧物市场。”5日，在哈市建设街一处普通的住宅，精神矍铄的刘宗秀这样对记者说。 　　据刘宗秀介绍，1932年他出生于吉林，1947年到黑龙江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考入辽宁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重返黑龙江工作。历任黑龙江省学联秘书长，团省委大学部长、宣传部长、常委等职；“文革”中被打为“三反分子”。1979年，复出后任黑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1986年，离开哈尔滨南下深圳，任教育部深圳教育集团总经理。1993年，以深圳市委宣传部正局级调研员身份离休。 　　在他哈尔滨的“根据地”，记者发现满满一屋子的史料，大多和毛泽东有关。“这只是一少部分，深圳那边比较多，过一段时间，我将用火车把这些史料发过去。”刘宗秀说：“这就是我收藏‘文革’史料的特色——都是和毛泽东有关。” 　　刘宗秀把自己的收藏分成三个阶段：崇拜性收藏，经历23年；疑惑性收藏，走了10年；一直到现在的研究性收藏。 　　刘宗秀早年的收藏始于对毛泽东的崇拜。1948年，当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就开始收集各个解放区编选的毛选；1971年以后，刘宗秀被打成“三反分子”、“走资派”，当时国内还发生了许多令他震惊的事件，这时候，他的内心对有些问题产生了疑惑；1981年以后，刘宗秀有机会到很多国家，他发现“文革”学在国外比较受重视，国外的许多学者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多种学科的角度剖析“文革”，从此，他对“文革”史料的收藏更具有了系统性和研究性。 　　到旧物市场“寻宝” 　　刘宗秀说，现在他手中的藏品，如果按重量算，仅在深圳的藏品，15年前整体搬动过一次，用三吨半的卡车，足足拉了两车。如果按内容划分，则有80多个专题系列——“文革”时的精神病患者、“文革”时的布告、“文革”时的酷刑、“文革”时的日记…… 　　“我这些藏品的来源很多，有亲属、朋友赠送的，也有自己积累的，但绝大多数都是从旧物市场买来的。”刘宗秀拿起摆放在桌上的几件物品向记者讲述道：“这是‘文革’时期的报纸，是我在道外旧物市场花1元到2元一张买来的；印有‘文革’时期宣传口号的搪瓷缸是花10元到20元一个买的；搪瓷盆比较便宜，才4元到5元一个。”这些年，刘宗秀花在买各种“文革”资料、物品上的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有多少了。 　　刘宗秀至今仍然感念道外的旧物市场，因为他从中获得了不少珍品：“现在每年的藏品增长量，哈尔滨仍是最大的增长源之一。从我离开哈尔滨之后，每年我都回哈尔滨一次，到道外的旧物市场去‘寻宝’。” 　　因为工作的关系，那些年刘宗秀经常到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出差。每有这样的机会，无论怎么忙，旧物市场是他必去的地方。“因为时间匆忙，有时来不及在一堆旧书中查找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得全买下来，回去再慢慢翻。”刘宗秀说。 　　“如果买回去发现一件也没有用呢？”记者问。“在我身上还没发生过这种情况。这需要知识的积累和丰富的经验，还要有正确的判断力。我从书的包装、残破程度以及它的状况，就能知道它的价值如何。说白了，一打眼就能看出来。江青批示的原件，这绝对是珍品吧，那就是我逛旧物市场买一堆书带来的收获！”刘宗秀向记者讲述这件事时仍掩饰不住得意和骄傲。 　　那一次刘宗秀到北京出差，期间他到了旧物市场，因为时间比较紧，转了几圈后，发现时间已经不多了，于是他回到看过的一个摊床，那里摆着一堆书，经过讨价还价，他花300元从摊主手里全买了下来。回到家后，他开始仔细翻阅，令他兴奋不已的是，在一本书中夹着一张江青批示的原件。上面还有吴德、张春桥的批示。 　　几十年来，通过这种方式，刘宗秀挖掘出不少“珍品”。 　　史料窥见江青的飞扬跋扈 　　在刘宗秀的收藏中，他把“江青实录”作为收藏的重点之一。他拥有江青在“文革”中的种种指示及相关档案百余件。 　　“江青在10年‘文革’中的表现已经世人皆知，不管什么事，她总是冲在最前面，在‘文革’的这篇大文章中，应该说江青占了很重要的笔墨。所以我把她视为收藏的另一个重点，而且通过研究这些史料，可以窥见当时江青的飞扬跋扈。”刘宗秀说。 　　刘宗秀最新的收藏成果是15件“江青对样板剧团的批示”，这是他2004年的秋天在北京一个旧物市场淘得的“金子”。 　　据刘宗秀介绍，在一份“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乐团负责人康新斌、李德伦、唐厚楷三人联名信——《致总理、江青、春桥、文元同志报告》”中，他发现透过批示的圈阅方式，足可见江青的威风和张春桥、姚文元二人对她的恭敬，江青的圈阅方式是在自己的名字下面随意画出一个大圆圈，而张春桥、姚文元则都只是在自己的名字上面打一个很小的“√”。 　　在这份报告中，他没有发现“总理”名下有任何圈阅，也许就根本没送周恩来总理？反正这份报告竟然在没有第一圈阅者同意的情况下就下发了，可见当时江青权势的一斑和她的飞扬跋扈。 　　“文革”博物馆将亮相深圳 　　谈起要创办“文革”博物馆的初衷，刘宗秀说：“‘文革’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尽管发生和结束的时间非常短暂，但它的地位非常重要和突出。直到现在，许多人对‘文革’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只是简单地盖棺定论，但却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剖析。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64页中，邓小平曾说过，我们改革的内容为什么那么深刻呢？因为我们有‘文革’的教训。而在第三卷中，仅直接论及‘文革’之处，就有50多处。我深深感到，对‘文革’的反思一直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宗秀认为，就他个人收藏的“文革”史料的综合性来说，目前在全国没几个人能和他相提并论，其他人也有收集的，但只是单方面。“我只能说我的收集起步早，更具规模化，数量多，不能说最全。假如有一天某个人拿来一样东西来找我说，刘宗秀，这件东西你没有，这我绝对相信。” 　　在收集的过程中，让刘宗秀感到遗憾的是，许多关于“文革”的东西都被扔掉了。“这绝对是个损失。倘若若干年以后，我们想要知道‘文革’的历史，却还要专门组织人员考察，那将是多么令人悲哀的事啊！我刘宗秀要用自己规模化的收藏给后人留下‘文革’史料。我要以个人的名义为整个民族做一件大事。以我个人的名义创办‘文革’博物馆，不给子孙留下遗憾。” 　　刘宗秀说：“目前，这个博物馆在深圳三家著名的企业和广东省一些老干部资助下正在筹备和设计阶段，争取在明年‘文革’40周年能向市民正式开放。” 来源：生活报

http://news.cri.cn/gb/3821/2005/09/11/106@6951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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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黑龙江人的深圳离休干部刘宗秀：要办“文革”博物馆

