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群：怀念曾彦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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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彦修先生是2015年3月3日去世的，今年是他的三周年。


曾彦修是四川人，生于1919年，1937年到延安参加革命。1940年代曾经教过毛岸英中文，有人戏称他是“太子太傅”。他曾经创办《南方日报》，担任过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他又是杂文界的泰斗，笔名严秀。


经邵燕祥先生介绍，1996年我曾到北京方庄寓所采访曾彦修先生两次，请他回忆人生经历。他那年77岁，目光炯炯，嗓门很大，言语铿锵，说话痛快，不犹豫，不遮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曾老的人生亮点很多。早在1951年4月镇反期间，他主持《南方日报》，收到政法部门宣布明天枪毙140多人要登报的文稿，一看罪状内容空洞，感到这样登报对香港、海外影响都不好，于是斗胆给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打电话反映情况，叶剑英连夜紧急召开会议，决定停止执行。后来虽然救下来人没有几个，毕竟做出了非同寻常的努力。


1954年曾彦修到人民出版社担任副社长兼副总编，当时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曾彦修一看大量选题是来自苏联的各类小册子，果断决定停止翻译出版。他说：莫名其妙！有的不过是什么人的硕士论文，擦屁股都不够资格。当然有些事他也无可奈何。《胡适批判》出了八大本，他和王子野签字付排，但两人都没看过。《胡风反革命材料》也是他们出的，林默涵通知，上面要看。


1957年，他在人民出版社主持“反右”，“右派”怎么也凑不够，他就把自己算在其内。他说：“不能光报人家不报自己”。领导小组表决，其他人说：先报上去再说吧。大家都不清楚反右是怎么一回事，以为批评、检查一下，就过去了。这样，曾彦修成了党内被《人民日报》点名的第一个右派。


不久，毛泽东到上海视察，接见了舒新城等文化界知名人士，谈话中提到舒新城修订《辞海》。舒新城提出，需要100个专家。毛泽东说，那么多右派，现在没有事，你们调去就是了。有了这个话，上海就提出一个调人名单，想调费孝通、陆侃如、冯沅君等学者，原单位不放，真正调到辞海编辑所的右派只有曾彦修和翻译家李毓珍等两三个人。


编辞海的工作进行到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了，上海市出版局组织四清工作队，进驻群众印刷厂，由局长任队长，让已经摘帽的曾彦修当队员，派到装订车间的四清小组。小组组长是挂名，不来上班，副组长是个老工人，人很好，但文化水平不高，组员中有两个大学生，两个三十来岁的工人。四清是清思想，清经济，清政治，清组织。工人没有什么经济问题，重心放在清查一些职工的政治历史。一般的工作组员比审查对象小一二十岁，对什么叫国民党、三青团、青红帮、杜月笙、黄金荣都不了解，讨论历史问题摸不着边，只好请曾彦修介入。曾彦修延安时期就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宣传部任职，建国以后还担任过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等领导职务，其政治经验和文化修养，与其他工作组员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当时又没有在车间公开他的摘帽右派身份，所以他不但参加了对一般职工的审查，也参加了对几个党员的审查。这个车间职工约200人，政治审查对象有30个之多。


60来岁的李某，公私合营前是一个装订作坊的小老板，雇过十几个工人。他被怀疑解放前是国民党特务，资助过国民党浦东游击队。曾彦修提出，审查别人的问题，最怕始终不见面，背对背乱猜，最好直接谈话。他和李某夫妻分别谈了话，李某妻子提到1948年国民党大逮捕，三个中共地下党员躲到她家楼上，藏了两三个星期。她买菜都不敢让人看见，倒马桶都要躲到晚上，不然邻居会发现家里有了外人。她说了这三个人的名字。曾彦修觉得这种事不大可能编造出来，于是建议工作组派人去市总工会查问。一问果然有这三个人，一个现任某厂党委书记，一个是某区工会副主席，一个是市工会的中层干部。找到他们当面调查，证明李某不是反动资本家，而是一个冒着风险帮助过共产党的进步资本家。国民党浦东游击队更是子虚乌有。他只是寄钱给做生意有困难的朋友。


年近60岁的朱某，戴着“汉奸反革命”的帽子。曾彦修看了档案，找他谈，他说自己原来是江阴县的农民，抗战时共产党让他当“两面村长”，白天应付伪政府，晚上走几里路到根据地汇报情况。敌人要献铜献铁，经党组织同意，他把差的交给了敌人，好的都运到了根据地。曾彦修感到这样的细节是真实的，要想编造肯定漏洞百出。于是派人到他的家乡调查，果然他是共产党指派的应付敌人的村长。给他戴“汉奸反革命”帽子的是上海某区公安局，工作组与区公安局沟通以后，区公安局承认弄错了，说，你们来了这么大个工作队，调查出来比我们容易说话，如果我们说，动不动就说我们右倾、投降。


