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haiyliu：回忆我所经历的大学生活（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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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所经历的大学生活（一）走进新生活


近日 ，接到阔别三十六年的大学同学的电话，通知我参加同学聚会。这使我回想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上学的人生经历。
    1974年，我离开上山下乡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进入北师大历史系上学。我的身份，就是当时不用考试的工农兵学员。尽管以后对这种不考试入学的“文革”现象给予了批判，对工农兵学员的评价也褒贬不一，但是对于我来说，那是弥足珍贵的人生转折。我可以理性地批评这一历史现象，但从个人命运上，我还是要感谢这个机遇，当然首要感谢的是推荐我上学的荒友和连队的领导。我不能不承认，在同受艰苦，同怀希望的荒友中，我是幸运儿。
      对于上山下乡的知青来讲，能有机会回城市上大学，毕竟是好事情，因为知青本身也是“文革”的受害者，而并不是错误的代表和替罪羊。
    在兵团接到北师大的录取通知书时，真是好像做梦一样，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激动，我高兴，但是我不敢表现出多么兴奋，因为如果得意忘形，溢于言表，那是对荒友的一种无情，是一种残酷。他们，何止是还要继续地艰苦动荡，简直是命运莫测，甚至会生死未卜。
    现实就是这样，我被命运选择，踏上了回京的路程。
    入学报到那一天，我兴奋地走进北师大的校门。这是著名的高等学府，由于父亲早年也是北师大的学生，我对它觉着好像还有点缘分似的。
    身穿制服，肩挎书包，走在校园里，新奇地左右看着幢幢楼宇，我觉得自己摇身一变，从一个落魄的知青、苦力，俨然成为了一介书生学子。脑子里浮现的是电影里踌躇满志的学生，脸上都洋溢着快乐。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一种运交华盖的豁然解放，前面是光明的前途，心里是艰苦读书的志趣。转折，转机，真是难得！小资的浪漫，风发的意气，合着粗犷和老成，集于一身，经历着以后的矛盾和彷徨。艰苦，再不是肉体的锻炼，而是思想的拼搏。绝版的工农兵学员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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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是七四年国庆节后开学的。
     按照三年学制，我们是七七届学员。本届北师大历史系的学员共100名，分为两个班。约百分之六十的学员来自北京郊区的农村，其他有上山下乡的知青，有厂矿企业的工人，有小学教师等。年龄最大的有近30岁的，还有十六七岁的。这些学员，是由城市人和农村人两大部分组成的。有人说，农村来的学员也大都是农村干部的子女或本身就是干部，如生产队长、妇女队长等，有“后门”。作为城里的学员，我觉得他们很朴实，很友好热情，和他们在一起很开心。其他系的学员也都是这样的成分。校园一下热闹起来。
       我们历史系在校园东面的文史楼，外语系也在这个楼。我们的宿舍在校园西面的西北楼，旁边是西南楼和西西楼。大食堂在校园中部。每天我们就往返于东西两头。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可以算作是大图书馆，藏书大约五百万册，每天都人来人往，借阅书籍或到阅览室读书。