刘宗秀，离休的深圳市委宣传部正局级调研员，一个普通的离休干部。近日，《南方都市报》对刘宗秀要以个人名义在深圳创办刘宗秀“文革”博物馆进行报道后，这位曾在黑龙江工作、生活了近40年的老干部成了深圳的名人。9月5日，当刘宗秀为充实博物馆文物回到家乡哈尔滨时，记者采访了这位73岁的老人。刘宗秀说：“尽管我是‘文革’的受害者，但我绝不会以个人恩怨简单地展示‘文革’史料，也绝不会以个人好恶解读‘文革’史料……”

　　“文革”收藏始于黑龙江

　　“我收藏‘文革’史料起步于黑龙江。黑龙江拥有相当丰厚的‘文革’史料，而且我每年不断增量的藏品，许多来自哈尔滨的旧物市场。所以，这次我回到哈尔滨，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道外二十道街的旧物市场。”5日，在哈市建设街一处普通的住宅，精神矍铄的刘宗秀这样对记者说。

　　据刘宗秀介绍，1932年他出生于吉林，1947年到黑龙江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考入辽宁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重返黑龙江工作。历任黑龙江省学联秘书长，团省委大学部长、宣传部长、常委等职；“文革”中被打为“三反分子”。1979年，复出后任黑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1986年，离开哈尔滨南下深圳，任教育部深圳教育集团总经理。1993年，以深圳市委宣传部正局级调研员身份离休。

　　在他哈尔滨的“根据地”，记者发现满满一屋子的史料，大多和毛泽东有关。“这只是一少部分，深圳那边比较多，过一段时间，我将用火车把这些史料发过去。”刘宗秀说：“这就是我收藏‘文革’史料的特色———都是和毛泽东有关。”

　　刘宗秀把自己的收藏分成三个阶段：崇拜性收藏，经历23年；疑惑性收藏，走了10年；一直到现在的研究性收藏。

　　刘宗秀早年的收藏始于对毛泽东的崇拜。1948年，当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就开始收集各个解放区编选的毛选；1971年以后，刘宗秀被打成“三反分子”、“走资派”，当时国内还发生了许多令他震惊的事件，这时候，他的内心对有些问题产生了疑惑；1981年以后，刘宗秀有机会到很多国家，他发现“文革”学在国外比较受重视，国外的许多学者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多种学科的角度剖析“文革”，从此，他对“文革”史料的收藏更具有了系统性和研究性。

　　到旧物市场“寻宝”

　　刘宗秀说，现在他手中的藏品，如果按重量算，仅在深圳的藏品，15年前整体搬动过一次，用三吨半的卡车，足足拉了两车。如果按内容划分，则有80多个专题系列———“文革”时的精神病患者、“文革”时的布告、“文革”时的酷刑、“文革”时的日记……

　　“我这些藏品的来源很多，有亲属、朋友赠送的，也有自己积累的，但绝大多数都是从旧物市场买来的。”刘宗秀拿起摆放在桌上的几件物品向记者讲述道：“这是‘文革’时期的报纸，是我在道外旧物市场花1元到2元一张买来的；印有‘文革’时期宣传口号的搪瓷缸是花10元到20元一个买的；搪瓷盆比较便宜，才4元到5元一个。”

　　这些年，刘宗秀花在买各种“文革”资料、物品上的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有多少了。

　　刘宗秀至今仍然感念道外的旧物市场，因为他从中获得了不少珍品：“现在每年的藏品增长量，哈尔滨仍是最大的增长源之一。从我离开哈尔滨之后，每年我都回哈尔滨一次，到道外的旧物市场去‘寻宝’。”

　　因为工作的关系，那些年刘宗秀经常到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出差。每有这样的机会，无论怎么忙，旧物市场是他必去的地方。“因为时间匆忙，有时来不及在一堆旧书中查找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得全买下来，回去再慢慢翻。”刘宗秀说。

　　“如果买回去发现一件也没有用呢？”记者问。“在我身上还没发生过这种情况。这需要知识的积累和丰富的经验，还要有正确的判断力。我从书的包装、残破程度以及它的状况，就能知道它的价值如何。说白了，一打眼就能看出来。江青批示的原件，这绝对是珍品吧，那就是我逛旧物市场买一堆书带来的收获！”刘宗秀向记者讲述这件事时仍掩饰不住得意和骄傲。

　　那一次刘宗秀到北京出差，期间他到了旧物市场，因为时间比较紧，转了几圈后，发现时间已经不多了，于是他回到看过的一个摊床，那里摆着一堆书，经过讨价还价，他花300元从摊主手里全买了下来。回到家后，他开始仔细翻阅，令他兴奋不已的是，在一本书中夹着一张江青批示的原件。上面还有吴德、张春桥的批示。

　　几十年来，通过这种方式，刘宗秀挖掘出不少“珍品”。

　　史料窥见江青的飞扬跋扈

　　在刘宗秀的收藏中，他把“江青实录”作为收藏的重点之一。他拥有江青在“文革”中的种种指示及相关档案百余件。

　　“江青在10年‘文革’中的表现已经世人皆知，不管什么事，她总是冲在最前面，在‘文革’的这篇大文章中，应该说江青占了很重要的笔墨。所以我把她视为收藏的另一个重点，而且通过研究这些史料，可以窥见当时江青的飞扬跋扈。”刘宗秀说。

　　刘宗秀最新的收藏成果是15件“江青对样板剧团的批示”，这是他2004年的秋天在北京一个旧物市场淘得的“金子”。

　　据刘宗秀介绍，在一份“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乐团负责人康新斌、李德伦、唐厚楷三人联名信———《致总理、江青、春桥、文元同志报告》”中，他发现透过批示的圈阅方式，足可见江青的威风和张春桥、姚文元二人对她的恭敬，江青的圈阅方式是在自己的名字下面随意画出一个大圆圈，而张春桥、姚文元则都只是在自己的名字上面打一个很小的“√”。

