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汉：与金凤先生商榷王申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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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和王申酉


                              --------- 与金凤先生商榷





    金凤先生在《王申酉文集》的三篇文章中写了不少初读难以理解的议论。举一例用以说明。为了不至于“断章取义”，我决定把所举例部分的相关文字全部抄录在下面。


    在《反思和启迪》中（见《王申酉文集》第20页），金凤先生写道：





    王申酉品格的突出之处，在于他在当时政治高压气候下坚持独立思考，将自己真实思想记在日记上。而当他的日记被同班同学班长偷看并汇报组织后，政治指导员竟要求他交出日记作为他加入青年团的条件。要知道，入团在当时是十分光荣的一件事，王申酉也迫切希望入团。但是，他坚持了他的独立人格，不作交换，宁可不入团，也不交出日记！后果自然是十分严重的，他从此被目为落后甚至“反动”学生。“文革”中日记被抄，他正式被戴上“反动学生”帽子，坐牢一年多，毕业不分配工作。但他并不后悔。今天来看，他的人格是何等难能可贵，同时也显出当时那种政治思想工作的可悲可鄙！他们竟让学生干部偷看偷抄同学日记，并据以定罪。他们所要的只是唯唯诺诺看上面眼色行事的听话的驯服工具！这真值得当今仍在从事青年工作的同志认真总结历史教训，要当青年的朋友，不能当青年的“敌人”。不要再去培植听话的庸才和奴才，而须刻意经营如何多出王申酉般独立不羁的人才！最近逝世的钱钟书当年考清华时，数学几乎得零分而中文英文特好，清华校方破格录取。他学习成绩非常优异但狂傲不羁。当时他攻读的清华外文系有吴宓等多名教授，但外文系研究所希望他考研究生时，他竟然说清华没有一个教师能当他的导师！他去英国、法国学习回国只有二十七岁，当时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和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仍聘请他当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这才叫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出人才！试想，青年钱钟书如果生活在当今中国，一是他很可能考不上大学；即使上了大学，他那样“目空一切”恐怕早早被当作“落后学生”处理了。何能长成参天大树？





    作者的这段文字表面看来似乎谈了三件事。第一，简述了王申酉被不公正对待的经过。第二，由王申酉事件出发，纵观我国青年工作的目标，是在培养“唯唯诺诺看上面眼色行事的听话的驯服工具”，只“培植听话的庸才和奴才”。作者提出正确的方向应当是“刻意经营如何多出王申酉般独立不羁的人才”。第三，以钱钟书为例说明培养人才的道路，并以此进行今昔对比。说明钱钟书青年时代的社会培养人才的道路是多么可贵，能够培养出这样的“参天大树”；当今中国（作者直指21世纪）在培养青年人才方面如何失败。特别说明，如果处在当今环境（作者明指21世纪），钱钟书这样的人才肯定是不可能成为大树的。


    如果金凤先生是个普通作者，上面三点理解大概就可以交差了。但是，金凤先生是一个重量级人物，无论写作水平还是政治力量都非同一般。她撰写过许多著名文章，出版过《刘伯承纪念文集》、《邓颖超传》等影响很大的书籍，在新闻界的地位之高是尽人皆知的。她关于对王申酉评价的意见曾经迫使当年的上海市委认真开了十九次会议来详尽讨论！


    基于上述原因，作为一个普通百姓的我怎敢轻举妄动？所以不得不用硬性对比的办法来探索作者的真意。


    按照作者的描述，钱钟书个人品格和经历里有下述特色：1·读书偏科；他不爱好的学科几乎得零分，而爱好的学科却特别出众；2·个人性格狂傲不羁，学生时期就大胆到敢于藐视清华大学的所有教师；3·由于有人对他采用了“不拘一格”的培养方针，终于使他成为参天大树。