       我们的课程，是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学，并不分为更具体的专业，因为师范是培养中学教师的地方，没有多大必要细分专业。但是，教师是分专业的，有世界史老师，有中国史老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家本事”。北师大历史系的师资力量很雄厚，有陈垣、白寿彝、何兹全等一批老一辈史学专家，还有一大批中年的史学精英，在史学界也很过硬，享有盛誉。能在这个系学习，我感到很如意。
       从兵团回来上学，我可以说是踌躇满志，很珍惜。虽然受家庭影响，喜好文史，也初步看过一些书籍，但可以说谈不上有基础，甚至是很无知，懵懂。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找不着北，不知道怎样学习。我当时有个自我的小计划，就是要在三年内通读史籍。于是从《史记》开始，每天晚饭后都到图书馆去读。但最终也没实现这个计划，只是通读了《史记》、《汉书》和《三国志》，到部头更大的《资治通鉴》，就望而生畏，信心不足了。还有一个就是借小说看，看世界文学名著。由于“文革”的极左路线，图书馆有很多书都不开放，有些书也就看不成。当时把看书当作弥补损失，颇有点玩命的架势，导致了神经衰弱，总要常吃谷维素、刺五加、安定和校医院配制的健脑水。
      当时，历史系的学习都是跟着政治运动走，根本就不正规。虽然我们也增强着学习的常识和基础，但也对这种极“左”的教学方式很有意见，也很无奈。例如学习中国史，总要服从评法批儒的需要；学习世界史也免不了用“文革”的政治观点去讲解；中国古代史的课程竟然只用了几个月就结束了，而每周也就上两三次课。其他就是劳动啊，开门办学呀，开会呀搞运动什么的。这种情况，促使我明白了三年之间要学习到东西，大半只能靠自己，要有自己的想法加以落实，不仅要扩大课程外延，还要争取多看书。学员中，还是有一批有心人的，大多数是城市青年，也有一些很刻苦的农村学员。农村学员基础差，就下笨功夫，死记硬背。有时就主动问基础较好的城市学员。我觉得这些农村的学员很可爱。毕业后，很多工农兵学员都是教育战线的骨干，填补了那个时期教育战线的空白和荒芜，特别是在农村，起到了支撑作用。
      我在学员中，不算是学习最好的，但也算是比较好的。虽然自己有心多学习多看一些书，但总的来讲，也还是有些随大流，贪玩，喜欢热闹。我是班里的文艺委员，还组织学员一块儿排演节目。那时年轻，朝气蓬勃，好像总有使不玩的劲。
      在自由活动时，我们基本上就是打篮球、打排球、打乒乓球，或在宿舍聊大天。不少农村的学员特别爱逛街，一般都是去新街口，坐22路公交车。周末或者节假日前，有的农村学员就到新街口去买猪肉，准备带回家。那时冬天，可以看到学员宿舍的窗外，挂着猪肉。
      城市学员没有津贴，农村学员才有，好像是每月几块钱。有的农村学员，就攒钱买衣服，或买手表。我觉得这都是无可非议的。
      师范大学，历来是“吃饭大学”，伙食由国家管。我们在食堂是排队打菜，窝头随便吃。我当时的粮食定量还是兵团带来的，每月45斤。
      我记得当时学校还排练大型组歌“教育革命颂”，从各个系抽了有一二百人，组成合唱团，另外还另组成了乐队。我也被抽去排练，每天晚上都在大礼堂排练，有时白天也练。当时对“文革”有所看法，但还不能很有理性地去分辨是非，谁也脱离不了当时的政治环境。我把参演活动当作一般的文娱活动，自己也喜欢唱歌，有些歌的曲调还是很好听的。
      学员生活是开心的，开心的是可以自己自由地去发愤读书，是可以和学员在一起过集体生活。不开心就是教学不正规，一切服从政治运动。逐渐地，从遥远闭塞的边疆到首都，信息多了，头脑丰富了，才开始对形势，对一些现象有了分辨的能力，随之带来了思考，甚至还有些思想上的矛盾和苦恼，感到当时政治斗争还是很复杂的，影响着青年的理想和走向。以下是当时毕业前写得几句小诗，可以反应那时的情况和心情：

