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oufang：“文革”时的“幸福生活”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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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常见有人声称“文革”时期国人非常幸福，甚至还盼着“文革”重来一遍。年青一代没经历过“文革”，搞不好真被这些人蒙了。


　　我是1960年出生的，1967年秋季上小学，1977年夏季高中毕业。“文革十年”（1966-76）几乎覆盖了我整个小学和中学时期，耳闻目睹了许多“幸福生活”，回想起来历历在目，仿佛昨日：


    1966年夏，“文革”爆发后，我当时还在幼儿园。整天除了睡午觉、吃饭，就是跟着老师们“唱红”；偶尔看见有解放军直升机撒传单，有时会在大街上看见戴着“高帽”游街的“活报剧”，有时会晚饭后跟着父母一起到他们单位参加学习班。有时会突然听见一声大吼：把某某某揪上来。于是就看见一位熟悉的叔叔或者阿姨倒剪着双手，被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叔叔阿姨们推到前台。一般都是“反革命分子”之类的。有几次半夜一群人冲进我们家，把东西翻得到处都是，临走时带走了许多书和照片，后来知道还有存折和现金。当时有钱也是一种罪——当时知识分子工资稍微高一些，所谓“有钱”其实也很有限。但是那些养了一大堆孩子的工人家庭当然更穷。记得有位好友说过：他们家的存款从来没超过两百元。


　　其实那个时候孩子多或者有老人的家庭是没有什么存款。当时有所谓的“会”——就是今天“抬会”，参加“会”的人每月交几元钱，大家轮流使用这笔“非法集资”，用以救急或买“大件儿”——收音机＼自行车＼手表＼照相机。有趣的是，当时这些“大件儿”当中除了收音机之外，价格大多在一百二十元左右。收音机包括半导体和收音机，依据不同的波段定价。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国家通过买卖“大件儿”赚了老百姓不少钱。因为这些“大件儿”的生产成本只有售价的十分之一。所以国企垄断暴利并非今天才有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政府就靠卖“高级奶糖”和“高级饼干”牟利。


　　另外，多年后我们才发现“文革”前人民币的币值竟然高于美元。改革开放初期，人民币的币值也仅仅比美元低二毛五。当然，“文革”中，农民干一天活儿挣的“工分儿”只合几分钱或几毛钱。当时鸡蛋的官价是六毛四一斤，如果直接到农村去买，价钱也差不多，甚至还会贵一些。如果仅仅拿鸡蛋来说事儿，今天的鸡蛋价格真是太便宜了。所以真正的农民到现在也还是富不起来的。


   


　　1967年春，妈妈挺着大肚子、带着我逃亡上海，火车上很挤，在南京坐在火车乘轮渡过长江用了四个小时。印象很深的是，那趟车并非直达上海，似乎我们到了南京后还转过车，因为我记得有在南京街头奔走的印象。后来听说那次逃亡是因为妈妈上了造反派的“黑名单”。妈妈小时候为了躲日本鬼子也曾经从江南乘船过江逃亡苏北。


    在上海的几个月，我每天看先是梳着大辫子、后来又剪了“运动头”的表姐们跳“忠字舞”、唱“红歌”，倒也快活，全然不知妈妈的担惊受怕。有一天清晨醒来不见了妈妈，才知道她“潜”回单位发工资去了。因为妈妈是会计，再危险，工作还是要做的。又过了两三个月，妈妈在上海生了我的弟弟。


    在上海我看了第一部阿尔巴尼亚故事片《伏击战》。


    1967年秋季回到洛阳上小学。爸爸每天晚上都要把走廊的大门锁上。因为当时到处都有武斗，唯恐哪天红卫兵小将冲进来。有一次放学听邻居孩子讲我爸爸也被戴了高帽站在食堂的凳子上挨斗。我的心咯噔一下凉了。从此以后爸爸在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后来爸爸突然不见了，听说是去办学习班了。而且当时爸爸被扣发了工资，家里的存折也被没收了。我和妈妈还有刚出生不久的弟弟就靠妈妈一个人的工资生活，而且当时妈妈每个月仍然继续给外公寄30元生活费。生活之窘迫可想而知，冬天来了，我的棉衣实在小得穿不上了，妈妈就把爷爷生前的一件旧呢子外衣给我改了件“大衣”驱寒。当时盛行“打仗”、玩儿弹弓，我当时年纪小，胆子也小，自然躲之惟恐不及。看见大孩子们打仗我很害怕。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在父母单位看大人跳“忠字舞”、唱“红歌”。