　　在这份报告中，他没有发现“总理”名下有任何圈阅，也许就根本没送周恩来总理？反正这份报告竟然在没有第一圈阅者同意的情况下就下发了，可见当时江青权势的一斑和她的飞扬跋扈。

　　“文革”博物馆将亮相深圳

　　谈起要创办“文革”博物馆的初衷，刘宗秀说：“‘文革’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尽管发生和结束的时间非常短暂，但它的地位非常重要和突出。直到现在，许多人对‘文革’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只是简单地盖棺定论，但却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剖析。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64页中，邓小平曾说过，我们改革的内容为什么那么深刻呢？因为我们有‘文革’的教训。而在第三卷中，仅直接论及‘文革’之处，就有50多处。我深深感到，对‘文革’的反思一直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宗秀认为，就他个人收藏的“文革”史料的综合性来说，目前在全国没几个人能和他相提并论，其他人也有收集的，但只是单方面。“我只能说我的收集起步早，更具规模化，数量多，不能说最全。假如有一天某个人拿来一样东西来找我说，刘宗秀，这件东西你没有，这我绝对相信。”

　　在收集的过程中，让刘宗秀感到遗憾的是，许多关于“文革”的东西都被扔掉了。“这绝对是个损失。倘若若干年以后，我们想要知道‘文革’的历史，却还要专门组织人员考察，那将是多么令人悲哀的事啊！我刘宗秀要用自己规模化的收藏给后人留下‘文革’史料。我要以个人的名义为整个民族做一件大事。以我个人的名义创办‘文革’博物馆，不给子孙留下遗憾。”

　　刘宗秀说：“目前，这个博物馆在深圳三家著名的企业和广东省一些老干部资助下正在筹备和设计阶段，争取在明年‘文革’40周年能向市民正式开放。”（生活报）

　　作者：夏德辉

http://news.sina.com.cn/c/2005-09-11/09216914822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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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文化大革命中的北京某处的大字报。(法新社)
中国著名文学家巴金的丧礼，本周一下午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享年101岁的巴金，走过了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唯一未了的心愿就是在中国兴建一所文革博物馆。

曾经在文革期间饱受折磨的巴金，早在平反后的一九八六年，就提议兴建文革博物馆，令下一代牢记这场惨痛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过，文化大革命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禁区，中国官方从未对他这一建议表态。

巴金本月17日逝世之后的第三天，被视为内地最敢言的报纸《南方都市报》，在时事评论版刊登一封约五百字的读者来函，揭露文革时期一些地区鲜为人知的血腥批斗活动，并指兴建文革博物馆才是对巴金最好的纪念。

这篇读者来函还指摘中国官方隐瞒文革历史，巴金筹建文革博物馆的愿望落空，形容这不仅是巴金个人的遗憾，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遗憾。文章又提到：“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不让后人知道过去则是双重背叛”，暗批中国政府清洗集体记忆，背叛了民族历史。

其实，内地有不少人都有巴金这个构想，今年初，广东汕头市澄海区的塔山，就有由当地文革受害者筹建的文革博物馆揭幕；另外，江苏昆山的锦溪镇，年前已有一所细小的文革博物馆，陈列了一些文革期间的宣传品。而四川成都的地产商樊建川，以及深圳的退休干部刘宗秀，亦都有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计划。

现年七十三岁，曾任深圳市委宣传部正局级调研员的刘宗秀说，很多人都支持他以私人名义筹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计划，他认为在大陆展出文革的史料，有助国民反思自己国家的错误，避免同类悲剧再发生，有助推动政治和社会改革。他说﹕“这件事对推动政治改革，推动大陆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发展都有好处，因为现在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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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北京一印刷厂的工人正在准备分发毛泽东的语录和著作。(法新社)
刘宗秀表示，数十年来一直搜集文革史料。他的收藏品，大多数是从各地的旧货摊买来。他筹建的文革博物馆，最大特色是展出大批有关文革，尤其是涉及四人帮首领江青的的实物，例如江青对样板剧团的批示，及一些被批斗人士的个人档案。他说﹕“原物实物很多，如个人命运，原始答案都在我手里。很多人的个人档案，挨整挨批挨弄，答案都在我这里。”

刘宗秀希望他筹建的文革博物馆可以在明年文革40周年正式开放。他说至今中国官方并无阻挠他的筹建计划，而最大的困难是筹措资金买地建馆，目前尚欠三百至四百万元人民币。 美国芝加哥大学中国文革史研究学者王友琴接受本台粤语组访问，认为刘宗秀的计划，有可能受到阻挠。她表示，自己数年前在互联网上开设一个名为“中国文革浩劫遇难者纪念园”的网站，但网站运作了17个月后被中国当局封杀，中国大部分地区都不能登入这个网站。但即使受到阻挠，民间仍要努争取，并应质询中共政府为何不敢面对犯下的严重错误。

王友琴说：“但是我觉得如有阻碍的话，我们也应该发出声音，问为什么不可以。巴金是受到尊重，有高社会地位的作家，他说了这样话已经快20年了，可是连纸上蓝图都没有。”

在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引起中国政局和社会持续十年动荡不安。有研究估计，期间不正常死亡的人数多达二百万以上。明年就是文化大革命40周年，中共政府会如何面对呢？。

https://www.rfa.org/cantonese/fe ... ution-200510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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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革博物馆隐然成形/曾慧燕
(博讯2006年5月30日)
文革文物收藏热 势不可挡

    作者：曾慧燕

     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簡稱「文革」 )是中國一段非常獨特的歷史，與文革有關的物品，見證了中國現代史一個血腥年代的特殊歷史。10 年文革，10 年瘋狂，留下多少歷史的創傷。如今，大陸興起文革文物收藏熱，文革物品通過文物市場重新回到人們的記憶中；民間文革博物館也在大江南北隱然成形，起到另類紀念文革的作用，意味民間對文革的記憶，不會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消失。人民通過市場商品熱，無形中挑戰了當局不准紀念文革的禁忌。 (博讯 boxun.com)
    近年來，許多關注歷史的收藏家，將收藏和研究的觸角伸向文革領域，能夠真實全面記載文革歷史的宣傳印刷品，已成為收藏者和研究者的搶手貨，如紅寶書 (《毛主席語錄》 )、大字報、革命樣板戲、唱片等，代表了那個時代的荒謬。隨著時間的推移，文革物品在歷史的沉澱中漸漸顯現其價值，成為海內外收藏家關注的焦點，價格水漲船高。