    对比一。王申酉读书不偏科。他从来就没有特别爱好的学科，也没有几乎得零分的科目。当年如果在学年考试出现一门功课不及格，经过补考还不能够通过，是要留级的。我们班级一位非上海籍的贫下中农子弟学生（当年这样出身的学生倍受关注）就是这样留了级的。我们班级的第一任团支部书记，是成绩优秀的典型。尽管他的社会工作繁忙，必须占用大部分课余时间全身心关注班内所有的同学，但他的考试成绩却总是门门五分，从来不做错题（当年没有人作弊，考试成绩都是本人的真实成绩）。他现在是上海大学的著名教授。王申酉的学习成绩不好，基本上都是三分。无论是否有过补考，他总算是跟上了。《王申酉文集》里几个序言的作者、附录的作者、编后记的作者都按照王申酉本人的日记介绍他如何热爱科学，以此来推断他的成绩十分优秀。所有这些文字都有失真实。王申酉日记里的记载仅仅是他本人的心理记录，是一种个人愿望，绝对不是学习成绩的真实记载。从刚刚学会思维的孩童开始，几乎个个都扬言自己将来要成为出众的人，但实际上未必真能出众。作为业绩超群的业界名人，拿钱钟书出众的学业来和仅仅勉强升级的王申酉对比，水平相差的过于悬殊。这样对比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读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人们要问，为什么金凤先生要在茫茫人海中独独选中钱钟书这样一个毫不相干又没有对比基础的人物来和王申酉对比呢？其深刻的用意究竟何在？也许需要读完本文后才能够明了作者的真意。


    对比二。钱钟书藐视清华大学的教师，作者用了“狂傲不羁”四个大字来形容。而王申酉藐视的不是老师，作者用的是“独立不羁”四个字来描述。显然“狂傲”两字要比“独立”两个字描写的行为大胆狂妄的多。作者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描述藐视教师的钱钟书的胆量。用低档的形容词描述王申酉的胆量。这样的比较显然在告诉读者，被王申酉藐视的人物一定比（被钱钟书藐视了的）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要低得多。言外之意是在说王申酉藐视那些人的行为和钱钟书比实在算不了什么，完全是不足挂齿的。


    还有，作者在段落开始时强调王申酉的思想仅仅写在日记里，但是在和钱钟书“狂傲不羁”的行为对比中，实际上已经告诉读者：王申酉的“独立不羁” 不仅仅是思想，而且是行为。否则何以与钱钟书的“行为”来对比呢？


    读者十分关心王申酉到底“藐视”了谁？这些被“藐视”的人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到底比教师低多少？虽然作者不说明，但是只要读过被删除了97%、发表了的3%又经过金凤和丁东严密修改的王申酉日记的人会发现，他在日记里“藐视”的居然是改朝换代的人物，根本不是区区几个教师！作者兜了这么大的圈子、拉来大名鼎鼎的钱钟书垫底，却原来是采用了偷梁换柱的写作手法给读者设置了一个深深的陷阱，引导读者误解真相。


    应当承认，作者的文字水平十分高超，写作技巧无与伦比，寓意之深美妙绝伦！


    对比三。钱钟书被录用在一个学校当老师做教学工作，作者对这样的用人大加赞扬，称为“不拘一格”。言外之意也应该对王申酉“不拘一格”大胆使用。需要说明的是，学生时期的王申酉除了那些日记外，没有突出的学习成绩、除了曾经打两份菜等违规行为外没有值得其他青年效仿的优秀事例，被一些名人认为“思想先驱”的那些情书当时还没有影子，在那样的情况下该给王申酉什么样的“不拘一格”？金凤先生赞扬钱钟书藐视了教师就让他当教授这样的做法为“不拘一格”。按照作者的逻辑，“不拘一格”的真意是否在说应当按照王申酉的矛头所向让他担当主宰国家命脉的职位（例如国务院政策研究部门领导、某种部长、政治局委员、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等等）呢？


    事实上王申酉早已经不在人世，所以金凤先生这样的含蓄之言似乎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我相信转弯抹角的话中还有其他不便直言的深意。