夜读有感        1977年2月9日
一

求知老大归故乡，

岂作时俗闹书庄；

愚民四鬼人常恨，

怨送望舒对扶桑。（怨是怨恨的意思。望舒是载月之车，扶桑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意思是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光阴的浪费）

二

京师三载大学堂，

总是雷雨打高窗；

窥破真假美恶事，

赢得赤子心浩茫。

三

学习不是几年成，

刻苦钻研勤用心；

安知革命无理论，

失败之道弃前功。

四

不知毕业从何事，

愿撑樯橹蹈风波；

只为共产能实现，

我峙万籁尽高歌。

五

常惜三老早去矣，

吾侪当思要继承；

国富民强革命志，

共为轩辕献精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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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兵学员的三年，不论它的是与非，也是我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为什么这样说，就是这段岁月，是极“左”路线为主导，同时充满政治斗争，北师大是一个缩影和反映体。作为当时20岁出头的青年，我还算是有心人，因此注意着这些政治现象，思索，矛盾，把握着自己的方向。我记得曾有个荒友说：你那时也挺“左”的，还演红灯记呢。我只是一笑置之。我生长的一个干部的家庭，从小就受着正统的教育，红旗下长大。跟着党走，为共产主义奋斗，是我接受的教育。那么，对于“文革”的错误，只能有些不理解，也还是坚持着跟党走，听毛主席的话。政治上的是非，是根本没有能力去分清的，况且在远离城市的边陲。当然，消极对待，也是可以的。难办就难办在我接受了革命的教育，不理解，也没动摇要跟着党走的理想信念。
    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回到城市信息量的加大，我开始对朴素的信念有了困惑。这是好现象，但也着实是一个艰苦的过程，逐渐向实际靠拢，向科学迈进。我那时好像有些理解了荒友李殿成送别我说的一句话“希望你今后在思想上有新的突破”是什么意思了。
    写北师大生活的过去，按时间顺序写，我已经忘记很多了，连贯不上。只能按照“方面”去写，随意地写。今天想写写一些当时的政治现象。
    既然当时是在极“左”路线的主导下，那么就会体现在各个方面。北师大是重点大学，也必然是重灾区。
    校领导层是革委会，工宣队是绝对的权威，还有跟着形势跑的教师和老干部代表。老领导虽然也身居领导职位，但是在“左”的大环境下，显得弱势和无奈。
    到系这一层，系领导层由工宣队、老干部，教师组成。简单说，跟着形势走的，是掌权派。教师分为一线老师和二线老师。一线老师有激进的，听话的，胆小的，敢怒不敢言的，老实巴交的；二线老师基本都是不受待见的“臭老九”，不坐班，不跟学员班，只是听候系里临时派课。二线老师是不吃香的。其实，我们觉得大多数老师，不管一线还是二线的，都还是很好的，因为他们也是无可奈何，积极点，日子也好过。只有极个别的老师才可算是不太老实。工宣队的师傅们，也是不错，但是他们是带着政治任务来的，思想感情是朴素的，执行当时“左”的路线也是说一不二的。没有铁板一块，我相信，掌权派也会有矛盾和斗争。我就不信工宣队与江青、迟群那一套没有矛盾。“四人帮”妄图整倒周总理，但工宣队的师傅们对周总理却很有感情。我亲眼看到总理逝世时，工宣队长悲痛地哽咽、流泪。
    在这种环境中，你不可能不看到一些现象，不可能不去思考，特别是我们这些城市学员。大多数农村学员也不关心这些，因为他们不懂这些。我本来就对“左”的一套有看法，不仅是家庭受文革冲击的原因，而且是一些现象促使我产生怀疑和辨别。这不能不提起一个事情-----
     当时，我们上面还有76届的学员，我们都是同系学员，住同一宿舍楼，很快就熟悉起来。一次，到他们的宿舍串门，听他们说了北师大“文革”中的一些情况。主要是，现在掌权的基本都是造反派，是跟着谭厚兰的。中央文革（江青等）要整周总理，北师大历史系的少数老师，承担了整理周总理黑材料的任务。后来，邓小平上台，勒令交出黑材料，教育部把人民大学的部分老师调到北师大，插到系里，就是来掺沙子的。并且说极个别一线老师在“文革”中迫害教师和学生，表现很恶劣。当听到了这些话，我似乎明白了什么，感到还真是有严肃的政治斗争呢，我压根儿就很讨厌和憎恶造反派。也许是由于听到了这些，以后我更加注意观察一些现象，力图分清些是非，把握自己的政治方向。
