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汉：王申酉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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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申酉的悲哀


　　　　　　　　　　　　　　　　·老　汉·


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奉行一个原则：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我希望读者也能保持这样的道德原则和品德规范，以平静的心态来看待社会历史的沿革。


我是王申酉的同学，在大学生活中曾经长期探索王申酉的灵魂。我和王申酉之间有过许多次促膝谈心，也读过他的多本日记。如果像金凤先生所说，他的日记只有八本的话，那么在日记本里应当不止一处有我的批语和日期记录。


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班级，班级编号６２０８１，１９６２年入学，０８系（０８是物理系的系编号）一班（一班是无线电班，其余四个班级为物理班）。入学初期在册４２名同学，其中一人入学后转入４班，还有一人总也没有见过，入学后实际４０人。其中外地同学９人：福建１人，浙江３人，江苏５人。女同学共４人住在第六宿舍，男同学３６人住在第五宿舍。王申酉的学号为６２０８１２３，也即按照顺序排列第２３名。


我们是在陈毅发表了“红要落实在专上”的著名讲话后通过全国统一高考入学的。陈毅讲话对录取方针的直接影响有两个方面：１．入学新生的成绩必须超过分数线；２．成绩高、出身不好的学生也可以入学。


当年理工科高考６门课（数学、物理、化学、外语、政治、语文－－作文），每门１００分满分。华东师范大学６２０８年级的入学分数线是４８０分，据说是建校以来的最高门槛。我本人的入学总分是５１０分，在班级属于中下等。当年大学入学成绩是严格保密的，该资料被锁在校党委的文史档案室和每个学生的档案袋内，没有一个学生有权知道自己的确切成绩。后来，文革期间以造反派为首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原来校党委的这条规矩被破除了，我们才知道了真相。


王申酉的入学分数是４８０分。在所有考生中属于高分，在我们班级中属于低分。他在后来的学习中，成绩并不理想，总在３分左右徘徊。班级团支委对成绩不好的同学都很关注。力争所有同学都能够一起上进。６３年一位贫农子弟留了级，我们三位团支委在民主生活会上都做了检讨。王申酉也是被关注的一个，但他总算还是跟上了。


我们入学后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就是由校党委在中央统一号召下进行的“向雷锋同志学习”运动。每星期三下午和很多课外活动都围绕着这个运动展开。学校组织了各种报告会，还举办了历史系工农出身的学生赵学孔（后来的学生会主席）的事迹展览。展览的主要内容是介绍赵学孔同学的贫困出身和由于出身的影响带来的工农思想感情，以及在一场突发的火灾中出生入死地抢救孤寡贫下中农老人的事迹，为全校同学在学习雷锋的运动中树立了一个活的榜样。展览会的一个重要项目是展出了赵学孔同学的日记摘抄和日记本原件，以和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学雷锋时在人民日报发表雷锋日记摘抄的方法相呼应。


由于我也是贫农子弟，又是班级团支部宣传委员，在这样的运动中很快被感动了。由此我就成了班级中学习运动的先锋。


这场学习运动的许多成果中，有四点与我们现在的讨论有重要关联：


１．不成文地形成了层层思想汇报的制度。积极要求上进的普通同学向班级里的共青团员、团干部汇报思想；班级团干部向政治辅导员汇报思想。汇报思想的方式采用口头的和书面的。口头汇报思想逐渐发展成同学中的谈心活动；书面汇报逐渐演变成上缴日记本。把日记本作为书面思想汇报的方式特别受欢迎。究其原因，主要是不影响汇报人的活动自由，接受汇报者的活动自由也不被限制。


２．班级团支部负责全班同学的思想工作。凡是积极要求入团的同学的思想汇报，在自愿选择的基础上大致做一些统一分工。团支委每周一次班级同学思想情况分析会，汇总全班同学的思想情绪，防止发生不良倾向。在积极上进、思想稳定的同学中寻找发展入团的对象。


３．在同学中培养了写日记的习惯。凡是积极要求上进的同学中，几乎人人都写日记。


由于我的特殊身份，成了和同学谈心、阅读同学日记最多的人。有一些同学不定期地把日记本塞给我。这样的日记本必须接下来，否则就会让热心上进的同学心寒。最忙的时候我的书包里、床头有好几本别人的日记本。许多时候我实在来不及阅读，就在日记的最后一篇的尾部写上“×月×日阅读”等字样，为的是让同学看到我已经很认真地处理了。有两个原则是必须掌握的，那就是迅速处理并尽快归还和我一人阅读不和任何人议论日记内容。曾经有一位同学星期天在马路上的汽车轮子下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一个小孩而真诚地要求不对外宣扬的思想汇报，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我仍然记忆犹新，并且保密至今。这样的同学很快发展入团，并且成为物理系学生会的重要干部，后来成为上海仪表局的重要领导，并且出版了上百万字的重要学术专著。