此外，还有一些重要事实必须与金凤先生商榷。


    按照已经公开发表的王申酉的相关日记，“不交出日记”这件事发生在1966年3月以后。但是，早在1963年，他就是我和团支部注意的对象。由于王申酉本人的各种表现不佳，在当年班级团支委给交过入团申请书要求入团的同学排队时，他总是排在最后。那个时候，他已经被目为落后生了。金凤先生硬说是王申酉不愿意交出日记才被当作落后生的，这显然失却了历史的真实性。作为一个著名记者，怎么能够这样胡编呢？


    其实，依据金凤先生本人的素质，应该是尊重历史真实的典范。但是在处理王申酉事件上却失误连连，表面上看来是对王申酉的日记内容过于信任造成的：只要王申酉在日记中记载的过程，似乎就一定发生过，并且一定和事实丝毫不差；日记中记载的思考、推测和估计，一定准确无误，决不会推测失误和估计出错。其实，由于年幼无知造成的思维过失、由于脱离群体自我孤独后的恐惧心理、以及由于自己走入歧途导致与社会格格不入产生的心理恐慌和情绪低落等在已经发表的日记里清晰可见。作者却偏要把这一切完全归罪与环境，归罪与社会。这样做的唯一解释只能够是作者在字里行间寄托着自己的情绪和希望，通过这样的途径在宣泄作者自己的怨恨和不满！


    关于青年工作的目标问题。从文字里可以看出，作者对王申酉青年时期（也即60年代初叶）到《王申酉文集》出版（2002年8月）以来30多年的青年工作全部予以否定。“青年钱钟书如果生活在当今中国”一句话确切地点明了这个时间跨度。她认为这几十年的青年工作都是在培养“唯唯诺诺看上面眼色行事的听话的驯服工具”，“培植听话的庸才和奴才”。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计算。1949年金凤先生芳龄21。漂亮美丽、才气横溢，已经是人民日报的重要记者。1965年37岁，芳气袭人、风华正茂，是人民日报的栋梁。2002年73岁，虽然年已略高，却思绪敏捷、文字豁达、功成名就。金凤先生本人就是建国前后培养出来的才华超群的人物。按照她上面所述的逻辑，我们应该称金凤先生是庸才好呢还是奴才好？如果她本人确实是“唯唯诺诺看上面眼色行事的听话的驯服工具”，又何以写出那么多与中央对王申酉事件结论意见完全不同的大块文章呢？如此否定一切，不是把你自己也否定了吗？略有真见的人都会发现，金凤先生本人一定有强烈的怨气，否则如何会那样谴责给自己发迹创造了机会的时代呢？


刘少奇的“驯服工具”理论在文革期间遭到了广泛的批判，此后由于他本人的遭遇没有人再对该理论议论是非了。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三十多年，金凤先生又一次向全世界公开表达了对刘少奇“驯服工具”理论的厌恶和无情批驳。我实在不知道作者的原意究竟是什么，是想再一次批判刘少奇的冤魂吗？


    作者最后两句假设性的文字更不着边际。因为只要考生的总分够上录取分数线一般不会遭淘汰，所以说钱钟书要是现在考大学可能考不上的假设过于轻率。至于在校的落后生参加社会工作后变成“参天大树”的事例比比皆是，说因为在校被认为是落后生就一生没有前途的结论实在有失大雅。我真不知道作者对现实有多少怨恨，以至于住在舒舒服服的疗养院里还要用假设推理的办法来贬低当今社会！


    吃着娘的奶骂娘的人并不少见。这些人中有许多是因为阅历浅薄，不懂历史。但是金凤先生成年于旧社会，深知青年钱钟书成长的社会是何等险恶，明了在“整个华北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和用一麻袋金圆券换不来一张邮票的年代里的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所以她才怀着满腔救国忧民的热血投身革命，自觉地把振兴中华作为己任，也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就能够成为人民日报的重要记者。在那样的宣传岗位上作为党中央的喉舌向四万万五千万中国同胞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并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记着你的不朽功绩。党和政府也已经给了你应有的待遇。可是你写的上述文字与你自己奋斗终身的事业协调吗？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你本人如此重大的转变呢？是因为文革中受到了不正确的冲击而失却了理智找这个机会宣泄个人的怨恨呢？还是认为自己的雄才大略至今未能施展而通过这样的方式隐晦曲折地鸣不平啊？