    紅色回憶之火 延燒古玩市場

    文革物品收藏和投資從 2000 年嶄露頭角以來，市場一片紅火。全國最大的古玩交易市場──北京潘家園，2003 年率先建立以文革文物為主的現代收藏品專業市場，面積 3000 平方米，約 100 個店面，吸引全國 10 多個省市的文革文物收藏商來此開業。新張不久，月成交額就達到上千萬元人民幣。這一把「紅色回憶」之火，立即延燒到全國各地古玩市場，紛紛跟進開闢文革文物等現代收藏品專櫃。

    經歷過文革的人都記得，那個時代最熱門的書籍是《毛主席語錄》，最流行的紙品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和傳單，當離那個瘋狂年代越來越遠時，富於時代特色的文革宣傳品益發珍貴，許多文革出版刊物經過幾十年風雨，大部分已經散入歷史塵埃，能夠保存下來的非常稀少。隨著全民收藏熱的興起，文革物品獨樹一幟，迅速成為一項專門類別的收藏。

    在眾多的文革收藏品中，文革書畫作品極富特色，因文革的特殊性，反映了時代主題，既有文物、史料價值，又有政治性、藝術性及觀賞性。同時由於書畫作品在文革本來就少，存世量更少，因而身價日增。如文革初期 (1967 年 6 月 )創作的油畫《毛主席去安源》，早在1995 年 7 月的拍賣會上，就拍得 550 萬元人民幣的高價，得主是中國建設銀行廣州分行。

    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這幅油畫經典名作，畫面上是毛澤東身穿藍布長衫，臂下挾桐油雨傘，走在崎嶇的山路上。此畫作曾被評選為「一幅畫代表一個時代── 10 部紅色美術經典」之一。1968 年 8 月1 日，中國郵政總局以《毛主席去安源》為藍本，發行一套文革郵票，發行量多達 9 億，是印數最多的郵票。

    中國傳統年畫在文革時代被賦予革命性和戰鬥性，在色彩上表現出「紅、光、亮」；在形象上「高、大、全」的文革特色。其他政治色彩濃厚的樣板戲劇照、語錄畫及毛主席肖像版畫等，都值得收藏。

    文革宣傳畫作為一個時代的畫種，畫面政治色彩強烈，有一目了然的時代烙印。前期的文革宣傳畫基本上是「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在十年浩劫中，發揮了其他輿論工具無法替代的作用，這在世界美術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宣傳畫中還有一些以醜化當時被打倒的中共領導人為題材的，從一個側面真實反映了文革造成的悲劇，如四川東方出版社革命造反總部出版的《劉少奇狗醜史》漫畫，醜化攻擊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由於其特殊的政治背景，為收藏者青睞。

    文革時期的書報雜誌，市場表現不俗。不過，由於文革宣傳品種類繁多，數量浩瀚，並非所有宣傳品都有收藏價值，只有那些具有史料性、藝術性、欣賞性、文化性的紙品，並且能夠真實全面記錄那段獨特歷史的紙品，才有收藏價值，如刊有「毛主席逝世」新聞的《紅旗》雜誌等。

    另外，文革中記載重大事件的報刊，如「兩彈一星」 (最初是指原子彈、導彈和人造衛星，其中一彈後來演變為原子彈和氫彈的合稱 )發射成功、報導中共九大召開的「號外」等，均值得關注。文革期間雜誌報紙創刊號也不容忽視，因出版時間短，存世量稀少，革命特色濃厚，市場價格不低，升值潛力大。各個造反派組織印刷的小報，如《戰旗紅》等帶有濃厚火藥味的小報，都是文革報刊資料收藏的重點。富於政治色彩的文革大、小字報，文革味濃烈的證件、樣板戲、連環畫等紙品，也是熱門的文革收藏品。

    世界珍郵 全國山河一片紅

    文革期間，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臻至頂峰，毛澤東畫像、像章風靡全國，其中毛澤東像章因為其造型、圖像、色彩、文字、製作工藝、質地等，花樣層出不窮。據統計，從 1966 至 1969 年，全國製造瓷質、膠質、木質、竹質、玻璃質及各種金屬質的毛章達 80 億枚之多，按當時大陸全國人口 8 億多計算，每人平均有 10 枚。

    那時為了「表忠心」，人人胸前都要別上毛主席像章，手捧「紅寶書」，家中要張貼「紅海洋」宣傳畫，連日常使用的杯碟、小孩玩具等，也充滿強烈的政治色彩。時至今日，這些物品已成為收藏品，有的身價百倍。目前較值錢的毛章是金質、象牙質、貝殼質的毛澤東全身像、坐像或站立像。

    「紅色經典之作」在大陸收藏市場向受歡迎。廣為人知的珍郵「全國山河一片紅」，於 1 68 年文革期間面世。當時大陸 29 個省、直轄市及自治區均成立革命委員會，為了表示紀念和慶祝，郵電部決定在1968 年 11 月 25 日，發行一枚面值 8 分錢的「全國山河一片紅」郵票，圖案為工農兵手持《毛主席語錄》，背景是革命委員會的紅旗匯成紅色海洋和工農兵群眾熱烈歡呼，上方為一幅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地圖上除臺灣省外全部繪成大紅色，上面印有「全國山河一片紅」金字，集郵者稱為「一片紅」。

    這枚郵票首先在北京發行，發行時間不到半天。一名中國地圖出版社的編輯發現郵票上的中國地圖畫得不準確，沒畫出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經向郵電部反映，急令全國各地郵局停售，要求全數收回郵票。但已有個別郵局提前售出，致使有少量郵票流出。由於「一片紅」發行及存世數量少，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唯一一枚因圖案設計和命題有重大失誤而停售的郵票，因此成為大陸郵票中著名的珍郵，並名列世界珍郵，拍賣屢創高價。

    1997 年 4 月 20 日，在中國嘉德 97 春季拍賣會上，一枚「全國山河一片紅」四方連郵票，預估價 58 萬至 60 萬元人民幣，成交價74 萬 8000 元人民幣。同年 10 月 1 日，在廣州舉辦的中國郵票博覽會上，首次展出全新 50 枚一整版「全國山河一片紅」郵票，這版堪稱「國寶」級的珍郵，市場價逾一千萬元人民幣。

    另外，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懸掛的毛澤東畫像的母本，今年 5 月 17日出現在北京華辰公司的春拍上。這幅畫像是由「毛澤東肖像專業畫家」張振仕在五○年代中期創作，最後落到美國一位華人收藏家手中，再回流大陸，將於 6 月 3 日推出拍賣，預估價 100 萬至 120 萬元人民幣。