    我由于自己的政治信仰，在北师大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于是，老师希望我成为骨干，但是每每令他们不满意。我决不会做投机者。因此，我也就迟迟入不了党。此外，我在学员中是比较能写的，老师也有时也给我派点写的任务，无非就是结合当时所学的课程，写应时的批判性文章。对此，我犹豫过，但还是写了，全国都写，小小学员写了，也无非是应时地发发言，念一念。但是我不会去谩骂，发挥。只是套用些公用的话。逐渐地，我发现老师看我的眼神都变了，是一种不信任的眼神。现在想起来，我也是多余那时申请入党，现实是矛盾的现实，你怎么可能在夹缝中顺利入党呢？可我当时不懂这些。
     我们同组的同学是一个宿舍，我不能不提到也是从兵团回来的同学王意恒，我们关系很要好，并且他很有个性和思想，我与他可以交流一些看法，还跟他学习英语。我们宿舍里树立起学习的风气，被工宣队指名地在学员大会上点名“个别小组搞白专”。在反邓小平“右倾翻案风”时，学校下令要学员写大字报，连夜贴到大字报区。晚饭后，老师逐宿舍地检查、催促。我们采取拖延时间的办法，泡蘑菇，老师来检查，我们就作出准备写的样子，老师走了，我们把大字报纸团吧团吧都扔到床底下，硬是没写，蒙混过去。
     由于我在学员中是比较能写的人，一天老师找我，说准备让我和一位老师，一个学员出差到大连红旗造船厂去参加一个写作组的工作，内容是编一个小册子，写匈牙利事件（其实是影射邓小平同志是“邓纳吉”）。写作主体是造船厂的工人理论组，北师大的学员去主要是体现几结合代表性，做些辅助工作。我当时劳动腰扭了，也不太想参加这个写作，就以腰没好为理由提出不去。老师说你自己考虑一下吧，因为系里觉得你业务文笔都不错。老师走后，同屋的同学纷纷劝我去，说出差是难得的机会，又不是让你主笔，你又不担什么责任，不去白不去，玩一趟呗，我们想去还去不成呢。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但是大连确实没有去过，听了同学这么一说，就同意了。到那里以后，才见到写作组全体人员，工人理论组的工人，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两个老编辑，一位我们系的世界史老师和我们两个学员，号称是由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农兵学员组成的写作组。首先是老师和编辑给工人讲那段历史，苏联呀，匈牙利铁托呀，纳吉呀，以及中共的“九评”，然后是看书。还到市委大楼去了一趟，领导接见。然后小组开始编制目录（章回）（是史话体裁），讨论写作，查阅资料，明确主笔的工人。我们俩学员的任务就是当小工，帮老师工人翻查资料。其间还组织了几次参观活动。     在大连一个月，初稿写出，我们北师大的人就回京了，由编辑和理论组修改及后续工作。这次外出，我最开心的就是领略大连，旅顺口，老虎滩，正在施工的大连港，海边广场，建筑风格，有轨电车，乘坐当时我国最大的油轮（5万吨大庆号）试航，以及当时大连副食供应奇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粉碎“四人帮”后，听说红旗造船厂的工人理论组也受到了审查。
     还有一次上党史课，老师讲“王明的一个亲信、走狗夺了毛主席的军权，自己当了军委主席”；还讲到“伍豪事件”。他没点名，我和王意恒有点怀疑，模糊地感到好像是指周总理。下课后，我俩到图书馆去查阅书籍和当时的报纸。果然明白了他说的就是周恩来。我们感到很气愤，以后对那个老师也心里有数了。
      由于我们组有股不合拍的尽头，搞“白专”，工宣队也加以注意了，老师也是不满意，总是不太听话，又不太好说。一次在农村开门办学，一天和工宣队负责人一道走着，他似乎开玩笑地说我“你在学员中是垂帘听政的”，他话里有话，因为当时正在学员中搞“整风”。我便回道“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忙说没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
      “天安门事件”那天，工宣队守在学校大门口，禁止学员到天安门去。我本来想去看看，骑车往外走，被工宣队拦住，问我“LHY，你是不是要去广场啊？”我说不是，我是去我姨家。他又问你姨家在哪里，不要去天安门。半路我想既然出大门被工宣队看到了，就不好去广场了，就改为了逛街。果然，天安门事件后，搞起了清查。一天老师找我谈话，拿着一个天安门事件的诗词影印件，问我去没去天安门，我说没去；他说有人看见你骑车出大门了，我说我没去。他说，我们怎么看这首诗的字体和你的字体很像啊。我笑了笑说，要不要我抄写一遍，拿去鉴定一下？他说不过是问问，问问，没去就好。