    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个传闻。说中央有关领导考虑到周总理长期在四人帮包围下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安定团结付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心理一定隐藏着某种委屈。在周总理临终前，有意识创造了一种方便的环境，好让他宣泄郁闷。但是，人们直等到周总理停止呼吸，也没有听到为他个人鸣不平的任何话语。当年的解释是周总理“宰相肚里能撑船”，不计较个人恩怨。我在去年的一个日志里记载了2006年春节有幸为周总理的一位秘书安排访问天津周邓纪念馆的经历，有幸聆听了许多周总理工作的细节。亲自领略了已经年近九旬的老人家向他的家人介绍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在给邓颖超回信时使用“为防丢失”四个字的真实含义时的激动神情后，我忽然明白了，周总理临终前不为个人吐一字的精神境界绝对不是普通的“宰相肚里能撑船”这样一句话所能够表达的。在周恩来的精神世界里，只有“振兴中华”四个大字，根本没有“自己”！他的一生就是在为“振兴中华”排除种种艰难险阻。他为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为中华民族处理种种惊天动地的大事而自豪，他只有奋斗不息，每时每刻都在为中华民族创造奇迹，根本不在牟取私人的点滴利益上花费任何时光！他对自己的最后安排就是要求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中华大地上，不留下点滴痕迹。他的最后愿望实际上没有完全实现，因为天津周邓纪念馆里存放着他的部分骨灰。那不是他本人的愿望，而是全国人民的愿望！他这样的人怎么会有宣泄郁闷的欲望呢？


    我们有不少开国元勋和各级领导以及功勋卓著的业界名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不应有的冲击，文革后又有不少人为当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了该场运动而付出了代价。我本人就是其中的一员。尽管我们各有损失，心中多少有些不平。但是，面对周恩来这样的民族骄子，我们还有什么不满可言呢？


    我这样说，丝毫没有容忍共产党执政过程中的失误的意思。共产党执政中的失误必须纠正，共产党内的腐败分子必须惩罚。纠正和惩罚的措施和方式有很多。例如：党和人民共同努力采取措施的方式、冷眼旁观批评批判的方式、站在对立面上公开或秘密地讥笑漫骂的方式、暴动颠覆的方式、武装入侵干涉的方式等等。每个个人、每个社会团体、每个国家力量都有自己选择的自由。但是任何选择都要付出相关代价和承担相应责任。我们已经看到绝大多数中国人和我一样选择了第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带来的代价就是对党的失误要给予一定的时间来识别、思考、研究、处理，并承受由此带来的个人利益的损失。不管这些损失以后是否能够得到补偿，心理不痛快时是否在口头上骂几句街，实际上却必须承受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因素。这也就是所谓的“谅解”吧，或者说“同舟共济”吧。通过这样的“谅解”以换取稳定与和谐。也许这就是历史吧。


    综观中国古今史，人民的代价就是历史进步的真实。奉劝那些借王申酉的名字为自己呼唤委屈的人们，你们都是国家的人才，还是为中华奋斗吧，不要把力量消耗在过去的历史问题上了。纠缠不休最终损失的是自己。与其把短暂的生命用于为自己鸣不平，还不如用于为中华民族创造新价值！只有创造者才是最伟大的！


    金凤先生，您是人杰，您对中华民族有许多功绩。原谅我这个比你年轻十多岁的无知小弟在这里说了不少不够尊敬的话。我真诚希望您能够收起败笔，继续您年轻时期保持多年的风采，参与到为诱人的“和谐社会”奋斗的队伍中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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