    當代官窯主席瓷 升值空間大

    對文革收藏物品頗有研究的美國加州聖瑪利大學教授徐賁，5 月 14日在紐約皇后區法拉盛圖書館舉行的「文化大革命 40 周年國際研討會」會上，發表《懷舊物品和文革記憶》的演講。

    他指出，文革過去 40 年，在文物市場上，文革物品已被列為「現代文物」。本來國際一般慣例對文物的定義是「一百年以前製作的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實物」。文革至今不過 40 年，遠遠夠不上文物的時間下限。文革物品在今天成了「文物」，主要與人們的斷代感有關。

    徐賁說：「歷史的久遠是不能單單用實際的年份來衡量的，文革物品之所以成為『文物』，是因為文革時代在感覺上已經離我們十分遙遠。」

    根據徐賁的調查研究，文革文物收藏現在主要是在大陸民間，尚未進入正規博物館。雖然一些規模不大的邊緣性博物館，目前已開始陳列一些文革時期的物品，但基本上是象徵性的點綴，其目的不是總結和反思歷史，而是民俗展覽，為的是給文革時期的日常生活作一些實物性注釋。

    他分析，文革物品目前在官方的主流博物館中難以找到自己的位置，是政治原因造成。主流博物館對文革物品的收藏無所適從，甚至冷落排斥，與私人收藏文革物品的熱絡形成強烈對比。這也反映了文革在當前中國雖然在政治方面仍是禁區，但文革物品通過市場收藏熱，已納入官方認可的「現代文物」交易中，這種富於中國特色的私人文物收藏，成為一種有別於博物館收藏的「另類文革紀念」。

    徐賁指出，目前文革藏品主要集中在私人手上，主流博物館尚未有容納它們的歷史敘事空間。誰要想領略文革物品的豐富多彩，就非得到文物市場逛逛，如北京的潘家園和紅橋市場、南京的夫子廟及蘇州的孔廟等，都是具中國特色的大眾化收藏交易市場。

    「文革瓷」是近年收藏市場的亮點，所謂「文革瓷」指的是上世紀六○年代中期至七○年代中期 10 年間生產製作的、帶有文革色彩的瓷器，如裝飾瓷器、生活用具及反映當時生活風貌的瓷版畫等。以瓷質劃分，文革瓷分為陶瓷和搪瓷；以種類分，有碗、杯、壺、花瓶、筆筒等生活日用品，其中首推印有毛主席像的瓷器及唐山出產的各種規格的毛主席瓷雕像最具收藏價值，還有以革命聖地地圖、毛澤東語錄、詩詞為圖案的器皿，均具備文革時代的陶瓷藝術特徵。文革瓷無論在製作工藝、圖案造型、題款銘文等方面，與歷代瓷器都區別較大。

    熟悉文革物品收藏情況的原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總司令部負責人、骨董商潘國平指出，凡與毛澤東有密切關聯的文革物品都有極高的收藏價值，而最能體現歷史價值的收藏品是「主席瓷」。「主席瓷」是「文革瓷」的一種，是專為毛主席生產的瓷器，製作精良，當年由景德鎮瓷廠（一說在湖南）成立專門班子製作，瓷質細膩，精美絕倫，圖案多為梅花 (因毛澤東喜歡梅花 )。為毛澤東製作的專用瓷器包括食具、茶具等，全部配套，多達數十種，統稱「主席瓷」。

    潘國平說，「主席瓷」有「當代官窯」之稱，無論從瓷土原料、製坯成型、燒窯製成及顏料選配等，要求都極其嚴格。在拍賣會上屢創新高，成為文革文物收藏家情有獨鍾的藏品。

    徐賁指出，文革文物收藏大致有以下四個特徵：

    第一個是特殊情況造成的「物以稀為貴」。文物本來指的是那些相對稀少、不再能產生的物品。在一般情況下，文物是在一個相當長時間的過程中逐漸稀少的，其價值與日俱增，變成時間在給物品增值，但文革物品卻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突然稀少。文革結束後，由於人們普遍厭惡文革，大量的文革物品被當「廢品」處理掉。文革藏品的稀少，可以說是全社會集體丟棄的結果，它的價值與其說是因為時間的積澱，不如說是因為僥倖未被全部丟棄。

    第二個特徵是幾乎都帶有文革標記，即有文革圖像或文字，如毛像、語錄、樣板戲人物、文革領導人、標語口號、革命英雄及運動號召等。\n
    第三個特徵是它特有的收藏類別。計有瓷器、郵票、紙品及用具等，其中紙品類又分革命宣傳畫、報紙、文件、連環畫、毛選語錄、各種獎狀、證書、工作證、票證等，升值空間最大的是革命宣傳畫。

    另外，文化革命郵票也備受收藏者青睞，因為這些郵票的文革圖記最明顯。郵票本來就是一種熱門收藏，文革郵票更因其特殊性而身價不凡。

    第四個特徵是總體價位低。除了「主席瓷」、郵票這些本來就相當熱門的收藏品，其他大多相形見絀。一般文革物品的價格與所謂的「文物」檔次並不相符，乃因絕大部分的文革紀念品都是大批量生產，粗製濫做。

    徐賁表示，文革物品除了投資或待價而沽，還可以用來滿足人們的懷舊心情。文革物品和「四舊」物品本來曾經是對立的，現在卻成了差不多同一類的物品。由於文革「破四舊」，對物品極度破壞，許多原本十分平常的物品，因稀少變成收藏品，如老式家具、窗飾、銅器雜件、年畫招貼、書本報刊等。一切從當年「破四舊」運動中逃過劫數的物品，現在都一起進入文物市場。

    他強調，買賣和收藏文革用品，包含了對文革的特殊記憶。文革物品不僅僅是人們在文革時期所製造和使用的物品，而且還是那個時期政治、社會秩序的體現，是那個時代文化機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文革物品從當年的日常生活用品，變成目前地攤上的商品，並沒有就此退出歷史舞台。隨著文革時代的遠去，越來越多的人不再有文革的親身經歷，文革物品在一般人的意識中可以起到「史實記憶」的作用。

    徐賁指出，在今天的中國，對文革暴力、恐懼和極權罪惡的記憶，一直受到當局壓制阻撓。在此情況下，文革文物收藏具有指標意義，文革物品通過文物市場熱，重新回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一些幫助文革記憶、不忘文革的作用。