我就是在这个阶段阅读到王申酉的日记的。他的龙飞凤舞的字体实在太不好认，因此记忆甚少。但是，我肯定没有发现现在被人推荐为先驱的那些观点。否则也许我早就成为“告密者”了。


４．同学之间的友爱团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当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基本生活必需品凭票供应。师范大学对所有同学均实行吃饭不要钱政策。开始每人的膳食标准是１２元，很快高教部按照毛主席的建议把标准提高到１５元。由于星期日大多数上海同学不在校，省下的钱不能挪做他用，所以相当于又提高了标准。我不知道其他高校的膳食情况，没有办法横向做比较。就我本人亲自用膳的体会，应当承认师大学生食堂的膳食是高水平的。据说党委书记常溪萍经常亲自下厨视察、管理学生食堂的工作。按照规定学生吃饭只交饭票，不用菜票。吃饭的时候，只要拿着饭盒走进食堂，校工师傅就给每人打一份菜。买饭的时候交饭票，吃多少交多少，按斤两计数。我们的饭票由学校按照定量（即每人每月可以享用的粮食数量）统一发放，每月３４斤。上海同学在校用膳时间只有２５～６天，他们的饭票总是够吃的。外地和农村来的同学，缺粮现象比较严重。王申酉很少回家，他也缺饭票。班级针对这种现象组织调剂，生活委员经常在全班会议上处理发放饭票、发放助学金等生活事宜。同时总要询问“谁需要饭票请和我联系”等话。四个女同学每月捐献４０斤左右饭票，使缺粮的同学平均每人每月添补４～５斤，基本能够解决吃饱问题。


我们班级女同学自动捐献饭票始自学雷锋运动前，直到文化大革命。她们三年如一日，始终没有停止过。包括我在里面的所有受益者，没有任何人说过一句表达谢意的话，也没有任何领导对此作过半点表扬。今天回想起来，她们的品德是何等的高尚！历史已经证明，这些女性是我们国家的栋梁！她们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为我们的国家已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人说“一点水可以见太阳”，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


王申酉在他的日记里记录对吃不饱饭的抱怨时，他的手里除了学校免费发给他的饭票外，也持有从女同学手里转交过来的饭票呵！


王申酉给班级同学的第一个不好印象就发生在吃饭问题上。他利用吃菜不计量的漏洞，经常钻空子打两份菜。而且鼓励别的同学一起干。幸亏他没有号召力，反而引起了其他同学的反感。他的这种做法和学习雷锋运动中形成的大公无私思想氛围极不协调。他在小组民主生活会谈学雷锋的体会时曾经主动做过检讨。这件事使他在入团对象的排队里总是落在最后几名。试想在雷锋大公无私精神的影响下，涌现出来那样丰富的大公无私、助人为乐的事例，怎么可能让他的这种行为成为人们的学习榜样呢？


王申酉使我十分为难的一点在于他总是不暴露自己的真实思想。他永远是一个与周围保持着隔离状态的游离者。我摸不着他的思想脉搏。即使应他的要求和他谈心，也是东拉西扯不着边际。这些事使我很难向支部交代。同学们称呼他“怪人”，他不以为然。


外地同学都有助学金。甲等助学金每月４元，经过班级和团支委评判，由福建渔民子弟×××获得。包括我在内的贫农子弟几乎都获得每月３元的乙等助学金。外地同学中有一位地主子弟，也获得了每月２元的丙等助学金。后来他本人提出自己出身不好，应当学习工人、贫下中农子弟的艰苦奋斗精神，主动退出领取助学金的行列。王申酉是上海同学中的工人子弟，每月的助学金为２元。他曾经要求提高助学金到甲等。当时像我这样根本没有经济来源的贫农子弟都从来不开这样的口，他不讲理由突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使团支委三个人很为难。但是考虑到他是工农子弟，又是我的联系人，也许不是工农子弟的另外两位支委考虑给我点面子，最后还是决定把他的申请上报系党总支。我听了团支部书记传达系党总支副书记（当时的年级政治辅导员兼任我们班级的政治辅导员）针对这次意外申请的答复意见后十分吃惊：