    还有，看驻父母单位的解放军跟来华学习的越南人民军对唱“革命歌曲”。那时我们都会唱胡志明伯伯作词的：“越南中国，山连山，江连江；共临东海，我们友谊像朝阳。”殊不知，此歌暗藏杀机，埋下了祸患。今天两国一直在争：“南中国海”究竟是中国人的南海还是越南人的东海？


    1968年，因为大学关门并停止了高考，中学毕业生们无法及时毕业离校，只好继续读下去，小学毕业班同学无处可去，只得继续留在小学读“六年级”、“七年级”——当时小学已经改为“五年制”。结果我们这些低年级小学生的教室骤然紧张，只好轮流或者合班上课，甚至在室外上课。那时我们有两人坐的“条凳”，有段时间我和同座每天上下学不得不抬着凳子走，凳子存放在我或者同座家里。我的同座恰好也是老邻居，结果当然进一步促进了我们哥俩的友谊，至今我们常常回忆起那段“幸福”时光。更幸福的是，当时教室里烧一种砖砌的取暖炉子，学校要求每位同学上学时必须带一些煤球。记得当时家里都烧“蜂窝煤”，为此爸爸还特意用“煤堆”里的碎煤做煤球让我带到班里。


    我们当时在班里流行的“娱乐”是“挤酱油”——男男女女一起挤在角落里——现在这么做不知道会不会被开除？现在流行的网上“打酱油”。酱油啊，酱油！一种流传了千百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佐料。只是古人想不到，后人的酱油不仅能做菜，还能用来娱乐。


　　那年我在露天看了阿尔巴尼亚故事片《地下游击队》和《海岸风雷》。全国开始挖防空洞，父亲在作业时因为一位年轻人捣乱，被卷扬机的钢丝弄伤了腿，多亏他及时呼救，保住了性命。


    1969年的焦点是“九大”，林彪作为毛泽东接班人被写入党章，声望如日中天，当时我们对“林副主席”的敬仰几乎不亚于毛泽东。以至于两年后他“自我爆炸”了，我们许多人还不相信，有位同学偷偷溜进文化宫听到有关文件传达后回来“乱讲”，还指着林彪像高喊“林秃子”，同学们纷纷骂他“反动”，差点儿揍他一顿。


    1970年4月24日，中国放第一颗卫星。当时太小，只顾着高兴了，晚上全体待在学校广场看卫星“唱”着《东方红》划过天空。后来懂事了比较后怕。因为当时中苏刚刚在黑龙江的珍宝岛和新疆的伊犁干了两仗，一胜一负。中国放卫星的时候，勃列日涅夫扔原子弹灭中国的想法都有了，多亏被美国制止了。那情景倒跟眼下朝鲜放卫星有几分像。不过从此以后我多了习惯，每当看“露天电影”时，我总会是不是地仰望天空，期盼能看见一两颗人造卫星划过天空，竟然常常有所收获。只不过搞不清是哪国的卫星了。


    那个时候“样板戏”的流行达到极致，我们的语文课基本上就是读“样板戏”、唱“样板戏”。每个小组扮演一个角色，全班齐唱。每到“儿童节”，全校自然更会大唱特唱“样板戏”。那种阵势着实令人难忘，几乎每个人都扮演过其中的某个角色，那些演了诸如“小炉匠”、“刁德一”、“胡司令”等“坏蛋”的同学往往会很不幸地留下一个可能伴随他一生外号。只是我万万想不到，40多年后重庆人民居然重唱“红歌”，并且发扬光大。


　　那时电影院大量放映一些“样板戏”电影以及仅有被允许放映的几部中国老电影和许多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罗马尼亚故事片。于是不久后就开始流行诸如此类的段子：我的名字叫《阿福》，是《火车司机的儿子》，家住《鲜花盛开的村庄》，为了《打击侵略者》，在《摘苹果的时候》参加了《地下游击队》。我参加了《伏击战》《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平原作战（京剧电影）》，我《宁死不屈》，．．．．．．


    那一年，父母单位为了便于管理“牛鬼蛇神”，特意建了几排平房，将我们几十家迁了过去。为了监视这些人家，还特意搬了几户“革命家庭”掺沙子，也住到了平房。殊不知，“平房的日子”才是我最快乐的时期。毕竟玩儿起来平房肯定比楼房方便多了，邻居间的关系也密切多了。但是，病魔也悄悄向我们袭来——平房所在地过去是农田，潮湿无比；旁边还有一条小水沟，里面永远流淌着散发着恶臭的污水。多少年后我们才知道那是隔壁单位——耐火材料研究所——排放的有放射性的剧毒污水。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得了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心脏病、皮肤病，甚至癌症。