工人胡某，被怀疑是特务分子，有历史问题。但他自称是新四军，过去是党员。曾彦修找他谈话，他说自己1944年被抓壮丁，当了伪军，后被新四军解放，在新四军入了党，当了某师长的警卫员。打仗到过信阳，到过渤海，后来到了江阴要塞，请假回上海，再未归队。怎么找这个师长证明，工作组其他成员觉得无从下手，曾彦修说，当时的师长，现在中央军委、国防部都有名字，写一个情况，通过市委组织部，请市委办公厅转国防部办公厅就行了。信发出后，不到两个星期，收到来信，说那个师长现在是海南岛某舰队司令。这个司令也回了信，证明情况属实。说他派人回上海两次，找这个警卫员，没找到。现在联系上了，很开心。


诸如此类的情况，还有很多。最后，曾彦修为这30个审查对象一一写了结论，结果是，按当时的标准，也没有一个是真正的“阶级敌人”。在毛泽东时代，一个摘帽右派为几十人洗冤，我还没听说有第二例。


到了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时代，曾彦修的态度就更鲜明了。有一位调到人民出版社时间不长的新四军老干部，在原单位被开除过三次党籍，有人说，给他平反不太容易。曾彦修说：容易得很！这说明三次开除都是错误的。如果第一次开除是正确的，何必开除第二次？第二次已经够荒唐了竟又来了第三次，把开除党籍当儿戏？应该无条件推翻它！


曾彦修自己改正的过程也很有意思。1978年夏天，于光远给他写信，让他申请重新入党。当时胡乔木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想启用李慎之，也让温济泽动员李申请重新入党。李慎之听后，立刻去找曾彦修，他们俩人在烈日下谈了两三个钟头。商量的结果是，宁愿不要党票，也不能写这个申请，否则会后悔一辈子。形势变化很快，不久中央发了55号文件，99%以上的右派获得改正，曾彦修、李慎之也恢复党籍，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曾彦修了解中共内情很多。1947年他和康生一起下乡土改，亲耳听康生详细讲述了1936年中央让一批狱中党员写声明出狱的决策过程。康生还说，刘格平死脑筋，就是不出来，比别人多坐了几年监狱。曾彦修为此写了证明材料，由于光远交给胡耀邦，为“61个叛徒案”平反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还为恢复张闻天的党史地位，为潘汉年的平反，做出了努力。


1979年，曾彦修重新执掌人民出版社，1980年代初，他开列出二次大战后各国重要的学术著作目录五千种，准备组织全国力量编辑出版。胡乔木最初颇为支持。不久赶上中央决定清除精神污染，胡乔木要追究出版社的责任，曾彦修向中纪委写出几万言的长信，拿出胡乔木当时支持这个计划的原始证据。此事不了了之，曾彦修也退出了一线。90岁时他写了一首自寿诗：“碌碌庸庸度此生，八千里路月和云。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他说，反思一辈子，没害过人，这是一个最大的愉快，很大的幸福。“我这辈子没有贡献，但是没害过人。我死了，不管马克思、阎王爷责问我都不怕。”


我把曾彦修自述整理成文，由他审定后，《百年潮》要发，事到临头，曾老踌躇起来。他给我来电话说，千万不要发，接着给我寄来1000元，说让你辛苦写了那么多，费时费力，不能发表，聊补歉意，用作买书吧。钱我当然不能要，又寄还给他。1999年我在青岛出版社出版自己的文集《凝望夕阳》，还是收进了这篇文章，寄给曾老指正，他也没有异议。


曾彦修是鼎鼎大名的出版家。自己晚年却出书不易。为反思苏联悲剧，他用功25年，写成《天堂往事略》和《天堂的神话是怎样破灭》两书，人民出版社不便正式出版，又不能不给老领导面子，只好给他印出来，但没有书号，让他赠送朋友。曾彦修晚年还完成了一本回忆录，名为《微觉此生未整人》，在他去世前一年，三联书店选取其中土改记异、打虎记零、镇反记慎、 肃反记无、四清记实、反右记幸六个片段，以《平生六记》为书名，出了一本不足十万字的小书。不料读者好评如潮，也让曾老晚年得到一点安慰。


曾彦修晚年还与李锐、何方一起出任《炎黄春秋》顾问。2015年2月下旬，《炎黄春秋》召开社委会向顾问汇报情况，请曾彦修参加。他兴致勃勃地准备与会，不料当晚便感冒住院，再没有出来。


好在何方先生在夫人宋以敏的协助下，把曾彦修和他的通信整理成《曾彦修同志跟我谈史》，并在《炎黄春秋》发表了一部分，使得有心的读者，有机会了解曾老晚年思考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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