“人家是在和我们玩弄花招！”


在“阶级兄弟”不离口的那个时代，政治辅导员用“人家”一词替代王申酉本人，言外之意的尖刻程度已经非同寻常。


王申酉申请助学金升级的事件发生在６３年上半年，距离反右斗争仅４年。结合后来他的全部经历，我推测当时王申酉已经和共产党基层组织之间发生过我们并不知道的冲突。这种冲突大概没有像记日记那样简单。


我不记得王申酉也退了助学金。有些资料介绍说是王申酉日记里写的，我相信是真的。退助学金的手续很简单，生活委员向系总务报一个名字消除即可，所以我和其他团支委不一定知道。问题是他的这个行为确实离奇。也许是申请升级不成赌气退了？或许是真的和当时的当权者之间在“玩弄花招”？！


发现王申酉日记里有攻击言辞是一个意外。他们几个同学在崇明堡镇住的宿舍非常小，床铺之间的距离刚刚能够放下一张桌子。只要有一个人坐在桌子那里写东西，其他人就得趴着床进出。那天王申酉在宿舍里光明正大地写自己的日记。突然有一个电话喊他，他毫无顾忌地把开着的日记本平放在桌子上去接电话。电话机在办公室，离宿舍很远，他去了很久不回来。住在同室的班长虽然不是团支部委员，也没有入党，但是他也是谈心活动中的核心人物。他也看过许多同学的日记。团支委开会研究班级同学思想状态的时候，他是经常参加的第四个与会者。在四清运动这样班级十分分散的状态下，和他在一起的同学的思想工作由他承担。其中不乏阅读日记之类的事。所以，他在经过如此狭小的地方时，看一眼别人开着的日记本是无可非议的。把此说成是“偷看”，对于那些不知道当年历史的人还可以原谅。如果明知当年历史还要斩钉截铁地定性，就不得不看看那些人的动机了。


没有想到的是，看的这一眼把他吓得魂飞天外！


试想，在四清运动这样整天喊着阶级斗争的气氛中，有人当着你的面大骂共产党、大骂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你能回避吗？向上级汇报情况是当年每一个大小负责人必须执行的任务，把他的这次汇报说成是“告密”，实在太牵强附会。还是那句话，对于那些不知道当年历史的人还可以原谅。如果明知当年历史还要斩钉截铁地定性，就不得不看看那些人的动机了。


施平在他的文章里对王申酉的日记事件进行了权威介绍和评述。可惜的是脱离了历史实际，从而不乏夸张之嫌。


我听到王申酉写“反动日记”，十分震惊。当时我已经离开班级所在的堡镇，在裕安公社四清工作队工作。我想办法找机会回到堡镇了解情况，同时也读到了部分抄件。从抄件的内容看，并不是直接咒骂性的，而是以评述为主。凡是他能够得到中央领导的相关消息，都要评述。报纸报道刘少奇和陈毅在缅甸海滨沙滩穿着短裤踢球，并刊登了相关照片。他认为刘少奇和陈毅不成体统，给中国人丢了脸。语言确实尖刻。中央的那么多领导，几乎都被他嗤之以鼻。


我不明白，我读了那么多王申酉的日记，为什么没有发现类似的蛛丝马迹？现在我怀疑，他给我看的可能不是真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意外地成了华东师大造反派的学生领袖，并发展成上海市第一次炮打张春桥的主要组织者。虽然那时我在校团委工作，但平时还和班级同学生活在一起。所以我的行为立即影响了全班同学。除了极个别外，三十多名同学几乎全部造反。在团支委的组织下，同学们集体合作了一份用１４０整张纸写成的巨型大字报。这份大字报震动了校党委，波及到全上海。王申酉也站在造反派的行列里。他的问题并没有公开，只有少数几个班级干部知道。在写巨型大字报的时候，起草者都是主要学生干部，他不可能排上号。由于他的字体很难辨认，所以也不是抄写者。他被安排在张贴人员里。在张贴这份大字报的时候，王申酉是出了力的，他们几个张贴人员通宵未眠！王申酉个人也写过一、两份大字报，但份量都不重。