    我们家算是比较幸运的。我父亲到了晚年才发了白癜风和癫痫，母亲因为坚持锻炼，到了晚年反而很健康，我弟弟仅仅得了皮肤病，后来基本上也好了。而我本人最幸运，只是在1974年初得了急性风湿性关节炎，幸亏遇到了一个特别负责任的好大夫——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当时叫涧西医院）一位医生。她是上海人，及时地给我诊断、开药、治疗。用了大量抗生素和激素。从后来的结果看，她彻底治愈了我的病。1975年秋季我在上海华东医院割掉了扁桃体，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进过医院，再也没有打过针，也极少感冒。


    1971年秋季林彪事件后，“文革”遭遇重挫，但随后“四人帮”开始借“批林批孔”搞了许多花样，但学校的秩序渐渐恢复了，但学习已经跟不上了。我的小学后期和整个中学时期（1973年3月-1977年7月）几乎都是混日子，大多数时间都在工厂（学工）、农村（学农）和军队（学医）中度过。结果我能够开绝大多数机床、干多种农活儿，还是一名“相当合格”的护士，曾连续独自在病房值班一个月，送药＼打针＼抽血＼输液＼针灸＼拔火罐，无所不能。现在想想倒有些后怕，也很佩服那些军医的胆量——对我们这些学生真够放心的。


    1972年美国和日本领导人先后访华，使中国人对外界的看法有了一丝改变。


    从某种意义上讲，“林彪事件”标志着“文革”告一段落，中国出现改革迹象。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始反思，但“文革”中既得利益者“四人帮”仍然不甘心终结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花样不断。因此后来有了“白卷先生”张铁生、“反潮流小将”黄帅以及不愿考外语而自杀的马振扶公社中学女学生张玉勤，我们当时也蠢蠢欲动地想学从前“红卫兵大哥哥大姐姐们”的样子斗老师。之后由于邓小平的“整顿”而作罢。


    1973年我进入初中，“批林批孔”达到高潮。不久后由于发生了张铁生们的事情，使全国的学校再次陷入一片混乱，学生们跃跃欲试地想学着当年“红卫兵大哥哥大姐姐”们的样子斗老师，开始有人给老师写大字报。好在那时人心已经不像几年前那样激动，大规模的运动没能搞起来就偃旗息鼓了。


    那一年暑假我在上海和无锡度过。其中无锡部分记忆犹新。那次我是跟一位小表哥一起去的，除了跟着舅舅游太湖、吃鳝糊等保留节目之外，表哥整天跑在外面捕鱼捉蟹、抓蟋蟀，我整天待在老屋里看书，把舅舅的藏书翻了个遍。


    1974年初我开始生病，先是猩红热之后是风湿性关节炎，“平房综合症”开始显现，直至第二年秋天，我基本上都在断断续续的病假当中度过。这段时间无需上学了，可以整天整天地读小说和乱七八糟从亲朋好友那里借来的书籍。那个时候除了“红宝书”其他书多为“毒草”，偶尔公开发行几本经毛泽东“钦定”的“经典”著作背后通常也会有个“内部发行，供批判用。”之类的尾巴。


    1975年春季，我干脆请长假到上海治病。当时以为病很重危及心脏，甚至计划动心脏手术。后来经华东医院诊断发现并无大碍，只是因为扁桃体长期发炎导致身体各处不适。于是在6月份由该院耳鼻喉科主任亲自主刀割去，从此“天下无病”。之后有段时间凡是遇到同类病人我都一律劝其割除扁桃体，认为这类东西跟盲肠似的留之无用，去之亦不可惜。直至后来深入自学中医才认识到，“父精母血不可丢”，人体身上正常存在的东西轻易不可割除，留在那里自有用处。比如扁桃体实际上是个“哨兵”，警示身体健康状况；盲肠亦如。当然如果这种部位成为影响人体健康的主要“病灶”时，理当毫不留情地割除。所以具体情况还需具体对待。


    上海是我母亲和我们哥俩的出生地，也是我们的福地，遇到麻烦总会求助于上海人民。“文革”中如此，“动乱”中如此，现在还是如此。90年代末父母退休后移居上海，有弟弟照看他们。如今父亲已经去世，有空我总是第一个想到去看望母亲。