      还有一件事，就是76届的学员毕业了，系里把梁凯民分配去西藏，我们感到有些故意。因为梁凯民是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梁必业同志的儿子。我哥的一个同学（也是四人帮的反对派）也和梁凯民打交道。送梁凯民走的时候，校党委书记高沂亲自乘车送梁凯民到北京站。当时，学员夹道欢送，前面是高沂的吉姆轿车，后面是一辆红旗轿车（是梁凯民的母亲），颇有些气派，谁知道是欢送还是壮行，这里面可能就暗含着斗争。因为我曾看到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好像是宣读迟群的指示，坐在主席台上的高沂阴沉着脸，好像克制着气愤，手还在抖着。那时，党委书记不掌实权，工宣队长是掌实权的。
      毛主席逝世后，政治斗争激烈起来，我和王意恒更加注意了一些动向，首先是注意报纸的信息动态。我记得当时我们议论过“按既定方针办”等头版头条的文章，这都可以看出上层有斗争，预感会有大事发生，而且是大的变革。果然，不久就逮捕了“四人帮”。那天，我们正在辅仁大学义务劳动，是拆地震造成的危墙。站在房上，就发现墙外的柳荫街解放军加强了警戒巡逻，感到发生了大事情，因为柳荫街是军委领导的驻地。
      粉碎“四人帮”后，进入了华国锋时期，主线是“抓纲治国”。这个时期，我参加了系里的编写组，是给新出版的毛选第五卷的历史词条做注释，因此没有参加毕业实习。接着，我们就快毕业了。临近毕业，在学员中发展最后一次党员。这次，我被发展了。班长告诉我，开党员会讨论发展人选时，他们（指老师）还是不同意发展你，而提名另一个他们喜欢的学员。我们说，这次必须发展LHY，如果你们不同意，另一个我们也不同意。这是学员向老师公开叫板了（农村学员也是什么都不怕的）。开完发展会，通过了我加入党组织，报校党委批准。这时，系党总支的一位负责老师找我谈话，说你的组织问题要经过毕业分配的考验。准备分配你去门头沟区。希望你第一个把决心书（即大字报）贴出去，要表示坚决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听了感到很生气，这很可能是在做文章，用毕业分配卡我的组织问题。我就不顺着你们。我等到其他同学贴出一批决心书时，才贴出自己的决心书，偏不说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句话，我说“我要像雷锋那样，像杨柳一样，党把我插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开花...”。傍晚，我看见工宣队长站在我的决心书前，仔细地看着。就这样，我同意了去门头沟区，第二天，系里通知我，你的入党问题，校党委批准了。过几天，系里的一位老师悄悄告诉我：你的组织发展问题，校党委早就批准了，他们一直压在抽屉里不告诉你。我听了，感到这些人总是那样不光明正大，搞小动作。  
     三年了，就要毕业了，同学们都有点依依难舍。那些天，傍晚经常可以看到校园里，操场上，三三两两的同学漫步惜别。一天下午，班长安宏庆约我，在操场上一边走一边聊。他说：“你这三年和大家关系都很好，在学员中是有威信的。”我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在东北兵团就是这样，算个随和人吧。”他说：“随和是随和，但是学员们也挺怕你的。”我有点莫名其妙：“怕我什么？连三岁小孩子都不怕我。”他说：“我也说不出，反正挺怕你的。”我哈哈大笑起来，我也不明白。这就是我们的话别，爷们儿之间，也就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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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大专院校的“开门办学”是必修课，到工厂到农村，名义是与三大革命实践紧密结合。邓小平曾说开门办学“进进出出像抽风”，形容得很恰当。我在北师大的三年，历经几次开门办学，共用时大约就有一年，回想起来，还真是说不上学了什么，有多大的实效。相反，占用了很多在校正经学习的光阴。
     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好像是四次开门办学吧。一次是到顺义天竺公社；一次是到长辛店的618厂；一次是到朝阳区的热电厂；一次是到昌平的黑山寨。每次开门办学大约三四个月。记忆已经零碎了。