王申酉不应该死。为他翻案，是得民心的。凡是我能够联系上的班级同学，没有一个认为不应该为他翻案的。不过，大家对这件事的积极性都不高。后来才知道，王申酉翻案的过程同样冤枉了许多留在上海的同学。他们为此付出了不能提干、不能出国、不调工资、不给房子的代价。似乎和王申酉成为同学后，我们这些人自然成了他的敌人，必须他荣众衰。这样冤枉人和冤枉王申酉本人在本质上又有多少区别呢？


我是唯一未被王申酉事件剐联的学生干部。原因是我为了躲避张春桥的追捕，早就远离上海。不过替代张春桥追杀我的人给我准备了比王申酉事件更加重大的帽子：“三种人”。此人就是为王申酉翻案的英雄！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好在我很明智，早就放弃一切名利钻进了最低层，完全融化在产业工人队伍里了。在产业工人队伍的强大保护下，我安全地度过了因炮打被批斗半年以来的第二次劫难。


我读了《王申酉文集》。感谢编者所做的艰巨工作。使我能够完整地读完他的已经变成印刷体的文字。


编者已经对文字做了严密修改，使那些最敏感的文字消失了。有人称王申酉有“个别观点不正确及一些词语不当”（见施平《王申酉昭雪记》）我相信这些“不当”是绝对不能公开公布的。一旦公开公布，就不再是“不当”了。


《王申酉文集》中，有许多地方展示了他本人用马列思想对社会现实的分析和理解。许多观点早在我和他的谈心中就涉及过。当年他如果能够仔细听我的意见，那个时候就应当建立起正确的观念来。那样，他就不会拒绝社会对他的关心和爱护，不会抛弃社会观念对一个人的基本要求，而一味否定社会的客观现实，完全沉入个人重新探索社会发展道路的状态中去。那样，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


他生不逢时。要是他能够在鲁迅时代出现在上海，就一定是一个不单单用日记批判时代的英雄；要是他现在出现在上海，也许能够成为某个沙龙的领袖。


１９７６年８月１４日他给Ｓ．Ｄ的信件中，确实有许多个人的学习心得，新意很浓。在那个年代，王申酉在这里提到的不少观点，我们当时不会那样看，不会那样想。我们这些“后知者”还明白一个道理，管理一个国家决非写写字那样简单。蒋介石在逃离大陆的时候，说过“总算把这个烂摊子甩给毛泽东了”之类的话。当年的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真正的经济专家甚少，就是有也不能轻易让他去指挥一个国家的命脉。朝鲜战争结束了才不几天，整个国家百废待兴。要是那个时候用今天改革开放的政策去管理，即使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都能够接受，就一定成功吗？我看未必！当年国家领导人在如何建设这个国家方面的分歧和争论，还受到国际形势压力的影响，这样的压力不是每一个国家领导人都能够切身体会到的。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文革后十多年出现了震惊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是不可能突然发生的。当年的毛泽东、周恩来等直接管理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是不是感觉到了什么？他们是不是在提防些什么？特别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里肯定没有提到这些！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孙中山还没有来的及把树栽下，就回归了大自然。蒋介石的树没有栽活，火辣辣的太阳仍然泼洒在中国人民的头顶上。毛泽东和一批中华民族的杰出将士把树栽活了，我们已经并且还会继续得到这棵大树带来的阵阵凉风。有时候也会从树上掉下一两个苹果来，在我们的头颅上留下一些伤疤。牛顿因此而悟出了万有引力定律，我们就不能因此也悟出万有发展壮大定律来么？非要抛弃现在的大树去重新种植，等发现树叶下面的阴凉原来是一样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粗大壮实的母亲树那里去了。因为你的树根没有和母亲树联结在一起！


王申酉确实倒在了“两个凡是的枪口下”。但是，即使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两个凡是”，他的命运是否就可以不一样？包括今天对他的思想高度赞许的许多文字和纂写这些文字的著名人物，如果他本人还在世的话就一定能够接受并与其为伍吗？我今天的文字，也许能够提供人们一个冷静的思考。


我没有密告王申酉，没有把他送进监狱，更没有决定枪毙他；我也没有阻挡为王申酉翻案，我为王申酉能够翻案叫好。因此在王申酉的问题上我可以自豪地说是一个公正人物。


可惜，王申酉不可能再复活。


路永远是自己走的，无论谁都一样。也许这才是王申酉的真正悲哀。


相关链接：


余杰：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1148
刊登在 2005 华夏快递 kd051115.


http://archives.cnd.org/HXWK/col ... /kd051115-2.g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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