    我这个人没有地域观念，更无地域歧视，也最讨厌地域歧视。我热爱每一个我生活过、学习过、工作过的地方。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去世，尤其是“四五运动”和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文革”成了强弩之末。7月28日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把中国震得七零八落。我们被迅速组织起来到医院照看来自唐山的伤员。后来才知道当时河南接收了大地震的全部数十万伤员，所以你今天可以在任何地方骂河南人，但在唐山最好闭嘴。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宣告了“文革”的末日——尽管“两个凡是”还挺了一阵儿，但“文革”的“幸福生活”终于要结束了。


    “四人帮”倒台时，正值高二下学期，学校将各班划分为“学工班”＼“学农班”＼“学医班”。我们班学医，我被学校分到三三七二二部队卫生队学医。因为我外公是中医世家，所以我对中医一直很喜欢，小学二年级通读《医学大全》（民国38年版），初二时通读《黄帝内经素问》。“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对我而言，至少是所“护校”，为我后来自学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不是因为数理化实在太差的话，恢复高考时我肯定首选学医。悔之晚矣。


    在部队那段时间，常常看见三两个军官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什么，后来才知道是在谈“四人帮”垮台的事儿。最后中央文件终于传达到了普通干部。至今我仍然记得有一天妈妈兴奋地告诉我：““四人帮”被抓起来了。江青是叛徒。张春桥是特务。姚文元是文痞。王洪文是流氓，听说他想和某某某（一位女领导，此处不便提名字了）结婚。”最后这段显然是传达文件的单位领导演绎之后添油加醋的结果。其实当时中央文件将王洪文称之为“政治流氓”。但因为妈妈“传达”的故事经过了演绎，直至上大学后，我才弄明白“四人帮”原来并非“流氓集团”。因为有段时间，关于“四人帮”的“流氓故事“有很多版本，如“江青看电影时把脚搁在王洪文腿上”＼“王洪文喜欢女兵”等等。搞不清真假。


   那时一些“造反派”领导文化水平很低，传达文件经常“贪污”或“篡改”原意。“文革”时此类笑话很多，有点儿像我们传的“段子”。


　　在部队时，真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件事：一是我们需要每天交给部队０.４７元和一斤粮票，以便搭伙。有一次杀猪，部队厨师当即用最新鲜的猪肉煮了一个大锅“肉粥”，至今想起来仍然味美无比。二是遇到了一个动作怪异的士兵，两年后我上大学读英语专业时，才从美籍教师那里搞清楚了原来这位士兵是“同性恋”。多少年后的今天，我虽然从理智上同情同性恋，也支持某些人要求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立场；但在感情上却始终对同性恋难以接受，抵触心理很强。


    转眼到了高二下学期，我们恢复了因“马振扶事件”停顿了两年的英语课。第一句话当然是：DOWN WITH THE GANG OF FOUR（打倒四人帮）。我竟然因百十个英语单词“词汇量”的“高水平”荣任英语课代表，甚至经常帮老师批卷子。


　　数学课教的是珠算——记得好像是小学四年级学过。因此准确讲应该是复习了珠算。


    1977年7月高中（高二）毕业，毕业考试的数学卷子十分简单，考的是初一的内容。


    那一年，邓小平终于在亿万人民的期盼下复出，恢复其“三总一副”职务。同时又传出了恢复“高考”之说，大家蠢蠢欲动。我则不为所动，因为那时谁也看不清明天，像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子女还是老老实实地准备下乡插队去了。按照当时的政策，如果我不去，几年后弟弟必须去。毕竟我是哥哥，舍我其谁？


    总结起来，我们那个时候最大的“幸福”来源于不必像现在的孩子们那样辛苦地上学，做无穷无尽的作业，上各种各样的“班儿”。但是，我们这一代有几个认真上过几天学？我们这一代人的知识来源乱七八糟，知识结构不成体系。君不见，我们同龄人当中的那些“专家”、“学者”说起话来常常前言不搭后语、漏洞百出、粗话满篇、惨不忍睹。君不见，各级领导岗位上多半被持有各种“假学历”、“假文凭”的人占据着。没办法，我们这代人就是这个样子，许多人你让他们认认真真读书考张真文凭难于上青天！许多“大老板”宁愿花50万、100万读个莫名其妙的EMBA，也没法定定心心坐在正规课堂里上几天学。


    在下一代眼里，我们这些“文革”混过来的人大多数都是些没文化的“脑残”，我们的“幸福”在他们看来纯属“脑残者的幸福”。想想也是，由“脑残”们领着“唱红打黑”竟然也有人敢跟着往坑里跳。这个世界真疯狂！“脑残”掌权，误人误己。


    孩子们快快长大吧，这个国家需要你们！还是让“脑残”一代早点儿退出历史舞台吧。正如毛泽东所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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