     到顺义天竺的那次，当时那里出现了一位名噪一时的老太太，善于作革命诗歌，报纸上宣传过。我们在几个老师的带领下，到哪里每天和老乡们一起干农活，好像是麦收时节，我留有在麦场劳动的情景记忆。我们住的地方比较分散，都是分住在老乡家里。我记得我们小组住的是队部的马号，有牲口棚子。有一件事至今没忘。在村里的一天下晚，教政治经济学的顾老师（原人民大学的老师，男）问我：“LHY，你以前学过政治经济学吧？”这已经是第二次他问我这个。第一次是在学校的一次政治经济学之后，他出人意料地问我这个问题。我答道没有学过。他一脸不相信的样子，说道：“你学过，你肯定学过。”他把我弄得莫名其妙，我真没学过。那几天，我老琢磨顾老师为什么这样问，这样不相信。后来我想明白了，大概是因为我的神态表情所致。我听课不是那种埋头做笔记的人，只是记重点，然后课余自己消化温习。我认真听课是总是习惯地有些皱眉头。我在兵团自学过哲学，而政治经济学也要从社会生产讲起，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这样，不做笔记，抬着头皱着眉头听讲，并且基本的生产方式这些我也知道，就可能令顾老师“没底”，觉得我对他的讲课是一副不满意的表情。可能人家顾老师是想征求我对授课的意见。这是一种误会。现在，顾老师又这样问我，可见他始终没有放下此事。我赶紧向他解释：“我真没学过政治经济学，但是我学过艾思奇的书，因此对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些还是知道的。您也正好讲了这些，另外我不太爱做笔记....”。顾老师似乎有点明白了，连说着“噢，噢..”地将信将疑地走了。这是我对这次开门办学唯一记得比较清楚的事。
     到长辛店618厂开门办学是个冬季。这是个军工厂，造装甲车的。厂子很大，分南北两个厂区，大概有两万人。这是我第一次到长辛店这边，而且是厂区，觉得有点大企业的气派。我们每天是到车间干活，我做钳工，给毛坯零件打毛刺，就是用钢丝刷子刷，用钢锉锉，还有就是给零件打眼，知道了一些基本的常识，如冷却呀，磨钻头啊什么的。倪志福就是这个厂的。这个厂的食堂很大，好多卖饭菜的窗口，想吃什么就到那个窗口去买，有各种炒菜和各种主食。还有炖肉皮，不难吃。饭票也有工厂的特色，都是圆圆的铝片（或是白铁片），压制或印制上几元、几角、几分，和硬币差不多。比较有印象的是一次跟学员的上届留校的马老师，听我们议论北洋军阀这段历史，他一边洗脸一边慢条斯理地说：“这段历史确实很乱，有时间我给你们好好讲讲。”他在学员中没什么威信，他这假模假样的语气，惹得几个学员笑。以后也就没这回事了。
     到北京东郊热电厂开门办学那次，也是到车间劳动，参加一些车间的会议，无非就是学习报纸什么的。老师也给工人讲一些课，我们也一起听。叫做与教学结合吧。我们还出黑板报，也写点课程的收获和应时的文章。这次我的印象好像是与工厂的学习结合的紧些，与工人的接触也较多，如一起开会呀，一起学习讨论，一起劳动等。有的工人师傅还带我们到家里去玩。东郊是工厂区，有针织厂等。因此工人的宿舍也挺好，都是楼房，木地板，一排一排的，还有煤气管道。这个厂是给城里供热的，重点是给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和中南海等重要地方供暖。厂区的暖气当然就更好。我记得有次我发烧了，就到澡堂的热水池去泡，也就退烧了。老教授何兹全先生也跟我们开门办学，他还帮我修改稿子，说我的字为什么写得这么小，看着太累。何先生很平易近人，学员都很喜欢他尊敬他。他喜欢吃食堂的焦溜肥肠，一边吃还一边开玩笑说：“里面还有馅儿呢。”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还记得和工人们一起去农业社去买冬季储存的大白菜。
    到昌平黑山寨开门办学，是1976年春夏。也是最后一次开门办学。黑山寨是很穷的山村，主要是靠板栗、柿子和杏，靠天吃饭。这里是“文革”的重灾区，农民吃不饱，经常吃野菜，生产队还开介绍信，农民到城里乞讨要饭。我们学员有自己的伙房，每天开饭时，村里的孩子们就围着站在伙房外。我们给孩子一些窝头馒头，家长就把孩子驱散拽跑，也许不是觉得丢人，而是运动把农民搞怕了，怕被抓典型，怕孩子惹是非。开门办学到农村先要了解那里的情况，好“分清敌我”。我们得知全村没有地主富农分子，只有一个坏分子，“贪污了200块钱”，但也是出身贫农，这个人后来也自杀了。“文革”后听说黑山寨是北京市非正常死亡的典型案例，因为“文革”中贫下中农造反派把地主富农实行了肉体消灭，都活埋了，连孩子一起埋了，斩草除根，令人发指。那时，正在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老师还给村民讲一课。吓得农民们来问房前房后自己种的一点菜，算不算资产阶级法权。我们在这里仍然是每天和农民一起下地劳动。那时村里也还有插队知青，管我们叫大哥大姐，我对他们说“我上山下乡都回来了。”由于学员有些对老师的抵触，系里还来人开展小整风。当时社会也开始对“文革”产生了疑问，思想很活跃，暗地里是对四人帮的斗争。学员的思想波动，也是受到社会形势的影响，出现了不稳定。这次开门办学中，我们从广播听到的朱德逝世的消息。