    他說，收藏文革物品，可以保存文革時期的歷史證物，防止它們進一步散失。保存歷史證物是保存歷史記憶的重要一環，將有助今後社會、政治、文化的歷史研究。而保存文革的苦難記憶，目的是為了避免類似文革的人為災難再次在中國發生。

    徐賁指出，文革表面光明的背後，深藏著苦難、殘暴、恐懼和壓迫。要觸及文革歷史的深層意義，除了物品，還需要有另一種記錄，那就是關於歷史的敘述，尤其是那些關於「不能言說的真實」，那些無數人肉體折磨、思想痛苦、人性扭曲和靈魂苦難的真實記憶，現在還很難進入當今中國的公共言說空間，這應是有心人收藏文革物品時不要忘記的現實，也是文革文物收藏的意義所在。

    反思文革 博物館是突破點

    大陸不少有識之士認為，文革反思，文革博物館是一個突破點。當局政治掛帥，對文革禁忌至今未變，反思文革步履艱難，盡顯文革「大陸冷、海外熱」現象。

    來自中國深圳的大陸學者朱健國，介紹了大陸文革文物收藏熱和文革博物館籌建的現狀與趨勢。

    朱健國指出，大陸近年興起全民收藏熱，收藏大軍多達七千萬人。近年又掀起文革文物收藏熱，專業收藏戶五千多家。意味民間對文革的記憶，不會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消失。執政者用打壓手段希望人們忘掉文革，但人民通過收藏文革文物的市場商品熱來挑戰當局禁忌，顯示民心所在。

    文革結束後，不少人提議建立文革博物館，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作家巴金。1986 年 6 月，巴金在香港大公報發表《文革博物館：隨想錄一四五》一文，首次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從此成為海內外有識之士的共同心願。

    朱健國指出，雖然至今中國大陸還沒有一個完整的文革博物館，但已有了形形色色的文革博物館雛形，因為每一個文革文物交易市場或文革文物收藏商店，都可以算是一種變相的文革博物館。

    他舉例，座落於廣東省汕頭市郊外的澄海塔山塔園文革博物館，是全中國首座文革博物館，具高度政治象徵意義，突破了巴金倡議的「官辦」文革博物館模式。朱健國認為，巴金多年來苦苦呼籲北京當局建立文革博物館，無疑「與虎謀皮」，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n
    塔園文革博物館由曾任汕頭市副市長的退休老幹部彭啟安於 1996 年籌建，經過 9 年努力，在各界人士支持下，於 2005 年 1 月落成。彭啟安是文革受害者，當年在槍斃名單上名列第二。這座以反思文革為主題的塔園文革博物館，有十多處紀念文革的景點，峰頂上矗立一座仿北京天壇造型的圓形建築。

    澄海在文革武鬥期間屬重災區。當時由於派性鬥爭，被槍殺的或在群眾大會上被打死的共有 3181 人，另有 4500 多人傷殘。在通往塔園博物館的山坡上，有 20 多個墳墓，其中一個墓碑上刻有 21 人的名字，這是 1968 年武鬥高峰期被殺害的「反革命分子」的集體埋葬之地。

    在博物館牆上的 623 塊黑色石板上，印有再現當時文革情景的 1100張照片和資料，包括遭受紅衛兵圍攻批判的劉少奇、對戴高帽接受批門者揮動拳頭的群眾，還有「肋骨 9 處骨折，因頭部受重傷引起腦出血死亡」的死亡證明書等。

    文革博物館 向市場化突圍

    朱健國指出，粗略概括，20 年來，大陸文革博物館籌建可分為四個階段：

    1986 年 6 月至 1989 年 6 月，這三年是公開倡議建立文革博物館的「紙上談兵」階段，其高潮是巴金在香港《大公報》副刊發表《文革博物館：隨想錄一四五》一文。

    1989年7月到1992年2月，是文革博物館倡議的「冬眠期」。

    1992 年 3 月到 1999 年的 7 年，在鄧小平南巡的「放鬆」下，文革博物館籌建向市場化突圍，進入「文革文物收藏市場化階段」，文革文物形成以北京為中心的全國交易網路，收藏熱與日俱增。

    2000 年到 2006 年，是文革博物館初具雛形階段的 6 年。具象徵意義的是廣東汕頭塔園文革博物館、四川大邑樊建川文革博物館、深圳劉宗秀文革博物館、河南南街村（有人稱南街村為「類比文革生活村」）等，民間文革博物館相繼形成規模。

    朱健國指出，這一階段的文革博物館，從類型劃分，有家庭收藏型、商業收藏型、企業廣告型、旅遊公園型、遺址紀念型、文革生活類比型、文物市場型、網博型等，其中絕大多數是以「批判文革」為目的，也有少數是旨在欣賞、懷念文革，如南街村「類比文革生活村」。熱衷者有學者、退休幹部、民營企業家、個體戶、市民、農民等。

    總結而言，朱健國認為文革博物館發展趨勢是：從幻想官辦走向自主民辦；從學院精英研究走向大眾市場化；文革文化從垃圾升為文物；從回憶口述走向文物實證；從「各自為戰」走向「協同合作」；從政治意識形態走向人類文化遺產。

    另據 5 月號香港《爭鳴》雜誌報導，目前在天津、黑龍江、浙江、四川、湖南等地，都已建立民間的文革博物館或紀念室，其中四川、陝西、浙江等省份，就有文革紀念碑 30 多個。

    朱健國指出，目前大陸文革博物館發展的最大困難是：一、觀念滯後，政治誤解和專制機制使之成為「黑事業」和「半地下工程」；二、文革博物館管理人才亟缺，文革研究人才可能斷代；三、沒有合法資金和融資渠道；四、許多天災和人禍正在嚴重危及「文革文物」和「文革文化」。

    朱健國說，塔園文革博物館創辦者彭啟安呼籲建立文革學，在高中和大學設立文革學課程，包括文革史、文革文物收藏學、文革文藝學、文革圖書版本學、文革研究新成果、文革博物館工程學（設計與工藝）、文革博物館管理學等，目前已開始與汕頭大學商洽。

    他說，四川樊建川打著抗戰博物館的旗號來掩護文革博物館。2003年，樊建川以個人名義，徵地 500 畝，在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興建「建川博物館聚落」，包括抗戰博物館系列、文革藝術品博物館系列及民間百年博物館等。

    樊建川的收藏共分四大系列，即文革文物、抗戰文物、公館家具及筆筒等。其中文革文物是最大的收藏系列，多達三四十萬件。而官方的中國革命博物館的文革藏品，不過一萬多件。樊建川編著的《「文革」瓷器圖鑑》 (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一書，收錄 80 多個文革瓷品種。

    1963 年出生的深圳民間收藏家賴水群，在深圳書城經營收藏品商店，收藏了數以千計、種類繁多的文革物品，包括文革宣傳畫和文革瓷器，總值上百萬元人民幣。文革影響了億萬中國人的命運，賴水群最初收集文革收藏品，是出於對童年的懷念和紀念，也包含她的痛苦記憶。

    「深圳劉宗秀文革博物館」籌辦人劉宗秀，是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局級退休幹部，文革期間被打成走資派，1979 年獲平反。他從 1950年代就開始收藏「毛文化」（毛澤東文化），並提議申請「文革文化」為人類文化遺產，將文革文化從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

    經過多年在舊貨市場尋寶，劉宗秀目前擁有的文革收藏品約達七噸，大部分和毛澤東有關，涉及八十多個專題，其中包括文革時的精神病患者、文革時的酷刑等，而江青實錄是眾多收藏品的重點之一，他至少擁有一百多件江青在文革中的各種批示及絕密檔案。

    劉宗秀認為，文革歷史非常重要，但現在新一代未能深入了解，許多人對文革的認識非常模糊。他希望通過籌辦文革博物館，讓後人對文革有更多的認識，不讓子孫留下遺憾。

    (來源：北美世界日報世界周刊； 日期:2006/05/28)

    圖片說明：

    一、北京天安門城樓懸掛的毛澤東畫像的母本，將於 6 月 3 日在北 京華辰公司拍賣，預估價 100 萬至 120 萬元人民幣。(新華社 )

    二、文革期間 (1968 年 11 月 25 日 )發行的「全國山河一片紅」郵票，存世量極少，被列為世界珍郵之一。(取自新華網 )

    三、大陸民間文革博物館隱然興起，挑戰當局禁忌。圖為建於廣東汕 頭澄海塔山的塔園文革博物館。(博訊提供 )

    四、現居廣東深圳的大陸學者朱健國，在紐約出席文革 40 周年研討 會時，展示文革文物熱門收藏品之一「一幅足夠全民久遠玩味的 裝置畫」。(曾慧燕攝 )

    五、建立文革博物館的目的，是為了讓下一代不要忘記中國歷史上曾 經發生過的人類浩劫。圖為一名小孩在廣東塔園文革博物館內撫 摸碑文。(路透 )

    六、廣東汕頭塔園文革博物館，是大陸首座民間文革博物館。(博訊提供 )

    七、文革期間的宣傳畫，具有強烈的政治與時代色彩，是熱門文革收 藏品之一。(博訊提供 )

    八、文革物品通過文物市場重新回到人們生活中。加州聖瑪利大學教 授徐賁對文革文物收藏情況瞭如指掌。(曾慧燕攝 )

《世界周刊》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6/05/200605300022.shtml

yangharrylg

文革博物館
朝日新聞掲載「キーワード」の解説
文革博物館

今のところ「官」による建設の予定はなく、当局黙認の下で「民間」が先行する。まず広東省スワトー市で05年、元副市長の彭啓安氏によって開館した。同省深セン市では元同市共産党宣伝部幹部、劉宗秀氏が建設に向け文革関係資料(重さ7トン分)を集めている。北京在住の作家、楊匡満氏ら全国政治協商会議の委員48人は今年3月、当局に対し、文革博物館建設を求める署名を提出した。
(2006-09-08 朝日新聞 夕刊 3総合)

https://kotobank.jp/word/%E6%96% ... %A9%E9%A4%A8-885441

yangharrylg

这期节目是我从内地回到台湾来的第四场，仍旧穿着凤凰电视刘长乐老板送我的长袍。今天讲这个节目还是讨论一下，回味一下我在内地的这一次的演讲中的一些插曲。
    首先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北京大学送我的一个纪念品。这个是可以立在那里的一个牌子，“李敖先生，北京大学演讲纪念，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闵维方，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很感谢北京大学，感谢闵维方主任。除了送我这个牌子以外，报道说闵主任拿了一张照片送给我，这张照片不是别人就是我的父亲。我父亲在北京大学国文学系毕业，就这张照片，就是闵维方主任送给我的。我很感谢北京大学从他档案里面找出来 一九二五年毕业的我父亲这张历史性的照片。我们看到，他穿的衬衫的领子是圆领的，那时当年很时髦的一个装束，现在看起来这个都是历史了。为什么我很感谢闵维方主任？因为我李敖手里所掌握的这个资料，没有我父亲这张照片。我有我父亲的民国十五年就是一九二六年的北京大学的毕业同学录。这里面最令我们惊讶的就是一九二五年毕业的同学录，名单一共只有三百五十九个人。北京大学在一九二六年的整个的毕业生只有三百五十九个人，现在北京大学上万人，可见当年的大学生在比例上面是多么的难得。我在跟大家讲过当年一个中学生的背后有四千个文盲，换句话说，中学生跟文盲的比率是一比四千。大学生，尤其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绝对是天之骄子，所以我父亲也是天子骄子之一。他那时候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吉林省，省里面两个中学的校长空缺就等着他，或者你到外国留学。所以那个时候啊，真是天之骄子。我很感谢闵主任给我这么好的纪念品，使我能够看到这些当年的照片。
    这一次大陆行使我大丰收，因为也有不认识的朋友送我东西。譬如，我收到了一位也算是我的同乡，叫做刘宗秀，他是中国第一个个人名义的文革博物馆馆长，这就是刘先生。他当时写了封信给凤凰电视的刘长乐先生，这封信里面讲到了他看了李敖有话说，很感兴趣，并且他这一年多来都在看这个节目，他把一些我出生地哈尔滨的一些社会史资料送给李大师。这些资料呢都是上个世纪，在哈尔滨的俄罗斯人的老照片。我给大家看看这个照片，蛮有味道的。俄国人，东北人叫做老毛子、大鼻子，我们现在看到的照片就感觉到跟我们现在的照片就是不一样。很感谢刘先生的这好多的照片。同时呢，他送了一本书，俄文的书，这本书正好就是一九三五年出版的，跟我同岁。这是讲到我们东方的一本书，这个是很珍贵的。我这一次北京、上海、香港之行有了很多意外的收获。这位刘先生给我的资料就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我这一次到北京是什么待遇呢？我告诉大家。我们看看香港亚洲周刊的有趣的报道：“李敖登陆传奇”，亚洲周刊有一行报道很有意思，我给大家看，“九月十九号傍晚五点，李敖由香港转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但这天晚上的北京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七点的新闻联播十八条新闻中竟没有李敖登陆的丝毫信息。次日，北京主流报刊的头版也没有李敖登陆的新闻，而李敖来以前的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当天的登陆新闻都在头版刊登有关的新闻”。连战、宋楚瑜、郁慕明代表国民党、亲民党、新党到北京的时候，北京的报纸头条新闻显著报道，可是我到了北京的时候当天新闻不播出，第二天也没有在第一版出现。我们再看亚洲周刊报道说，“李敖此行虽不是政党之行，而是以学者民间的文化之旅，北京中央给与高规格安排接待”。高规格安排接待，就是说给我很礼遇的保护，弄到我都不好意思了。什么呢？我的汽车开出来的时候，前面有警车开道，有的时候马路还清场。三条马路，我只走一条，另外两条也放空让我先走过去，弄得我实在是很不好意思，觉得很不安。的确是高规格的接待，可是容我在节目里讲一句话：“也是高警戒的注意”。警戒什么？警戒你李敖从台湾来了，你讲的话是不是有使我们觉得很别扭的，或者不妥的。对连战、宋楚瑜、郁慕明这些政治性人物，他们的话事先可以掌握，可是对李敖讲的话事先掌握不到。虽然我跟凤凰电视台刘长乐先生有交情，也是他们请我来，可是大家基于礼貌和尊重，几乎只能猜我要讲什么话。基本上是基于对我李敖的信任才有这一次的大陆行。所以，在礼貌上也不便刺探我李敖讲什么话。所以我在北京大学第一场讲演的时候，的确有一些令大家惊讶的地方。原因就是不能够完全掌握我讲什么话。