    以上就是开门办学的基本情况，各学校大同小异。开门办学很蹩脚，完全是极“左”路线的怪胎。我们也许感到了和工农在一起的一些愉悦和自由，但是却荒了学业。试想，工农兵学员本身就是从基层生产第一线来的，甚至祖祖辈辈是农民，是工人，就是城市青年也是从产矿企业，从上山下乡回来的，还到农村体验什么，开什么门，办什么学？因为工农兵不是连续下来的课堂里的书生，不懂社会不懂实际，而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应该老老实实地在学校读书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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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然是指我们这些学员们。除了上课，学员们就是按照自己的时间安排自学。我首先要指出，无论以后的人们多么地看不起工农兵学员，都不了解，也就没有根据工农兵学员说的一无是处。我身为工农兵学员，并不是出于自身狭隘的维护，我只是想说，大部分的农村学员，是热爱学习的，学习也是刻苦的。因为，他们的基础太差了，正因为这样，他们不得不要付出比城市学员更多的努力。
     我们在学校期间，凡是不搞应时的运动，不开门办学，大家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的。在宿舍，在图书馆，或者在教室，都是学员们自觉地看书的地方。那时，我们随身挎着书包，特别是每天早饭，或者晚饭后，很多同学都是自觉地去图书馆的阅览室，看讲义或其他有关书籍。我们的宿舍，都有一张大课桌，可以五六个人围坐，这也是看书的地方。只不过宿舍看书环境不安静，互相干扰大，所以大家喜欢去图使馆阅览室看书。那里虽然人也不少，但那里是不允许大声说话的。另外，就是基础差些的学员，经常地向基础好一些的学员问这问那，也随时地问老师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老师都是不耐其烦地给予讲解和启发。
    对于农村来的学员，当然也包括城市的一些学员，学习中国历史，首先要习惯看竖排版书，看文言文，看没有标点的线装本“古书”。虽然我们也上了一些古汉语可，但实际用起来，文言基础也是很难过关的。我有一些基础，但是也要通过看史书进一步学习，离不开一些注释。而农村学员，可想而之就更费劲了，也时常出一些笑话，理解得不是原文的意思。还有就是不习惯看竖排版书，他们就用尺子比着看，看完一行，就用尺子压起来。否则一抬眼，就找不到该看哪一行了。
    由于基础差，学习也就不得法，靠死记硬背，而不掌握要领。有的学员，把各朝代的皇帝，及其年号抄写在纸上，贴在枕头边的墙上，苦苦地背诵，但是还是记不住，背得头疼。有的学员看讲义不知道何为重点，整页地用红笔画线。我曾指出过这样不行。他回答：在我看来，每行字都是重点。还有就是不会课堂做笔记，只要老师开讲，就埋头记老师说的话，生怕有记不下来的。那时，不少学员都程度不同地神经衰弱，头疼、失眠，纷纷去校医院开药吃。学员学习上的笑话，反倒说明了一种刻苦精神。经过三年，学员们基本都掌握了一些基础知识，看竖排版书，看文言文基本上都没太大问题。也熟悉了中国历史的沿革，各朝代重要阶段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事件，以及世界史的几大时期，重要的历史事件。
    历史，是一门综合的知识，工农兵学员三年只是学了一些皮毛，但是也下了不小的功夫。学员的水平不一，这种水平的差距，在那个年代是明显。因为，学习历史，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行，没有经济学基础、文学基础、哲学基础、外语基础、甚至数理化常识等等，是学不懂学不深入的。因此，这就要看每个人具备多少基础了。非常时期的学习，自有非常时期的用处。师范大学的学员，主要是到中学当老师，而那时正是十年动乱刚结束的时候，工农兵学员填补了中学教育的荒芜，成为了过渡时期的教学中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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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看世界文学名著，曾经是“文革”十年动乱中一种逆向的潮流和时尚，也是思想禁锢下的反抗。看小说，特别是看世界名著，是文学和历史的修养，也是年轻人了解社会的思想源泉。我刚到兵团时，我哥就在信中建议我多看书，包括看一些世界文学名著。只可惜，知青中小说名著寥寥无几，争相传看，当时新华书店也很难买到。