大家再看，我在复旦这一部分，我们看到解放日报的报道，“复旦师生视为学校百年华诞收到的特殊生日礼物，复旦校园出现了一票难求的情形”。可是我告诉大家，复旦大学请我去学校事先都不发消息的，知道我李敖来的人就来了，不知道的，学校不告诉你们。我总觉得我在被欢迎、被礼遇的过程里面有一点点怪怪的。那个怪怪的就是很不明显的、或者很隐晦的来对我李敖有一点点防范，不一定是恶意的，可是有一点点防范。所以我们再看到，这种情况在我演讲过去以后才被很多媒体挑拨。我所谓挑拨大家看看啊，这就是美国纽约时报登的这一段，“它就说，中国最好的朋友，在台湾最好的朋友，在北京关于自由的部分有所教训”。为什么说我是中国最好的朋友？我一再跟大家说，我不是中国最好的朋友。为什么是朋友呢？朋友变成外人了，我就是中国人，我就是大家的一分子。把我当成客人也好，把我当成最好的朋友也好，都是错误的分类。这也就是这一次我从北京回来，我上了陈文茜的那个台湾的电视节目文茜小妹大，陈文茜讲了一句话说欢迎你凯旋归来。我就很委婉的纠正了陈文茜，我说为什么说我是凯旋归来，如果我是凯旋我是胜利者，相对的有人失败了，或有人被我打败了。不是这个样子哦，我跟北京的关系不是这个样子，我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不是这个样子，我跟大陆同胞的关系也不是这样子哦。我不是胜利者，我们不是敌对的关系，说我是凯旋归来显然有语病，是不好的。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纽约时报》这些世界性的大报纸，说把我当成朋友来对待的时候，好不好呢？我们再看国台办发言人的讲话。我们觉得把北京跟李敖的关系变成了求同存异的关系。求同存异这句话大家知道出在哪里呢？出在当年周恩来总理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时候所表达的这个意思。就是跟美国的关系有很多矛盾，有很多距离，有很多落差，可是要从相同点来看这个问题。求同存异是对待外国人的一个的规格，今天拿出来对我李敖，好吗？我的话隐含了一点点奇怪，就是告诉大家我李敖不是朋友，我李敖也不是外国人，我李敖是中国人，我李敖是大家中的一分子，所以我认为我们之间不该是朋友关系，当然也不该是中国人外国人关系，当然也不该是大陆人、台湾人的关系，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我在这里一再跟大家声明，一再跟大家澄清，不可以定位成我是一个胜利者，或者我是个外人。我觉得这样子是不太好的。
    所以，这就我跟大家一再所表示的，这一次我所以被这么样的注意我可以理解。我们大家相隔了五十六年，这期间有很多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可是这个时候，大家见面，我不喜欢、也不希望由于五十留年的这个隔离而真的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长。我再跟大家说，中国是我们大家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可是中国是共产党和我李敖、和不是共产党的中国人是一家的。共产党是你们的，中国是你们加我们的，这才是一个很清楚的定位。这就是我跟大家所说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只有六千九百万人。虽然有台湾人口的三倍，可是比起十三亿中国人口来说起来它只占了十九分之一。所以我说，中国是我们大家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也是支持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我们的。这样子，角度来看就比较好。就因为这样子看，我们才觉得有一种参与感，对中国的外来的规划、未来的憧憬乃至于未来的决策，我们觉得我们有讲话的余地，不是说别人一定说哪个党单独说了算。
    我们觉得应该有一种开诚布公的度量，这一次我到北京来就证明了这种度量。哪有这么一个人离开内地五十六年，可以这样子风风光光地回来，连续在三个大学能够演讲。我们必须说这是中国共产党所展现出来的很大的一个度量。虽然有一些疙疙瘩瘩，有一些误会，可是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整体的政策的方向，应该这样解读。譬如，这一次我回到北京我想拜访一个开国的老将军，叫做吕正操，他有一百零三岁了。我觉得我应该拜访他，我很崇拜他，可是就遭遇了困难。我能够谅解这个困难不来自最高的阶层，可能是过分保护吕正操的这一小部分人的看法。这个看法影响到吕正操将军，使我不能够看到他。可是我必须忍不住地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吕正操将军托他的女儿转告出来这段话，他希望我下一次去的时候能够见到他。我没有把这种理由往上推，说怪罪什么什么。我承认在一些小的枝枝节节的部分，我们会受到一些过分谨慎的朋友们过多的解读，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的，我没有说扩大解释这种现象。所以我说在整体的感觉上面我觉得我这次演说证明了共产党有这个度量。即使用这种方法来对待我，我也认为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洋鬼子的《纽约时报》也这样报道过。我希望大家了解这一个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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