    进入北师大，得天独厚地守着一个大图书馆，我就开始了借阅这些书看。看小说诗歌，是读业务书籍的补充，是休息和充实。我好像有一种弥补缺憾的心理，把利用三年多看些外国文学名著作为了一项任务。那时，不少名著图书馆不外借，不开禁，只能借阅开放的书籍。尽管这样，也是饥不择食的借阅，也没啥计划性，只要是名人名著就看。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大小仲马、泰戈尔、陀斯维托夫斯基、雨果、孟德斯鸠、狄更斯、伏尔泰、狄德罗、歌德、普希金、莱蒙托夫、高尔基....。等等，只是一本接一本地看。我记得临毕业时，我最后一次借小说，也是因为要借的不开禁，就查小说目录，借阅了高尔基的晚年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三部曲，看完了，也就进入毕业分配了。
    大概是我知道看世界名著的必要性，连续地借阅，引起了一些同学的好奇，几次问我“你现在看什么小说呢”，连眼神儿都有点古怪。我一向不喜欢别人窥探我的心理世界，就只是敷衍地说一声看什么什么呢。心想跟你们说不明白。小说，也是揭示各种人的，可以增进对社会的了解。
    看世界名著，很是吸引人、陶醉人。他不仅是故事，而且更是历史，这对学习历史也是有着帮助的。还有就是诗歌，也对我有着影响，增添了对诗歌的喜爱。
    文学，特别著名的文学作品，对人的益处是多方面的，很难用文字语言表述清楚。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一种心灵和思想的滋润；它开阔人的视野，丰富人的思想情感；它不只是一种知识性的优雅休闲，而且是促人成熟的修养和灵魂的升华。我后来很有体会地说过：人，要具有一些文学的修养，哪怕是兴趣。可以得到生活的启迪，思想的滋润和审美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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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由于工农兵学员的学习是不正规的，所以争取多学习一些知识，就要靠自己。
      文科，是一门综合业务，触类旁通。基本的，要学马列，学历史，学文学，学哲学，学经济，甚至要学军事，其他更细的就更多了。没有较为系统的学习，没有足够的时间，是打不好基础的。掌握学习方法，也很重要。这些，我们当时不具备条件，达不到这个程度，主要是争取多看一些书，没有系统性。
      学文科，今后可能就要搞文科。当时，有一观点，就是要读《资本论》，不读，就没有资格搞文科。于是我有了这一计划，是在临近毕业的的时候。
      《资本论》共三卷。以前，只是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或其他书籍时，理解基本观点，并不是读原著。我是纯粹地通读，能边看边理解些，就理解多少，并不是研读。我觉得只要读，就会有收获，而且也是要具备“搞文科的资格”，带有点虚荣心。我喜欢看马恩列毛包括斯大林的著作，不枯燥，有文采。当然也不省力，句式表达毕竟是翻译的，不是国语。那时，真是有点“大本夹着马克思”的样子，充分利用业余和零散时间攻读《资本论》。到毕业时也没读完，就在暑假期间在家读；分配到门头沟区，也是带着它，晚上在宿舍读。终于，利用将近五六个月的时间，把《资本论》通读完了。
       《资本论》读完了一遍，到底有多大收获，也是说不清，似懂非懂，当时懂以后忘。必定不是研读，不是反复读，不是学以致用。但也有些惬意，因为读过原著的同辈人，必定不多。
        很多很多年之后，大概是在九十年代末期，我与一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聊天，不免要有一些争论。他有些轻狂，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整个就是一个大败笔。”我说：“你怎么这样认为?连西方大资本家都研读《资本论》，并推认马克思是世纪伟人。”他忽然轻蔑地大笑起来，说“就好像你看过《资本论》似的。”我有些气愤了，反问道：“你读过《资本论》吗？”他仍然边笑边说：“我没读过，难道你读过？”我说：“你没读过，有什么资格褒贬马克思《资本论》呢？我还告诉你，我还真读过，三本一气读完！”他不笑了，无语了。
        我胜利了，挺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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